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主義的威脅——它是什麼，如何對抗它？
（按：以下是格蘭特於1948年撰寫的一本小冊子，針對當時在英國境內以奧斯瓦爾德·莫斯利（Oswald Mosley）的法西斯勢力和其與各個階級之間的關系作出分析，並提出如何有效對抗它的方法。譯者：何以忘言）
莫斯利的早期支持者
在這場據稱是為消滅法西斯主義而戰的戰爭結束僅僅兩年之後，英國法西斯分子就開始重新集結他們的力量。在全國各地，法西斯分子開始是謹慎而不引人注目的，但越來越大膽地開始公開活動了。
起初，它們以地方的和獨立的組織形式出現，出於權宜之計，它們采用了許多名稱。其目的顯然是為後期的統一做准備。這些組織中最重要的是英國退役軍人和婦女聯盟；莫斯利讀書俱樂部和討論小組；英國自由聯盟；聖喬治之子（德比）；帝國防衛聯盟（曼徹斯特）；英國民族團結工人黨（布裡斯托爾）；企業俱樂部（牛津大學的一個學生團體）。
這些組織並不缺錢。戰前，英國法西斯聯盟（British Union of Fascists，BUF）有大量的資金可供支配。法西斯主義者與大企業有著密切的聯系。莫斯利吹噓說，「在我的政治生涯中，為了支持我的信仰，花費了96000英鎊的個人財產」。莫斯利自己曾兩次與百萬富翁家庭聯姻。1920年，他娶了辛西婭·寇松（Cynthia Curzon）女士為妻。她是已故凱德爾斯頓·寇松（Marquis Curzon of Kedleston）侯爵的女兒，也是芝加哥猶太百萬富翁利瓦伊·齊格勒·萊特（Levi Zeigler Leiter）的孫女。辛西婭女士每年從她自己的家庭（這段婚姻有兩個孩子）那裡繼承了28000英鎊的遺產。戰爭前幾年，他的第一任妻子去世後，莫斯利又結了一次婚，這一次，他成為了獲吉尼斯世界紀錄的百萬富翁。他的妻子是臭名昭著的尤尼蒂·米特福德（Unity Mitford）的妹妹，她是希特勒的朋友。
在法西斯運動的早期，莫斯利得到了一些傑出的資本家和軍方人士的熱情支持。的確，後來當莫斯利名譽掃地，運動明顯不合時宜時，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消失了，或者退居幕後。除了法西斯黨的公開成員外，還成立了一個由統治階級成員組成的強大俱樂部來支持黑衫軍。在《誰支持莫斯利》這本由勞工研究社出版的小冊子中，揭示了一些有啟發性的事實：
「1934年元旦，一月俱樂部成立了，它的目標是形成一個堅實的黑衫軍前線。主席、《倫敦水星報》的編輯約翰·斯誇爾說，這不是一個法西斯組織，但他承認，『所有政黨的成員在很大程度上都同情法西斯運動』。（《泰晤士報》1934年3月22日）『一月俱樂部』在薩沃伊酒店和斯普倫迪德酒店舉行晚宴。《閑談者》雜志展示了俱樂部聚會的照片，以晚禮服、美酒、鮮花和奢華的氣氛為特色。領導者在自己的階級中享受生活。」
這個俱樂部的成員包括：
- 米德爾頓上校（Colonel Lord Middleton）是約克郡保險公司、馬爾頓投資信托公司、英國煤炭精煉過程有限公司和其他三家公司的董事。他在諾丁漢郡擁有大約15000英畝的土地和礦產。
- 休伯特爾·鮑爾·高夫將軍（Hubert De La Poer Gough，英國獲聖邁克爾和聖喬治大十字勛章的爵士， 高級巴思勛爵士，高級維多利亞勛爵士。）1916-1918年第五軍指揮官，1919年波羅的海盟軍使團團長（俄羅斯干預），現任西門子兄弟公司，Caxton電氣發展有限公司，恩菲爾德軋鋼廠和其他兩家公司的董事。
- 空軍准將約翰·夏米爾（John Adrian Chamier，CB，CMG，OBE，DSO），印度軍隊退役。現為維克斯航空有限公司航空顧問及代理，現任董事。
- 文森特·維克斯（Vincent Vickers），是倫敦保險公司的董事和 Ltd的大股東。
- 勞埃德爵士（Lord Lloyd），前孟買總督。
- 格拉斯哥伯爵、私人顧問、總檢察長托馬斯·英索爵士（Sir Thomas Inskip）的姐夫，他負責下議院的《騷亂法案》。伯爵擁有艾爾郡的凱爾本城堡和大約2500英畝土地。
- 內森少校（Major Nathan），東北貝斯納格林自由黨議員，巴勒斯坦猶太機構成員，英中金融貿易公司主席。
- 沃德·普萊斯（Ward Price），《每日郵報》特約記者，聯合報紙和英國電影新聞總監。
- 空軍指揮官路易斯·格里格（Louis Grieg）爵士，英國皇家勛章，首席預算官，英國皇家空軍，J和H斯克林傑公司的合伙人，股票經紀人，HandleyPage有限公司董事和一家保險公司的董事，以及國王的普通紳士。
- 拉文德爾（Ravendale）夫人，男爵夫人，莫斯利的嫂子和列維·萊特的孫女。
- 保羅·蒙斯特（Paul Munster）伯爵夫婦。
- 梅特卡夫（Metcalf）少校，MVO,MC，辛西婭·莫斯利夫人和拉文代爾夫人的姐夫，威爾士親王已故的副官和印度的總司令。
- 菲利普·馬格努斯（Philip Magnus）爵士，巴特，保守黨領袖。
- 查爾斯·皮特里（Charles Petrie）爵士
- JF·倫內爾·羅德（Rennel Rodd）閣下，倫內爾男爵的繼承人，摩根·格倫費爾公司的合伙人。
- 拉爾夫·布魯門菲爾德（Ralph Blumfeld），每日快報主席，前編輯。他曾經是《每日郵報》的編輯，反社會主義聯盟的創始人和執行委員會成員。
重要的是，在莫斯利早期的支持者中，有一些富有的猶太人。這是在莫斯利采取反猶主義作為召集無知和落後的支持者的必要手段之前。
莫斯利得到了國外法西斯主義者的財政支持。他每年從墨索里尼那裡獲得6萬英鎊的津貼。這一點已通過在羅馬檔案館發現的1935年的文件得到證實，並由內政大臣丘特·伊德(Chuter Ede)在下議院中公開。
莫斯利拜訪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並與納粹領導人保持密切聯系。
隨著戰爭的爆發，莫斯利運動逐漸衰落。與歐洲其他法西斯運動一樣，英國法西斯聯盟成為德國帝國主義的代理人，他們寄希望於德國的勝利來確保自己的未來。與德國帝國主義交戰的英國資本家不需要法西斯主義者，他們不得不將其非法化，作為對法西斯主義的意識形態戰爭的一部分。但莫斯利在監獄中受到了良好的保護，並享受著他習慣的許多舒適條件，包括最好的食物、家具和僕人。作為他們階級中可能過早冒險的一員，英國資本家對他非常關照，著眼於未來。
英國資本家是反法西斯主義者嗎？
當英國資本家階級進行戰爭時，並不是因為他們反對法西斯主義及其代表的意義，而是出於對世界市場、原材料來源以及利潤的絕望鬥爭中與競爭對手帝國主義作鬥爭。他們的勝利並沒有帶來，也不會帶來法西斯主義的終結。
在全世界範圍內，英國統治階級支持法西斯主義和反對工人階級進步運動。讓我們只拿幾個例子來說明。
當墨索里尼對義大利工人階級施加蓖麻油「治療」和其他野蠻酷刑時，丘吉爾深受他的「溫文爾雅和純樸」所打動。1927年1月20日在羅馬演講時，丘吉爾對法西斯主義者只有贊美之詞：
「我不能不像其他很多人一樣，被墨索里尼先生的溫文爾雅和純樸所迷住，被他在如此多的負擔和危險面前的平靜和超然所打動。其次，任何人都能看到，他只考慮義大利人民的長遠利益，對其餘的利益毫不在意。如果我是義大利人，我肯定會全心全意地支持你們，從開始到結束，在你們對列寧主義野蠻的欲望和激情的勝利鬥爭中。然而，我想在法西斯主義的國際方面說幾句。從外部來看，你們的運動為整個世界提供了服務。一直以來，每一個民主領袖或工人階級領袖所擔心的最大恐懼就是受到比他更極端的人的破壞。義大利表明了有一種對抗顛覆力量的方法，可以妥善引導民眾，使他們重視並希望維護文明社會的榮譽和穩定。她提供了對抗俄國毒素的必要解藥。此後，沒有任何大國將無法保護自己免受布爾什維主義這種癌症般的增長所侵害。」
這裡，英國資本主義直言不諱的喉舌明確表示，在最後的關頭，面對革命的工人階級，「國家」（資本家）將不會「缺乏手段」；他們將始終能夠效仿墨索里尼，采取法西斯主義的統治工人的方法。
在中國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中，英國支持日本，因為他們認為日本的勝利將使其成為遏制亞洲群眾鬥爭的堡壘。當時的印度國務卿埃默里先生（LS Amery），他一直擔任這個職位直到1945年，在1933年2月27日的英國下議院發表講話時說道：
「我承認，在這件事上，無論是行動、言辭還是同情方面，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單獨或有意識地反對日本。日本在實質性的基礎上有一個非常有力的案例，在滿洲建立和平秩序、保護自己免受強勢的中國民族主義持續侵略的情況下。如果我們譴責日本，那麼誰又能夠率先投石，宣布日本不應該采取行動以對抗布爾什維主義呢？如果我們譴責日本，那麼我們在印度和埃及的所有政策都會被譴責。」
納粹得到了英國統治階級的幫助和資金支持。希特勒得到了英國大企業的毫無保留的贊揚和支持。自由黨人勞合·喬治（Lloyd George）將希特勒描述為對抗「布爾什維主義」的「堡壘」。早在1934年2月，英國政府就發表了一份備忘錄，允許立即增加德國的軍備。1934年2月6日，英國外交大臣約翰·西蒙（John Simon）爵士宣布：
「德國在武器方面主張平等權利，我們無法抵抗這樣的要求，也不應該抵抗。你將不得不面對德國的再武裝。」對德國的原料鎳、棉花廢料、火棉原料、飛機和坦克的出口大幅增加。當1934年3月被問及威克斯公司是否參與為希特勒德國提供軍備時，該公司主席回答道：「我不能確切地向您保證，但我可以告訴您，沒有我們自己政府的完全授權和批准，任何事情都不會發生。」（引用自亨利·歐文的《戰爭是非常有利可圖的》）
大資本家和銀行家公開主張支持和幫助希特勒。希特勒上台後不久，英格蘭銀行行長宣稱將向希特勒提供貸款是「對抗布爾什維主義的一種投資」。
大量貸款被提供給希特勒。他占領萊茵、德國重新武裝、與奧地利合並、吞並捷克斯洛伐克——所有這些都得到了英國資本主義的支持。原因是他們擔心納粹垮台後，誰會替代它。就在戰爭爆發前，英國通過時任海外貿易部秘書RS哈德森向納粹提出了一筆10億英鎊的貸款，以安撫他們，由英帝國主義支付代價來防止他們的擴張，並同時保持他們對德國工人以及整個歐洲工人階級的威脅。
丘吉爾對納粹持無限贊同態度。在1939年的《偉大的同時代人》一書中，丘吉爾寫道：
「這場鬥爭的故事讀來不禁令人欽佩，因為它展示了他挑戰、反抗、安撫或征服所有阻擋他道路的權威或反抗力量所需要的勇氣、毅力和生命力。我一直說過，如果大英帝國在戰爭中被擊敗，我希望我們能找到一個希特勒來引領我們重回我們在世界各國中應有的地位。」（這本書中同時也充滿了對托洛茨基的惡毒攻擊，他因為組建紅軍和是十月革命領導人之一而招致了丘吉爾的憎惡——作者注）
1938年10月31日，比弗布魯克勛爵在《每日快報》上寫道：「我們當然相信希特勒的誠實和真誠。我們完全相信他一再提到的尋求與我們達成協議的目的，並且充分接受《慕尼黑文件》的影響。」當然，這此發言並沒有妨礙他在「反法西斯戰爭」中得以擔任聯合政府的部長職務。
在西班牙內戰中，英國資本家對佛朗哥表示同情。在所謂的「不干涉外國內政」掩護下，他們幫助佛朗哥鎮壓了共和國。
英國資本主義放任、援助了任何反對工人運動的反動行動。只有當納粹侵犯他們的利益時，他們才以「反法西斯主義」的名義宣戰。但當他們的階級利益需要法西斯主義時，他們將毫不猶豫地轉向莫斯利或其他法西斯冒險家，就像德國資本家轉向希特勒、義大利資本家轉向墨索里尼一樣。如今，法西斯主義對於保護他們的利潤並不必要。但明天可能會不同。
什麼是法西斯主義，它是如何產生的？
對於反法西斯主義者和工人階級而言，了解法西斯主義以及它為何產生至關重要。如果不了解法西斯主義，就無法有效地與之作鬥爭並摧毀它。而且，除非從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結構和階級力量的角度來看待它，工人階級將無法為未來對抗任何崛起的法西斯主義運動做好准備。
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社會制度，是在封建制度衰落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在它興起的時期，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它是一種進步的制度，因為它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即人類對自然界的控制力，並因此提高了人類的文化水平。
盡管會存在危機，財富卻增加了，在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群眾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也提高了。隨著技術的發展，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導致了工業進一步擴大，取代了舊的生產方式，從而使工人階級的人數增加。
在過去的100年裡，工人階級為了反對資本主義而組織了自己的階級組織，如工會和工黨。必須時刻記住今天的權利——拒絕勞動、罷工、組織權、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甚至投票權這些權利，並不是資本家階級慷慨地分配給的，它們只能在工人階級的艱苦無息的階級鬥爭之後取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資本家仍然能夠從擴張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帶來的巨額利潤中做出讓步。
但是，資本主義不可避免地帶來了資本集中和壟斷以及聯合企業的增長。由於世界市場的發展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歷史功能，在某個階段，資本主義國家不可避免地並且必然地在爭奪和擴展市場的瘋狂努力中相互衝突。生產力的發展比市場擴張更加迅速，超越了民族國家和私人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界限。正是這種矛盾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也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資本主義在其最後階段，無法為工人提供其就業或生活保障，使其陷入赤貧狀態。而且還摧毀了中產階級——小商店主、商人、專業人士、白領工人、小商販以及那些社會地位介於工業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人群。
為了對抗工人階級，資本家不能僅僅依靠國家機器中體現的舊的鎮壓力量。在現代條件下，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持續很長時間，除非至少在初始階段，它具有群眾基礎。軍事警察專政無法達到目的。資本家在法西斯主義中找到了一種出路，這種出路基於反資本主義的煽動性言論在中產階級中找到了群眾支持。重要的是要理解，法西斯主義代表了一種大規模群眾運動，即失落的中產階級的運動。
工人階級在危機時期通過他們現有的組織表達他們的願望並進行鬥爭。作為一個階級，他們在大型廠礦和工廠中組織起來，以生產為紐帶，思考社會主義解決他們問題的方式。他們的社會行動引發了一種社會意識。
中產階級由於他們在社會中的地位，處於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中間位置，在這兩個階級之間搖擺。如果工人階級不能為中產階級提供一條革命性出路，後者就會轉向資產階級，並成為法西斯運動的主要支持柱。
隨著世界市場競爭的加劇，在工人階級組織存在的情況下無法確保自己的地位，資本家尋求通過摧毀這些組織來擺脫危機，剝奪工人捍衛自身權利和條件的武器。隨著危機影響一個又一個國家，資本家寄望於法西斯主義運動來粉碎工人階級的組織和政黨。這就是法西斯主義的功能所在。
列夫·托洛茨基解釋了資本主義民主與法西斯主義之間的區別：
「法西斯主義勝利以後，財政資本將立刻地和直接地集中一切統治的機關和工具、國家行政的和教育的權力：整個國家機關和軍隊、市政廳、大學校、報紙、工會和合作社在它的手裡，有如集中在鐵鉗裡一樣。當一個國家轉變成法西斯的國家的時候，那不僅是表示政府的一切形式和方法，都要按照墨索里尼所安排的模型改變——在這個範圍以內的改變，最後只演著極小的作用——而是表示：首先就是一切工人組織之被摧毀，無產階級之被迫而陷於紛亂狀況，一個深入群眾的破壞無產階級獨立團結的行政制度之建立。法西斯主義的要點就在這裡。」（《論德國法西斯主義》，又名《以後該怎麼辦？》，1932年）
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的權力崛起
在義大利，法西斯主義首次出現是在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義大利統治階級對群眾的革命高漲感到恐懼。資本主義報紙寫道，義大利的工人和農民的行為就像列寧和托洛茨基是義大利的主人一樣。一系列的罷工鬥爭發生了——1919年有1663次罷工，1920年有1881次罷工。工人的爭取獲得了讓步和改革：更高的工資、每天8小時的工作制、工會的全面承認以及通過工廠委員會在生產中發表意見。1920年9月，當工業家們采取停工作為回應增加工資要求時，60萬名義大利金屬工人占領了工廠，並通過自己選舉產生的車間委員會進行生產。
農民也受到了戰後革命浪潮的影響。他們開始奪取土地。自發奪取的土地上，自由黨政府被迫給予他們保留地產的權利，條件是他們組織成合作社。農業工人組建了強大的工會，被稱為「紅色聯盟」。
資本家和地主陷入了癱瘓。權力掌握在工人階級手中。統治階級在群眾的衝擊面前進行了策略調整，開始尋找出路，計劃進行反攻。
1919年4月初，在熱那亞，大工業家和地主們結成了聯盟，以對抗「布爾什維主義」。羅西（後來被墨索里尼的特工殺害）在他的書《法西斯主義的誕生》中寫道，「這次集會是資本主義力量重新組織自己以應對局勢威脅的第一步。」在形成了全國工業總聯合會和農業總聯合會之後，資本家開始資助法西斯組織，即貝尼托·墨索里尼領導的流氓團伙。
這支團伙是一支經過特訓的反工人武裝力量，其目標是恐嚇工人，破壞他們的組織。這些反工人聯盟開始公開襲擊工人的集會。早在1919年4月15日，米蘭這一社會主義者的據點，一次包括婦女和兒童在內的社會主義者的示威遊行遭到了法西斯分子的襲擊，當時他們手持匕首和手榴彈。他們以兩三十人的小組，襲擊義大利各地和平示威活動。在同一天，即米蘭事件發生的當天，義大利社會主義者官方報紙《前進》的辦公室遭到法西斯分子的破壞。1919年12月1日，社會主義議員離開議會大廈時遭到襲擊和毆打。
但是，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的失敗使資本家得以成功削弱工人的力量，並且義大利的嚴重危機使得破產的中產階級成為法西斯主義煽動的易受害者。由於義大利猶太人口規模小且不重要，反猶太主義並不是義大利法西斯主義的武器庫之一。他們的煽動主要集中在反對信托和支持普通人上。到了墨索里尼民兵隊中參與毆打和冒險的不僅僅是惡棍，通常是剛被征召的絕望學生、失業者、專業人士和中產階級。
群眾的革命能量消退了。得到大工業家和地主慷慨資助的法西斯分子開始對工人展開真正的進攻。在博洛尼亞，即埃米利亞的「紅色聯盟」中心，1920年11月的市政選舉中，社會黨取得了勝利。11月21日，黑衫軍襲擊了市政廳，在鬥爭中一名保守派議員被殺。（似乎是被法西斯手槍手殺害的。）這是法西斯分子一直在等待的信號。根據墨索里尼的支持者之一戈爾戈里尼的說法，這「開啟了大法西斯時代，野蠻、原始的復仇法則在義大利半島上統治。這是法西斯份子的意願。」
在由地主提供武裝並配備車輛的情況下，黑衫軍開始進行懲罰性遠征活動。他們摧毀了村莊中工人的組織，現在他們又開始襲擊城鎮中的工人。1921年，在的里雅斯特、梅迪納、佛羅倫薩和其他地方，黑衫軍摧毀了勞工交流中心和合作社以及勞工報紙的辦事處。
資本主義國家的支持-警察、法庭和軍隊
在對工人階級的進攻中，招惹是非的黑衫軍得到了資本主義國家機器的全力支持。警察為法西斯主義者招募人員，敦促犯罪分子加入法西斯團體，承諾各種好處和豁免權。警察將他們的車輛提供給法西斯份子使用，並發放武器許可證給他們，同時堅決拒絕工人和農民的武器申請。一名法西斯主義學生寫了一封嘲笑性質的信給共產主義報紙，其中寫道：
「在我們准備對付你們之前，會讓警察解除你們的武裝，這不是因為我們害怕看不起你們，而是因為我們的鮮血寶貴，不應該浪費在卑劣和下賤的平民身上。」（羅西，同上）
與此同時，「公正」的法庭大肆判處「反法西斯分子數百年的監禁，而對有罪的法西斯分子則百免其罪。」（戈貝蒂，《自由主義的革命》）。1921年，司法部長費拉「致函法官們，要求他們忘記涉及法西斯犯罪行為的案件。」（羅森伯格，《法西斯主義的世界鬥爭》）
軍隊通過軍官階層全力支持法西斯分子：
「義大利陸軍參謀長巴多里奧將軍曾向所有軍區指揮官發出機密通知，聲明那時正在復員的軍官（約6萬人）將被派往最重要的地區並被要求加入法西斯組織，這些軍官將接受組織和指導。他們將繼續領取五分之四的工資。國家兵工廠的軍火流入法西斯分子手中，他們由休假中的軍官或甚至現役軍官進行訓練。許多軍官知道上級的偏好已經倒向法西斯主義，公然支持這一運動。軍隊與黑衫軍的勾結越來越頻繁。例如，特倫特法西斯黨在一個步兵連的幫助下鎮壓了一次罷工，博爾扎諾法西斯黨是由第232步兵團的軍官創立的。」（丹尼爾·蓋林，《法西斯主義和大企業》）
很快，黑衫軍變得越來越膽大妄為，開始發起消滅工人組織的運動。法西斯主義的「理論家」馬拉帕爾特（Curzio Malaparte）在其1931年的《政變技巧》中寫道：「每天，數千名武裝人員，有時十五到二十萬人，通過開車迅速湧入一個省份的城市或鄉村。」丹尼爾·蓋林評論道：
「他們每天襲擊勞工交流所、合作社總部和工人階級出版物。1922年8月初，他們奪取了米蘭和里窩那市政廳，這兩個地方都由社會黨管理，他們燒毀了米蘭的《進軍》報紙和熱那亞的《勞動》報紙的辦公室；他們占領了臨港市場，這是碼頭工人勞工合作社的據點。這些策略逐漸磨損和削弱了有組織的無產階級，剝奪了他們的行動手段和支持。法西斯主義者只是等待奪取權力，以徹底粉碎工人階級。」
工人組織如何應對對其生存構成致命威脅的局面？領導人們堅持欺騙自己和追隨者，認為資本主義國家將保護他們免受這些無法無天的團伙的威脅，而不是向工人解釋法西斯主義的本質，以及如果墨索里尼上台對他們意味著什麼。蓋林援引庫雷拉的說法：「社會主義和工會領導人們堅持拒絕武力對抗法西斯主義，拒絕進行軍事化的武裝和組織。1921年1月，《工會之戰》仍舊認為：「無論如何，法西斯主義不可能在武裝鬥爭中被征服，只能進行合法鬥爭。」由於他們與國家機構的關系，「社會主義者們多次有機會拿到武器來保護自己免受法西斯分子的襲擊。但是他們拒絕了這些提議，稱保護公民免受其他公民的武裝攻擊是國家的責任。」（摘自庫雷拉的《無掩面的墨索里尼》，1931）
社會黨甚至在1921年8月3日與墨索里尼簽署了和平協定，這是自由派總理倡議並表示希望「調和」社會主義者和法西斯主義者的結果。義大利社會黨領導人圖拉蒂呼籲墨索里尼：「我只想說一句話：讓我們真正解除武裝！」黑衫軍肯定暗自發笑。他們利用這個機會更好地准備自己。他們譴責該協定，並加大對工人組織的進攻。
社會黨請求國家采取行動打擊法西斯主義者。國家確實采取了行動，但行動的對像並不是法西斯主義者，而是工人及其組織。由於社會黨和工會領導人的失敗，各種傾向的左翼激進分子——革命工會主義者、左翼社會主義者、年輕的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和共和主義者以及一些前軍官，在1921年邁格里諾的倡議下組織起武裝的反法西斯民兵組織，他們稱自己為「人民勇士」。他們在工人和工會領導人的反對聲中采取了這一行動。不幸的是，年輕而脆弱的共產黨對這個問題采取了極左的態度，他們分裂出去並組織了自己的「行動小隊」。
蓋林寫道：
「結果是，當黑衫軍進行『懲罰性遠征』，襲擊勞工組織或『紅色』自治市政府時，激進的工人要麼無力抵抗，要麼提供無效的臨時無政府狀態下的抵抗。大多數情況下，侵略者仍然掌握著局勢。」
蓋林進一步寫道：
「在『懲罰性遠征』之後，反法西斯主義者不進行報復行動，尊重『法西斯』的住所，不發起反攻。他們滿足於宣布『總抗議罷工』。但這些罷工旨在迫使當局保護工會組織免受法西斯主義恐怖的侵害，結果只是與實際上是法西斯主義的同謀的當局進行荒謬的討價還價（《西洛尼,法西斯主義》，1934年）。
由於這些罷工沒有伴隨著直接行動，他們未能削弱敵人的力量。另一方面，法西斯主義者則利用這些罷工加大了暴力行徑。他們保護「破壞工人」，自己作為破壞者，「在罷工周圍造成威脅性的真空中，對敵對組織發動迅猛而暴力的打擊」（馬拉帕爾特，《政變技術》，1931年）。但是，當罕見的，反法西斯主義者有組織地抵抗法西斯主義時，反法西斯主義者會暫時占據上風。例如，1922年8月在帕爾馬，盡管有數千名民兵集結，但工人階級成功挫敗了法西斯主義的進攻，「因為在人民勇士的指導下，防御按照軍事方法有組織地進行。」（A·羅西，《法西斯主義的誕生》，1938年）
隨著法西斯主義者奪取政權的意圖變得越來越明顯，社會黨發言人圖拉蒂在1922年7月向國王呼籲，要「提醒他是憲法的最高捍衛者」。與此同時，資本家們得出了自己的結論。羅西寫道：「墨索里尼和總工業聯合會負責人Benni先生和Olivetti之間進行了一些非常激烈的會議。銀行協會的領導人為資助羅馬大行軍支付了2000萬。工業聯合會和農業聯合會的領導人電報羅馬說，他們認為唯一可能的解決方案就是一個墨索里尼政府。」大企業家、權力集團的參議員埃托雷·孔蒂發送了類似的電報，「墨索里尼是寡頭和商會的候選人。」
盡管法西斯黨在義大利議會中只有約600個席位中的35個議席，但國王順從統治階級的要求，將權力交給了墨索里尼。即使在1922年墨索里尼發動政變後，改良主義領導人仍然無法從他們痛苦的經歷中吸取教訓。
義大利社會黨一如既往地盲目地堅持合法性和憲法。1923年12月，勞工聯合會向墨索里尼報告了法西斯團伙所犯下的暴行，並要求他與自己的部隊劃清界限。（參考文獻：布奧齊和尼蒂，《法西斯主義與工會主義》，1930年）社會黨非常重視1924年4月的選舉運動。圖拉蒂甚至在都靈與一名法西斯分子進行辯論，而黑衫軍把守著入口。當在馬泰奧蒂遇刺後，一股反抗浪潮席卷整個半島時，社會黨不知如何利用。「在這關鍵時刻」內尼寫道，「呼籲工人走上街頭起義的策略被法庭和議會上的合法鬥爭所取代。」作為抗議的手段，反對派滿足於不出席議會，並像古羅馬平民階層一樣，退到了阿文蒂諾山。「我們的對手在干什麼？」墨索里尼在議會上嘲笑道。他們發動總罷工，甚至部分罷工嗎？他們試圖在軍隊中引發起義嗎？毫無這樣的事情。他們僅僅限於進行媒體運動。」（1924年7月演講）社會黨發起了三重口號：政府辭職，解散武裝力量，重新選舉。他們繼續對國王表示信任，並請求他與墨索里尼劃清界限。為了啟發國王，他們不斷地發表請願書。但國王第二次讓他們失望。」（出自蓋林，同上）
墨索里尼統治下的生活環境
墨索里尼一旦上台，就建立起了典型的極權主義國家模式。他摧毀了工人組織，為了大企業的利益，為對群眾進行了殘酷的攻擊。法西斯主義的主要衝擊對像是工人階級，它的目標首先是針對工人階級的。工人階級的鬥爭武器被破壞，法西斯主義建立了叛徒工會，創造了壓低工人工資和降低生活水平的條件。原本的工會被打垮，工廠中的工人代表制度被廢除，罷工權利被剝奪，所有工會合同都成為無效。雇主重新在工廠中稱王稱霸，同時也成為員工的「領導者」。任何試圖進行罷工，任何對雇主意願的抵抗，都將受到國家的嚴厲懲罰。挑戰雇主就等於挑戰國家的全部力量。用法西斯主義者的話說，罷工是對「社會共同體」的犯罪行為。
反對法西斯主義的自由主義者蓋塔諾·薩爾維米尼（Gaetano Salvmini）是義大利的權威人物，他對法西斯主義下的生活各個方面進行了認真研究，並以法西斯政府官方資料為基礎，揭示了法西斯對義大利人民意味著什麼。在他的書《法西斯之斧下》中，他揭示出從墨索里尼政權開始時，人民的生活條件惡化了，特別是不幸的工人和小農。在「繁榮」時期以及1929年至1933年的經濟衰退期間，工資持續下降。工作時間不斷延長，沒有任何加班費增加，而生活成本卻增加。他詳細介紹了1922年至1935年期間工資削減的情況，盡管政權竭力向外界隱瞞這一點，他展示了人們對生活必需品消費的持續下降。
1922年，義大利人口3880萬，煙草消費量為27.9萬公擔；到了1932年，下降到24.5萬公擔。咖啡消費量從1922年的47.2萬公擔下降到1932年的40.7萬公擔。這些對於工人來說屬於「奢侈品」。但是在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方面，下降幅度更大。玉米消費量從1922年的2721.3萬公擔下降到1932年的2673.9萬公擔。在1932年的人口增長到4100萬的情況下，小麥消費量從7223.7萬公擔下降到6920.4萬公擔。連同上述物品一起，對最低限度的生存來說絕對必不可少的鹽從264.6萬公擔下降到260.6萬公擔。這些數據取自義大利官方統計資料（1922-1925年版《義大利統計年鑒》第198頁，1933年版第119頁）。1935年5月1日的《論壇報》揭示了肉類消費的可怕下降。每年人均肉類消費量從1928年的22公斤（48.4磅）下降到1932年的18公斤（39.6磅）。糖的消費量在1922年達到7.5公斤，而在1932年下降到6.9公斤。在英國，年人均消費量為40公斤，在法國為25公斤，在德國為23公斤，即使在落後的西班牙也是13公斤。
1933年2月，義大利的官方失業人數為1229000人。在1934年7月2日，義大利政府的一份官方公報中稱：「在那一年的冬天，義大利的『國家團結』組織幾乎每天都向1750000個家庭提供幫助。」而在1922年2月，只有602000人失業，而法西斯主義者則將他們的煽動焦點放在了失業的恐怖上。
因此，法西斯主義能夠避免資本主義危機的神話被證明是一種欺詐。一旦掌權，法西斯主義因工人階級組織的破壞而長期保持其統治地位。隨著最好的階級鬥士、最先進的無產者被囚禁或謀殺，工人階級經歷了一段士氣低落和冷漠的時期。在鎮壓和恐怖的統治下，工人們在對雇主的統一鬥爭中處於極大的不利地位。墨索里尼的不光彩結局向世界展示了義大利人民對杜塞的真正仇恨，揭露了義大利群眾支持黑衫軍的謊言。
今日的義大利工人和法西斯主義
引人注目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義大利所發生事件之間的差異。
墨索里尼的垮台成為工人和農民的深層激勵信號。在巴多利奧政變後，再次出現了一波巨大的罷工和示威浪潮。在納粹被擊敗後，武裝起義的工人和農民用他們的游擊隊重新奪取了工廠和國家的控制權。唯一阻礙工人奪取權力的是他們自己組織的領導者。
這種失敗意味著義大利工人的條件惡化，甚至低於墨索里尼時期。工人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保護自己，因為他們建立了強大得多的工會，遠比過去更加強大。但是，中產階級的境況低於工人，為復興法西斯煽動提供了有利條件。他們將資本主義民主派的承諾與自己的處境進行對比。新法西斯主義者開始出現。工業家和地主以墨索里尼上台的經驗為基礎，繼續沿用老路。1947年，西西里島的五一示威會議遭到了槍擊，盡管婦女和兒童都參與其中。幾個月前，在那不勒斯，君主主義者和法西斯分子團體進行了針對共產黨和其他工人組織的示威。在1947年的最後幾個月，工人會議遭到了槍擊，工人組織的場所遭到炸彈襲擊。法西斯分子的恐怖在經濟落後的南部農村地區更加嚴重，地主組織了對工會組織者的謀殺，並試圖通過恐嚇農民工和農民不參加工會。
在短短幾個月內，南部農村地區的19名工會組織者被暗殺。
即使在像米蘭這樣的工人階級要塞，炸彈也曾被放置在共產黨總部。工人們迅速以米蘭的總罷工回應，並立即采取報復行動，對新法西斯組織「普通人」和「義大利社會運動」總部發動火攻和搶劫。
在經歷了法西斯主義的經驗後，義大利工人不滿足處於防御地位。在幾乎所有的城市，無論大小，他們都以攻擊法西斯分子的方式進攻。在米蘭有超過十萬人的示威，其他城市也有數萬人參與，如都靈、熱那亞、佛羅倫薩、維羅納、巴里、克雷莫納、羅馬、博洛尼亞，甚至在那不勒斯和巴勒莫（曾經是反動勢力的大本營），工人們對法西斯組織總部發動了激進的攻擊行動。南部也追隨北方的步伐。
自然而然，當法西斯分子襲擊工人時，警方總是方便地缺席或不作為，現在他們被召喚出來保護法西斯分子。許多城鎮都派出軍隊協助警方。催淚瓦斯和槍支被用來對付工人。
在這種情況下，德加斯佩里（Alcide De Gasperi）政府，像1920-1922年的自由派前任內閣一樣，暗中支持並鼓勵法西斯分子。歷史再次重演，但不完全相同。工人的進攻導致了法西斯分子的失敗，他們暫時被迫消聲匿跡。英國的工人可以從義大利工人最近的進攻行動中學到寶貴的經驗教訓。
但這個教訓是純粹消極的：如果工人在防止法西斯分子再度抬頭的消極教訓上學到了東西，卻未能提出積極的解決方案，即使在義大利，法西斯主義的威脅也不會被驅逐殆盡。
義大利資本主義的慢性衰退依然存在。目前已經有150萬工人處於大規模失業狀態。新一輪世界危機的到來將使失業率飆升到創紀錄的水平。受到危機的折磨，義大利資本家將再次求助於殘酷鎮壓，作為穩定他們統治的唯一手段。義大利的教訓必須最先由工人階級運動的先鋒們學到。如果他們未能展示完全推翻資本主義體制、建立工人權力和共產主義的替代方案，大眾的進攻精神將逐漸消退，士氣低落和冷漠將蔓延。資本主義孕育著法西斯主義；只有通過推翻社會上的資本主義體制，工人才能確保終結法西斯主義。
德國——納粹是如何上台的
希特勒上台時，德國工人階級的失敗使世界工人運動倒退了許多年。追溯德國法西斯主義崛起的背景，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各個階級力量的作用，德國社民黨和斯大林主義者導致了這個世界上組織最有力的勞工運動之一的可怕失敗。
在俄國革命後，德國工人階級推翻了凱撒皇帝，並在1918年試圖進行革命推翻資本主義。但實際上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奪取了政權，盡管他們實際上反對起義和革命。他們並無意完成革命。他們的綱領基於「漸進主義的不可避免性」。他們把自己置於工人階級之上，放棄了幾十年來黨派基於馬克思主義的綱領。諾斯克、埃伯特、施耐德曼等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人與德國總參謀部密謀瓦解革命，恢復「法制和秩序」。1919年1月，柏林工人被鎮壓，革命領導者盧森堡和利布凱茨特被反動軍官直接慫恿下的社會民主黨領導人謀殺。革命中建立的蘇維埃被清除，德國成為一個民主的資本主義國家。根據社會民主黨的自誇，那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
在這個階段，資本家被迫依賴勞工和工會領導人，以拯救他們的體制免於徹底崩潰。他們咬緊牙關，被迫向工人階級做出巨大讓步。工人爭得了每天八小時的工作制、工會承認、失業保險、選舉商店委員會的權利，以及男女普選權。在東普魯士受貴族剝削下半封建生活的農業勞動者，也贏得了組織權和與工業工人類似的權利。
從第一次衝擊中恢復過來後，大工業家和地主開始為反對工人階級進行准備。克虜伯（Krupp）是德國軍火巨頭，他傲慢地告訴自己的工人：「我們只想要忠誠的工人，由衷感激我們給他們賺到的面包。」截至1919年2月，魯爾區的另一位重要鋼鐵巨頭施廷納（Stinnes）公開宣稱：「大企業和所有統治工業的人將重獲他們的影響力和權力。他們將被一個幻滅了的、飢腸轆轆、需要面包而不是口號的民眾召回。」代表大工業的前部長德恩伯格（Dernberg）明確表示：「每一個八小時工作制都是德國棺材上的一顆釘子。」
在這些早期年份中，資本家們開始資助由退役軍官、罪犯、冒險家和其他社會敗類組成的反工人聯盟。當時納粹只是其中一個反工人的小團體。他們展開了恐怖活動，包括暗殺左翼甚至資本主義民主派政治家，破壞工人階級的會議。希特勒於1921年1月4日宣稱：「國家社會主義運動未來將以必要時用武力阻止一切可能產生壓抑影響的會議或講座。」與義大利一樣，在德國，法院、軍方、公務員、警察局長都給予這些反動組織全力支持。國家以共謀和勾結的方式行動。當慕尼黑警察局長波納（Pohner）收到「真正的政治暗殺組織」的存在警告時，他回答：「是的，是的，但太少了！」
但在當時，這些法西斯團體沒有群眾基礎。它們只是社會中微不足道的一股力量，只由社會敗類組成。中產階級寄希望於工人組織來尋找出路。資本家只將法西斯組織用作反工人的輔助力量和未來的後備力量。談到納粹運動的發展，希特勒承認：「只有一件事可能會摧毀我們的運動，如果對手從第一天起就理解了我們的原則，並以最極端的殘酷手段摧毀我們新運動的核心。」戈培爾評論道：「如果敵人知道我們有多弱小，它可能會把我們擊垮，用鮮血碾碎我們工作的起點。」
在由通貨膨脹和法國占領魯爾區引發的1923年革命危機中，中產階級寄望於成功贏得大部分工人支持的共產黨。但當時的德國共產黨領導人布蘭德勒（Heinrich Brandler）和塔爾海默（August Thalheimer）以及莫斯科的斯大林給予的錯誤建議搞砸了這個革命形勢。布蘭德勒事後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承認：
「有起義革命運動的跡像。工人暫時站在我們這邊，而我們相信在有利的情況下可以立即發動進攻。」
在失去奪取政權的可能性之後，國際領導層試圖將所有責任推給德國共產黨。但德國領導層曾向莫斯科的共產國際領導層尋求建議。斯大林的建議是災難性的。他當時寫信給季諾維也夫和布哈林：
「共產黨人是否應該努力在沒有社會民主黨的情況下奪取政權，他們是否已經足夠成熟？這，在我看來，才是問題。當然，法西斯分子並沒有放松警惕，但我們的利益在於他們先發動進攻：這將團結整個工人階級站在共產黨人一邊（德國不是保加利亞）。此外，根據所有的情報，法西斯分子在德國並不強大。我認為應該遏制德國黨而不是推動他們行動。」（引自托洛茨基《列寧逝世後的第三國際》第312頁，[3]）
盡管當時他們擁有大多數工人的支持！德國革命仍舊被悲劇般地破壞，為隨後法西斯勢力的增長奠定了基礎。
大企業和納粹分子
受到在德國出現「布爾什維主義」前景的威脅，美國、英國和法國資本家紛紛注入貸款以支撐德國資本主義。這些貸款導致了全球範圍內的資本主義繁榮，尤其影響了德國。德國的繁榮從1925年持續到1929年。德國的資本家通過對德國工業的合理化獲得了巨額利潤，他們不再需要法西斯分子的支持，對納粹的支持減少。他們僅提供足夠的資金以保持納粹存在作為一種後備武器，並防止其完全從舞台上消失。
然後是1929年至1933年的世界經濟大蕭條。工人的生活水平下降，失業人數達到七百萬以上。中產階級在經濟危機中破產，他們發現自己的生活水平比工人階級還要低。工業工人擁有工會合同和失業津貼的保護，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抵制壟斷組織的最嚴苛壓迫。但中產階級卻無助於應對這種困境。
工業家們對無產階級革命的前景感到擔憂。他們開始向納粹黨注入巨額資金。克虜伯、蒂森、基爾多夫、博爾齊格等德國煤炭、鋼鐵、化學和其他工業帝國的頭目慷慨地為希特勒提供宣傳手段。最終決定將權力交給希特勒是在科隆銀行家施羅德的家中作出的（根據納粹種族法，施羅德是猶太人！）。資本家們向納粹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巨額資助。他們認為時機已經成熟，可以摧毀工人階級的組織和權益。
希特勒解釋了這些津貼的意義，他指出：
「如果沒有汽車、飛機和擴音器，我們就無法征服德國。這三種技術手段使得國家社會主義能夠展開一場驚人的運動。」
根據英國政府於1943年發布的一份機密文件，這份文件供將被派往德國的官員和公務員使用，列舉了以下不容置疑的事實：
「魯爾地區的弗里茨·蒂森和基爾多夫以及柏林的恩斯特·馮·博爾齊格，即德國雇主聯合會的主席，都是希特勒的極端支持者。在早期希特勒時代，其他財政支持者還包括著名的鋼琴制造商卡爾·貝希施坦（柏林）、印刷商布魯克曼（慕尼黑）、知名藝術品經銷商和出版商漢夫斯坦格爾（慕尼黑）以及希特勒上台後獲得獨家壟斷權的漢堡瑞茨馬香煙聯合公司。」
「然而，並不僅僅是在納粹政府上台前的大危機時期，大型工業企業的財政支持才開始大規模出現。其中大多數並非直接向納粹黨捐款，而是捐給了克魯普斯公司的前任董事阿爾弗雷德·休根貝格，他同時也是『德意志民族黨』的領導人。休根貝格將捐款金額的五分之一交給了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
「弗里茨·蒂森在與希特勒決裂後表示，他個人的捐款金額達到了一百萬馬克，並估計德國重工業通過休根貝格每年向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提供的金額約為兩百萬馬克。」
「在1932年1月27日，杜塞爾多夫工業家俱樂部的會議上，希特勒向與會者詳細說明了他的計劃後，重工業與納粹黨之間的協定達成。在這裡，希特勒讓聽眾相信他們無需擔心他的『社會主義』，並以他的半軍事組織自詡為任何形式的『布爾什維主義』的堡壘。」
「然而，『國家社會主義者』進行的經濟政策完全證明了大工業家對希特勒的信任是正確的。希特勒在其他方面也貫徹了他們的政策。他摧毀了工人組織，引入了工廠中的『領導原則』。通過一項巨大的再軍事化計劃，在西德推動了重工業的擴張，並帶來了巨額利潤。魯爾和萊茵蘭制造商在所謂的1941年關於『股息』歸還的『法令』中賺取的利潤是巨大的（納粹法令常常與其名稱相反），它使得股份公司能夠通過所謂的『矯正』方式分配在1933-1938年期間積累的未支付股息的利潤。約50億馬克的利潤以股票形式分配給股東，這些利潤是在戰前年份中創造的。」
托洛茨基呼籲建立統一戰線
在1924年5月的大選中，納粹黨獲得了192萬張選票和32個議席。但是在同年12月，多斯計劃推動德國經濟回復並逐漸穩定後，他們只獲得了84萬張選票，納粹黨的勢頭進一步下滑。在1925年的德國總統選舉中，作為納粹黨候選人的陸登道夫將軍獲得了21萬張選票！在1928年5月的大選中，納粹黨只獲得了72萬張選票，失去了12萬張選票和兩個席位。
隨後，世界經濟陷入衰退，德國資本主義出現了可怕的危機。在兩年內，即1930年9月14日的大選中，納粹黨的選票上升到了600萬張。法西斯主義者吸引了絕望的中產階級的大部分支持。社會黨在1918年和共產黨在1923年的失敗，使得相當大比例的中產階級從中立或甚至對工人階級的支持轉向反革命勢力，站到了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社會主義的一方。
選舉結果一經公布，被開除出國際共產主義者運動（盡管他們認為自己屬於該組織）的托洛茨基和左派反對派發表了一份呼籲，要求德國共產黨立即與社會民主黨組織起統一戰線，以防止希特勒上台。只有這樣，他們才能希望保護工人階級的權益免受納粹威脅。托洛茨基主義者警告說，納粹上台可能造成悲劇性後果，不僅對德國，而且對整個國際工人階級運動來說都是如此。他們警告說，這將使對蘇聯的戰爭成為不可避免的。
但斯大林主義者沒有理會這一警告。他們在德國的政策是，法西斯主義或「社會法西斯主義」已經掌權，對工人階級的主要威脅是社會民主黨，他們也是法西斯主義者——「社會法西斯主義者」。
英國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因在1932年提倡德國和英國社民黨與共產黨之間建立統一戰線而被開除出共產黨。
1932年5月26日，《每日工人報》上的英國斯大林主義者寫道：
「托洛茨基挺身捍衛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之間的統一戰線的行為是很有意義的。在像當前這樣的時刻，再也沒有什麼能比這更具破壞性和反革命性的階級領導了。」[1]
恩斯特·台爾曼（Ernst Thälmann）在1932年9月的第13次國際共產主義者大會閉幕演講中（見《國際共產主義》第17/18期，第1,329頁）說：
「托洛茨基在他對問題為《納粹主義將如何被擊敗？》的小冊子中提供的回答始終只有一個：『德國共產黨必須與社會民主黨結盟』。托洛茨基認為，通過建立這種結盟，才能徹底挽救德國工人階級免受法西斯主義的威脅。要麼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結盟，要麼德國工人階級將在10至20年內喪失。」
「這是一個完全破產的法西斯主義和反革命理論。這個理論是最糟糕的理論，最危險的理論，以及托洛茨基在他反革命宣傳的最後幾年中構建的最具犯罪性的理論。」
德國共產黨的政策源頭是斯大林，他為德國黨提供了這條路線。
「這些組織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補充的。它們不是死對頭，而是雙生子。法西斯主義是這兩個主要組織的無形的政治聯盟，它是在戰後帝國主義危機的情況下產生的，它的目的在於同無產階級革命作鬥爭。資產階級沒有這種聯盟就不能保住政權。」（《國際共產主義》1925年第6期，中譯者摘自斯大林中文全集第6卷）
斯大林主義者甚至還鼓動共產主義工人毆打社會主義工人，破壞他們的會議等。台爾曼公開提出口號：「把社會法西斯從工廠和工會工作崗位趕走。」在這個口號的推動下，共青團的機關報《少先隊》提出了口號：「把社會法西斯從工廠、就業交流中心和學徒學校趕走。」甚至連為共產黨員子女服務的少先隊機關報《鼓》都呼籲共產黨員的孩子們「在學校和游樂場上打擊那些小社會民主黨人」。
他們並沒有止步於此。國際共產主義領導人甚至提倡德國共產黨聯合法西斯黨對抗社會民主黨。社會民主黨是統治德國三分之二地區的普魯士州的執政黨，也是德國最重要的一部分。德國有句傳統說法：「誰擁有普魯士，誰便擁有帝國。」納粹黨於1931年8月9日組織了一次全民公投，試圖推翻社會民主黨政府。如果他們在這個公投中成功，他們將在1931年而不是1933年上台執政。德國共產黨領導層決定反對這次公投並支持社會民主黨。但在斯大林的直接影響下，共產國際的領導層要求共產黨參與這次公投，並稱其為「紅色公投」。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上，皮亞特尼茨基甚至誇耀道：
「你知道，例如，黨的領導層反對參加有關解散普魯士地方議會的公投。一些黨報發表了反對參加公投的社論。但當黨中央委員會與共產國際一起得出結論，認為有必要積極參加公投時，德國同志們在幾天內激起了整個黨。除了蘇聯共產黨，沒有任何一個黨能做到這一點。」（摘自《十二屆共產國際執委會指南》，第42頁）
正是這類瘋狂的冒險行為使工人迷失了方向，並促成了納粹分子的成功。大工人階級運動遭受重創並在納粹暴徒面前無力回天，這是由於大工人階級組織的領導人拒絕采取革命政策來對抗法西斯分子導致的。
需要牢記的是，納粹黨只贏得了德國工人的很小一部分，絕大多數工人都反對他們。在1931年的選舉中，納粹黨只獲得了工廠工會的5%選票。這是在經過巨大的滲透工人階級的宣傳攻勢之後。而在1933年3月，當法西斯分子已經上台執政時，盡管恐怖行動已經開始，他們在工廠工會選舉中僅獲得了3%的選票！盡管工人階級內部存在一定的士氣低落，並有助於法西斯分子滲透到他們中間的錯誤政策，但絕大多數工人仍然忠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念。
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該如何應對希特勒的威脅呢？
工人們渴望並願意與納粹鬥爭，以防止他們上台執政。數百萬人在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防衛組織中得到武裝和訓練。這是德國革命的遺產。有組織的工人階級構成了德國最強大的力量。如果他們需要的只是必要的政策來捍衛自己的組織並轉入反攻，進而奪取權力。但是領導人們背叛了德國的工人，就像他們在義大利所做的那樣。
隨著希特勒政變的威脅越來越近，這些領導人宣稱納粹正在衰落。社會主義領導人宣稱，仿佛在抄襲他們的義大利同行：「勇敢面對不受歡迎。」他們敦促支持布倫寧政府的法令，並支持興登堡以抵擋來自希特勒的危險。他們嘲笑這樣一個觀點：像德國這樣一個高度文明的國家不可能淪為法西斯野蠻統治之下。法西斯主義可能在義大利這樣的落後國家上台，但不會在擁有高度工業化經濟的德國上台！起初，他們對納粹提出的原始和瘋狂的思想嗤之以鼻。他們敦促工人們笑他們一笑，對他們的挑釁不屑一顧。他們說這只會給他們增加宣傳效果。這裡不可能發生這種事情。我們對於如英國及其他地方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如蕾貝卡·韋斯特（Rebecca West）等所提出的熟悉的論據是了解的。
他們總是低估來自法西斯分子的危險，並求助於那些保護和庇護法西斯分子的國家機器。
但是隨著法西斯威脅逼近，社會主義工人和工會中的一些組織開始在工廠和失業人群中組建防衛組織。然而，德國總工會和勞工聯合會拒絕支持此舉：「目前情況還不足以證明工人需要為捍衛自己的權益做好戰鬥准備。」他們反對對這些預防措施進行「集中和普遍化」，理由是它們「多餘」。1932年11月6日，社會民主黨的中央機關《前鋒報》提到納粹在選舉中得票從1370萬下降至1170萬5257票，並且希特勒未能獲得權力交接：「十年前我們就預言了國家社會主義破產的命運；這在我們的報紙上已經黑白分明！」
就在納粹黨上台的前夕，社會民主黨領導人之一的席夫林寫道：「我們只能聞到一具腐爛屍體的臭味了。法西斯主義明確地已經死了：它再也不會復興。」
共產黨領導人的立場更糟。他們宣稱法西斯主義已經在德國執政，希特勒上台並不會有任何區別。在國會上，他們的一位領導人瑞梅爾在1931年10月14日說道：「布倫寧先生非常清楚，一旦（法西斯分子）上台，無產階級將聯合起來，對一切進行干淨的清算。」（共產黨人熱烈鼓掌）「我們不怕法西斯紳士們。他們比任何其他政府更快地耗盡他們的力量。」（共產黨人贊同地說：「沒錯！」）
1932年，台爾曼在一次中央委員會會議上譴責「對希特勒法西斯主義的機會主義評估過高」。早在希特勒運動1930年9月14日的選舉中取得勝利時，德國共產黨的中央機關《紅旗報》就宣稱：「9月14日是德國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巔峰。之後將只會出現衰落和衰敗。」在三年內，納粹成功地贏得了大部分中產階級的支持，獲得了超過1300萬選票。
就在納粹在選舉中首次受挫，失去200萬選票，並出現納粹運動瓦解跡像之際，希特勒的上台被總統興登堡、軍方領導人、官僚主義者以及大工業家和土地所有者所接受。
即使在最後關頭，社會主義和斯大林主義領導人也沒有給出正確的指導。1933年2月7日，柏林社會民主黨聯邦負責人昆斯勒對勞工工人發出指示：
「首先要保持冷靜！柏林工人的生命和健康太珍貴了，不能輕易危及，必須為鬥爭的一天而保留。」
而這時，希特勒已經於1933年1月上台執政。
共產黨領導人呼籲：「工人們要小心，不要給政府任何提供針對共產黨采取新措施的借口！」（威廉·皮克，1933年2月26日）這些政黨的領導人甚至在希特勒上台後也沒有采取任何行動。而德國工人們渴望戰鬥。3月5日，選舉之夜，社會民主黨的軍事組織——帝國旗幟組織的領導人們尋求起義的信號。他們收到了社會民主黨領導人的回應：「保持冷靜！千萬別流血。」龐大的德國勞工運動在沒有一發槍聲的情況下被動的向希特勒投降了。
對於共產黨而言，爭取建立一個統一戰線是非常關鍵的。如果在1930年就建立了這樣的統一戰線，將會徹底改變未來事件的走向。中產階級會跟隨工人組織的領導。如果法西斯分子面對組織有力的工人力量進行對抗，他們將會被徹底擊敗。然而，由於領導層卑躬屈膝地讓步給「當局」，導致希特勒取得了非常容易的勝利。
改良派和斯大林主義者在各個國家中都是相同的。後來，對於這場災難的責任被推到了德國工人身上。但在英國工會大會的布萊頓大會上，主席西特琳為德國的工會領導人和他們在1933年未舉行總罷工的失敗進行了辯護。他說：
「選舉之後不久，恐怖活動就加劇了。社會主義運動和工會運動在5月2日實際上被鎮壓了。人們對納粹獨裁制度的到來似乎沒有任何抵抗感到非常擔憂。德國工會領導人和德國社會主義領導人在公開場合受到攻擊和批評，因為他們沒有有效抵抗。我只能說，根據我第一手的信息，他們准備了非常充分的抵抗手段。」（《獨裁的威脅》，第8頁）
中產階級的情況如何？
納粹黨進行了仇視猶太人、托拉斯和聯合企業的煽動。他們甚至提出要解散大工業並將其分配給小企業家，解散大百貨商店並將其分配給單店經營者。當然，他們並沒有打算執行這些煽動性的提議，而且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能實施。但是，他們由此在中產階級群眾中獲得了支持。這就是法西斯主義的社會基礎。
諷刺的是，納粹主義的中產階級追隨者是在納粹上台後遭受最嚴重痛苦的社會階層。納粹黨對於中小資本被巨型壟斷和聯合企業所擊垮表示悲鳴。統計數據清楚地反映了小資本在這場危機中的崩潰情況，而這場危機恰好是在納粹上台時發生的。施特恩貝格在他的書《即將到來的危機》中指出，1925年德國的業主和他們的家屬總數約為12027,000人，占總人口的20.9%。由於危機的破壞，到1933年納粹上台時，這一數字降至11247,000人，占總人口的19.8%。在納粹統治的頭6年中，在戰時經濟時期，這一數字進一步下降到9612000人，占總人口的16.2%。
1940年的德國經濟刊物《WirtschaftundStatistik》（第336頁）對這一現像殘酷地評論道：
「業主及其家屬人數的減少——他們的總數從1933年開始減少了170萬人左右，約占人數的15%——符合了長期穩定發展的趨勢。自1895年以來，他們的人數從每次人口普查到下一次都有所減少，盡管自1933年以來的下降當然是最為嚴重的。」
《德國基本手冊》還提供了進一步的證據，指出：
「資本的集中正在迅速進行。許多中小型企業已被大公司吞並。從1937年到1942年底，股份公司投資的資本增加了10%以上。與此同時，這些公司的總數減少。因此，到1942年底，1%的公司擁有了股份公司投資資本的60%。正如《德意志全般報》，1944年1月6日所指出的：『在總共30億馬克的德國股份公司中，大約四分之三至五分之四由大股東或聯合企業擁有。』」
總的來說，在納粹統治下，中小資本被巨頭壟斷並壓迫，使得財富更加集中。這對於小人物來說是毫無抵抗手段的，而納粹黨也有意識地推動了這個過程。
大企業的代表們獲得了經濟領域的所有關鍵職位。與此同時，存在著「相互滲透」：一方面，領導工業家、銀行家作為戰時經濟的領導者、帝國協會的地區商會經濟團體的領導者等，成為國家的僕人，並被任命到高級行政職位；另一方面，高級官員、納粹化的國家部門官僚致力於在私營企業領域獲取高薪職位。最終，出現了一些半國有半私有的公司，可以稱之為工業部門的公共事業公司。其中最知名的是赫爾曼·戈林集團（Hermann Goring-Concern）。
「很明顯，這種發展為納粹精英成為新納粹工業家和暴利者提供了充足的機會，因此我們看到這些新名字與德國和奧地利各個行業的老字號知名公司的名字一起，出現在戈林集團各個分支的管理層和董事會的重要職位上。」
「在這方面，可以補充幾句關於典型的黨派企業——古斯特洛夫基金會。該基金會是在『雅利安化』財產的基礎上成立的，其總部位於圖林根的蘇爾槍械廠，以紀念威廉·古斯特洛夫（WilhelmGustloff），他是一名納粹間諜，於1934年被槍殺。不久之後，該企業發展成為一個相當重要的機床和軍火集團，包括六家公司，其中就有著名的奧地利希爾登堡軍火廠。這個企業集團完全由黨控制，也就是由圖林根地區教育長官索克爾（Sauckel）掌管。關於該基金會的財務情況幾乎沒有任何信息，因為與赫爾曼·戈林工廠一樣，它不公開發表資產負債表或損益報表。」
「黨的大企業部門的發展並不構成國有化，也不是否定資本主義或寡頭統治。相反，它保留了一切使黨員能夠為自己建立工業帝國和開發新的收入來源的機會。」
「因此，可以看到，工商界的舊統治者在某種妥協下，只要與黨的精英和官僚階層結盟所帶來的利益（例如共同掠奪小企業和「小人物」階層），超過了群體所做出的一切犧牲，他們就會支持這種局面。」
在1934年6月30日的大清洗中，希特勒打擊了法西斯分子中那些蠱惑人心地利用中產階級願望的人，也打擊了那些真正被納粹的宣傳謊言所欺騙的人。達到這個目的後，希特勒將他的獨裁統治轉變為代表工業家和地主利益的軍事警察國家。與其承諾將貴族地產分割並分配給農民不同，貴族的權力被加強了。沒有分割大型百貨商店並將其分配給小商店主，沒有廢除集團和壟斷，而是千千萬萬家小商店關門，經濟進一步集中到壟斷企業手中。
由此可見，唯一實現的承諾就是迫害不幸的猶太人。中產階級被掠奪，工人組織被鎮壓，只有高級納粹官員和大企業從希特勒的統治中獲益。資本主義制度的所有最嚴重的過度表現都得以顯露，因為任何反對意見或公眾輿論的監督都是不允許的。
恐怖統治
甫一上台，納粹就迅速行動，用幾個月時間實現了義大利法西斯主義者用了數年才完成的目標。政黨被非法化；工會被摧毀；工人組織的資金被沒收，用於納粹的利益。集中營被開設，對工人階級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和猶太人進行了前所未有的恐怖統治，這在現代歷史上前所未有。
法西斯主義者極力宣揚希特勒德國沒有失業的「事實」。由於希特勒龐大的軍備計劃和對德國軍事設施的強迫勞動，的確沒有失業問題存在。當然，如果沒有戰爭的干預，德國也會像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一樣陷入可怕的經濟衰退。希特勒為了他所認為的德國帝國主義和自己的政權唯一的前途——戰爭，花費了巨額資金。他將一切押在前所未有的和平時期的軍備生產上。
德國工人不得不長時間工作、拿著低工資，以准備毫無益處的破壞工具，不管是對於他們自己還是對於其他國家的工人來說。他們被雇佣來為戰爭所帶來的可怕災難生產。希特勒把他們看作是育肥待宰的豬。
1935年，一份雇主報告興高采烈地稱贊新的勞動法：「目前正是需要增加生產密度的時候」（也就是加速）。戈林公開在一次演講中說：「我們必須加倍努力工作，以使帝國走出頹廢、無能、恥辱和貧困。每天八小時還不夠，我們必須工作！」1933年5月22日，希特勒在國會中說：「在德國，私有財產是神聖的。」
納粹「綱領」的25條中只有對猶太人的迫害——他們成為資本主義罪行的替罪羊——得到了實施。對於猶太人被剝奪一切權利，被投入集中營後，謠言仍然散布，將社會上所有問題歸咎於猶太人。正如希特勒所指出的：如果沒有猶太人，他就必須創造他們。難怪戈培爾公開後悔納粹曾經發布過一個綱領。
戰後，德國帝國主義即便戰敗，但盟軍沒有徹底消滅法西斯主義。中產階級，作為法西斯主義潛在的群眾基礎，今天支持德國的基督教民主黨。斯大林主義的賠款和復仇政策無法召集德國廣大民眾的支持。由於盟軍的政策，德國民眾接近於飢荒。當經濟衰退波及德國時，資產階級「民主」政黨的崩潰是不可避免的。沒有中間道路。在德國，將再次提出兩種選擇：工人階級的勝利或新的法西斯獨裁。
戰前的莫斯利和工人的反法西斯鬥爭
資本主義體制的衰落規律在英國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一樣。特別是勞動運動領導人刻意傳播的神話，聲稱英國是「不同尋常」的，這毫無事實依據。這在資本主義英國的歷史上已經多次證明過。法西斯主義作為資本主義社會衰落的表現，在某些條件下可能在英國成為與資本主義德國和義大利一樣真正的威脅。
1929-1933年的世界經濟衰退使莫斯利法西斯主義運動首次在這個國家成為一個嚴重的力量。英國資產階級認識到莫斯利運動是他們可以在社會動蕩、危機和經濟衰退時期用來對付工人階級的一種激進的、非議會的武器。當時，唯一決定了他們那時對法西斯分子的有限使用的原因，是英國資本家成功地在那些關鍵年份裡擺脫了對工人采取直接行動的需要。盡管如此，他們保持了法西斯運動的存在，作為未來的「保險」。
資產階級傳播的神話聲稱所有問題都可以並應該通過議會解決，但事實上，當工人階級似乎可能走上鬥爭之路時，資產階級自己采取的准備措施就打破了這個神話。面臨戰爭前即將來臨的經濟衰退威脅，英國資本家正在准備采取非議會的步驟對抗工人階級。
1939-1945年戰爭爆發前的幾年，英國的軍事演習是以內戰戰術為基礎進行的。政府的戰略建築物被准備用於防御。民防部隊成立為一支特殊的鎮壓罷工力量，由統治階級和上層中產階級招募的人員組成，並接受機槍、步槍和坦克的訓練。他們被教導駕駛火車、重型運輸卡車，並在飛機場從事地勤工作。民防部隊在與工人發生嚴重糾紛時將構成任何集會鎮壓力量的骨干。
一個重要的預兆是，與大銀行一起被視為英國決策者的大保險公司拒絕承保因內亂和內戰風險而產生的損失。資本家明白，不論是英國還是義大利、法國、德國或西班牙，都無法逃避病態和崩潰的資本主義體系所引發的社會動蕩。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戰沒有干預，即將來臨的經濟衰退將對英國造成比1929年更嚴重的影響。
在當時，法西斯主義者得到了許多有影響力的英國工業家的支持。1936年底，莫斯利在接受義大利法西斯主義報紙《義大利日報》采訪時誇耀他「得到了來自英國工業家的支持」，還說「一些此前只給予他秘密支持的北方工業家，由於害怕商業抵制，現在公開表示他們站在法西斯一邊」。（《新聞紀事報》，1936年10月19日）莫斯利得到了《每日郵報》、《晚間新聞》和《星期日報》這些實力雄厚的報紙支持。
那時就像現在一樣，黑衫運動在國家的保護下進行反工人階級和反猶太的挑釁。英國法西斯主義者很快證明，在殘暴和手段上，他們與希特勒的突擊隊或墨索里尼的民兵隊幾乎沒有什麼區別。1934年6月7日，英國法西斯主義者在奧林匹亞舉行的一次大型集會上，向英國工人階級展示了如果法西斯主義取得勝利將面臨什麼樣的情景。專門訓練的法西斯暴徒向著敢於對莫斯利演講提出最溫和反對意見的聽眾進行了野蠻和有計劃的殘酷行為，這激怒了全體社會人士。有組織的一群法西斯分子襲擊擾亂者，無論男女，將他們打昏，甚至在地上踢打。
在當局和警方的培養和援助下，法西斯分子大膽地組織挑釁性的遊行，模仿納粹黨在德國運動初期的戰術，在工人階級和猶太區進行。英國工人階級給予了黑衫黨他們的回應。每次法西斯分子召集的示威都會得到工人和反法西斯主義者的巨大反對示威。在特拉法爾加廣場、海德公園、利物浦、默瑟、紐卡斯爾等地，工人們聚集起來反對法西斯分子。在紅色的格拉斯哥，法西斯分子無法舉行會議。在倫敦的工人階級區貝蒙德西，由數萬名工人築起和守衛的路障成功阻止了莫斯利法西斯分子的遊行。
在工人對抗法西斯分子的鬥爭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36年莫斯利計劃的穿越倫敦東區的遊行失敗。盡管得到了工人運動各派別的呼籲，包括勞工領導人在內，當時的內政大臣約翰·西蒙爵士拒絕禁止這次遊行。相反，他設法以各種方式促成了這次遊行。從倫敦和外省調集了一萬名步行和騎兵警察，保護莫斯利和他的2500名法西斯主義者，確保他們能夠穿越東區進行遊行。這種警方保護被徹底組織起來，甚至包括無線電設備和懸停在頭頂上的自轉旋翼飛機。國家權力全力保護黑衫黨，傲慢地枉顧倫敦工人階級的反對。警方當局為莫斯利的保護計劃制定了如同軍事項目一般的安排。
盡管國家采取了這些措施，法西斯遊行還是被擊敗了。有五十萬工人走上街頭。工人們團結在口號「他們不得通過」周圍，在莫斯利准備遊行的路線上形成了一個人體壁壘。從早上開始，騎警進行了多次警棍衝鋒，試圖為法西斯分子開辟道路。但是工人們堅決的反對使得這變得不可能。警方試圖通過清理卡布爾街來制造一個分散的場面。但在這裡，倫敦的工人們用家具、木材、欄杆、從附近的房屋拆下的門以及任何可以幫助阻擋令人憎惡的法西斯分子前進的東西築起了新的路障。這場宏偉的群眾行動代表了工人階級所有不同意見和組織的力量，包括工黨、共產黨、獨立工黨、托洛茨基主義者、青年聯盟和英共共青團，迫使時任警察局長菲利普·蓋姆爵士下令莫斯利及其暴徒放棄原定路線。工人們的團結行動擊敗了莫斯利！
1936年在卡布爾街的失敗給莫斯利以致命一擊。面對工人階級如此堅決地組織起來的力量，東區法西斯運動走向衰敗。工人們的行動使得法西斯分子不得不停下來。這引發了他們內部廣泛的沮喪和士氣低落；而工人階級對法西斯主義者的勝利則讓他們充滿信心。工人們在卡布爾街的團結行動再次證明了一個教訓：只有積極的反擊行動才能阻止法西斯主義的威脅的增長。
那個時候，共產黨主要負責號召激進工人參加反法西斯的示威活動。共青團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在1936年之後，共產黨的激進政策發生了變化，他們避免在廣泛和激進的規模上采取任何反擊行動抵制法西斯主義。隨著希特勒上台，全世界的共產黨都已經墮落成為俄羅斯外交政策的工具，他們的活動也反映了這一點。當斯大林發現與希特勒達成協議變得不可能時，當時的共產國際進行了一個明顯的轉變。
從拒絕與社會民主主義工人團結起來對抗法西斯主義，共產國際開始實行人民陣線政策。他們順應斯大林與「民主」資產階級建立協議和聯盟的努力，提倡工人與「好」資本家之間的階級合作。這種斯大林主義者的外交政策在英國共產黨中得以體現，甚至達到了提倡丘吉爾、艾德禮和辛克萊的「國家政府」的程度[2]。將工人黨派聯合陣線反對法西斯主義稱為「反革命」後，斯大林主義者現在拒絕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分析，並提倡與保守黨和自由黨結成統一戰線。
為了安撫那些支持與斯大林結盟的保守黨和自由黨，共產黨盡一切努力把自己描繪成另一個受人尊敬、遵紀守法的公民政黨。為此，工人階級團結的鐮刀錘標志從《工人日報》的報頭上撤了下來；馬克思主義的語言被郊區中產階級的語言所取代。更重要的是，激進的階級鬥爭政策被拋棄了，這反映在對法西斯運動的新「鴕鳥」態度上。對法西斯分子采取激進行動會得罪新成立的托利黨和自由黨的斯大林主義政黨的「朋友」。法西斯分子的活動和挑釁現在無人理會；工人反對法西斯主義的反示威和行動不再有組織。以前的軍事行動政策被呼籲和懇求國家采取措施對付法西斯分子所取代。斯大林主義者從依靠工人階級來對付法西斯主義，轉向依靠國家機器的政策，而國家機器在最近的過去表現出對黑衫軍的偏袒！
斯大林主義領導人的這項新政策在實踐中是如何發揮作用的，可以從許多類似的例子中舉出一個例子來說明。就在戰爭前夕，一群來自全國各地的黑衫軍聚集在伯爵府，聆聽莫斯利的演講。那天，倫敦的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了一次鄉村漫步!
在伯爵府外示威反對黑衫軍集會的只有托洛茨基主義者和少數反法西斯武裝分子。沒有共產黨的影子。斯大林主義黨的這一新政策助長了工人階級在反法西斯鬥爭中的冷漠態度，並鼓勵了黑衫軍。在工人組織缺乏組織性和戰鬥性行動的情況下，法西斯運動似乎將獲得新的力量。但戰爭打斷了這些發展，給了他們一個新的方向。
莫斯利的「綱領」
今天，在英國，法西斯復興的跡像是明確無誤的。在警察保護的幫助和鼓勵下，莫斯利測試了公眾輿論對各種法西斯組織出現的反應，並發起了他的新黨「工會運動」。新政黨與前德國民主聯盟沒有什麼不同，同樣的猶太人誘餌，同樣的摧毀工會和勞工組織的承諾，同樣的蠱惑人心，以吸引失望和絕望的中產階級和落後分子。
莫斯利的所有出版物都堅持私營企業的原則。在莫斯利最近的一封「新聞信函」中，他煽動地擁護「小人物」，不是反對資本主義壟斷，而是反對工黨政府的國有化措施。莫斯利誇口說他的「觀點沒有改變」。在他的著作《大不列顛》(戰前出版)中，他寫道：「盈利不僅會被允許，而且會受到鼓勵。」1934年，莫斯利在《法西斯周刊》上發表了一封致商界人士的公開信，他向實業家們保證：「在公司制國家裡，你們將擁有自己的企業。」莫斯利對那些靠分紅為生、喜歡減息的寄生蟲承諾：「迄今為止，普通股的持有者，作為工業企業真正的風險承受者，在稅收上被視為『不勞而獲』的持有者。整個過程是不合邏輯的，旨在打擊我們工業未來所依賴的企業。」
以前，莫斯利強調英國和大英帝國必須為了經濟上的「自給自足」而采取孤立主義政策。而今天，他提倡「西歐聯盟」。莫斯利認識到英國資本主義的弱點和歐洲大陸經濟崩潰的危險，提出了建立在奴役和剝削非洲人民基礎上的資本主義歐洲聯盟的想法。在莫斯利的「計劃」中，「將不再有關於『托管土著』的廢話」，「黑人與白人上級不平等」。莫斯利指的是他的政府將鎮壓所有工人階級的政黨和組織。如果工會不與法西斯主義者「合作」，它們將變得「過時」。因此，莫斯利的新政黨公開效仿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專制政權。
莫斯利的主要主張之一就是對俄開戰。如果他掌權，他將「向俄羅斯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它必須接受美國提出的銷毀核武器並接受檢查的建議」，如果不接受，接下來將是一場「預防性」戰爭。
在1947年11月28日莫斯利宣布即將成立新黨的新聞采訪中，他進一步闡述了他的「綱領」。目前的議會將被以墨索里尼的兩院為藍本的企業國家所取代。而不是選舉，而是全民公決，選民有權對莫斯利政府所做的任何事情記錄下「是」或「否」。如果失敗，他的政府將「辭職」，但這當然是「最不可能的」。莫斯利承諾鎮壓共產主義。
莫斯利的意思是，他的政府將壓制所有工人階級政黨和組織。工會如果不與法西斯分子「合作」，就會「過時」。
莫斯利的新黨因此公開模仿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極權主義政權。
莫斯利清楚地透露了他的計劃。他預計自己會在危機時刻被召喚上台，就像墨索里尼被義大利君主制和義大利資本家召喚上台一樣。在《大不列顛》一書中，莫斯利寫道：
「如果情況迅速發展，那麼公眾思維的發展速度就慢得多，類似崩潰的情況可能會在任何新運動奪取議會權力之前出現。在這種情況下，必須采取其他更嚴厲的措施來拯救處於接近無政府狀態的國家。這種局面並非我們所尋求。我們決不會使用暴力對抗君主；只會對抗無政府狀態的力量，前提是國家機器已被漂流成無力。」
「任何辯稱在這種情況下可以有效使用如警察和軍隊這樣的正常政府工具的人，無論是研究歐洲時代的歷史，還是現實情況的本質，都沒有經過深思熟慮。在當代國家危機的高度技術鬥爭中，只有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技術組織才曾取得勝利，或者從性質上來說，才能取得勝利。曾依賴正常政府工具（它們並非為此目的而設立）的政府和黨派輕易地淪為無政府力量的犧牲品。因此，如果英國出現這種情況，我們將准備用法西斯主義的有組織力量來應對共產主義的無政府狀態。但我們並不尋求這種鬥爭，並出於國家的利益，希望避免它的發生。只有當我們看到軟弱地屈服於威脅、一再被證明是愚蠢的樂觀主義和在災難中隨波逐流的軟骨頭態度時，我們才感到有必要為這種情況做准備。」
因此，法西斯主義者將與「無政府狀態」的力量，即工人階級的力量進行鬥爭，這是一場國會外的鬥爭。在他的著作《大不列顛》的第二版中，莫斯利刪除了與這個問題相關的章節，因為它們過於直言不諱。然而，這仍然是莫斯利今天思想的基礎。他在1948年2月7日新黨成立會議上宣布，他和他的追隨者「准備以武力對抗武力」。
法西斯主義者的反猶太和反工人階級的活動正不斷增加，盡管目前規模較小，但構成了對工人階級的挑戰。法西斯主義必須在起步階段被擊敗。納粹的死亡集中營中，數以千計的德國工人遭受折磨和謀殺，這應該永遠提醒工人階級不要讓自己陷入一種虛假的安全感中。英國的法西斯主義運動在社會構成、目標和方法上與德國或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沒有區別。
工黨政府和法西斯復興
莫斯利及其新的「聯盟運動」在當今英國被勞工領導人視為例行公事。他們對德國和義大利的痛苦教訓視而不見。他們以英國人不同、具有民主傳統的「謙和」民族為借口，翻譯了德國和義大利社會民主主義領導人宣揚的同樣錯誤的言辭和觀點：「這裡不可能發生。」他們聲稱，英國人民是「與眾不同」的，「寬容」的，具有民主傳統。法西斯主義對於英國人來說是「外來的」，等等。非常危險的話！勞工領導人的罪過並不在於用自欺欺人的假設「這裡不可能發生」，而是通過灌輸幻想來削弱工人階級，並通過為復興的法西斯主義運動提供警察保護，從客觀上助長了這種運動的增長趨勢。
工人階級曾經以選票將工黨送進政府，他們可能會感到困惑和憤慨，因為他們目睹莫斯利和法西斯分子在大量特派警察保護下舉行挑釁性的會議，他們目睹由工黨控制的倫敦郡議會為莫斯利及其運動提供在學校和大廳舉辦會議的場所。這發生在法西斯分子由於輿論壓力而幾乎無法預訂公共大廳的時候。在抗議中，內政大臣楚特爾·伊德（Chuter Ede）回應稱他正在「考慮」禁止公開集會使用擴音設備。但這將應用於所有使用擴音設備進行集會的黨派。實際上，這不是對法西斯運動的打擊，而是對使用此類設備進行宣傳的工人階級組織的打擊。這是改良主義者的「公正」的結果。他們的「公正」在於削弱反法西斯主義者，允許法西斯分子繼續活動。
盡管過去六年發生了可怕的戰爭，據稱是為了消滅法西斯主義，但在當前時刻，就像什麼都沒有發生一樣，法西斯分子繼續從戰爭爆發時停止的地方繼續活動。警察和法院對反法西斯主義者采取強硬行動，而對待法西斯分子則輕描淡寫甚至保護有加，這種熟悉的畫面再次出現。
所有這些，以自由主義的「民主」，「公正」和「所有人的自由」的名義進行。實際上，這與偉大社會主義導師所教導的自由相反。在國家的「自由」和「公正」的幌子下，工黨領導人利用警察打擊為爭取工會組織的基本民主權利而罷工的工人。任何社會主義工人，只要不是自己階級的叛徒，就不會把流氓破壞罷工的自由和罷工者阻止罷工的自由放在同一水平上。然而，這種最卑鄙的流氓力量，即法西斯運動，卻得到了繁榮發展的一切便利條件，並准備摧毀工人階級通過艱苦奮鬥贏得的罷工權利和其他自由。這既不是自由也不是民主，而是對工人民主的侵犯和自由的否定。
作為最愚蠢行為的巔峰，工黨領導人給了莫斯利出版他的宣傳物的便利條件。工黨政府組織警察保護法西斯分子免受工人的侵害，而不是歡迎工人本能地反對任何試圖復興法西斯主義活動的抗議。真正名副其實的工黨領導人會歡迎工人對抗反動力量的行動，並通過立法予以支持。這將對資本家發出警告，即任何試圖建立法西斯獨裁統治的企圖都將受到整個工人運動無情的打擊。以「言論自由」的名義，法西斯分子得到了一切宣傳的便利條件，以便於他們摧毀工人階級通過努力贏得的言論自由和一切民主痕跡。在戰爭時期——階級鬥爭就是階級之間的戰爭——敵人不應得到任何優勢，以便他們在後期更好地攻擊和屠殺你自己的隊伍。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選舉產生的多數派工黨政府表達了英國工人建立新社會制度的願望。群眾向左轉，這個轉變也吸引了中產階級的大部分，他們的地位在戰爭期間遭到破壞。戰爭給中產階級的一部分帶來了沉重的負擔，生活成本的上升對固定收入的人影響最嚴重。大量小商店因大資本聯合企業的競爭和國家鼓勵的集中措施所推動而倒閉。僅在倫敦某些行業中，如皮草商、干洗店、修理店等，在戰爭期間總共削減約40%。因此，中產階級寄望於工黨提供解決方案。
一項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在工黨政府執政的最初幾個月裡，由於他們引入的社會改良措施，他們的支持率大幅提高。如果工黨領導人采取了旨在摧毀資本主義階級特權和既得利益的廣泛措施，奪取了所有大規模工業和金融企業，並在工人階級的民主控制下以整體經濟計劃為基礎來運作英國的經濟生活，資本主義階級將很難有效地抵制。這將是解決資本主義對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造成的問題的社會主義方案。
但是現實如何呢？在工黨政府執政期間，資本主義仍然保持完好。被國有化的產業以純粹的「商業模式」運作，並且在很大程度上仍由先前掌控的資本家管理者管理，之前的所有者獲得了慷慨的賠償。經濟的絕大部分仍然受私營企業控制，國有化部門的目標和服務都是為私人所有權的利益服務。
即使在國有化的產業中，也沒有真正的工人民主控制的痕跡。盡管工黨領導人大談民主的神聖性，但礦工或其他工業中的工人並沒有民主控制權，這些產業據說是「人民所有的」。
在英國，工人民主的要素以工會、工人政黨、工廠組織和他們贏得的權利的形式存在。但實際控制權仍然掌握在資本家階級手中。他們通過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控制國家的經濟生活；他們通過控制新聞、廣播、電影、學校、教堂和其他必要的工具來決定公眾輿論。這就是資本主義民主的現實。托洛茨基說，資產階級民主意味著每個人都有權說自己想說的話，只要金融資本決定實際行動。但是一旦工人階級開始真正地掌握民主控制權，資本家就會決定廢除民主。
如果工黨領導人真正關心民主，他們將引入真正的工人控制和民主。已經存在的民主元素將得到充分發展。
對於大多數人而言的真正民主，而不僅僅是為少數資本家的民主，也就是工人民主，意味著不僅要完全摧毀大企業對經濟的控制，還要結束他們通過經濟控制來影響公眾輿論的控制。工黨政府應該立即將新聞、電影和廣播從壟斷資本手中奪回，並將它們置於人民的支配之下。每一個工人階級的政治傾向都將得到充分的自由，並且可以利用宣傳手段來宣傳他們的觀點。所有政黨，甚至包括保守黨和自由黨，只要他們願意接受大多數人民的民主意願，就應該享有言論和出版自由。而法西斯主義者則應當被徹底打擊。
通過在工廠和地區組織蘇維埃或工人委員會，並首次實現了全體社會階層參與國家治理和運作，這樣一個工人國家的優越性將是如此明顯，以至於任何資產階級的反革命行動都會變得無能為力。
但是，工黨領導人並沒有提出革命社會主義的解決方案，而是在與資本主義玩弄折衷辦法。工黨政府的半吊子措施導致對工黨的搖擺，尤其是在中產階級和工人中更保守的部分。在1947年的市政選舉和同一年的議會選舉中，保守黨的得票率顯著增加。
隨著右傾趨勢的跡像，法西斯主義者重新進入了政治舞台。這發生在充分就業和資本主義繁榮的時期。英國資本主義失去了過去所擁有的優勢。盡管工人階級的努力使產量比戰前增長了20％，但生活水平的增長並不成比例。英國對世界市場的依賴比過去更加嚴重。隨著競爭的加劇，生活水平不會提高，相反，資產階級將被迫削減工資。
工黨政府已經展開了一場攻勢，以說服工人接受凍結工資，因為銷售市場的枯竭已經映現。伴隨著資產階級及其媒體的響亮喝彩，工黨領導人們正在敦促工人在狂熱的推動增加生產、接受凍結工資、加速工作的過程中做出更多犧牲，以降低在世界貿易競爭中的成本。
工黨籍的財政大臣克裡普斯（Stafford Cripps）向工人解釋說，如果他們不自願接受資本的枷鎖，英國工人將面臨鐵的枷鎖——極權專制。用他自己的話來說：
「因此，我們必須在人民之間取得普遍一致，以行使正確的經濟路線：否則可能出現某種形式的極權政府。」
工黨領導人倡導的「正確經濟路線」提議，當然是指資本主義路線。
這裡有經濟衰退、即將到來的經濟衰退、過度生產的跡像。即使工黨領導人成功實現了進一步創紀錄的增長目標，也無法解決問題。相反，它只會准備災難，為工黨政府和英國工人階級帶來災難。
在1945年的激進化的衝擊下，資本家被迫撤退。但他們沒有被工黨政府推翻。而今天，他們正在等待時機。但他們正在有計劃地煽動中產階級和工人中落後派別的不滿，為未來的進攻做准備。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隨著過度生產的危機，經濟繁榮將被經濟衰退所跟隨。如果中產階級已經不滿意，當經濟衰退來臨時，他們將作何反應？工人將被推向革命的方向，但除非他們展示馬克思主義之路，否則中產階級將被卷入法西斯主義運動的軌道。資本家將宣稱「馬克思主義者」和工人運動對他們體制的危機負責，並獲得中產階級支持，采取行動打壓工人。
在經濟危機的控制下，資產階級將被迫對工人的生活標准發起嚴厲攻擊。他們將會感到工人組織的壓力令人煩惱，尤其是工會。莫斯利消滅工會和工人組織的計劃，他對私有財產的捍衛，旨在這種危機中吸引大企業的支持。為了消滅工會並恐嚇工人屈服，資本家將需要法西斯幫派，並將寄望於極權主義國家作為拯救他們的手段。然後，他們將真正開始資助莫斯利或其他在人民中聲譽不致那麼糟糕的法西斯主義組織。
當今最大的危險莫過於安於現狀，滿足於法西斯主義在英國的政治力量有限這一觀念。只要資本主義社會存在，法西斯主義也存在作為對工人階級的潛在威脅。事態可能證明，莫斯利的「聯盟運動」不會成為該國的領導性法西斯主義組織。莫斯利及其追隨者在戰爭期間受到了極大的抨擊。盡管如此，一種新的形式的法西斯主義組織完全可以出現，一個並非公開法西斯主義，但在基本政策和目標上旨在達到同一目的的組織，就像戴高樂的「法國人民集會」運動一樣。
英國拉格比地區的獨立議員、莫斯利1931年「新黨」的前領導人WJ•布朗（WJ Brown）試探性地倡導「英國人民集會」。更能說明問題的是，他於1947年11月29日刊登在《國家主義者》的一篇文章《我們的制度可以修改嗎?》內，對戴高樂將軍表示贊許，並說：
「戴高樂將軍自然對法國目前混亂的政治和經濟狀況感到震驚，他要求人民給他權力，組織他所謂的全國集會。同時，他警告我們，我們的制度是如此不穩定，以致它可能在不遠的將來使我們陷入嚴重的麻煩。忽視這樣的警告是不明智的。」
除非工人階級能夠以大膽的綱領和最重要的是大膽的行動提供一些替代方案，否則今天支持保守主義的誤入歧途的中產階級青年將被卷入法西斯運動，無論它是「工會運動」還是某種「英國人民集會」或「英國保皇派帝國救世主協會」。
英國共產黨的政策
法西斯主義活動的復興使激進的工人們指望共產黨來領導他們。他們非常失望。除了早期在雷德利路舉行的幾次反對派會議外，共產黨領導層沒有采取比在全國公民自由委員會主持下組織城鎮會議更激進的行動，並在工會理事會和工會分支機構通過決議，呼籲政府對法西斯分子采取行動。這些城鎮聯合會議包括當地勞工組織的代表，以及當地商人、保守黨和自由黨的代表。只有革命共產黨[4]被排除在綱領之外。這個由保守黨和自由黨組成的「人民陣線」是激進的欺騙，他們尋求一種戰鬥政策來擊敗法西斯主義的威脅。
與保守黨和自由黨結成反對法西斯主義的統一戰線是對工人階級的誤導。他們沒有告訴工人們法西斯主義的階級本質，沒有告訴他們資本主義政黨代表的正是依靠法西斯主義者來反對工人的階級，沒有告訴他們只有工人階級有組織的力量才能打敗法西斯主義，而是播下了幻想的種子，阻礙了戰鬥行動。
英共最近發表了一本名為《法西斯主義對英國的威脅》的反法西斯小冊子。他們建議所有工人都應該閱讀這本小冊子，並將其其中分析和政策與革命共產黨的進行比較。共產黨的政策的基調可從他們對帝國主義者的戰爭目標的描述中看出。他們這樣寫道：
「許多人參與了這場鬥爭。我們不能假裝所有國家領導人的戰爭目標完全相同，或者每個英國軍隊的人都完全同意。但有一點是每個國家和每個個人都完全一致的。那就是這場戰爭是為了徹底摧毀法西斯主義，永遠消除它的痕跡而進行的。」
歷史表明，「民主」資產階級、保守黨和自由黨代言人在國外支持反動勢力和法西斯主義。近期歷史表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統治階級根本不關心結束法西斯主義，而只是利用工人們的反法西斯情緒來達到他們帝國主義的目的。他們與達朗和巴多裡奧的交易企圖證明，即使在戰爭最激烈的時刻，他們最關心的還是建立能夠對付工人階級的政權。在英國，即使在所謂的反法西斯戰爭期間，政府也拒絕公開發布拉姆齊上尉的「紅色名單」，其中列出了該國法西斯主義支持者的名字。
然而，英共堅持誤導工人階級，聲稱在戰爭期間，所有國家、所有階級都完全團結一致，尋求摧毀法西斯主義。因此，他們向各方政治意見呼籲：
「無論你是工黨、自由黨、保守黨還是共產黨的支持者，你可能是工會會員或合作社成員。無論你的政治信仰是什麼，我們要求你站在一起。因為如果我們不盡快采取行動，民主討論和體面的生活可能變得不可能。」
如果我們不采取行動的下場不堪設想！那英共提出了什麼行動方案呢？
「如果法西斯分子進入你所在的地區，請讓所有居民簽署一份抗議信給內政大臣。」
但聯署並不能嚇倒法西斯分子。
英共追隨命運多舛的改良主義者的腳步，將自己局限於對資本主義國家機器的呼籲：
「要求嚴格執行關於『煽動暴力』和’旨在引發違反和平的行為』的現有法律：派遣警察參加法西斯會議以進行逮捕，而不是提供保護。」
雖然英共呼籲「警惕」，他們敦促其成員和支持者遠離法西斯會議。
當然，有必要由工會和勞工組織通過決議進行一場運動，以便向聲稱代表英國工人階級的工黨政府施加壓力。但更重要的是，對工黨領導人的壓力是由反行動補充的，由工人參與打擊法西斯分子。誰能否認，工人組織缺乏有組織的反擊，助長了法西斯分子的氣度和積極性?有誰會懷疑，如果共產黨和倫敦的共青團在莫斯利第一次出現的時候，團結其強大的組織和機構，反對法西斯主義者和莫斯利，他們在發起新的運動之前會掂量掂量嗎?
革命共產黨向來積極參與示威活動，並試圖在法西斯主義分子出現的地方進行對抗。我們曾寫信給哈里·波利特，呼籲建立一個反法西斯的統一戰線。革命共產黨倫敦區委會向倫敦共產黨和共青團領導層發出了類似的呼籲。我們的立場的要點可以從倫敦區委會致倫敦區共產黨委員會的信件中摘錄如下：
「盡管目前托洛茨基主義黨派和斯大林主義黨派之間存在非常深刻和根本的分歧，但革命共產黨倫敦區委會堅信，在我們各自黨派倫敦成員之間，沿著具體實際的路線進行反法西斯活動不僅是可能的，而且這樣的統一戰線會得到我們各自組織的基層成員的熱情支持。倫敦最近的經驗表明，在我們的同志從事反法西斯活動時，我們的組織成員之間建立了自發的統一戰線，對抗法西斯分子取得了明顯的成功。」
我們的呼籲在雷德利路的戰鬥正處於高潮時未被理會，當時工人們迫切需要對抗法西斯主義的統一戰線，而法西斯分子正自吹其驅逐共產黨出雷德利路。共產黨領導層沒有像托洛茨基主義者那樣集結到雷德利路，而是勸阻他們的成員在那裡聚集，從而陷入了小資產階級道德主義者和改良主義者的陣營，他們說「忽視他們」。盡管領導層的政策懦弱，但許多基層共產黨和共青團成員繼續與革命共產黨和其他組織的成員一起在雷德利路集結，形成了一個抗議的統一戰線。共產黨的官方路線並不受到許多基層激進分子的歡迎，他們正確地憑借自己的階級本能參與了對抗法西斯主義的鬥爭。
一個革命的工人階級政策必然要將群眾真正引入鬥爭中。再多呼籲「警惕」，再多請願書、決議或對資本主義國家的呼籲也無法取代工人階級在與其最危險的敵人作鬥爭中的真正群眾行動。
如何對抗法西斯主義——革命共產黨的政策
隨著法西斯主義的重新出現，勞工運動的主要任務是向工人教育和解釋法西斯主義的階級本質及其作為對工人階級組織的打擊力量的功能。但僅僅解釋法西斯主義的階級根源和功能是不夠的。工人階級必須積極參與對抗法西斯分子的鬥爭，無論他們在何處抬頭。為此，工人階級的組織需要團結激進分子，制定一項針對反猶太主義、反工人階級的宣傳會議、報紙和其他威脅活動的鬥爭綱領。
工會成員必須拒絕印刷、處理或運輸任何形式的法西斯主義宣傳品，並要求他們的高層制定相應規定。所有違反該規定的人必須被列入黑名單。動員工人的首要步驟是團結運動的所有派別——工黨、工會、共產黨員、托洛茨基主義者、合作社組織——在一個統一的工人階級統一戰線下。這是成功對抗法西斯主義威脅的關鍵。這些組織之間存在根本的分歧，但在這個問題上，即對抗法西斯主義的形式鬥爭上，理論上是可以達成共識的。保留互相批評的權利，組織聯合的反示威、聯合會議和聯合的反法西斯宣傳活動是必要的任務。法西斯主義不尊重工人階級的意見和民主。它試圖摧毀所有反對派工人黨派，無論是工黨、共產黨還是革命共產黨。為了捍衛和保護工人階級的會議、場所以及猶太和其他少數群體不受法西斯挑釁和攻擊，必須建立一個以工會、文化和政治組織為基礎的工人自衛隊。
莫斯利曾經吹噓他擁有一支部隊，「幾乎每個身體強壯的男人都加入了這個部隊。他們以一種半軍事化的方式高度紀律嚴明。」有組織的黑衫軍團只能通過有組織的工人階級強大部隊來對抗。
在爭取工黨政府「禁止法西斯主義」的鬥爭中，工人們必須記住，歷史教導我們，資本主義國家對法律的執行無法利於工人階級。國家依靠軍隊、警察和法院存在。而這些組織從上到下都有與法西斯主義目標同情的成員，尤其是在高層。即使工人的壓力成功推動了反法西斯立法的通過，顯然只有通過工人的執行才能使其生效。這意味著對工黨政府的要求只有在有組織工人的堅決行動支持下才能有效。
這並不意味著我們不努力向工黨政府施加壓力采取行動對抗法西斯主義。而意味著，只有在工人的堅定有序行動支持下，我們的要求才能有效。
我們必須要求工黨政府立即：
1、公布在拉姆齊上尉所撰寫的《紅書》上所有已知的親法西斯人物的姓名。
2、公開發布英國情報機構手中關於納粹、英國法西斯分子和英國統治階級代表之間聯系的所有證據和信息。
3、頒布禁止傳播反猶太主義和種族仇恨的法律。
4、頒布禁止法西斯主義宣傳和組織的法律，並同時保護履行該法律或從事任何反對法西斯主義活動的人群。
現在確實可以說，法西斯運動在英國的政治生活中只是一個小因素。但惡性蔓延的危險源自小傷口！我們不能重復德國工人階級犯下的同樣錯誤。
歷史經驗表明，無法通過立法將法西斯主義消除。正因為如此，資本主義國家的本質就排除了這種可能性，因為法西斯主義本質上是資產階級統治的裸露武器。只有組織起來的廣大工人階級，理解法西斯主義的本質，並采取積極鬥爭政策對抗它，才能有效地應對法西斯主義的威脅。歸根結底，只有摧毀資本主義制度，它需要並滋生了法西斯主義及其對工人階級、種族和宗教少數群體的壓迫和恐怖，才能確保法西斯主義被徹底擊敗。
附錄：關於英國社會中的猶太人的一些事實
在試圖找到一個替罪羊來承擔瓦解中的體制的問題上，法西斯主義采取了一種在封建衰落時期熟悉的「猶太人仇恨」技術。所有壟斷資本主義的罪行都歸咎於猶太金融資本。所有小店主和專業人士的不滿都轉化為反猶主義的渠道。莫斯利認為這是他的「計劃」中一個太有用的武器，不會輕易放棄。
法西斯分子試圖喚起小商人、店主和落後工人對猶太人的最低級偏見。他們利用自中世紀以來根深蒂固的關於猶太人擁有、控制和操縱該國甚至全球金融的迷信！在這個旗幟下，他們確實在無知人群中獲得了支持——那些與同一條街上的猶太店主相競爭的店主，或者碰巧與猶太房東同住的工人。
即使真的是大部分國家被猶太資本家所擁有，這對工人階級所面臨的任務幾乎沒有什麼影響。對於資本主義體制來說，資本家是猶太人或有其他民族背景並沒有多大區別。兩者都受制於資本主義經濟的規律，並相應地行事。在像西班牙這樣沒有猶太資本家的國家（猶太人在1492年被驅逐出去），由於該國的經濟環境，貧困、飢餓和對工人的剝削是歐洲最嚴重的。眾所周知，西班牙的階級鬥爭最終演變成工人與法西斯分子之間的內戰。西班牙法西斯主義者不得不尋找其他煽動性口號。有趣的是，戴高樂目前並沒有訴諸反猶主義。
然而，即使在工人運動中，許多人也相信猶太人控制著這個國家的神話。為了對抗反猶主義的「毒害」，每一個有階級意識的工人都需要了解猶太人在英國社會中的真實地位。
在英國和北愛爾蘭，總人口為4800萬，僅有37萬名猶太人，即每1000名非猶太人中有7名猶太人，或占總人口不到1%。
大銀行連同保險公司控制著該國的經濟。然而，在英格蘭銀行，無論是董事還是高管，都沒有一個是猶太人。五大銀行一共有150名董事，其中只有4名是猶太人。
在國際金融領域，摩根大通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銀行公司。在這家公司中，既沒有猶太合伙人，也沒有一個猶太人擔任領導職位。
股票交易所主導著股票交易，並被許多小商人視為神秘的影響力，但根據法西斯主義者的說法，它受到猶太人的支配。但事實上，在證券交易所委員會只有一個猶太人。
在鐵路國有化之前，倫敦、密德蘭和蘇格蘭鐵路公司的董事人數分別為18、22、20和16，倫敦公共交通局有7名董事。其中只有一人是猶太人，還有一個人是猶太血統，盡管他的家族幾代人都信奉基督教。
英國總共有116份日報和17份周日報紙。盡管有關猶太人控制新聞界的神話，只有一個猶太人是報紙聯合企業的董事，他曾擔任《每日先驅報》的主席，但現在已經去世。
Gaumont British和Odeon公司曾經由猶太人控制。現在它們已經轉到電影界最有權勢的人J·A·蘭克（J.A. Rank）手中，他控制著大約600家電影院和幾乎所有重要的制片廠。第三家大型公司ABC從來沒有被猶太人所擁有。
還有一個法西斯主義的謊言在某些落後的群體中得到了聽眾，就是猶太人控制政府和議會。事實上，在內閣中沒有一個猶太人。640名議會議員中只有28名猶太人。而政府中的四個猶太成員分別是Shinwell、Silkin、GeorgeStrauss和Nathan勛爵。目前他們都不在內閣中。（A·J·卡明斯，《新聞紀事報》，1947年11月11日）
普遍認為猶太人主導了所有黑市活動。事實是，無論是對大商人還是小商人的黑市罪行起訴，猶太人或與猶太企業有關的人的比例都很小。資本主義的新聞媒體專注於那些涉及猶太冒犯者的案件，恰恰是為了給人們留下猶太人主導黑市的印像。無論是猶太人、外國人、愛爾蘭人還是蘇格蘭人，利潤者都不會錯過額外的利潤機會，無論他們的交易是否合法。資本主義的整個歷史都證明了這一點。對印度、中國和非洲的掠奪並非猶太人所為，奴隸貿易是由一些宗教紳士進行的，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個給自己的船起名為「耶穌」！
當然，猶太人在商業中發揮著一定的作用。但在英國的關鍵產業中，幾乎沒有多少猶太資本。在鋼鐵、工程、化學、汽車、航運、橡膠以及國有化之前的煤炭和鐵路行業中，猶太資本是微不足道的。在維克斯等大型軍火公司中，沒有任何猶太資本。然而，在某些次要行業中，猶太人長期以來一直集中在其他國家，猶太資本發揮著重要作用。即使在這些行業中，猶太資本也不是主導力量。
一些事實：裁縫行業有四分之一的交易在猶太人手中，家具行業有七分之一，在珠寶行業有五分之一，在鞋靴行業有八分之一，毛皮行業的三分之二，但在電器和無線電行業只有不到十一分之一，在化妝品行業中不到百分之七。在倫敦的食品店中，有六分之一的交易由猶太人擁有，但在英國其他地區只有十六分之一。
在裁縫業中，蒙塔古·伯頓（Montague Burton’s）是猶太公司，而50先令公司（50 shillings）的裁縫則屬於非猶太人。在市集貿易中，擁有762個分店、資本為1200萬英鎊的伍爾沃斯（Woolworths）是非猶太公司，而擁有236個分店、資本為395萬英鎊的馬克斯和斯賓塞（Marks and Spencer）是猶太公司。
就連連鎖商店方面，合作社作為工人運動的一部分，是由工人所擁有的。這是該國最大的連鎖商店。共有92個連鎖商店集團，資本達1.5億英鎊。紡織品和相關行業約占總投資的三分之一。其中一半由非猶太公司控制（如哈羅德百貨、塞爾福裡奇、約翰·劉易斯和巴克斯百貨）。占主導地位的聯合利華集團並非如常人所認為的完全是猶太資本。該公司中唯一的猶太資本是荷蘭猶太人——範登伯格家族所擁有的部分。
在食品雜貨和供應品零售業方面，Homeand Colonial Stores、Maypole Dairies，甚至Liptons都不受猶太人控制。該國最大的肉類聯合企業是控制著5000個分店的Union Cold Storage，這是純粹的非猶太公司。在制藥業中，獨占市場的藥店——Boots Taylors、Timothy White’s、Savory & Moore’s以及Hodders，都屬於非猶太人所有。
所有產業中的決定性部分都由非猶太資本掌控。小型猶太店主、零售商和中間商的數量給人們留下了猶太人在商業中的角色對整個社會的假像。在金融領域，猶太資本的作用很小。因此，消除猶太人並不能消除資本主義體制中的不公正。事實上，英國的大多數猶太人與普遍的觀點相反，是工人，主要在裁縫業、家具行業和相當一部分的店員工作。約15%的猶太人從事自己的貿易和工業。而在整個人口中，有7.5%是從事商業的。
爭取工人階級解放的鬥爭並不是針對種族或宗教的鬥爭，而是階級與階級之間的鬥爭。任何形式的反猶主義或種族仇恨都不能幫助被壓迫者，相反只會助長剝削者的勢力。無論是哪個國家、宗教或信仰的工人都必須團結起來對抗共同的敵人：資本主義。
（關於猶太人的事實來自N. Baron所著《勞動與貿易中的猶太人》以及由Trades Advisory Council出版的《問題與回答-猶太經濟生活和歷史的事實與數字》。出版商如上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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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這種觀點不僅局限於德國。英國的小型共產黨也主張瓦解工黨會議。波裡特在1930年1月29日的《每日工人報》上寫道：「無論何地舉行的工黨會議，革命工人都應該參加這樣的會議，並與無論是所謂『左派』『右派』還是『中派』的演講者進行鬥爭。他們不應該被允許在會議上發言。這將使我們與當局發生衝突，但這是必須做的。這場鬥爭不能再以被動方式進行。」（原文注釋）
[2] 保守黨、工黨和自由黨的領導人。
[3] 譯者注：格蘭特在本文原文內引用的這段話並不存在於托洛茨基的《列寧以後的第三國際》內，雖然托洛茨基的確有提到斯大林的這封信。信件內的相關段落在當時有被德國共產黨黨員塔爾海默自行發表，英語原文請見於此：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thalheimer/works/missed/appendix.htm
[4] 譯者注：英國革命共產黨是當時第四國際的正式英國支部，格蘭特在其中擔任首席理論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