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 布尔什维克 网站】

【编者注：近日中国宣布举行所谓「正义使命2025」的围台军演，台湾在中美帝国主义竞逐下再次陷入战云密布的局面，但是中国国内的工人阶级处境依然艰困，我们在此对中国工人阶级的抗争表达支持，并严正的反对中共政府为首的中国统治阶级对中国无产阶级的剥削，更反对中美帝国主义意图在台海掀起的战火。】

2025年12月22日，长沙合能璞丽社区因一项针对外送员的通行规定引发大规模外送员抗议。

社区物业要求外送员进入社区送餐时只能推车或步行，不得骑电动车，而业主可正常骑行进出。外送员认为该规定不仅降低效率，而且明显构成歧视。 22日下午，一名外送员因该规定与保全发生肢体冲突，矛盾迅速升级。当天下午和晚上，外送员开始在社区门口聚集抗议。来自长沙各区域的外送员不断驰援，抗议规模持续扩大。现场出现与物业、保全的激烈对峙，警察、特警和交警陆续到场维稳。

尽管警方介入，外送员的聚集和鸣笛骑行仍持续至深夜和隔天凌晨，抗议形式逐渐转为在社区及周边道路的流动式骑行。至12月23日清晨，外送员才逐渐散去。这一过程显示，该事件已从单一小区的管理纠纷，演变为一次争取尊严和权利的外送员群体性抗议。

阶级傲慢与歧视－冲突的导火线

在许多城市里，合能璞丽（二手房价约1.3万元/平，高于长沙平均3-4千元）这样的中高端小区对外送员的各种限制并不是偶发情况，而是一种早就司空见惯的做法。它背后反映的，不是安全顾虑，而是物管公司和许多「中产阶级」业主对底层劳工的排斥心态。

在这个过程中，保全往往被推到最前面。表面上看，是保安在拦人、吼人、卡外送员，但实际上，他们只是照着「规定」、「队长要求」、「物业、业主意见」办事。

外送员之所以总是被要求绕路、推车、从侧门进、不允许乘坐业主电梯等等，并不是因为他们“危险”或者“不守规矩”，而是因为他们被物管公司和业主当成不配出现在这个小区空间里的人。同样是电动车，业主可以骑；同样是占地方，私家车可以停；但外送员一出现，就成了「影响形象」、「不体面」。问题从来不在车，而是在骑车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保全被要求守护的，不是安全和秩序， 而是「身分」的边界：谁只是进来干活，干完就该恶脸驱逐的人；谁是尊贵的业主，是应该陪笑提供家一般服务的人。很多冲突看起来是态度问题，其实是业主和物业的阶级傲慢给了保安对外送员发火、对其强硬驱赶和羞辱的权力。

这些「规定」真正想要的，并不是减少风险，而是把外送员这种底层劳动者尽量从中产小区的日常生活中「赶走」。外带当然可以点，但外送的人最好别被看见。

所以，长沙这次的冲突，并不是什么「骑手不讲规矩」，而是外送员终于不愿意再忍这种长期存在、却被当成理所当然的区别对待。当他们拒绝继续低头配合这种带着优越感的管理方式时，冲突的发生几乎是必然的。就像今年五月，广西北海一家超市张贴的「骑手与狗不得入内」标语引发了上百名外送员到超市门口聚集讨要说法，直到超市老板鞠躬致歉才得平息。

平台演算法压榨：愤怒的另一个来源

在长沙的抗议现场，外送员们一再提到的，其实不只是某一个小区的规定，而是平台派单机制对外送员的压榨。很多外送员都很清楚：单子并不是想不接就能不接的。拒单、取消，都会直接影响评分、派单权重和收入，严重的甚至会被限流、封号。

就算外送员心里明白，有些社区特别难进、容易起冲突、耽误时间，也没办法在系统里「绕开」。平台嘴上说是「自由接单」，实际上外送员只能按照算法的节奏跑，一旦不配合，吃亏的永远是自己。对于平均每单赚取的收入只有个位数的外送员来说，更没有什么拒绝的空间。

更现实的问题在于，配送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麻烦——进不去小区、和物业起争执、被迫绕路、被业主投诉——账几乎都会算在外送员头上。演算法不会管你因为什么耽误，只认时间、评分和结果。平台不用出面处理冲突，照样把抽成和奖金拿走，却把所有风险都丢给外送员一个人扛。

在这种情况下，外送员被夹在中间：一边是平台逼着你把单送完，另一边是小区物业、业主不断加码的限制。你既没有权利拒绝问题订单，又要为每一次冲突承担后果，这种「两头堵住」的状态，正是许多外送员愤怒的另一根源——平台把风险无限向下转移，冲突就不可能只是偶发，而是必然结果。

外送员的社会位置：兜底产业与年轻劳动者

从更广泛的社会背景来看，外送员之所以会在一次次冲突中迅速集结、强烈反弹，和他们所处的社会位置密切相关。事实上，外送产业早已成为当下中国一个重要的「兜底产业」。因为外送员相对灵活的就业条件和门槛，导致在当下就业前景愈发困难的情况下，它既能吸收大量就业人口，一定程度上缓解失业压力，因此被统治阶级寄予「稳定器」的期待。

但问题在于，这种「兜底」并不是福利，而是最后的生存底线。近年来，进入外送行业的外送员，越来越多是年轻人，尤其是学历不低、但找不到合适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对不少人来说，外送业超长的工时换取的不过是勉强糊口的收入。对他们来说，外送并不是长期规划，而是在就业受挫后的临时选择，是一种「先做再说」的过渡状态。

正是这种落差，使得外送员群对不公平格外敏感。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并非源自于缺乏技术或个人不努力，而是和整体经济放缓、「体面」职位减少、薪资长期不涨直接相关。当他们在送餐过程中不断遭遇歧视、刁难和平台压榨时，很难再像统治阶级要求的那样默默忍耐。

「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外送员觉醒的不仅是反抗意识，还有集体凝聚力和自尊——抗议中一位通过「黄袍加身」

嘲弄了现存等级和阶级关系的外送员得到了众人的欢呼。

这也是为什么，在多起涉及外送员的抗议事件中，都能看到明显的组织性特征：消息一呼百应，集结速度迅速，彼此之间高度共情——当然不仅是因为外送员们有动辄数百人的网络群组。这种状态，与不久前易力声罢工中工人展现出的自发性行动和集体配合高度相似。它说明，在现实压力的推动下，劳动者正在重新学会站在一起。

一般劳动者的生活空间被不断压缩，对年轻一代来说，这种挤压来得迅速、更直接。外送员的抗争并不是无的放矢的情绪失控，而是挤压了许久的社会不满与愤怒的爆发，同时是更广泛阶级意识发展进程的缩影。

从「何不看风景」到现实中的羞辱

就如作家王朔所言：「世界上最无耻最阴险、最歹毒的赞美，就是用穷人的艰辛和苦难，当做励志故事愚弄底层人。」

对外送员来说，他们经历的不只是演算法和物业层面的压迫，也包括来自资本、主流媒体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羞辱与意识形态傲慢。

一个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徐峥导演的外卖题材影视作品《逆行人生》。作品试图以「个体奋斗」、「自我调适」的方式讲述外送员生活，这种叙事将本应指向平台和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转移为个体如何「熬过去」、「想开点」的问题，从而掩盖了资本家的剥削压迫，把社会问题重新包装为个人命运与道德选择。

更荒谬的是先前央视参与发布的美团宣传片中引发广泛争议的文案——「送外卖带给我的不只是一份能随时欣赏沿途风景的工作」。在高强度、低报酬、被演算法追逐的劳动现实面前，这句话迅速被外送员与大众揭露为当代版本的「何不食肉糜」。

外送员的处境，恰恰处在当下中国社会多重矛盾的交会点上。他们既是平台高强度剥削运转的「原料」，又是就业压力下被迫“兜底”的年轻劳动者；既被要求无条件配合算法效率与社会秩序的维护，又在现实中不断遭遇歧视、羞辱和冲突风险。当上位者假惺惺地安慰「忍一忍」、「想开点」、「看看风景」时，统治阶级宣传和工人生活现实之间的断裂让现状愈发难以忍受。

阶级意识的崛起

因此，我们在长沙事件可以看见新一代劳动者本能健康地拒绝不公，开始意识到彼此工友处境的相似性，并在冲突中迅速找到同伴。这种从个体忍耐走向集体表达的转变，正是阶级意识重新崛起的标志。

有的读者或许会感到疑惑，本次斗争中外送员们并没有提出明确基于阶级的口号和诉求，那为什么还说这是阶级意识发展的体现呢？需要指出的是，外送员阶级意识的形成有明显的曲折性。工人并不会在斗争开始时自觉把握自身作为整个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整体利益。从个体经历的剥削和压迫出发，他们的意识往往首先上升到对本行业内部剥削关系的认知，以及对平台资本、演算法控制和不公平规则的反抗。

由于尚未充分认识到自身处境与其他工人阶级群体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共同阶级利益，这一阶段的意识有时会将矛头指向其他劳动者（如保安）而非资本与制度本身。在长沙外送员的抗议中，我们可以看到工人们正在开始摆脱这一弱点，将怒火集中在物业、歧视人的业主而非个别保安身上。这还不是从特殊上升到普遍的阶级意识，还不是有着清晰斗争目标和纲领的运动，而是工人阶级从自发性反抗走向自觉斗争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过渡环节。在抗议围观群众对外送员们的同情和欢呼中，我们瞥见了超越行业界限的阶级团结的可能和必然。

可以预见，只要平台资本主义逻辑不变、贬低劳动者尊严的现像不灭、社会停滞导致的就业压力持续存在，类似的冲突就不会消失。越来越多年轻劳工发现，个人越是拼命付出，累积的剩余价值就越是被资本变本加厉地攫取，而只有透过工人自己的团结斗争才能争取尊严和物质改善。这种清醒的认知正在转化为对制度本身的质疑，并进一步指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被推翻的必要性。

长沙外送员的抗议，并不是终点。在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现实中，沉默才是例外，而发声和斗争正成为新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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