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 1 月 25 日，數千名教師走上街頭，抗議的核心指向一個看似中立、實則具備高度壓迫性的制度——「校事會議」（校園事件處理會議）。若我們撇開「保護學生」的道德糖衣，現今的校事會議本質上是國家機器對教育勞動者進行的「行政圈地運動」。

一、 行政權力的擴張：從「專業評議」到「法律偵審」

在過去，教師的專業表現由同儕評議（教評會），這代表的是一種「專業自治」的階級權力。然而，校事會議的引入，標誌著國家官僚體系對這項權力的收回。

透過引入「外部調查員人才庫」與「類司法」的調查程序，國家成功地在校園內建立了一套監獄式建築。在校事會議的架構下，教師不再是被信任的專業主體，而是隨時處於「預備受審」狀態的勞動客體。這種權力轉移，讓教育部長官與法律專家得以繞過教學現場的複雜性。

二、 異化勞動：教學專業在行政溺水中的消亡

想像一下，今天在校內發生了一起學生衝突，教師會做出怎樣的選擇？

沒錯，現在的教師會害怕被召開校事會議而不敢放開手處理，因為他們會擔心被投訴到校事會議，即使他們的處理方式沒有問題，但只要雙方有一方不滿，他們就可以直接把教師投訴到校事會議上

這種現象其實充分的展現了校事會議如何異化教育勞動者們：

1. 預防性勞動的興起： 教師的工作不再是啟發思維，而是「收集證據」。為了防範隨時可能啟動的校事會議，教師必須將心力耗費在撰寫輔導紀錄、錄音、錄影，這種「防衛性教學」是典型的無效勞動，卻是生存的必然。
2. 行政窒息： 校事會議的「小案大辦」特質，將基層行政與教師拖入無盡的會議與法律文書中。這是一種階級剝削——國家機器透過行政程序，無償占用了教師研發課程與陪伴學生的時間，將其轉化為應付官僚審查的行政成本。

三、 偽正義的修辭：新自由主義下的「消費者霸權」

校事會議之所以能獲得合法性，依賴於「學權保障」與「家長參與」的口號。但在階級分析視角下，這其實是將教育體系納入新自由主義的「顧客服務模式」。

當學生與家長被塑造成「消費者」，教師便淪為「服務提供者」。國家機器利用這種階級分化，鼓勵消費者透過校事會議進行「投訴」。在「顧客至上」的邏輯下，任何微小的管教衝突都可能被無限放大為「不適任」案件。這不僅瓦解了師生間的階級團結，更讓國家官僚得以扮演「仲裁者」的高位，進一步鞏固其統治合法性。

四、我們可以怎麼做？

法國五月風暴的經驗揭示了學生運動的本質路徑：建立基於民主集中制的『學生蘇維埃』。

這種組織形式的核心在於其獨立性與抗爭性，它與當前教育部推行的『校事會議』背道而馳。校事會議實質上是一種新自由主義下的行政暴力，試圖透過壓迫基層教師來換取表象的學權保障，進而瓦解師生間的潛在團結。學生若要追求真正的自主，應建立自己的戰鬥組織，而非淪為官僚體制清算教師的幫兇。

五、 結語：重構教學主體的抵抗

這次的抗爭，是教育勞動者對這種「行政暴政」的集體不服從。如果校事會議淪為隨意啟動的肅清工具，那麼教育將不再具備改變階級命運的功能，而僅僅成為一種生產資產階級所需的勞動工具的工廠。

我們要求的廢除惡法，本質上是要求「勞動自主權」的歸還。教育的「正義」不應由外聘的調查員在密室會議中定義，而應回歸到教學現場的師生互動中。當看穿了校事會議背後的階級壓迫本質，這場抗爭就不應只是教師的職業福利問題，而是一場守護社會思想自由與專業尊嚴的階級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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