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就其本性，是政治/城邦的动物」——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一、杨舒雅的发言与论战

日前以《华康少女体内分子》知名的饶舌歌手杨舒雅于大港开唱的表演中说道「音乐是政治、身体是政治、女人是政治、身份也是政治」，引发不同意见者互相论战。

事实上在本次风波以前，今年初杨舒雅亦针对「饶舌圈的厌女风气」发言与出歌diss，掀起一场论战。杨舒雅过往的作品里常见其对于议题的看法，可以理解对她而言音乐与议题是根本无法分开的。

二、亥伯龙的diss

来自厂牌「中部管辖区」的饶舌歌手亥伯龙在新歌里点名diss杨舒雅，认为杨舒雅拿音乐来当政治的工具，强调音乐应该有其自身的主体性去选择要不要跟政治挂钩，反对音乐是政治的说法。

借此我们发现，事实上杨舒雅跟亥伯龙所说的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两人对于「政治」的边界在哪里有完全不同的想像。在政治学界，关于如何定义政治亦是数个世纪以来的重大理论争议。

三、理论的政治与人

从古希腊时期，哲学家就开始试图界定什么是政治。柏拉图认为政治是关于如何实现正义，亚里士多德则说「人是政治的动物」，这句话强调的是人与城邦之间的关系，论述人与城邦之间互相需要以及个体与集体的互相作用。因此，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政治牵涉的是「人的公共（城邦）参与」以及「公共（城邦）作用在人身上」。

在二十世纪，政治逐渐被切分成一个有其自身意涵的领域，各不同学派的学者试图提出一个能够尽量界定政治的定义。大卫•伊斯顿的定义「政治是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是目前最被广泛接受的定义，杨舒雅的发言大致上更贴近这个立场，据此察觉每个有社会价值分配的场域（音乐、身体、性别、身份）；学者格拉齐亚则提出「围绕在政府决策中心所发生的事件，就是政治」，亥伯龙的想像可能更贴近于这个立场，所以对他而言，音乐与政治是存在可见距离的。

无论我们采取哪一种定义，政治本身都牵涉几件事：「公共」、「社会」、「权力运作」。在现代国家里，人难以回避他的社会生活，而凡有社会关系，就必有对应的权力关系。这也正是政治定义麻烦的来源：因为政治渗透在每个角落，即使我们采取政治是指政府决策中心周围事件的定义，它产生的效果仍然会影响社会的走向并影响个人。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生活即政治」在理论上是成立的，因为即使是最日常的生活都在建立社会关系，也都牵涉权力运作。但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普遍的大众对于政治会有范围较限缩的想像，且某程度上有一些厌弃的情绪呢？

要处理这个矛盾，我们必须突显人与社会互动的中间环节——「阶级」。

四、政治的割裂、失能与抵抗

我们身处的社会是一个割裂的社会，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起点开始，其理论基础即是将人视为纯粹的个体，人的社会特性就此被隐藏，他在这个社会中的位置也一并被掩盖了。

因此，政治的影响虽然深入各个角落，但当人接触到它，人们会更倾向把问题割裂开来，当作个别的问题来处理，只见现象不见本质。然而当一个人再也无法忍受而起身进行政治参与，却会突然间发现他的政治参与强烈被他的阶级位置所决定。

在资本主义社会下，政治被窄化到选举的场域里。而选举又是被各大政党、政商关系所决定的，一般的劳工除了选票以外没有任何政治上的能动性，因而在社会上占绝对多数的劳工，在政治上却是失能的，既然是失能的，距离感与冷漠也就是必然的结论。

倘若要抵抗这样的失能，只有将人的社会性质还原出来，人是社会的，而且在社会之中是阶级的，政治正是在这个架构上影响个人。就此，将零散的个人凝聚成有组织的阶级，才是在政治上重新夺回权力的途径。这一过程中，劳工阶级的能力会在拉扯权力时出现，进而解决政治上的失能。

生活即是政治，且阶级决定生活。

五、马克思主义者如何看待文艺与政治？

不同于史达林主义政权内部看得到的对文艺极端控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以降都主张文艺创作者都需要有完全的创作自由。一方面，文艺创作在推动社会进步和转变始终有不可磨灭的地位，另一方面，我们所倡导的社会也是一个让所有创作能够脱离与金钱限制枷锁的社会。

但同时，我们也认识到文艺创作者毕竟也是生活在阶级政治社会内的产物，不管他们主观是否想要远离讨论政治，任何人的创作也不可避免地某正程度上展现某种现实，就是我们政治性的现实。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火花》网站内的「文艺栏」内有众多长篇评论。读者可以尽情探索。不过如果要见解概括我们的观点，那托洛茨基在与法国超现实主义艺术宗师安德烈·布烈东合写的《宣言：创造自由而革命的文艺！》就是最佳示范：

「艺术论题的自由选择，以及消除对其探索的范围的限制——以艺术家为职业的人，有权去宣布这是他们的不可侵害的权利。艺术创作的领域——想像力必须摆脱任何限制，必须不被任何借口去让它被扣以枷锁。对于那些——无论是在今天还是明天——劝告我们去容忍艺术从属于我们认为是基本上与艺术的本质不能并存的纪律的人，我们给予一个坦白的拒绝，而我们站在艺术的完全自由的立场上，提出我们经过深思熟虑的回答…

现在必须清楚，在保卫思想自由的时候，我们并不企图鼓吹政治冷漠；我们从不希望恢复一种一般上只能为反动的极不纯洁的目的而服务的所谓纯艺术。不，我们对艺术的角色的观念，其高度令我们不能拒绝让艺术对社会的命运产生一些影响。我们相信在我们时代里，艺术的最高任务是积极而自觉地参与革命的准备工作。但除非艺术家主观地吸收了革命的社会内容、除非他每一条神经都感受到革命的意义和实质，并且自由地寻求在其艺术中赋予其自身内在世界的体现，否则艺术是不能为争取自由的斗争而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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