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 1 月 25 日，数千名教师走上街头，抗议的核心指向一个看似中立、实则具备高度压迫性的制度——「校事会议」（校园事件处理会议）。若我们撇开「保护学生」的道德糖衣，现今的校事会议本质上是国家机器对教育劳动者进行的「行政圈地运动」。

一、 行政权力的扩张：从「专业评议」到「法律侦审」

在过去，教师的专业表现由同侪评议（教评会），这代表的是一种「专业自治」的阶级权力。然而，校事会议的引入，标志着国家官僚体系对这项权力的收回。

透过引入「外部调查员人才库」与「类司法」的调查程序，国家成功地在校园内建立了一套监狱式建筑。在校事会议的架构下，教师不再是被信任的专业主体，而是随时处于「预备受审」状态的劳动客体。这种权力转移，让教育部长官与法律专家得以绕过教学现场的复杂性。

二、 异化劳动：教学专业在行政溺水中的消亡

想像一下，今天在校内发生了一起学生冲突，教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没错，现在的教师会害怕被召开校事会议而不敢放开手处理，因为他们会担心被投诉到校事会议，即使他们的处理方式没有问题，但只要双方有一方不满，他们就可以直接把教师投诉到校事会议上

这种现象其实充分的展现了校事会议如何异化教育劳动者们：

1. 预防性劳动的兴起： 教师的工作不再是启发思维，而是「收集证据」。为了防范随时可能启动的校事会议，教师必须将心力耗费在撰写辅导纪录、录音、录影，这种「防卫性教学」是典型的无效劳动，却是生存的必然。
2. 行政窒息： 校事会议的「小案大办」特质，将基层行政与教师拖入无尽的会议与法律文书中。这是一种阶级剥削——国家机器透过行政程序，无偿占用了教师研发课程与陪伴学生的时间，将其转化为应付官僚审查的行政成本。

三、 伪正义的修辞：新自由主义下的「消费者霸权」

校事会议之所以能获得合法性，依赖于「学权保障」与「家长参与」的口号。但在阶级分析视角下，这其实是将教育体系纳入新自由主义的「顾客服务模式」。

当学生与家长被塑造成「消费者」，教师便沦为「服务提供者」。国家机器利用这种阶级分化，鼓励消费者透过校事会议进行「投诉」。在「顾客至上」的逻辑下，任何微小的管教冲突都可能被无限放大为「不适任」案件。这不仅瓦解了师生间的阶级团结，更让国家官僚得以扮演「仲裁者」的高位，进一步巩固其统治合法性。

四、我们可以怎么做？

法国五月风暴的经验揭示了学生运动的本质路径：建立基于民主集中制的『学生苏维埃』。

这种组织形式的核心在于其独立性与抗争性，它与当前教育部推行的『校事会议』背道而驰。校事会议实质上是一种新自由主义下的行政暴力，试图透过压迫基层教师来换取表象的学权保障，进而瓦解师生间的潜在团结。学生若要追求真正的自主，应建立自己的战斗组织，而非沦为官僚体制清算教师的帮凶。

五、 结语：重构教学主体的抵抗

这次的抗争，是教育劳动者对这种「行政暴政」的集体不服从。如果校事会议沦为随意启动的肃清工具，那么教育将不再具备改变阶级命运的功能，而仅仅成为一种生产资产阶级所需的劳动工具的工厂。

我们要求的废除恶法，本质上是要求「劳动自主权」的归还。教育的「正义」不应由外聘的调查员在密室会议中定义，而应回归到教学现场的师生互动中。当看穿了校事会议背后的阶级压迫本质，这场抗争就不应只是教师的职业福利问题，而是一场守护社会思想自由与专业尊严的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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