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的8/14，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楚诞生。今天，古巴革命正面临它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威胁。在美帝国主义扼住咽喉的处境下，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新近通过的政策，正为资本主义复辟铺路。

直到10年他前去世为止，菲德尔一直是古巴革命所争取的一切的化身。正如荷黑·马丁所指出的，评价菲德尔的一生，也就是评价古巴革命本身。

为纪念这一天，我们在下面重刊一篇写于2016年他去世之际的文章。文章详述了菲德尔的一生，并强调必须捍卫古巴革命。此文写作之时，欧巴马正以「较为柔和」的手法谋求扼杀古巴革命；对于古巴今天所面临的紧迫局势，其中的教训丝毫不失其意义。

菲德尔·卡斯楚逝世——古巴革命必须活下去！

2016年11月28日

11月25日星期五晚上10点29分，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楚逝世，享年90岁。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Raul Castro）在午夜前后发表电视讲话，向古巴人民和全世界宣布了这一消息。他病了好几年，也早已卸去正式的政治职务，因此他的去世并不出人意料，但对朋友和敌人来说，仍然是一次震动。

他的一生与古巴革命紧密相连。对他所扮演的角色的评价，其实就是对古巴革命的评价——这场革命是西半球第一场废除资本主义的革命，五十多年来一直抵抗著北面仅90英里之外的美帝国主义的猛攻。

在谈到委内瑞拉总统、革命领袖乌戈·查韦斯的逝世时，菲德尔说：「想知道乌戈·查韦斯是什么人吗？看看谁在哀悼、谁在庆祝。」这话同样适用于菲德尔·卡斯特罗。他去世的消息，令迈阿密的古巴反革命流亡者、委内瑞拉的反动反对派以及世界各地的媒体评论家——无论右翼还是「自由派」——一片欢腾。

另一方面，对拉丁美洲和世界各地千百万工人、青年以及革命的和左翼的活动人士来说，菲德尔的去世则是一次打击。在他们心目中，菲德尔是古巴革命的象征，是挺身反抗帝国主义的象征，是让所有人都能享有优质医疗与教育的象征。

全世界的统治阶级如此仇恨他，美帝国主义策划了600多种暗杀他的方案，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原因就在于古巴革命为全世界被压迫者树立了一个好榜样，而这个榜样本身就是一种威胁。古巴革命废除了资本主义，从而得以扫除文盲，让全体公民都有房住，建立起第一流的医疗体系——婴儿死亡率因此下降，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并大幅提高了人民的教育水平。而这一切，发生在一个革命前曾是美国的妓院和赌场的国家，而且是在华盛顿数十年的恐怖主义骚扰和罪恶的贸易封锁与禁运之下取得的。

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无条件地捍卫古巴革命。这是我们的出发点。对菲德尔·卡斯楚这个人物、对古巴革命的任何评价，如果我们想从中学到些什么，就必须是客观的、批判性的。但它必须从承认这场革命的历史性成果出发，而这些成果是透过剥夺资本家、帝国主义者和地主而达成的。

举几个例子：古巴革命扫除了文盲，如今又消灭了儿童营养不良。古巴的出生时预期寿命为79.39岁，高于美国的78.94岁，比邻国海地的62.75岁长16年以上。古巴的婴儿死亡率（每1,000名活产婴儿不满1岁的死亡人数）为4.5，而美国为5.8，海地则是48.2。

菲德尔1926年出生于古巴东部奥尔金省（Holguín）的比兰（Birán），家中是地主。他先后在圣地牙哥和哈瓦那的私立教会学校读书，进入哈瓦那大学学法律后开始涉足政治。

古巴是拉丁美洲最后一个取得形式上独立的国家。可是1898年它刚透过革命斗争摆脱了腐朽的西班牙帝国主义，就落入正在崛起的美帝国主义的爪牙之下。北面这个强大的邻国几乎完全支配了古巴经济，并借此控制了它的整个政治格局。

有一段时间，普拉特修正案把这种屈辱的支配关系正式写进了古巴宪法，其中的条款允许美国对古巴进行军事干涉。强烈的不平之感和对民族主权的深切渴望，激起了20世纪上半叶一波又一波的革命斗争。菲德尔了解古巴独立战争中那些最重要的人物，并深受他们的鼓舞。

同时，这个岛上还有一个巨大的有着战斗传统的工人阶级：起初是一股强大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潮流，后来形成了激进的共产党、规模可观的左翼反对派，以及1933年的起义性总罢工，等等。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已经紧密交织在一起——例如在古巴共产党创始人胡里奥·安东尼奥·梅利亚，或「青年古巴」运动（Joven Cuba）创始人Antonio Guiteras等人的思想中，就是如此。

1945年菲德尔上大学时，那一代开始投身激进政治的中产阶级青年，对古巴共产党（正式名称为人民社会党，PSP）毫无好感，反而对它十分反感。人民社会党遵循史达林化的共产国际「以民主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政策，参加过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1940至1944年的政府。

菲德尔倾心于反帝的主张。 1947年，他参与了一次远征多明尼加共和国、意在推翻特鲁希略独裁政权的军事行动，但以失败告终。 1948年，他作为代表团成员前往哥伦比亚参加拉丁美洲学生大会，亲历了4月9日激进派领袖豪尔赫·埃利塞尔·盖坦遇刺后爆发的“波哥大事件”起义。

卡斯楚也与Chibás的正统党（Ortodoxo）建立了联系。 Chibás是一位深孚众望的参议员，他揭露自己原先所属的真正党（Auténtico）的腐败，并于1951年自杀。

到了1952年，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发动他的第二次政变。菲德尔和一群同志（包括他的弟弟劳尔、Abel Santamaría、Abel的姊姊Haydée和Melba Hernández）着手组成一个战斗组织，成员大多来自正统党的青年。 1953年7月26日，他们大胆袭击了圣地牙哥的蒙卡达兵营，目的是夺取大批武器，并发出全国起义、反对巴蒂斯塔独裁的号召。这次尝试失败了，参与行动的120名青年男女中，将近一半在被俘后遭到杀害。

菲德尔在被告席上的辩护词让他声名远播。他藉这篇辩护词阐述了自己的纲领，并以那句名言收尾：「你们判我的罪吧，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后来被称为七二六革命运动（26 July Revolutionary Movement，M-26-7）的这个组织，其纲领概括在他们原打算广播的五项革命法令之中：

• 恢复1940年古巴宪法。
• 土地改革。
• 工业工人有权分得公司利润的30%。
• 糖业工人有权获得公司利润的55%。
• 没收在历届政府任内被判犯有贪污舞弊罪者的财产。

这是一份进步的民族民主纲领，其中也包含若干旨在改善工人处境的条款。它显然没有越出资本主义制度的界限，也没有对私有财产提出质疑。在狱中关一段时间后，菲德尔获得特赦，前往墨西哥。

在蒙卡达纲领的基础上，他们组织了一批人，于1956年底乘坐「格拉玛号」游艇驶往古巴。他们的设想还是让登陆与该国东部圣地牙哥一带的起义同时发生。计画再一次落空，远征队大部分成员在最初几个小时里非死即俘，只剩下12人退入马埃斯特腊山（Sierra Maestra）。然而仅仅两年多后，1959年1月1日，巴蒂斯塔就被迫逃离古巴，古巴革命取得了胜利。

革命战争的胜利有一系列原因：这个政权极度腐朽；山区的游击战运用土地改革这一革命手段，成功争取了农民、瓦解了应征士兵的士气；平原地区（llano）的中间阶层普遍反对政府；最后同样重要的是工人运动的有力参与（这一点较少为人所知）。给这个政权最后一击的，是七二六运动号召的革命总罢工——罢工在哈瓦那持续了一周，直到游击纵队开进城来。

此后两年，革命迅速激进化。蒙卡达民族民主纲领的实施，特别是土地改革，激起了统治阶级的愤怒，使最初几届革命政府中较为温和的分子被淘汰出局，同时激起了工农群众的热情——他们要求走得更远——也引来美帝国主义的反扑；而革命对这一切的回应，就是针对帝国主义在岛上财产的、一步比一步更激进的措施。

彻底贯彻一份民族民主纲领，结果导致美国跨国公司被剥夺；而由于这些公司支配着经济的关键部门，到1961年，资本主义便事实上被废除了。

我曾问过一位古巴同志──他从1930年代就参与关塔那摩的革命运动和工会运动──他会怎么评价菲德尔和七二六运动的领导阶层。他回答说，他们是“revolucionarios pequeño-burgueses guapos” （勇敢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

这里的「小资产阶级」不是骂人的话，而是在描述他们当中许多人的阶级出身，也是在描述他们为之奋斗的纲领。正因为他们勇敢地把自己的纲领付诸实行，才被推到了远远超出他们预期的地方。菲德尔·卡斯特罗把这个过程进行到底，这是他的功劳。

当时苏联的存在，也影响了革命胜利之后事态的走向。这并不是说苏联鼓励他们向资本主义开刀。恰恰相反，有案可查的是，苏联劝阻他们，要他们谨慎、缓慢行事。尽管如此，苏联能够填补美国日益敌对所留下的缺口（向古巴出售石油、收购甘蔗、打破封锁），仍是重要因素。

不过，在大约10年的时间里，古巴革命与苏联的关系并不融洽。古巴共产党（人民社会党）直到革命运动的最后阶段才加入进来，而古巴领导层以自己的独立性为傲，也有自己的群众基础。革命的第一个时期，各领域（外交与经济政策、文学艺术、马克思主义）都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论，斯大林派试图强加自己的路线，但并不总是得逞。

菲德尔等人对苏联深怀戒心，尤其是在1962年飞弹危机期间赫鲁雪夫与美国达成交易、甚至没有与他们商量之后。此外，主要是在切·格瓦拉的坚持下，他们试图把革命扩展到拉丁美洲乃至更远的其他国家，这既同苏联奉行的「和平共处」政策相冲突，也同大多数拉美共产党极为保守的立场相冲突。

这些输出革命的尝试失败了，部分原因在于把古巴革命的经验加以推广的方式过于粗糙。一小群武装人员进山，短期内就能推翻反动政权──这种想法本身就把古巴取胜的条件过分简单化了，实践证明它是错的。

最极端的例子也许是玻利维亚。这个国家经历过局部的土地改革，也有一支战斗的、政治上先进的矿工无产阶级；切·格瓦拉在那里的尝试，最终使他于1967年死在美帝国主义手里——而美帝国主义也从古巴身上吸取了若干教训。

古巴革命逐渐陷入孤立，因而更依赖苏联。 1970年「一千万吨甘蔗收成」计画的失败及其造成的经济混乱，只是加深了这种依赖。与苏联的密切联系使古巴革命得以存活三十年，但也带进了浓厚的史达林主义成分。

1971至1975年的「灰色五年」（Quinquenio Gris）期间，当局动用压制手段，在文学艺术、社会科学等许多领域强行推行史达林主义思想。也正是在这段时期，恐同以及对男同性恋者的歧视和骚扰（这些现象本来就存在，是从前朝沿袭下来的）被制度化了。

革命取得胜利的方式——由一支游击军队领导——也影响了革命后国家的官僚性质。正如菲德尔自己所解释的：「战争不是靠集体的、民主的方法来领导的，它建立在指挥责任之上。」革命胜利后，领导阶层享有巨大的权威和广泛的支持。 1961年，数十万人一声令下便拿起武器，击退了猪湾入侵。 1962年，一百万人聚集在革命广场，通过了《哈瓦那第二宣言》。

然而，那里并不存在革命民主的机制，让各种主张得以辩论和讨论，尤其是让工农群众能够行使自己的权力、要求领导人对自己负责。

举例来说，最终由史达林主义的人民社会党、七二六运动和革命指导委员会合并而成的古巴共产党，1965年成立，却直到1975年才召开第一次大会。而正式宪法迟至1976年才获得通过。

计划经济需要工人民主，就像人体需要氧气一样，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对生产保持监督和控制。

这个官僚化过程也影响了古巴革命领导阶层的对外政策。论国际主义团结，古巴革命的记录无人能及：它向世界各地派出医疗队和援助，还在安哥拉击败南非政权的斗争中起了关键作用——多年间有​​数十万古巴人参加了这场斗争。

然而，在1979至1989年的尼加拉瓜革命以及晚近的委内瑞拉革命中，古巴领导层虽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实际支持、物质支持和声援，其政治建议却是不要走古巴革命废除资本主义的那条路。

这在两个国家都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在尼加拉瓜，苏联施加巨大压力，要桑地诺派领导层维持「混合经济」——也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并参与孔塔多拉和平谈判，结果扼杀了革命。桑地诺派领导阶层同古巴革命关系极为密切，也对它十分敬重。可是菲德尔的建议与苏联如出一辙：不要剥夺资本家，你们现在做的已经是今天在尼加拉瓜所能做到的极限了。这个建议被证明是致命的。

在委内瑞拉也是一样：古巴革命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支持（尤其是派出古巴医生）和声援，但给出的政治建议同样是不要走古巴革命40年前走过的那条路。只做半场革命的后果，我们今天看得一清二楚：生产力大规模紊乱，资本主义对任何加以管制的企图都群起反抗。这项建议不仅为尼加拉瓜革命和委内瑞拉革命带来了负面影响，也加重了古巴革命本身的孤立处境。

苏联解体之后，古巴革命的英勇抵抗着实令人叹服。当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迅速而毫不费力地转向复辟资本主义、掠夺国有财产时，菲德尔和古巴领导层却捍卫了革命的成果。人们所说的“特殊时期”，也证明了古巴革命的生命力。当时还活着一代人，他们仍然记得革命前的日子是什么样子；其他人则可以拿自己的生活水平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邻国相比较。

领导阶层顶住了，古巴人民则以集体的方式找到了克服经济困难的方法。在美国的封锁面前完全孤立无援，古巴不得不对资本主义做出重大让步，同时把经济的大部分保留在国家手中。旅游业成了主要收入来源之一，随之而来的种种弊病也一并出现。

十年之后，委内瑞拉革命的发展，特别是2002年政变流产之后的发展，又提供了一条生路。这不仅是因为用古巴医生换取委内瑞拉石油，也因为拉丁美洲重新出现革命，重新点燃了古巴群众的热情。如今委内瑞拉的经济困难和革命的力竭——正是因为它没有像古巴那样把革命进行到底、剥夺寡头和帝国主义者的财产——意味着这条生路正在走到尽头。

古巴革命所陷入的僵局，把领导阶层中相当一部分人推向了中国式或越南式的市场改革、推向对资本主义的让步。朝这个方向已经迈出了不少步伐。他们希望这些措施至少能带来一些经济成长。这是一种幻想。

今天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正处于危机之中，它究竟愿意在古巴投资多少，很有问题。古巴并不拥有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后备军。即便以上这些都不成立，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也伴随着财富的巨大两极化、对工人阶级的残酷剥削，以及中国革命成果的毁灭。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欧巴马试图改变美国的策略。战略依然如故：在古巴复辟资本主义，摧毁革命的成果。但他们不再沿用直接对抗、资助反革命团体和恐怖团体等已告失败的手法，而是认定另一条路也许更高明：利用世界市场对一个资源极少、劳动生产率极低的小岛的支配地位，从内部摧毁这场革命。

显然，即便菲德尔已经正式退出官方政治职位，帝国主义者仍然把他视为这一进程的障碍。他公开抨击官僚主义和不断扩大的不平等，警告革命有被从内部摧毁的危险。 2005年11月，他在哈瓦那大学发表了一篇著名讲话，谈到“我们的缺陷、我们的错误、我们的不平等、我们的不公正”，并警告说革命并非不可逆转，可能落得同苏联一样的下场。

菲德尔说：“这个国家可能自我毁灭；这场革命可能自我毁灭，但他们永远毁灭不了我们；我们可能毁掉自己，而那将是我们自己的过错。”他还补充说：“要么我们战胜所有这些偏差、把我们的革命变得强大，要么我们就死路一条。”

不过，官僚主义不只是一种偏差，也不是少数个人的问题。它的根源在于经济和国家的管理缺乏工人民主，又因革命的孤立而强化。话虽如此，有一点是清楚的：资本主义的战略家们相信，只要菲德尔还在世，古巴在通往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就走不了多远。

随着他的离世，他们希望这一进程从此加快。古巴国内已经存在重大矛盾，社会分化的过程也开始加剧。造成这一过程的主要因素是：官僚地计划的经济陷入停滞，以及古巴在世界经济中极端不平等的地位——而这种地位又源于革命的孤立。 「一国社会主义」再一次被证明是不可能的。

由此可以下结论：古巴革命唯一的出路，在于争取古巴国内的工人民主监督，并在全世界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捍卫古巴革命成果的唯一方法。

今天，帝国主义者到处大谈古巴缺乏「人权」。正是这些人对沙乌地政权视而不见，在它那反动、半封建、腐朽的独裁者死去时为它降半旗。也正是这些人，在智利、阿根廷、巴拉圭、乌拉圭、玻利维亚、委内瑞拉、瓜地马拉、多明尼加共和国、墨西哥、尼加拉瓜、瓜地马拉、萨尔瓦多、宏都拉斯……扶植并支持最残暴的政权，毫无顾忌。这份名单可以一直列下去。

我们这里说的也不是遥远的过去。不久之前，美国还在委内瑞拉、宏都拉斯、厄瓜多和玻利维亚策动政变。不，当欧巴马和柯林顿大谈「人权」时，他们指的是资本家剥削劳动的权利，是地主驱赶佃户的权利，是有钱的游客买下妇女和儿童的权利。

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要高喊：捍卫古巴革命，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在全世界向资本主义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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