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川普（Donald Trump）發起的全球貿易戰，如今已演變成全球兩大經濟體——美國與中國之間的對抗。然而問題在於：誰掌握主動權？誰會先退卻？這一問題關乎全球經濟的命運。（按：本文原文發表於2025年4月16日。譯者：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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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相信，通過極其強硬的手段發起這場貿易戰能夠震懾中國，從而逼迫其妥協達成協議。他將關稅視為談判策略，認為越強硬，美國就越能爭取到協議中的有利條件。但他既未理解中國的優勢，也不明白美國的劣勢。

2025年4月3日星期四，即川普政府發起此次貿易戰的次日——他們美其名曰「解放日」——詹姆斯·戴維·范斯（J.D. Vance）在福克斯新聞（FOX News）中表示：「我們向中國鄉巴佬借錢來購買他們制造的商品。」毫無疑問，他這是在嘗試討好美國國內的支持者。然而，習近平也有自己所謂的「政治基本盤」，而這一點也影響了中方對美方威脅的回應方式。

中國政府迅速抓住了這個機會，將這些冒犯性的言論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上大肆宣傳。中國人民在歷史上經歷了「百年屈辱」，也對這段傲慢的西方帝國主義者一手造成的苦難記憶猶新；聽到「鄉巴佬」這樣的蔑稱，群眾自然立刻憤怒不已。宛如草船借箭，中國政府一下激起了全國上下許多群眾的情緒：「這些傲慢又懶惰的美國人有什麼資格蔑稱我們為鄉巴佬？我們要讓他們看看誰才是真正的‘鄉巴佬’！」

不僅如此，川普政府大動干戈的發動貿易戰本身已經讓中國政權有了「將經濟困難歸咎於美國帝國主義」的借口，而這些拙劣的言論更是大大提高了中國在這場劇烈貿易戰中能夠承受的代價和痛苦的門檻。

無論如何，中國經濟確實會承受嚴重衝擊：它有可能被切斷與最大出口市場的聯系。因此，中國極有動力與川普談判，做出讓步並達成協議。但另一方面，如果習近平的讓步被視為退讓，他將面臨顏面盡失的風險。

誰會贏？

被稱為所謂「離經叛道的馬克思主義者」的雅尼斯·瓦魯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認為，美國在這場貿易戰中占據很大的優勢。他在4月8日表示：「如果你每年對美國保持2400億美元的順差，那你就不可能贏得貿易戰。就這麼簡單」。據路透社（Reuters）報道，中國去年的貿易順差為2950億美元。按照瓦魯法基斯的邏輯，中國處於非常弱勢的地位：美國只需威脅切斷這個巨大市場，就可以讓中國屈服。

但貿易逆差國家，即為他國提供大市場的一方在談判中真的就擁有更大籌碼嗎？真相要遠比瓦魯法基斯所言復雜、辯證得多——至少對中國而言。即便中國出口高度依賴美國，一個如美國這樣貿易逆差大的國家也並不一定在整體上就占有優勢。

貿易關系本質上是一種「關系」，是雙向的。像中美這樣位於全球經濟核心的貿易關系，本質上是共生的：彼此相互依賴。

中國早已為此時此刻的貿易衝突做出准備，積極開發其他市場、發展自主技術，以減少對美依賴。然而，美國市場對中國來說仍是無可代替的；中國的產能過大，以至於全球市場的其它部分無法將其吸收。

而對美國來說，中國制造品的物美價廉也仍是無可代替的。如果川普真要將它們移除出美國市場，這種巨大的經濟破壞將在美國本土制造業真正實現「偉大復興」之前（且不論這樣的復興是否會發生）就會顯現。

關稅的邏輯在於美國能以其世界最大市場的地位迫使中國讓步。但如果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是美國，那也意味著美國市場高度依賴中國商品。那麼，如果這些商品突然被切斷，美國市場將會怎樣？

大量美國家庭所依賴的消費品，從日常雜物到生活必需，將要麼消失，要麼價格暴漲。舉個例子，iPhone當前在中國生產，其現在售價約為1000美元；若全部轉回美國制造，其價格將飆升至1800美元甚至2000美元，這樣的價格上漲取決於蘋果公司能在多大程度上消化這些成本。據《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估算，全機美國制造的iPhone價格可高達3500美元。難怪川普在最後一刻為智能手機做了特別豁免！

中國的制造實力、技術水平、基礎設施及熟練勞動力，使其在如iPhone等消費品、以及資本品及其零部件等方面都無法被取代。根據高盛（Goldman Sachs）的數據，美國從中國進口的商品中，有36%的商品都是依賴於中國作為主要供應商，供應著70%以上的美國市場需求。

而反過來，僅有10%的中國進口商品是必須依賴美國的。

美國制造業的「偉大復興」？

川普的目標看上去是要激發美國制造業的「偉大復興」，所以也許他並不在意短期內美國消費者承受巨大通脹或貨架空空——只要幾年後高質量制造業崗位能重回美國。若真能大規模實現，美國工人階級或許也能接受一時之痛。

問題在於，美國現有制造業極度依賴中國零部件。也就是說，尚存的美國制造業將在這波打擊中受到嚴重衝擊——不是買不到關鍵零部件，就是要以極高價格購入（因為它們也被征收關稅）。這將直接削弱美國制造企業的競爭力，最終反而導致制造業崗位的進一步流失——也就是說，關稅政策原本要解決的問題反被加劇。

例如，《金融時報》預計，這些關稅將使特斯拉的競爭力大幅下降，落後於中國電動車企比亞迪。一方面，比亞迪自川普第一任期限制中國電動車出口起，已逐步減少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另一方面，特斯拉現在要為進口零部件支付高額關稅。盡管這些措施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護美國本土市場，但面對進口零部件上被征收四分之一成本的關稅，特斯拉比起比亞迪在全球市場上可能面臨更大的劣勢。

現實是，當代制造業非常復雜且高度技術化，要將所有零部件的制造過程遷回美國極其困難。這不僅需要大量時間，也需要巨額投入來培訓工人、重建技術與基礎設施。有些環節可能根本無法回遷——即便能做到，也遠超川普任期可見成效的時間。舉例來說，據估算，若蘋果將其供應鏈中的10%從中國遷回美國，至少需300億美元，且需三年時間。而即便完成，這也將帶來消費者難以接受的價格上漲——因為美國的工資成本更高。

同時，這些100%美國制造的商品將完全喪失全球競爭力。其結果是，美國商品出口規模相對有限的局面（也是造成美國對華及他國龐大貿易赤字的重要一環）將依然存在。

而中國在另一方面正面臨著嚴重、長期的產能過剩，同時還面臨著失去其最大市場的風險。中國在許多行業的產能早已超過全球需求。據路透社報道，「2024年中國光伏電池產能達到1000吉瓦，是全球需求的兩倍以上」。類似情況廣泛存在於其他行業。

中國的經濟模式雖然競爭力強，但仍處於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邏輯之內，並無法擺脫其限制。這個模式完全依賴大力投資推動工業生產，以保障就業、打敗競爭對手。但這一過程的終點——也就是當下——則是中國產品淹沒全球市場，威脅全球產業與就業。不僅在美國，全球其他地區亦然；就連與中國有著「無間友誼」的俄羅斯，也只得對中國產品加征關稅，以保護自身工業。

正因如此，中國經濟正在放緩，就業機會減少，其核心的房地產與建築行業也陷入深重危機。中國同樣債台高築——這場投資熱潮完全是依賴資本主義一貫的方式投機融資。而川普的大規模關稅向中國經濟施加了嚴峻的威脅：它不僅會加劇中國的生產過剩問題，更會迫使中國不是開拓新市場，就是關閉工廠、裁員數百萬人。

而若關稅持續下去，美國也將面臨嚴重短缺、通貨膨脹及就業危機。沒有任何一方會「贏」得這場貿易戰，因為這兩大經濟體本質上是一個注定崩潰的資本主義體系的兩面。但總的來說，中國反而占據著上風。《金融時報》的阿瑟·克羅伯（Arthur Kroeber）稱，美國「對中國工業投入的依賴程度是中國對美依賴的三倍」，而「原材料價格上漲已在打擊美國企業投資」。

這些短缺將波及美國的整個經濟活動——從玩具和服裝，到稀土、高科技磁體、乃至一切涉及電路與運算的產品。試圖通過關稅徹底切斷中美經濟關系將對美國造成極其嚴重的經濟打擊。

另一個赤字

美國政府負債達36萬億美元，相當於其GDP的124%。這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債務，相對於經濟體量也是最高之一。

這一債務與龐大的貿易赤字密切相關，都是美國在全球市場競爭力下降的產物。稅收無法滿足支出是原因之一——而稅收能力又取決於經濟強度（如果出口和利潤大增，稅收自然也能更多）。

由於美國消費遠高於生產、也高於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市場成了全球第一大市場。同時，美國還掌握著全球最強大的金融壟斷資本與最大資本市場。這意味著美元幾十年來始終是全球儲備貨幣，為全球金融提供「避風港」。

資本主義運作中是客觀需要一個「避風港」以抵御市場的動蕩與不確定性的。當美國資本主義在全球占據主導地位後，全球資本家普遍認為美國是他們的避風港不二之選：資本家們相信美國不會違約其債務，因為它經濟、政治、軍事都太強大。這種對「避風港」的信任不斷自我強化，形成了一個「正向反饋」的循環：資本家知道其他人也會繼續投資美國，所以更加放心借錢給美國，這又讓美國能夠更輕松的償還其債務。

這也是為什麼美國在全球股票市場總市值當中占比高達65%，而其GDP占全球比重只有25%。這種懸殊差距的根本原因在於全球貿易與金融需要這樣一個避風港和「潤滑劑」——即美國國債與美元所代表的信用體系。但這背後的經濟基礎如今依然正在以可見的速度萎縮。

當前美國作為避風港的境況也使其獲得了所謂的「過度特權」（exorbitant privilege）——可以以極低利率借到遠超過其他國家的資金，並長期以資本避風港的地位維持遠超其實際經濟實力的消費與赤字。這也是為什麼美國政府如此的債台高築；美國政府也正是得益於此才能夠以入不敷出的方式，作為全球貿易中心和最大市場存活已久。

但這項「特權」也和巨額貿易赤字也正因上述因素而密不可分。美國本質上是從向其出口商品的國家（主要是中國）那裡借錢，然後再用這筆錢繼續買這些國家的商品。這種做法完全不可持續，並構成了全球經濟體系中的一個核心矛盾。

這也是為什麼，巨額貿易逆差並不代表美國在貿易戰中就握有所有籌碼。

美元霸權的動搖

那麼，正是這個結構性矛盾促使川普上周取消了對多數國家的「解放日」關稅計劃。大範圍加征關稅使全球資本開始懷疑美國是否依然是「避風港」。

這樣的關稅政策意味著資本家們無法再輕易相信美國作為一個國家的穩定和開放性。美國的股市對他們來說是全球市場的65%——這樣的份額是建立在這樣的對美國政治穩定性和「法治」的信心上的，即如此「尊重」私有財產權的政府不會突然實施有害於資本家利益的政策。然而，這一切突然受到了威脅。美元的避險地位就會受到衝擊。例如上周，加拿大和丹麥的主要養老基金宣布撤離美國市場，原因正是美國的政治動蕩。

美元、美國股市和債券市場也出現了教科書般的資本外逃跡像。長期以來，每逢全球經濟動蕩資本就會湧入美國，而如今資本卻開始撤離。自「解放日」起，美元就持續貶值。

川普也許希望美元貶值，因為這樣會讓美國出口的商品更便宜，因而為美國制造業注入一針強心劑。但他絕不希望——也承受不起——美元失去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他在2024年11月30日就曾發推強調：

「金磚國家想擺脫美元而我們卻還在袖手旁觀的日子結束了！我們需要要求他們承諾不會推出新貨幣或支持其他貨幣來取代美元，否則他們將面臨100%關稅，並等著和跟一片大好的美國經濟做買賣說拜拜吧。他們最好另找「接盤俠」！金磚國家絕不可能取代美元在國際貿易的地位，也沒有膽敢嘗試這樣做的國家就等著和美國說拜拜吧。」

雖然美元不會立刻被其他貨幣取代，但它有可能失去絕對主導地位，而這將讓美國國債的融資成本大幅上升。

事實上，上周美國國債利率漲速為1980年代以來最快。日本政府大量拋售美國國債，迫使利率飆升。而中國作為美國國債的最大外國持有者，也有可能效仿，哪怕只是停止購買、而非出售，也足以對美國造成災難性影響。

2025年4月12日，《福布斯》援引荷蘭ING銀行的外彙策略師稱：「美元信心危機已不是假設，而是正在全面爆發。」

美國經濟，乃至整個世界經濟，幾十年來都在某種「信心騙局」中維持運轉。只要能借錢維持其市場中心地位，就能繼續借錢讓市場繼續運作。這套伎倆失效的那一刻就將會如同《威利狼和嗶嗶鳥》裡的威利狼一樣跑下了懸崖峭壁而不自知，一旦低頭，就只能發現自己正墜落深淵。

如果美國再也無法以低利率借款，就可能陷入全面金融危機。為了避免政府債務違約，他們只得通過大幅削減財政支出（即全面緊縮）來避免，而這又會加重經濟危機。而川普還打算幾個月後推行大規模減稅政策，這只會讓赤字進一步飆升，加劇利率壓力，更加使得美國政府債台高築。

美國若發生債務違約，極有可能引發一場全球金融危機，甚至導致新一輪的大蕭條。與2008年不同的是，美國政府屆時可能缺乏足夠的財政和貨幣手段來穩定金融體系。盡管違約或許仍可避免，但為避免違約所采取的措施——例如大規模印鈔——本身也將帶來嚴重後果，包括失控的通貨膨脹，以及全球對美國經濟和資本主義體系信心的嚴重動搖。

川普是傻子嗎？

這場危機讓自由派媒體紛紛嘲笑川普「毫無計劃、愚蠢至極，制造了巨大的‘在沒有對手脅迫的情況下，自己主動犯的不必要錯誤’」。

但這其實不是簡單的「錯誤」，而是加速了那些本已在進行中的客觀政治與經濟進程，而這總體彰顯了資本主義的窮途末路，也更彰顯了美帝國主義的相對衰落。

人盡皆知，美國最「跨黨派」的政策就是利用關稅和貿易限制遏制中國。美國統治階級的兩翼都對此十分支持，拜登政府也對中國實施了巨大的經濟打擊。他的出口管制政策恰恰促使中國加速技術自立並拓展其他市場，反而削弱了川普此刻手中的籌碼。

拜登（Joe Biden）的《通脹削減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本身也被廣泛認為是對歐洲的保護主義措施。拜登政府挑起俄羅斯發動烏克蘭戰爭的部分目的就是削弱歐洲（尤其德國），令其無法再與俄羅斯合作。但這最終傷害了歐洲，也反噬了美國帝國主義——因為俄羅斯正在這場戰爭中接近獲勝。

一屆又一屆的美國政府不斷利用並濫用美元的地位，對其所有敵對國家實施制裁。這些制裁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奏效，是因為美國市場和金融機構的中心地位：當美國實施制裁時，它可以依賴全球範圍內企業的配合。如果企業無視這些制裁——盡管它們有權這樣做——它們將被切斷與美國市場以及由美國通過SWIFT系統控制的整個全球金融體系的聯系。川普對金磚國家的威脅，只不過是美國政府幾十年來使用這一策略的一種更粗暴的表達方式。

問題在於，長期將制裁作為懲罰手段，會逐漸促使其他國家開始建立替代美國金融體系的方案。這也是為什麼中國和俄羅斯一直在開發替代性金融工具，使企業和政府能夠繞開美國金融體系完成支付。

事實上，在川普重新上台之前，美元的主導地位就已開始下降，與此同時，美國政府債務的利率也在上升。

正如斯坦福大學經濟政策研究所指出的：

「從2020年到2023年，未償還的美國國債價值下降了26%，這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大幅度的跌幅之一。為在疫情期間穩定國債市場，美聯儲出手進行了盧斯蒂格所稱‘驚人規模’的國債購買。從2020年到2022年的幾個季度裡，美聯儲購買了美國政府發行的全部長期國債。但當美聯儲停止購買後，收益率飆升——而價格則下跌。」

階級憤怒的崛起

川普當選的根源在於美國資本主義深陷危機。美國民眾對現狀和建制派充滿憤怒，工人階級痛恨全球化和去工業化的後果。這些情緒都根植於長期、客觀的原因，也是無法被忽視的。道貌岸然的自由派們看似「理性」、「明事理」，然而面對這股階級的怒火不僅無計可施，甚至可以說，這怒火的蔓延，他們難辭其咎。

川普有關貿易談判的個人想法——其中有不少外界妄加的猜測——只是次要的。他之所以上台，是因為他聲稱承諾要為憤怒的工人階級帶來徹底改變——結束數十年工資停滯、工業衰退、債務高企和不平等加劇。

不同於自由派政客，川普真的在試圖兌現承諾而非妥協。如果他現在在這場貿易戰中退縮，那他的競選、運動、承諾、希望——都將化為泡影。他所謂的「強人形像」也將土崩瓦解。那群支持維持現狀的人，也就是他所稱的「深層政府」或「全球主義者」，將會贏得勝利。那個告訴人們要「拼命戰鬥」的大人物，會在第一次對抗中就乖乖繳械投降。全世界都會明白，他所依賴的那種權力與自信的形像——也是他談判立場的基礎——其實只是一場虛張聲勢。因此，他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不敢從他先前誇下海口的承諾中退讓。

然而，川普所謂「勢不可擋的力量」如今面對的是習近平和中國經濟這塊「不可移動的磐石」。如果習近平為了重新進入美國市場而退讓，那就等於向世界宣告：中國可以被恐嚇和欺負。這相當於放棄宣稱自己是太平洋地區能與美國分庭抗禮的力量。

習近平在中國國內的政治合法性正是建立在這樣一套敘事上：帶領中國崛起挑戰美國霸權。他的政權為爭取支持，一段時期以來持續煽動民族主義情緒 。而針對與美國的這場衝突所做的准備工作也進行多時，中國民眾對此心知肚明。

中國人民深知在西方傲慢行徑中苦難受辱的感受，而美國的行為也因此被正確看作是「衰落帝國主義」試圖壓制中國、讓中國繼續貧窮的企圖。中國共產黨一直以來都以反帝國主義自居來嘗試建立自身的合法性（盡管事實上中國如今本身已經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並宣稱自己是帶領中國走向強大與獨立的力量。

在這樣的背景下，如果習近平對川普做出較大讓步，這將嚴重損害習近平政權的聲譽，尤其是在貿易戰是由美國挑起、責任在美方的前提下。上述范斯的言論反倒從政治上增強了習近平的談判籌碼；這些話有助於向中國國內宣傳當前的經濟困難只是暫時的——畢竟這都是那些傲慢的西方人造成的——從而為中國可以對敵人發起有力一擊提供正當性。

交易的藝術

中美最終極有可能達成協議——這其中對雙方的利害關系太大了。但川普將局勢推到如此緊張的程度，使得達成協議的代價變得異常高昂，並使得他不失顏面地達成協議變得格外困難。

一旦美國工人階級發現所謂「美國優先」並未帶來高薪崗位與「美國新黃金時代」，反而帶來了一場嚴重的經濟危機、或屈辱地對華妥協（或兩者皆有），他們將比之前更加憤怒。若幻想他們會溫順接受，從宏大的幻想中醒來並回歸「理性自由派」，才是真正的痴人說夢。

美國帝國主義的衰落，以及資本主義體系的整體危機，最終將迫使全球工人階級為自身利益而戰鬥。他們的口號將不是「美國第一」，而是「工人階級第一」。

這場貿易戰是自19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衝突——或許甚至是史上最嚴重的一次。它不是川普的瘋狂表現，而是資本主義走到死胡同的像征。世界已容不下兩個帝國主義霸權國家：美國與中國。曾是全球增長源泉的中美關系，如今卻成了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的最大威脅。解決之道，絕不會在資本主義體系之內誕生。我們的唯一出路，就是將世界經濟從寄生富豪的手中解放出來，交到全球工人階級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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