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英國馬克思主義革命運動者和現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組織（IMT）首席理論家艾倫·伍茲（Alan Woods）於1976年秋在仍處於佛朗哥主義極權政府治下的西班牙從事地下革命工作時完成的小冊子。文本原名為「中國境內究竟在發生什麼事？」（What is Really Happening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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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譯者簡介

本文是英國馬克思主義革命運動者和現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組織（IMT）首席理論家艾倫·伍茲（Alan Woods）於1976年秋在仍處於佛朗哥主義極權政府治下的西班牙從事地下革命工作時完成的小冊子。文本原名為「中國境內究竟在發生什麼事？」（What is Really Happening In China）。原文以西班牙語撰寫，以回應當時西班牙地下左派之間對毛澤東和中國文化大革命抱持幻想的人士。透過閱讀當時西班牙媒體對中國情勢的報道，伍茲得以分析出毛澤東透過發動文革來進行官僚之間互鬥的基礎本質，並對毛死後四人幫和其他中共高層內鬥的結果以及中國朝向資本主義發展做出準確的預測。當時他所參考的資料可能在部分細節上與事實相左，但是主要的預測卻在文章發表後一一實現。我們特此翻譯這本重要的小冊子，供中文世界的讀者們參考。（譯者：Iwata）

1977年春英語版簡介

撇開中國領導官僚揮舞的革命口號，本文直指他們的行動下文最初發表於1976年末,包括了直到76年中的資料。技術原因導致出版受限。我們首次將這篇文章以英語發表，它提供的分析對嚴肅思考的社會主義者尋找一種對中國時事的馬克思主義解釋大有幫助。

背後的物質動機。通過分析76年初反鄧運動的潛在原因，伍茲準確地預見了江青激進派的垮台。由於官僚階層對於更高生活質量的需求取決於經濟增長，任何像四人幫一樣威脅政治穩定的團體都必須被鏟除。在後毛時代，在兩派官僚鬥爭不斷激化的過程中，誰控制了軍隊，誰便擁有實權。毛逝世後，軍隊成為了最高仲裁者。

中國在過去的六個月裡因政局動蕩幾乎四分五裂, 而這是在經濟問題日益嚴重的背景下發生的。去年7月的地震[1]使約650,000人喪生，據報道稱這使中國倒退了三年。中國達到世界領先的經濟水平的計劃也因自然災害受挫。華國鋒穩固權力以來，所有重點放在「秩序，穩定和經濟增長」上。 12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呼吁「加強企業管理，建立和健全合理的規章制度，開展社會主義勞動競賽，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產品質量」。3月30日，人日又發文表示資產階級的激勵機制已經被引入，「資產階級的物質激勵機制雖然本質上是反動的，但在進入共產主義之前的社會主義時期是不可避免的」[2]。

我們可以從對江青的指控中一窺黨高層人士的生活方式。她得以在 「工人民主」的「社會主義天堂」中「下令關閉一家造船廠，因為噪音打擾了她；砍伐了一片森林，因為遮擋了她的視線；使一位電工遭受折磨，因為他沒有保障江青臥室的供暖」等等。這一切不正表現了特權階層是存在於中國社會內的嗎？清算四人幫在早期造成了更大的混亂，最激烈時近乎內戰。山東省有超過4萬人在76年八月到次年十月間傷亡。全國各地都有私兵，搶劫銀行，扣押武器糧食，強奸婦女以及破壞交通的報導。最終又是軍隊恢復了秩序，特別是在一月，軍隊接管了鐵路並控制了中國75%的運輸。混亂中的錯誤又被歸結於四人幫，他們被指控「逼迫毛澤東下台，偽造毛的意志，泄漏國家機密，組織文革的暴力行為，封鎖黨的文件，破壞生產，進行反黨活動」 等等，好似官拜黨中央的（並受各方關注的）四人幫成員仍得以神不知鬼不覺地做到被他們被指控的罪行。他們被撤職只是因為他們的活動開始威脅到整個官僚階層。

群眾呢？群眾經常要等事件結束了才能得知發生了什麼。華國鋒上任後接見了約2百萬人，其中安插了大量軍人，在北京進行的被小心控制的示威[3]。一月下旬，群眾讀到昔日的「走資派」鄧小平（見下文）被平反。經濟增長也是如此。群眾面臨糧食和燃料短缺，煤炭等產品卻被出口以換取用於支付進口技術產品的外彙[4]。當群眾勒緊褲腰帶時，他們從牆報上得知擁護毛澤東思想的黨領導們居然宴請了英國反動首相柴契爾夫人[5]。這就是整個中國官僚階層的犬儒主義和背叛！

近期的所有事件都驗證了本文做出的分析。也正如文章指出的那樣，只有回到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傳統，才能減輕中國人民的負擔，並為在中國，蘇聯以及全世界建立健康的工人國家鋪平道路。

1977年春

文革究竟代表什麼？（原題：中國境內究竟在發生什麼事？）

艾倫·伍茲（Alan Woods）著

對於所有國家的進步工人來說，1949年的中國革命是俄國革命之後20世紀第二重要的事件。它一口氣把一個龐大的國家，幾乎一個次大陸，數億人口，從全球帝國主義的枷鎖上拉了出來。

中國本身從資本主義那裡繼承了由疲軟欠發達的經濟帶來的許多問題：文盲，飢餓和民族屈辱。國有化的計劃經濟是過去20年生產力巨大發展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

當今對中國的任何分析都面臨缺乏實例的嚴重問題，尤其是經濟發展的官方數據。

因此，我們掌握的數字少且不完整。但僅有的數字展現的經濟增長率也令人印像深刻。 幾年前，在美國著名毛澤東傳記作家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對周恩來的采訪中，首次公開了經濟發展的官方統計數據。 我們可以使用這些和其他官方數據進行以下經濟比較：

百萬噸	1957	1970	1971	1972
生鋼	5.35	18.00	21.00	23.00
化肥	0.63	14.00	17.00	20.00
石油	0.46	20.00	25.00	29.00
糧食	85.00	240.00	250.00	240.00
棉布*	5.05	8.50	—-	—-
(*十億米)

盡管這些數據相當零星，但仍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像。在最近的五年計劃開始前夕，斯諾引用的1970年工業生產總值數字是900億美元， 而1957-70年間年增長率約為9％。這是在 「大躍進」造成的經濟混亂，「人民公社」的失敗和所謂「文化大革命」的破壞，以及蘇聯撤援的條件下取得的成就。

盡管1967-68年鋼產量受「文化大革命」影響實際上下降了，但1970年鋼產量達到了1800萬噸。總體而言，鋼產量在15年中增長了400％。

現在第四個發展計劃結束了，我們得到了上一個5年計劃（71~75）的數據。據法國的《世界報》1975年經濟與社會年鑒報導：「中國經濟在過去的一年裡強勢增長。在所有資本主義國家陷入停滯和經濟危機時，中國工業產值的發展速度約10％。」

中國經濟不僅在工業領域而且在農業上都表現出相對於印度等周邊資本主義國家的優越性。建國初中國農村的落後是經濟發展的嚴重阻礙，只有通過國家的工業化和電氣化才能克服。農業領域的國有化，有限的機械化和新技術的應用，已經取得了一些驚人的成果。

1949年中國糧食產量為 1億噸，而1971年為 2.5億噸（在20 年內每年增長4%），1975年為2.75億噸。拖拉機和其他農業機械非常短缺，這樣的增長是以木犁、自行車和獨輪車為基礎的原始農業技術實現的。1971年化肥產量增至1700萬噸，但仍不足以替代人糞，其濃烈的氣味甚至傳到北京市中心。

事實上，中國只有8%的土地被耕種，但仍然養活了88%的人口。如果中國有新技術也許能喂養整個亞洲。農業成就僅次於工業。 即使有4/5的人口居住在農村，仍有23% 的農村社區沒有連接到公路。過去27年的重大發展並沒有使中國脫離落後的窘境。和俄羅斯的情況相同，一般中國農民與他們在「公社」內擁有的一小塊土地密不可分。去年通過的憲法確認了他們在「公社」內的個人使用權。只有徹底實現農業機械化，中國農民才能擺脫過去兩千多年封建時代的地方主義陳規。沒有拖拉機，毛澤東思想也無用武之地。

然而，終結了封建地主和資本主義的統治意味著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20 年來，農業用電量從 2000萬千瓦時上升到6000 萬千瓦時。去年總電產量達到了1.25億千瓦時。 煤產量達到4.10億噸, 石油開采量在 7千-8千萬噸之間（1974 年為 6500 萬噸）。中國已經開始出口石油和其他商品。中國實現糧食自給自足是巨大的歷史進步。和比中國建國早兩年但處在資本主義下的印度相比，可以看出國有制和計劃經濟的優越性。中國人口只比印度多50%，但糧食產量是印度的兩倍 (1975年中國產量2.75億噸，印度1.16億噸)。資本主義體制下的印度僅城鎮就有870萬人失業，工業增長率還不到中國的一半。印度人民飽受飢餓、貧困和文盲之苦，這些在中國隨著資本主義被消滅一同消失了。

在醫療、教育、住房等領域，中國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許多到中國訪問的醫生都證明了他們所見的中國人健康水平，甚至可與一些西方國家的水平相媲美。關於嬰兒死亡率、營養不良和傳染病，亞洲的情況要好於歐洲。1949年，中國有天花、麻風、瘟疫、霍亂、瘧疾和肺結核等嚴重問題。如今，它們幾乎已被消滅。正如《星期日泰晤士報》的醫學記者所說：「與印度、印度尼西亞或南美相比，中國控制了人口增長，人民有足夠的食物，主要的致命傳染病得到控制。」

另有一份中國雜志報道，25年前的中國農村幾乎沒有醫療設施。有錢支付醫療費的患者會被送到城鎮治療。生活在飢餓與死亡邊緣的貧農沒有機會去看醫生。他們除了忍耐痛苦等待死亡，別無他法。現在每個公社有一座診所，每個縣有一所醫院。與西班牙相反，中國的醫療由國家負責，不向私人投資營業開放。

根據西班牙《資訊報》（Informaciones）的記者對中國教育體系進來做出的報道：1949年以前中國文盲率高達80%。現在有93% 的兒童接受小學教育，中學教育已擴展到所有城鎮和大部分農村（1975 年約有 1.45 億人進入小學，約 3650 萬人進入中學）。與西班牙相反，教育在中國完全免費的。

中國有特權階層嗎？

中國工人都明白上述成就是歷史性的進步。但群眾生活水平依舊較低。棉布定量供應 (北京每人5米每年)。消費品和住房短缺依然嚴重。《泰晤士報》的一位記者寫道：「在一個沒有私家車的國家，司機節省每一滴汽油，甚至不惜犧牲電機和傳動系統。住所和辦公室的燈光昏暗，學生們穿上大衣去寒冷的教室聽課。家中幾乎沒有電動助力設備或取暖設備。」

工業工人每周工作48 小時的基本工資約為每月 7 英鎊。技術工人的收入最高可達 22 英鎊。專家的收入為 67 英鎊或更多。考慮到中國相對欠發達的特征，這已經表明底層和高層待遇之間存在相當大的差異。國家高級公務員的工資數字很難查到，但即使工資上與專業人士處於同一水平，也無法反映這些人的生活水平， 因為他們可能享有各種「工作福利」、特權、公務車等。

許多西方記者的印像是，中國是一個沒有階級差異或任何特權的社會。 這並不奇怪。

1930 年代，也就是俄國史達林主義官僚鞏固權力的時期，資產階級記者和游客同樣記錄到蘇聯缺乏明顯的特權和「蘇維埃民主」、「新文明」，等等。然而，中國工農看到的事實與資產階級游客們不同。問題是，在一個相對落後、消費品緊缺的國家， 「小差異」就顯得非常重要。和俄羅斯一樣，食物、公共交通和住房等基本消費都很便宜，更重要的是，20 年來價格保持在同一水平。這是國有化和計劃經濟的一個重要優勢。

中國確實存在的差異可能比其他史達林主義國家都小，但對於一個中國工人來說，它們比對習慣於炫耀財富和特權的外國人來說要明顯得多。《資訊報》記者Iparraizi在2月寫道: 「高級公務員、知識分子和技術人員，享受著巨大的物質特權和豐厚的經濟財富，總之收入高又生活好，但其實他們把這一切都隱藏的很好。統一性是中國人的共同點。那裡的每個人，至少他們的外在行為，似乎都是一樣的。也許餐廳是唯一可能暴露他們高待遇的地方。沒有私家車，沒有像蘇聯那樣的鄉間別墅，也沒有或多或少多餘的奢侈品，餐廳是社會金字塔頂層的像征。」

除了「或多或少多餘的用品」的想法中明顯的勢利因素–對於中國窮人當然不是，但對於西班牙資產階級記者來說–我們對中國的現實理解得很差。蘇聯（Iparraizi將其與中國並列作為後者統一性的證明）在史達林領導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也有類似的情況。原因很簡單。一方面，當時俄羅斯經濟水平比現在低得多，其不足以生產所有「或多或少多餘的奢侈品……」。另一方面，史達林主義官僚以基本生產力，尤其是重工業的快速發展為目標，宣傳努力工作、個人犧牲、反對奢侈品，以及「或多或少是多餘的用品」，甚至懲罰那些享受在當時條件下構成對工人挑釁的生活條件的中下層官僚。

蘇聯工人和如今的中國工人一樣，為國家經濟做出了巨大犧牲。根據 1930 年代外國記者的報道，顯然也存在「統一性」。 然而，當時的蘇聯也存在著巨大的特權，這些特權躲避了資產階級記者的注意。 即使在今天，在像蘇聯這樣的國家，不必排隊就能獲得基本必需品也是一項巨大的特權。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官僚馬上就有了私人別墅和汽車。

要看到中國官僚的特權的情況沒有去找私家車和彩電必要，只需觀察日常生活中的小細節。這裡有一個大問題。中國官媒很少提供有關該國真實生活的細節，而訪問該國的記者通常僅限於對「統一性」的膚淺觀察。還是根據Iparraizi 所說的，官媒甚至不承認該國存在某些犯罪或自然災害（上次地震就是一個例子）。

「在中國報紙內，你找不到半點關於搶劫，謀殺，簡單的事故之類的新聞。至今也鮮有人知道去年發生在中國東北部的大地震的受害者人數，其影響甚至在遠離震中的北京郊區引起了恐慌。」(《資訊報》，1976年2月21日)

很明顯，要從官方媒體中尋找腐敗、管理不善和官僚特權的證據只是在浪費時間。偶爾才有可能從「新聞媒體」那裡了解正在發生的事 。

「即使在黨的最底層，也存在腐敗，這大概就是為什麼《學習與批判》雜志最近在其版面中轉載了一篇於1951年發表的文章，詳細譴責了兩起黨干部貪污腐敗的案件。」（同上）

從另一名記者的報道中，我們可以準確地了解工人和官僚之間的差異，而這些細節的重要性也是被報道作者忽視的。例如，一位英國記者在一篇關於在中國火車旅行的文章中寫道：

「來自自助餐車的廚師進入你的車廂，討論菜單、價格和菜肴質量。但是在餐廳用餐的乘客相對較少。大多數人滿足於站台上出售的大圓三明治和蘋果……最重要的是，他們是乘坐一等艙旅行的公務員和高級官員。軍官沒有佩戴任何類型的徽章，但與只有兩個口袋普通士兵相比，你可以輕松地通過上衣上的四個口袋來辨別出他們。」 （英國《周日時報》，1975年1月19日）

誠然，「統一性是中國人的共同點」。但是通過四個口袋而不是兩個口袋的小細節，一名中國工人知道他正站在社會地位比他高的人面前，但他自己必須滿足於三明治，而他的上司則在餐廳討論菜肴的質量。當他坐在硬座上時，他的上司在舒適的一等艙。當然，這裡沒有「別墅」或私家車。但有時四個口袋和兩個口袋之間的差異就足夠大了…

特權階層與中國工人之間緊張的社會關系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暴露出來，尤其是在文革最後階段。

《資訊報》的記者記錄了他與一位中國工人的一次重要談話，工人講述了他的經歷：「那是多麼輝煌的歲月啊」……工人的眼睛明亮又熱情，他對我說……「我們非常努力，直到推翻了我們工廠的修正主義管理。管理者在孩童時期是一個地主的牧羊人。他懂得飢餓和貧困是什麼感受。他入黨以後，坐上了到了廠裡最高負責的位置。但隨著時間的流逝，他忘記了自己的階級出身，墮落了：他買了一張沙發，星期天還帶著家人乘著工廠的公務車出去兜風。」（《資訊報》，1976年2月21日，我們的強調）

據此，我們得到了下層官僚機構以及工人對他們的態度的形像描述。在今天中國的經濟條件和工人的生活水平下，購買沙發而不是別墅，仍然是一種巨大的特權（盡管對資產階級記者來說這似乎是謊言），沒有汽車，代之以中國公務員使用「工廠公務車」。 並不是中國官僚「很好地」隱藏了他們的特權，而是西方的「專家」不知道如何從中國工人的視角看事情。

盡管被官僚壟斷的官方媒體缺乏關於腐敗和特權公務員專橫行徑的報導，但我們還有另一個更「值得信賴」的信息來源：我們參考大字報，工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表達問題的方式。

這些牆報控訴了許多官員腐敗和黑市行為的例子。 賄賂的惡習在中國古代官場中很普遍。在官僚統治下，又沒有工人民主時，這種「光榮傳統」的延續是不可避免的。其中一張被西方媒體引用的牆報以桂林1000名木工的名義，指控3名官員囊括了40萬元人民幣（約合96萬英鎊）。有一次，這些官員在中國西部城市蘭州的供應商的幫助下，在為工人購買便宜的大衣後，通過替關系親密的人下訂單，挪用了 3000 元。

在另一家伐木場，官員被指控為幫助他們貪污的聯系人花費 7,800 元用於宴會和其他療養。另一份牆報指責某知名人士使用公共建築「作為消遣和該鎮官員的游泳俱樂部」。這些牆報最後被撕掉，試圖張貼它們的女性遭到武力威脅。

涉黑官僚的待遇可以與像陝西工人Liang Hua的遭遇形成對比，他的情況在另一張牆報上有所記載。Liang Hua在工廠裡被抓，先是被扣了工資，幾個月後又被開除了。從這個騙局中，我們可以很具體地看到廠長（毫無疑問是正宗毛黨干部）的狂妄和專橫。這位工人從西安到北京的長途跋涉，上訪十一趟才恢復工作。

「文革」後，地方政府多次試圖鎮壓這些抗議活動，有時使用強硬手段。牆報提到了一群乘坐卡車的「右翼分子」，他們手持石頭、棍棒和鐵棍，與政府串通一氣，恐嚇工人。

其他牆報則抱怨警察的暴力行為，例如一名女孩因批評官員而受到恐嚇，受到維護「公共秩序」的迫害，接受長期審訊，被監禁、毆打、被剝奪政治權利，最後被發現時已死亡。

1973年，所謂黨的「左」翼領導人王洪文在評論此類「事件」時對外媒強調，「仍然有一些干部，特別是領導層干部不容忍黨內或黨外群眾的不同意見。他們甚至壓制批評，進行報復，個別情況極為惡劣。」

「在處理人民內部的問題時，黨的紀律是絕對禁止例如不能說服就鎮壓，不能鎮壓就拘留等不正確的做法。」

一位政治局領導的這番話，是勇敢地承認了鎮壓反官僚主義者的維穩手段。「他們不容忍不同的想法」、「他們壓制批評」、「進行報復」、「鎮壓」和「拘留」，這些詞條可以準確描述官僚階層在面臨失去特權的危險時的心態和行為。如果沒有特權或私利可以捍衛，如果存在工人民主制度，那麼這些與馬克思主義和布爾什維克傳統完全格格不入的方法從何而來？盡管外交辭令稱其為「某些個別情況」，但不容置疑的是，這些手段是普遍的和常態化的。把這些方法歸於「領導干部」的說法也不是隨便說說的，相當於承認這些罪行不是由某些底層官員或個人的「錯誤」造成的，問題恰恰來自政權本身及其領導層。

王洪文發表評論近一年後，類似的事件仍然出現在牆報上，就像1974年夏天北京運輸公司的工人發表的，他們抱怨庫房裡有200到300位之前的維權人士被歸類為「左傾」，受到迫害，工資被克扣兩年。牆報還講述了一位工人如何自殺和另一位工人如何自殺未遂。

在這一點上，湧現出許多問題。如果中國工人控制著國家，如果工廠由工人管理，那麼這些對工人的野蠻報復和官員的專橫行為從何而來？如果有言論和批評的自由，為什麼工人要通過牆報而不是在黨或工會的報刊上表達自己？怎麼會有這樣的腐敗和糟糕的管理？難道中國工會沒有能力履行他們的基本職責，即捍衛工人利益的職責嗎？

「文化大革命」後，工會得到了「更高層次」的改造。從某廠廠長向外國記者解釋工會的作用，可以看出問題：「過去工會過於關注工人的福祉，而對政治關注不夠。」 中國工會之於國家政府沒有一丁點的獨立性。正如這位廠長所解釋的，工會的基本作用不是捍衛工人利益，而是充當官僚思想和計劃的傳聲筒。

文化大革命

在蘇聯工業化的前期和五年計劃期間，就連史達林都以蠱惑人心的方式「反官僚」，甚至用大清洗的鞭子打擊蘇聯的中下層官僚。這是為了敲打特權官員的貪婪胃口。所謂文化大革命，被「中國之友」（準確地說是「中國官僚之友」）解讀為反官僚主義的鬥爭，是徹底消除中國社會特權和不平等的先決條件。這一論斷在那些目光短淺的知識分子和「中國觀察家」天才的著作中得到了回應，他們仔細地從毛澤東說的一句話中尋找對中國「神秘」事件的解釋。實際上，中國官僚集團的操作從來沒有任何創新，他們遵循 1930 年代俄羅斯史達林主義的模式。

從工人民主的控制中逃脫出來後，廠長、工程師和國家官僚將有無限可能，通過掠奪國有經濟，以犧牲國家和整個官僚系統為代價，發財致富。為了捍衛作為統治階級的官僚集團的統治，需要一個新版本的波拿巴，他利用十月革命的基本成果—新形式的國有化財產，創造一種「超出」社會的表像，在社會內部不同層次和階級之間保持平衡，這種表像存在於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波拿巴獨裁者史達林揮舞著恐怖棍棒，不僅用它來對付工人，而且還用它來對付攫取了超過史達林的「公正尺度」的戰利品的官僚。

「文化大革命」的作用類似於史達林在 1929-39 年間的政策。 他們都以工人和學生為基礎，尤其是學生。以中國「波拿巴」毛澤東為核心的高層官僚，作為統治階層的一部分，多次重擊官僚階級的其他部分。這些過度貪婪的官僚，他們的腐敗和盜竊威脅著經濟發展。

毛澤東一邊蠱惑人心號召動員群眾與「壞官僚」作鬥爭，另一邊卻絲毫沒有放松對權力杠杆的掌控，尤其是農民軍，這是任何類型的波拿巴主義的經典武器。通過這種方式，他們對國家、工業和黨進行了有效的清洗。清洗沒有達到莫斯科審判那樣的血腥程度，只是因為在中國沒有任何真正的「布爾什維克」部門，這對官僚集團構成嚴重威脅。

俄國革命開始於一個由工人階級在國際主義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下建立的相對健康的工人國家，而1949 年的中國革命是從俄國革命停止的地方開始的。中國工人國家從一開始就是以一種特殊的波拿巴主義方式建立的。中國革命依靠農民軍，在經典的農民戰爭中，史達林主義者（前馬克思主義者）平衡了中國社會的不同階層，摧毀了資產階級國家，實行了經濟國有化。同時中國也缺乏工人民主的最基本條件。在中國，沒有蘇維埃，沒有工人管理，沒有獨立於國家的真正的工會，更沒有真正的馬克思主義領導。中國革命的勝利，是各種有利的客觀環境的總和—美帝國主義無法直接干涉，中國資本主義破產，20年來中國沒有解決根本問題。

中國的前馬克思主義者們看著蘇聯這個鮮活強大史達林主義國家的先例，按照俄羅斯的表像建立了一個國家。也就是說，中國從一開始就是一個依靠國有化的生產力的畸形工人國家。即便沒有工人階級有意識地控制和參與國家、經濟和社會的運行，國有化仍是歷史性的一步。

在所有生產部門都集中計劃的國有化經濟中，工人民主不是一種道德要求，而是經濟生活本身的必要條件。即使是由最真誠、最無私又最聰明的一批人組成官僚集團，要「自上而下」地控制一個擁有八億人口，一個省的面積就相當於一個歐洲國家的大國，也難免會產生一些可怕的領導失誤、浪費和腐敗。中國領導人將這些問題歸咎於短缺、經濟運行不暢以及劉少奇、林彪或鄧小平等資產階級份子的「破壞」，試圖掩蓋史達林主義官僚體制中固有的缺陷。

然而今天中國的政局已然右傾。昨日閃耀的「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彪消失了，並在黨的十大上被斥為要在中國復辟封建主義的「資產階級敗類」。那些沒能及時劃清界限的人跟林彪一起被打倒。新轉變並未得到各地工人的認可。據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記者報道：「一位軍官向我證實，他不得不派兵到一些工廠內恢復秩序。」失去工人民主控制的情況下，只有通過「強人政治」，即波拿巴獨裁者的鞭子才能防止官僚的野心吞噬過多的國民產品從而阻礙經濟增長。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以典型的波拿巴主義風格，讓工人鬥爭廠長，「舊」鬥爭「新」，士兵鬥爭文官，城鎮鬥爭農村，部分官僚鬥爭其他官僚。毛澤東以「紅衛兵」幫派為鞭，嚴懲中下層官僚，甚至恐嚇部分高層領導，以重申自己 「最高領導人」的角色。但他的基本盤是「人民解放軍」，這是一支以農民占絕大多數的軍隊，是波拿巴主義的經典武器。軍隊的「調節」作用在「文革」末期體現得淋漓盡致。在通過煽動「群眾造反」恐嚇下級官員之後，毛澤東開始用他忠誠的農民軍隊來控制動亂。他在工廠裡重建「秩序」（並非沒有流血），把頑固的學生被送到農村，並勸告人民「向解放軍學習」。

「文化大革命」使官員們受到制約。 「蘇州一家絲紡廠廠長說，文革期間出現了『無政府狀態』的示威活動，」泰晤士報記者報道。「現在廠長們唯一想要的就是盡快恢復『正常』」。

中國共產黨第九次代表大會（1969 年 4 月）標志著文化大革命的結束。此後，「造反有理」等口號迅速被否定。1969年7月29日，黨的官方報紙《人民日報》說：「事情的成敗，要看是否符合毛澤東的思想。」

重要的是，許多針對「極左主義」的攻擊都集中在「經濟主義」的危害上。有證據表明，工人們利用混亂並在經濟需求方面發動攻勢，甚至達到罷工的程度。但《人民日標》這樣評論:

「隱藏的敵人正在利用……利用一切機會制造騷亂……通過喚起經濟主義的旋風……破壞社會主義財產和經濟計劃…並利用宗教差異破壞民族團結」。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不僅工人處於動蕩之中，西藏、內蒙古、滿洲和與蘇聯接壤的新疆伊斯蘭地區的少數民族也是如此。文革在各民族中產生了深刻的不安定因素，強烈地推動了民族主義和分離傾向。正是這種傾向，加上對工人運動的恐懼，使得統治階層決定讓解放軍干預以恢復秩序。

新「大躍進」

必須記住的是，這些動作的雙重目的已經達到：恐怖在官僚隊伍中蔓延，因為他們以賄賂、詐騙和腐敗的形式占有了大部分工人創造的財富；通過反對「物質獎勵」的運動，工人也確信需要他們做出犧牲。這一切的背後，是新 「大躍進」構築的下一個時期中國工業強國的基本思路。

官僚集團的這一目標在 1975 年 1 月召開的第四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暴露出來，該次代表大會和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是保密舉行的。中國人民在大會的決定作出後才正式聽說大會的事項。

這是全國人大十年來的首次會議。這一時期中國社會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文革」、與美國的談判、與蘇聯的邊界衝突、工廠和人民的動亂、「反孔反林彪」的運動，所有這些都沒有征詢過人大意見。黨、青年團和「工會」正常活動在這一時期自然也解散了。

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匆忙召開，旨在譴責「叛徒」林彪（當時是毛澤東的繼任者），批准新的「毛憲法」。很明顯，第四屆全國人大不過是合法化領袖及其最新統治集團已經做出的決定。代表大會確定未來主要目標是為了在中國單獨「建設社會主義」，開啟工業發展的新時期。這解釋了中國發起的經濟自給自足運動。中國的官僚集團受到俄羅斯和美國兩大巨頭的壓力，尤其是鄰國俄羅斯。

新憲法指出，「社會帝國主義」（俄羅斯）是主要敵人之一。官僚集團必須快速發展經濟，尤其是重工業，才能發展中國的軍事潛力。時任總理周恩來在大會講話中指出了中國官僚野心：

「1980年前建立全國獨立、相對完整的工業經濟體系……到本世紀末，不僅要實現農業、工業和國防現代化，還要實現科學技術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躋身世界前列。」

中國的史達林主義官僚仍然相信他們可能在未來二十年內成為世界第三強國，盡管有眾多事實顯示這是不可行的。

但這種觀點與中國極低的生產力水平不匹配。盡管中國經濟在國有化和計劃經濟的幫助下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但此時占中國經濟比重較大的還是2500萬噸左右的年鋼鐵產量。這個數字是英國的兩倍多，與西班牙的數字一樣大，但對於一個擁有 8 億人口的國家來說，還是完全不夠。要實現周恩來所述的在25年的時間裡「躋身發達國家」的計劃，需要中國工農付出巨大的努力和犧牲。中國目前的鋼鐵生產甚至還不能滿足國內的需要。中國必須將鋼鐵產量至少提高 5 倍，相當於每年增加 25%，才能在 25 年內達到蘇聯目前的水平。

這種條件下，中國單獨建設「自給自足」的社會主義的理論只能是反動的烏托邦。只有一個或多個發達國家（如日本）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才能提供足以迅速克服中國1000年落後的必要的資本。中國領導人狹隘的、單邊的民族主義成為了現實中日本、印度和其他國家革命發展的障礙。中國工農為這些先發國家停滯不前的無產階級革命付出了汗水與血淚的代價。

毛主義者的「自給自足」哲學假定中國人民將經歷長期的奮鬥和犧牲。只有抑制生活水平的提高，才能積累必要的資本來完成周恩來所述的計劃。

為了做到這一點，必須把工人和農民的最後一點勞動力榨干。正如一位高官在全國代表大會期間接受外國記者采訪時所說：

「仍有許多待解決的問題，例如需要以誰的代價來解決工業化的政策和物質需求」（我們的重點）。

對同一位記者，另一位官員以簡答了上述問題：

「我們只能勉強溫飽。 但為了發展經濟，必須維持一陣這種情況，人們也明白這一點。」

當工人階級是為了自己的階級利益，而不是特權階層時，他們當然願意做出努力和犧牲。這在工人民主地參與工業組織以及社會和國家的運行的前提下是可能的。即便如此，也不能完全犧牲工人階級的「今天」和「明天」。除了工人民主以外，再多的官僚主義的威脅和軍事命令也無法阻止熱情轉變為冷漠和怨恨。

在這種大環境下，第四次代表大會通過了所謂的「毛憲法」。其中的「公民的權利」包括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宗教自由，以及罷工權。如同1936 年的史達林憲法，它是「世界上最民主的憲法」，但憲法不是嚴肅的行動方針，只是對部分官僚的恐嚇。

憲法的「權利」對越軌的官員構成潛在威脅：在個別「濫權」個案下，憲法允許罷工。但其實不存在西方工人所理解的「罷工權」。

試圖以罷工提高生活水平的工人被譴責為「經濟主義者」、「追求物質激勵」和「反對政治掛帥」。

即便極權國家存在特權腐敗和暴力鎮壓，工農群眾仍然支持新秩序（由於新中國所代表的巨大歷史進步），甚至准備在這個特殊時期，為了發展經濟犧牲。各階層人民，至少在工人階級中，都真正存在著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經濟發展計劃在群眾心中已經和周恩來的名字綁定，這能解釋最近群眾在北京紀念周恩來的示威活動中展現的熱情。

在中國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反動夢想必然造成資源與人力的浪費。官僚計劃的損失和低效固然是障礙，但由於計劃經濟的優勢，中國經濟無疑會迅速轉變為強大的經濟體。

由於經濟的落後，差異和特權暫時被控制在「得體」的範圍內，但經濟增長將極大地推動官僚集團的特權。同時工人中的不滿在蔓延，他們遲早會發現「小領導」 的大話和現實的距離。中國官僚統治的相對穩定，是因為它在生產力發展中暫時發揮著相對進步的作用。盡管其效率可能比工人民主制下的低一千倍，還有多得多的犧牲和損失，中國官僚系統在加強社會的經濟發展。毛澤東集團能夠縱容自己像「文革」這樣的冒險，正是因為他們有安全感，有足夠的回旋余地。在毛澤東的操縱下發動的群眾運動迅速前進，遠遠超出官僚預想的範圍。盡管中國是目前世界上最穩定的史達林主義政權， 「文革」期間發生的罷工和占廠已經預示了未來中國無產階級的政治革命，這讓官僚們警覺起來，並迅速轉變風向。

最突出的「文革」領袖林彪的倒台和逝世，標志著毛派政策的轉變。在中共九大上，林彪的名字被寫入憲法，成為毛澤東的合法接班人。十大則通過了「永遠開除黨內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騙子、叛徒— 林彪」的決議。林彪的合作者、毛澤東的前秘書陳伯達被定性為「林彪反黨集團的主要成員，國民黨的反共分子、托派、叛徒、敵對分子和修正主義者」。他們作為 「文化大革命」領導人，毛澤東的親密戰友的照片過去幾年出現在世界各地的毛派報刊上！但是對於習慣每兩分鐘食言一次的官僚來說，高層的態度大轉彎又有什麼關系呢？

史達林主義的方法就是總能找到一些理由來解釋它「反復無常」。但是對於所有認真的社會主義者包括正在思考的毛主義同志來說——這些變化都需要嚴肅的解釋。

中共代表大會總是短暫又神秘，從這一點可見端倪。盡管條件艱苦，布爾什維克黨的代表大會每年都舉行。在俄羅斯人民危難的戰爭期間，布爾什維克黨公開舉行年會，公開討論政治分歧，俄羅斯和世界的所有工人都能完全理解布爾什維克在所有問題上的立場。

布爾什維克黨內分歧經常相當嚴重，但從沒有到同志們互相分裂開除的地步，更談不上被罵為「資產階級代理人」.

中共十大代表著中共對布爾什維克方法的否定。它是在完全沉默中准備和舉行的。 正如記者Ignacio Iparraizi 報道的那樣：「幾天前，外國記者中流傳著即將召開中共代表大會的謠言…… 我急忙趕往酒店。 樓層服務員告訴我：『實際上剛剛結束』，中共宣布了十大勝利閉幕。」

「我聽著收音機上不斷重復播報大會的最後公報。 林彪的名字終於在沉寂了近兩年後被提起。 全國都知道了毛澤東的『叛徒』接班人的叛國和死亡，但至今沒有人正式表態。從此林彪的名字像過去一樣每天出現在媒體上。一場『批林』運動為了一勞永逸地掃除他的惡毒影響而展開。(《資訊報》，1976年2月20日。).

中國人民被允許在代表大會結束後聽取最終公報。但是開幕公報呢？ 政治決議呢？或者是基層或至少領導在討論中的正反方發言記錄呢？ 幾乎得不到上述信息。只不過是代表大會的「勝利閉幕」，名字已被寫入憲法的昨日英雄，為何作為一個大叛徒「永遠開除黨外」，這一切都沒有絲毫解釋。現在群眾被鼓動參加聲討林彪的運動，就像幾年前他們被鼓動參加游行支持林彪一樣！

第九次代表大會開了三個星期，而十大用了五天就得出了上一次截然相反的結論。從這些事實我們只能得出一個結論：所有的決定都在代表大會之前內定了，大會無非是「一致通過」主席的決定，走一個「民主流程」。唯一清楚的就是「上頭」在大會前一段時間就已經決定了風向的變化。

同樣在秘密召開的第四屆人民代表大會前，我們看到無數「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昨天的叛徒）再次以國家，黨和工業領導的身份出現，真是令人驚訝。

1975 年 1 月，第四屆人民全國代表大會就像上屆中共代表大會一樣秘密召開。 人大的主要議題是開啟工業發展的新時代，以期在中國單獨「建設社會主義」。

毛澤東小心翼翼地將一些叛逆的青年納入新的集體領導層作為文革給官場的「委婉提醒」。王洪文就是最好的例子。 這位年輕的野心家從上海工會的官僚開始，在政局的「左傾」劇烈轉變中上台。林彪垮台後，王洪文作為對抗鄧派的砝碼被保留在領導層中。 他的作用是通過壯大紅衛兵的威脅來震懾官僚，即他兩年前在一次演講中所說的那些「七八年之後仍然不了解文化大革命的人」。這些人有的視文革為黑色的深淵，汗毛倒立……有的說，文革完全沒有必要。

這正是大部分中國官僚對「文革」的感受。一方面，他們害怕「敬愛的主席」的鞭子。另一方面，他們視之為一種不得不接受的討厭的必然性，控制官僚系統中的過激行為以維持整個官僚機構的權力，這是官僚為權力和特權付出的代價。毛澤東的鐵腕很糟糕，但工人民主對官僚來說要糟糕上一千倍。毛澤東通過社會不同階級和層次之間不穩定的平衡來保持絕對權力，但還是要依靠國家，而國家又基於新的生產關系（工業國有化、土地國有化、國家壟斷外貿等）。作為群眾與官僚之間，以及官僚不同派別之間的「最高仲裁者」，毛澤東似乎是「超出」社會的。偉大的幻覺並非來自所謂毛澤東 的「天才」（毛語錄紅寶書內的「傑出思想」與童子軍指南大致處於同一理論水平），而是來自中國社會各階級間的關系。毛澤東的個人權力從社會主義的角度來看是一種失常。這與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社會格格不入。這裡不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問題，而是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中的過度階段問題。生產資料國有化意味著向前邁進了一大步，保證了經濟的快速發展又造福了全體中國人民。

同時，低水平的生產力並不允許快速過渡到無階級社會。城鄉差別巨大，無產階級和農民兩個階級同時存在。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之間也存在矛盾。消費品短缺是特權、腐敗、黑市等的源頭。這些是官僚集團賴以生存的社會因素，這種官僚集團代表著工人國家內部的寄生蟲，其作用與資本主義國家工人組織中的改良主義官僚集團非常相似，並且伴隨著同樣的社會矛盾。 他們一方面是與工人階級有關的反動角色。他們必須替統治階級的所有特權承擔代價，以換取其無能和背叛工人階級的「特別服務」。但另一方面，他們相對於反動的舊統治階級更進步。換言之，勞工官僚集團的職位和特權歸根結底取決於工人階級組織的存在。盡管他們每天都背叛工人，將工人低價出賣給資本家，但改良派官僚還沒有准備好看到他們特權的基礎消失。工會官僚會從資產階級國家和老板手中捍衛他的組織。然而，官僚集團的改良主義政策經常會破壞他賴以維持特權的工人組織。

我們可以將資本主義體制下改良主義官僚做出改變的作用與蘇聯和中國的統治階層進行比較。史達林主義官僚依賴於新的社會經濟形式，他們需要保護革命的成果免受帝國主義的侵害，因此在某種程度上他們正在發揮相對進步的作用。然而由於腐敗、管理不善以及經濟和政治的反復無常，官僚集團的存在本身就是破壞工人國家的一個因素。蘇聯經過50年超乎尋常的經濟發展，已經達到現代工業經濟的水平，官僚權力與國有經濟需求之間的矛盾幾乎不可調和的，而中國還相當不發達，毛派官僚集團享有更大的回旋余地。

每位工人都從他自己的經驗中了解大型資本主義公司的腐敗和管理不善。 如何解釋這種低效率？資本家對生產中可能的最大效率感興趣。但實踐中正好相反，原因很簡單：在任何大型公司（比如跨國公司）中，即使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一小群資產階級「專家」，也幾乎不可能在沒有工人積極和自覺參與的情況下有效地組織公司。

諸如判斷錯誤、不能「從上面」糾正的錯誤等問題層出不窮。但在資本主義之下，至少存在著市場和「自由競爭」的控制。這不存在於國有經濟中。一個工人民主、工人控制、經濟和社會的管理掌握在工人手中的政權不是一個烏托邦的妄想。在中國這樣一個擁有8億人口的次大陸的國家，從上層官僚主義強加的生產計劃，絕對不可能在沒有大量錯誤和扭曲的情況下進行。如果中國的經濟達到了每年百分之十的增長率，這與官僚體制無關。目前中國的經濟水平很低，結構也簡單，官僚管理造成的損害尚比蘇聯小很多。但在工人民主制度下，有可能實現遠高於目前的增長率。

毛澤東的波拿巴政權一方面為了捍衛官僚的統治打壓工人，另一方面為了捍衛國有經濟免受官僚行為的破壞，有時是依靠工人打擊官僚，尤其是中下層官僚。毛澤東曾說過：

「我們唱了五十年《國際歌》了，我們黨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還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們信不信？你們不信，反正我信。」

這話可以看作對某些官員隱晦的威脅。毛澤東的話，以及前面提到的王洪文的話，意思是：「不要以為你很安全。 保持檢點，手離公款遠一點，否則……」

鄧小平的垮台

第四屆全國人大為中國在世紀末成為「世界領先行列」的超級大國開辟了前景。作為保障建立強大經濟基礎的手段，即「封閉」（自給自足），一方面在國內施行撙節緊縮政策，另一方面又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良好的商業關系。對過度依賴俄羅斯官僚的恐懼驅使中國領導人尋求與資本主義列強，包括一些最反動的列強達成經濟協議。

盡管中國與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總量可能較小，但從下表可以看出，過去5年增長非常迅速:

與資本主義世界的外貿（百萬美元）
	出口			進口
	1971	1975		1971	1975
日本	323	1480		579	2260
香港	558	1320		NA	NA
西德	95	220		139	520
法國	71	173		113	374
澳大利亞	NA	NA		27	360
美國	5	155		NA	290
英國	77	132		69	179
意大利	64	130		NA	NA
加拿大	NA	NA		202	380

1973 和 1974 年，中國開始進口工業品以建立「工業自給」的基礎。日本和德國工程師正在武漢建造一座耗資 5 億美元的鋼鐵廠。美國和法國正參與建設 13 家化工廠，目標是到 1978-79 年將化學品產量翻一番。石油和電力也有類似的投資。

但由於缺乏外彙，中國在介入世界市場方面遇到的問題比蘇聯嚴重得多。

1974年外貿逆差達到了約10億美元，75年中國不得不減少對外訂單。食品和谷物訂單被取消（包括美國價值 1.5 億美元的小麥和玉米訂單），可由於 1972-74 年期間的訂單，機械進口在繼續增加（增長約 30%）。盡管存在這些困難，但據計算，由於產品和石油的出口增加，中國的對外貿易可以維持每年10-15% 的增長直到 1980 年。這些數字是對「封閉」和「一國社會主義」思想破產的默認。並且國家工業化問題為最近幾個月官僚集團的內部鬥爭提供了清晰的解釋。明確可知的是，某些官僚更願意與蘇聯的和解，以此作為開辟信貸、投資和對外貿易更多可能性的手段。中國官僚普遍擔心被 「社會帝國主義」鄰居支配，但有部分派系認為，與蘇聯的對抗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另一方面， 與蘇聯達成政治經濟協議並不一定意味著接受從屬地位，因為中國官僚集團在蘇聯和美帝國主義之間尚有回旋余地。

官僚之間的分歧在新經濟發展計劃的「指導思想」和鄧小平的保護者周恩來去世後變得更深了。毛澤東在接下來的一系列事件中的角色不明。但主席很有可能已經力不從心了。有報道稱，83歲的毛澤東「身體虛弱，幾乎無力講話」。可此時中國的形勢是，黨內任何內部鬥爭的決定性因素不是政治論點，不是思想，更不是綱領，而是領袖的發言。我們之前說過，波拿巴主義制度要求毛澤東成為官僚集團不同派系之間的最高仲裁者。即使處於一切的中心—獨裁者（統治階層的化身）是老態龍鐘的病號。毛澤東借助以其夫人江青為代表的政治局「左」翼領導人王洪文繼續主持政局。

盡管如此，鄧小平被撤職後中央委員會的分裂證明，鄧小平—周恩來的立場在官僚，包括高層官僚中得到了很多支持。同時，江青-王宏文的集團不依賴官僚內中堅部分的支持。

中央委員會內部的公開分裂可以解釋反鄧運動表現出的漸進、謹慎和間接以及鄧小平在辯護中的激烈反抗。可是怎麼解釋這場鬥爭隨著鄧小平的倒台戛然而止？

今年一月，反鄧運動在周恩來逝世後就開始了。1 月 6 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攻擊：「那些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被批評和揭穿，但不肯悔改的野心資本家。」[6]

去年夏天，一群教師抗議放寬大學入學標准導致了根據學生政治面貌招生的政策，進而阻礙了經濟的現代化。這件事給毛澤東夫人江青的兩個私人秘書發起反對「右派修正主義態度」的運動提供了借口。

2月6日，人民日報將「革命大辯論」定性為「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繼續和深入」。

2月11日，人民日報的另一篇文章譴責鄧派「玩弄折中主義的花招，把政治和經濟平列起來」，並補充說「他們妄圖把人們引導到只管干、干、干，不管方向和路線的斜路上去。」 鄧派主要罪狀是：復制專業主義、搞「專家主義」、恢復物質激勵和「公開反對極左派」。

這種文革語言不會取悅廣大官僚，尤其是那些害怕重蹈覆轍的工業界或鄧派官僚。但對鄧小平的攻擊比較謹慎，一開始他們甚至沒有指名道姓。鄧小平「死不悔改」，拒絕與王洪文—江青集團妥協，說明他意識到自己得到了大部分官僚的支持。長期以來，軍隊中、工會中和黨的省領導中（特別是像鄧小平這樣的前「文革」受害者）許多官僚都拒絕積極參與新的運動。這些官僚中的動搖表明，大多數官員對可能會在關鍵時刻摧毀經濟的新 「瘋狂」沒有興趣，他們無意將權力移交給王洪文—江青集團。幾番猶豫後，迫於江青利用其夫的權勢給予的重壓，這些官僚才很不情願地參加新運動。

反鄧運動持續到了 3 月，但鄧小平仍沒有一次被點名。3月21日，《人民日報》指出 「搞翻案的走資派十分孤立」。這場運動的領導似乎是想安撫官僚們的神經，向他們保證這場運動的唯一目標是鄧小平，而且不會重演一次全面清洗。這篇社論是黨領導的喉舌，強調運動要和平有序，決不能中斷大學、城鎮，特別是經濟活動。反對鄧小平的「大字報」暴力運動是由中國領導層的「小伙子」（40歲）、上海文化大革命的前領導人王洪文精心策劃的。這些年輕人同時也是野心勃勃的官僚，主席利用了他們的憤世嫉俗。毛澤東蔑視這些年輕人，會在他們過激時像對待「嬰兒」一樣懲罰他們。 毛澤東在文革中依靠他們打擊下層官僚。當王洪文因為推進「公社」的計劃辯護被毛澤東嘲笑時，時局已經到了新的轉折點。現在，毛派集團決定放出他們的寵物狗來恐嚇官場中的另一個派系。由於政策的反復，沒有人知道社會的走向。工廠和國家的官僚無法在衝突和不確定中工作。他們憎恨和鄙視「左派」，但更害怕「身體虛弱，幾乎無力說話」的主席。

然而這場運動在下層官僚甚至是支持周恩來經濟計劃的工人中引起了強烈反應。正如我們在4月5日發生的暴力示威中所看到的，工廠經理和工人都害怕反對「經濟主義」和嚴厲政策的宣傳，以及可能發生的新亂局。

大規模示威和伴隨的流血衝突意味著每天受到新聞界攻擊的鄧小平身邊的那群人，並不像人民日報所說的那樣孤立。支持鄧小平的游行（原先是支持周恩來）由「數千人組成，他們甚至設法阻止了警察鎮壓燒車和襲擊廣場建築物的暴徒。這樣的事情我在中國從來沒有見過，」《資訊報》的記者寫道 (1976年4月7日)。一個有趣的細節是，示威者主要對學生（他們是「文化大革命」中與工人發生衝突的「紅衛兵」中的突出分子）使用暴力。當然大部分示威者是下級官員，其中許多人來自京外；換言之，示威是在官僚集團內部組織的。

以下對示威期間發表的支持周恩來（現鄧小平）的經濟建設政策，堅決反對「文化大革命」冒險的講話的報導：「人們為一位自發的演說家的演講熱烈鼓掌，演說家說他准備與那些想要改變周總理制定的政策的人戰鬥。緊接著他將激進派稱為『假馬克思主義者』。」 (西班牙《周一報》，1976年4月5日)

軍隊再次在鬥爭中扮演了仲裁者的角色，它不得不進行干預以結束騷亂：「由部分裝備了步槍和刺刀的民兵和士兵組成的陣線包圍了北京的天安門廣場。示威者上周六在那裡燒毀了幾輛汽車和一座建築物」。（《資訊報》，1976年4月8日)

暴力反應似乎讓政治局的統治集團措手不及。面對造成死傷和燒毀軍營的示威游行，人民日報采取了防衛的語氣：「承認鄧先生要在本世紀末實現經濟、工業、農業、科學現代化是正確的。但人民日報堅稱，為了實現這一目標，鄧小平試圖否定階級鬥爭的根本原則。」 （《資訊報》，1976年4月6日）

反鄧運動進入了最後階段，有利於鄧小平的示威活動影響了結果。4月7日政治局發表兩份公報「同意毛主席的提議」，宣布提名華國鋒為新總理。大仲裁官的一句話，足以決定鄧小平的下場。鄧小平被指控為以周恩來名義組織的示威活動的起因，這些示威活動被定為「反革命事件」。後來鄧小平被剝奪了所有的職務。這是他第二次被清洗。60年代，他曾擔任中國最重要的職務之一，即共產黨總書記，隨後在「文革」中消失，直到1973年4月在北京的一次正式宴會上出現。1974年1月，他再次成為政治局委員。被剝奪一切職務之前的鄧小平不僅是總理，還是黨的副主席兼最高軍事參謀長，毛澤東之下的二把手。現在，他被斥為「怪物」，是施行「資本主義政策」的反革命陰謀家。

官方說法中的中國存在「階級鬥爭」，也承認共產黨內部存在資產階級派系。明明是中共元老的總理、黨副總書記、最高參謀長，鄧小平卻想要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甚至組織了反革命示威游行。如果事件真的是這種走向，那麼他被開除黨籍並被捕至少是合乎邏輯的。但鄧小平並未入獄，並保留黨籍。由此我們可以推斷，對鄧小平的指控是不實的。實際上發生的不是「黨內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派系之間」的階級鬥爭問題，而是統治階級內不同派系的官僚集團之間的鬥爭。

毛派報刊激情地描述了鄧小平倒台後支持華國鋒的示威活動以證明群眾自發的熱情。然而所有的報道都表明這次示威格外有 「有組織的自發性」。《資訊報》4月9日報導：「在毛澤東主席和中央委員會的決定罷免鄧小平後，數十萬工人、學生和青年在北京街頭表達了對華國鋒的支持，盡管中央委員會似乎事實上分裂了」。 報導繼續說：「昨天的示威活動組織度很高， 所有的橫幅和海報的基調都是一樣的。鄧小平第一次在每條街上的海報中被點名。」又寫到: 「這些情況與周一在天安門廣場發生的騷亂完全相反，根據最新的官方報導，當時有四輛車和一個軍營被燒毀，一百多人受傷。」

群眾只是根據上級的命令才參與游行，以表明他們對主席的支持。一旦當街頭運動要超出「游戲規則」時，它就變成了「反革命」，要被軍隊「用步槍和刺刀」驅散。

這裡有另一個問題留給真誠的毛主義者。如果中國事實上存在工人民主制度，如果絕大多數中國人民支持毛澤東，那為什麼中共不發表黨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的會議記錄？更進一步，他們為什麼不公布「資本主義合作者」和「叛徒」的論點和辯答？他們明明只代表了黨內完全被孤立了的少數「壞分子」和「一小撮資產階級」。4月23日西班牙《現實報》（Realidades）記者Fernando Claudin寫道：「我們在中國之外不知道黨內每個派系之間思想政治立場差異的具體內容，這說明絕大多數中國人同樣無知。否則消息不可能不跨越國境線。『群眾』再一次被某些人（尤其是那些在控制權力杠杆的人）動員起來。群眾無法形成自己的意見，也不能公開辯論。以前也有相同的情況。我們至今還不知道林彪及其支持者們提出的立場」

沒有對所有立場進行公開辯論，就不可能想到工人民主並讓群眾真正參與意識形態鬥爭。再者，一個想要復辟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如何做到中國等級制度中的二把手，而且他還是就在僅僅兩年前的十大中當選的？代表大會的所有代表都是白痴或者資產階級的代理人嗎？2 月 17 日的《人民日報》提到了黨中央在鄧小平問題上的分歧。但鄧小平還是被政治局「一致」決定罷免（鄧小平也是這個機關的成員，當然，他投票贊成罷免自己）。

實際上，整個反鄧小平運動是由以王洪文為首的政治局統治集團在毛澤東的妻子江青的幫助下發起的。中央委員會一面對毛澤東的權威就無力反抗。毛澤東在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尚不得而知。史達林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徹底失智，開始了新一輪的清洗，目的是重洗黨的領導層。史達林曾禁止他長期忠實的追隨者伏羅希洛夫參加政治局會議，並指責他是「英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可能毛澤東不知道在自己在做什麼，他僅僅是有了要在最後的時光發動另一場「文化大革命」的想法，沒有這對中國經濟意味著災難的意識。不管有沒有毛的自覺參與，江青、政治局的左派和王洪文是這場運動的幕後推手這一點是絕對清楚的。有一次，自認為是藝術家的毛夫人竟然指責鄧小平厭煩她的新歌劇！（英國《衛報周刊》，1976年3月21日）反鄧運動在這些層面上具有 「宮廷陰謀」的味道，其目的是在毛澤東去世前將王洪文立為他的繼任者。

鄧小平與政治局政敵的鬥爭發生在最高層，根本沒有基層黨員參與，更不用說群眾了。這些衝突發生在 1 月底至 2 月初的幾次政治局會議上，而不是中央委員會的全體會議。

《資訊報》2月20日報導，「…那次會議是在政治局而不是在中央委員會舉行的，這一事實讓我們更好地了解權力在中國是如何運作的。中共中央委員會由大約 300 人組成。在這樣一個人數眾多的大會中發生不同路線傾向之間的直接對抗是非常罕見的。另一方面，考慮到目前的組成方式，政治局及其 23 名有投票權的成員或候補成員是適合進行此類討論的機構。」

中共內部的情況與工人民主方法相去甚遠，以至於在中央委員會內進行公開討論都顯得奢侈，更不用說面向群眾公開討論這些問題了。一個8億人口的國家的有2800萬黨員的執政黨，所有重大決策居然都是由一個23人集團做出的，因為他們在中國「當前情況」是「適合討論的機構」。文章繼續說道：「隨著會議時間的延長，出現了思想上的衝突，甚至個人之間的衝突。他們對每個派系的軍事、政治和技術力量進行了相互評估。」

這份沒有被中國大使館駁斥的資產階級報紙的報道，讓我們對史達林主義如何扭曲中共政治生活有了清晰的認識。要解決官僚兩翼之間的衝突，不僅要訴諸「思想」（這是最不重要的），還要考慮每個派系所具有的「軍事、政治和技術力量」。力量之間的關系是什麼？毫無疑問，鄧小平身邊的那群人，受到各省和陣營的經濟部門的同情。許多在黨內或省政府擔任要職的人和鄧小平一樣都是「文革」的「翻案者」，他們害怕重演1966-68年的事件。

所有這一切都沒什麼可驚訝的。中國官僚完全理解其寄生和篡奪的性質，並相信需要依靠一位來自群眾的「強人」。他們對毛澤東的迷信源於捍衛自己的特權和反對工農的需要。有時主席的個人權力使官僚們付出了巨大代價，比如「文革」。毫無疑問，文革可能經常重演的想法嚇壞了按照發展經濟的「周恩來計劃」工作的官僚。官僚集團中的絕大多數人對新的「瘋狂」時期沒有興趣。作為務實的官僚，與紅寶書的理念相比，他們更關心建設「只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從而增加他們的財富和特權。另一方面，官僚隊伍非常害怕主席死後會出現的權力真空。處於這個原因，目前官僚集團還有團結在毛澤東身邊的傾向。在西班牙，法西斯官僚同樣害怕佛朗哥的死，他們以完全瘋狂的方式試圖讓弗朗哥的屍體「存活」數周。中國的史達林主義官僚寧可忍受被腐朽的江青集團統治的屈辱，也不願在毛澤東還活著的時候公開反對「至高無上」。

經濟任務當然需要工廠和紅寶書的「秩序」，更要避免又煩人又浪費時間的下鄉干農活。

對於絕大多數官員來說，這一切是惱人的工作中斷，但又是為偉大領袖提供的特權付出的代價。這些方法對於懲罰某些過度腐敗從而激怒工人的同志是有用的，這些人危及到整個官僚集團的統治。但是像 1966-68 年那樣的廣泛運動對經濟來說是一場真正的災難。為了實現官僚集團雄心勃勃的目標，他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避免重復這種「瘋狂」。

一些資產階級「專家」，當然還有國際上的毛派，都預言「文化大革命」又要開始了。這些人對中國境內的實際進程一無所知，他們把領導人的對外發言都當成了事實。

鄧小平倒台既不意味著王洪文—江青一派的勝利，也不意味著另一場「文化大革命」的開始。提拔華國鋒實際上意味著官僚集團不想與毛派作對，但更不想將權力交給王洪文。反鄧運動的以後，官僚集團顯而易見地不想重演 1966-68 年。人民日報3月10日社論指出，他們絕不容忍組織針對黨內政權的「戰鬥小組」的行為。「近期，年輕活動家們參與的眾多運動受到了譴責。文革期間，這些積極分子利用免費交通在城鎮、學校、工廠和行政中心四處奔走，有組織地進行宣傳，推翻某些黨內領導。」（《資訊報》, 1976年3月26日).

同一篇報導繼續寫道：「如今正好相反，他們必須在各級黨委的領導下開展運動。」

華國鋒的提拔，對於王派和鄧派來說，都是一次失敗。曾任公安部主管的華國鋒（中國有超過 100 萬名警察、內保和邊防人員—平均每 800 名居民中就有 1 名）代表了中共全黨上下中的兩派之間的暫時「妥協」。 他有著希望實現軍備現代化改造的軍事部門的強大後援。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軍事部門與工業部門在很大程度上利益一致。生產力的快速發展，特別是重工業，正是軍隊現代化不可缺少的條件。「左派」對華國鋒的持續攻擊，說明官僚內部的鬥爭並沒有隨著鄧小平的垮台而消失。

毛澤東死後，內部鬥爭更頻繁地浮出水面。與世界隔絕的「自給自足」政策與中國工業發展的需要相矛盾。官僚集團對與資本主義強國達成一些商業協議的興趣默認了這一點。同時也有一部分官僚贊成與莫斯科恢復正常關系，這也將促進經濟發展。但這並不意味著鄧派像一些西方「專家」所認為的那樣希望成為莫斯科的從屬。比如Ignacio Iparraizo報導: 「我們可以公開說，鄧小平路線的勝利將在長期或中期引領中國進入莫斯科的秩序。」 （《資訊報》, 1976年4月8日)

這是不實的。中國官僚集團的任何部分都不會對加入「莫斯科秩序」感興趣。但一部分人認為可以奉行一種在俄羅斯官僚主義和美帝國主義之間游刃有余，但始終保持「民族獨立」的政策，即：維持中國官僚對「它的」領土和「它的」人民的控制。毛澤東的去世將導致一場新的衝突和對抗運動—但這一次是針對那些已經隨著鄧小平的落馬而受挫的「極左分子」。任命華國鋒為黨的副主席對王洪文來說是一個直接的拒絕，因為中央第一副主席的職位本該是他的。在此之前，王洪文是實際的黨內二把手，也是毛主席的繼任者。

反對王洪文是打倒所謂的政治局內的「左派」的第一步。官僚集團對王的集團施壓，宛如對他們說：「到此為止了，不許再進一步」。在王氏集團看來推翻鄧小平是一場代價高昂的勝利。官僚的中堅在毛澤東死後遲早會與王氏集團對抗，它沒有首長的支持，更沒有統治階級的支持。

毛澤東死後，其妻子江青比庇隆[7]的妻子在庇隆死後消失得還快。軍隊對毛澤東的忠誠是一回事，支持二流戲曲作家無聊的心血來潮就是另一回事了。她很快就要被強制「享受」退休生活了。

只要「偉大的革命領袖」還活在人世，中共就不可能與俄羅斯官僚集團和解。鄧小平所謂的和解傾向無疑激怒了毛澤東，並成為了打擊他的一個重要原因。今年2月，尼克森在反鄧運動期間受邀訪問北京並非偶然。在尼克森乘坐由當局提供給他的中國飛機到達並在北京受到了最高規格的接待。毫無疑問，毛澤東本人做出這一決定以公開表明他反對任何與俄羅斯達成協議的企圖。有傳言說北京還准備邀請尼克森時期的國防部長詹姆斯·施萊辛格（James Rodney Schlesinger），但被福特駁回，這是北京邀請尼克森後對世界工人階級的又一次侮辱。盡管一年前施萊辛格曾提議如果朝鮮要攻擊韓國，就對朝鮮使用核武器，中國媒體卻經常對他的反蘇言論表達敬意。

中國官僚和美國中情局對安哥拉反動勢力的支持，是官僚向民族主義墮落的又一證明。

中國官僚一聽到有反動政權反對俄羅斯，他們就舉手支持。 蘇丹的共產黨人被屠殺後，中國與該國立即建立了友好關系。現在蘇丹的資產階級波拿巴主義政權正在右轉，它轉向美國，當然也轉向中國官僚集團。4 月 21 日，《資訊報》就埃及副總統訪華一事發表評論：「穆巴拉克先生在北京受到了熱烈的歡迎。」 美國總統尼克森、埃及總統薩達特、美國國務卿施萊辛格、英國首相愛德華·希思、德國右翼政客弗朗茨·約瑟夫·施特勞斯等，都成了偉大的國際主義者毛主席的密友。

世界上幾乎不存在沒有接受毛派政權援助的反動政權：也門的伊瑪目、桑給巴爾蘇丹國等在被推翻之前，也與中國保持非常友好的關系。中國政府支持北約、東南亞條約組織和歐洲共同市場，中國媒體大肆刊登西方最反動的一部分政客的 「蘇聯威脅論」發言。近來，中國官僚與智利皮諾切特政權的關系親密了很多，甚至超過了美帝國主義與皮諾切特的關系。 「人民的中國」代表在聯合國反對譴責皮諾切特政權鎮壓政策的決議，就連美國代表團都虛偽地投了贊成票。

中國的外交政策絕非「革命政策」，而是由中國官僚的利益驅動。它具有明確的沙文主義和100%的反動性質，特別是它在亞洲助長了俄羅斯官僚集團的反革命政策。俄羅斯官僚集團支持印度資產階級政府的同時，中國官僚集團支持巴基斯坦的反動神權政權。中國官僚扮演了支持血腥獨裁者葉海亞·汗（Yahya Khan）屠殺孟加拉人民的角色，這將永遠成為北京沙文主義政策和背叛國際工人階級的鐵證。

中國官僚的所有外交政策與俄羅斯官僚一樣，具有犬儒主義和反動沙文主義的特點。中蘇衝突是他們向民族主義墮落的最直接證據。十月革命的國際主義以俄羅斯工人國家的形式表現，它過去舊俄羅斯帝國人民的社會主義聯盟。五十年後，俄羅斯和中國官僚集團的軍隊在19世紀由中國皇帝和沙皇人為建立的邊界上發生了軍事對抗。所謂「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和中國用機槍和坦克「友好」地討論邊境問題。這就是史達林主義「一國社會主義」理論的可怕後果！

中蘇衝突是對社會主義和世界工人階級犯下的罪行。它是由與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完全格格不入的民族主義思想產生的。這兩國的官僚集團都沒能提出一個符合兩國人民利益的解決方案。

假若中國官僚至少還剩那麼一丁點布爾什維克國際主義的操守，那麼不僅包括蘇聯和中國，而且還有日本的社會主義聯邦，將是可能形成的。這三個國家的歷史緊密相連。日本帝國主義一直試圖通過朝鮮和滿洲占有西伯利亞豐富的礦產資源，這絕非偶然。俄羅斯官僚一直無法充分開發這一地區的巨大潛力。只有三個國家生產力的有計劃聯合；蘇聯的重工業、中國巨大的勞動力儲備和日本的技術，將在五到十年內促進對西伯利亞的開發，這反過來又會促進整個亞洲生活水平的提高。

只有回歸工人民主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布爾什維克傳統，才能爭取印度、日本和亞洲其他地區的勞動群眾參加社會主義革命，進而為世界社會主義改造奠定基礎。

完筆於1976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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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譯者注：指的是1976年7月28日發生的唐山大地震。

[2]譯者注：這裡對《人民日報》的引文譯自文章英語版內的引用，但與1977年3月30日的人民日報中文內容有出入。然而當日中共黨中央批准了《關於1977年國民經濟計劃幾個問題的彙報提綱》並開始了對於實施物質獎勵的討論。

[3]譯者注：指百萬群眾慶祝粉碎四人幫

[4]譯者注：指洋躍進

[5]譯者注：1977年4月9日華國鋒會見柴契爾夫人

[6]見注釋[2]

[7]譯者注：指阿根廷獨裁者胡安·庇隆（Juan Per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