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花》按：這篇專訪原載於香港中大學生報六月特刊網站。本站編輯在閱讀後認為其內容對台灣的讀者也具有重要意義，因此在徵得受訪者林致良先生同意後特此轉載於我們的網站。內容意見僅代表原文採訪者和受訪者的立場，而文末我們加註的結語也僅代表本團體之觀點。）

在大陸經歷六四的香港大學生 ———專訪林致良先生

訪問：多啦啦啦

文：多啦啦啦啦

林致良先生出生於1969年的香港，在1986年到廣州暨南大學就讀，同年年底參與了八六學潮，並在1989年聲援北京學生運動，是這段歷史的見證者和參與者之一，其後他在九十年代初畢業回港。我們這次的訪問主要圍繞他當時在大陸讀書時，參與運動的情況，以及作為「香港人」在六四鎮壓前後的中國公民社會的觀察和體驗，並藉此思考香港應該如何面對正在來臨的黑夜。

六四前後的中國社會變化

問：當時你在廣東就讀大學，你有感覺到六四前後的分別嗎？

當時不止是廣州，而是整個中國社會在1988年開始已經很明顯地有一種躁動不安的情緒，這種感覺到1989年年初時更加明顯。自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到1986年年底有第一次的學生運動，也就是八六學潮，結果八六學潮失敗了，然後就是胡耀邦下台，變成了趙紫陽當總書記。

在1984年左右，改革開放在農村已經算是很成功，然而直到87年，大城市的發展卻依舊停滯不前。於是，政府就打算推動經濟改革計劃[1]，將原本在計劃經濟裏很多貨物的官定價格開放給市場決定，導致通貨膨脹迅速加劇，計劃因此宣告失敗。改革失敗留下的是腐敗的溫床：一方面中共保留計劃經濟的官方價格，另一方面卻由私人市場決定價錢（所謂價格雙軌制），結果官僚便可以從中倒賣物資、從差價謀取暴利，因此當時的貪污很嚴重。

同時，知識界看到改革開放好像已經去到了第10個年頭，但是好像仍未看到很多改變，當時許多的知識分子（例如劉曉波）要求開放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例如1989年就曾經有一個簽名運動要求釋放魏京生（1978-1979北京西單民主牆運動參與者），這個運動主要由學生和知識界參與。當時他們是有一些思想陣地的，比如報紙《世界經濟導報》和雜誌《讀書》，他們有定期的沙龍，又和一些民運人士和文化人有接觸，所以當時的有一些很有名的作家呼應聯署，例如冰心。學生則主要參與在一些讀書會和學生會等組織。當時這些組織仍未處於政府管制之下，因此相對還有些空間讓學生舉辦討論會或者組織社團。當時王丹便是這些活動中頗為積極的參與者。其實在我1986年到廣州的時候已經有這些社團了。在當時的環境還相對而言比較寬鬆的情況下，這些活動都是介乎合法與不合法之間的。

「麻派和托派」與「蔚藍色文明」

當時流行一個講法 「麻派和托派」，「麻」就是愛打麻雀，「托」就是指考托福試。80年代很多人想去美國，所以當時大多數的同學都是這兩派的，要麼開心打麻將，要麼專心考托福試，都不怎麼理會政治的。但是當時也有一些歷史系，中文系，新聞系的同學思想會比較活躍一點。我當時就是歷史系的，系內的同學便會發起一些討論會、讀書會等等的活動。

在1987、1988年的時候有大量西方社會學術思想的書被翻譯成了中文，當時也有一些介紹這些思想的書出版，最有名的便是當時《走向未來叢書》和《文化：中國和世界》系列。這些便是當時最主要的思想啟蒙，包括沙特、佛洛依德、法蘭克福學派等等，都因而進入中國的學術界而引起很多討論。《河殤》紀錄片也是如此，我們系便舉辦了《河殤》的播映會。當時的討論氣氛相當熾熱的，對於未來的想像都相當正面，當時的知識分子都覺得中國都要走向未來，走向民主。用《河殤》的講法便是「要走向蔚藍色（海洋文明、西方世界）的天空」。在六四前，知識份子都對自由民主有很強烈的憧憬。

當時一些本地同學會覺得港澳生的視野比較開闊，因為港澳生能接觸到的書比起中國大陸的學生多，當時我們港澳台和本地生的宿舍並不一樣（可能是方便學校管理），但是港澳台生和內地生相處還算融洽，我們有什麼有趣的書都會分享給他們看，當時的討論還算很熱烈。

問：北京和廣州的最大不同是什麼？

北京是運動的中心點，因此他的鎮壓也是最嚴厲的，廣州則要到5月4號才有一個比較大規模的遊行。這也因為當時的北京學生的絕食已經到了第五天，卻沒有任何人來慰問學生，激起了群眾情緒，才開始有比較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廣州沒有罷工，但是有堵路，堵的是海珠橋（一條連接廣州越秀區及海珠區的橋），堵了好幾天。當時廣州的群眾鬥爭程度沒有那麼高。

在上海則有很多人遊行去外灘，工人和市民到火車橋堵火車路軌，他們在躺在路軌上不讓火車開出，這些人在後來甚至被判了死刑，鎮壓得很嚴厲。那時候成都的運動也很激烈，因為廣州的鬥爭程度沒有那麼強，因此相對鎮壓得沒有那麼厲害。我還記得六月的時候仍一些遊行，市民戴起花圈，有點哀悼的感覺，然後一同走向市中心。我們也有想過去荔灣區動員國企工人罷工，不過那時候就沒去做，只是説説罷了，後來工人也沒有罷工。可能因為廣東靠近香港，五月底的時候有香港的人來廣州的。那時候有兩個香港勞工及婦女團體的香港人特意來到廣州。我們也帶他們去學生大會那裡（他們是即日來回，馬上就回香港了），他們離開前還捐了一些物資。

北京當時是運動最激烈的地方。其他都沒那麼激烈，但是面對的鎮壓都相當嚴厲。當時有新聞聯播，新聞聯播每天都放那些通緝新聞，那些新聞還是挺能渲染那種人人自危的氣氛的。我還記得六月七號那天，甚至有傳說解放軍要直接攻進大學校園，之後就有些學生漏夜返香港。

「過關」與國安

問：六四後的校園情況是怎樣的？

在六四後，整個環境變得很壓抑。我記得當時1989年9月開學的時候，就突然有兩個星期的「學習」，在大陸而言所謂「學習」某程度上便是一種政治的洗腦或灌輸，當時我們每天都在聽系內的老師、學生處的官僚，或搞「政治思想」的人報告，什麼六四是和平演變啊，西方帝國主義的死心不息啊，學生被人利用啊什麼的，當時每個學生都要「過關」（甚至港澳生也要「過關」的，但是我們可以輕鬆一點，不用那麼認真）。「過關」就是寫一篇檢討書來說你怎麼看六四這件事。可想而知，當時整個氣氛相當壓抑，而當時的一些參與六四運動比較多的學生需要停學，甚至退學。

我五月中的時候也有參與這些運動，當時我們暨南大學帶頭，和黃埔區的其他大學（有華南工學院，華南師範學院）一同遊行到廣東的政府部門。6月回到香港的時候我也組織了一次到新華社的請願。聽大學的老師說，當時的國安也有到歷史系裡來翻查我的資料，但是事後就好像沒有進一步的行動了。

被取消的社團

六四後的學生社團被全部取消了，六四前在校園內有很多同鄉會：潮州人和潮州人在一起，中山人和中山人在一起的這種，而這些社團在六四後都被取締了，整個學校氣氛很壓抑，我們校園本來有一個習慣是放電影的，而六四後有一次放的電影是一個講周恩來怎麼怎麼厲害的電影。但是電影裡有些場景，比如說周恩來接待尼克遜的那一幕，大家都拍手拍得很大聲，那些人還是覺得要改革開放的，他們看到電影裡其他讚揚共產黨的場景時卻沒什麼反應。當時還有放一套姜文的電影叫《本命年》，是作為壞榜樣來放的，但是同學卻看得津津有味。這陣低潮期的壓抑到92年鄧小平南巡才稍有改變。

問：你回去之前的感受怎樣？

我回去的時候也很擔心的，當時的爸媽也不怎麼想我回去，但是都唸了3年了，沒理由不把書唸完的。

「統戰對象」與「外弛內張」

問：大陸政府在六四後對香港人的態度是怎麼樣的？

大陸政府會提防我們，他們也有跑去查我的檔案。他們當時對香港和其他海外等等的人是矛盾的，一方面鄧小平鎮壓了運動，但是他還是想繼續走改革開放的路線，換言之還是需要一些港澳生來大陸唸書，還是要和港澳台僑生交往，透過這樣的方式來進行他的統戰策略，故此他也沒有說要趕走我們。但是的確這件事情對港澳台群體的影響也是很大的，有一些學生已經離開了學校，沒有繼續在大陸唸書。當時我有一個關係比較親密的台灣的女同學，回去台灣之後就沒有再回來了，也有一些是退學了的。

當時的變化是很複雜的，就拿那兩個星期的「過關」反思期來說吧，我們系内的老師在報告的時候，他們表現得很不得已。我還記得當時我們系副主任做報告的時候，他拿著一本官方派發的「教學素材」，照本宣科地說：「根據這本書來說啊，這本書說的啊，這反革命暴亂是因為西方的社會民主主義和平演變…這本書這樣講的啊。」其實你能感覺到他在唸這本書的時候是有點「兒戲」的。他只是像一個錄音機一樣，把政府的宣傳機器的論述都讀出來而已，不見得相信這些事情。當時上課的時候很難聽到他們的想法，如果希望聽到他們真實的想法，便到老師家裡和他聊天，然後聊多了，他覺得你是可信的人，他才會把他的想法講出來。我記得有個老師和我說：「現在的形勢是外弛內張。」他們也不能把話講得太白，我意會到的是那種「表面看起來什麼都沒發生，但是內在卻相當緊張的狀態」，這也形容的頗貼切的。

問：這讓我想起了當年的佔中時，有來自大陸自由派的批評，說佔中會破壞香港——這個在中國大地上唯一一個可以說真話的地方，那麽在六四後，大陸學者對香港的感覺是怎麼樣的？

在我畢業之後，其實我仍然和大陸的一些學者有聯絡，我感覺到他們是很欣賞、很羨慕香港的。2003年五十萬人遊行之後，有一位南京大學的老師和我說：「你們真的好厲害，居然連基本法23條都能拉下馬」，一位北京的老師和我說：「北京就不該這樣管香港，你就放手讓香港去吧」， 我能感覺到他們對香港是很羨慕的。

後八九和香港公民社會的同與不同

問：香港目前的情況和大陸當時的情況有什麼相似或者不似？

我覺得有幾點可以說的，第一點就是凡運動被人鎮壓的時候，即當權者秋後算賬，清算、強力打壓的時期，都會陷入一個反動期，也就是進入低潮的情況。現在的情況和當年89年下半年，到92年的那段時間的性質都很相近，每逢運動失敗之後都是這樣的。第二點是香港其實也不算特別惡劣，因為香港尚有一定的自由度，當然也在萎縮之中。但是相比八九之後（八九年之前已經沒有什麼自由了，八九年後連自由都沒有了），是要稍微好一些的。現在對我們而言，最要緊的是不要誇大了香港惡劣的情況，也不要太過樂觀，認清現實。

「香港還沒到最壞的情況，認清我們仍有的空間，才是面對低潮期最好的方法」

不論是1905年俄國革命失敗，1968捷克布拉格之春失敗，1989年中國民主運動失敗，之後都是有好幾年的低潮期，現在香港同樣要面對這些低潮期，但是香港和當年的中國有點不一樣，就是香港到今日為止都仍然有一些自由。第二點是這個低潮期要到什麼時候才結束呢？如果看歷史的發展的話，這種低潮期是不可能長期延續的，中國自1989年之後就沒有很強的群眾運動了，但是到90年代中便有一些工人農民維權的抗爭運動重新出現。而捷克經歷1968年後，到1977年就有七七憲章的運動，這也就過了八年左右而已，俄國在1905年革命失敗後12年就爆發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了。很大程度上，香港要看中國有沒有統治危機或者經濟危機，如果大陸政府沒有被削弱的話，香港就會面臨一個相當嚴峻的時期，甚至比現在更困難。

但是別忘記香港還是有我們的獨特之處的，我們暫時還沒有全面的書籍和網絡審查，仍然可以交流，國安也沒有到台灣戒嚴時期那麼嚴重。我記得以前去台灣的時候，那些台灣的社運朋友和我聊天時，也會留意一下附近有沒有國安，確保安全才敢說話。香港也還沒到最壞的情況，她還是一個國際城市，除非習近平決定完全不要這個人民幣資本輸出中心，那香港就會變成新疆了。

我們現在要做的是要認清位置，做一些我們能夠做的事情。有句話是說：你不要妄圖改變一些你改變不到的事情，你要給自己力量改變一些你可以改變的東西。我們不能因為「好像什麼都做不了」，就坐等第二波運動，又或者期待特朗普可以東山再起，然後聯合起歐盟來對抗中國，而我們可以坐享其成。這些就是想多了，我們要認清楚我們有什麼空間，有什麼東西我們仍可以做，這就是我們最能做到的地方。

火花結語

林先生這份訪談除了其歷史價值外，更讓後世的活動家們洞見了一些重要教訓。在訪談最後，林先生對於當今香港運動的建言也尤其值得讓我們反思。今天的香港遭受了挫敗，並且即將進入到一段嚴峻的時期。但正是因為如此，任何為爭取自由香港而鬥爭的人必須要務實地摒棄所有成見來反思為什麼上次的抗爭並沒有成功。
自反送中抗爭於2019年初爆發以來，我們《火花》所隸屬的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就密切地追蹤並分析香港運動的意義還有其可以取勝的途徑。這些文章除了仍然可以透過我們網站的香港專欄閱讀外，也收錄在我們發表的相關小冊子內。我們所倡導的幾點戰術包括：

• 香港運動的主力必須是更加具組織的工人階級，也因此必須要將運動訴求從抽象地自由民主訴求提升至社會性訴求，才能夠吸引更多工人階級加入戰鬥，並成功癱瘓中共主導下的香港資本主義體制來抵抗中共。
• 香港運動必須建立民主領導機制，以增進行動能力並防止運動外人士擅自為運動基層代言，誤導方向。
• 香港運動的終極敵人不是港府，而是中共，也因此必須主動與中國大陸的工人群眾和青年聯手剷除北京政權，建立社會主義工人民主。
• 絕對不能對西方帝國主義勢力有任何幻想。向西方招手的最嚴重後果就是切斷自己和中國大陸群眾連結的機會。

這些並沒有被運動內具有領導基礎的勢力所推行，也因此運動被孤立後逐漸式微，並被疫情重挫。現在，一國兩制已經告終，而香港的群眾即將被拋進同樣囚禁著中國工人階級的中國資本主義體制監牢內。近來蘋果日報被迫停刊是這一過程的一部分。然而再極權的國家機器也不能阻止歷史的巨輪繼續向前轉動。階級鬥爭在任何的資本主義社會內終究會重新上升。在那時，香港的勞工和青年更加必須要主動地、積極地跟廣大中國的工人群眾在階級的基礎上聯合，才有希望贏得一個真正自由的社會主義世界。

林致良，1969年生於香港，1986年到廣州暨南大學就讀，曾參與1986年底學潮和1989年聲援北京學生運動。1990年代初回港，多年來參與社會運動。目前是「左翼廿一」成員，編著有《陳獨秀晚年著作選》。

[1]《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决定》http://cpc.people.com.cn/BIG5/33837/25350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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