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文版序言

佛萊德·偉斯頓（Fred Weston）

這本由艾倫·伍茲和泰德·格蘭特完成的著作，答復了前英國共產黨理論家蒙迪·約翰斯通在英國共青團期刊《我思》刊登的關於托洛茨基和他與列寧的關系的扭曲和誹謗。筆者這篇簡短的序言的目的不在於重復本書的內容，我們讓中文讀者們自行研究和思考它。

不過，我們想讓中文讀者們注意到的是斯大林主義和毛主義之間的理論和意識形態聯系。毛澤東在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著名的中蘇分裂期間與蘇聯決裂時，聲稱自己堅持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不是赫魯曉夫領導下的蘇聯「修正主義」。中共將中蘇出現衝突的原因表現為毛反對赫魯曉夫訴求與西方「和平共處」的政策。

在此基礎上，各國親蘇聯的共產黨與親中國的毛派之間出現了世界性分裂，毛派通過在其黨名中加上「馬列」來區分自己，即「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借此將他們與蘇聯的分裂裝飾成意識形態上的分歧。

實際上，蘇聯和中國官僚之間的衝突源自於各自的狹隘民族主義觀點。如果這兩個政權是真正的工人國家，即工人民主政權，他們就應該形成中國，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聯邦，將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人力和物力結合成一個國際社會主義計劃生產。如果那時做到了這點，這些國家的人民都將會受益匪淺。

當時，蘇聯已經發展了工業和技術，這本可以提供給中國工農加快中國發展的步伐。但是，只有消除當時統治所有這些國家的特權官僚機構的利益，這種情況才有可能實現。

這也是同時體現了斯大林治下（和他死後）的蘇聯和毛澤東統治下中國的一個基本要素：試圖在一個國家內尋找通往社會主義道路的思想。這一思想源於斯大林的「一國社會主義」論。這個思想從未是列寧主義傳統的一部分。列寧理解社會主義是必須以一個世界性的體制來實現的。這就是為什麼他如此重視建構共產國際。

列寧在1918年3月的俄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解釋道：「…如果德國革命不爆發，我們就會滅亡。」幾周後，他說：「…我們只有同世界各國的工人一道才能取得勝利。」 5月，他重申：「…只有靠各國工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夠最終取得勝利。」列寧畢生從未放棄這一觀點。

只有在列寧去世後，斯大林才采納了完全反馬克思主義的「一國社會主義」論。這個想法反映了蘇聯官僚主義的興起，他們在口頭上繼續為社會主義而鬥爭的同時，實際上希望享受他們作為工人階級和農民之上的特權階層所取得的得利。這意味著他們對爭取國際社會主義沒有興趣，而是尋求與世界資本主義相適應。赫魯曉夫的「和平共處」思想證實了這一事實。他們沒有為推翻世界其他地方的資本主義而鬥爭，而是將自己局限於捍衛自己的「勢力範圍」。

與此相關的是斯大林主義思想的另一個關鍵要素：在任何國家建立社會主義之前，首先必須建立先進的資本主義經濟的思想。在此基礎上，他們在許多國家內宣布：由於該國尚不存在社會主義的物質條件，共產黨的任務是支持所謂的「進步資產階級」進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無恥地回到了1917年10月俄國革命期間孟什維克的主張，後者譴責布爾什維克堅持當時革命的社會主義性質。

基於這一思想，在斯大林和蘇聯官僚機構的指導下，各國共產黨在對許多國家的工農群眾發揮了關鍵性阻礙作用。不論是在1926年的中國革命，1930年代的西班牙革命以及後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意大利和法國，這項事實都清晰地顯現出來。他們進入了所謂的「人民陣線」，即與所謂的民主資產階級政黨結盟，從而安全地將革命工人和農民的精力轉移到社會主義革命之外。

在東歐，情勢發展有所不同。斯大林在這個地區內著重於在蘇聯和歐洲主要大國，特別在德國內建立一個緩衝區。蘇聯國力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得到了極大的加強，從這種力量地位上，斯大林得以與帝國主義談判，並達成一項協議。在該協議中，東歐應被視為在蘇聯的勢力範圍內。在此過程中，東歐的社會發生了變化，並引入了蘇聯的集中計劃模式。

在世界各強權在二次大戰後瓜分世界的原先計劃中，中國並不被指望落入蘇聯勢力範圍之內，這解釋了斯大林為何原先建議毛澤東應該要與蔣介石妥協。 1945年8月，正當中共儼然成為能夠奪政的勢力時，蘇聯與蔣氏國民黨根據雅爾塔協議簽署了一項友好條約，因此直到1949年，斯大林的立場一直是訴求中共與國民黨達成協議。

我們在希腊也看到了這一點。在希腊內戰期間，希腊共產黨人被蘇聯拋棄了。南斯拉夫本來也不應該成為蘇聯集團的一部分，但是鐵托的游擊隊獨立上台執政，這也解釋了他後來與斯大林主義俄國的衝突。中國的情勢也是類似於這些發展。

由此可見，當時中國被期望是可以持續作為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這也是1940年代毛澤東對中國的最初觀點。承襲著斯大林主義的方法，中國共產黨尋求與進步資產階級結盟。 1940年代中期，中國共產黨在許多著作中清楚地表達了建設社會主義不是，也不可能是當下的任務。

這裡不是詳細討論1949年中國革命實際上是如何發展的地方。不過可以說：事情沒有按中共的計劃進行。中國資產階級支持國民黨，並在毛澤東率領農民軍隊奪政後與國民黨一同逃亡。但是，即使大權在握，毛澤東也試圖與資產階級份子結盟。這體現於他的「新民主主義」構想。該構想假設一個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可以形成。按照毛澤東當時的認知，這個情況將要持續數十年。

活生生的歷史經驗則證明了中國資產階級不但沒有一丁點的「進步性」，而是完全反動的。因此，毛政權為了發展經濟，被迫沒收資產階級階級的資產，並實行國家經濟計劃。這證實了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的觀點（盡管是以一個扭曲的形式達成的），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統治世界的情況下，必須非常迅速地走向社會主義任務，不然就會面臨失敗。

於是，將近五億個中國人從地主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枷鎖中被解放出來。馬克思主義者們當時歡迎1949年中國革命為世界勞工階級的一大進步，並將其視為是既1917年俄國革命以來世界歷史上第二重大的事件。然而馬克思主義者們也指出，由於手握政權的中共領導層堅持斯大林主義思想，他們會建立了一個以蘇聯形像為藍本的政權，即不是建立於1917年俄國最初的工人民主制，而是建立了斯大林領導下的官僚主義畸形政權。

由於中國情勢的演變，許多中國共產黨人可能反對以「斯大林主義」一詞來描述毛主義政權。毛澤東試圖創造他與蘇聯官僚有著根本不同的神話。毫無疑問，毛澤東和斯大林之間存在差異。毛澤東實際上領導了一場成功的革命，使億萬中國農民和工人擺脫了地主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束縛，而斯大林在俄國革命中扮演了次要角色，列寧和托洛茨基是革命首要的兩位領導人。

但是，就理論觀點而言，斯大林和毛澤東都根本性地堅持：在落後國家內，革命將必須經歷兩個階段。第一步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隨後是長期的資本主義發展。只有到那時，物質條件才能發展到第二階段，即社會主義革命。即使到那時，這種觀點也不是認為世界革命是必要的，而是各國可以獨自通往社會主義，每個國家都在建設「一國社會主義」。

這就是為什麼對於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而言，「斯大林主義者」一詞不僅指斯大林他人本身，而是指一整套經蘇聯官僚主義墮落所產生的理論觀點。即便毛主義與蘇聯正式決裂，它仍然表現著同樣的理論。

左派運動內部的有些人聲稱，毛澤東其實代表了中共內部的某種真正的革命趨勢，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因為當時毛曾與「官僚們」宣戰，不時高喊著國際主義的口號，或者聲援在其他國家爆發的群眾運動。

我們無法在此對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歷年來扮演的角色進行透徹分析。對此，讀者們可以參閱我們Wellred出版的其他有關文獻。但是，我們敦請讀者們特別注意列寧和托洛茨基如何分析官僚化的過程，並將其與毛澤東及其盟友在1960年代對官僚現像的解釋做比較。

列寧和托洛茨基的國際主義不僅限於文字，這也表現在他們為了建立世界革命組織和領導團隊而建構共產國際的努力中。毛澤東盡管就「國際主義」誇誇其談，但從來未做出相同的嘗試。不僅如此，由於中國與蘇聯之間的衝突，毛澤東晚年還在安哥拉和莫三比克等地支持當地的反革命武裝部隊，與如阿尤布·汗和其他極端反動派勾肩搭背，並同美國帝國主義和解，僅僅因為這些人都反對親蘇聯的運動。他的行為勝於雄辯。

從蘇聯到毛主義的中國，越南或東德，所有斯大林主義官僚機構標榜自己延續了列寧的腳步。為了做到這一點，他們不得不扭曲，隱藏和竄改列寧的真正理念。同時，他們將托洛茨基描述為與列寧截然相反。在這方面，蘇聯和中國官僚維持了他們的共同點，而本書則揭示了列寧和托洛茨基真正訴求的主張，即正統的革命馬克思主義理念。

今天的中國勞工和青年應該回顧一下後來在蘇聯和中國內部發生的情況。 1991年我們目睹了蘇聯斯大林主義舊政權如何瓦解，隨後許多前斯大林主義分子紛紛投誠成為資本主義的狂熱支持者。在中國，這一過程走了一條不同的道路，但盡管如此，我們卻仍看到共產黨官僚在執政的同時引導中國重返資本主義。這是斯大林主義在蘇聯興起並隨後在中國應用的邏輯性結果。

我們邀請您閱讀，學習並吸收過去的教訓。今天，我們現在正面臨全球範圍內前所未有的資本主義危機。中國已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它也無法擺脫這場危機的影響，其境內的階級鬥爭規模亦會達到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因此，一場新的中國革命正在醞釀。但它唯一可以取勝的路線就是作為世界革命一部分的社會主義道路。這將涉及取消過去幾十年內發生的所有資本主義變革，包括將私有化的產業重新國有化，充公跨國企業以及重返計劃經濟。但是，這新一次的革命必須加入1949年所缺少的一個基本要素：工人民主。今天的中國勞工階級比1949年強大得多，他們將在21世紀全世界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中發揮關鍵作用。

2020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