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列寧同官僚體系的鬥爭

「列寧在他晚年對於蘇維埃政府以及黨內官僚體系的滋長相當擔憂。」（《我思》，P. 22）

蒙迪·約翰斯通繼僅用一小段落來概括俄國革命，及另一個段落來闡述內戰後，以同樣的篇幅來解釋列寧與蘇維埃政府及政黨內部反動勢力的鬥爭，借以維持他的「公平性」。

那列寧又如何處理蘇維埃官僚的問題呢？他當時只有對此「相當的擔憂」嗎？還是他做出了一些當今各國共產黨內的「理論家」們都持續不願做出的嘗試，也就是分析官僚問題的症結並借以對其發動堅決的鬥爭？

蒙迪·約翰斯通將「官僚」論述為一種簡單的「官僚態度」，如果過多的繁文縟節，官場程序等等。這種理解方式完全有悖於馬克思主義分析手法，無法將其了解成一種因各種具體原因而形成的社會現像。列寧以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探討了這個問題，並解釋道官僚的形成是在建立於落後、文盲農民為多數的國家上的工人革命政府軀體上生長的資本主義式、寄生性的腫瘤。

列寧在他生命最後的文章之一「寧可少些，但要好些」內中提到：

「我們國家機關的情況，即使不令人厭惡，至少也非常可悲，因此我們必須首先認真考慮怎樣來克服它的缺點，同時要記住，這些缺點根源於過去，過去的東西雖已被打翻，但還沒有被消滅，沒有退到早已成為陳跡的舊文化的階段去。」[1]

十月革命雖然推翻了舊制並強悍的鎮壓與清除了沙皇帝權，但在長久的經濟和文化落後的情況下，舊制的各種人士漸漸在國際革命的失敗以及革命浪潮退卻下開始在各地重新掌握了特權與政權。恩格斯解釋道：在任何一個擁有特權的少數囊括藝術、科學、以及政府的社會裡，這些少數必定會利用他們的地位來維護他們的利益。只要社會絕大多數被迫花費大量時間在農業和工業內勞動以維持生計，上述的情況是無可避免的。

在革命結束後，被戰爭摧殘的俄國工業不但無法減少工時，反而迫使工作日的延長。工人們靠著配給糧食每天工作十到十二小時，甚至更久。很多人更自願在周末無償上工。然而，誠如托洛茨基解釋道，社會大眾只能夠為他們的「明天」做出有限的犧牲。久而久之，因為戰爭、革命、四年血腥的內戰、以及荼毒五百萬生靈的飢荒所造成的壓力，必然會損害勞動階級的勢力和士氣。

雖然新經濟政策（NEP）穩定了蘇聯經濟，但是其帶來的小型資本主義，尤其是鄉村富農在踐踏於窮農之上所得到的新優勢，也為工人國家帶來了新的危險。工業雖然得以重建，但是由於其對於農民，尤其是富農需求的依賴導致了只有輕工業、消費商品生產的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所仰賴的重工業反而停滯不前。 1922年各大城市裡有高達兩百萬名失業工人。列寧在1921年十二月召開的全俄蘇維埃第九次代表大會中提到：

「對不起，請問什麼叫無產階級？無產階級是在大工業中從事勞動的階級。可是大工業在哪裡呢？這是什麼無產階級呢？你們的工業在哪裡呢？它為什麼停工了呢？」[2]

在他於1922年三月召開的第十一次黨大會所做出的演說中，列寧點出了當下在工廠內工作的人們都不是無產階級，其中很多都是逃避征兵，農民，或是失去階級的人們：

「從戰爭開始以來，我們這裡進工廠的根本不是無產者，而是逃避打仗的人。難道在我國目前的社會經濟條件下，能說進工廠的是真正的無產者嗎？這樣說是不對的。這符合馬克思的說法，但是馬克思說的不是俄國，而是15世紀以來的整個資本主義。對過去的600年，這是正確的，而對現在的俄國不適用。進工廠的常常不是無產者，而是各式各樣的偶然碰上機會的人。」[3]

工人階級的瓦解，被內戰所奪走的大量進步人才，從鄉村湧入的大量落後人力，以及人民士氣的低落和疲憊都只是整個情勢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反動的勢力，也就是那些由於俄國和國際上革命的成功而暫時消沉和被驅趕到地下的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分子，紛紛在各地抬起頭來，利用當下的局勢，並無孔不入的滲透工業、政府、甚至共產黨本身的領導機構。

在成功奪取政權後，布爾什維克黨只禁止了法西斯主義的「百黑黨」。就連資產階級的君主立憲黨都沒有立即被禁止。而革命成立的政府則是布爾什維克和左翼社會革命黨的聯合政府。但是，在內戰的壓力下，階級鬥爭的極端化促進了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以及「左翼社會革命黨」加入反革命的一方。布爾什維克被迫違背自身的主張，壟斷了政權。而這個政權的壟斷，當下被視為是非常時期的暫時安排，也創造了無產階級前鋒開始受到外來階級壓力的巨大危險。

1917年二月，布爾什維克黨在全俄國的勢力不高於兩萬三千名黨員。在內戰進入高峰期間，黨員們都面對著生命危險時，黨決定大量開放給工人們入黨，將人數推到二十萬人之多。但是當內戰接近尾聲時，具有政治野心的仕途主義者以及來自敵對階級和黨派份子紛紛開始入黨，造成了黨員人數成長了將近三倍。

列寧這時重復的強調黨會面對向來自小資產階級大眾的壓力和氛圍低頭的危險，並指出當下革命的敵人是：

「一個大工業遭到破壞的小農國家中的日常經濟現像。當前的敵人是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它像空氣一樣包圍著我們，並很厲害地滲進了無產階級隊伍。無產階級則喪失了階級特性，也就是說，它失去了本階級的生活常態。工廠既然停工，無產階級也就軟弱、分散、無力。而國內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則得到整個國際資產階級（仍在稱雄全世界的）的支持。」[4]

列寧於1921年發起的「清黨」措施與斯大林的血腥作秀公審毫無共同之處，完全沒有動用警察，法庭，或集中營，只是堅決的開除小資產階級以及孟什維克份子的黨籍，借以將十月革命的傳統和理念保護於小資產階級反動的毒害。 1922年初，將近有二十萬名黨員（全黨三分之一）被開除黨籍。

開始與病魔纏鬥，並逐漸無法參與抗爭的列寧，在這段時期的通信和寫作清楚的顯示了他對蘇維埃官僚在政府機關裡囂張跋扈的警惕。因此，他在1922年二月對舍印曼（Aron Sheinman）的致信中罵道：

「現在的國家銀行＝官僚主義的轉帳游戲。這就是真實情況，如果您不想聽共產黨員官僚動聽的謊言（大家都用這種謊言來欺騙您這位大員），而想知道真實情況的話。如果您不願睜開雙眼，透過這一切共產黨員的謊言來正視這個真實情況，那麼您就是一個年富力強卻淹死在官場謊言泥潭中的人。這是個令人不快的事實，但畢竟是事實。」[5]

我們可以將列寧無畏的誠實對比於所有的共產黨領袖和「理論家們」世世代代在世界共產黨運動中所散布有關於蘇聯的謊言，並從中看到了這些自稱為「蘇聯之友」的人們與列寧的理念和傳統是如何的背道而馳！我們又可以從一封於1922年四月十二日寄出的信件中看到：

「這種工作做得愈多，愈是深入生動的實際，使自己和讀者不去理會莫斯科文牘主義者和知識分子（總之是蘇維埃官僚主義分子）的污濁空氣，那麼我們的報刊和我們的整個建設事業就會愈有成效地得到改善。」[6]

在第十一次黨大會上，列寧在全黨面前猛烈抨擊政府的官僚化：

「如果拿莫斯科4700名負責的共產黨員和一堆官僚主義的龐然大物來說，是誰領導誰呢？說共產黨員在領導這堆龐然大物，我很懷疑這種說法。說句實話，不是他們在領導，而是他們被領導。」[7]

為了清除政府和黨內的官僚和仕途份子，列寧成立了工農檢查院（RABKRIN），並指派斯大林掌舵。列寧當下認為這項任務必須要執掌於一個強大的組織者手中才能有效地被執行，而斯大林當時作為組織者的資歷令列寧認為他是一個適任的人選。幾年後，斯大林迅速的就任了一些重要的組織性職位：工農檢查院領導、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組織局以及總書記。然而斯大林狹隘的組織展望以及他的私人野心令他迅速地成為了黨領導官僚的代言人，而不是他們的對手。

托洛茨基早在1920年就已經開始批判工農檢查院正快速的從一個對抗官僚的工具演變為官僚的溫床。一開始列寧不同意托洛茨基的看法並為工農檢察院辯護。列寧的病症讓他無法及時了解到黨和政府在他背後的所作所為。斯大林利用他的職位和能夠選擇、指派政府和黨內高級領導的權力，安靜的在身邊集結了一群以感謝他提拔的無名小卒為主的狐群狗黨。工農檢察院在他手中儼然成為了壯大自己、鏟除政敵的利器。

列寧在得知斯大林如何處理格魯吉亞問題的實情後才了解到整個情況的嚴重性。斯大林及其下屬捷爾任斯基(Dzerzhinsky)和奧爾忠尼啟則(Ordzhonikidze)瞞著中央政治局在格魯吉亞發動了一場政變。最精良的格魯吉亞布爾什維克干部被開除黨籍，而其他黨領導也被阻止聯絡被斯大林蒙在鼓裡的列寧。得知事情原委後的列寧大發雷霆，並於1922年在病榻上開始口述一系列筆記來討論「惡名昭彰的自治問題爭論，也就是似乎被官方稱為蘇維埃聯邦共和的問題。」

列寧的遺囑是見證斯大林集團官僚、沙文主義囂張行徑的最佳鐵證。但是列寧卻不認為這個事件僅僅是一場意外，或如同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一樣「令人遺憾的錯誤」，或是鎮壓匈牙利工人公社那樣的「悲劇」。他認為這是蘇維埃官僚腐敗、反動的國族主義的表現。在此列寧對政府機關的言辭很值得從長引用：

「據說需要統一機關。但是，這種主張來自何處呢？還不是來自俄羅斯機關本身，而這種機關，正如我在前面的一篇日記裡已經指出的，是我們從沙皇制度那裡接收過來的，不過稍微塗了一點蘇維埃色彩罷了。

毫無疑問，應當等到我們能夠說，我們可以保證有真正是自己的機關的時候，再采取這種措施。現在我們應當老實說，正好相反，我們稱為自己機關的那個機關，實際上是和我們完全格格不入的，它是資產階級和沙皇制度的大雜燴，在沒有其他國家幫助，又忙於軍「務」和同飢荒鬥爭的情況下，根本不可能在五年內把它改造過來。

在這種條件下，很自然，我們用來替自己辯護的「退出聯盟的自由」只是一紙空文，它不能夠保護俄國境內的異族人，使他們不受典型的俄羅斯官僚這樣的真正俄羅斯人，大俄羅斯沙文主義者，實質上是惡棍和暴徒的侵害。毫無疑問，在蘇維埃的和蘇維埃化了的工人中，會有很少一部分人沉沒在這個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垃圾的大海裡，就像蒼蠅沉沒在牛奶裡一樣。」[8]

在格魯吉亞事件以及思維爾德洛夫死後，列寧用盡全力的動用他的威信試圖將斯大林移除於他在1922年就任的黨總書記職位。但是同時列寧也相當忌諱黨領導的公開分裂在當時的情勢下可能會造成全黨由階級上的不同而瓦解。因此，他嘗試著將鬥爭局限於領導階層之內，這些口諭和其他文獻也因此沒有當下被公開。列寧秘密的致信給格魯吉亞的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們（並同時也將備份寄給托洛茨基和加密涅夫），告知他們他「全心全意地」支持他們對斯大林的抗爭。列寧當時無法親自執行這個目標，也因此致信托洛茨基要求他在中央委員會上為格魯吉亞黨員們辯護。

毫無疑問的，列寧在對抗斯大林和官僚期間的寫出文章被掩蓋了幾十余年。列寧的遺囑被藏匿於廣大俄國和世界共產黨黨員之外。官僚們忽視了列寧遺孀克魯普斯卡婭（Nadezhda Krupskaya）的強烈抗議，並沒有將列寧最後寄給黨大會的書信誦讀至全大會，而這些書信也從此銷聲匿跡，直到1956年赫魯曉夫集團為了將過去三十年所有錯誤怪罪於斯大林頭上而被官方出版，與其他相關書信（包括了關於格魯吉亞問題的通信）一起被公諸於世。

蒙迪·約翰斯通之輩對於這些由「托洛茨基為首的集團」在西方公布的列寧書信、會議記錄、以及其他被蘇維埃官僚鎮壓的資料嗤之以鼻。但是被這些斯大林主義傳道士們痛批為「偽造」的這些由托派出版的列寧最後書信，三十年後竟然也被共產黨領導們承認了它們的存在。共產黨黨員和共青團員們必須捫心自問誰說的話比較可信：該相信托洛茨基以及其追隨者們闡述以及出版的有關列寧與斯大林官僚，被共產黨高層藏匿於廣大黨員一整個世代的鬥爭史料？還是聽從蒙迪·約翰斯通及與其朋比為奸，政治過去完全顯現出他們對於列寧和俄國革命傳統的扭曲之徒？

蒙迪·約翰斯通些許的引用了列寧最後書信的只字片語，卻完全沒有釐清整封書信的內容。列寧警惕了黨會分裂的危險，因為「我們黨依靠的是兩個階級，因此，如果這兩個階級不能協調一致，那麼黨就可能不穩定…」列寧並不認為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衝突是偶然的，或是「不同人格」之間產生出來的（雖然列寧的確有提供一系列對各個黨領袖人格的精確描述）。

閱讀列寧的最後書信時，必須將他死前幾個月的寫作，他對官僚的批判，以及他與托洛茨基成立的反斯大林聯盟加入考量。列寧在信中的用詞相當的謹慎（他原來准備親自參與黨大會，而根據他的速記員福提耶娃（Fotieva）的回憶，列寧「正為斯大林准備著一記炮轟。」）對於每個領導，列寧對他們人格各自做出了正面以及負面的評量：對於托洛茨基，列寧提及了他「傑出的才能」（「大概是現在的中央委員會中最有才能的人」）但也批評他「過份自信」以及「過度熱衷於事情的純粹行政方面」。這些缺點，就算有自身的嚴重性，也與不斷革命論、「一國社會主義論」或其他斯大林主義者們捏造的謠言毫無關系。

提及斯大林，列寧寫道「斯大林同志當了總書記，掌握了無限的權力，他能不能永遠十分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我沒有把握。」

這已經是一個攸關與列寧對於黨內官僚的鬥爭的政治問題。在稍早前出版的「寧肯少些，但要好些」，列寧評論道：「附帶說一句，官僚不僅在蘇維埃機關裡有，而且在黨的機關裡也有。」在同一篇文章內，列寧尖銳的攻擊了工農檢察院，顯然的是針對斯大林：

「讓我們直說吧，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現在沒有絲毫威信。大家都知道，再沒有比我們工農檢查院這個機關辦得更糟的機關了，在目前情況下，對這個人民委員部沒有什麼可要求的了。」[9]

在他書信的後記中，列寧主張解除斯大林黨總書記的職務，明文上是由於他的「粗暴」，但也提到接替他的人必須「在所有其他方面強過斯大林同志，這就是較為耐心、較為謙恭、較有禮貌、較能關心同志，而較少任性等等。」這種外交式的表達方式並沒有含糊對斯大林的間接指控，尤其是在格魯吉亞事件的背景下，點出了斯大林的粗暴、任性和不恭。

將列寧最後書信解釋為僅僅是他對個別領袖「人格」的擔憂的共產黨「理論家們」，陷入了對列寧最明顯的誤讀。就算這些最後書信中存在著含糊的空間（但事實上只有不修邊幅的觀點才會覺得含糊），所有的列寧最後著作都清楚的、綱領性的表示了他的立場，這是無法被扭曲的。

列寧重復著將官僚體系描述為寄生在工人政府上的資產階級腫瘤–一種小資產階級觀點的表現–它滲透到國家乃至黨內。

小資產階級對十月革命的反動在無產階級的疲憊以及其部分越趨灰心的情況下變得越來越難以擊敗。然而，列寧和托洛茨基仍然認為勞動階級是唯一能夠對抗官僚的基礎，而工人民主的維持也是唯一能夠防治官僚的方式。因此，列寧在「關於清黨」一文中寫到：

「當然，不是群眾所有的意見我們都得照辦，因為群眾有時——特別是在過重的負擔和難熬的痛苦把人折磨得疲憊不堪的年代——也受到那種一點也不先進的思想的支配。但是在評價人的時候，在揭露「混進黨的」、「擺委員架子的」、「官僚化的」人的時候，非黨無產階級群眾的意見以及在許多場合下非黨農民群眾的意見是極其寶貴的。」[10]

官僚的滋長被列寧認定為因革命被孤立而造成的經濟和文化落後下的產物。而對抗它的方法則與經濟發展和逐漸增加識字率的鬥爭有關，而這些都與將工業和政府的運作交付給勞苦大眾的奮鬥息息相關。列寧和托洛茨基向來都是仰賴大眾的支持來對抗那些「擺架子的委員們」。唯有勞動階級自身清醒、自發的運動才能夠保全邁向社會主義的轉變。

另一方面，列寧一再的解釋勞苦大眾在革命孤立的落後國家所承擔的壓力也阻擾了一個充滿文化、無階級和諧社會的建設。列寧晚年不斷地強調這些問題都衍生於革命的孤立。蒙迪·約翰斯通則聲稱列寧在死前越來越接受「一國社會主義」，並引用了「論合作社」一問來論定列寧認為「新經濟計劃下的俄國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的俄國」，因為那樣的俄國「具備了’所有必須和足夠’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條件。」（《我思》，P. 29）

約翰斯通同志在苦心翻遍全套列寧《選集》後，只找到了一句可以含糊被理解為列寧接受「一國社會主義」理論的話。可惜的是，這個盲點，存在於被斯大林主義者們拼命引用來辯護自己的的未經編輯初稿，可以輕易的由檢視全文而被消除。列寧在文中並不是將「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工程局限在沙皇政權範圍內的俄帝國，而是建立能夠逐漸消除「國家資本主義」元素（也就是新經濟計劃）的必要社會形式以及開始進行的社會主義建設（發電、工業化等）。列寧小心的，強調社會主義物質條件匱乏的用詞，釐清了他的真正立場。因此，當他提及一個能夠克服物質落後的「文化革命」的需要（也就是克服社會階級鬥爭的革命）時，列寧寫道：

「現在，只要實現了這個文化革命，我們的國家就能成為完全社會主義的國家了。但是這個文化革命，無論在純粹文化方面（因為我們是文盲）或物質方面（因為要成為有文化的人，就要有相當發達的物質生產資料的生產，要有相當的物質基礎），對於我們說來，都是異常困難的。」[11]

為了防止被誤解，列寧仍然解釋道他在此的討論是抽像性的專注於教育問題，並沒有提及到革命的國際主義立場：

「如果不是因為國際關系，不是因為必須為我們在國際範圍內的陣地進行鬥爭，我真想說，我們的重心轉移到文化主義上去了。如果把國際關系撇開不談，只就國內經濟關系來說，那麼我們現在的工作重心的確在於文化主義。」[12]

遠別於列寧「在他晚年的工作期間越來越在實踐上」接受了一國社會主義的觀點，列寧堅決地解釋了革命所面臨的挑戰：落後、低識字率以及官僚問題只有在其他先進國家成功的社會主義革命才有辦法真正的被克服。列寧從1904-5年開始不斷重申的重點，在1924年之前都被被整個布爾什維克黨接受為不言而喻的正確方針。列寧在去世前從來沒有對此失焦。在他晚年的寫作中有一系列的筆記清楚的表示了他的立場：

「我們建立了蘇維埃這種國家類型，從而在世界歷史上開辟了一個新的時代即無產階級政治統治的時代，它取代了資產階級統治的時代。這也是無法奪回去的，雖然只有靠幾個國家的工人階級的實際經驗才能「完成」蘇維埃這種國家類型的建設。

但是，我們連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也沒有建設完成。仇視我們的垂死的資本主義勢力還有可能把這奪回去。必須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公開地承認這一點，因為再也沒有什麼比產生錯覺（和衝昏頭腦，特別是在極高的地方）更危險的了。承認這一痛苦的真理根本沒有什麼「可怕」，也決不會使人有正當的理由可以有一絲一毫的灰心失望，因為我們向來篤信並一再重申馬克思主義的一個起碼的真理，即要取得社會主義的勝利，必須有幾個先進國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13]

字裡行間列寧絲毫沒有展現任何的「悲觀」或是「低估了」蘇維埃勞動階級的創造力。在所有列寧的寫作，尤其是在這個時期內產生的文章，都展現了對勞動者們改變社會能力的完全信心，以及無畏、誠實的面對種種問題。斯大林主義和列寧主義面對勞動階級的不同態度就是這點：前者不斷嘗試著以「官方」謊言以及傲慢「建立一國社會主義」的幻夢來蒙騙大眾，借以將其拐騙到接受官僚的領導。而後者則為發展勞動階級的意識而奮鬥，絕不以謊言或天方夜譚來寵幸他們，反而一向的呈現難以下咽的事實，但也完全有信心勞動階級能夠了解並接受重大犧牲的需要，給予他們誠實、中肯的原由。

列寧的各個論點不是被設計來用「社會主義口號鴉片」來衝昏蘇維埃工人們，而是來讓他們對未來面對俄國落後環境和官僚以及達到資本主義，建立世界社會主義的奮鬥做鋼鐵般的准備。列寧解釋道，俄國革命之所以沒有被帝國主義列強在1917-1920年之間產出，正是由於世界勞動階級對其的同情。但是能夠保全蘇維埃共和國未來的唯一方式則是將革命擴散至西方資本主義各國。

在俄國共產黨的第十一次黨大會，也就是列寧最後一次參與的大會上，他重復強調著政府和黨建立在落後環境和官僚體系上的危險。對於政府的方向，列寧警告道：

「我們又經歷了一年，國家掌握在我們手中，但是這一年在新經濟政策方面，它是否按照我們的意志行動了呢？沒有。我們不願意承認，它沒有按照我們的意志行動。它是怎樣行動的呢？就像一輛不聽使喚的汽車，似乎有人坐在裡面駕駛，可是汽車不是開往要它去的地方，而是開往別人要它去的地方，這個別人不知是非法活動分子，不法之徒，投機倒把分子，天知道哪裡來的人，還是私人經濟資本家，或者兩者都是。總之，汽車不完全按照，甚至常常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盤的那個人所設想的那樣行駛。」[14]

在同一屆大會上，列寧以清楚、毫不含糊的用詞解釋了革命由於外在階級壓力而腐化的可能性。俄國境外最狡黠的資產階級政團，由烏斯特裡亞洛夫（Nikolay Vasilyevich Ustryalov）為首的「新路標」政團，已經公開的寄望於蘇維埃社會裡開始發跡的資產階級性官僚趨勢能夠走向資本主義的復辟。此政團日後更歡迎並鼓舞斯大林主義者們繼續對抗「托洛茨基主義」。被列寧視為持有正確階級洞察力的「新路標」政團正確的將斯大林對托洛茨基的抗爭視為一個階級問題，而不是一個人格之間的問題，並分析這將是蘇維埃官僚脫離十月革命傳統的一大步。

「一輛不聽使喚的汽車」－此時共產黨員和工人們開始失去了對政府的控制，而政府則逐漸凌駕於社會之上。對於「新路標」的觀點，列寧說道：

「無可諱言，烏斯特裡亞洛夫所說的這種事情是可能的。歷史上有過各種各樣的變化；依靠信念、忠誠和其他優秀的精神品質，這在政治上是完全不嚴肅的。具有優秀精神品質的是少數人，而決定歷史結局的卻是廣大群眾，如果這些少數人不中群眾的意，群眾有時就會對他們不太客氣。」[15]

在列寧的這番話中，我們找到了左翼反對派最後為何挫敗的解釋，遠比任何虛偽「知識份子」以相對心理、道德和人格特質來評量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來的清楚。共產黨員們失去了對政權的控制，不是因為他們個別的疏失或是心理上的瑕疵，而是因為來自落後環境、官僚系統、外在階級勢力的極大壓力，強壓在少數進步社會主義，最後招架不住的工人們上。

列寧將蘇維埃工人們與前鋒以及官僚和小資產階級份子之間的關系比喻為侵略國家和被侵略國家之間的互動。歷史已經重復的顯示了武裝軍事勝利本身不能足夠的保全一個國家之於另一國家的勝利。如果侵略者們的文化層次沒有高於擺在他們手中的國家的話，後者則有能力將其文化加諸在其侵略者上。文化落後而勢力弱小的蘇維埃工人們被小業主們團團包圍，壓力自然強大。這個情況不只反映在政府內，也無可避免的反映在黨內。而黨最終成為了不同階級利益衝突的暴風眼。

唯有在這些背景下我們才有辦法了解列寧對抗官僚的立場，他對斯大林的態度，以及「被掩蓋的書信」裡的內容。這份文件表現了他嚴正地認為，在「黨依靠的是兩個階級」背景下，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間的鬥爭「不是小事，或者說，這是一種有決定意義的小事。」在一封第十一次大會召開前寄出的一封信裡，列寧以下列的一番話來解釋了領導們之間的衝突和分裂：

「只要不無視現實，那就應當承認，目前黨的無產階級政策不是取決於黨員成分，而是取決於堪稱黨的老近衛軍的那一層為數不多的黨員所獨有的巨大威信。只要這層黨員中間發生小小的內部鬥爭，其威信即使不毀掉，也必定會削弱到不再起決定作用的地步。」[16]

讓列寧決定對斯大林發起尖銳抗爭的原因不是因為斯大林的人格缺陷（「粗暴」），而是他扮演著將外在階級意識形態和行事方針帶入黨內部的角色，而黨本應該為抵抗這些思想的第一線防守。在他晚年期間，與病魔纏鬥的列寧越來越多次的向托洛茨基求助，加入他對官僚及其產物斯大林的鬥爭。在壟斷對外貿易、格魯吉亞爭議、以及最後將斯大林移除於領導職權之外的奮鬥，列寧一向都是聯合他在黨領導之內唯一能夠相信的托洛茨基。

列寧在他晚年期間不斷地透過文章、演說、以及最重要的書信中表示了他與托洛茨基的團結。在我們提到的所有重要議題上，托洛茨基是他唯一委托在重要黨機構會議中來捍衛他的觀點的人。列寧在最後書信中對托洛茨基的評價必須要加入這些背景的考量。毫無疑問的，所有列寧和托洛茨基聯合起來的證據皆被掩蓋多年。然而真相終究會重見天日，而列寧給托洛茨基的致信，收錄於俄文版的列寧全集第54卷中，雖然如今仍不完整，但已經提供了列寧與托洛茨基聯盟存在的鐵證。

而這些書信早在1928年以「俄國的真正情勢」一書的形式被托洛茨基出刊於西方各國。如今就連當下的蘇維埃官僚也不敢出版他們手中的史料。為了壓制國外共產黨員的疑問，他們聘請了蒙迪·約翰斯通來斥責這些被「托派集團」出版的列寧書信。他們有聘請這種角色的必要，因為他們自己的威信已經迅速的在各地廣大誠實共產黨員們的眼中消逝。

托洛茨基同官僚體系的鬥爭

「1923年當他臥病在床且即將病危，並於1924年1月逝世時，黨內領導包括托洛茨基在內討論了官僚問題，並起草了一份後來於1923年12月5日一致通過的決議案，重點提及’黨內機構的官僚化以及黨與群眾分離的危險，’並要求發展黨公開辯論和討論的自由。」（《我思》，P. 22）

約翰斯通同志將這個問題介紹的有如黨領導們一致對於官僚化問題采納了列寧的立場，並模糊了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季諾維耶夫－加密涅夫集團（「三駕馬車」）之間的不同。但是一個決議案並不代表著對官僚的抗爭。斯大林當年也不斷的譴責「官僚的邪惡」。赫魯曉夫、柯西金以及其他人也為不少這樣的決議案加持。然而，對於一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決議案只是一個行動的向導。但是對於一名譏誚的官僚來說，沒有比「一致的」、「反官僚」的宣言更能夠誤導大眾的工具了。

蒙迪·約翰斯通對這份決議案的強調在後來發生的事件中更加的黯然失色。一份「一致的」、「反官僚」的決議案如何轉變成警察恐怖、集中營、以及其他斯大林主義極權統治下的慘劇，約翰斯通完全沒有解釋。

在中央委員會上具主導優勢的加密涅夫－季諾維耶夫－斯大林派系的行徑，如果說是對列寧忠誠的表達方式的話，是相當怪異的。列寧的最後書信在不顧克魯普斯卡婭的抗議下被掩蓋。雖然列寧清楚的要求斯大林被解職，但並沒有被執行。列寧對於黨員結構應增加工人比率的建議，被陰險的操作為提供由斯大林政治機械納入黨內的大量政治程度落後份子，並由高官支配的正當性。

一系列針對托洛茨基的誹謗和偽造文書運動也同時展開。所有對於托洛茨基的非布爾什維克過去（已經被列寧在最後書信中排除）、「不斷革命論」、布列斯特、以及其他方面的扭曲也在此時開始萌芽，被統治派系一個個抽出並借以抹黑托洛茨基和將他驅逐出領導層面。當季諾維耶夫後來與斯大林決裂並加入了反對派一方時承認了所有「托洛茨基主義」的迷思是在這段時間被捏造出來的。

加米涅夫、季諾維耶夫和斯大林在這個階段並沒有清醒地認識到他們正在下意識的助長著在蘇維埃政府內部的官僚化過程。他們並沒有領悟到他們對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義」的攻擊正將他們自己引導至什麼樣的方向。但是他們將「托洛茨基主義」和列寧主義分割的嘗試，啟動了所有的偽造歷史和官僚騷擾的機械，印證了脫離十月革命理念和傳統，邁向恐怖斯大林和布列茲涅夫威權統治的第一步。

當提及托洛茨基在《新路向》內對體制做出的批判，蒙迪·約翰斯通表示：

「雖然這派人（左翼反對派）主要是以負面的方式行事，但是其對於在斯大林控制的黨機關日益增大的權利的攻擊是正確的，尤其我們現在了解的種種嚴重濫權和對於社會主義民主和法治的侵犯…《新路向》尤其包含了針對斯大林派手段鞭辟入裡的馬克思主義批判…」（《我思》，P. 22）

讀者們想必觀察到了約翰斯通同志突如其來的「承認」。借著事後的智慧以及校長般的姿態，蒙迪·約翰斯通正經八百的給托洛茨基對斯大林官僚的分析打了個勾，但也由於「總體來說負面」的方式而扣分。在此同時，在模糊的「侵犯社會主義民主」公式背後，藏匿著對十月革命的三十年血腥反動：老一輩布爾什維克領袖的殲滅、大批蘇維埃公民的喪生、上億個在勞改營裡塗炭的生命、以及國外革命的破碎。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並沒有出現在約翰斯通「公平的」分析內。這些可能只配被歸類為過去「尚待分析的錯誤」。翻遍布爾什維克歷史檔案的細枝末節，證明了自己是位勤奮研究家的蒙迪·約翰斯通，卻禮貌的回絕了分析和解釋斯大林主義在過去三、四十年血腥罪行的工作。

馬克思主義首先是一種歷史分析方式，並提供勞動階級前鋒必要的觀點來達成奪取政權的目標。馬克思主義者們不會盲目的在歷史過程前為「錯誤」和「意外」捶胸頓足，更不會為了「悲劇」而泣不成聲。每一名馬克思主義者的工作是在事發前分析和了解社會的主要趨勢和過程。當然，如此的分析無法提供完整的藍圖，或精准的預測每一個細節。但這也是不必要的。認識到了整體的過程已經足夠能讓我們不被歷史驚嚇到。

托洛茨基在斯大林主義發展之前就解釋了這個過程是小資產階級對抗十月革命的反動。如同列寧，他點出了黨內腐化的極大威脅，亦即藉由十月革命而攀登高位而不想要讓革命鬥爭的繼續而動搖他們舒適地位的官員們，將會作為輸送小資產階級反動和絕望意識進入黨內的輸送帶。

約翰斯通同志將《新路向》描述為一部蘊含對於官僚「鞭辟入裡的馬克思主義式批判」的著作。如果讀者在此被他弄得一頭霧水也是情有可原的。我們知道美麗的蝴蝶是從醜陋的蛹羽化而出的，但是能夠提供「鞭辟入裡的馬克思主義式批判」的托洛茨基是如何突然的從先天性極左，滿嘴口號的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者，也就是他在前21頁中描述的那樣，轉變如此呢？請問約翰斯通同志：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對派是在列寧死後意外性的獨自發展出對斯大林官僚的「鞭辟入裡的馬克思主義式批判」嗎？當時哈利·波利（Harry Pollit）和拉賈尼·帕姆·杜特（Rajani Palme Dutt）[17]或赫魯曉夫和柯西金對斯大林的批判又跑到哪去了？難道有明文規定馬列主義只有在事後才能夠產生「鞭辟入裡的馬克思主義式批判」嗎？

就算在這裡，蒙迪·約翰斯通仍然用一種對於斯大林官僚行為的批判的形容扭曲了托洛茨基的立場。這並不是托洛茨基的立場，而是斯大林、柯西金、布列茲涅夫和果蘭（John Gollan）的「反官僚主義」。在「新路向」裡，托洛茨基並不是針對個別行為，而是針對社會階級和階層的分析。官僚的領導們一向都站在第一線痛罵「官僚行徑」和「繁文縟節」。但是如此的處理方式和馬克思主義相差甚遠，誠如托洛茨基解釋道：

「如果以為官僚主義只是辦公處人員一切壞習慣的積聚，那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想法。官僚主義是一個社會現像，因為它是管理人物的一種特定制度。它那深厚的根源在於社會的復雜性，在於人民中不同集團的日常的與基本的利益之間歧異。」[18]

不同於將官僚認知為一種心態或是出自資本主義，但會自動在即將來臨的高度社會主義秩序下「消亡」的殘余物，托洛茨基警告了擁有特權的官員階層在當時俄國經濟和文化的落後情勢下會無可避免的出現，並對革命本身造成嚴重的威脅。在一些特殊情況下（如黨的分裂或農民、小資產階級、以及部分官僚聯合建立的資本主義復辟勢力）反革命的形成是相當有可能的，誠如列寧重復的警告。

托洛茨基以在1914年前被視為世界馬克思主義運動的首要團體，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腐化為例。列寧和托洛茨基解釋道，德國社民黨的腐化並不是基於個別領導的過失或背叛（雖然這些因素確實也有致命性的影響），但是最重要的是德國黨在一戰前身處的客觀環境；沒有社會動蕩和革命鬥爭的存在，以及死氣沉沉的國會政治所產生的「一輩代的官僚、俗子與蠢漢，他們的政治面目在帝國主義戰爭的最初幾小時內就給完全暴露出來了。」[19]

內戰後，新形成的蘇維埃官員社會階層，或來自沙皇舊制的官僚，或來自資產階級專家，更有被卷入國家和當機械而與大眾脫離的前工人或共產黨員。斯大林在黨內的派系正是從這個充斥著自滿、觀點狹隘的保守官僚之中汲取支持。這些人在1921年後聲嘶力竭的駁斥「不斷革命論」和「托洛茨基主義」，並不是因為他們知悉了托洛茨基在1905年的著作或過去不起眼的論戰，而是他們面對十月革命和內戰後壓力的反應。官僚們一心只想平靜有序的管轄在他們「之下」的人。斯大林－布哈林集團所倡導的「蝸牛般速度的社會主義」和「一國社會主義」正是官僚們想聽到的。

長年的革命和內戰讓社會大眾疲憊不堪並部分的傷害了他們的士氣。國際上一系列革命行動的失敗讓布爾什維克的理念失去了落後和小資產階級社會階層的支持。從一開始，托洛茨基所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少數派就必須逆流而行。另一方面，新官僚們在每一次的挫折後越發的橫行霸道，並將其加諸於俄國和國際革命上。依靠著最落後的社會階級和階層以及富農，奈普曼（NEPman）以及小資本家們的支持，斯大林－布拉林集團攻擊了十月革命的基礎。除了助長了俄國境內資本主義的勢力外，領導們的右翼政策導致了一系列在國際事務上的敗退，累計至1927年中國革命的血腥失敗。

在此的篇幅無法讓我們從繁了解這段時間的國際情勢。但是我們可以充分的評論在1925-1927年之間，斯大林－布哈林集團落實了將中國共產黨融入了中國國民黨。中國工人的劊子手蔣介石被譽為中國革命的偉大領導。中國國民黨在只有受到托洛茨基反對票的情況下並被列為共產國際的同情黨。在這段期間，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對派對抗了斯大林主義者的各個災難性的政策：要求落實工人民主、五年計劃以及示範性的集體化；反對毫無原則的與如蔣介石的外國「民主派」交易；要求對世界各地革命的繼續支持來確保蘇維埃共和國的未來生存。對於這些，蒙迪·約翰斯通只字不提，只聊到了斯大林對托洛茨基的抹黑收到了工人們的「響應」，以及左翼反對派在「全國黨內討論後」以724,000對4,000票被否決。

約翰斯通同志提到的「全國黨內討論」是在開除反對派工人、斯大林主義者流氓擅自干擾會議、官方媒體發起的的猛烈謊言和抹黑、以及對托洛茨基親友和支持者的迫害下組織起來的。這也導致了不少重要布爾什維克黨員的喪生，如被黑函逼迫自殺的米哈伊爾·格拉茲曼（Mikhail Salomonovitch Glazman)（以及身為著名的蘇維埃外交官，卻在身負重病時被官僚阻止取得必要醫藥從而自殺的越飛（Adolph Joffe）。

在各地黨會議時，反對派的發言者們一再的面對由斯大林主義官僚組織的似法西斯流氓團體的系統性恐嚇。法國共產黨黨報《逆流而上》（Contre le Courant）在20年代報導了斯大林主義者們是如何組織「全國黨內討論」的：

「俄國黨的官僚們在全國各地組織了一群口哨兵。每當輪到屬於反對派的黨工發言時，他們都會在會議廳各個角落部署拿著警哨的人們，當反對派發言者開始說話時他們就開始吹哨。這樣的胡鬧要等到反對派發言著離開講台時才停止。」[20]

約翰斯通並不認為我們有必要就近的了解這些「討論」在1927年黨大會是在什樣的環境下進行的。斯大林的嘍啰們湧入了聽眾之間，防止了反對派的發言被聽到。將這等粗野的強盜行徑對比於列寧是如何的面對他的政治對手，我們就可以看到在1921年斯大林反動是在什麼樣的程度上踐踏了最後殘存的布爾什維克傳統。

蒙迪·約翰斯通以一介史學大師的姿態綜觀了左翼反對派的歷史，並點綴了些許日期和「事實」。他神態自若的「提到了」下面的「小細節」：

「在他流亡中待過的各個地點——土耳其、挪威、法國和最後他被殺害的地方墨西哥——他撰寫了眾多書籍、小冊子、和文章，並繼續試圖建立對抗斯大林的左翼反對派。」

但是等一下，約翰斯通校長，一個平靜，友好的「全國黨內討論」怎麼會演變成少數派領導的放逐和刺殺呢？托洛茨基和數以千計的俄國反對派成員的謀殺，對你來說看起來是你所描述的「理性」政辯論的產物嗎？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校長小心翼翼的在他「公平的」注記中表示：

「所有證據強烈支持這位名為麥卡德（Mercader，又名「Jacson」)，又偽裝成失意托派人士的刺客，事實上是奉斯大林和格別烏之命行事。在於墨西哥二十年服刑完畢後，他搭乘了一班捷克斯洛伐克的班機（！）離開了墨西哥，前往不明的終點（！） 。」（《我思》，P. 94）

我們又目睹了約翰斯通同志一次驚人的「承認」！斯大林國家政治保衛局的血腥記錄是眾所皆知的。每一位共產黨員們都很清楚這些刺客們奪去了不僅托洛茨基，而是無數個俄國、西班牙、及世界各地革命家的性命。約翰斯通同志開誠布公的承認了他無法否認的事實：也就是他唯一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但是僅僅「承認」罪行是不夠的。馬克思主義者必須提供解釋。

蒙迪·約翰斯通嘗試著將斯大林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之間的不同描述為「政治性的」、「辯論」、「爭吵」等。但是俄國官僚則偏愛以子彈、集中營，或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運用坦克、戰機和火箭來作為他們的辯論工具。列寧以論點「殲滅」了他的對手們，而不是將他們冷血的殺害。托洛茨基的殺手則被一般捷克飛機送到「秘密的目的地」。看來就算在第二十次黨大會後，官僚們仍然不會忘記他們的老朋友們。

注釋

[1]列寧，中文版全集，第43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103.htm

[2]列寧，中文版全集，第42卷，《全俄蘇維埃第九次代表大會文獻》，「關於共和國的對內和對外政策」，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2/098.htm

[3]列寧，中文版全集，第43卷，《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文獻》，「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報告」，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019.htm

[4]列寧，中文版全集，第42卷，「新的時代和新形式的舊錯誤」，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2/018.htm

[5]列寧，中文版全集，第52卷，「致亞·李·舍印曼」，PDF檔案P314-315，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DF/Lenin/collectext/J92.pdf

[6]列寧，中文版全集，第52卷，「致恩·奧辛斯基」，PDF檔案P400-401，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DF/Lenin/collectext/J92.pdf

[7]列寧，中文版全集，第43卷，《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文獻》，「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報告」，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019.htm

[8]列寧，中文版全集，第43卷，「關於民族或’自治化’問題」，作者的重點，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098.htm

[9]列寧，中文版全集，第43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103.htm

[10]列寧，中文版全集，第42卷，https://www.marxists.org /chinese/lenin-cworks/42/033.htm

[11]列寧，中文版全集，第43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100.htm

[12]譯者注：同上，對於「文化主義」一詞，列寧中文版全集譯者有下列注釋：「文化主義是革命前俄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的一種力圖用單純教育活動來代替為人民利益進行實際鬥爭的思潮。列寧在這裡借用這個詞以強調俄國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文化教育工作的重要性。」，本書譯者同意如此的理解。

[13]列寧，中文版全集，第42卷，《政論家札記》，「不用比喻」，作者的重點，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2/133.htm

[14]列寧，中文版全集，第43卷，「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文獻」，「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報告」，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43 /019.htm

[15]同上

[16]列寧，中文版全集，第43卷，「關於接受新黨員的條件」，「致莫洛托夫同志(3)」，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 cworks/43/002.htm

[17]譯者注：這兩人曾為英國大不列顛共產黨領袖，完全接受斯大林指示

[18]托洛茨基，《新路向》，中文版，王凡西譯，「官僚主義與革命」，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3book/trotsky-1923book06. htm

[19]同上

[20]收錄於托洛茨基，《俄國內的真正局勢(The Real Situation in Russia)》，英文版，1928，第14頁注記，本書譯者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