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的义大利有两个传统的工人阶级群众性政党——共产党和社会党，但在它们以左还有几个规模庞大的极左团体，拥有数万名党员和一批国会议员。我们不禁要问：1976 年，当义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与基督教民主党达成协议并支持紧缩计划时，这些团体为何未能提供替代方案？它们后来又为何垮台？（按：本文原文发表于2017年9月22日。译者：跃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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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年9月22日至24日，十万左翼青年、当时存在的各种极左团体的成员和同情者，从义大利各地来到博洛尼亚，聚集在一起举行反对国家镇压的群众抗议活动。组织者的目的是展示极左翼的力量有多么强大，以及它是官方的义大利共产党（PCI）的一个具体替代方案。

选择博洛尼亚具有像征意义，因为它被视为共产党的「首都」。博洛尼亚市长一直是义共的关键人物，而且该市的共产党选票一直很高，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其得票率一直超过40%，在 1975 年的地方选举中，得票率上升到49%。因此，在这座城市召开极左派会议被视为是对义大利共产党领导层的直接挑战。

关于20 世纪70年代义大利的极左运动，其关键在于它的规模并不小，也不边缘化，而且得到了约 10 万名青年和工人的积极支持。要理解这样一场极左运动为何能获得如此巨大的支持，我们需要将其发展置于1969年火热之秋（the Hot Autumn）爆发的阶级斗争背景下。

在义大利，人们经常将1977年的事件与1968年的大规模学生抗议活动相提并论，但实际上，这两年是义大利阶级斗争发展过程中两个截然不同的时刻。1968年实际上标志着义大利工人阶级的觉醒，开启了一个工人可以夺取政权的革命前时期。1977年则标志着阶级斗争动荡十年的结束。

值得注意的是，在1968年之前的20年里，共产党员人数一直在下降，从1947年最高峰时的220万人下降到1968年的大约150万人。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共青团中，他们从1950年的40多万人减少到1968年的约13万人。工会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从20世纪50年代约50%的劳动力加入工会，到1968年只有34%的工人加入工会，工会会员总数长期下降。这种长期下降有两个原因： 1）1943-48年革命运动的失败；2）随之而来的战后经济繁荣极大地提高了生活水平。

这一切从1968年开始发生变化，工会和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开始大规模增加。1968年至1977年间，左翼力量普遍壮大。到1976年，义大利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增加到180万。另一方面，该党的青年分支——共产主义青年团（FGCI，义大利青年共产主义者联合会）则经历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过程。从1968的130,000 名成员，在两年内减少到约75,000人。

极左势力的壮大

问题是：这数以万计的青年共产党员去了哪里，他们为什么恰恰在1968-70年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抛弃了共产党？答案就在共产党左翼青年激进化的浪潮中。由于共产党领导人被视为运动的掣肘（特别是在青年群体眼中），许多极左团体在这一时期开始大幅发展。

有几个组织从最初的小规模发展成为每个组织约有10至20,000名成员的组织。其中一个例子是「工人先锋队」（Avanguardia Operaia），它起源于米兰的一个产业工人团体和从曼德尔派第四国际（「托派」）分裂出来的一个小组织—共产主义革命队。他们从1968年的约100名成员发展到1977年的约15000名成员（包括支持者）。算上从共产主义革命团体到「持续奋斗」组织（Lotta Continua，20,000人）、「宣言小组」（Manifesto group，从义大利共产党分裂出来的团体，约6000人）、无产阶级团结党（Partito di Unita’ Proletaria，17,000人）、「工人力量」（Potere Operaio，2500人）以及其他团体，它们的总人数约为100,000人。

还有一个名为「工人自治」（Autonomia Operaia）的组织，它是人们对义大利共产党以及许多被认为过于温和的极左组织失望后的产物，该组织公开玩弄「武装斗争」的思想。许多依附「工人自治」的青年最终加入了红色旅（Red Brigades）和其他恐怖组织，这些组织自1970年起就开始活动。在此期间，有4000多名左翼激进分子因加入武装组织而被判刑入狱，这一事实表明，对「武装斗争」的支持已变得多么广泛。此外，还有更广泛的同情者和合作者，其中包括数万名激进青年。

要理解这些事态发展，我们必须记住，从1968-69年开始，国家安全部队在此期间采取了许多镇压措施。这是国家在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孤立和削弱日益壮大的左翼团体的企图的一部分。事实上，1969年的火热之秋标志着工人阶级在这一时期登上了舞台。（[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1969年义大利火热之秋》视频和《义大利1969年：火热之秋》音频文件]

数百名年轻的左翼活动家被捕，其中一些人被判入狱。左翼报纸的编辑和记者被捕，被指控煽动叛乱推翻制度。与此同时，有组织的法西斯团伙对左翼激进分子和左翼团体总部进行了数百次人身攻击。法西斯团伙还放置炸弹，炸死了许多人，如1969年12月在米兰丰塔纳广场发生的著名爆炸事件，造成17人死亡，88人受伤。

所有这一切都对年轻工人和学生产生了极其激进的影响，但1977年发生的两起重要事件加剧了这一进程：3月11日，25岁的学生兼「持续奋斗」组织成员弗朗切斯科·洛·鲁索（Francesco Lo Russo）被杀害；5月12日，乔治亚娜·马西（Giorgiana Masi）在罗马被杀害。在弗朗切斯科·洛·鲁索一案中，有照片非常清楚地显示，警察直接向成群的学生开枪。

共产党和工会的力量大大增强

然而，与青年向义大利共产党的左侧大规模激进化并行的是，传统的群众组织也得到了加强。共青团在1968-70年间失去了近一半的成员，但随着新一代青年的激进化，他们的力量在1970-1976年间翻了一番，达到了15万名成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义大利共产党的情况也是如此，在同一时期赢得了许多新成员，工会的成员人数也几乎翻了一番。

许多极左组织并不理解这一现像，他们认为，义大利共产党的背叛将为他们赢得群众奠定基础。这暴露出他们完全不了解工人阶级群众是如何行动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青年和工人中的先进层会被孤立，无法与仍在坚持国际工人运动的群众联系起来。虽然当时参与其中的人并不清楚，但他们所将迎来的是工人阶级的一个新的失败时期。事实上，义大利当前的局势源于1976-79年发生的事件，其中1977年是一个关键时刻。

这一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左翼从1968-77年的革命事件进入了后来的衰退期。我们不仅看到了1968年之后诞生的几乎所有革命左翼团体的崩溃和消失，而且最终我们还将看到西方最大的共产党在1991年的分裂之后被清算。

[注：唯一幸存下来的有一定规模的团体是无产阶级民主党，它是工人先锋队（Avanguardia Operaia）和其他团体融合的产物，但它只是一个非常苍白的版本，在很大程度上转向了改良主义的方向，甚至这个团体最终也消失了，因为它在1991年与共产党分裂出的左派融合，成立了「共产主义复兴」（Rifondazione Comunista），而「共产主义复兴」自那以后也几乎全部瓦解。]

20世纪60年代末，义大利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期。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工人阶级和青年动员起来，使许多人相信夺取政权「指日可待」。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也是上述众多革命团体诞生的原因。

革命的前景是真实的。工人阶级本可以夺取政权，不是一次，而是多次。悲剧在于多年来义大利共产党采取的改良主义立场与议会外左翼无法与寄希望于共产党的工人群众建立联系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1977年变得非常明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义共和CGIL（义大利总工会）领导人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是列宁和葛兰西（Antonio Francesco Gramsci ）的真正继承人，义大利后来的历史就不会是工人的失败史。我们会看到一个从上到下都发生了变革的义大利，一个由工人政府掌权的义大利，一个共产主义的义大利。

工会的指数式增长、罢工和工厂占领的大量增加证实了这一点，共产党和极左团体的增长也证实了这一点。从1969年到1978年，成千上万的青年和工人首次加入了党，党的队伍也得到了巨大的更新。在这里，我们经历了一个双重过程。一方面，有数百万人涌入工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最先进阶层的左翼激进化。

从1968年运动苏醒伊始，义共和工会领导人的阶级妥协和温和倾向就显而易见。这一点从日常斗争中就能看出来，它反过来又促进了运动中批判派的发展。

群众对义共的取向不仅体现在会员人数的增加上，还体现在选举方面，数百万青年和工人首次投票支持共产党。这首先体现在1975年的地方市政选举中，随后又体现在1976年的大选中，当时义大利共产党赢得了前所未有的34%的选票。如果再加上社会党的选票（该党在与基督教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十年后失去了许多选票，在此期间向左翼靠拢），以及由几个左翼团体组成的无产阶级民主（Democrazia Proletaria）选举联盟的选票，左翼的总选票接近48%。

事实上，1976年，几个较大的极左翼团体组成了选举联盟，并赢得了6名国会议员，这进一步提高了他们成为义大利共产党之外的另一个明显替代者的希望。

1976年对共产党和其他左翼力量的大规模投票受到了极大的欢迎。这激起了工人和青年的希望，他们相信这是国家彻底变革的开始，现在工人阶级的利益将凸显出来。

但实际情况是，这种热情很快就变成了失望。选举的成功事实上掩盖了正在发生的真实进程。义大利共产党的领导层早就放弃了为夺取政权而进行革命斗争的观点。

义共领导人准备「历史性妥协」

在大会文件中，义大利共产党继续提到为「社会主义要素」而斗争；资本主义社会受到批判；甚至列宁也继续被引用！所有这一切，是对义大利工人阶级最大的欺骗之一。在继续假装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同时，在第14次代表大会（1975年3月）上，领导人利用1973年智利政变的悲惨事件，提出了必须「避免人民和国家纵向分裂为两个明确的敌对阵营」的立场。这就是著名的「历史性妥协」的由来，它将导致义大利共产党和基督教民主党之间达成一项协议。

一言以蔽之，当时的义共想法是，为了避免义大利发生军事政变，必须与基督教民主党结盟。为了证明这一立场的正确性，他们声称义大利资产阶级中存在着「进步」的一派，而这一派在其政党基督教民主党中得到了体现。这一立场是1976年至1979年间所发生事件的核心。然而，基督教民主党远非进步，而是巧妙地利用了义共领导人的立场，在议会中推行反动议程。

这一点在1976年秋天变得清晰起来。同年6月，义大利共产党在选举中取得了最大的成功，随后基督教民主党人安德烈奥蒂（Andreotti）被要求组建新政府，并于8月4日要求议会对其少数派政府进行信任投票。三十年来，义共议员首次投了弃权票，从而使安德烈奥蒂在仅有258名议员直接支持的情况下组建了政府。

1976年秋：紧缩计划引发工人反应

10月初，安德烈奥蒂将言辞转化为行动，宣布了他的紧缩计划。提出的措施包括汽油价格上涨25%，天然气上涨20%，化肥上涨15%；工资滑动表冻结两年，取消七天假期。接下来的一周又宣布了其他措施，包括提高电价、电话费和邮费。

这并不是政府第一次宣布紧缩计划，但这次却被认为是一次特别严厉的攻击，如果不是义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发挥了作用，它几乎会引发一场自下而上的总罢工！安德烈奥蒂准备实施的措施早已众所周知，但义大利总工会联合会秘书、义共领导人卢西亚诺·拉马（Luciano Lama）却宣称他与安德烈奥蒂「完全一致」。然而，普通工人的意见却大相径庭。

10月4日，在那不勒斯，伊塔尔斯德钢铁厂的工人们组织了一次一小时的抗议罢工。前几个月，农业工人已经举行过抗议活动，铁路工人也举行过罢工，但当安德烈奥蒂宣布他的紧缩措施时，义大利全国各地的工人都作出了非常激进的反应。

在米兰附近的阿雷塞阿尔法-罗密欧工厂，油漆车间的工人举行了罢工，随后罢工蔓延到整个工厂，有2500名工人参加了罢工，他们停止了生产。这场运动蔓延到了其他工厂，例如，OM-菲亚特工人在蒂巴尔迪大街设置了路障。甚至加油站的工人也参加了罢工！

北部的工厂开始反抗，米兰和都灵爆发了野猫式罢工，抗议活动四处蔓延。在下面的压力下，都灵的义大利总工会、义大利工联和义大利劳动工会呼吁在10月13日举行4小时大罢工。

整个国家的气氛非常紧张，全国范围的全面总罢工似乎不可避免！但这样的罢工并没有发生。很快，义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就动员起来，准备动用一切权力来结束这场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运动！

义共领导人控制工人阶级

工人们的自发反应有可能破坏义共领导人精心准备的与基督教民主党进行阶级合作的所有计划。因此，义共领导人有一个明确的目标：遏制蔓延全国的抗议运动。共产党领导人仍然拥有实现这一目标的权力。该党在全国每个角落都有支部，共产党的工人往往站在动员的第一线。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义大利共产党成功地动员了数万名地方干部和领导人，试图遏制自下而上形成的离心力量。

党的领导人将大量精力集中在都灵和米兰的工人阶级据点并非偶然。义共领导人动员了所有力量来「解释」他们的经济计划、他们与基督教民主党的协议、他们对安德烈奥蒂紧缩计划的支持。从本质上讲，他们的立场是工人必须做出「牺牲」——即接受紧缩政策——才能让经济重新站起来。安德烈奥蒂是基督教民主党的被憎恨已久的人物，他不可能说服工人接受紧缩措施。然而，安德烈奥蒂失败了，义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却成功了。

10月10日星期日，在都灵的阿尔费里剧院举行了一次群众大会，主讲人是卢西亚诺·巴尔卡（Luciano Barca），他是该党的最高领导人之一，也被视为「经济专家」。剧院里挤满了车间主任和普通工人。10月11日凌晨 5 点，都灵共产党市长迭戈·诺维利（Diego Novelli）来到位于1号门的米拉菲奥里菲亚特大工厂，直接向工人发表讲话。

与此同时，都灵几乎所有最重要工厂的大门口都出现了27名省和地区的义共领导人。当天晚些时候，该党的地区书记阿达尔贝托·米努奇（Adalberto Minucci）前往位于米拉菲奥里的菲亚特（FIAT）工厂，而都灵的另一位义共领导人伦佐·詹诺蒂（Renzo Giannotti）则前往里瓦尔塔（Rivalta）工厂。

同样的场景在米兰重演，乔治·纳波利塔诺（Giorgio Napolitano）周日在帕拉利多竞技场发表演讲，来自米兰主要工厂的6000名工人聚集在那里聆听他的演讲。类似的场景在热那亚、那不勒斯、巴里和义大利其他大城市重演。在佛罗伦萨召开了省市共产党委员特别会议，以检查局势是否得到控制。在巴勒莫，党的最高领导人之一保罗·布法里尼（Paolo Bufalini）召集了一次地区委员会特别会议，以确保党能够控制局势。

10月8日开始的自发罢工浪潮本可以引发一场大罢工，推翻安德烈奥蒂政府。但这并不是义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所希望的。

在此必须记住的一件重要事情是，在这一阶段，义共和义大利总工会领导人（以及其他工会的领导人）在工人群众中仍然拥有巨大的权威。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能够抑制住愤怒和激进的浪潮。当时的许多议会外左翼团体并不理解这一点，而这种不理解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第二年，即1977年的事态发展。

许多工人并没有立即站出来反对自己的领导人。就在几个月前，义大利共产党在选举中取得了巨大胜利。需要做出「牺牲」的说法仍然说服了许多人，工人们愿意给他们的领导人一些时间。

然而，有一部分年轻人和工人非常清楚正在发生的背叛。这也是极左团体存在和发展的原因，这些团体至少得到了十万人的积极支持和五十多万张选票。然而，1977年代表着这一先进阶层与群众之间的断裂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次看到了极左派在历史上多次犯下的错误。

这个先进阶层越来越把义大利共产党看作是一个向资产阶级当权派妥协的政党——这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些年轻的激进分子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工人群众仍然对共产党领导人抱有幻想。1977年2月，在罗马大学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学生们与负责管理会议的义共和 义大利总 工会活动家之间发生了公开冲突，戏剧性地揭示了这种对义共和义大利总工会领导人的排斥，尤其是在青年中。

1977年1月：学生运动爆发

1976年12月初，教育部长马尔法蒂（Malfatti）按照紧缩和削减的总体路线，颁布了一项法令，取消了1968年学生运动的成果之一——课程自由化，并增加了学生学费和调整了考试制度。

作为对这一切的回应，1月24日，学生们开始了占领巴勒莫大学的抗议活动。这场运动像野火一样蔓延到全国各地。2月1日，占领罗马大学的行动立即遭到一群法西斯分子的袭击，他们向学生开火，造成文学和哲学系两名左翼学生重伤。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警察的挑衅和法西斯分子对学生的袭击不断增加，尤其是在罗马。面对这种爆炸性的动员，义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采取了一种玩世不恭的立场，服从于他们对政府的一贯支持。

参议员佩奇奥利（Pecchioli）在共产党日报《联合报》上发表的声明中概述了他们的立场： 「社会运动党（MSI）法西斯分子在大学的袭击和所谓的‘自治’挑衅者的暴力行为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共产党领导人利用这种「两个极端」（即极左派和法西斯主义者）的观点来保持自己的队伍与激进左翼青年之间的距离。他们的目的显然是要隔离青年运动，避免青年与整个工人阶级建立任何可能的联系。

由于缺乏一个公认的领导层，青年运动从大规模的集体动员，到这个或那个团体的即兴报复行动，再到针对社会运动党分支机构或法西斯分子发起的集会。事实证明，这种不协调的反应完全不足以应对当时的内政部长科西加（Cossiga）在特工部门、挑衅者团体和国家安全部队的配合下实施的「紧张战略」。

很多时候，冲突演变成学生、法西斯分子和警察之间的全面战斗，往往是在警察突袭之后发生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月2日在罗马举行的示威游行，一辆白色的菲亚特127突然冲向学生。两名便衣警察开始向学生开枪。这是科西嘉的便衣特种部队第一次出动。广场上还响起了其他枪声。一名警察受伤，两名示威者被捕。

尽管学生们每天都面临着残酷的攻击，但就在罗马大学当局要求警方结束对大学的掌控的同一天，当地共产党于 2 月 12 日厚颜无耻地宣布：「恢复授课是政治和民主的需要」。

在此背景下，大学组织了一次集会，由义大利总工会书记卢西亚诺·拉马发表讲话。2月17日，占领大学的学生集会抗议拉马。学生们用大字刷出了反对拉马的标语。气氛变得十分激烈。起初，学生们高喊著反对拉马的口号，但后来学生们和共产党协管员之间发生了混战。最后，发生了一场真正的巷战，共产党的协管员被打得落花流水。拉马被赶出了大学。随后，警察对学生进行了暴力干预。共产党领导人站出来极力反对学生。这一切都证实了罗马学生对工会官僚机构的看法。

博洛尼亚的运动也变得激进起来。2月23日，在一次有四千名工厂工人和学生参加的会议上，学生们对义大利共产党的严厉批评遭到了工人们的部分反对。然而，他们一致谴责公共汽车工人在义共领导人的影响下制作的海报，该海报将罗马的「工人自治」称为「法西斯败类」。

然而，义共领导人无意改变他们的立场。就在罗马大学驱逐拉马的几天后，共产党领导人恩里科·贝林格尔发表了如下声明： 「我们不应该给法西斯式的活动留下任何空间，这些活动让我们想起了1919年（这里指的是法西斯党的成立），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使用的方法，还因为他们对工会组织、工人政党、民主机构、文化生活中心、学校和大学的盲目暴力」。

博洛尼亚运动的高潮是3月11日学生与警察之间的冲突。那天，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警察向学生开枪，并在大学附近的马斯卡雷拉路（via Mascarella）打死了皮埃尔·弗朗切斯科·洛·鲁索（Pier Francesco Lorusso）。青年的愤怒前所未有地爆发了。

国家加强了镇压措施。政府为增加警察工资提供了资金。政府禁止在4月25日至5月31日期间举行任何示威活动。2月18日，内政部长科西加在电视新闻中宣称： 「我们不会允许大学成为大都会印第安人、怪胎和嬉皮士的巢穴」。（注：「大都会印第安人」是运动中所谓的创意派。）

科西加以其挑衅和镇压措施成为了学生运动的死敌，而共产党的领导人则被视为他的帮凶。在警察对青年运动进行残酷镇压的同时，工会和共产党领导人则利用他们的一切权力来结束抗议运动。

极左派方法

与此同时，工人群众仍然希望义共领导人与基督教民主党人之间的合作能够带来好的结果，他们无法理解，青年的抗议活动竟然达到与共产党公开发生肢体冲突的程度。

这一时期发生在博洛尼亚的事情就是一个例子。「工人自治」团体试图组织一次对当地义共总部的袭击，现在他们已将义共视为主要敌人。多数为工人的义大利共产党协管员保卫了党的办公室，并击退了「自治者」。这种策略正中贝林格尔的下怀，他借此进一步论证了自己的立场，即议会外左派就像「法西斯主义者」。这进一步扩大了先进阶层与群众之间的鸿沟。

极左派犯了许多错误，但我们需要特别强调一点：他们不懂得群众是从经验中学习，而不是从这个或那个极左团体的宣传或口号中学习。工人阶级不是一个单一的整体，而是由在不同时期运动的不同层次组成的。工人群众仍然对他们的领导人充满信心，愿意静观紧缩措施会带来什么结果。

工人阶级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领袖，不会轻易放弃在斗争时期以巨大牺牲建立起来的传统群众组织。诚然，长期的经济增长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往往会导致这些组织的领导层官僚化。然而，工人们要想了解这些官僚的真实面目，需要的是行动而不是言辞。

这一切都证实了一个事实：工人阶级从经验中学习，尤其是从重大历史事件的经验中学习。这一点或那一点妥协是不够的。通常，工人阶级需要时间，很长的时间，有时是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完全理解某些过程，但当事实清楚地说明问题时，工人们迟早会明白的。

对于那些由于特殊原因而意识水平较高的人来说，这一过程可能显得过于缓慢；这可能导致挫折感和不耐烦。即使在工人中，我们也能看到这种现像。在宗派左翼团体的怂恿下，一些先进工人中可能会出现极左倾向。这样一来，先进阶层非但没有与群众联系起来，反而与整个阶级隔离开来，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列宁对此深有体会，因此他始终坚持革命者应该有耐心。他们长期的任务就是「耐心解释」。直到1917年10月前夕，布尔什维克的主要任务都是争取群众支持他们的纲领。

列宁明白，在布尔什维克成为一个群众性政党之前，在他们赢得绝大多数工人之前，群众需要经历他们自己的改良主义领导人执政的经历。为此，列宁全力打击运动中的宗派主义。这正是他撰写《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原因。

对于宗派主义者来说，这是本无字天书。宗派主义者不理解长期耐心工作、解释和说服的必要性。宗派主义者希望群众来找他。宗派主义者的问题在于，工人阶级不了解小型革命组织，也不会求助于它们。即使这些组织拥有正确的思想和纲领（布尔什维克就是如此），情况也是如此，但如果它们被宗派主义所浸染，情况就会更糟！

在义大利共产党的左侧，极左派拥有数以万计的积极分子，因此他们是政治局势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在青年中。这些团体存在分歧，持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但本文的目的并不是探讨这些分歧。在此，我们将重点放在将所有这些团体团结在一起的一件事上：他们认为，义共领导人的「背叛」将为建立左翼革命党提供机会，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只需谴责义共领导人，群众就会涌向这些小团体。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将证明这种想法是多么错误和天真。

极左派的危机

于是，1977年9月，极左派决定大展拳脚，在博洛尼亚（国际关注项目的大本营）召开了一次反对镇压的会议。来自义大利各地的约 10 万名青年齐聚博洛尼亚，其盛况令人印像深刻。然而，结果却与发起者的初衷完全相反。极左派非但没有展现出一个团结一致的革命左派，其内部矛盾反而暴露无遗。

在帕拉斯波特篮球馆举行的著名会议上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不同团体的「同志」相互攻击。尤其是「工人自治」支持者和「持续奋斗」组织支持者之间的肢体冲突，他们用椅子互相殴打。整个约12,000人的集会以非常不体面的方式解散。与其说他们表现出了多么强大，不如说他们表现出了多么分裂！本文作者当时就在会场，亲眼目睹了这些悲惨事件，并充分意识到这一切将对整个左翼产生的负面影响。

这次会议标志着各种极左团体危机的开始。许多积极分子退出了政治舞台，从而开始了著名的「淡季」。失败导致了挫折感，大多数失望的积极分子干脆回家了，其中一些人开始吸毒。少数人加入了当年出现的恐怖组织，如「红色旅」，这只会加强基督教民主党和义共领导人的反动政策。

对许多人来说，当时的情况似乎令人绝望。「政治」似乎已经失败，因此需要的是「行动」。历史多次证明，极左主义是工人运动领导人机会主义行为的代价。然而，它的失败和挫折的后果要严重得多。

事实不言而喻。仅1977年一年，就发生了2128起恐怖袭击，而前一年为1198起。32人被打断膝盖；警察、政治活动家、记者和律师被杀。1978 年的情况更加糟糕，袭击、绑架和杀戮的数量呈指数级增长，最终导致1978年阿尔多·莫罗 (Aldo Moro) 被绑架和暗杀——稍后会详细介绍。

工会领导人的角色

在整个1977年，义大利共产党领导人与工会领导人一道，继续执行与基督教民主党合作的政策。当时，义大利资产阶级如果没有义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的支持，就无法治理国家。镇压措施的确有所增加，但仅靠这些措施还不足以控制局势。内政部长科西加强调需要达成 「政治共识」，他的意思是要让义大利共产党在平息局势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科西加在决定是否让义大利共产党加入政府多数派时提出的条件之一是「它是否有能力让工人阶级接受走出经济危机所需的牺牲」。（《共和国报》报道）。

更有远见的资产阶级比许多左翼团体更了解实际情况。在1977年和1978年初，义共领导人都表明，他们拥有说服工人所需的权威。

1978 年1月24日，《共和国报》发表了一篇对拉马的采访，题为「工人们，勒紧你们的裤腰带」，这篇采访后来成了名篇。拉马说得非常清楚：「……工会呼吁工人们接受牺牲政策，不是微不足道的牺牲，而是实质性的牺牲」。

拉马巧妙地从工人阶级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极高的失业率——出发，指出：「……如果我们想与降低失业率的目标保持一致，显然，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必须放在第二位。」

当《共和国报》编辑欧亨尼奥·斯卡尔法里（Eugenio Scalfari）要求他「具体」解释他的意思时，拉马回答道：

「未来几年的工资要求必须非常有限；可以要求的涨幅必须分散到集体谈判协议的三年期限内，裁员工资的整个机制必须从上到下进行修改。我们不能再强迫企业继续雇用那些超出生产需要的工人，也不能继续认为裁员基金可以无限期地支付工人的工资。在我们的建议中，我们明确指出，除了由地区失业委员会（由工会代表、雇主、地方和地区当局组成）决定的特殊情况外，基金只能支付工人一年的工资。简而言之：劳动力的真正流动和永久性失业补助的终结。」

为了消除人们对他的建议的疑虑，他补充说：

「然而，我们确信，强迫公司保留多余的劳动力是一种自杀性的政策。义大利经济的崩溃也是因为这一政策。因此，尽管没有人比我们自己更清楚这个问题所带来的困难，但我们认为，一旦企业的危机状态确立，企业就有权解雇工人。」

拉马的这些话破坏了始于1969年「火热之秋」运动的所有关键要求。运动的目标之一，即缩短工作周，就这样毁于一旦：

「……让我们记住，我们是发达工业国家中每周工作时间最短的国家之一。我们每周平均工作40小时，假期也比其他国家多。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趋势都是缩短工作周，但其他国家必须与我们的立场保持一致，我们才能朝这个方向再迈出一步。」

整个访谈弥漫着一种非共产主义的观点。拉马透露，他完全接受资本主义的逻辑；一切都必须与资本主义制度保持一致。对拉马来说，所有问题的解决办法都可以在「国家适当规划的资本积累中找到，其目的是尽可能地增加就业」。他强调说：「这是我们的路线。」

这次采访引起了轩然大波。第二天，报纸上充斥着各种工会领导人的表态，有些人完全赞同，有些人则持怀疑态度。问题是如何说服工会的普通员工接受工会领导人的这种投降。但拉马的目标很明确：走到公开场合，公开提出问题，并为将这一立场强加给广大职工创造条件。

几周后，即2月中旬，出现了著名的「欧盟转向」。在罗马的欧盟会议中心召开了一次工会会议。会议提出的路线基于两点：工人工资适度增长，作为交换，老板实施投资计划以创造就业机会。他们的想法是，工人通过勒紧裤腰带，可以让老板积累投资所需的资本。这正是拉马在著名访谈中提出的立场。

当然，虽然第一点将在下一轮集体谈判中立即实施，但投资将被推迟到某个假设的未来。实际上，义大利工会运动的领导人只是在欧元会议上签了一张空白支票。

严重的经济危机

这些事件应放在当时的经济背景下进行分析。义大利资本主义与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一样，正在经历一个关键时刻。1974-75年，生产出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首次严重下滑。里拉多次贬值，导致通货膨胀率上升。1976年初，危机进一步加深，似乎已无路可走。因此，不可避免地要讨论一些涉及政治平衡和国家政府的措施。

1976年之前，各国政府实施的紧缩措施未能支撑里拉，而里拉与股市一起自由落体。1974年9月的一个「黑色星期三」，义大利证券交易所下跌超过8%，MIB（义大利证券交易所）指数跌至48.74。两年后的1978年，MIB 指数进一步跌至37.75。1975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17.2%，但次年的1977年又进一步上升到了20.1%。1976年1月，外汇市场关闭了三天：当时价值720里拉的美元到3月时涨到了820里拉。一种全新的现像出现了，那就是「滞胀」，即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存在。

因此，工人阶级感受到了两方面的压力：失业率上升和通货膨胀率上升导致实际工资减少。1977年，青年首当其冲，青年失业率超过了200万大关。这些情况导致了1977年的学生起义。

然而，正是这些条件也帮助拉马获得了他的职位。由于没有人提出真正的社会主义观点，唯一的选择似乎就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寻求解决办法。在这种情况下，拉马的立场对于重要的工人阶层来说显得合乎逻辑：我们今天需要做出牺牲，以便明天能够有所改善！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科西加所说的「让工人阶级接受走出经济危机所需的牺牲的能力」！

这正是义大利共产党正在准备加入政府议会多数派（尽管没有部长职位）的原因。1977年12月3日，安德烈奥蒂少数派政府在罗马工会大游行后倒台。随后经过几个月的谈判，阿尔多·莫罗最终于1978年2月底宣布了已达成的协议，准备让共产党加入政府。事实上，就在他前往议会参加关于新政府的开幕辩论时，莫罗被红色旅绑架，随后被杀害。

个人恐怖主义的邪恶作用

这一戏剧性事件的影响值得稍加探讨。刺杀这位资产阶级政客并没有给工人运动和青年运动带来任何好处。红色旅绑架并杀害了莫罗，只是为资产阶级提供了他们所需的借口，以便采取更多的镇压措施，使整个局势朝着反动的方向发展——所有这一切也反映在了义大利共产党的高层中。

莫罗遇害后不久，举行了废除《王室法》的全民公决，结果不言而喻。1975年5月，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大大加强了警察的权力和豁免权。右翼政党显然是赞成的，但左翼政党，包括义大利共产党，则表示反对。然而，从1975年到1978年，许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现在，义大利共产党已成为政府多数派的一部分，并在全民公决运动中决定加入右翼政党的行列，反对废除《王室法》。

1978年6月11日，在投票率很高的全民公决中，76%的人投了反对票。义大利共产党的政策（甚至比基督教民主党更强硬）是消灭所有可能对现有政治平衡产生不稳定影响的左翼势力。为了说服工人群众相信镇压性法律的必要性，义共领导人玩世不恭地利用恐怖主义。

因此，莫罗暗杀事件的影响并不像红色旅在其妄言中所说的那样，削弱了义大利共产党与基督教民主党之间的盟约。相反，它使义共领导层与安德烈奥蒂领导的基督教民主党政府的合作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义共被踢出政府多数派

然而，工人们所面临的情况继续恶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通货膨胀降低了实际购买力。工资滑动表的微小变动只保护了工资最低的工人，而中等收入的工人却发现自己的境况更糟。这激起了广大工人的不满。1978年2月在欧盟工会会议上的发言与工人阶级家庭所面临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工人们做出了牺牲，但经济状况并没有随之改善。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欧元协议在1978-79年冬季新一轮集体谈判协议浪潮中崩溃了。虽然工会领导人继续宣扬节制，但工人们却有其他想法，他们试图夺回失去的购买力。因此，在口头上正式遵守欧元协议的同时，每个行业的工人都开始要求大幅提高工资。现在，老板们意识到，义大利共产党和工会领导人已经用尽了遏制工人要求的能力，并宣布欧盟协议已经失效。

这一切在政治上的表现是，1979年初，义大利共产党撤消了对安德烈奥蒂政府的支持，这导致了该政府在3月底垮台。基督教民主党在是否继续维持以义共支持为基础的所谓「民族团结」政府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现在，大多数人认为有必要改变策略。资产阶级正在推动与义共决裂，因为他们认为义共已经被削弱，不再能够控制工会运动的队伍。

1979年选举失败

因此，选举提前举行，而义大利共产党遭受了重大挫折，在6月的选举中只赢得了30%的选票。这是几十年来义共在选举中的首次挫败。在1979年6月7日出版的《共和国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编辑欧亨尼奥·斯卡尔法里对共产党的选票情况进行了分析：

「共产党经历了一次重大损失，损失约为4个百分点，相当于其选民的12%。这些选票去了哪里？又为什么流走了呢？

「共产党损失的选票中肯定有相当一部分是弃权票和空白票；另有相当一部分选票转向了激进党；还有一小部分（数字显示了这一点）转向了社会党，而社会党又损失了一些选票，转向了社会民主党。

「从选票从共产党手中流走的情况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原因：在1976年6月20日选举中支持共产党的选民中，有12%的人不支持共产党的总路线，即对基督教民主派采取‘绥靖’态度。

「这些选民希望义大利共产党能够成为基督教民主党的替代者……」

同一篇文章还解释说，共产党选票的流失在南方、大城市的工业郊区和年轻人中尤为严重。

义共的危机

所有这一切对义共队伍的影响激起了更大的批判精神。「历史性妥协」开始被视为这次失败的原因，以至于党领导贝林格尔现在也不得不谈论基督教民主派的「替代方案」——尽管是「民主替代方案」。在1983年3月举行的义共第16次大会上，贝林格尔解释说：「民主替代方案是基督教民主党及其权力体系的替代方案……」。这标志着义共领导人的说辞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诚然，在这些话之后，贝林格尔又补充说，新路线并不排除「在具体目标上趋于一致」，但重要的是要明白，为了回应基层党员的批评，义共领导人被迫改变了党的路线，至少是在言语上，以回应普通民众的批评。

义大利这一时期的悲剧在于，在义大利共产党的队伍内部没有一个有组织的反对派，致力于建立一个革命性的力量来替代其领导人。当年，在义大利工人运动内部和周围建立左翼反对派的条件已经成熟。同样是这些工人，他们在1977年仍然对义共的领导人抱有极大的信心，而现在他们已经经历了一场历练，并开始从这场历练中得出结论——不是在理论方面，而是在现实的具体世界中。他们想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但当时并不存在这种有组织的反对派。1977年具有批判精神的先进青年和工人在宗派主义左派内部被孤立。许多人后来确实脱离了极左派，但他们只是回家并完全放弃了政治。

在共产党的队伍中也出现了类似的过程。1977年，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开始下降，到1989年，该党失去了近40万名党员。加入该党的工人人数下降尤为明显。1977年，该党拥有828,000名工人，但到1988年，这一数字下降到588,000人。下降幅度最大的是西北部，那里是全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因此也是工人阶级最多的地区。

义大利工人阶级为这一时期的失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一切的主要责任显然落在了义共领导人的肩上。然而，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改良主义和改良主义领导人的背叛倾向是一个客观事实。我们对此并不感到惊讶！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群众的革命高潮与这些群众的领导人的阶级妥协倾向之间的历史矛盾？

我们必须为新的激进时期做好准备

这些动荡的事件已经过去了40年。与此同时，新一代工人已经崛起。在这四十年里，义大利资产阶级收回了前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大部分改革成果。他们甚至成功地消灭了拥有如此强大传统的共产党，使工人们失去了政治表达的渠道。然而，对于今天的老板们来说，这还远远不够。世界资本主义的压力迫使义大利资本家削减成本，消除过去改良的残余。

今天的工会领导人不愧是拉马的继承人；他们是同一类人。他们梦想着一种资本主义，在这种资本主义中，他们可以与老板坐在谈判桌前，不需要任何阶级斗争。他们仅限于要求与资本主义制度相适应的东西。但阶级斗争总是倾向于超越这些限制。今天，如果不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就无法从老板那里赢得任何让步。今天，任何不明白这一点的人都生活在梦幻世界中。

然而，即使是最激进的斗争本身也是不够的。历史告诉我们，工人阶级需要理论、分析和观点。而这些并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必须由那些拥有工具的人去发展。这就引出了列宁所说的「主观因素」的作用。在工人群众中总有一个更先进的阶层，他们比其他工人阶级更早得出革命性的结论。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理解这一切，并把这一层组织起来，加强它与其他阶级的联系。我们的任务是争取那些有时可能会朝着宗派主义方向发展的先进阶层，教育他们了解工人阶级的历史，了解工人阶级是如何运动和组织起来的，并阻止他们犯极左的错误。否则，先进层就有可能走在群众前面太远，从而被孤立。革命者的任务不是脱离工人群众，而是与他们同行，同时时刻警惕改良主义的内在危险。

工人运动的领袖们已经堕落到了极致。这既是20世纪70年代失败的结果，也是随后几年资本主义复苏和稳定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工人运动的领导人受到了来自资产阶级的巨大压力。除了资本主义制度，他们无法想像其他制度。他们早就抛弃了我们运动赖以建立的思想。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了解当今世界，不了解工人阶级的状况。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代表的是过去，而不是未来。然而现在，阶级斗争新高潮的所有条件都已成熟，就像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样。

七十年代的事件为建立一支以工人和青年为基础的强大革命力量创造了条件。在这一时期，我们看到的是不同阶层的意识以不同的节奏发展。这是不可避免的：并非每个人都能在同一时间得出相同的结论。尤其是工人，他们从自己的经验和重大事件中学习。当他们战斗时，他们对自己的既定领导人充满信心。当这些领导人，如20世纪70年代义大利的拉马，倾向于向老板妥协时，工人的最初反应是给他们的领导人时间和荣誉。一般来说，工人不会从某些小团体的理论阐述中学习，他们会从真实的生活事件中学习。他们需要时间来亲眼目睹改良主义领导人的作用。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工人们迟早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并开始质疑自己的领袖。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他们不会自发地建立一个革命性的替代方案。他们寻求可行的替代方案，但如果没有，就会出现幻灭的过程，资本家阶级就会发动攻势，打败工人。然后，所有错误的结论都会产生，悲观情绪也会随之而来。这就是义大利在经历了1976-79年之后的情况。从公开挑战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代人，变成了士气低落的一代人——著名的「六八一代」，即68年的那些人——压在新一代身上，使每次运动都充满了深深的悲观情绪。

马克思主义倾向的作用就在于理解这一点。如果不理解这一点，就有可能陷入宗派主义，一种因急躁而产生的宗派主义。这就是20世纪70年代所有极左团体所犯的错误。试想一下，如果义大利的十万革命活动家不是分成无数个团体相互斗争，而是团结在一个单一的马克思主义趋势中，在义大利共产党的队伍中和周围开展工作，那将会有多大的成就！这样一个拥有10万名党员、实际上是一个小党的趋势组织不会攻击共产党，而是会巧妙地运用列宁的联合阵线策略，深入到义大利共产党的队伍中，耐心地解释党纲的局限性。这样一支力量本可以改变义大利共产党本身，本可以为革命纲领赢得原本组织在义共和义大利总工会中的广大工人群众的支持。

必须从这个角度来理解1977年发生的事件。正是由于极左派的错误，它才没能影响到义共的队伍。事实上，他们正中了改良主义的义共领导人的下怀。这反过来又为义大利资产阶级重新控制局势创造了条件。由于不再需要义共领导人的服务，该党被踢出了政府多数派，一个直接攻击工人阶级的新时期开始了。1980年，菲亚特举行了为期五周的罢工，最终在工会领导人的「帮助」下以惨败告终。那次失败的影响至今仍在。

然而，历史表明，工人阶级会从每一次失败中恢复过来。义大利工人阶级从1922年的失败（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和1948年的失败（左翼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之后在选举中失败）中恢复过来。它还将从20世纪70年代的失败中恢复过来。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对此毫不怀疑。

当然，今天义大利的政治格局与20世纪70年代大不相同。1992年，社会党和旧基督教民主党因大规模腐败丑闻而解体。共产党在东欧和苏联的史达林主义政权垮台后，于1991年更名为左翼民主党（PDS），后来又与一些资产阶级政党融合，组成了现在的民主党，一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政党。旧的义大利共产党左翼于1991年分裂出去，成立了 「共产主义复兴」（Rifondazione Comunista），但在多年支持「中左翼」政府及其紧缩政策后，该党也几乎垮台。

因此，义大利工人阶级发现自己没有自己的政党，这也是目前僵局的原因。但不可避免的是，它迟早会找到某种政治表达方式，可能就像西班牙的「我们能」（Podemos）或梅朗雄的「不屈法国」（France Insoumise）。我们无法准确判断它将来自何方，由谁领导，或其确切性质，但它终将到来。

问题是：下一次工人阶级崛起时会发生什么？历史会重演吗？运动会因为左派的宗派主义而再次面临失败，还是我们会吸取过去的教训？这取决于我们自己！一旦工人阶级的群众性表现出现，义大利IMT的马克思主义者就不会再犯过去宗派主义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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