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的8/14，古巴革命領袖菲德爾‧卡斯楚誕生。今天，古巴革命正面臨它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威脅。在美帝國主義扼住咽喉的處境下，古巴全國人民政權代表大會新近通過的政策，正為資本主義復闢鋪路。

直到10年他前去世為止，菲德爾一直是古巴革命所爭取的一切的化身。正如荷黑·馬丁所指出的，評價菲德爾的一生，也就是評價古巴革命本身。

為紀念這一天，我們在下面重刊一篇寫於2016年他去世之際的文章。文章詳述了菲德爾的一生，並強調必須捍衛古巴革命。此文寫作之時，歐巴馬正以「較為柔和」的手法謀求扼殺古巴革命；對於古巴今天所面臨的緊迫局勢，其中的教訓絲毫不失其意義。

菲德爾·卡斯楚逝世——古巴革命必須活下去！

2016年11月28日

11月25日星期五晚上10點29分，古巴革命領袖菲德爾·卡斯楚逝世，享年90歲。他的弟弟勞爾·卡斯特羅（Raul Castro）在午夜前後發表電視講話，向古巴人民和全世界宣布了這一消息。他病了好幾年，也早已卸去正式的政治職務，因此他的去世並不出人意料，但對朋友和敵人來說，仍然是一次震動。

他的一生與古巴革命緊密相連。對他所扮演的角色的評價，其實就是對古巴革命的評價——這場革命是西半球第一場廢除資本主義的革命，五十多年來一直抵抗著北面僅90英里之外的美帝國主義的猛攻。

在談到委內瑞拉總統、革命領袖烏戈·查韋斯的逝世時，菲德爾說：「想知道烏戈·查韋斯是什麼人嗎？看看誰在哀悼、誰在慶祝。」這話同樣適用於菲德爾·卡斯特羅。他去世的消息，令邁阿密的古巴反革命流亡者、委內瑞拉的反動反對派以及世界各地的媒體評論家——無論右翼還是「自由派」——一片歡騰。

另一方面，對拉丁美洲和世界各地千百萬工人、青年以及革命的和左翼的活動人士來說，菲德爾的去世則是一次打擊。在他們心目中，菲德爾是古巴革命的象徵，是挺身反抗帝國主義的象徵，是讓所有人都能享有優質醫療與教育的象徵。

全世界的統治階級如此仇恨他，美帝國主義策劃了600多種暗殺他的方案，這是有充分理由的。原因就在於古巴革命為全世界被壓迫者樹立了一個好榜樣，而這個榜樣本身就是一種威脅。古巴革命廢除了資本主義，從而得以掃除文盲，讓全體公民都有房住，建立起第一流的醫療體系——嬰兒死亡率因此下降，人均預期壽命提高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水平——並大幅提高了人民的教育水平。而這一切，發生在一個革命前曾是美國的妓院和賭場的國家，而且是在華盛頓數十年的恐怖主義騷擾和罪惡的貿易封鎖與禁運之下取得的。

基於同樣的理由，我們無條件地捍衛古巴革命。這是我們的出發點。對菲德爾·卡斯楚這個人物、對古巴革命的任何評價，如果我們想從中學到些什麼，就必須是客觀的、批判性的。但它必須從承認這場革命的歷史性成果出發，而這些成果是透過剝奪資本家、帝國主義者和地主而達成的。

舉幾個例子：古巴革命掃除了文盲，如今又消滅了兒童營養不良。古巴的出生時預期壽命為79.39歲，高於美國的78.94歲，比鄰國海地的62.75歲長16年以上。古巴的嬰兒死亡率（每1,000名活產嬰兒不滿1歲的死亡人數）為4.5，而美國為5.8，海地則是48.2。

菲德爾1926年出生於古巴東部奧爾金省（Holguín）的比蘭（Birán），家中是地主。他先後在聖地牙哥和哈瓦那的私立教會學校讀書，進入哈瓦那大學學法律後開始涉足政治。

古巴是拉丁美洲最後一個取得形式上獨立的國家。可是1898年它剛透過革命鬥爭擺脫了腐朽的西班牙帝國主義，就落入正在崛起的美帝國主義的爪牙之下。北面這個強大的鄰國幾乎完全支配了古巴經濟，並藉此控制了它的整個政治格局。

有一段時間，普拉特修正案把這種屈辱的支配關係正式寫進了古巴憲法，其中的條款允許美國對古巴進行軍事干涉。強烈的不平之感和對民族主權的深切渴望，激起了20世紀上半葉一波又一波的革命鬥爭。菲德爾了解古巴獨立戰爭中那些最重要的人物，並深受他們的鼓舞。

同時，這個島上還有一個巨大的有著戰鬥傳統的工人階級：起初是一股強大的無政府工團主義潮流，後來形成了激進的共產黨、規模可觀的左翼反對派，以及1933年的起義性總罷工，等等。民族解放與社會解放已經緊密交織在一起——例如在古巴共產黨創始人胡里奧·安東尼奧·梅利亞，或「青年古巴」運動（Joven Cuba）創始人Antonio Guiteras等人的思想中，就是如此。

1945年菲德爾上大學時，那一代開始投身激進政治的中產階級青年，對古巴共產黨（正式名稱為人民社會黨，PSP）毫無好感，反而對它十分反感。人民社會黨遵循史達林化的共產國際「以民主反對法西斯主義」的政策，參加過富爾亨西奧·巴蒂斯塔1940至1944年的政府。

菲德爾傾心於反帝的主張。 1947年，他參與了一次遠徵多明尼加共和國、意在推翻特魯希略獨裁政權的軍事行動，但以失敗告終。 1948年，他作為代表團成員前往哥倫比亞參加拉丁美洲學生大會，親歷了4月9日激進派領袖豪爾赫·埃利塞爾·蓋坦遇刺後爆發的“波哥大事件”起義。

卡斯楚也與Chibás的正統黨（Ortodoxo）建立了聯繫。 Chibás是一位深孚眾望的參議員，他揭露自己原先所屬的真正黨（Auténtico）的腐敗，並於1951年自殺。

到了1952年，富爾亨西奧·巴蒂斯塔發動他的第二次政變。菲德爾和一群同志（包括他的弟弟勞爾、Abel Santamaría、Abel的姊姊Haydée和Melba Hernández）著手組成一個戰鬥組織，成員大多來自正統黨的青年。 1953年7月26日，他們大膽襲擊了聖地牙哥的蒙卡達兵營，目的是奪取大批武器，並發出全國起義、反對巴蒂斯塔獨裁的號召。這次嘗試失敗了，參與行動的120名青年男女中，將近一半在被俘後遭到殺害。

菲德爾在被告席上的辯護詞讓他聲名遠播。他藉這篇辯護詞闡述了自己的綱領，並以那句名言收尾：「你們判我的罪吧，歷史將宣判我無罪！」後來被稱為七二六革命運動（26 July Revolutionary Movement，M-26-7）的這個組織，其綱領概括在他們原打算廣播的五項革命法令之中：

• 恢復1940年古巴憲法。
• 土地改革。
• 工業工人有權分得公司利潤的30%。
• 糖業工人有權獲得公司利潤的55%。
• 沒收在歷屆政府任內被判犯有貪污舞弊罪者的財產。

這是一份進步的民族民主綱領，其中也包含若干旨在改善工人處境的條款。它顯然沒有越出資本主義制度的界限，也沒有對私有財產提出質疑。在獄中關一段時間後，菲德爾獲得特赦，前往墨西哥。

在蒙卡達綱領的基礎上，他們組織了一批人，於1956年底乘坐「格拉瑪號」遊艇駛往古巴。他們的設想還是讓登陸與該國東部聖地牙哥一帶的起義同時發生。計畫再一次落空，遠徵隊大部分成員在最初幾個小時裡非死即俘，只剩下12人退入馬埃斯特臘山（Sierra Maestra）。然而僅僅兩年多後，1959年1月1日，巴蒂斯塔就被迫逃離古巴，古巴革命取得了勝利。

革命戰爭的勝利有一系列原因：這個政權極度腐朽；山區的遊擊戰運用土地改革這一革命手段，成功爭取了農民、瓦解了應徵士兵的士氣；平原地區（llano）的中間階層普遍反對政府；最後同樣重要的是工人運動的有力參與（這一點較少為人所知）。給這個政權最後一擊的，是七二六運動號召的革命總罷工——罷工在哈瓦那持續了一周，直到遊擊縱隊開進城來。

此後兩年，革命迅速激進化。蒙卡達民族民主綱領的實施，特別是土地改革，激起了統治階級的憤怒，使最初幾屆革命政府中較為溫和的分子被淘汰出局，同時激起了工農群眾的熱情——他們要求走得更遠——也引來美帝國主義的反撲；而革命對這一切的回應，就是針對帝國主義在島上財產的、一步比一步更激進的措施。

徹底貫徹一份民族民主綱領，結果導緻美國跨國公司被剝奪；而由於這些公司支配著經濟的關鍵部門，到1961年，資本主義便事實上被廢除了。

我曾問過一位古巴同志──他從1930年代就參與關塔那摩的革命運動和工會運動──他會怎麼評價菲德爾和七二六運動的領導階層。他回答說，他們是“revolucionarios pequeño-burgueses guapos” （勇敢的小資產階級革命者）。

這裡的「小資產階級」不是罵人的話，而是在描述他們當中許多人的階級出身，也是在描述他們為之奮鬥的綱領。正因為他們勇敢地把自己的綱領付諸實行，才被推到了遠遠超出他們預期的地方。菲德爾·卡斯特羅把這個過程進行到底，這是他的功勞。

當時蘇聯的存在，也影響了革命勝利之後事態的走向。這並不是說蘇聯鼓勵他們向資本主義開刀。恰恰相反，有案可查的是，蘇聯勸阻他們，要他們謹慎、緩慢行事。儘管如此，蘇聯能夠填補美國日益敵對所留下的缺口（向古巴出售石油、收購甘蔗、打破封鎖），仍是重要因素。

不過，在大約10年的時間裡，古巴革命與蘇聯的關係並不融洽。古巴共產黨（人民社會黨）直到革命運動的最後階段才加入進來，而古巴領導層以自己的獨立性為傲，也有自己的群眾基礎。革命的第一個時期，各領域（外交與經濟政策、文學藝術、馬克思主義）都展開了廣泛的討論和爭論，斯大林派試圖強加自己的路線，但並不總是得逞。

菲德爾等人對蘇聯深懷戒心，尤其是在1962年飛彈危機期間赫魯雪夫與美國達成交易、甚至沒有與他們商量之後。此外，主要是在切·格瓦拉的堅持下，他們試圖把革命擴展到拉丁美洲乃至更遠的其他國家，這既同蘇聯奉行的「和平共處」政策相衝突，也同大多數拉美共產黨極為保守的立場相衝突。

這些輸出革命的嘗試失敗了，部分原因在於把古巴革命的經驗加以推廣的方式過於粗糙。一小群武裝人員進山，短期內就能推翻反動政權──這種想法本身就把古巴取勝的條件過分簡單化了，實踐證明它是錯的。

最極端的例子也許是玻利維亞。這個國家經歷過局部的土地改革，也有一支戰鬥的、政治上先進的礦工無產階級；切·格瓦拉在那裡的嘗試，最終使他於1967年死在美帝國主義手裡——而美帝國主義也從古巴身上吸取了若干教訓。

古巴革命逐漸陷入孤立，因而更依賴蘇聯。 1970年「一千萬噸甘蔗收成」計畫的失敗及其造成的經濟混亂，只是加深了這種依賴。與蘇聯的密切聯繫使古巴革命得以存活三十年，但也帶進了濃厚的史達林主義成分。

1971至1975年的「灰色五年」（Quinquenio Gris）期間，當局動用壓製手段，在文學藝術、社會科學等許多領域強行推行史達林主義思想。也正是在這段時期，恐同以及對男同性戀者的歧視和騷擾（這些現象本來就存在，是從前朝沿襲下來的）被制度化了。

革命取得勝利的方式——由一支遊擊軍隊領導——也影響了革命後國家的官僚性質。正如菲德爾自己所解釋的：「戰爭不是靠集體的、民主的方法來領導的，它建立在指揮責任之上。」革命勝利後，領導階層享有巨大的權威和廣泛的支持。 1961年，數十萬人一聲令下便拿起武器，擊退了豬灣入侵。 1962年，一百萬人聚集在革命廣場，通過了《哈瓦那第二宣言》。

然而，那裡並不存在革命民主的機制，讓各種主張得以辯論和討論，尤其是讓工農群眾能夠行使自己的權力、要求領導人對自己負責。

舉例來說，最終由史達林主義的人民社會黨、七二六運動和革命指導委員會合併而成的古巴共產黨，1965年成立，卻直到1975年才召開第一次大會。而正式憲法遲至1976年才獲得通過。

計劃經濟需要工人民主，就像人體需要氧氣一樣，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對生產保持監督和控制。

這個官僚化過程也影響了古巴革命領導階層的對外政策。論國際主義團結，古巴革命的記錄無人能及：它向世界各地派出醫療隊和援助，還在安哥拉擊敗南非政權的鬥爭中起了關鍵作用——多年間有​​數十萬古巴人參加了這場鬥爭。

然而，在1979至1989年的尼加拉瓜革命以及晚近的委內瑞拉革命中，古巴領導層雖然提供了極其寶貴的實際支持、物質支持和聲援，其政治建議卻是不要走古巴革命廢除資本主義的那條路。

這在兩個國家都造成了災難性後果。在尼加拉瓜，蘇聯施加巨大壓力，要桑地諾派領導層維持「混合經濟」——也就是資本主義經濟——並參與孔塔多拉和平談判，結果扼殺了革命。桑地諾派領導階層同古巴革命關係極為密切，也對它十分敬重。可是菲德爾的建議與蘇聯如出一轍：不要剝奪資本家，你們現在做的已經是今天在尼加拉瓜所能做到的極限了。這個建議被證明是致命的。

在委內瑞拉也是一樣：古巴革命提供了極其寶貴的支持（尤其是派出古巴醫生）和聲援，但給出的政治建議同樣是不要走古巴革命40年前走過的那條路。只做半場革命的後果，我們今天看得一清二楚：生產力大規模紊亂，資本主義對任何加以管制的企圖都群起反抗。這項建議不僅為尼加拉瓜革命和委內瑞拉革命帶來了負面影響，也加重了古巴革命本身的孤立處境。

蘇聯解體之後，古巴革命的英勇抵抗著實令人嘆服。當蘇聯「共產」黨的領導人迅速而毫不費力地轉向復闢資本主義、掠奪國有財產時，菲德爾和古巴領導層卻捍衛了革命的成果。人們所說的“特殊時期”，也證明了古巴革命的生命力。當時還活著一代人，他們仍然記得革命前的日子是什麼樣子；其他人則可以拿自己的生活水平同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鄰國相比較。

領導階層頂住了，古巴人民則以集體的方式找到了克服經濟困難的方法。在美國的封鎖面前完全孤立無援，古巴不得不對資本主義做出重大讓步，同時把經濟的大部分保留在國家手中。旅遊業成了主要收入來源之一，隨之而來的種種弊病也一併出現。

十年之後，委內瑞拉革命的發展，特別是2002年政變流產之後的發展，又提供了一條生路。這不僅是因為用古巴醫生換取委內瑞拉石油，也因為拉丁美洲重新出現革命，重新點燃了古巴群眾的熱情。如今委內瑞拉的經濟困難和革命的力竭——正是因為它沒有像古巴那樣把革命進行到底、剝奪寡頭和帝國主義者的財產——意味著這條生路正在走到盡頭。

古巴革命所陷入的僵局，把領導階層中相當一部分人推向了中國式或越南式的市場改革、推向對資本主義的讓步。朝這個方向已經邁出了不少步伐。他們希望這些措施至少能帶來一些經濟成長。這是一種幻想。

今天世界資本主義體係正處於危機之中，它究竟願意在古巴投資多少，很有問題。古巴並不擁有中國經濟「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龐大的廉價勞動力後備軍。即便以上這些都不成立，中國的資本主義復闢也伴隨著財富的巨大兩極化、對工人階級的殘酷剝削，以及中國革命成果的毀滅。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歐巴馬試圖改變美國的策略。戰略依然如故：在古巴復闢資本主義，摧毀革命的成果。但他們不再沿用直接對抗、資助反革命團體和恐怖團體等已告失敗的手法，而是認定另一條路也許更高明：利用世界市場對一個資源極少、勞動生產率極低的小島的支配地位，從內部摧毀這場革命。

顯然，即便菲德爾已經正式退出官方政治職位，帝國主義者仍然把他視為這一進程的障礙。他公開抨擊官僚主義和不斷擴大的不平等，警告革命有被從內部摧毀的危險。 2005年11月，他在哈瓦那大學發表了一篇著名講話，談到“我們的缺陷、我們的錯誤、我們的不平等、我們的不公正”，並警告說革命並非不可逆轉，可能落得同蘇聯一樣的下場。

菲德爾說：“這個國家可能自我毀滅；這場革命可能自我毀滅，但他們永遠毀滅不了我們；我們可能毀掉自己，而那將是我們自己的過錯。”他還補充說：“要么我們戰勝所有這些偏差、把我們的革命變得強大，要么我們就死路一條。”

不過，官僚主義不只是一種偏差，也不是少數個人的問題。它的根源在於經濟和國家的管理缺乏工人民主，又因革命的孤立而強化。話雖如此，有一點是清楚的：資本主義的戰略家們相信，只要菲德爾還在世，古巴在通往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就走不了多遠。

隨著他的離世，他們希望這一進程從此加快。古巴國內已經存在重大矛盾，社會分化的過程也開始加劇。造成這一過程的主要因素是：官僚地計劃的經濟陷入停滯，以及古巴在世界經濟中極端不平等的地位——而這種地位又源於革命的孤立。 「一國社會主義」再一次被證明是不可能的。

由此可以下結論：古巴革命唯一的出路，在於爭取古巴國內的工人民主監督，並在全世界爭取社會主義革命。這是捍衛古巴革命成果的唯一方法。

今天，帝國主義者到處大談古巴缺乏「人權」。正是這些人對沙烏地政權視而不見，在它那反動、半封建、腐朽的獨裁者死去時為它降半旗。也正是這些人，在智利、阿根廷、巴拉圭、烏拉圭、玻利維亞、委內瑞拉、瓜地馬拉、多明尼加共和國、墨西哥、尼加拉瓜、瓜地馬拉、薩爾瓦多、宏都拉斯……扶植並支持最殘暴的政權，毫無顧忌。這份名單可以一直列下去。

我們這裡說的也不是遙遠的過去。不久之前，美國還在委內瑞拉、宏都拉斯、厄瓜多和玻利維亞策動政變。不，當歐巴馬和柯林頓大談「人權」時，他們指的是資本家剝削勞動的權利，是地主驅趕佃戶的權利，是有錢的遊客買下婦女和兒童的權利。

今天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要高喊：捍衛古巴革命，反對資本主義復闢，在全世界向資本主義奮戰！

《火花》是革命共產國際（RCI）的在台組織台灣革命共產黨所運作的網站。我們是一個為世界各地社會主義革命奮鬥的革命馬克思主義組織。如果您認同我們的理念並有興趣加入我們，可以填寫「加入我們」的表格，致信marxist.tw@gmail.com，或私訊「火花-台灣革命共產黨」臉頁，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