一百年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砲火之中，一本署名為「尤尼烏斯」的匿名小冊子在蘇黎世出版，並迅速在國際工人運動中流傳。事實上，這本小冊子是羅莎·盧森堡在德國監獄的牢房中寫成的。她在其中寫道：

「資產階級社會面臨著一種兩難處境：不是向社會主義過渡，就是向野蠻狀態倒退。」

她將這一大膽的預言歸功於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並在日後成為馬克思主義運動中最廣為人知的口號之一：「社會主義還是野蠻主義」。

[我們在此刊登《捍衛馬克思主義》雜誌第52期社論──該雜誌是革命共產國際的季刊理論期刊。中文版在此下載 ]

直到今天，這句話依然強而有力。它們精準地概括了我們所處的時代：一個處於高度腐朽狀態的社會制度；腐朽的統治階級無法解決人類社會的問題；以及被壓迫者為擺脫舊秩序而展開的生死鬥爭。在這場鬥爭中，工人階級要麼取得勝利，要麼就面臨毀滅。

這殘酷現實在眼下的蘇丹得到如此鮮明的體現，本期《捍衛馬克思主義》正是圍繞著這個現實。

興起與衰退

與曾經流行的自由主義觀念相反，歷史並不是沿著人類進步的大道不斷、平穩地向上攀升。歷史既有上升的曲線，也有下降的曲線；既有偉大的飛躍，也有劇烈的崩塌。

當你走訪宏偉卻荒涼的瑪雅古城遺址，或站在為劃定羅馬帝國邊界而修建的哈德良長城殘蹟之上時，你就能一窺歷史的一條偉大的辯證法則：“凡是存在的，都是應當滅亡的。”

然而，僅僅觀察到文明曾經興起又衰落這一事實還遠遠不夠；關鍵在於理解其中的原因。數百年來，歷史學家和哲學家一直在為這個問題感到困惑。事實上，英國廣播公司最近也推出了一部名為《文明：興起與衰落》的系列節目，正是圍繞這一主題，討論了羅馬帝國、托勒密王朝的埃及、阿茲特克帝國以及日本德川幕府的崩潰。

暫且不論該系列節目的內容如何（對此還是不說為妙），最引人注目的是，它毫不掩飾地承認了與當今世界的相似之處。例如，《衛報》的一篇評論標題就是：「這個電視節目會讓你對我們正在走下坡的社會感到絕望」。

文明的衰落與崩潰，往往被簡單地歸結為糟糕的領導，例如無能或瘋狂的皇帝，或者歸因於自然災害、瘟疫等外部因素。這些因素固然起到一定作用，但一個完整文明的不可逆衰落，不可能只用個別人物的錯誤來解釋。這樣的解釋反而提出了另一個問題：「為什麼他們的領導者會一再犯錯？」——這正是今天許多人對我們自己統治者提出的問題。

卡爾·馬克思發現了最終決定文明興衰的根本過程，並在他於1859年發表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用寥寥數筆卻極其精闢地加以闡述。這本著作出版的同一年，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問世。

運用科學的方法，馬克思指出：每一種社會形態都建立在一定的物質基礎上。這不僅包括自然環境條件，更包括人與人之間的一整套特定關係，人們正是透過這些關係，在既有技術水平的基礎上生產生活必需品。

在一定時期內，這些生產關係以及建立在這一物質基礎之上的整個社會、政治和意識形態秩序的擴展，會大大加速生產資料、科學和技術的發展，簡言之，也就是所謂的「生產力」的發展。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它們又反過來鞏固這正在上升的社會秩序，使之勢不可擋地掃除一切阻礙。

歷史充滿了這種現象的例子：新石器時代農業的傳播；青銅時代國家和階級社會的出現；古代歐洲和地中海地區奴隸制度的興起；封建制度鞏固之後出現的「中世紀繁榮」；當然，還有現代工業資本主義不可阻擋的崛起。這絕非窮盡所有例證。

但是，一切事物最終都會轉化為自己的對立面。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那樣，在既有秩序下發展的生產力，最終會變得過於強大、過於廣泛，以至於突破既有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的狹隘界限。

在這樣的時期，維持舊有關係本身，就越來越成為進一步發展的沉重枷鎖。同時，即便仍存在一定程度的經濟發展，它也不再鞏固現存秩序，反而對其起到破壞作用，製造出危機、戰爭和革命。

羅馬的奴隸制經濟走向衰敗，而正是在這衰敗過程中，封建主義最終得以產生。同樣，封建主義在歐洲繁榮了數百年，隨後也進入了自身的衰落時期，在這一過程中，資本主義的基礎逐漸形成。因此，每一種社會制度的興起之中，都包含著其最終衰敗的種子，而每一次衰落之中，也都孕育著未來進步的萌芽，即使這種進步在當下看來還極為遙遠。

帝國主義

那麼，資本主義又如何呢？鑑於過去一個世紀中世界經濟規模成倍增長，我們究竟該在什麼意義上談論當今資本主義制度的衰落？答案就在帝國主義的本質之中。這一本質已由列寧在其著作《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作了系統闡述，而該書成書之年，正與盧森堡發表其小冊子的時間相同。

帝國主義並不僅僅像通常理解的那樣，是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的統治；它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在這一階段中，資本主義關係已經開始轉化為自身的對立面。

資本主義企業之間所謂的「自由競爭」，已經被一小撮同國家機器不可分割地結合在一起的巨大銀行和壟斷集團對市場的統治所取代。這點既適用於例如中國這樣公開承認國家角色的國家，也同樣適用於自詡為「自由企業」典範的美國。

壟斷組織內部計畫性的成長，並沒有消除市場的無政府狀態，反而使其更加尖銳，導致危機不斷加深。同時，市場的「創造性破壞」「看不見的手」等概念，在現實中已經被「大而不能倒」的企業所取代。這些企業透過國家救助、補貼和利潤豐厚的政府合約得以維繫，而這一切都建立在令人震驚的公共債務水平之上。

因此，資產階級本身已經完全變成了寄生蟲。即便仍然存在某種發展，它主要依賴國家，並且不是由資本家完成的，而是由一支龐大的僱傭勞動者隊伍完成的。這樣的發展非但沒有鞏固統治階級，反而使其愈發多餘。

這一點在歐洲那些老牌帝國主義國家身上表現得最為清楚。在那裡，統治階級導致了過去數十年的經濟停滯、去工業化以及基礎設施的全面破敗。但資本主義腐朽的跡像在世界各地都清晰可見，其中特別突出的，便是難以言喻的極端不平等。

事實上，歷史上從未出現過一個如此寄生、如此脫離現實、如此成熟到可以被推翻的統治階級。

這種狀況自然反映在統治階級在思想、道德、甚至心理層面的蛻化。銀行家兼性販運者傑弗裡·愛潑斯坦正是這一切的集中體現。他那骯髒的「客戶」網絡，涵蓋了西方世界中相當一部分最富有、最有權勢的家族。而這還僅僅只是冰山一角。

帝國主義對世界的統治，也帶來了前所未有規模的戰爭與種族滅絕這一禍害。從這個意義上說，人類迄今所達到的最高文明水平，必然會孕育出它的對立面：野蠻狀態。

這貫穿整個現代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歷史。在帝國主義時代的開端，1884年的柏林會議確立了臭名昭著的「無主地」原則（terra nullius），在這一原則之下，為了給歐洲帝國主義列強騰出土地，國家被摧毀，人口被消滅。

在壟斷資本對資源、市場和投資領域永無止境的貪欲驅動下，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為瓜分世界而展開的無休止​​鬥爭，最終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烈屠殺，兩次戰爭合計奪走了一億多人的生命。

甚至在所謂「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的黃金時代，世界仍然目睹了美帝國主義對越南人民發動的滅絕性戰爭，其野蠻行徑被一名美國將軍用一句話概括：“我們要把他們炸回石器時代。”

今天，由帝國主義培育並擴散的野蠻狀態的例子比比皆是。在加薩、達爾富爾以及剛果東部人民所遭受的恐怖中，我們清楚地看到了盧森堡警告的深刻真理：

「帝國主義的勝利會導致文明的毀滅。」

而如果任由資本主義繼續摧毀環境，那麼這個判斷甚至可能在最徹底、最字面意義上得到驗證。

階級鬥爭

當今資本主義危機所製造的恐怖，使得許多人已經徹底喪失了對世界仍可被理性理解的信念。這反過來又推動了宗教和陰謀論興趣的上升。甚至有人談論世界末日，無論是由於某種失控的人工智慧、核戰，還是其他各種原因。

這種末世恐懼並不新鮮；在十四、十五世紀封建制度衰退的晚期，它同樣十分普遍。但那並不是世界的終結，而只是過時社會秩序的死亡。

在這樣的歷史時期，進步意味著從正在沉沒的製度廢墟中逃離出來，並建立一種新的秩序——一種建立在根本不同社會關係之上的新秩序。

對舊的、已經失去生命力的社會關係的清除，以及對人類生產力的解放，正是社會革命的本質。但革命並不是由生產力本身發動的，也不是由抽象的「人類」或「歷史」來完成的。革命是由現實存在的人來完成的，而這些人是分屬於具有對立利益的不同階級的。

馬克思指出，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任何一種社會制度在其繁榮發展過程中，都會孕育出推翻自身所必需的物質力量，其中也包括能夠將新的社會秩序變成現實的新階級。在封建制度下，這個角色由資產階級承擔；而在今天，承載著人類希望的則是工人階級。

這並非某種信仰問題。工人階級生產了世界上幾乎全部的財富。在歷史上無數次，工人都證明了自己完全有能力接管生產，並在沒有老闆和地主這一多餘成本的情況下，將生產組織得更有效率。

此外，自從工人階級登上歷史舞台以來，其階級地位的內在邏輯就不斷將其推向反對統治階級和既定秩序的鬥爭之中，使其站在每一次爭取解放與進步運動的最前列。

因此，「社會主義或野蠻主義」意味著：只有工人階級奪取政權，才能戰勝帝國主義，並最終推翻正在腐朽中的資本主義秩序。但同時，也必須清醒地體認到，統治階級為了扼殺舊社會內部新社會的萌芽，將不惜一切代價，甚至不惜危及自身文明的根基。

1871年巴黎工人遭到屠殺時，殺戮之殘酷達到了這樣的程度：就連一向體面的資產階級報刊都懇請當局停止屠殺，因為屍體散發出的惡臭已經令人難以忍受。 20世紀，歐洲資產階級寧願在歐洲釋放法西斯這隻怪物，以消滅工人運動，也不願冒自身被推翻的風險。

同樣，在近些年，蘇丹統治階級也毫不猶豫地將快速支援部隊作為進攻革命運動的看門惡犬。多年來，這支反動的準軍事力量不僅受到蘇丹國家的培植和資助，也得到了多國外國勢力的支持。結果，就是整個國家的毀滅。

蘇丹的命運應當成為一個警告：任何止步於未能徹底推翻資產階級及其國家機器的革命，都是在為災難做準備。

政黨

人們或許會合理地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如果工人階級真的有能力推翻資本主義，並帶領社會走出腐朽的資本主義秩序，那麼這個目標為何至今尚未實現？

當然，帝國主義得以延續，絕非因為工人在走上革命道路時缺乏勇氣或決心。在過去一百年中，幾乎世界上的每一個國家都曾被鼓舞人心的群眾運動所震撼，這些運動直截了當地提出了政權問題。

然而，絕大多數這樣的運動並未導致資本主義的覆滅。過去一個世紀的經驗已經無可辯駁地證明：群眾的力量和英雄主義精神，儘管對任何革命來說都是絕對必要的，但僅憑這些本身還遠遠不夠。

革命也需要組織，更重要的是，需要一種能夠正視歷史所提出的巨大任務，並將鬥爭引向勝利結局的領導力量。正是這一決定性因素，在如此多的情況下悲劇性地缺失了。

這並不僅僅是偶然事故或個別錯誤所造成的。當群眾投入鬥爭時，他們自然會先轉向那些廣為人知的人物或組織，或那些看似阻力最小的道路。但這些力量往往沉湎於過去，或對現實局勢完全不知所措。

工人和青年透過自身對事件的親身經歷，逐步吸取來之不易的教訓，並開始得出革命性的結論。但如果不存在一個能夠表達並集中這些結論的替代性領導力量，這種領導就不可能在關鍵時刻即興產生。結果便是，運動會像在蘇丹一樣，走入死胡同。

革命政黨的關鍵任務，在於能夠與群眾正在形成的意識相連接，並在反革命力量得以安撫或鎮壓運動之前，及時贏得運動的領導權。

這絕非易事，因此，這樣一個政黨必須在革命的火山爆發之前就已經建立起來。列寧在回應盧森堡的《尤尼烏斯小冊子》時，清醒地認識到了建立這種組織的緊迫性，他寫道：

「德國整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派的最大缺點，就是缺少一個團結一致的、不斷貫徹自己的路線並根據新的任務教育群眾……」

這些話在1918年的德國革命中具有沉重的現實意義。盧森堡和其他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在1918年12月創建德國共產黨時，開始了建立革命領導的關鍵鬥爭。但那時革命已經爆發，而不到一個月後，盧森堡和卡爾·李卜克內西遭到殘酷殺害，革命力量因此遭受了沉重打擊。

德國革命的悲劇一次又一次地重演。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席捲歐洲的鼓舞人心的革命浪潮，本有可能從根本上改變歷史進程，但它被其自身的領導有意識地阻擋，並被引導進所謂「安全」的軌道。

甚至在作為全球最強大帝國主義國家的美國，如果在20世紀60年代那段動盪歲月中建立起一個有規模的革命共產黨，資本主義都有可能被推翻。

2019年至2021年間，蘇丹的工人和青年曾經觸手可及地掌握著政權。他們之所以未能奪取權力，完全是由於其領導階層的責任。這些領導人不斷壓制運動，將其限制在漸進、和平的民主過渡框架之內——而這種過渡，從蘇丹資本主義的本質來看，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人們不禁會回想起20世紀30年代的西班牙內戰。西班牙群眾多次擁有奪取政權的機會，卻被他們的政黨以「秩序」為名加以束縛。結果是難以想像的恐怖，這一點在今天的蘇丹再次得到了印證。

因此，「社會主義還是野蠻主義」這一歷史性兩難，最終歸結為一個現實而具體的政治問題：革命政黨的問題。

刻不容緩

野蠻主義並非只是未來的可能性，它正在現實中蔓延。但這絕不是放棄希望的理由。

回到馬克思那句深刻的論點——「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一個世界性的工人階級革命政黨的潛力無所不在，事實上，從未像今天這樣巨大。

從全球範圍來看，工人階級從未如此強大；同時，在世界大多數地區，統治階級正處於數十年來最虛弱的狀態，而整整一代人正在「Z世代革命」的旗幟下被激進化。

世界各國的工人階級和被壓迫群眾絕不會不經鬥爭就任由統治階級把我們拖入地獄。這場鬥爭的規模和激烈程度，將使過去的革命都黯然失色。

當今馬克思主義者的任務，是組織起來；是接觸工人和青年中最先進的階層；是建設由成千上萬名經受鍛煉的共產主義革命者組成的政黨，使之能夠在即將到來的驚天動地的鬥爭中與群眾的鬥爭相結合；並最終引領​​工人階級奪取政權。

如果歷史教會了我們什麼，那就是：這任務既不輕鬆，也不平坦。但世上再沒有比這更偉大的事業了。

蘇丹已經向我們展示了利害關係所在。讓我們清醒地認識到迫在眉睫的挑戰，以加倍的決心，粉碎前進道路上的一切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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