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回顾, 香港

经历六四的香港学生口述历史

(《火花》按:这篇专访原载于香港中大学生报六月特刊网站。本站编辑在阅读后认为其内容对台湾的读者也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征得受访者林致良先生同意后特此转载于我们的网站。内容意见仅代表原文采访者和受访者的立场,而文末我们加注的结语也仅代表本团体之观点。)

在大陆经历六四的香港大学生 ———专访林致良先生

访问:多啦啦啦

文:多啦啦啦啦

林致良先生出生于1969年的香港,在1986年到广州暨南大学就读,同年年底参与了八六学潮,并在1989年声援北京学生运动,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之一,其后他在九十年代初毕业回港。我们这次的访问主要围绕他当时在大陆读书时,参与运动的情况,以及作为「香港人」在六四镇压前后的中国公民社会的观察和体验,并借此思考香港应该如何面对正在来临的黑夜。

六四前后的中国社会变化

问:当时你在广东就读大学,你有感觉到六四前后的分别吗?

当时不止是广州,而是整个中国社会在1988年开始已经很明显地有一种躁动不安的情绪,这种感觉到1989年年初时更加明显。自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到1986年年底有第一次的学生运动,也就是八六学潮,结果八六学潮失败了,然后就是胡耀邦下台,变成了赵紫阳当总书记。

在1984年左右,改革开放在农村已经算是很成功,然而直到87年,大城市的发展却依旧停滞不前。于是,政府就打算推动经济改革计划[1],将原本在计划经济里很多货物的官定价格开放给市场决定,导致通货膨胀迅速加剧,计划因此宣告失败。改革失败留下的是腐败的温床:一方面中共保留计划经济的官方价格,另一方面却由私人市场决定价钱(所谓价格双轨制),结果官僚便可以从中倒卖物资、从差价谋取暴利,因此当时的贪污很严重。

同时,知识界看到改革开放好像已经去到了第10个年头,但是好像仍未看到很多改变,当时许多的知识分子(例如刘晓波)要求开放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例如1989年就曾经有一个签名运动要求释放魏京生(1978-1979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参与者),这个运动主要由学生和知识界参与。当时他们是有一些思想阵地的,比如报纸《世界经济导报》和杂志《读书》,他们有定期的沙龙,又和一些民运人士和文化人有接触,所以当时的有一些很有名的作家呼应联署,例如冰心。学生则主要参与在一些读书会和学生会等组织。当时这些组织仍未处于政府管制之下,因此相对还有些空间让学生举办讨论会或者组织社团。当时王丹便是这些活动中颇为积极的参与者。其实在我1986年到广州的时候已经有这些社团了。在当时的环境还相对而言比较宽松的情况下,这些活动都是介乎合法与不合法之间的。

「麻派和托派」与「蔚蓝色文明」

当时流行一个讲法 「麻派和托派」,「麻」就是爱打麻雀,「托」就是指考托福试。80年代很多人想去美国,所以当时大多数的同学都是这两派的,要么开心打麻将,要么专心考托福试,都不怎么理会政治的。但是当时也有一些历史系,中文系,新闻系的同学思想会比较活跃一点。我当时就是历史系的,系内的同学便会发起一些讨论会、读书会等等的活动。

在1987、1988年的时候有大量西方社会学术思想的书被翻译成了中文,当时也有一些介绍这些思想的书出版,最有名的便是当时《走向未来丛书》和《文化:中国和世界》系列。这些便是当时最主要的思想启蒙,包括沙特、佛洛依德、法兰克福学派等等,都因而进入中国的学术界而引起很多讨论。《河殇》纪录片也是如此,我们系便举办了《河殇》的播映会。当时的讨论气氛相当炽热的,对于未来的想像都相当正面,当时的知识分子都觉得中国都要走向未来,走向民主。用《河殇》的讲法便是「要走向蔚蓝色(海洋文明、西方世界)的天空」。在六四前,知识份子都对自由民主有很强烈的憧憬。

当时一些本地同学会觉得港澳生的视野比较开阔,因为港澳生能接触到的书比起中国大陆的学生多,当时我们港澳台和本地生的宿舍并不一样(可能是方便学校管理),但是港澳台生和内地生相处还算融洽,我们有什么有趣的书都会分享给他们看,当时的讨论还算很热烈。

问:北京和广州的最大不同是什么?

北京是运动的中心点,因此他的镇压也是最严厉的,广州则要到5月4号才有一个比较大规模的游行。这也因为当时的北京学生的绝食已经到了第五天,却没有任何人来慰问学生,激起了群众情绪,才开始有比较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广州没有罢工,但是有堵路,堵的是海珠桥(一条连接广州越秀区及海珠区的桥),堵了好几天。当时广州的群众斗争程度没有那么高。

在上海则有很多人游行去外滩,工人和市民到火车桥堵火车路轨,他们在躺在路轨上不让火车开出,这些人在后来甚至被判了死刑,镇压得很严厉。那时候成都的运动也很激烈,因为广州的斗争程度没有那么强,因此相对镇压得没有那么厉害。我还记得六月的时候仍一些游行,市民戴起花圈,有点哀悼的感觉,然后一同走向市中心。我们也有想过去荔湾区动员国企工人罢工,不过那时候就没去做,只是说说罢了,后来工人也没有罢工。可能因为广东靠近香港,五月底的时候有香港的人来广州的。那时候有两个香港劳工及妇女团体的香港人特意来到广州。我们也带他们去学生大会那里(他们是即日来回,马上就回香港了),他们离开前还捐了一些物资。

北京当时是运动最激烈的地方。其他都没那么激烈,但是面对的镇压都相当严厉。当时有新闻联播,新闻联播每天都放那些通缉新闻,那些新闻还是挺能渲染那种人人自危的气氛的。我还记得六月七号那天,甚至有传说解放军要直接攻进大学校园,之后就有些学生漏夜返香港。

「过关」与国安

问:六四后的校园情况是怎样的?

在六四后,整个环境变得很压抑。我记得当时1989年9月开学的时候,就突然有两个星期的「学习」,在大陆而言所谓「学习」某程度上便是一种政治的洗脑或灌输,当时我们每天都在听系内的老师、学生处的官僚,或搞「政治思想」的人报告,什么六四是和平演变啊,西方帝国主义的死心不息啊,学生被人利用啊什么的,当时每个学生都要「过关」(甚至港澳生也要「过关」的,但是我们可以轻松一点,不用那么认真)。「过关」就是写一篇检讨书来说你怎么看六四这件事。可想而知,当时整个气氛相当压抑,而当时的一些参与六四运动比较多的学生需要停学,甚至退学。

我五月中的时候也有参与这些运动,当时我们暨南大学带头,和黄埔区的其他大学(有华南工学院,华南师范学院)一同游行到广东的政府部门。6月回到香港的时候我也组织了一次到新华社的请愿。听大学的老师说,当时的国安也有到历史系里来翻查我的资料,但是事后就好像没有进一步的行动了。

被取消的社团

六四后的学生社团被全部取消了,六四前在校园内有很多同乡会:潮州人和潮州人在一起,中山人和中山人在一起的这种,而这些社团在六四后都被取缔了,整个学校气氛很压抑,我们校园本来有一个习惯是放电影的,而六四后有一次放的电影是一个讲周恩来怎么怎么厉害的电影。但是电影里有些场景,比如说周恩来接待尼克逊的那一幕,大家都拍手拍得很大声,那些人还是觉得要改革开放的,他们看到电影里其他赞扬共产党的场景时却没什么反应。当时还有放一套姜文的电影叫《本命年》,是作为坏榜样来放的,但是同学却看得津津有味。这阵低潮期的压抑到92年邓小平南巡才稍有改变。

问:你回去之前的感受怎样?

我回去的时候也很担心的,当时的爸妈也不怎么想我回去,但是都唸了3年了,没理由不把书唸完的。

「统战对象」与「外弛内张」

问:大陆政府在六四后对香港人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大陆政府会提防我们,他们也有跑去查我的档案。他们当时对香港和其他海外等等的人是矛盾的,一方面邓小平镇压了运动,但是他还是想继续走改革开放的路线,换言之还是需要一些港澳生来大陆唸书,还是要和港澳台侨生交往,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他的统战策略,故此他也没有说要赶走我们。但是的确这件事情对港澳台群体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有一些学生已经离开了学校,没有继续在大陆唸书。当时我有一个关系比较亲密的台湾的女同学,回去台湾之后就没有再回来了,也有一些是退学了的。

当时的变化是很复杂的,就拿那两个星期的「过关」反思期来说吧,我们系内的老师在报告的时候,他们表现得很不得已。我还记得当时我们系副主任做报告的时候,他拿着一本官方派发的「教学素材」,照本宣科地说:「根据这本书来说啊,这本书说的啊,这反革命暴乱是因为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和平演变…这本书这样讲的啊。」其实你能感觉到他在唸这本书的时候是有点「儿戏」的。他只是像一个录音机一样,把政府的宣传机器的论述都读出来而已,不见得相信这些事情。当时上课的时候很难听到他们的想法,如果希望听到他们真实的想法,便到老师家里和他聊天,然后聊多了,他觉得你是可信的人,他才会把他的想法讲出来。我记得有个老师和我说:「现在的形势是外弛内张。」他们也不能把话讲得太白,我意会到的是那种「表面看起来什么都没发生,但是内在却相当紧张的状态」,这也形容的颇贴切的。

问:这让我想起了当年的占中时,有来自大陆自由派的批评,说占中会破坏香港——这个在中国大地上唯一一个可以说真话的地方,那麽在六四后,大陆学者对香港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在我毕业之后,其实我仍然和大陆的一些学者有联络,我感觉到他们是很欣赏、很羡慕香港的。2003年五十万人游行之后,有一位南京大学的老师和我说:「你们真的好厉害,居然连基本法23条都能拉下马」,一位北京的老师和我说:「北京就不该这样管香港,你就放手让香港去吧」, 我能感觉到他们对香港是很羡慕的。

后八九和香港公民社会的同与不同

问:香港目前的情况和大陆当时的情况有什么相似或者不似?

我觉得有几点可以说的,第一点就是凡运动被人镇压的时候,即当权者秋后算账,清算、强力打压的时期,都会陷入一个反动期,也就是进入低潮的情况。现在的情况和当年89年下半年,到92年的那段时间的性质都很相近,每逢运动失败之后都是这样的。第二点是香港其实也不算特别恶劣,因为香港尚有一定的自由度,当然也在萎缩之中。但是相比八九之后(八九年之前已经没有什么自由了,八九年后连自由都没有了),是要稍微好一些的。现在对我们而言,最要紧的是不要夸大了香港恶劣的情况,也不要太过乐观,认清现实。

「香港还没到最坏的情况,认清我们仍有的空间,才是面对低潮期最好的方法」

不论是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1968捷克布拉格之春失败,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失败,之后都是有好几年的低潮期,现在香港同样要面对这些低潮期,但是香港和当年的中国有点不一样,就是香港到今日为止都仍然有一些自由。第二点是这个低潮期要到什么时候才结束呢?如果看历史的发展的话,这种低潮期是不可能长期延续的,中国自1989年之后就没有很强的群众运动了,但是到90年代中便有一些工人农民维权的抗争运动重新出现。而捷克经历1968年后,到1977年就有七七宪章的运动,这也就过了八年左右而已,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12年就爆发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了。很大程度上,香港要看中国有没有统治危机或者经济危机,如果大陆政府没有被削弱的话,香港就会面临一个相当严峻的时期,甚至比现在更困难。

但是别忘记香港还是有我们的独特之处的,我们暂时还没有全面的书籍和网络审查,仍然可以交流,国安也没有到台湾戒严时期那么严重。我记得以前去台湾的时候,那些台湾的社运朋友和我聊天时,也会留意一下附近有没有国安,确保安全才敢说话。香港也还没到最坏的情况,她还是一个国际城市,除非习近平决定完全不要这个人民币资本输出中心,那香港就会变成新疆了。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要认清位置,做一些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有句话是说:你不要妄图改变一些你改变不到的事情,你要给自己力量改变一些你可以改变的东西。我们不能因为「好像什么都做不了」,就坐等第二波运动,又或者期待特朗普可以东山再起,然后联合起欧盟来对抗中国,而我们可以坐享其成。这些就是想多了,我们要认清楚我们有什么空间,有什么东西我们仍可以做,这就是我们最能做到的地方。

火花结语

林先生这份访谈除了其历史价值外,更让后世的活动家们洞见了一些重要教训。在访谈最后,林先生对于当今香港运动的建言也尤其值得让我们反思。今天的香港遭受了挫败,并且即将进入到一段严峻的时期。但正是因为如此,任何为争取自由香港而斗争的人必须要务实地摒弃所有成见来反思为什么上次的抗争并没有成功。
自反送中抗争于2019年初爆发以来,我们《火花》所隶属的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就密切地追踪并分析香港运动的意义还有其可以取胜的途径。这些文章除了仍然可以透过我们网站的香港专栏阅读外,也收录在我们发表的相关小册子内。我们所倡导的几点战术包括:

  • 香港运动的主力必须是更加具组织的工人阶级,也因此必须要将运动诉求从抽象地自由民主诉求提升至社会性诉求,才能够吸引更多工人阶级加入战斗,并成功瘫痪中共主导下的香港资本主义体制来抵抗中共。
  • 香港运动必须建立民主领导机制,以增进行动能力并防止运动外人士擅自为运动基层代言,误导方向。
  • 香港运动的终极敌人不是港府,而是中共,也因此必须主动与中国大陆的工人群众和青年联手铲除北京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工人民主。
  • 绝对不能对西方帝国主义势力有任何幻想。向西方招手的最严重后果就是切断自己和中国大陆群众连结的机会。

这些并没有被运动内具有领导基础的势力所推行,也因此运动被孤立后逐渐式微,并被疫情重挫。现在,一国两制已经告终,而香港的群众即将被抛进同样囚禁著中国工人阶级的中国资本主义体制监牢内。近来苹果日报被迫停刊是这一过程的一部分。然而再极权的国家机器也不能阻止历史的巨轮继续向前转动。阶级斗争在任何的资本主义社会内终究会重新上升。在那时,香港的劳工和青年更加必须要主动地、积极地跟广大中国的工人群众在阶级的基础上联合,才有希望赢得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主义世界。

林致良,1969年生于香港,1986年到广州暨南大学就读,曾参与1986年底学潮和1989年声援北京学生运动。1990年代初回港,多年来参与社会运动。目前是「左翼廿一」成员,编著有《陈独秀晚年著作选》。

[1]《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http://cpc.people.com.cn/BIG5/33837/25350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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