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谁掌握主动权?
由川普(Donald Trump)发起的全球贸易战,如今已演变成全球两大经济体——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对抗。然而问题在于:谁掌握主动权?谁会先退却?这一问题关乎全球经济的命运。(按:本文原文发表于2025年4月16日。译者:梅安)
川普相信,通过极其强硬的手段发起这场贸易战能够震慑中国,从而逼迫其妥协达成协议。他将关税视为谈判策略,认为越强硬,美国就越能争取到协议中的有利条件。但他既未理解中国的优势,也不明白美国的劣势。
2025年4月3日星期四,即川普政府发起此次贸易战的次日——他们美其名曰「解放日」——詹姆斯·戴维·范斯(J.D. Vance)在福克斯新闻(FOX News)中表示:「我们向中国乡巴佬借钱来购买他们制造的商品。」毫无疑问,他这是在尝试讨好美国国内的支持者。然而,习近平也有自己所谓的「政治基本盘」,而这一点也影响了中方对美方威胁的回应方式。
中国政府迅速抓住了这个机会,将这些冒犯性的言论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大肆宣传。中国人民在历史上经历了「百年屈辱」,也对这段傲慢的西方帝国主义者一手造成的苦难记忆犹新;听到「乡巴佬」这样的蔑称,群众自然立刻愤怒不已。宛如草船借箭,中国政府一下激起了全国上下许多群众的情绪:「这些傲慢又懒惰的美国人有什么资格蔑称我们为乡巴佬?我们要让他们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乡巴佬’!」
不仅如此,川普政府大动干戈的发动贸易战本身已经让中国政权有了「将经济困难归咎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借口,而这些拙劣的言论更是大大提高了中国在这场剧烈贸易战中能够承受的代价和痛苦的门槛。
无论如何,中国经济确实会承受严重冲击:它有可能被切断与最大出口市场的联系。因此,中国极有动力与川普谈判,做出让步并达成协议。但另一方面,如果习近平的让步被视为退让,他将面临颜面尽失的风险。
谁会赢?
被称为所谓「离经叛道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雅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认为,美国在这场贸易战中占据很大的优势。他在4月8日表示:「如果你每年对美国保持2400亿美元的顺差,那你就不可能赢得贸易战。就这么简单」。据路透社(Reuters)报道,中国去年的贸易顺差为2950亿美元。按照瓦鲁法基斯的逻辑,中国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美国只需威胁切断这个巨大市场,就可以让中国屈服。
但贸易逆差国家,即为他国提供大市场的一方在谈判中真的就拥有更大筹码吗?真相要远比瓦鲁法基斯所言复杂、辩证得多——至少对中国而言。即便中国出口高度依赖美国,一个如美国这样贸易逆差大的国家也并不一定在整体上就占有优势。

贸易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关系」,是双向的。像中美这样位于全球经济核心的贸易关系,本质上是共生的:彼此相互依赖。
中国早已为此时此刻的贸易冲突做出准备,积极开发其他市场、发展自主技术,以减少对美依赖。然而,美国市场对中国来说仍是无可代替的;中国的产能过大,以至于全球市场的其它部分无法将其吸收。
而对美国来说,中国制造品的物美价廉也仍是无可代替的。如果川普真要将它们移除出美国市场,这种巨大的经济破坏将在美国本土制造业真正实现「伟大复兴」之前(且不论这样的复兴是否会发生)就会显现。
关税的逻辑在于美国能以其世界最大市场的地位迫使中国让步。但如果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是美国,那也意味着美国市场高度依赖中国商品。那么,如果这些商品突然被切断,美国市场将会怎样?
大量美国家庭所依赖的消费品,从日常杂物到生活必需,将要么消失,要么价格暴涨。举个例子,iPhone当前在中国生产,其现在售价约为1000美元;若全部转回美国制造,其价格将飙升至1800美元甚至2000美元,这样的价格上涨取决于苹果公司能在多大程度上消化这些成本。据《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估算,全机美国制造的iPhone价格可高达3500美元。难怪川普在最后一刻为智能手机做了特别豁免!
中国的制造实力、技术水平、基础设施及熟练劳动力,使其在如iPhone等消费品、以及资本品及其零部件等方面都无法被取代。根据高盛(Goldman Sachs)的数据,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中,有36%的商品都是依赖于中国作为主要供应商,供应着70%以上的美国市场需求。
而反过来,仅有10%的中国进口商品是必须依赖美国的。
美国制造业的「伟大复兴」?
川普的目标看上去是要激发美国制造业的「伟大复兴」,所以也许他并不在意短期内美国消费者承受巨大通胀或货架空空——只要几年后高质量制造业岗位能重回美国。若真能大规模实现,美国工人阶级或许也能接受一时之痛。
问题在于,美国现有制造业极度依赖中国零部件。也就是说,尚存的美国制造业将在这波打击中受到严重冲击——不是买不到关键零部件,就是要以极高价格购入(因为它们也被征收关税)。这将直接削弱美国制造企业的竞争力,最终反而导致制造业岗位的进一步流失——也就是说,关税政策原本要解决的问题反被加剧。
例如,《金融时报》预计,这些关税将使特斯拉的竞争力大幅下降,落后于中国电动车企比亚迪。一方面,比亚迪自川普第一任期限制中国电动车出口起,已逐步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特斯拉现在要为进口零部件支付高额关税。尽管这些措施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美国本土市场,但面对进口零部件上被征收四分之一成本的关税,特斯拉比起比亚迪在全球市场上可能面临更大的劣势。
现实是,当代制造业非常复杂且高度技术化,要将所有零部件的制造过程迁回美国极其困难。这不仅需要大量时间,也需要巨额投入来培训工人、重建技术与基础设施。有些环节可能根本无法回迁——即便能做到,也远超川普任期可见成效的时间。举例来说,据估算,若苹果将其供应链中的10%从中国迁回美国,至少需300亿美元,且需三年时间。而即便完成,这也将带来消费者难以接受的价格上涨——因为美国的工资成本更高。
同时,这些100%美国制造的商品将完全丧失全球竞争力。其结果是,美国商品出口规模相对有限的局面(也是造成美国对华及他国庞大贸易赤字的重要一环)将依然存在。
而中国在另一方面正面临着严重、长期的产能过剩,同时还面临着失去其最大市场的风险。中国在许多行业的产能早已超过全球需求。据路透社报道,「2024年中国光伏电池产能达到1000吉瓦,是全球需求的两倍以上」。类似情况广泛存在于其他行业。
中国的经济模式虽然竞争力强,但仍处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逻辑之内,并无法摆脱其限制。这个模式完全依赖大力投资推动工业生产,以保障就业、打败竞争对手。但这一过程的终点——也就是当下——则是中国产品淹没全球市场,威胁全球产业与就业。不仅在美国,全球其他地区亦然;就连与中国有着「无间友谊」的俄罗斯,也只得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以保护自身工业。
正因如此,中国经济正在放缓,就业机会减少,其核心的房地产与建筑行业也陷入深重危机。中国同样债台高筑——这场投资热潮完全是依赖资本主义一贯的方式投机融资。而川普的大规模关税向中国经济施加了严峻的威胁:它不仅会加剧中国的生产过剩问题,更会迫使中国不是开拓新市场,就是关闭工厂、裁员数百万人。
而若关税持续下去,美国也将面临严重短缺、通货膨胀及就业危机。没有任何一方会「赢」得这场贸易战,因为这两大经济体本质上是一个注定崩溃的资本主义体系的两面。但总的来说,中国反而占据着上风。《金融时报》的阿瑟·克罗伯(Arthur Kroeber)称,美国「对中国工业投入的依赖程度是中国对美依赖的三倍」,而「原材料价格上涨已在打击美国企业投资」。
这些短缺将波及美国的整个经济活动——从玩具和服装,到稀土、高科技磁体、乃至一切涉及电路与运算的产品。试图通过关税彻底切断中美经济关系将对美国造成极其严重的经济打击。
另一个赤字
美国政府负债达36万亿美元,相当于其GDP的124%。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债务,相对于经济体量也是最高之一。
这一债务与庞大的贸易赤字密切相关,都是美国在全球市场竞争力下降的产物。税收无法满足支出是原因之一——而税收能力又取决于经济强度(如果出口和利润大增,税收自然也能更多)。
由于美国消费远高于生产、也高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市场成了全球第一大市场。同时,美国还掌握著全球最强大的金融垄断资本与最大资本市场。这意味着美元几十年来始终是全球储备货币,为全球金融提供「避风港」。
资本主义运作中是客观需要一个「避风港」以抵御市场的动荡与不确定性的。当美国资本主义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后,全球资本家普遍认为美国是他们的避风港不二之选:资本家们相信美国不会违约其债务,因为它经济、政治、军事都太强大。这种对「避风港」的信任不断自我强化,形成了一个「正向反馈」的循环:资本家知道其他人也会继续投资美国,所以更加放心借钱给美国,这又让美国能够更轻松的偿还其债务。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在全球股票市场总市值当中占比高达65%,而其GDP占全球比重只有25%。这种悬殊差距的根本原因在于全球贸易与金融需要这样一个避风港和「润滑剂」——即美国国债与美元所代表的信用体系。但这背后的经济基础如今依然正在以可见的速度萎缩。
当前美国作为避风港的境况也使其获得了所谓的「过度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可以以极低利率借到远超过其他国家的资金,并长期以资本避风港的地位维持远超其实际经济实力的消费与赤字。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政府如此的债台高筑;美国政府也正是得益于此才能够以入不敷出的方式,作为全球贸易中心和最大市场存活已久。
但这项「特权」也和巨额贸易赤字也正因上述因素而密不可分。美国本质上是从向其出口商品的国家(主要是中国)那里借钱,然后再用这笔钱继续买这些国家的商品。这种做法完全不可持续,并构成了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一个核心矛盾。
这也是为什么,巨额贸易逆差并不代表美国在贸易战中就握有所有筹码。
美元霸权的动摇
那么,正是这个结构性矛盾促使川普上周取消了对多数国家的「解放日」关税计划。大范围加征关税使全球资本开始怀疑美国是否依然是「避风港」。

这样的关税政策意味着资本家们无法再轻易相信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稳定和开放性。美国的股市对他们来说是全球市场的65%——这样的份额是建立在这样的对美国政治稳定性和「法治」的信心上的,即如此「尊重」私有财产权的政府不会突然实施有害于资本家利益的政策。然而,这一切突然受到了威胁。美元的避险地位就会受到冲击。例如上周,加拿大和丹麦的主要养老基金宣布撤离美国市场,原因正是美国的政治动荡。
美元、美国股市和债券市场也出现了教科书般的资本外逃迹像。长期以来,每逢全球经济动荡资本就会涌入美国,而如今资本却开始撤离。自「解放日」起,美元就持续贬值。
川普也许希望美元贬值,因为这样会让美国出口的商品更便宜,因而为美国制造业注入一针强心剂。但他绝不希望——也承受不起——美元失去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他在2024年11月30日就曾发推强调:
「金砖国家想摆脱美元而我们却还在袖手旁观的日子结束了!我们需要要求他们承诺不会推出新货币或支持其他货币来取代美元,否则他们将面临100%关税,并等著和跟一片大好的美国经济做买卖说拜拜吧。他们最好另找「接盘侠」!金砖国家绝不可能取代美元在国际贸易的地位,也没有胆敢尝试这样做的国家就等著和美国说拜拜吧。」
虽然美元不会立刻被其他货币取代,但它有可能失去绝对主导地位,而这将让美国国债的融资成本大幅上升。
事实上,上周美国国债利率涨速为1980年代以来最快。日本政府大量抛售美国国债,迫使利率飙升。而中国作为美国国债的最大外国持有者,也有可能效仿,哪怕只是停止购买、而非出售,也足以对美国造成灾难性影响。
2025年4月12日,《福布斯》援引荷兰ING银行的外汇策略师称:「美元信心危机已不是假设,而是正在全面爆发。」
美国经济,乃至整个世界经济,几十年来都在某种「信心骗局」中维持运转。只要能借钱维持其市场中心地位,就能继续借钱让市场继续运作。这套伎俩失效的那一刻就将会如同《威利狼和哔哔鸟》里的威利狼一样跑下了悬崖峭壁而不自知,一旦低头,就只能发现自己正坠落深渊。
如果美国再也无法以低利率借款,就可能陷入全面金融危机。为了避免政府债务违约,他们只得通过大幅削减财政支出(即全面紧缩)来避免,而这又会加重经济危机。而川普还打算几个月后推行大规模减税政策,这只会让赤字进一步飙升,加剧利率压力,更加使得美国政府债台高筑。
美国若发生债务违约,极有可能引发一场全球金融危机,甚至导致新一轮的大萧条。与2008年不同的是,美国政府届时可能缺乏足够的财政和货币手段来稳定金融体系。尽管违约或许仍可避免,但为避免违约所采取的措施——例如大规模印钞——本身也将带来严重后果,包括失控的通货膨胀,以及全球对美国经济和资本主义体系信心的严重动摇。
川普是傻子吗?
这场危机让自由派媒体纷纷嘲笑川普「毫无计划、愚蠢至极,制造了巨大的‘在没有对手胁迫的情况下,自己主动犯的不必要错误’」。
但这其实不是简单的「错误」,而是加速了那些本已在进行中的客观政治与经济进程,而这总体彰显了资本主义的穷途末路,也更彰显了美帝国主义的相对衰落。
人尽皆知,美国最「跨党派」的政策就是利用关税和贸易限制遏制中国。美国统治阶级的两翼都对此十分支持,拜登政府也对中国实施了巨大的经济打击。他的出口管制政策恰恰促使中国加速技术自立并拓展其他市场,反而削弱了川普此刻手中的筹码。
拜登(Joe Biden)的《通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本身也被广泛认为是对欧洲的保护主义措施。拜登政府挑起俄罗斯发动乌克兰战争的部分目的就是削弱欧洲(尤其德国),令其无法再与俄罗斯合作。但这最终伤害了欧洲,也反噬了美国帝国主义——因为俄罗斯正在这场战争中接近获胜。
一届又一届的美国政府不断利用并滥用美元的地位,对其所有敌对国家实施制裁。这些制裁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奏效,是因为美国市场和金融机构的中心地位:当美国实施制裁时,它可以依赖全球范围内企业的配合。如果企业无视这些制裁——尽管它们有权这样做——它们将被切断与美国市场以及由美国通过SWIFT系统控制的整个全球金融体系的联系。川普对金砖国家的威胁,只不过是美国政府几十年来使用这一策略的一种更粗暴的表达方式。
问题在于,长期将制裁作为惩罚手段,会逐渐促使其他国家开始建立替代美国金融体系的方案。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和俄罗斯一直在开发替代性金融工具,使企业和政府能够绕开美国金融体系完成支付。
事实上,在川普重新上台之前,美元的主导地位就已开始下降,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债务的利率也在上升。
正如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指出的:
「从2020年到2023年,未偿还的美国国债价值下降了26%,这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幅度的跌幅之一。为在疫情期间稳定国债市场,美联储出手进行了卢斯蒂格所称‘惊人规模’的国债购买。从2020年到2022年的几个季度里,美联储购买了美国政府发行的全部长期国债。但当美联储停止购买后,收益率飙升——而价格则下跌。」
阶级愤怒的崛起
川普当选的根源在于美国资本主义深陷危机。美国民众对现状和建制派充满愤怒,工人阶级痛恨全球化和去工业化的后果。这些情绪都根植于长期、客观的原因,也是无法被忽视的。道貌岸然的自由派们看似「理性」、「明事理」,然而面对这股阶级的怒火不仅无计可施,甚至可以说,这怒火的蔓延,他们难辞其咎。
川普有关贸易谈判的个人想法——其中有不少外界妄加的猜测——只是次要的。他之所以上台,是因为他声称承诺要为愤怒的工人阶级带来彻底改变——结束数十年工资停滞、工业衰退、债务高企和不平等加剧。
不同于自由派政客,川普真的在试图兑现承诺而非妥协。如果他现在在这场贸易战中退缩,那他的竞选、运动、承诺、希望——都将化为泡影。他所谓的「强人形像」也将土崩瓦解。那群支持维持现状的人,也就是他所称的「深层政府」或「全球主义者」,将会赢得胜利。那个告诉人们要「拼命战斗」的大人物,会在第一次对抗中就乖乖缴械投降。全世界都会明白,他所依赖的那种权力与自信的形像——也是他谈判立场的基础——其实只是一场虚张声势。因此,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不敢从他先前夸下海口的承诺中退让。

然而,川普所谓「势不可挡的力量」如今面对的是习近平和中国经济这块「不可移动的磐石」。如果习近平为了重新进入美国市场而退让,那就等于向世界宣告:中国可以被恐吓和欺负。这相当于放弃宣称自己是太平洋地区能与美国分庭抗礼的力量。
习近平在中国国内的政治合法性正是建立在这样一套叙事上:带领中国崛起挑战美国霸权。他的政权为争取支持,一段时期以来持续煽动民族主义情绪 。而针对与美国的这场冲突所做的准备工作也进行多时,中国民众对此心知肚明。
中国人民深知在西方傲慢行径中苦难受辱的感受,而美国的行为也因此被正确看作是「衰落帝国主义」试图压制中国、让中国继续贫穷的企图。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都以反帝国主义自居来尝试建立自身的合法性(尽管事实上中国如今本身已经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并宣称自己是带领中国走向强大与独立的力量。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习近平对川普做出较大让步,这将严重损害习近平政权的声誉,尤其是在贸易战是由美国挑起、责任在美方的前提下。上述范斯的言论反倒从政治上增强了习近平的谈判筹码;这些话有助于向中国国内宣传当前的经济困难只是暂时的——毕竟这都是那些傲慢的西方人造成的——从而为中国可以对敌人发起有力一击提供正当性。
交易的艺术
中美最终极有可能达成协议——这其中对双方的利害关系太大了。但川普将局势推到如此紧张的程度,使得达成协议的代价变得异常高昂,并使得他不失颜面地达成协议变得格外困难。
一旦美国工人阶级发现所谓「美国优先」并未带来高薪岗位与「美国新黄金时代」,反而带来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或屈辱地对华妥协(或两者皆有),他们将比之前更加愤怒。若幻想他们会温顺接受,从宏大的幻想中醒来并回归「理性自由派」,才是真正的痴人说梦。
美国帝国主义的衰落,以及资本主义体系的整体危机,最终将迫使全球工人阶级为自身利益而战斗。他们的口号将不是「美国第一」,而是「工人阶级第一」。
这场贸易战是自19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冲突——或许甚至是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它不是川普的疯狂表现,而是资本主义走到死胡同的像征。世界已容不下两个帝国主义霸权国家:美国与中国。曾是全球增长源泉的中美关系,如今却成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最大威胁。解决之道,绝不会在资本主义体系之内诞生。我们的唯一出路,就是将世界经济从寄生富豪的手中解放出来,交到全球工人阶级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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