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曾把實行新經濟政策描述為與小資產階級的妥協；是一次失敗和退卻，但這最終是必要的；是一次爭取時間的嘗試，直到透過其他地方的成功革命提供生命線。
然而，新經濟政策對市場方法的依賴產生了重要的政治後果。它在經濟上扶植了富農、商人和其他資本主義分子，提高了他們相對於工人階級的社會地位。矛盾的是，這些寄生階層從工人國家中獲得的好處比工人本身還要多。
這反過來又助長了史達林官僚體系的崛起。
如果毛澤東真的希望推進工人民主，那麼為何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一直失敗？——如果毛派不願意指出毛澤東和整個官僚體制本身的反動，這恐怕就離不開打不死的「走資派」蟑螂他們神蹟一般的干預了。
以下為托洛茨寫於1930年對當時印度的革命情勢做出的階級分析，為印度革命指明了其任務與危險。
1936年7月，佛朗哥將軍發動軍事政變，西班牙內戰拉開了序幕。工人階級的奮起反抗完全能夠擊敗法西斯分子，可是他們的英勇鬥爭卻被史達林主義者出賣了。
本文是《捍衛馬克思主義》雜誌主編艾倫·伍茲為新一期雜誌所撰寫的社論，簡介了本期內的所有文章。全刊中文版敬請期待！
在文革失敗、資本主義在中國逐漸復生的40余年後，難免有人向過去的革命投去驚鴻一瞥，但是正如馬克思所描述的十九世紀革命，當代的革命也是如此：“它在破除一切對過去的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開始實現自身的任務的。”
本文原文發表於2017年7月7日，是艾倫·伍茲為由IMT瑞典支部出版的瑞典文《國家與革命》起草的新序。
為烏克蘭民族問題的歷史發展提供一些背景，是當下重要的任務之一。本文探究了這個民族問題的一些方面，包括布爾什維克的政策、列寧在 1922年蘇聯成立時的政策，以及托洛茨基在 1930 年代後期采取的立場。
資本主義危機使人民對社會主義與社會主義革命的興趣的高漲。許多年輕人被毛派的「馬列主義」所吸引，因為對其「反帝國主義」的呼籲產生共鳴。然而，毛主義與帝國主義的真正關係又是什麼？
葛蘭西是誰？對於這個問題，市面上存在著諸多良莠不齊的答案，其中有許多是從小資產階級學者和知識分子到工人運動中的修正主義者的歪曲，甚至是完全的虛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