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 布爾什維克 網站】

【編者註：近日中國宣布舉行所謂「正義使命2025」的圍台軍演，台灣在中美帝國主義競逐下再次陷入戰雲密佈的局面，但是中國國內的工人階級處境依然艱困，我們在此對中國工人階級的抗爭表達支持，並嚴正的反對中共政府為首的中國統治階級對中國無產階級的剝削，更反對中美帝國主義意圖在台海掀起的戰火。】

2025年12月22日，長沙合能璞麗社區因一項針對外送員的通行規定引發大規模外送員抗議。

社區物業要求外送員進入社區送餐時只能推車或步行，不得騎電動車，而業主可正常騎行進出。外送員認為該規定不僅降低效率，而且明顯構成歧視。 22日下午，一名外送員因該規定與保全發生肢體衝突，矛盾迅速升級。當天下午和晚上，外送員開始在社區門口聚集抗議。來自長沙各區域的外送員不斷馳援，抗議規模持續擴大。現場出現與物業、保全的激烈對峙，警察、特警和交警陸續到場維穩。

儘管警方介入，外送員的聚集和鳴笛騎行仍持續至深夜和隔天凌晨，抗議形式逐漸轉為在社區及週邊道路的流動式騎行。至12月23日清晨，外送員才逐漸散去。這一過程顯示，該事件已從單一小區的管理糾紛，演變為一次爭取尊嚴和權利的外送員群體性抗議。

階級傲慢與歧視－衝突的導火線

在許多城市裡，合能璞麗（二手房價約1.3萬元/平，高於長沙平均3-4千元）這樣的中高端小區對外送員的各種限制並不是偶發情況，而是一種早就司空見慣的做法。它背後反映的，不是安全顧慮，而是物管公司和許多「中產階級」業主對底層勞工的排斥心態。

在這個過程中，保全往往被推到最前面。表面上看，是保安在攔人、吼人、卡外送員，但實際上，他們只是照著「規定」、「隊長要求」、「物業、業主意見」辦事。

外送員之所以總是被要求繞路、推車、從側門進、不允許乘坐業主電梯等等，並不是因為他們“危險”或者“不守規矩”，而是因為他們被物管公司和業主當成不配出現在這個小區空間裡的人。同樣是電動車，業主可以騎；同樣是佔地方，私家車可以停；但外送員一出現，就成了「影響形象」、「不體面」。問題從來不在車，而是在騎車的人。

在這種情況下，保全被要求守護的，不是安全和秩序， 而是「身分」的邊界：誰只是進來幹活，幹完就該惡臉驅逐的人；誰是尊貴的業主，是應該陪笑提供家一般服務的人。很多衝突看起來是態度問題，其實是業主和物業的階級傲慢給了保安對外送員發火、對其強硬驅趕和羞辱的權力。

這些「規定」真正想要的，並不是減少風險，而是把外送員這種底層勞動者盡量從中產小區的日常生活中「趕走」。外帶當然可以點，但外送的人最好別被看見。

所以，長沙這次的衝突，並不是什麼「騎手不講規矩」，而是外送員終於不願意再忍這種長期存在、卻被當成理所當然的區別對待。當他們拒絕繼續低頭配合這種帶著優越感的管理方式時，衝突的發生幾乎是必然的。就像今年五月，廣西北海一家超市張貼的「騎手與狗不得入內」標語引發了上百名外送員到超市門口聚集討要說法，直到超市老闆鞠躬致歉才得平息。

平台演算法壓榨：憤怒的另一個來源

在長沙的抗議現場，外送員們一再提到的，其實不只是某一個小區的規定，而是平台派單機制對外送員的壓榨。很多外送員都很清楚：單子並不是想不接就能不接的。拒單、取消，都會直接影響評分、派單權重和收入，嚴重的甚至會被限流、封號。

就算外送員心裡明白，有些社區特別難進、容易起衝突、耽誤時間，也沒辦法在系統裡「繞開」。平台嘴上說是「自由接單」，實際上外送員只能按照算法的節奏跑，一旦不配合，吃虧的永遠是自己。對於平均每單賺取的收入只有個位數的外送員來說，更沒有什麼拒絕的空間。

更現實的問題在於，配送過程中遇到的各種麻煩——進不去小區、和物業起爭執、被迫繞路、被業主投訴——賬幾乎都會算在外送員頭上。演算法不會管你因為什麼耽誤，只認時間、評分和結果。平台不用出面處理衝突，照樣把抽成和獎金拿走，卻把所有風險都丟給外送員一個人扛。

在這種情況下，外送員被夾在中間：一邊是平台逼著你把單送完，另一邊是小區物業、業主不斷加碼的限制。你既沒有權利拒絕問題訂單，又要為每一次衝突承擔後果，這種「兩頭堵住」的狀態，正是許多外送員憤怒的另一根源——平台把風險無限向下轉移，衝突就不可能只是偶發，而是必然結果。

外送員的社會位置：兜底產業與年輕勞動者

從更廣泛的社會背景來看，外送員之所以會在一次次衝突中迅速集結、強烈反彈，和他們所處的社會位置密切相關。事實上，外送產業早已成為當下中國一個重要的「兜底產業」。因為外送員相對靈活的就業條件和門檻，導致在當下就業前景愈發困難的情況下，它既能吸收大量就業人口，一定程度上緩解失業壓力，因此被統治階級寄予「穩定器」的期待。

但問題在於，這種「兜底」並不是福利，而是最後的生存底線。近年來，進入外送行業的外送員，越來越多是年輕人，尤其是學歷不低、但找不到合適工作的大學畢業生。對不少人來說，外送業超長的工時換取的不過是勉強糊口的收入。對他們來說，外送並不是長期規劃，而是在就業受挫後的臨時選擇，是一種「先做再說」的過渡狀態。

正是這種落差，使得外送員群對不公平格外敏感。他們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處境並非源自於缺乏技術或個人不努力，而是和整體經濟放緩、「體面」職位減少、薪資長期不漲直接相關。當他們在送餐過程中不斷遭遇歧視、刁難和平台壓榨時，很難再像統治階級要求的那樣默默忍耐。

「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外送員覺醒的不僅是反抗意識，還有集體凝聚力和自尊——抗議中一位通過「黃袍加身」

嘲弄了現存等級和階級關係的外送員得到了眾人的歡呼。

這也是為什麼，在多起涉及外送員的抗議事件中，都能看到明顯的組織性特徵：消息一呼百應，集結速度迅速，彼此之間高度共情——當然不僅是因為外送員們有動輒數百人的網絡群組。這種狀態，與不久前易力聲罷工中工人展現出的自發性行動和集體配合高度相似。它說明，在現實壓力的推動下，勞動者正在重新學會站在一起。

一般勞動者的生活空間被不斷壓縮，對年輕一代來說，這種擠壓來得迅速、更直接。外送員的抗爭並不是無的放矢的情緒失控，而是擠壓了許久的社會不滿與憤怒的爆發，同時是更廣泛階級意識發展進程的縮影。

從「何不看風景」到現實中的羞辱

就如作家王朔所言：「世界上最無恥最陰險、最歹毒的讚美，就是用窮人的艱辛和苦難，當做勵志故事愚弄底層人。」

對外送員來說，他們經歷的不只是演算法和物業層面的壓迫，也包括來自資本、主流媒體與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羞辱與意識形態傲慢。

一個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徐崢導演的外賣題材影視作品《逆行人生》。作品試圖以「個體奮鬥」、「自我調適」的方式講述外送員生活，這種敘事將本應指向平台和資本主義的階級矛盾，轉移為個體如何「熬過去」、「想開點」的問題，從而掩蓋了資本家的剝削壓迫，把社會問題重新包裝為個人命運與道德選擇。

更荒謬的是先前央視參與發布的美團宣傳片中引發廣泛爭議的文案——「送外賣帶給我的不只是一份能隨時欣賞沿途風景的工作」。在高強度、低報酬、被演算法追逐的勞動現實面前，這句話迅速被外送員與大眾揭露為當代版本的「何不食肉糜」。

外送員的處境，恰恰處在當下中國社會多重矛盾的交會點上。他們既是平台高強度剝削運轉的「原料」，又是就業壓力下被迫“兜底”的年輕勞動者；既被要求無條件配合算法效率與社會秩序的維護，又在現實中不斷遭遇歧視、羞辱和衝突風險。當上位者假惺惺地安慰「忍一忍」、「想開點」、「看看風景」時，統治階級宣傳和工人生活現實之間的斷裂讓現狀愈發難以忍受。

階級意識的崛起

因此，我們在長沙事件可以看見新一代勞動者本能健康地拒絕不公，開始意識到彼此工友處境的相似性，並在衝突中迅速找到同伴。這種從個體忍耐走向集體表達的轉變，正是階級意識重新崛起的標誌。

有的讀者或許會感到疑惑，本次鬥爭中外送員們並沒有提出明確基於階級的口號和訴求，那為什麼還說這是階級意識發展的體現呢？需要指出的是，外送員階級意識的形成有明顯的曲折性。工人並不會在鬥爭開始時自覺把握自身作為整個工人階級一部分的整體利益。從個體經歷的剝削和壓迫出發，他們的意識往往首先上升到對本行業內部剝削關係的認知，以及對平台資本、演算法控制和不公平規則的反抗。

由於尚未充分認識到自身處境與其他工人階級群體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的共同階級利益，這一階段的意識有時會將矛頭指向其他勞動者（如保安）而非資本與製度本身。在長沙外送員的抗議中，我們可以看到工人們正在開始擺脫這一弱點，將怒火集中在物業、歧視人的業主而非個別保安身上。這還不是從特殊上升到普遍的階級意識，還不是有著清晰鬥爭目標和綱領的運動，而是工人階級從自發性反抗走向自覺鬥爭過程中不可避免的過渡環節。在抗議圍觀群眾對外送員們的同情和歡呼中，我們瞥見了超越行業界限的階級團結的可能和必然。

可以預見，只要平台資本主義邏輯不變、貶低勞動者尊嚴的現像不滅、社會停滯導致的就業壓力持續存在，類似的衝突就不會消失。越來越多年輕勞工發現，個人越是拼命付出，累積的剩餘價值就越是被資本變本加厲地攫取，而只有透過工人自己的團結鬥爭才能爭取尊嚴和物質改善。這種清醒的認知正在轉化為對制度本身的質疑，並進一步指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被推翻的必要性。

長沙外送員的抗議，並不是終點。在階級矛盾日益尖銳的現實中，沉默才是例外，而發聲和鬥爭正成為新的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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