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 著作與文獻, 馬克思主義理論

《過渡綱領:資本主義的垂死痛苦與第四國際的任務》

(《火花》按:本文全文題為《資本主義的垂死痛苦與第四國際的任務》,是托洛茨基於1938年第四國際成立大會起草的綱領性文件。他以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手法在這篇文章中展示革命家能夠如何透過過渡手法來將最革命的理念連接於一般工人群眾。本中文版摘自目前刊登在《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於1972年5月1日左右完成的譯本,經《火花》成員將此譯本與英文版再次校對後,重新發表在我們網站上。我們也建議讀者參閱我們的《過渡綱領閱讀指南》)

一 社會主義革命之客觀的先決條件

世界政治的整個形勢,其主要特點在於無產階級領導的一個歷史性的危機。

無產階級革命之經濟的先決條件,一般的已達到了資本主義下所能達到的最高點了。人類的生產力停滯不前。新的發明與改革已不再提高物質財富水平。在整個資本主義體制的社會危機的條件之下,行情性的危機使群眾承受越來越沉重的損失和痛苦。不斷增長的失業又加深國家的財政危機並且破壞不穩定的通貨制度。民主政府與法西斯政府一樣,狼狽地從一個破產走向另一個破產。

資產階級自身已找不到出路。在迫得以法西斯主義為孤注一擲的國家,資產階級方閉著眼睛一直跌向經濟的與軍事的災難裡去。在歷史上享著特權的國家裡面,即,在資產階級還能夠在某一定期間內耗費國民的積累,而過著民主主義的奢侈生涯的國家(英、法、美等),一切資方的傳統政黨都陷於迷惘的境地,此種迷惘已經接近一種意志的麻痹症。「新政」[1]雖則在初期假作堅定,但它只是代表政治迷惘的一種特殊形式,而這種形式之產生,也只有資產階級積累了無比財富的國度裡才有可能。當前的恐慌遠未走完它的路程,但它已表明「新政」的政策與法國人民陣線政策同樣不能給經濟的死巷開辟一個新的出口。

國際關係情勢也好不到哪去,在資本主義的分崩離析日趨緊張的局面之下,帝國主義的矛盾已經到了絕路,在這條絕路的盡頭,個別的衝突與流血的地方騷亂(阿比西尼亞[2]、西班牙、遠東、中歐),勢必融合於橫亙全世界的大火災中。當然,資產階級懂得新的大戰對它的統治權是一個致命的危險。但這個階級現在避免戰爭的能力比之1914年的前夜,更微乎其微了。

所謂社會主義的歷史條件尚未「成熟」這一類空話,乃是無知或有意欺騙的產物。無產階級革命的客觀先決條件不僅已經「成熟」,而且已開始有點霉爛了。因為如果沒有一個社會主義的革命,如果不在下一個歷史時期內就發生一個社會主義革命,則有一個災難將威脅全部人類的文化。現在問題歸結到無產階級,主要的還是歸結到它的革命先鋒隊。人類歷史的危機還原為革命領導的危機。

二 無產階級及其領導

無產階級的經濟、國家、政治及其國際關係已給社會恐慌折磨得奄奄一息了,這是社會處於革命前狀態的特點。使革命無法從前狀態轉變到革命狀態的主要障礙物便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機會主義性質;它在大資產階級面前表現之小資產階級的膽怯,以及與大資產階級發生之無廉恥的關係,雖則大資產階級已陷於垂死的痛苦之中。

在一切國家中,無產階級均為一種深刻的不安所困擾。千百萬群眾一次再次地走進革命的道路。但是它們每次都被它們自己的保守的官僚機關所攔住。

西班牙的無產階級自1931年4月以來已有多次英勇的嘗試,企圖把政權奪到它手裡並操縱社會的命運。但它自己的那些黨(社會黨、史達林黨、無政府黨、馬克思主義統一工黨[3]),卻各自依照自己的方法,充當革命運動的煞車。這便準備了佛朗哥的勝利。

在法國,「靜坐」罷工的偉大浪潮,特別在1936年6月間,已顯示出無產階級推翻資本主義體制之熱誠的決心。但負責領導的組織(社會黨、史達林黨、工團主義派)卻在人民陣線[4]的幌子下,得以(至少在暫時間)約束了並攔住了革命的潮流。

在美國,靜坐罷工之空前的浪潮以及產業工會運動(C.I.O.)[5]的驚人的迅速增長,已不可辯駁地表明美國工人的一種本能的奮鬥,這種奮鬥要使它們自己提高到歷史給予他們的那些任務的水準。但就在此地,那些負領導責任的政治組織,包括新建立的C.I.O.在內,也拚命去壓抑及癱瘓群眾的革命壓力。

共產國際[6]之確定地走到資產階級秩序方面去,它那遍及全世界,特別是在西班牙、法國、美國及其它「民主」國家中之無恥的反革命作用,已給全世界無產階級產生許多特別的附加困難。在十月革命的旗幟之下,「人民陣線」所實行的調和政策,勢必使工人階級變得無能,且給法西斯清除道路。

一方面的人民陣線——另方面的法西斯主義;這兩者乃是帝國主義反對無產階級革命時的最後政治資源。但從歷史的觀點來看,這兩種資源都是一種應急的東西。資本主義在法蘭西共和國的紅旗徽記之下與在德國國社黨卍字形的標志之下,都同樣地在繼續腐爛。只有徹底推翻資產階級才能打開一條出路。

群眾所走的路向,首先由沒落的資本主義的客觀條件,其次則由舊工人組織的叛賣政策來決定。在這兩個因素當中,當然頭一個是決定的:歷史的規律,究竟強過官僚的機關。不管社會叛賣者的方法如何不同——由布魯姆(Blum)[7]的「社會」立法到史達林的莫須有的冤獄——它們將永不能破壞無產階級革命的意志。往後隨時間的進展,他們企圖把歷史車輪往後拉的絕望的努力,將更清楚地向群眾指出,無產階級領導的危機,已變成了人類文化的危機,而這一危機只有第四國際才能解決。

三 最低綱領與過渡綱領

下一個時期——一個從事鼓動、宣傳與組織的革命的直前時期——的戰略任務,在於克服革命客觀條件之成熟與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不成熟性(老一代的混亂失望;新一代的無經驗)間的矛盾。我們必須幫助群眾在日常鬥爭過程中去找到當前要求與革命的社會主義政綱之間的橋梁。這道橋梁應包括過渡要求(transitional demands)的整個系統,它們要由今天的條件中,且由工人階級廣大層份今天的覺悟中引申出來,一直到最後的結論:無產階級奪得政權。

古典的社會民主黨,在一個向上發展的資本主義時代中活動,它的政綱分成互相獨立的兩個部份:頭一部分是最低綱領(minimum program),這一綱領將自己局限於在資產階級社會體制內的改良,第二部份是最高綱領(maximum program),這一綱領承諾於未能確定的將來以社會主義來代替資本主義。在最低綱領與最大限度綱領之間並沒有可通的橋梁存在。而社會民主黨實在也用不著這樣的一道橋梁,因為社會主義這一個名詞,在它只適用於休假日的講詞。共產國際卻在資本主義的沒落時代,開始追隨社會民主黨的舊路;而這個時候,一般說,已談不到有系統的社會改良及民眾生活水準的提高了;而且這個時候,無產階級的每一認真要求,甚至連小資產階級的每一個認真要求,都不可避免地要超過資本主義財產關係及資產階級國家的界限。

第四國際的戰略任務,並不在於改良資本主義而在推翻它。它的政治目的是:無產階級為要剝奪資產階級財產而奪取政權。但對於一切策略的問題,即使是最小的和部份的,假如不加以最大的注意,要想完成這種戰略的任務是不可思議的。無產階級的各部份、各層份、各職業及各集團,都應該吸引到革命運動中來。目前這一時代的特色,並不是讓革命政黨放棄日常的工作,而是讓這種日常工作能與革命的實際任務不可分離地一道而行。

第四國際並不拋棄那個舊的「最低限度」要求的綱領,只要這些要求至少保留它們中一部分重大的力道。第四國際不倦地保護工人的民主權利及社會改良的勝利品。但它之進行這種日常工作,是在正確的實際的,也就是革命的遠景範圍之內。只因群眾舊的、部份的「最低」要求與沒落資本主義底破壞的、墮落的趨勢相衝突——這是每走一步都要發生的——故第四國際提出一套過渡要求的辦法,這套辦法的實質,是在於那些要求將愈來愈公開和堅決地打擊到資產階級制度的基礎。舊的「最低綱領」由過渡綱領來代替,而這個過渡綱領的任務就是要為無產階級革命而進行有系統的動員群眾。

四 按實際情形滑動的工資及規定工時

在資本主義分崩離析的情況之下,群眾繼續過著一種被壓迫的窮苦生活,且現在較任何時候還易於陷入赤貧的深淵。群眾必須要保衛他們的一口麵包,假如他們不能增加或改善它的話。在這裡來列舉那些個別的與部份的要求,既不需要也無機會,因為這些要求都是在具體環境——各國的、各地的、各個工會的——的基礎上不斷生長出來的。但有兩個基本的經濟方面的苦惱,即失業與物價高漲,概括地表現出資本體制日益增加的不合理。這也需要有一般化的鬥爭口號和方法。

第四國際對資本家的政策,宣布不妥協的戰爭,這些資本家的政策大部份與他們的代理人——改良派的政策無異,它們的目的在將軍國主義、經濟恐慌、通貨制度的解體以及一切其它資本主義在死亡的痛苦中所發生的災難的全部負擔,都加在勞苦群眾的背上。第四國際要求一切工人都能就業和享受體面的生活條件

無論通貨膨脹及通貨穩定都不能當做無產階級的口號用,因為這兩者只是一根棒子的兩端而已。反對價格底飛躍的增長,尤其在戰爭迫近時它的生長帶著更無約束的性質,要反對這種價格的增長,只有在按照實際情形滑動工資的口號之下才有可能。這個口號的意義,就是集體的合同應保證:如消費品的價格增加,則工資同時自動增長。

無產階級在自身有瓦解之虞的時候,不能容許一部分工人愈來愈多地變成慢性失業的赤貧者,這些人僅僅靠一個正在倒塌的社會的一點殘羹來生存。就業的權利,是在一個以剝削為基礎的社會裡面留給工人的唯一重大的權利。這個權利今天已一步一步地從工人身上剝去了。要反對失業,不管是反對「結構性的」抑或「行情性的」失業,現在與公共建設工程口號一道,提出按實際情行滑動工時的口號,正是時候了。工會及其它群眾組織,應該把在業工人與失業工人聯結到相互負責的團結中。在這個基礎上,那麼一切現有的工作,就應該在一切現存的工人中分配,並與此相應,規定出工作週的長短。而每一個人的平均工資,則仍照從前每週工作所發給的一樣。有嚴格保證的最低下限的工資,將隨著價格的運動來轉移。除此以外,任何其它綱領,在目前這個災難的時期,都是不能接受的。

廠主和他們的律師將出來證明這些要求「不能實現」。而較小的,特別是破產了的資本家更加要引證他們的賬簿。工人們絕對排斥這種結論和引證。問題並不在兩種相反物質利益間的「常態的」衝突,問題是在防止無產階級之趨於衰弱、敗壞及瓦解。這個問題是一個唯一有創造力和進步的階級底生死問題,同時也是人類未來的生死關鍵。假如資本主義不能滿足那些要求,即,那些從資本主義自身產生的災禍中不可避免要生長出來的要求,那麼,就只好讓它毀滅。「可能實現」或「不可能實現」,在這個情況下,乃是一個力量關係的問題,只有鬥爭才能決定。不管這鬥爭得到的當前切近的成就如何,經過這種鬥爭,工人們將會充份了解資本主義奴隸制有取消的必要。

五 過渡時期的工會

在爭取部份要求和過渡要求的鬥爭中,工人現在較之以往更需要群眾組織:主要是工會。法國和英國工會運動的有力地增長,充份地駁倒了那些極左理論家的說教,那些理論家曾教訓人們說:工會已「失掉它的用處」。

每一個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在一切鬥爭中都站在最前線的戰壕裡,即使這些鬥爭僅僅涉工人階級底最溫和的物質利益或民主權利。他積極地參加到那些群眾的工會裡面,去增強他們,提高他們的戰鬥精神。他不可調和地反對任何想把工會隸屬於資產階級國家和用「強迫仲裁」來束縛無產階級的企圖,以及其它每一種警察監護權的形式(法西斯的也好,「民主的」也好)。只有站在工會內這種工作的基礎上,才能勝利地推動反對改良派(史達林官僚的改良派也包括在內)的鬥爭。宗派主義者企圖建立或保持一些小的「革命」工會,而這些工會就是黨的再版,這表明他們實際上已放棄爭取工人階級領導權的鬥爭。現在必須確立這條堅定不移的規則:投降派一類人之離開群眾工會而孤立,簡直等於背叛革命,此種行為與第四國際的精神絕不兼容。

同時,第四國際絕對排斥並唾棄工會的拜物教,它是工聯主義者及工團主義者的同一特性。

一,工會,就其任務、組織及征募會員的方式說,不應也不能提出一個完成的革命政綱,因此工會不能代替黨。創立各國的革命政黨,作為第四國際支部,乃是過渡時期的中心任務。

二,工會,即使是最有力的,它們所包容的人數也不過是工人階級中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且其中還以較為熟練及報酬較優的層份占優勢。工人階級中較被壓迫的大多數,只是在工人運動特別高漲的時期,才會不時被卷入鬥爭中。在這樣的時機,必須為特殊目的而建立一些包容整個鬥爭群眾的組織:罷工委員會、工廠委員會、最後建立蘇維埃。

三,一切過去的歷史經驗,連同西班牙無政府工團主義的新鮮經驗,都已證明,像這樣只代表無產階級上層組織的工會已發展一種與資產階級民主政制妥協的強烈傾向。在尖銳的階級鬥爭的時期中,工會的負責官僚為了使鬥爭變成無害,力圖使自己成為群眾運動的主人。這件事,在單純的罷工鬥爭時期中,尤其在震撼資產階級財產原則的群眾靜坐罷工的場合中已發生了。在戰爭或革命的時期,當資產階級已陷於特別困境的時候,工會領袖往往變成資產階級的部長。

因此,第四國際的各國支部,不僅應經常努力刷新工會的領導,在緊急關頭,勇敢地、果決地提出新的富於戰鬥精神的領袖,以代替那些只會辦例行公事的官僚和投機政客,且應利用一切可能的時機,建立一些與群眾反資產階級社會鬥爭的任務更為切合的獨立戰鬥組織;必要時就是與工會的保守機關來一個直接了當的分裂亦所不顧。滿懷教派的虛構以背朝向群眾組織固屬罪戾,而消極地容忍革命的群眾運動隸屬於公開反動或假裝「進步」的保守官僚派系之下,其罪戾亦不少。工會本身並非目的;它們只是走向無產階級革命道路上的手段。

六 工廠委員會

在過渡時期中,工人運動並不是帶著一種有系統的和極其平衡的性質,而是帶著一種狂熱的和爆炸的性質。一切口號和組織形式均應隸屬於運動的指標。謹防以因循態度來應付變局,就像慎防一種疾病無異,領導者應敏捷地反映群眾的創造精神。

靜坐罷工(Sit-down strikes)是這類創造精神的最新現像,它已走出「常態的」資本主義程序的界限之外。在罷工者的要求之外,暫時的占領工廠給那個偶像——資本主義的財產,以一記打擊。每一次靜坐罷工都以實際的方法提出這個問題:誰是工廠的主人,是資本家還是工人呢?

假如靜坐罷工是插話式地提出那個問題,那麼工廠委員會(factory committee)便給它以有組織的表現。由所有工廠的被雇佣者選舉出來的工廠委員會,馬上產生一種與工廠行政的意向相對抗的力量。

改良主義者評論其主子,稱福特之流為「經濟的保皇黨」(economic royalist)以區別於其它「善良的」「民主的」剝削者,我們反對這種區分。我們提出工廠委員會的口號,作為同樣反對第一與第二兩類剝削者的鬥爭中心。

工會官僚對工廠委員會的建立將加以反抗,這是他們一般的規律,正如他們在動員群眾的道路上反抗每一個勇敢的步驟一樣。

但運動的範圍愈廣則愈容易衝破這種反抗。在「和平」時期,凡是封閉型廠房(校註:closed shop,此種企業和廠房只能聘請工會會員)已成立起來的地方,工廠委員會形式上將和工會的普通機關相一致,但它將會更新它的成員且擴大它的機能。但工廠委員會的最大意義在於:它變成代表工人階級中通常為工會所不能推動那些層份的富於戰鬥性的人員。正是從這些較被壓迫的層份裡,才會產生出最有自我犧牲精神的革命隊伍。

工廠委員會甫經出現,一種事實上的兩重政權便在工廠中建立起來。由其實質上看來,它代表一種過渡的狀態,因為它本身包含兩種不可調和的政制:資本家的和無產階級的。工廠委員會的根本意義正在這裡,即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政制之間,它們假如不是給直接革命時期開辟門戶,也會給革命的前期開辟門戶。工廠委員會這一觀念的宣傳既不早熟,也不虛矯,這一點已由蔓延於若干個國家的靜坐罷工的浪潮充份證實了。這種形態的新的罷工浪潮在最近將來是不可避免的。那麼就必須及時發動一個贊成工廠委員會的宣傳運動,免得到時措手不及。

七 「商業機密」與工人控管生產

建築在競爭與自由貿易上的自由資本主義已完全過去了。它的繼起者——獨占資本主義,不但沒有減輕市場的無政府狀態,反之,還給它加上一種特別痙攣的性質。「統制」經濟、由國家「監督」工業以及「計劃」經濟這種必要,現在至少在口頭上,已差不多由一切當前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派別,從法西斯到社會民主黨,加以承認了。在法西斯方面,所謂「計劃」經濟主要的就是一個為軍事目的「有計劃」掠奪人民的問題。社會民主黨準備以官僚的「計劃」的小匙子來掏干市場經濟無政府狀態的汪洋。工程師及大學教授們大寫其「技術政治」的論文。當他們膽小地作「調整」試驗時,那些民主政府卻無法阻擋來自大資本的破壞行動。

那些「改良派」先生們,一走到托拉斯及其商業「機密」的門限之前,便在虔誠的戰栗中猝然站住,這種情形最恰當地表示出剝削者與民主「監督者」之間的真實關係。在這裡,業務的「不干涉」原則支配一切,個別資本家與社會之間來往的帳目,乃是資本家的秘密,而與社會無關。提出業務「秘密」這一原則的動機,表面上好像在自由資本主義時代一樣,是為了自由「競爭」。實際上那些托拉斯們彼此之間並無秘密之可言。目前這個時期的商業機密是獨占資本主義損害社會利益的整個陰謀之一部份。只要社會生產手段的私有主還能夠把剝削、掠奪和混騙的奸謀瞞著生產者和消費者,則一切限制「經濟保皇黨」底專制權的計劃,將永遠成為可憐的滑稽戲。取消「商業機密」是走向真正產業監督的第一步。

工人和資本家有同等權利去知道工廠、托拉斯、整個產業部門與國民經濟全部的秘密。首先,那些銀行、重工業及集中化了的運輸業就得放在檢查的鏡子之下。

工人控管(workers’ control)的直接任務應該把社會的借款及貸款、由個人的營業開始,加以分析;判定國民收入中被個別資本家以及全體剝削者所吞沒的部份;揭露銀行和托拉斯的幕後買賣和欺詐;最後,把因為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狀態以及赤裸裸地追求利潤而不自覺地浪費人類勞動力的真相,向一切社會的成員曝露出來。

沒有任何一個資產階級國家的官員能夠實行這種工作,不管人們願意賦給他的權力多麼大。全世界的人都已看的清楚,羅斯福總統和布魯姆總理沒有任何能力來違抗他們本國的「六十家族」或「二百家族」的詭謀。打破剝削者的反抗需要無產階級的群眾壓力。只有工廠委員會才能實施真正的生產監督,才能請到真誠獻身於人民的專家;如會計師、統計學家、工程師、科學家等;這些人當然只是來作顧問並不是來做「技術統治者」。

反失業的鬥爭,假如不號召廣大和勇敢地組織公共工程,便無從考慮。但公共工程對社會,和對失業者本身一樣,只有當它們已成為一個適用於許多年的總計劃之一部份的時候,才能有一種不中斷和進步的意義。在這個計劃的範圍之內,工人就會要求把那些受恐慌打擊而關了門的私人企業當作公眾的事業,重新恢復起來。在這場合內,工人的控管就會代之以直接的工人管理。

即使定出一個極初步的經濟計劃——從被剝削者的觀點來說,不從剝削者的觀點來定——假如沒有工人控管,也就是說,假如工人的眼睛不能夠洞察資本主義經濟的一切公開或隱藏的泉源,仍舊是不可能的。代表個別企業的各個委員會應舉行大會,選出與各托拉斯、各整個產業部門、各經濟區域以及最後整個國家產業相適應的各項委員會。這樣,工人的控管便成為學習如何計劃經濟的學校。根據監督的經驗,無產階級將準備在那個可能實現的時間到來時,就直接管理國有化的工業。

有些資本家,主要是那些低一等的和中間的層份,有時會自願地向工人打開他們的帳簿——他們往往拿這個來證明減低工資的必要——工人對這些資本家的答覆,便是他們對個別破產者或半破產者的簿記並不感到興趣,他們所感到興趣的只是一切剝削者的總清賬。工人們並不,而且也不願意拿他們生活條件的水準來遷就個別資本家的困境,因為這些資本家本身就是他們自己制度的犧牲品。工人的任務是要在一個更高尚和行得通的基礎上,改組全部生產和分配的制度。假如業務機密的取消,是工人控管的必要條件,則工人控管便是走向以社會主義指導經濟這條道路的第一步。

八 沒收資本家個別集團的財產

沒收財產的社會主義綱領,亦即政治上推翻資產階級並消滅其經濟統治權的社會主義綱領,在目前的過渡時期當中,絕不應阻礙我們於時機許可時,提出要求去沒收工業中若干維繫民族生存的重要部門或者沒收最有寄生性的資產階級集團的財產。

就這樣,對於那些民主派先生們關於美國「六十家族」或法國「二百家族」底獨裁所作的可憐的怨訴,我們便提出沒收這六十個或二百個封建式資本主義大君財產的要求來加以答覆。

恰恰為了同樣的理由,我們要求沒收那些在戰爭工業、鐵路以及極重要的原料來源等方面握有壟斷權的大公司的財產。

這些要求與昏頭昏腦的改良派底「國有化」口號之間有如下的區別:一,我們拒絕賠償;二,我們提醒群眾提防人民陣線的煽動家,這些煽動家奢談國有化,而實際上仍是資本家的代理人;三,我們號召群眾只依賴他們自己的革命力量;四,我們把財產沒收問題,與工農奪取政權問題連繫起來。

財產沒收這個口號不僅要在我們的宣傳中以較為全面的方式來提出,而且要在日常鼓動(agitation)過程中以部份的形式來提出,這樣提出的必要性是由於這一事實,即:各種不同工業部門的發展水準各不相同,在社會生活中占有不相同的地位,而且要經過不同階段的階級鬥爭。只有發生了全面的無產階級的革命高潮,才能把沒收全部資產階級財產提上議事日程。過渡要求的任務就是準備無產階級去解決這個問題。

九 私人銀行的沒收與信用事業的國家化

帝國主義的意義就是金融資本的統治。銀行與托拉斯、辛迪加一起,而且時常高居他們之上,把經濟的實際指揮權集中在自己的手裡。就它們的結構說,銀行以一種集中形式表現了現代資本的整個結構;它們使各種壟斷的傾向和無政府的傾向結合起來。它們組織起新奇的技術、巨大的企業、強有力的托拉斯;也組織了高物價、經濟恐慌和失業。如果銀行的指揮地位仍留在掠奪性的資本家手裡,那麼在反對壟斷的橫暴和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狀態——這兩者的破壞工作是互相補充的——的鬥爭中,就不可能采取任何一個重大的步驟。為了依照一個符合全民利益的合理計劃而建立一個投資和信用之統一化的制度,必須將所有銀行合並成單一的全國機構。只有沒收私人銀行並集中整個信用事業在國家之手,才能提供國家的經濟計劃以必須的和實際的,即物質的資源——不僅是紙上和官僚式的。

沒收銀行絕不包含沒收銀行存款的意思。相反,單一的國家銀行能夠給小存款者以比私人銀行遠較有利的條件。同樣,只有國家銀行才能給農民、小店主、小商人提供有利的條件。即:低利貸款。不過更重要的是,在整個經濟——首先是大規模的工業和運輸——由一個單一的金融機構指揮的情形下,將會給工人和其它一切其他勞動者以真實的利益。

銀行國家化,只有當國家政權本身由剝削者之手完全轉到勞動者之手,才能產生這些有利的後果。

十 糾察隊-自衛團-工人民兵-無產階級武裝

靜坐罷工是群眾方面發出來的一個嚴重的警告,這個警告不僅是對資產階級,同時也是對工人的組織(包括第四國際)而發。1919-1920年意大利工人依照他們自己的創意占據了工廠,這樣便給他們的「領袖」送來一個社會革命就要到來的信號,那些「領袖們」對這信號不屑一顧。結果是法西斯主義的勝利。

靜坐罷工不能說是意大利式的工人占據工廠;但它們是走向這樣占據的一個決定的步驟。目前的恐慌能夠把階級鬥爭弄得極度緊張,且使它更迫近於總解決的時刻。但這並不是說一個革命情勢指顧間便可到來。實際上它的到來是由一連串的震動表現出來的。這些震動之一便是靜坐罷工的浪潮。第四國際支部當前的問題,就是在如何幫助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去了解我們這個時代的一般性質和節拍,並及時地以更果決和富於戰鬥精神的組織手段,去使群眾鬥爭獲得成果。

無產階級鬥爭的尖銳化,意味著資本家方面反攻方法的尖銳化。靜坐罷工的新浪潮,能夠喚起而且毫無疑義地要喚起資產階級方面的堅決的對策。大托拉斯的機密參謀部已把準備工作做好了。假如再不留意這些陰謀使革命組織與無產階級再受到不意的打擊,那可就悲慘極了!

無論哪裡的資產階級都不以正式的警察和軍隊為滿足的。在美國,甚至在「和平」時期,資產階級也要在工廠中維持一批軍事化的罷工破壞隊以及私人的武裝打手。除此之外,目下還要加上美國式納粹黨的各種各式的集團。法國資產階級在危機初次迫近的時候,便動員了那些半合法和非法的法西斯隊伍(包括軍隊中的這一類隊伍)。英國工人壓力剛剛再度變得強了一點,摩斯來爵士的隊伍便兩倍,三倍甚而增加到十倍,從事向工人作流血的進攻。資產階級自身已很精確的知道這一件事,即,在目前這一時期中,階級鬥爭是不可抗拒地傾向於轉變自身為內戰。意大利、德國、奧地利、西班牙以及其它國家的例子,給大資本家及其僕役的教訓,較給無產階級官式領袖的教訓大得多。

第二[8]及第三國際的政客與工會的官僚一樣,對資產階級的私家軍隊自覺地閉上眼睛;因為不如此,他們和資產階級的同盟便連二十四小時也不能維持。這些改良派有系統地將這種觀念移植到工人的精神中去,即,在資產階級全身武裝起來而工人們手無寸鐵的時候,民主政治的神聖就有了最好的保障。

第四國際的義務便是要一勞永逸地結束這種奴顏婢膝的政策。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包括社會民主黨、史達林黨、無政府黨,他們反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越叫得響亮,則在實際上越是卑鄙地向法西斯投降。只有那些感到有千百萬勞苦群眾作後盾的工人武裝戰鬥隊,才能夠有效地打勝法西斯的隊伍。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並不是在自由派的編輯室中,而是在工廠中發動,並且在街道上結束。工廠中的罷工破壞隊和私家配槍打手是法西斯軍隊的基本核心。罷工糾察隊(strike pickets)則是無產階級軍隊的基本核心。這便是我們的出發點。我們必須連繫著每一個罷工和街頭示威,宣傳建立工人自衛團(workers’ groups for self-defense)的必要。必須把這個口號寫在工會革命派的綱領上面去。而且只要有可能的地方,便必須從青年團體開始著手組織自衛隊;訓練他們熟習於武器的使用。

群眾運動來一個新的高潮,則不僅應能增加這些隊伍的數目,且應按照鄰屬、城市、區域把它們統一起來。工人運動對那些工賊、匪黨和法西斯的正當的仇恨,必須給以組織上的表現。必須提出一個工人民兵(workers’ militia)的口號,以作為工人組織、集會及出版之不可侵犯性的一個認真的保障。

只有借助於這樣有系統的、堅執的、不懈的、勇敢的又經常站在群眾本身經驗的基礎上的鼓勵和組織工作,才能從他們的意識中,把馴服和消極的傳統連根拔除;才能夠訓練出一些足以向一切勞苦群眾示範的英雄的戰士隊伍;才能夠使反革命的武裝歹徒們遭受的一系列的策略性的挫敗;才能夠提高被剝削者及被壓迫者的自信心;才能夠在小資產階級眼前挫抑法西斯主義的氣勢並開辟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道路。

恩格斯曾給國家下一個定義為一批「武裝隊伍」集團。無產階級的武裝是與它的解放鬥爭伴隨而生的一個必然的因素。無產階級決心要武裝的時候,它便會找尋到武裝的道路和手段。而這一方面的領導權也天然的落在第四國際各個支部的身上。

十一 工農同盟

工人在農村中的戰友和伙伴,便是農業勞動者。他們是同一階級的兩部份。他們的利益是不可分離的。產業工人的過渡要求綱領,只要在某些地方稍作更改,也就是農業無產階級的綱領。

農民代表另一個階級:他們是農村的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由種種不同的層份形成:由半無產階級以至剝削份子。根據這一點,產業無產階級的政治任務就是要將階級鬥爭推廣到農村中去。只有這樣它才能夠在它的同盟者和它的敵人之間畫出一條分界線。

每一個國家民族發展的特性,在農民的且多少在城市小資產階級(工匠及小老板)的境況裡表現的最奇特。這些階級,不管在數目上如何強大,實質上總是代表前資本主義生產形式的殘餘。第四國際各支部應盡可能具體地訂出一個關於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過渡要求的綱領,而這一綱領應適應各自國家的條件的。進步的工人應學會對他們的未來同盟者所提出的問題,作明確和具體的答覆。

雖然農民是一個「獨立的」小生產者,他們卻需要低利的信用貸款,需要以他所能支付的價錢而買到的農業機械和肥料,需要有利的運輸條件以及需要給它的農產品以一個公正的市場的組織。但那些銀行、托拉斯、商人卻從各方面來掠奪農民。只有農民自己,在工人的幫助之下,才能夠抑制這種掠奪。小農選舉的委員會應在全國舞台上出現,且應與工人委員會和銀行雇員委員會聯合在一起,把對農業有關的運輸、信用及商業活動的監督權奪到他們手中。

大資產階級虛偽地引用工人的「過火」要求,巧妙地把商品價格問題轉變成一個楔子,插入工人與農民以及工人與城市小資產階級之間。農民、手工業者、小商人、與產業工人、公司職員及政府雇員不同,他們不可能要求工資按物價的增加而增加。政府反對物價高漲的官式辦法只是對群眾的一種欺騙。但農民、手工業者、商人卻可以以消費者的資格和工人一起闖進有關規定物價的政治活動中。對於資本家們關於生產費用、運輸及交易費用的悲嘆,消費者可答覆說:「拿出你們的帳簿給我們看;我們要監督價格的規定。」這種監督的機關應該是物價委員會(committees on prices),而這個委員會則由工廠、工會、合作社、農民組織、城市的「小百姓」、家庭婦女等派代表成立。利用這個手段,工人便可以向農民證明,物價高漲的真正原因並不是在工資抬高,而是在資本家的超額利潤以及資本主義無政府狀態的過度浪費。

制定土地國有化和農業集體化的綱領時,應把沒收小農財產以及強迫他們集體化的可能性根本除掉。農民將仍舊是他的一塊土地的所有主,只要他還相信是一件可能的和必要的事。為了在農民中恢復社會主義綱領的令譽,必須毫不留情地暴露史達林派集體化的辦法,這些辦法的推行,並不是為著農民和工人的利益,而是為著官僚的利益。

剝奪剝奪者的意思,並非指強迫沒收手工業者和小老板的財產而言。相反的,工人控管銀行和托拉斯,甚至把這些企業國有化,能夠給城市小資產階級的信用貸款、購買及發賣創造較他們在無管束的獨占企業支配下可能獲得的無比有利的條件。對私人資本家的依賴將代之以對國家的依賴。勞苦群眾越是堅強地把國家操縱在自己手裡,那麼這個國家將愈加顧及它的小合作者和代理人的需要。

被剝削的農民之實際參加種種不同經濟領域的監督,將讓他們自己去決定:究竟改行土地的集體耕作,對他們是否有利;在什麼時候實行,以及實行怎樣規模的集體化。當農民在這條道路上邁進時,產業工人應該經過工會、工廠委員會以及最重要的,經過一個工農政府,向農民表示每一步的合作,他們應視此合作為當然的義務。

無產階級並不是向一般的「中產階級」而是向城鄉小資產階級中的被剝削層份提議建立同盟,以反對一切剝削者,包括「中產階級」的剝削者。這一同盟絕不能基於強迫,只能基於自由的贊同,而這種贊同應由一個特別的「協定」使之鞏固起來。這個「協定」也就是雙方自願接受的過渡要求的綱領。

十二 反對帝國主義與戰爭的鬥爭

整個世界形勢,以及由此而生的個別國家內部政治生活,都給戰爭的威脅籠罩了。一個逼近的災難,已給人類中最廣大的人群帶來強烈的憂懼。

第二國際有恃無恐地重複它在1914年的可恥的政策,因為今天,在沙文主義中奏第一把提琴的乃是共產國際。只要戰爭的危機一有了具體的輪廓,史達林主義者便遠遠地追過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的和平主義者,立即成為所謂「保護祖國」的喧囂的鼓噪者。因此,反對戰爭的革命鬥爭便完全落在第四國際的肩上。

布爾什維克-列寧派關於這個問題的政策,已有系統地寫在國際書記局的提綱中(1934年發表之《戰爭與第四國際》),這種政策今天還保有它的全部效力。在下一時期,一個革命政黨要想取得勝利,首先得依賴它對於戰爭問題的政策。一個正確的政策由兩個要素構成:對帝國主義及其戰爭采取不可調和的態度與能夠把黨的政綱放在群眾本身經驗的基礎上的能力。

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利用戰爭問題——較其它任何問題都多——以抽像的名詞、概括的公式、殘缺的詞句來欺騙群眾:「中立」,「集體安全」,「武裝保衛和平」,「國防」,「反法西斯鬥爭」等等。所有這些公式歸根結底還是還原到這一事實:戰爭問題,即人民的命運,已落在那些用盡陰謀詭計以反對人民的帝國主義者、他們的統治參謀部、他們的外交部、他們的將軍的手裡。

第四國際深惡痛絕地排斥所有這些抽像的觀念:「光榮」、「血統」、「種族」。這些抽像觀念在民主陣營中和在法西斯陣營中起著同樣的作用。但深惡痛絕是不夠的。我們還必須以測驗的標準、口號和要求去幫助群眾辨明這些招搖撞騙的抽像觀念之具體內容。

裁軍嗎?」——但全部問題在於誰裁誰的軍。唯一足以避免或阻止戰爭的裁軍,便是工人裁資產階級的軍。但要解除資產階級的武裝,工人必須武裝自己。

中立嗎?」——但無產階級卻絕不願在中日戰爭或蘇德戰爭中守中立。「那麼這個意思就是要保護中國和蘇聯嗎?」當然!但保護並不是靠那些意圖把中國和蘇聯通通掐死的帝國主義者。

保護祖國嗎?」——但資產階級把這個抽像觀念了解為保護它的利潤和贓物。假如我們首先把我們本國(資本家)的手腳捆起來不讓他們去侵犯人家的祖國;假如我們國內的工農已成了國家的真正主人;假如國家的財富已從區區的少數人手中轉入人民的手中,又假如軍隊已變為被剝削者而非剝削者的武器;我們就準備保護祖國以抵抗外國資本家。

必須把這些基本觀念分解得更具體更細致,而且要按照事變的進程以及群眾思想的趨向來加以解釋。此外,還必須嚴格地把外交官、大學教授、新聞記者的和平主義,與木匠、農業工人、女佣的和平主義區別開來。前者的和平主義是帝國主義的一個煙幕;後者是不信任帝國主義的一種混亂的表現。當小農或工人談及保護祖國時,他們的意思就是保護他們的家人以及他人相同的家庭以抵御侵略、炸彈和毒瓦斯。資本家以及他的新聞記者把保護祖國了解成為搶奪殖民地和市場,貪婪地增加各該「國家」在世界收入中的一份。資產階級的和平主義和愛國主義從頭到尾是一種欺騙。在被壓迫者的和平主義甚至愛國主義中,卻有這些成份,即:一方面是對那破壞性的戰爭之仇恨,另方面又是對他們自以為於己有利的事物之執著——這些成份,我們都必須懂得怎樣去把握住以便做出必須的結論。

第四國際以上述這些見解為其出發點,支持每一個要求,即使是不充份的要求,只要這種要求能在某種程度把群眾引到積極的政治活動中去,能喚醒他們對資產階級陰謀詭計的批判並增強他們對這種陰謀詭計的監督。

例如,我們的美國支部便是從這個觀點出發,對在宣戰問題上進行全民投票的建議,采取了批評的支持。毋須說,任何民主改革本身都不能阻止統治者去挑動戰爭,當這些統治者要戰爭的時候。必須對這一點提出明白的警告,不過群眾對全民投票的建議雖存有幻想,但他們擁護全民投票卻反映出工農對資產階級政府及國會的不信任。不支持幻想,不縱容幻想,我們卻要盡一切力量支持被剝削者對剝削者底進步的不信任。全民投票的運動愈是廣泛地展開,則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將愈會迅速地離開它;共產國際底叛徒將愈會徹底地喪失其聲譽;而群眾對帝國主義的不信任將愈會尖銳。

從這個觀點出發,必須提出這樣的要求:從十八歲起無論男女都有選舉權。凡是明天要被召去為祖國而死的人今天就應該有權投票。反戰爭首先就應以青年的革命性動員開始

必須從各個角度來闡明戰爭問題,看當時戰爭問題在哪方面影響到群眾,就從哪方面來說明。

戰爭是一宗大買賣,尤其對軍事工業是如此。因此,這些「六十家族」便是頭等的愛國者和首要的戰爭挑撥者,工人控管軍事工業是反對戰爭「制造者」鬥爭的第一步。

對於改良派的口號,征收軍事工業利潤稅,我們以沒收軍事工業利潤以及沒收軍事工業奸商財產的口號來對抗。在軍事工業已「國有化了」的地方,如法國,則工人控管的口號保有全部的效力。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政府與對個別資本家同樣地不信任。

不給資產階級政府以一個人與一個銅元!

不要軍備計劃,但要有用的公共工程計劃!

工人組織應完全脫離軍隊警察的控制!

我們必須一勞永逸地從那些貪得無厭的、無情的、背著人民玩弄陰謀的帝國主義者手中奪回他們對人民命運的操縱權。

根據這一點我們要求:

  • 完全廢除秘密外交,一切條約和協議必須對一切工人和農民公開;
  • 在工農委員會的直接監督之下,實行工農的軍事訓練和武裝;
  • 設立軍事學校,以便將那由工人團體選出的勞動者訓練成為司令員;
  • 武裝民兵團代替常備軍,此民兵應與工廠、礦山、農場等不可分離地連結在一起。

帝國主義戰爭是資產階級貪婪政策的繼續和尖銳化。無產階級的反戰鬥爭是其階級鬥爭的繼續和尖銳化。戰爭的開始,改變了各階級間鬥爭的形勢,且部份地改變了它的手段,但並沒有改變目的和基本路線。

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支配著全世界。因此照其基本性質看來,未來的戰爭是一場帝國主義戰爭。而國際無產階級政策的根本內容也就是反對帝國主義及其戰爭。在這個鬥爭中基本的原則是:「主要的敵人在你們自己國內」,或「你們自己(帝國主義)政府的失敗禍害較少」。

但並非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是帝國主義國家。事實正相反,大多數還是帝國主義的受難者。有些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將無疑要利用戰爭來掙脫奴隸的枷鎖。他們的戰爭可不是帝國主義的,而是具有解放意義的。國際無產階級的責任在於幫助被壓迫國家反對壓迫者的戰爭。同樣的責任,也適應於對蘇聯或者在戰前戰時可能產生的任何其它工人政府的援助,每一帝國主義政府在同工人國家或殖民地國家的戰爭中遭受失敗,都是禍害較少。

不過帝國主義國家的工人不能經過他們本國政府來援助反帝國主義的國家,不管那兩國在這一時期內的外交與軍事的關係如何。假使兩政府那時正締結著暫時的、其本質是不可靠的聯盟時,則帝國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要繼續站在本國政府之階級反對派立場上,用自己的方法——國際階級鬥爭的方法——來援助那非帝國主義的「同盟者」(不僅進行鼓動反對他們那不可靠的同盟者,而且鼓動在殖民地建立工人國家;有時要實行抵制與罷工,有時則放棄抵制與罷工等。)

在戰爭中援助殖民地國家或蘇聯,無產階級絲毫不與殖民地國家的資產階級政府或蘇聯的熱月官僚相結合。相反的,他們要對這兩者都保持政治上的完全獨立。革命的無產階級給進步的與正義的戰爭以助力,可贏得殖民地和蘇聯工人的同情,可增強第四國際在那些地方的威望與影響,且增強它的力量,俾得推翻殖民地國家的資產階級政府與蘇聯的反動官僚制度。

在戰爭爆發之始,第四國際的支部將不可避免地感到自己孤立:每一個戰爭都是冷不防地加在全國群眾的頭上的,且推使他們站到政府機關方面。國際主義者必須逆流前進。但新的大戰所帶來的災害與貧窮將在頭幾個月之內就遠超過1914-1918年的流血恐怖,這會很快使人清醒。群眾的不滿及其反抗將飛速增長。第四國際的支部將站在革命浪潮的前頭。過渡要求的綱領將獲得迫切的實現性。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問題將全部畢現。

在未把人類弄得枯竭或浸沒在血泊中之前,資產階級用民族仇恨和種族仇恨的毒氣來污濁世界的大氣。今天的反猶太運動,就是資本主義臨死痛苦之更惡毒的痙攣之一。

把種族偏見的根源以及各式民族自大和沙文主義的,特別是反猶太運動的內幕加以不可調和的揭露,應該成為第四國際各支部日常工作之一部份,且是反帝國主義和反戰爭的最重要的一部分。我們的基本口號仍是:全世界的工人聯合起來!

十三 工農政府

「工農政府」的公式,第一次出現於1917年布爾什維克的鼓動中,在十月革命之後則被確定地接受。最終說來,它只是代表已建立起來的無產階級專政的一個通俗的名稱。這個名稱的意義主要是在於它著重地指出了構成蘇維埃政權基礎的無產階級與農民同盟的觀念。

當不肖門徒們的共產國際妄想恢復那個已為歷史埋葬了的「無產階級與農民的民主專政」時,他們給「工農政府」的公式以一種完全不同的、純「民主的」亦即資產階級的內容,拿它來對抗無產階級專政。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堅決排斥這種以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來詮釋的「工農政府」的口號。他們過去認定,現在也認定無產階級的黨如拒絕超出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界限,則它和農民的同盟,便干脆成為資本家的一根支柱,正如1917年的孟什維克[9]和社會革命黨[10],1925-27年中國共產黨以及現在西班牙、法國及其它國家中「人民陣線」的情形一樣。

從1917年四月至九月,布爾什維克要求社會革命與孟什維克跟自由資產階級破裂,並把政權奪到他們的手中。在這個條件之下,布爾什維克黨答應在反對資產階級時候,給予那些充當工農底小資產階級代表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以革命的援助,但絕對拒絕加入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政府,或替這個政府負政治的責任。假如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真的和立憲民主黨(自由派)以及國外帝國主義破裂,則他們創立的「工農政府」便只有加速和便利無產階級專政的建立。但正因為這一點,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領導人才出全力來反對建立他們自己的政府。俄國的經驗已經證明,而西班牙及法國的經驗又再度證明:即使在很順利的條件之下,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政黨(社會革命黨、社會民主黨、史達林黨、無政府黨)也不能夠建立一個工農的政府,即,不能建立一個脫離資產階級而獨立的政府。

但布爾什維克向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提出的要求「和資產階級破裂,把政權奪到你們手中!」對群眾已有很大的教育意義。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之頑固的不願奪取政權,在七月那些日子當中,暴露的太厲害了,因此在群眾的輿論之前,確定地宣告了他們的死刑並準備了布爾什維克黨的勝利。

第四國際的中心任務是把無產階級從舊派領導中解放出來,這種舊派領導的保守主義,與正在瓦解的資本主義底破局的大爆發完全矛盾,它成為歷史進程中的主要障礙。第四國際控告那些無產階級傳統組織的主要罪狀便是它們不願和資產階級底政治的半死屍割裂開來。在這種條件之下,有系統的向那個舊派領導提出要求:「與資產階級破裂,奪取政權!」就是暴露第二第三及阿姆斯特丹國際[11]底叛賣性質的最重要的武器。因此「工農政府」的口號之能得到我們同意,只有按照它於1917年被布爾什維克提出時的意義,即,把它當作反資產階級和反資本主義的口號,而絕不是按照後來不肖門徒所給予它的那種「民主的」意義,把它從一座社會主義革命的橋梁改變為社會主義革命道路上的主要障礙物。

我們要求一切以工農為基礎且以工農名義發言的政黨及組織,在政治上和資產階級破裂且走向為工農政府而鬥爭的道路。在這條道路上,我們答應予他們反對資產階級反動以全部的支持。同時,我們圍繞在那些過渡要求的周圍,進行不懈的鼓動。這些過渡要求,按照我們的見解,應該構成「工農政府」的政綱。

由那些傳統的工人組織來產生這樣的政府是可能的嗎?上面已經說過,過去經驗證明:這是極度靠不住的。但人們卻不能事先便絕對否認它有理論上的可能性,在完全例外的條件(如戰爭失敗,財政破產,群眾革命的壓迫)的影響之下,小資產階級政黨,包括史達林黨,也會出乎他們的意願之外,沿著與資產階級破裂之路走的更遠一些的。但無論如何有一件事是不容置疑的:即使某時某地這種極度靠不住的變態變成現實而依照上述意義的「工農政府」被建造起來,它也只是代表真正無產階級獨裁道路上的一個短促的插話而已。

但我們毋須多事猜測。圍繞著工農政府口號的鼓動,在一切情形下都保有一個巨大的教育價值。而且(它之所以保有這種價值)並不是偶然的。這個一般化的口號完全是循著我們這個時代底政治發展的路線(舊資產階級政黨的破裂和解體,民主制的塌台,法西斯主義的增長,工人之加速地走向更積極和攻勢的政治活動)提出來。因此這些過渡要求之每一個要求都引得到一個同一的的政治結論:工人們必須和一切資產階級的傳統政黨破裂,以便聯合農民建立他們自己的政權。

想事先預見到群眾革命底動員的具體階段是不可能的。第四國際的支部應該在每一個新階段上,以批判態度來確定自己的方向,提出一些口號去幫助工人爭得獨立的政治活動,加深這些政治活動的階級性,破除改良主義及和平主義幻想,加強先鋒隊與群眾的聯繫,以及準備以革命奪取政權。

十四 蘇維埃

上面已經說過,工廠委員會是工廠內部底兩重政權的要素。因此,它們的存在只有在群眾不斷增長壓力的條件之下才有可能。這種條件對反戰鬥爭的特殊群眾團體、物價委員會以及運動中其它一切新的中心言,也同樣真實,因為這些團體甫經出現就證明階級鬥爭已溢出無產階級傳統組織的界限之外了。

但這些新的機關中心很快便會開始感到它們不夠和缺乏團結力。在保留資產階級政制的條件之下,任何過渡要求都不能充份實現。同時,社會危機的加深,不僅增加群眾的痛苦,而且還增加他們的焦急、堅持和壓力。被壓迫群眾中越來越新的層份會抬起他們的頭來,帶著他們的要求前進。從來不蒙改良派領袖一顧的幾千百萬勞苦過度的「小百姓」將不斷來敲打工人組織的大門。失業者將加入這個運動。農業工人、那些破產和半破產的農民、城市中的被壓迫者、女工、家庭主婦、知識分子中底無產化的一層——所有這些人將找尋統一和領導。

那麼,就算在一個城市的範圍內,怎樣使種種不同鬥爭的要求和形式協調一致呢?歷史已經答覆了這個問題:經過蘇維埃。這些蘇維埃將把一切鬥爭團體的代表聯合起來。現在還沒有人提出另一個不同的組織形式來實現這個目的;而且要想出一個更好的來也委實不可能。蘇維埃並不為一個先天的黨綱所限制。它向一切被剝削者敞開門戶。凡是卷入鬥爭主流中底一切層份的代表,都穿過這些大門。這種組織隨著革命的進展而擴大,其內容則一次再次地更新著。無產階級的一切政治流派都可以在最廣大的民主基礎上爭奪蘇維埃的領導權。因此,蘇維埃的口號便是過渡要求的綱領中最高的一項。

蘇維埃只有當群眾運動進入一個公開革命階段的時候才能生長。蘇維埃宛如一支軸心,在它的周圍聯合著千百萬勞苦大眾,從事於反剝削者的鬥爭,這些蘇維埃自從出現的頭一刻鐘起,便成為地方政府的,以後又成為中央政府的競爭者和敵對者。假如工廠委員會在工廠裡造成一個兩重政權,那麼蘇維埃便在一個國家內開始一個兩重政權的時期。

兩重政權是過渡時期底最高點。兩種政制——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政制——是不可調和地互相反對的。它們之間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社會的命運全靠這個衝突的結局如何。假如革命失敗,資產階級底法西斯獨裁就要跟著來臨。假如勝利的話,那麼蘇維埃政權,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以及社會主義性的社會改造就要發生。

十五 落後國家與過渡要求的綱領

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就其本質說,乃是落後國家。但落後國家卻是帝國主義所統治的世界之一部份。因此,它們的發展,具有組合的性質:最原始的經濟形式結合最新式的資本主義的技術與文化。同樣情形,也決定了落後國家中無產階級之政治的鬥爭:為民族獨立和資產階級民主之最起碼的成就所作的鬥爭,與反對那世界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鬥爭相結合。在這一鬥爭中,民主口號、過渡要求以及社會主義革命問題,並不是分成各別的歷史時期,而是直接從此到彼地邁進的。中國無產階級在必須準備蘇維埃之前,還剛剛開始組織工會。就這一意義說來,本綱領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國家,至少對那些無產階級已能進行獨立政治活動的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是完全適用的。

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的中心任務是土地革命,即:消滅封建殘餘;與民族獨立,即推翻帝國主義的羈絆。這兩種任務是緊相聯繫的。

簡單地將民主政綱予以拋棄,那是不可能的。群眾一定要在鬥爭中去超出這個政綱。國民會議(或制憲會議)的口號,在中國或印度那樣的國家,還保有全部力量。這口號一定要同民族解放與土地改革問題不可分離地聯繫著。在初步,工人們必須用這民主政綱來武裝自己。只有工人才能號召與統一農民。站在革命的民主政綱基礎上,必須使工人們與「民族」資產階級對立起來。用革命的民主口號來動員群眾,到了某個時期,就能夠而且應該產生蘇維埃。蘇維埃在某一時期的歷史作用,尤其是它們對國民會議的關係,將以無產階級的政治水平,蘇維埃與農民的聯繫以及無產階級政黨的政策之性質來決定。蘇維埃遲早要推翻資產階級的民主。只有蘇維埃才能夠完成民主革命,同時開啟社會主義革命的時代。

無產階級鬥爭中,個別的民主要求與過渡要求之相對的比重,它們互相間的聯繫與它們提出的次序,都要由每一落後國家的特點與特殊條件來決定,在好大範圍內,要由它的落後程度來決定。不過在一切落後國家中,革命發展的一般趨向是能夠以「不斷革命」的公式決定的,而不斷革命的意義,已被俄國的三次革命(1905年、1917年2月、1917年10月)確定地指出過了。

共產國際已經用一個典型的例子,昭示過落後國家:它怎樣能破壞一個有力的與有希望的革命。當1925-27年中國發生怒濤般的群眾鬥爭時,共產國際未能提出國民會議口號,同時又禁止蘇維埃的創立。(按照史達林的計劃說,國民黨這個資產階級的政黨,同時可以代替國民會議與蘇維埃。)當群眾已被國民黨鎮壓以後,共產國際卻在廣州繪成一幅對蘇維埃的諷刺畫。廣州暴動不可避免地失敗了以後,共產國際采取了游擊戰與農民蘇維埃的道路,而這時工業無產階級完全是消極的。這樣踏進了死巷以後,共產國際卻利用中日戰爭的機會,一筆勾銷了「中華蘇維埃」,不僅將農民的「紅軍」而且使所謂「共產黨」也都臣服於同樣的國民黨,即資產階級了。

共產國際既因與「民主的」奴隸主締交而背叛了國際無產階級革命,則同時不得不背叛殖民地民眾的解放鬥爭,它底背叛的方式,實在比以前第二國際所干過的更為無恥。「人民陣線」與「國防」政策的任務之一,就在於將殖民地中的千百萬群眾變成「民主」帝國主義的炮灰。占人類大部份的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人民的解放鬥爭的旗幟,已經確定地轉入第四國際之手。

十六 法西斯國家中的過渡要求的綱領

共產國際底戰略家曾經宣布過希特勒的勝利只是走向台爾曼(Thaelmann)[12]勝利的一個步驟,這句話今天聽起來已經古遠的很了。台爾曼坐在希特勒的監獄裡,現在已經有五年多了。墨索里尼已經用法西斯主義把意大利捆綁了16年多。在這整個時期內,第二和第三國際不僅無法領導一個群眾運動,甚至還無法產生一個嚴肅的,多少與沙皇時代革命政黨相比擬的非法組織。

拿法西斯思想的力量來解釋這些失敗,那是一點理由也沒有的。(墨索里尼根本就從來沒有提出過什麼思想)。希特勒的「思想」從來就沒有認真地吸引住工人。民眾中那些一時陶醉於法西斯主義的階層,主要是中等階層,也已經有充份時間來清醒了。今天某些隱約可見的反對派之僅限於新教徒及天主教會的團體,這一事實不能由「種族」和「血統」這種半瘋狂半胡說的理論之力量來解釋,而應由民主派、社會民主派和共產國際底理論之可怕的破產來解釋。

在巴黎公社大屠殺後,黑色的反動幾乎統治了八年。1905年俄國革命失敗之後,勞苦大眾之淪於昏迷之境者,也差不多有這樣長久的時間。但這兩個例子的現像只是一種物力的失敗現像,它是為力量關係所決定的。再說,在俄國失敗的乃是一個差不多尚在處女階段的無產階級。那個時候,布爾什維克派甚至還沒有慶祝它的第三週歲。德國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德國的領導是由兩大強有力的政黨形成的,其中一個已存在了70年,另一個也差不多有15年。這兩個黨,有千千萬萬選民跟在它們後面,竟於戰鬥之前便在精神上癱瘓了,而且不經一戰便投降了。歷史上還沒有記下堪與比擬的災難。德國無產階級並不是在戰鬥中給敵人擊潰的,它是被自己政黨的膽怯、卑賤、背信所摧毀的。那麼它現在對它幾乎三代以來慣常相信的一切事物失掉信念,又何足奇?希特勒的勝利反過來鞏固了墨索里尼的地位。

西班牙或德國內部,革命工作的長期失敗,只是社會民主黨及共產國際底罪惡政策的報應。秘密工作不僅需要群眾的同情,還需要其前進層份自覺的熱情。但那些歷史上已經破產的組織能希望人家給它們以熱情嗎?凡是以亡命者領袖資格出現的,其中大多數或已墮落入骨,成為克林姆宮以及格伯烏[13]的代理人,或者是那些社會民主黨的前任總長,它們還夢想工人們將來能以某種奇跡使他們回到那些已失掉的位置。難道還有一分鐘可以想像這些老爺們能夠做「反法西斯」革命底未來領袖嗎?

而且整個世界範圍內的事變——奧地利工人的潰敗、西班牙革命的失敗、蘇維埃國家的墮落——都不能幫助德意兩國的內部發生革命高潮。因為德意工人想得到政治情報,多數依賴於無線電播音,所以我們便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說,莫斯科的播音台所放送的,摻合了愚蠢和傲慢的熱月[14]的誑騙,已經成為全能主義國家工人頹喪的一個最有力的因素。在這一方面,也像別的方面一樣,史達林只是充當了戈培爾[15]的助手。

同時,使法西斯主義得到勝利的階級矛盾,仍舊在法西斯的政制之下繼續發展著,且正在逐漸地掘毀它的基礎。群眾是比以前更不滿了。成百成千能自我犧牲的工人,不顧一切地繼續進行著革命的鼴鼠工作。沒有直接嘗過那舊傳統與大希望被粉碎之痛的新生一代,已走在前頭。無產階級革命底分子運動式的準備工作,在沉重的全能主義墓石底下不可抗拒地進行著。但要想把潛伏的力量爆發成公開的叛亂,無產階級先鋒隊還必須找到一個新的前途,一個新的政綱和一面新的無疵的旗幟。

主要的不利條件就在這裡。法西斯國家底工人要想選擇一個新的政綱是異常困難的。一個政綱是靠經驗來確證的。但在全能主義專制制度的國家裡正缺乏群眾運動的經驗。將來多分要靠在某一個「民主」國家中的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勝利來推動法西斯領土上革命的運動。由於一種財政或軍事的大災難,也能發生同樣的效果。目前必須進行以宣傳為主的準備工作,這種工作只有在將來才能收獲大規模的成果。但在這一點上,有一件事是可以確信的:革命浪潮一旦在法西斯國家爆發,將馬上成為一股洪流,而且無論在什麼情形之下,都不會因為復活已死的威瑪憲法之類的試驗,而半途中止的。

正是從這一點出發,在第四國際與那些在破產中苟延殘喘的舊黨之間,開始發生一種不可調和的分歧。德國流亡者的「人民陣線」是一切可能的人民陣線中最惡毒與最無信義的一種。實質上,它表現一種無能的渴望,希望與一個烏有的自由資產階級合作。假如這合作得到成功,它也不過給無產階級準備了一連串西班牙式的新的失敗罷了。因此,無情地暴露「人民陣線」底理論和實際的虛偽,乃是反法西斯革命鬥爭的首要條件。

當然這並不是說第四國際拒絕把民主口號當作動員反法西斯群眾的一種手段。恰恰相反,這一類口號在某些時機是能夠盡一種認真的作用的。但民主主義的公式(出版自由,組織工會的權利等)在我們看來只是無產階級獨立運動中底偶然的或插話式的口號,而並不是資產階級代理人(如西班牙的情形!)套在無產階級頭上的一條民主的絞索。這個運動只要多少具有了群眾性質,民主口號便立即與過渡的口號交結起來。我們可以預想,工廠委員會的出現,將在那些舊式的例行公事者從他們的辦公室裡匆匆出來組織工會之前;蘇維埃之普及於德國,將在一個新的制憲會議開催於威瑪之前。意大利及其它全能主義與半全能主義國家將也不例外。

法西斯主義使這些國家陷於政治的野蠻主義之中。但它並沒有改變它們的社會結構。法西斯主義是財政資本手裡的一個工具,不是封建主手裡的一個工具。一個革命的政綱應根據階級鬥爭底辯證法,而不應根據那些受了驚的破產者的心理,這點對法西斯國家也一樣。第四國際厭惡地排斥那些政治上化裝跳舞的方法。這些方法已使史達林主義者,往日「第三時期」[16]的英雄,輪流著戴著天主教徒、新教徒、猶太人、德國國家主義派、自由派的假面具出場——他們這樣做只是為了掩護他們那一個並不討人喜歡的臉相。第四國際經常而且到處在其自己的旗幟下出現。它公開的向法西斯國家內的無產階級提出它自己的政綱。全世界的進步工人都已堅決地相信,將來只有在第四國際的領導底下才能推翻墨索里尼、希特勒以及他們的代理人和模仿者。

十七 蘇聯與過渡時期諸問題

蘇聯以一個工人國家的資格從十月革命中出現。生產手段的國有,這一個社會主義發展的必須的前提條件,開展了生產力迅速生長的可能性。但同時這個工人國家的機關,卻已經歷了徹頭徹尾的墮落;它已由一種工人階級的武器,變成一種反對工人階級底官僚暴力的武器,而且愈來愈成為一種對國家經濟怠工的武器了。一個落後和孤立底工人國家的官僚化以及官僚之轉成為全能的特權階級——這不僅在理論上,此刻就是在實際上,也是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這個理論之最有力的反駁了。

蘇聯就這樣地包含著可怕的矛盾。但它仍舊是一個墮落了的工人國家。這是一種社會性的診斷。至於政治性的預斷即具有一種兩者擇其一的性質:或者是官僚制度愈來愈成為世界資產階級在工人國家中的一個機關,它將推翻財產的新形式,且把國家推回到資本主義;或者工人階級將摧毀官僚制度,開啟到社會主義之路。

在第四國際的各個支部看來,莫斯科審判案之發生毫不足奇,且並不把它當作克林姆宮獨裁者個人瘋狂的結果,而把它看做熱月的合法的產物。它們是從蘇維埃官僚內部底不可忍受的衝突中生長出來的,而這些衝突又反映官僚與人民間的矛盾,以及「人民」自己當中正在加深的矛盾。這些審判案底流血的「瘋狂」性質,可以測度那些矛盾底緊張性,同時由此也可以預知那個大結局的行將到來。

那些拒絕回莫斯科底前任克林姆宮駐外代表的公開發言,已用他們的方法,無可辯駁地證明了在官僚中已發現了一切政治思想形態:由真正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埃乃斯·來士Ignace Reiss)[17]一直到十足的法西斯主義(F.布田科(F. Butenko)[18])。官僚內部的革命份子只是極小的少數,他們消極地反映著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利益。不斷生長的法西斯反革命份子,以更大的一貫性來表現世界帝國主義的利益。這些準備充當買辦角色的候補人,並不是毫無理由的,認為新的統治層只有在吸收「西方文明」,即吸收資本主義的名義之下拋棄國有化,集體化和對外貿易的獨占權,才能保證他們的特權地位。在這兩極之間還有一些中間的散漫的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自由派的傾向,這些傾向都以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為歸趨。

在這個所謂「沒有階級」社會的下層裡,毫無疑問地也有極類似於官僚分派的集團存在,只不過表現得較為緩和且其配比正相反罷了,自覺的資本主義傾向主要的是集體農場(kolkhozi)中興旺的部份,而且只占人口中微小的少數。但這一層份卻給那些以普遍貧困為代價而積蓄個人財富的小資產階級傾向提供了一個廣大的基礎,而且這些傾向還得到官僚的自覺的鼓勵。

高踞於那個愈來愈擾亂社會平衡底高度矛盾的制度之上的熱月寡頭貴族,現在主要地已縮成為史達林的波拿巴主義的集團,它以恐怖主義的辦法來苟延殘喘。最近的司法羅織,其目的是在打擊左派。清除右派反對派領袖的目的也是一樣,因為老布爾什維克的右派集團,從官僚的利益及傾向的觀點看來,也代表一種左的危害。波拿巴主義的集團為自存計,同時又因為害怕它自己的布田科之流的右派同盟者,便迫得把老布爾什維克的一整代,幾乎一個不留地殺掉,這一事實無可辯駁地證明了革命傳統在群眾中的活力,同時也證明了群眾的繼長增高的不滿。

西歐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昨天還把莫斯科審判案驗明為毫無摻雜的純金,今天又堅執地反復說明「蘇聯內部既沒有托洛茨基主義也沒有托洛茨基派」。但他們卻無法解釋何以每次清黨都是在與托洛茨基主義危險鬥爭這面旗幟下進行。假如我們把「托洛茨基主義」當作一個已完成的綱領,或甚而當作一個組織來考察,那麼毫無疑義,「托洛茨基主義」現在在蘇聯還是極端微弱的。但它之所以有不可摧毀的力量,就因為它不但表現著革命的傳統,而且還表現著今天俄國工人階級底真正的反對態度。從克林姆宮集團的觀點看來,工人們反官僚所積聚的社會仇恨,恰好就構成了「托洛茨基主義」。它帶著極厲害的與確有根據的畏懼心理,害怕工人底深刻而模糊的不滿,與第四國際組織發生了聯繫。

老布爾什維克一代的處死,以及中年和青年一代革命代表的處死,已打破政治平衡,使之更有利於官僚中的右派——資產階級及其全國的同盟者。我們可以想見他們,即右派,將在下一時期以更大的決心,設法改變蘇聯的社會主義性質,並使它更近於法西斯形式底「西方文明」的模樣。

從這個前途出發,則「保衛蘇聯」的問題便得到了很具體的性質。假如明天資產階級法西斯派——就稱它「布田科派」吧,想奪取政權,那麼「來士派」就不可避免地要列陣於街壘的反對面。雖則它或許暫時做了史達林的聯盟者,但它卻不是保衛波拿巴主義的集團而是保衛蘇聯的社會基礎,即保衛那一份從資本家那裡奪來而變為國有的財產。假如「布田科派」確實與希特勒聯盟,那麼「來士派」將在國內和世界鬥爭場上內保衛蘇聯以抵抗軍事干涉。除此以外,采取任何其它路線都是一種叛賣。

這樣說來,在嚴格規定的例子中,雖不可事先否認有和官僚中熱月的部份建立「聯合陣線」以抵抗資本主義反革命公開進攻的可能性,但在蘇聯的主要政治任務,還是在推翻這個同一的熱月官僚。它的統治多延續一天,則經濟中底社會主義成份的基礎便多一天腐蝕,並增加資本主義復辟的機會。而共產國際正走上這個方向:它在絞殺西班牙革命以及敗壞國際無產階級鬥志的行為中,充當了史達林主義集團的代理人及同謀者。

正如在法西斯國家中的情形一樣,官僚的主要力量並不在它的本身而在於群眾的幻滅,以及他們之缺乏一個新的遠景。史達林的政治機關,除了更為放肆的野蠻之外,它與那些法西斯國家的,並無什麼不同,因此正如在法西斯國家一樣,將來多分要由國外事變來推動蘇聯工人的革命興起。在全世界範圍之內,反對共產國際的鬥爭,今天已是反史達林派獨裁鬥爭的最重要的一部分。許多征兆已經顯示出來,因為共產國際沒有直接格柏烏的基礎,所以它的塌台將在波拿巴主義集團以及整個熱月官僚制度的塌台之前。

蘇聯革命底新的高漲,將無疑地在反社會不平等和反政治壓迫底鬥爭的旗幟下展開。打倒官僚的特權!打倒史達哈諾夫運動!打倒蘇維埃貴族及其等級!給一切勞動形式以更大的工資平等!

爭取工會及工廠委員會的自由,爭取集會權利和出版自由,這種鬥爭將在爭取恢復和發展蘇維埃民主的鬥爭中展開。

蘇聯官僚以希特勒和戈培爾式普選權的虛構,來代替蘇維埃這個階級機關。現在不僅須恢復蘇維埃底自由的民主形式,而且還須恢復它的階級內容。正像過去曾禁止資產階級及富農參加蘇維埃一樣的,現在必須把官僚及新興貴族逐出蘇維埃。在蘇維埃內只能給工人、集體農場下層份子、農民及紅軍士兵的代表以位置。

如果不給蘇維埃中的各個政黨合法化,那就不能使蘇維埃民主化。工農將由他們的自由投票,來表明他們所承認的蘇維埃政黨是哪些政黨。

根據生產者及消費者的利益,從上到下,修正計劃經濟!工廠委員會應該恢復監督生產的權利。根據民主方法組織起來的消費合作社,應監督生產品的品質和價格。

按照參加集體農場工人的意志和利益,改組集體農場

應以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政策來代替官僚底反動的國際政策。公布克林姆宮的全部外交函件。打倒秘密外交!

熱月官僚導演的一切政治審判案,在完全公開與坦白和正直的辯論的光照之下,重新審定。只有被壓迫群眾底勝利的革命起義,才能恢復蘇維埃政制,並保障它向社會主義作更進一步的發展。現在只有一個黨能夠領導蘇維埃群眾起義,這個黨就是第四國際黨!

  • 打倒該隱!(原譯者註:Cain,聖經上殺弟的人)——史達林的官僚匪黨!
  • 蘇維埃民主萬歲!
  • 國際社會主義革命萬歲!

十八 反對機會主義與無原則的修正主義

法國里昂·布魯姆的政見和政績,又一次表明出改良主義派甚至從歷史底極悲慘的教訓中,也不能學到什麼。法國社會民主黨奴顏婢膝地抄襲德國社民主黨的政治,行且得到同一的結果。在這幾十年內,第二國際便一貫地和資產階級民主政制纏結在一起,事實上已成了它的一部分,而且正在和它一道腐爛。

第三國際卻在資本主義的恐慌已確定地把無產階級革命放在議事日程上的時候走上改良主義的道路。共產國際今天在西班牙及中國的政策——匍伏於「民主」及「民族」資產階級之前的政策——表明共產國際也同樣不能進一步學到什麼,而且也不能改變自己。蘇聯官僚已在蘇聯成為一種反動勢力,在世界範圍內它也不能盡一種革命作用了。

無政府工團主義[19]一般地已經過了同樣的演變。在法國,里昂·儒奧(Leon Jouhaux)[20]的工團主義官僚,久已成為工人階級中的一個資產階級代理機關。在西班牙,無政府工團主義已經抖去它底外表的革命主義,一變而為資產階級民主四輪車上的第五輪。

以倫敦局為中心的中派[21]組織,只是代表社會民主黨或共產國際之「左」的附屬物。他們已表明完全無能去弄清國際形勢的真相,並從此得出革命的結論。它的登峰造極的代表就是西班牙的馬克思主義統一工黨(POUM),這個黨已在革命的條件之下,證明它完全不能追隨一條革命的路線。

世界無產階級所長期遭受的悲慘失敗,已命定那些官式組織采取更大的保守主義,同時驅使那些幻滅的小資產階級「革命家」去追求「新路」。這正如通常在反動和衰落時期所見的情形一樣,庸醫和江湖術士在四面八方湧現出來,要求修正革命思想的整個路線。他們不從過去學習,而干脆地「排斥」過去。有些人發現馬克思主義的矛盾,另些人又宣布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塌台。有些人把那些出賣革命的人所犯的錯誤諉責於革命學說;另一些人則大罵醫藥,因為它並未保證一種得心應手和大演奇跡的治法。更為大膽的人則答應去發明一種萬應靈藥,並且預先主張停止階級鬥爭。有許多「新道德」的「先知們」,正準備靠倫理的以毒攻毒的辦法去復活工人運動。這些使徒們多數在未抵戰場之前已把自己弄成功為一個道德的病夫。於是,那些久已湮沒在馬克思派社會主義前期底故紙堆中的藥方,便在「新路」的外貌之下貢獻給無產階級。

第四國際向第二、第三、阿姆斯特丹,以及無政府工團主義等國際的官僚,向它們的中派扈從;向不改良的改良主義,與格柏烏聯盟的民主制度,並不和平的和平主義,替資產階級服務的無政府主義;向那些平生對革命怕的要死的「革命家」,宣布不可調和的戰爭。所有這些組織,都不是未來成功的保證,而只是過去的腐朽殘餘。戰爭與革命的時代將把它們一掃清光。

第四國際不尋求也不發明萬靈藥。它完全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把它當作唯一足以令人了解實際、揭露失敗真相以及自覺地準備勝利的革命學說。第四國際繼續布爾什維克的傳統,因為他是第一次向無產階級表演如何奪取政權的。第四國際掃除那些庸醫、江湖術士、以及那些不請自來的道德老師。在一個以剝削為基礎的社會中,最高的道德就是社會革命的道德。凡是足以提高工人階級自覺,而使他們相信自己力量,使他們決心在鬥爭中作自我犧牲的一切方法都是好的,凡是使被壓迫者在壓迫者之前表示畏縮和卑屈;凡是破壞群眾反抗和不滿精神;凡是以領袖的意志代替群眾意志;以強迫代替說服;以蠱惑和羅織代替真實底分析的方法,都是不可容許的。因此,出賣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民主黨,以及成了布爾什維克主義反面的史達林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及其道德的死敵。

正面地面對現實;不要尋找最少抵抗的捷徑;以真名呼實物;要把真理告訴群眾,不管真理如何苦;不要害怕阻難;從小事到大事都要真誠:把我們的綱領建立在階級鬥爭的邏輯上:行動的時刻一到便要勇敢——這些就是第四國際的原則。它已表明它能夠逆流前進。就要來臨的歷史浪潮將把它高高地舉起。

十九 反對宗派主義

在無產階級歷史組織底叛賣影響之下,在第四國際的周圍,已有種種不同的宗派情緒及集團,生長或再生出來。它們骨子裡是反對爭取部份要求和過渡要求,即,反對在工人階級的目前情況中,爭取他們的基本利益和需要。在宗派主義者看來,準備革命就是使自己相信社會主義之優越。他們主張不理睬「舊」的工會,即,不理睬幾千百萬有組織的工人。好像群眾還能夠生活在實際階級鬥爭底環境之外似的——他們對改良派組織的內部鬥爭淡然置之——彷佛我們不干預群眾的日常鬥爭便能夠爭取他們過來似的——他們拒絕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之間作一區別——彷佛群眾在任何方面都不會覺得有所不同似的。

宗派主義者只能分辨兩種顏色:紅和黑。他們把實際簡單化,為的使自己不受誘惑。他們拒絕在西班牙的交戰陣營間來一個區別,所持的理由就是這兩個陣營都有一種資產階級的性質。他們拿這同樣的理由認為必須在日本和中國戰爭中保持中立。他們拒絕否認蘇聯與帝國主義國家間底原則性的不同,而且為了蘇維埃官僚采取反動的政策之故,他們拒絕反對帝國主義的進攻以保衛十月革命所產生的新的財產形式。他們自己不能找到門路接近群眾,卻拼命罵群眾不長進以致沒有革命的觀念。

這些毫無生氣的政治家們,一般地都用不著那一座以過渡要求為形式的橋梁,因為他們根本無心跨到彼岸去。他們只是在一個地方鬼混,以反復背誦那千篇一律的貧乏而抽像的詞句為滿足。在他們看來,政治事變是一個評論的機會而不是一個行動的機會。既然那些教條主義者,與一般的荒唐鬼和奇跡大家一樣,每走一步都在現實之前傾跌,他們便生活在一種永遠憤激的狀態中,抱怨「黨高層」的不是和「手段」,而且不斷打滾於小陰謀中。在他們自己的圈子裡,他們慣常實施一種專制的制度。宗派主義的政治虛脫症給機會主義者的虛脫症以補充,有似影之隨形,顯示它並沒有什麼革命的遠景。在實際政治之中,宗派主義者無論在什麼時候,總是與機會主義者,尤其與中派主義者聯成一氣來反對馬克思主義的。

許多從第四國際桌子上偶然撿些麵包屑來滋養一下的宗派主義團體和派系,過著一種「獨立」的組織生活,他們自命不凡,但缺乏任何勝利機會。布爾什維克-列寧派不想浪費時間,所以平心靜氣地讓這些團體自生自滅。但宗派的傾向將來也會在我們自己隊伍中發現,而且在個別支部的工作中會發生很壞的影響的。和他們再也不能妥協,連一天也不能妥協。正確的工會政策,乃是歸依第四國際的一個基本條件。誰不找尋並尋得到群眾去的道路,誰就不是一個戰士,而是黨的累贅。擬定一個政綱,並不是為編輯部或討論俱樂部的領袖著想,而是為數千數百萬人的革命行動著想。肅清第四國際隊伍中的宗派主義以及無可救藥的宗派主義者,乃是革命成功的一個起碼條件。

二十 開辟到女性工人之路!開辟到青年之路!

由西班牙革命底「領袖們」一手造成的西班牙革命的失敗,法國人民陣線的可恥的破產,以及莫斯科司法騙局的暴露——這三件事合起來給了共產國際一個不可救治的打擊,而且偶然的給了它的同盟者:社會民主黨以及無政府工團主義者一些重傷。當然這並不是說這些組織的黨員將立即轉入第四國際。較老的一代已經嘗遍可怕的失敗,將大批地離開革命運動。而且,第四國際決不想轉變為一個收容革命的傷兵、失意的官僚政客和喪志的仕途主義者的避難所。恰恰相反,為了預防目下充滿於舊組織機關內的小資產階級份子有注入我黨的可能起見,必須采取嚴格的預防手段:對非工人的,尤其是從前黨官僚出身的候補黨員,要延長對他們的考察時間;禁止他們在頭三年內充任任何負責職務等。第四國際裡現在沒有將來也不會有政客、舊國際的膿包的任何地位。只有那些願意為運動而生,不願損運動以利己的人,才能走近我們。革命工人應該感覺到自己是主人。我們的組織向它們廣開門戶。

當然,甚至在那些曾經一度站到最前列的工人們當中,也有不少疲倦和幻滅的。他們至少在下一時期將仍舊會是一個袖手旁觀的人。當一個政綱或一個組織衰亡的時候,負擔這政綱和組織的一代人也和它們一道衰亡了,革命運動要靠那些對過去不須負責的青年人來恢復活力了。第四國際特別關心於無產階級青年一代。它的全部政策都力求喚起青年相信他們本身的力量和未來。只有青年人新鮮的熱情和進取的精神,才能保障鬥爭的初步勝利;而只有這些勝利才能把老一代的最優秀份子送回革命的道路。過去如此,將來也如此。

那些機會主義的組織,由於他們的本性使然,其主要的注意力集中於工人階級的上層,因此它們忽視青年和女性工人。但資本主義的沒落卻給那些靠工資過活的及管理家務的婦女以最沉重的打擊。第四國際的支部應該在工人階級內部最受剝削的層份中,因此應該在女性工人當中,尋求支持的基礎。他們將在此處發現熱心、無我及決心犧牲的無盡寶藏。

打倒官僚及仕途主義!

開辟到青年之路!

轉向女性工人去!

把這些口號用最大的字寫在第四國際旗幟上面。站到第四國際旗幟底下來呵!

二十一 站到第四國際的旗幟底下來!

懷疑論者會問:但是創立第四國際的時機已經到了嗎?他們又說「人工地」創立一個國際是不可能的:它只能在大事變中產生云云。一切這些反對論調只能表明那些懷疑論者不配建立一個新國際而已。他們幾乎干什麼都不配。

第四國際早已在大事變——無產階級在歷史上的最大失敗——中生長。這些失敗的原因就在舊領導的墮落和背信中找出來的。階級鬥爭不容有一息的中斷。對革命的目的來說,第三國際已跟著第二國際死亡了,第四國際萬歲!

但是宣布它創立的時機已經到來了嗎?……這些懷疑論者還不肯靜下來。我們答說,第四國際用不著被「宣布」。它已經存在而且正在鬥爭。它薄弱嗎?是的,它底隊伍的人數並不多,因為它還年輕。他們主要地還是些幹部。但這些幹部卻是未來的保證。除了這些幹部之外,在這個星球上目下尚沒有一個革命派真正夠得上這個名字的。我們的國際在數量上雖仍微弱,但在理論、政綱、傳統、以及在其幹部的無比歷練上是強有力的。誰在今天看不到這一點,那就讓他立即站開去罷。一到明天,事情就會更加明白的。

第四國際今天就已受盡史達林派、社會民主黨、資產階級自由派和法西斯派應得的仇視。在任何人民陣線中,沒有也不能給它留一點位置。它不可調和地向一切拴在資產階級裙帶上的政治集團宣戰。它的任務——廢除資本主義的統治。它的目的——社會主義。它的方法——無產階級革命。

沒有內部民主——就沒有革命的教育。沒有紀律——就沒有革命的行動。第四國際的內部結構是以民主集中制底原則為基礎的;在討論上充份自由,在行動上完全一致。

人類文化的當前危機,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危機。團結在第四國際內的先進工人,向他們的階級指出這個危機的出路。他們貢獻一個綱領,這個綱領就是建立在無產階級鬥爭以及全世界求解放底一切被壓迫者鬥爭的國際經驗之上的。他們貢獻出一面無疵的旗幟。

各國男女的工人,走到第四國際的旗幟底下來吧,它將是你們朝向勝利的路上的高舉的旗幟!

《火花》是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組織(IMT)的台灣網站。我們是一個為世界各地社會主義革命奮鬥的革命馬克思主義組織。如果您認同我們的理念並有興趣加入我們,可以填寫「加入我們」的表格,致信marxist.tw@gmail.com,或私訊「火花-台灣革命社會主義」臉頁,謝謝!

註釋

[1]原譯者註:「新政」(New Deal),指一九三三年羅斯福就任美國總統後所施行的那套挽救空前嚴重大危機的政策。內容主要有:舉辦公共工程來吸收失業工人,縮短工作時間,規定最低工資標準,禁止童工,保障工人與資方集體談判的權利,鼓勵農民領取政府津貼來自動減少農作物的產量,政府收購及儲存剩余糧食,由聯邦政府監督在全國實行失業保險及其它社會保險方案,廢除金本位,實行溫和的通貨膨脹以刺激市場,政府監督銀行和股票交易所,政府監督托辣斯,改革稅收制度,改革文官制度,改革法院等等。可以說,「新政」是集資本主義的改良主義之大成,也是開戰後所謂「新資本主義」之先河。

[2]原譯者註:阿比西尼亞(Ethiopia),即衣索比亞,一九三五年十月遭意大利軍隊侵略,次年五月全國被占領,到一九四一年才復國。

[3]原譯者註:馬克思主義統一工黨(The Workers Party of Marxist Unification (POUM))是三十年代西班牙一個中派主義(參看注廿一)的黨,曾在西班牙革命內戰中起重大作用。該黨的黨員大部分是工業最發達的加泰隆省內的工人,領導人則主要是過去西班牙共產黨的領導人後來不滿意史大林某些政策的,其中有些曾一度參加托洛次基派。該黨一方面對共產黨作左的批評,但在最重要的實際政策上則與他們一樣,例如參加資產階級所支配的聯合政府等。一九三七年六月,該黨整批領導人遭蘇聯派駐西班牙的特務直接逮捕,同時被聯合政府宣布為非法組織。其領袖安德烈·寧隨即被蘇聯特務殺害。

[4]原譯者註: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是一九三五年法國工人階級各黨(共產黨和社會黨),與資產階級自由派(激進社會黨)所成立的聯盟組織的名稱。這種階級合作路線隨後被同年舉行的共產國際第七次世界大會采納為正式的總路線,一直施行到一九三九年史大林與希特勒簽訂協定時為止。二次大戰結束後,各國共產黨按照史大林的指示,又在各種不同名義之下恢復這種路線。

[5]原譯者註:美國產業工會運動(CIO)──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之初,美國主要的工會組織是美國勞工聯合會(勞聯,AFL)屬下的行業性工會。這些工會領袖是一些充滿階級妥協精神的極端保守而且專制的官僚,會員限於熟練工人。一九二九年經濟大恐慌爆發後,工人群眾的思想顯著地激進化起來,不但在政治上左傾,而且迫切要求成立比較富於戰鬥性的產業性工會,把不熟煉的工人和腦力勞動者也組織起來。為了防止這個群眾運動落到革命份子手中,羅斯福總統出面支持改良派的工會運動,勞聯一部份領導人也轉過來領導組織產業工會的運動。一九三五年底成立產業工會委員會。他們起初在勞聯範圍內活動,爭取在產業基礎上來把舊工會改組。但勞聯主席死硬反對,甚至為此開除了共有一百萬會員的十個全國總工會。於是產業工會委員會成為獨立的工會聯合機構。一九三八年正式成立一個新的全國總工會,即產業工會大會(產大,CIO)。後來,產大的戰鬥性日漸降低,勞聯也不再死硬排斥不熟練工人和產業性工會組織,兩者終於在一九五五年底合並成為勞聯產大。

[6]原譯者註:共產國際(第三國際,Comintern),一九一九年在列寧領導下成立,作為全世界的無產階級革命黨,代替那已經喪失進步作用而且分崩離析了的第二國際。各國共產黨本來都是共產國際的支部。共產國際的總部設在莫斯科。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二年間,盡管蘇聯處於內戰和不穩定的局面中,共產國際的世界代表大會每年都能舉行。這四次大會的決議案,是共產主義革命綱領的基礎,自從史大林官僚集團當權後,世界大會就不再依期舉行。第五次大會延遲到一九二四年,第六次一九二八年。同時,共產國際逐步變成蘇聯官僚對外政策的輔助工具。一九三五年所舉行的第七次大會,采取「人民陣線」作為資本主義國家中的總路線,當時托洛次基便宣布這次大會實際上是結束共產國際的大會。此後果然共產國際就再沒有舉行過世界大會了。一九四三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史大林為了討好美英帝國主義,正式將共產國際解散。

[7]原譯者註:里昂·布魯姆(Andre Leon Blum )是三十年代法國社會黨的領袖,一九三六至三七年間任人民陣線政府總理,一九五○年去世。

[8]原譯者註:第二國際(勞工與社會主義者國際,Second International),成立於一八八九年,作為第一國際(國際工人協會,一八六四至一八七六年)的繼承者。第二國際是各國(主要是歐洲)社會民主黨之間的一個很松懈的聯合組織,把革命派和改良派都容納在內。最強大並有權威的支部是德國社會民主黨。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爆發,主要的各國支部都支持本國資產階級政府的戰爭行動,違背了最基本的國際主義的原則,於是第二國際的進步作用告終,國際組織也實際瓦解。一九二三年恢復國際組織,但已成為十足的改良派了。

[9]原譯者註:孟什維克(Mensheviks)──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一九○三年)分裂為布爾什維克(即多數派)和孟什維克(即少數派),前者由列寧領導,後者由馬爾托夫領導。後來兩派的分歧越來越大,布爾什維克代表堅決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而孟什維克漸漸變成小資產階級民主改良派。最後,布爾什維克領導十月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本身改名為共產黨,孟什維克與資產階級合作,反對蘇維埃政權,仍留在第二國際內。

[10]原譯者註:俄國社會革命黨(Social Revolutionaries)成立於一九○○年,它的思想初期大體上繼承民粹派的傳統,抱有社會主義理想,希望靠一般的人民(以農民為主)的力量使俄國避免資本主義化,以俄國古老的村落共同體為基礎,直接實行社會主義。它反對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主義歷史進步作用和無產階級革命使命的理論。後來它主要的政綱就是要求土地國有化,和實行既非資產階級又非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後,社會革命黨成為一個非常龐大而無定形的組織,在農民和士兵中有巨大勢力。右派社會革命黨領袖堅持與資產階級合作,參加臨時政府,反對蘇維埃奪取政權,他們的政綱變成空話,結果群眾漸漸被布爾什維克爭取過去。左派社會革命黨支持十月革命,並在初期參加蘇維埃政府,但一九一八年三月因反對對德和約而退出政府,七月舉行暴動,轉入反革命陣營。

[11]原譯者註:阿姆斯特丹國際(Amsterdam International),即一九一九年復活後的國際工會聯合會(職工國際),因總部設在阿姆斯特丹,故名。這是個改良派的組織,受第二國際影響,極端反共反蘇。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已實際停止活動,到一九四五年世界工會聯合會成立時正式解散。

[12]原譯者註:台爾曼(Thaelmann)是納粹上台前德國共產黨的領袖及總統候選人,執行史大林的路線,致使歐洲最強大的工人階級和共產黨在法西斯面前不戰而降。台爾曼一九三三年被納粹投入集中營,於一九四五年被處死。

[13]原譯者註:格柏烏(GPU),在這裡泛指蘇聯的政治警察。蘇聯政治警察機關先後使用多種不同的名稱,在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四年之間稱為國家政治保衛局,其簡稱GPU譯音為格柏烏。格柏烏本來是用來鎮壓真正的反革命份子的,後來在史大林派官僚手中變成無惡不作、凶殘之極的反動工具,主要用來對付真正的革命者、一切政治上不同意見的人,以及任何受官僚集團懷疑或不喜歡的人。墮落後的共產國際便完全受格柏烏控制。

[14]原譯者註:熱月(Thermidorian),是十八世紀末法國大革命時所采用的革命歷的第十一月份的名稱。一七九四年特爾米多月九日,羅伯斯比爾的革命政權被推翻,法國政局開始向右轉,最後造成拿破侖上台及第一共和國滅亡。特爾米多事變表示從革命轉為反動,但沒有達到反革命,因為革命所創造的新社會制度仍然保存著。托洛次基常拿蘇聯史大林主義的反動和特爾米多相比。

[15]原譯者註:戈培爾(Goebbels)是納粹黨的宣傳部長,納粹覆亡時自殺。

[16]原譯者註:「第三時期」(Third Period)──這是史大林派的一種看法和一種路線。一九二八年,他們宣稱戰後資本主義世界進入了「第三時期」,即無可挽救的危機和立即滅亡的時期。根據這個估計,共產國際命令各國共產黨采取極左冒險主義的政策,希望迅速取得政權。這路線造成許多惡果,最重要的是在德國,他們大大低估了納粹黨的威脅,卻指社會民主黨為「社會法西斯」,完全拋棄了工人階級統一戰線的策略,結果讓希特勒登台。「第三時期」路線施行到一九三四年,然後被右傾的「人民陣線」路線代替。

[17]原譯者註:來士是共產國際和格柏烏派駐西歐擔任秘密工作的一名高級人員,是真正為了社會主義革命事業而參加格柏烏工作的戰士。他因為厭惡史大林的反動統治,尤其是對一九三六年開始的莫斯科審判案大寃獄深刻反感,下決心脫離史大林官僚機關,參加建立第四國際的隊伍。一九三七年七月,他從巴黎寄信給蘇共中央委員會宣布他的轉變,同時在西歐秘密工作人員中策動同樣的轉變。九月四日,他被史大林派遣的凶手誘往瑞士洛桑附近殺死。

[18]原譯者註:布田科是蘇聯外交使館中一名武官,脫離蘇聯官僚集團後,完全轉變到法西斯主義立場上。

[19]原譯者註:無政府工團主義(Anarcho-syndicalism)和一般的無政府主義一樣,反對任何議會行動,反對政黨,此外,它認為工會的獨立行動足以把工人階級從資本主義束縛中解放出來,並設想一種由工會管理的新社會秩序。

[20]原譯者註:里昂·儒奧(Leon Jouhaux)是法國總工會的總書記,從一九○九年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為止。於一九五四年去世。

[21]原譯者註:中派是工人運動(以及其外圍的激進運動)中處於改良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之間的任何派別。馬克思主義代表工人階級的長遠利益,改良主義是工人官僚和工人貴族的立場。中派主義卻沒有獨特的社會基礎,它是工人之中某一層次正在從左向右轉變中的過渡立場,因此有左傾中派主義和右傾中派主義的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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