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托洛茨基與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

「雖然托洛茨基在1917十月起義的表決上支持列寧而反對了季諾維耶夫和加米涅夫，他卻在1918年在與德國簽訂停戰條約的問題上與列寧形成了強烈對峙。他在這個決策上的表現同時展出了他的優點和缺點。」（《我思》，P.17）

這是約翰斯通文章中唯一提到有關列寧和「老布爾什維克」們在1917年的鬥爭。而他對這點的輕描淡寫也表現出了他的論述格局。托洛茨基當然「意外地」與列寧在發動十月革命這件「小事」上持同樣的立場，並對立與加米涅夫、斯大林、以及季諾維耶夫。但是在其他「基礎的問題上」，他當然又與「正確路線」作對。

蒙迪·約翰斯通在這裡試著重新使用他在討論「不斷革命論」時候所用的技倆。在那篇內，他巧妙的「遺忘了」孟什維克當時的主張，並誇大了所有列寧和托洛茨基之間 的分歧。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Treaty of Brest-Litovsk）問題上，約翰斯通又一次的將整個情勢化為兩個對立的立場：列寧支持馬上接受德國條件的主張，以及約翰斯通所形容的托洛茨基「不和不武」的立場。但是蒙迪·約翰斯通清楚地知道，在這個議題上並不是只有兩個主張，而是三個：除了列寧和托洛茨基的立場之外，還有布哈林的立場。他不但要求拒絕接受德國的條款，還要求對德國發動革命戰爭。約翰斯通也忘記提到一件小細節：布哈林的主張在和談還在進行時是受到黨內大部分人支持的。

當時的布爾什維克黨對戰爭的態度是什麼呢？列寧在1915年思考布爾什維克在俄國執政可能性時，在他的刊物《社會民主者》內發表了一篇題為「幾個要點」的文章：

「在目前這場戰爭中，如果革命使無產階級政黨掌握了政權，那它要做些什麼呢？我們的回答是：我們要向各交戰國建議媾和，條件是解放殖民地和所有從屬的、受壓迫 的、沒有充分權利的民族。無論是德國還是英國和法國，只要它們的現政府還在執政，都不會接受這個條件。那時我們就應當准備和進行革命戰爭，就是說，不僅要采取最堅決的措施來徹底實現我們的整個最低綱領，還要有步驟地推動現在受大俄羅斯人壓迫的一切民族、亞洲的一切殖民地和附屬國（印度、中國、波斯等）舉行起義，而且，首先要推動歐洲的社會主義無產階級，使他們違反本國社會沙文主義者的意志，舉行起義來反對本國政府。」 [1]

這正是列寧在俄國革命前設想的一個大膽的革命戰略。即使當今各國共產黨將自己膛目結舌和平主義強加在十月革命的領袖頭上，但列寧的戰略明顯和他們大不相同，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們在1917年前主張發動革命戰役：一場以革命來對抗帝國主義的戰爭，並透過聯合紅軍的武裝起義、歐洲的勞動階級、以及全世界各國受壓迫的人民來實現。

在十月之前的煽動和准備期間，布爾什維克黨重復的強調了他們主張「不喪權辱國的停戰」，他們會向帝國主義勢力們提出停戰協議，但是如果帝國主義一方不接受，他們將會發動對抗帝國主義勢力的革命戰役。因此，列寧之後於1917年九月寫道：

「如果任何一個交戰國連停戰都不同意（這種可能性很小），那麼，從我們這方面來說，戰爭就成為真正被迫進行的戰爭，成為真正的正義戰爭和防御戰爭。單是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對這一點的認識，就會使俄國在軍事方面強大好多倍，特別是在同掠奪人民的資本家完全決裂以後；更不用說，到那時候我們方面進行的戰爭將不是口頭上而是實際上成為同一切國家被壓迫階級聯合起來、同全世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進行的戰爭了。」[2]

革命戰爭這個想法已經被黨無異議的接受為基本策略。因此，當加米涅夫和季諾維耶夫刊登了他們反對十月革命的公開信時，他們主要論點之一便是提到了革命戰爭的可能性，以用來嚇唬工人們：

「大部分的士兵們支持我們，並不是因為我們要求繼續戰爭，而是因為我們提出了要求和平的口號…如果我們奪權以後，世界情勢強迫我們發動革命戰爭，那士兵們將不再支持我們。」

這個論點是對於幾個月後簽訂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很好的辯護。但是這並不證明了加米涅夫和季諾維耶夫的歷史遠見，只是展現了他們的膽小和機會主義的擺 動。他們對於簽訂條約的支持只不過是他們反對十月革命的附屬品：兩者是不能分開計的。對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來說：不只是論點本身，提出論點的人和提出的原因，都是很重要的問題。

那布爾什維克對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又是持著什麼樣的態度呢？他們從沙皇政權接受過來的軍隊幾乎是一盤散沙；不少軍團自行的解散；紀律松散；軍官們紛紛投靠反動勢力。布爾什維克們的政策是在這樣的實質情況下，而不是理論性思考下，來被決定的。將任何對此的黨內歧見描述為比在策略上意見不同更嚴重的問題， 是完全悖離事實的。在其他的情況下，比如如果他們有時間組建紅軍，那這個問題當然會被以截然不同的方式來討論，如我們在1920年的波蘭戰爭所見。

將談判拖得越長越好，是當時布爾什維克們第一個實行的政策，並寄望於西方的革命運動能夠幫助他們解決他們所面對的處境。這個被今天「務實的」庸人們形容為「托洛茨基主義」的思路在眾多的場合中不知被托洛茨基，也在其他布爾什維克領袖的發言之中展現出來，包括如列寧和加米涅夫。而加米涅夫更隨後支持了列寧提出簽訂和平協議的主張，並對於在布列斯特的宣傳上評論道：「我們的訊息會跳躍過德國將領們的頭上傳達到德國人民的耳中，我們的言辭將會奪走德國將領們用來欺騙德國人民的武器。」後來事件的發展不同於加米涅夫的預期，但是當時的他正代表著全黨上下都持有的意見。

在合約談判中進行宣傳活動的成功必須要歸功於托洛茨基。他將這個平台轉變成一個向歐洲被戰爭壓制的勞苦大眾們解釋革命理念的機會。托洛茨基當時的演說也被列寧在世時的共產國際彙整並用多國語言發表。只是列寧在1924年去世後，這些資料被斯大林派系所掩蓋。

在西方的革命被延遲，而俄國革命武裝力量仍然薄弱的情況下，黨內領導人們之間開始發生意見不同，而列寧的意見則居於少數。這個期間首次在1918年1月21 日，也就是布列斯特談判壓力達到最高點上，浮上台面。為了防止德國在布爾什維克回絕和平條約下發動攻擊，列寧主張就算要接受德國災難性的要求下也要立即簽訂條約。托洛茨基同意在當時的情勢下繼續戰爭是不可能的，但是也認為布爾什維克們應該停止談判，並只有在德國再次發動攻擊的情況下才妥協。布哈林則繼續要求對德國發動革命戰爭。

斯大林主義者將當時的情況刻畫成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們被一個毫無紀律的極左托洛茨基挑戰的局面。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列寧和托洛茨基在當時在這個問題上屬於少數的「溫和派」。而領袖們之間的格局更顯現在廣大黨員之中。絕大多數的黨員主張拒絕簽訂條約。當黨領袖們邀請各蘇維埃表達他們對布列斯特問題的看法時， 至少有兩百個不同的蘇維埃做出反應，而其中只有兩個大型的蘇維埃（彼得格勒以及持保留態度的塞瓦斯托波爾）支持簽訂和平協議。所有其他的大型蘇維埃，包括 莫斯科、葉卡捷琳堡、哈爾科夫、葉卡捷林諾斯拉夫、伊萬諾沃（Ivanovo-Vozuesensk）、喀琅施塔得等等都以絕大多數表決停止談判。

黨中央委員會在1918年1月24日召開的會議將決定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談判桌上必須執行的立場。在會議前，托洛茨基記錄下了他和列寧的對話，其中列寧表示支持托洛茨基所主張拒絕簽約但宣布停戰的動作，但是前提是如果德國繼續進軍，托洛茨基支持馬上簽訂條約並絕不支持發動「革命戰役」。托洛茨基同意了列寧的條件[3]。列寧此時並沒有直接推動他所支持的直接簽訂條約的主張，而只是發動了一個隨後被通過的，要求托洛茨基盡量延長談判時間的表決案。之後對於托洛茨基主張停戰但拒絕簽訂條約的表決案也被發起並通過。

蒙迪·約翰斯通指出：「在面臨著德國苛刻的要求時，他（托洛茨基）對西方立即發動革命的高估蒙蔽了他對於現實的認知，並導致他拒絕簽訂條約。」（《我思》，P. 17)

我們已經從上述的黨內分歧看到了「導致托洛茨基拒絕簽訂條約」的真正原因。蒙迪·約翰斯通在各處將自己的「分析」局限於一些與根本問題毫無關系的只言片語，進而創造了托洛茨基的立場是源自於他個人意見，而非全黨決定的假像。約翰斯通繼續道：

「另一方面，列寧則強調當時的德軍正占著上風，而經歷戰爭摧殘、軍備殘破、飢餓不堪的俄軍絕對不敵德國強大的戰爭機器（！）。他因此（！）敦促俄國應該忍辱負重，立即接受德國提出的最後通牒，並警告不這樣做的下場將會導致德軍進一步入侵蘇維埃領域並提出更嚴峻的條約。」（《我思》，P. 17）

蒙迪·約翰斯通將整個情勢描述為托洛茨基和列寧之間的對立。他堅持將列寧描繪成一個「務實主義」的庸人，反對著托洛茨基對革命的「痴心妄想」。他引用了列寧片 段的語句形容世界革命為「好聽的童話故事」，卻沒有解釋列寧對布列斯特做出他的主張的原因，因為這個原因毫無疑問正是源自於革命社會主義國際主義精神。

在這段討論中列寧得到了季諾維耶夫以及斯大林的「支持」。斯大林聲稱「西方沒有任何的革命運動，沒有既成的事實，只有可能性。」季諾維耶夫宣布雖然「簽訂和平我們會強化德國國內的沙文主義以及弱化了西方的社會主義運動，」但這遠比「葬送了社會主義共和國」來得好。列寧被迫公開駁斥這些源自於這些「務實主義者」的支持，而蒙迪·約翰斯通現在卻將這些人的庸俗加諸在列寧頭上。

在回覆季諾維耶夫的發言中，列寧堅決地任定「在德國的運動在談和的情況下有能力發展…由於德國革命將會遠比我們的強大，我們必須犧牲自己。」為了保護自己的主張不受這種機會主義的侵蝕，列寧不斷地強調：

「從全世界歷史範圍來看，如果我國革命始終孤立無援，如果其他國家不發生革命運動，那麼毫無疑問，我國革命的最後勝利是沒有希望…我再說一遍，能把我們從所有這些困難中拯救出來的，是全歐洲的革命。」[4]

1924 年後，聲稱托洛茨基頑固的以拒絕簽訂和平條約來違背列寧和黨領導們殷切期望的謠言誕生於世。在托洛茨基於2月14日向蘇維埃中央行政委員會報告了他的行動 之後，斯維爾德洛夫(Sverdlov)以整個布爾什維克黨的名義提案：「在接受完和平使命團的整個報告之後，中央行政委員會完全批准其在布列斯特的代表的行為。」一直到1918年3月，季諾維耶夫仍然在黨大會上說到：「托洛茨基毫無疑問的遵循了中央委員會大部分成員的決定。」當時沒有人會嘗試著反駁這個事實。

此時的托洛茨基，如同列寧，完全不認為當下的「而經歷戰爭摧殘、軍備殘破、飢餓不堪的俄軍」能夠負荷新一波的攻擊，更何況發起一場革命戰爭。然而，另一方 面，工人大眾之間以及全黨領導的當下的氣氛完全反對了不只是「羞恥的」，更是對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來說災難性的條約。另一方面，德國單方的攻勢將會使西歐大眾認識布爾什維克被迫接受了喪權辱國的條約。在同盟國（英國和法國）不遺餘力地宣傳布爾什維克是德皇雇佣的間諜來將俄國脫離戰爭的抹黑之下，這是一項重要的政治工作。在當下的俄國境內，很多人認為這是一場俄國政府將對德國妥協的序幕（後來的歷史證明了英國和法國政府社交圈內共同參考了這個看法）。

在德國重定其最後通牒後，列寧再次的申論了立即簽訂和平條約，卻被中央委員會微弱多數反駁。托洛茨基在德軍反攻仍然還沒發生的當下投下反對票。列寧當時則重新訂定討論問題為：「如果德軍在德國革命浪潮沒有開始之前發起進攻，我們需要簽訂和平條約嗎？」當時的「左派」共產黨（布哈林以及支持革命戰役的黨員）選 擇棄權。托洛茨基則基於他和列寧的商討投下贊成票。而在次日布爾什維克受到德國再次發動攻勢的消息時，托洛茨基立即給予列寧在中央委員會的多數，支持列寧的主張。

德軍將領霍夫曼（Hoffmann）於2月21日宣布了新一系列為了無法讓俄國接受的和平條約。德軍更在芬蘭發動一項挑釁動作，鎮壓了芬蘭勞工運動。這一系 列的時間深化了布爾什維克對於盟軍和德軍約定聯合起來粉碎蘇維埃共和國的擔憂。而當時就算布爾什維克接受簽訂條約，德軍仍然極有可能繼續進軍。托洛茨基一 開始認同了上述的分析，但是當列寧重申接受條約的必要時，在「左派」重新激起反對聲浪的情況下，托洛茨基並沒有加入主張發動革命戰役的陣營，反而棄權，從而給予列寧多數。

如果托洛茨基如此醉心於「革命空談」，怎麼會在兩個關鍵時刻中選擇給予列寧多數呢？既然我們提到了「革命空談」，那讓我們看看列寧當時撰寫的，被約翰斯通大量引用的同名文宣。

列寧在1918年2月21日於《真理報》上發表了「論革命空談」，啟動了他徵求大眾對於簽訂和平條約支持的宣傳。約翰斯通對這篇文章的幾次引用方式都意味著這篇文章是針對托洛茨基的直接攻擊。事實上，托洛茨基的名字完全沒有出現在這篇文章內。那這篇是寫來針對誰呢？答案就在文章的第一句話：

「我在一次黨的會議上說過，鼓吹革命戰爭的革命空談會斷送我們的革命，當時有人責備我，說我的提法太尖銳了。」[5]

任何讀過這篇文章的人都能夠清楚的看到這篇是寫來駁斥主張不顧蘇維埃共和國身處的劣勢，對德國發動革命戰爭的人，也就是由布哈林為首的「左派」共產主義者。 這就是為什麼列寧對這個議題上99%的駁斥都是針對布哈林派系的，而如果他有提及托洛茨基，語氣上也很清楚的柔和許多。任何對列寧寫這篇原意的扭曲更笨拙 的遺忘了這篇是出版於2月21日，也就是托洛茨基對列寧在中央委員會中的提議投下贊成票的三天以後。約翰斯通如此將列寧針對極左布哈林的攻擊斷章取義，將其呈現位看似針對托洛茨基的駁斥，是相當不誠實的行為。而約翰斯通的扭曲得以得逞，完全是由於他完全沒有提到布哈林，並由此產生了對於托洛茨基和列寧之間的歧見一個完全是誇大其詞、錯誤且不誠實的描述。

卡爾（E.H. Carr），一個頗受歡迎，且無法被蒙迪·約翰斯通指控為托派或「非歷史性的」的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對列寧和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議題上的歧見有如下的評論：

「列寧與托洛茨基對於布列斯特問題上的歧見小於他和布哈林派的爭論。托洛茨基的重要地位以及他在布列斯特系列事件中扮演的戲劇性角色讓他的同儕以及後繼者認為他在整起事件中有著相當大的影響力。但是這個當今對托洛茨基的印像，也就是主張世界革命的他衝撞重視國家安全或提倡一國社會主義的列寧，已經被事實扭曲到完全錯誤的地步。」[6]

如果我們只從蒙迪·約翰斯通所著的「高度選擇性，片面的史觀」來看，整個布爾什維克主義和蘇維埃政權的歷史（除了一些如他只用一個段落談到的十月革命短暫「插 曲」）都完全是在列寧和托洛茨基之間的鬥爭上建立的！這就是約翰斯通同志在他的前言中保證帶給我們的「平衡」、「客觀」的著作。

在此我們也可以妥當的點出另外兩個有關於蘇維埃共和國與資本主義世界之間的關系，以及列寧和托洛茨基個別立場的事件來描述約翰斯通「客觀性」觀點的完全片面 性。在布列斯特爭論後，托洛茨基馬上與重要的黨領導們在是否接受英法支援的問題上發生了爭執。托洛茨基對此主張接受支援，而布哈林的「左派」以及斯維爾德 洛夫則反對。列寧並沒有出席這個會議，但是會議記錄中則記載著他傳給會議的訊息：

「我贊成從英法帝國主義強盜方面取得馬鈴薯和武器，請把我這一票加上。」[7]

在布列斯特事過兩年後，黨領導在對於波蘭戰爭問題上又發生了相似的分歧。托洛茨基基於軍事和政治上的考量，反對任何在防御畢蘇斯基（Pilsudski）攻 勢以後反攻波蘭本土的嘗試。列寧則在基於認為華沙和其他城市的工人們會被革命戰爭激勵而發動革命推翻畢蘇斯基的觀察下，支持反攻。紅軍雖然成功的反攻波蘭 本土，卻在華沙城外被擊敗，並被迫退守至冠松線（Curzon Line）之後，失去了他們原來在發動攻勢時所控制的陣地。在爾後的停戰條約中，布爾什維克被迫放棄在白俄羅斯地區，原先將蘇聯與德國和立陶宛分開的大片領地，交給波蘭。

那在1920年的列寧是沈醉於「革命空談」的嗎？他是否應該對迷戀於世界革命的「幻夢」和「童話故事」而負責？只有庸人才會做出這樣的評價。列寧是個革命家和國際主義者。他所有的決策都是首先基於發動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考量。

列寧在布列斯特上的妥協主張完全只是創造一個喘息空間，讓斷壁殘垣的俄國能夠重建，並建立紅軍來作為保衛蘇維埃共和國以及支援西方革命的利器。列寧在支持簽訂和平協議的同一句話中，也強調了在當下「為革命戰役做准備是必須的。」

列寧自己對於他在布列斯特問題上主張的描述即可破解斯大林主義者們利用他的言詞所散布的和平主義、「和平共存」、以及社會愛國主義：

「我們在布列斯特和約時期曾經不得不反對愛國主義。我們說，如果你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你就應當為了國際革命而犧牲自己的一切愛國主義情感，這個革命一定會到來，它現在還沒有到來，但如果你是一個國際主義者，就應當有信心。」[8]

列寧是個最高等級的政治務實主義者。他的每個動作都是建立在對於世界各階級勢力平衡的精密觀察之上。但是革命的成功從來都不是必然的。 持有這樣的認同無非是加入了那些「客觀的」事後諸葛亮的陣營中，永遠在後視鏡中找到真相。然而，列寧支持簽訂布列斯特和平條約的動機卻完全不同於約翰斯通以 及共產黨領袖們的意像。他們並不想要澄清列寧在布列斯特議題上的主張，而是企圖掩蓋了他們今天把持著膽小、反列寧主義政策的事實。

注釋

[1]列寧，中文版全集，第27卷，第10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7/010.htm

[2]列寧，中文版全集，第32卷，「革命的任務」，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2/024.htm

[3]作者注：列寧自己在黨內第七次緊急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中證實了這個事件，請見列寧，中文版全集，第34卷，《俄共（布）第七次（緊急）代表大會文獻》，「關於中央委員會政治報告的總結發言（3月8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4/001.htm#2

[4]列寧，中文版全集，第34卷，《俄共（布）第七次（緊急）代表大會文獻》，「中央委員會政治報告（3月7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4/001.htm#1

[5]列寧，中文版全集，第33卷，「論革命空談」，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3/125.htm，作者的重點

[6]卡爾，《布爾什維克革命》（The Bolshevik Revolution），英文版，第三卷，倫敦，1953年，P. 54，本書作者的重點，本書譯者譯

[7]列寧，中文版全集，第33卷，「論疥瘡」，注釋，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3/129.htm

[8]列寧，中文版全集，第35卷，「在莫斯科黨工作人員大會上關於無產階級對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態度的報告」，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5/05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