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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南铁黄春香家的理论问题

前言

之后我们会再行论述挡拆行动当中的细节与经验,但是在这里我们必须先将部分的理论问题拉出来讨论,以回应部分来自左方的杂讯,因为这些杂讯牵涉的是我们组织最根本的立场、目标以及行动问题。我们火花一向重视理论的教育,「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我们认为也可以借此机会澄清我们的立场以及方向。

当然,由于批评来自左方,本文会采用一些左翼术语,即使用词或许略为激烈,我们仍然强调这是同志式的批评。

阶级分析问题与具体的图像

首先回到阶级分析的ABC,马克思主义框架下的阶级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在判断其阶级时,是由这个人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作为判准,而不是财产数额。

接下来,我们必须厘清黄春香所拥有的房屋究竟是生产资料还是生活资料,若是我们简单将所有的房屋都归结为生产资料,那么为数庞大的工人阶级将被划入资产阶级的范畴,这无疑是荒谬的,那么对黄春香而言,这一栋房子是她与年迈的母亲所居住的自住宅,显然属于生活资料。

况且,就算我们退到最僵化的立场来说,黄春香收租时的状态就其阶级而言属于地主,仍然必须考察其个人的生活经验与历史脉络,以及作为房东的具体状况,若简单因为其地主阶级的身份,就如土改时期的中共将之划分为「善霸」,这实际上在走二十世纪的老路,甚而是毛主义的老路。

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序言中说道:「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框架下要求一个年迈的房东承担整个体制下租房市场的罪过,难道不是反过来变成压迫者的同伙吗?

再者,必须非常具体地讨论黄春香家的案由,若是忽略了这一些,单纯以阶级性质来定调这一运动,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唯心主义,这是脱离事实的机械搬用。

纯粹因为黄春香拥有较多的财产或有所谓「九百万」就认为其毫不值得同情,这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纯粹是仇富情绪而已,马克思主义并不拥抱这一情绪,而是科学地总结出工人阶级的潜力及其主体性。

「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人们自社会取得财富的权利,而只剥夺人们利用财富压迫他人的权力」-《共产党宣言》

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这样一幅图像,资产阶级专政的政府以国家暴力强拆了人民的生活资料,不论对于黄春香的阶级如何定性,她都正在经历被抛进无产阶级行列的过程,这是资本主义的掠夺造成的结果,难道在这样的具体斗争中,找不到任何一点进步的因素吗?难道黄春香家的行动者杰出的组织与行动不是阶级斗争上升的一种体现吗?

作为无产阶级战士的火花,难道不用参与在运动中提出我们的看法,同整个社会最先进的行动者交换意见,互相学习,并且找出通向新社会的方向吗?

如果对于议题的了解纯粹停留在空泛的阶级分析,进而得出不应该参与土地与反迫迁等等议题的结论,这无异于把马克思主义锁在键盘里,而与真实的运动割裂开来。

无产阶级民主与公共利益

有来自左翼的批评认为近期遍地烽火的反迫迁运动或是土地运动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民主」,认为我们应该要坚守工人阶级的「无产阶级民主」,这里我们郑重地回答,这种区隔是不存在的,我们面临的不是两种民主的区隔,仅仅是最低纲领跟最高纲领的区隔,我们需要的不是用最高纲领反对最低纲领,而是提出土地运动的过渡纲领,与一切受资产阶级政府残害、被抛入无产者的土地运动者们联合起来。

最为荒谬的是,批评中居然采用了「公共利益」用作反对我们参与这一运动的论据。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框架下,现有的政府机关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政府,这是我们都同意的前提,既然如此,人民并没有主体性与能动性去参与所谓「公共工程」的规划过程,那么如何形成真正的「公共利益」,黄春香难道不是属于公共的一部分吗?不肯协调的铁道局使用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暴力痛揍行动者,难道就是实现所谓「公共利益」?这么说来,难道资产阶级国家在帮无产阶级维持「公共利益」,并透过其强力去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那为何还需要革命?

批评者想坚持所谓「无产阶级民主」,殊不知只是错将资产阶级专政认成无产阶级民主,从而滑进开发主义与改良主义的盲区。

我们必须一再提醒,在资本主义社会下,一切的公共利益都只是资本家利益的抽换词面,今天南铁东移与铁路地下化一案,正是与台南市区(建商的)土地开发与商业利益息息相关,若是无法穿越公共利益的迷雾看到这一层本质,那就会从客观上成为资本家与政府的随从。

现在更具体的情势下,我们看到的不是什么「公共利益」,而是资产阶级中华民国政府在以「都更」的名义为财团和大资本掠夺土地以便于后者的敛财,做毫无生产性的地价炒作。蔡英文政府的前瞻计画就有意透过这种方式在全台各地掠夺土地,近来的遍地烽火就是这个计划的再进一步。在这个议题上,革命派与不愿屈服于大资本霸权的小住户站在一起,抵抗国家暴力,同时诉求扩大这个抗争与工人运动的整体做出连结,不就是促成某些人嗤之以鼻的小资产阶级加入以无产阶级纲领为主的抗争,避免让他们走向反动的思想和势力?(如有韩粉去年一度到陈家现场「凑热闹」)。

有人说声援黄春香就是在提倡布哈林主义而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忠告说这些话的人必须言之有据,请指出我们哪里在这个抗争内提倡布哈林主义?协助一个迫迁户反对强拆,怎么会滑坡为我们在倡导跟整个富农阶级做出妥协?站在一旁以长篇大论来为自己的冷眼旁观辩护,不仅没有务实看到这些迫迁行动对接下来台湾具体情势的影响,也只是将马克思主义隔离于实际在抗争的群众之外。如此,到底谁是用实践去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又到底是谁比较像列宁所评价的布哈林:「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因为其中有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

无产阶级民主应该强调扩大群众参与,形塑群众的主体性,扩大公共讨论的空间与可能,免去资产阶级媒体的资讯乱流等等,而这一切诉求正是当前反迫迁运动中相当常见的最低纲领,我们诚挚地建议批评者,与其对着运动指手划脚,不如深入去了解运动的具体状况。

最后,我们提出口号:

与受压迫者站在一起!

向无压迫的世界前进!

《火花》是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组织(IMT)的台湾网站。我们是一个为世界各地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如果您认同我们的理念并有兴趣加入我们,可以填写「加入我们」的表格,致信marxist.tw@gmail.com,或私讯「火花-台湾革命社会主义」脸页,谢谢!

14 thoughts on “关于南铁黄春香家的理论问题

  1. 不论分歧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真心觉得我们读完恩格斯这一篇可以从黄春香事件内学到很多东西,马恩全集第十八卷——论住宅问题 恩格斯在150多年前所写的原文连结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18/043.htm
    恩格斯批判普鲁东的解决工人阶级住房的方法,同样也适用黄春香这种情况

    个人觉得,其实现代的住房是一种金融商品,交换价值已经超越使用价值(房住不炒是句空话),虽然房主不出租就等于免费住在房子里并不会让房子变成资本,但换一个角度想,那么我要问如果黄春香一个人卡住市中心的地皮不能拆迁建铁路导致一个188万人口的城市的铁路10年不能建设,那这188万人全台南社会的损失应该由谁来承担?假设每个人平均每天通勤时间因为黄春香增加10分钟就好,188万台南市人的10分钟就是1880万分钟=31万3333个小时/每天,10年就是8亿2700万小时的劳动时间,如果每天工作8小时,约等于1亿又340万个工作天的经济损失,如果1个月工作22天1年有12个月,大约是39万1666年黄春香的连续工作的劳动价值,趋趋一个黄春香可以浪费社会39万年,以台湾平均工资计算1小时最少也有320元新台币,大约整个社会损失2646亿新台币,这2646亿台币是分散在整个台南市每个居民的平均通勤时间成本增加之上的,以私人地主的占有社会劳动要付出的代价就是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的降低,就是黄春香工作几辈子都还不起的社会损失,也就是让整个社会损失超过2646亿元,耽误城市发展,这在经济学上称为经济负外部性
    ,我在举一个例子,在落后国家印度的经济发展之所以缓慢,也完全是这样的模式,印度小资产阶级因为小土地私有制阻碍了印度的经济发展100年还维持很落后的状态,每当有工业投资发生时小土地私有者就抗争,相反中国因为土地国有化而城市化率速度明显高于印度,这就是这种小土地私有制可恶之处,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不能调和之矛盾,它长期让印度处于劳动生产力水平很低下的状态,阻碍城市发展大工业,阻碍了现代化

    第二个角度来说如果政府要征收房地产,不能让这种征收变成有利可图的否则就如同金融资产的虚拟资本利得转移到这位房产主身上了,应该按劳分配的征收

    之前有网友回复我:他本来可以卖两千万的,政府只愿意给960万,是你你要吗?

    我对这位网友的回复:你犯了两个逻辑错误
    1.第一个错误根据台南市的实价登陆价格资讯台南房价只有18万~15万一坪,政府以1坪45万征收他的房子 他赚了2~3倍

    2.第二个错误可以卖2000万 不代表他付出价值2000万的劳动时间,应该「按劳分配补偿价值」,我举个例子:假设有一个人当初房价便宜购买房地产,房价所得比也比较低的时代只有4倍房价所得比,假设这人当时投入储蓄率33%缴房贷,花了12年的劳动时间购买房子,最后房价所得比上升到16倍,也就是变成价格为48年的劳动时间(储蓄率33%存48年购买),那政府只能退他12年的33%也就是4年的劳动时间,按平均工资或基本工资退还(这个数额大约是4~5年的工资按劳分配),那就应该给一个超低的价格来征收,否则就是图利地主形同「社会的劳动以金融资本利得的形式转移到这位房地产主身上」,那么黄春香是否有拿到剩余价值和利润?价值不能凭空产生,有人得利就有人受到损失,那么损失的是谁? 当然是年轻人要花更高的金额去缴房贷 假设真如你所说政府补偿他2000万,那后面接盘的就必须去花2000万的劳动时间去赚原本 1/5五分之一~1/10十分之一的劳动时间就可以购买的房子,我内文已经说了土地没有价值只有价格,而价格偏离价值

    1. 整个社会损失2646亿新台币,这2646亿台币是分散在整个台南市每个居民的平均通勤时间成本增加之上的,以私人地主的占有社会劳动要付出的代价就是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的降低,就是黄春香工作几辈子都还不起的社会损失,也就是虽然每人都只有损失少少的时间分散在188万台南人身上所以这188万人不可能为了几分钟的通勤时间的少少损失去集结抗争,但是房地产主却可以因为它有经济内部性利益(900多万的征收价),个人耽误整个城市和社会发展,这在经济学上称为经济负外部性

      我在举一个例子,在落后国家印度的经济发展之所以缓慢,也完全是这样的模式,印度小资产阶级因为小土地私有制阻碍了印度的经济发展100年还维持很落后的状态,每当有工业投资发生时小土地私有者就抗争,相反中国因为土地国有化而城市化率速度明显高于印度,这就是这种小土地私有制可恶之处,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不能调和之矛盾,它长期让13亿印度人的贫困,100多年来处于劳动生产力水平很低下的状态,阻碍城市发展大工业,阻碍了现代化,这也是因为印度没有土地革命发展比中国慢很多的原因

    2. 在内文中恩格斯说到下面这一段
      在这篇哀歌中蒲鲁东主义露出了它的全部反动面貌。要创立现代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就绝对必须割断把先前的工人束缚在土地上的脐带。除了织布机以外还有自己的小屋子、小菜园和小块土地的手工织工,虽然贫困已极并且遭受种种政治压迫,但仍然是一个无声无息、安于现状、“充满虔诚和尊敬心情的”人,他在富人、神甫、官吏面前脱帽致敬,彻头彻尾地渗透了奴隶精神。正是现代大工业把先前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工人变成了一个完全没有财产、摆脱一切历来的枷锁 ——编者注]——编者注]可是现在来了这位痛哭流涕的蒲鲁东主义者,他哀叹工人被逐出自己的家园是一个大退步,殊不知这正是工人获得精神解放的最首要的条件

      1. 恩格斯的意思是,虽然它小资的权益会受到侵害但就是这种侵害是历史的必然,是工人获得精神解放的最首要的条件,历史的土地兼并反而把小资产阶级慢慢变成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但这过程需要数百年(一个有900多万资产的小资只要人生不做重大战略失误它可以富足一备子不是问题自然不可能去无产阶级革命),我之前认为像台湾和瑞士这样富裕的国家很难爆发社会主义革命,在怎么抗争都是在帮资产阶级做嫁衣,不然为什么亲资电视台和议员支持你们去抗争保留土地所有权,瑞士公投也全是小资保守派,瑞士和台湾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是永不可能,在怎么投票都符合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因为这两个国家有一个共通点富裕的小资产阶级占了全国50%以上人口,所以难以发生革命,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有什么经济基础决定有什么上层建筑

  2. 不论分歧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真心觉得我们读完恩格斯这一篇可以从黄春香事件内学到很多东西,马恩全集第十八卷——论住宅问题 恩格斯在150多年前所写的原文连结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18/043.htm
    恩格斯批判普鲁东的解决工人阶级住房的方法,同样也适用黄春香这种情况

    个人觉得,其实现代的住房是一种金融商品,交换价值已经超越使用价值(房住不炒是句空话),虽然房主不出租就等于免费住在房子里并不会让房子变成资本,但换一个角度想,那么我要问如果黄春香一个人卡住市中心的地皮不能拆迁建铁路导致一个188万人口的城市的铁路10年不能建设,那这188万人全台南社会的损失应该由谁来承担?假设每个人平均每天通勤时间因为黄春香增加10分钟就好,188万台南市人的10分钟就是1880万分钟=31万3333个小时/每天,10年就是8亿2700万小时的劳动时间,如果每天工作8小时,约等于1亿又340万个工作天的经济损失,如果1个月工作22天1年有12个月,大约是39万1666年黄春香的连续工作的劳动价值,趋趋一个黄春香可以浪费社会39万年,以台湾平均工资计算1小时最少也有320元新台币,整个社会损失2646亿新台币,这2646亿台币是分散在整个台南市每个居民的平均通勤时间成本增加之上的,以私人地主的占有社会劳动要付出的代价就是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的降低,就是黄春香工作几辈子都还不起的社会损失,也就是虽然每人都只有损失少少的时间利亿分散在188万台南人身上所以这188万人不可能为了几分钟的通勤时间损失去抗争,但是房地产主却可以因为它有经济内部性利益(900多万的征收价),个人耽误整个城市和社会发展,这在经济学上称为经济负外部性
    我在举一个例子,在落后国家印度的经济发展之所以缓慢,也完全是这样的模式,印度小资产阶级因为小土地私有制阻碍了印度的经济发展100年还维持很落后的状态,每当有工业投资发生时小土地私有者就抗争,相反中国因为土地国有化而城市化率速度明显高于印度,这就是这种小土地私有制可恶之处,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不能调和之矛盾,它长期让印度处于劳动生产力水平很低下的状态,阻碍城市发展大工业,阻碍了现代化

    第二个角度来说如果政府要征收房地产,不能让这种征收变成有利可图的否则就如同金融资产的虚拟资本利得转移到这位房产主身上了,应该按劳分配的征收

    之前有网友回复我:他本来可以卖两千万的,政府只愿意给960万,是你你要吗?

    我对这位网友的回复:你犯了两个逻辑错误
    1.第一个错误根据台南市的实价登陆价格资讯台南房价只有18万~15万一坪,政府以1坪45万征收他的房子 他赚了2~3倍

    2.第二个错误可以卖2000万 不代表他付出价值2000万的劳动时间,应该「按劳分配补偿价值」,我举个例子:假设有一个人当初房价便宜购买房地产,房价所得比也比较低的时代只有4倍房价所得比,假设这人当时投入储蓄率33%缴房贷,花了12年的劳动时间购买房子,最后房价所得比上升到16倍,也就是变成价格为48年的劳动时间(储蓄率33%存48年购买),那政府只能退他12年的33%也就是4年的劳动时间,按平均工资或基本工资退还(这个数额大约是4~5年的工资按劳分配),那就应该给一个超低的价格来征收,否则就是图利地主形同「社会的劳动以金融资本利得的形式转移到这位房地产主身上」,那么黄春香是否有拿到剩余价值和利润?价值不能凭空产生,有人得利就有人受到损失,那么损失的是谁? 当然是年轻人要花更高的金额去缴房贷 假设真如你所说政府补偿他2000万,那后面接盘的就必须去花2000万的劳动时间去赚原本 1/5五分之一~1/10十分之一的劳动时间就可以购买的房子,我内文已经说了土地没有价值只有价格,而价格偏离价值

    1. 补充说明:整个社会损失2646亿新台币,这2646亿台币是分散在整个台南市每个居民的平均通勤时间成本增加之上的,以私人地主的占
      有社会劳动要付出的代价就是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的降低,就是黄春香工作几辈子都还不起的社会损失,也就是虽然每人都只有损失少少的时间分散在188万台南人身上所以这188万人不可能为了几分钟的通勤时间的少少损失去集结抗争,但是房地产主却可以因为它有经济内部性利益(900多万的征收价),个人耽误整个城市和社会发展,这在经济学上称为经济负外部性

      我在举一个例子,在落后国家印度的经济发展之所以缓慢,也完全是这样的模式,印度小资产阶级因为小土地私有制阻碍了印度的经济发展100年还维持很落后的状态,每当有工业投资发生时小土地私有者就抗争,相反中国因为土地国有化而城市化率速度明显高于印度,这就是这种小土地私有制可恶之处,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不能调和之矛盾,它长期让13亿印度人的贫困,100多年来处于劳动生产力水平很低下的状态,阻碍城市发展大工业,阻碍了现代化,这也是因为印度没有土地革命发展比中国慢很多的原因

  3. 在内文中恩格斯说到下面这一段
    在这篇哀歌中蒲鲁东主义露出了它的全部反动面貌。要创立现代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就绝对必须割断把先前的工人束缚在土地上的脐带。除了织布机以外还有自己的小屋子、小菜园和小块土地的手工织工,虽然贫困已极并且遭受种种政治压迫,但仍然是一个无声无息、安于现状、“充满虔诚和尊敬心情的”人,他在富人、神甫、官吏面前脱帽致敬,彻头彻尾地渗透了奴隶精神。正是现代大工业把先前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工人变成了一个完全没有财产、摆脱一切历来的枷锁 ——编者注]——编者注]可是现在来了这位痛哭流涕的蒲鲁东主义者,他哀叹工人被逐出自己的家园是一个大退步,殊不知这正是工人获得精神解放的最首要的条件

  4. 在内文中恩格斯说到下面这一段
    在这篇哀歌中蒲鲁东主义露出了它的全部反动面貌。要创立现代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就绝对必须割断把先前的工人束缚在土地上的脐带。除了织布机以外还有自己的小屋子、小菜园和小块土地的手工织工,虽然贫困已极并且遭受种种政治压迫,但仍然是一个无声无息、安于现状、“充满虔诚和尊敬心情的”人,他在富人、神甫、官吏面前脱帽致敬,彻头彻尾地渗透了奴隶精神。正是现代大工业把先前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工人变成了一个完全没有财产、摆脱一切历来的枷锁 —可是现在来了这位痛哭流涕的蒲鲁东主义者,他哀叹工人被逐出自己的家园是一个大退步,殊不知这正是工人获得精神解放的最首要的条件
    二十七年以前,我(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中)正好对十八世纪英国所发生的工人被逐出自己家园的这一过程从主要方面进行过描写。此外,当时土地所有者和工厂主所干出的无耻勾当,这种驱逐行动对必然首遭其害的工人发生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危害作用,在那里也得到了应有的反映。但是,我能想到要把这种在当时情况下是完全必然的历史发展过程看成一种退步,后退得“比野蛮人还低下”吗?绝对不能。1872年的英国无产者比1772年有自己的“家园”的农村织工不知要高出多少。有自己洞穴的原始人,有自己土屋的澳洲人,有他自己住处的印第安人,难道能够在什么时候举行六月起义或建立巴黎公社吗?

    恩格斯的意思是,虽然它小资的权益会受到侵害但就是这种侵害是历史的必然,是工人获得精神解放的最首要的条件,历史的土地兼并反而把小资产阶级慢慢变成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但这过程需要数百年(一个有900多万资产的小资只要人生不做重大战略失误它可以富足一备子不是问题自然不可能去无产阶级革命),我之前认为像台湾和瑞士这样富裕的国家很难爆发社会主义革命,在怎么抗争都是在帮资产阶级做嫁衣,不然为什么亲资电视台和议员支持你们去抗争保留土地所有权,瑞士公投也全是小资保守派,瑞士和台湾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是永不可能,在怎么投票都符合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因为这两个国家有一个共通点富裕的小资产阶级占了全国50%以上人口,所以难以发生革命,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有什么经济基础决定有什么上层建筑

  5. 努力维护黄春香的私有产权就是在维护小资产阶级的土地私有制,社会上更穷的无产阶级就更加受到压榨,因为这些小地主将来会反革命,革命关键时候有时还会背后捅人一刀,维护小资是一种阶级调合的波拿巴主义,当然你也可以认为只要引导的好可以变成类似小资+无产的曾经的工农红军,但这是极度困难的,小资内心根本不想革命只要维护自己的几百万或数千万的房地产就可以过上小确性的好日子,那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要求驳夺私有化产权的利益和小资小球保留小私有权的利益不同,还有一个危险政党的性质在革命极早期可能就会遭到腐化,最后慢慢变成重演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这样的分歧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
    列宁
    (1905年10月25日〔11月7日〕)

      在欧洲,在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中间,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取得了完全的统治,而争取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几乎完全是各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工人阶级的斗争。但是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基础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这个完全的统治,并不是一下子就巩固起来的,而只是在同各种落后的学说如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作了长期斗争以后,才巩固起来的。大约30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德国也还没有取得统治地位,当时在德国占优势的,老实说,是介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的、混合的、折中的见解。而在罗马语国家,如法国、西班牙、比利时,在先进工人中最流行的学说是蒲鲁东主义、布朗基主义、无政府主义,这些学说所反映的显然是小资产者的观点而不是无产者的观点。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马克思主义恰恰在最近几十年获得了这个迅速的和完全的胜利呢?现代社会在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的全部发展,革命运动和被压迫阶级的斗争的全部经验,都日益证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正确性。小资产阶级的衰落,必定要使一切小资产阶级的偏见迟早归于灭亡,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则替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思想作了最好的宣传。

      在俄国,各种落后的社会主义学说之所以根深蒂固,自然是由于俄国落后的缘故。最近25年来的全部俄国革命思想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同小资产阶级民粹派社会主义作斗争的历史。如果说,俄国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和惊人成就已经使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也得到了胜利,那么,另一方面,无可怀疑的革命的农民运动的发展──特别是1902年著名的小俄罗斯农民起义以后──则使衰落了的民粹主义又稍微活跃起来。用欧洲时髦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伯恩施坦主义、对马克思的批判)粉刷一新的陈旧的民粹主义,就是所谓社会革命党人的全部固有的思想行装。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者同纯粹的民粹派以及同社会革命党人的争论中,农民问题都占中心地位。

      民粹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曾是一种完整的系统的学说。它否认资本主义在俄国的统治;否认工厂工人作为整个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的作用;否认政治革命和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的意义;鼓吹立刻从小农经济的农民村社出发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完整的学说现在只剩下一些残枝败叶了,但是为了自觉地弄清楚现在的争论,为了不使这些争论成为互相谩骂,我们必须时刻注意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之所以迷误的一个总的和根本的民粹主义的根源。

      民粹派认为,俄国将来的主人是农夫。这种看法是由迷信村社的社会主义性和不相信资本主义的命运所必然产生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俄国将来的主人是工人,而俄国农业和工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愈来愈证实了他们看法的正确性。在俄国,工人运动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了,而关于农民运动,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全部分歧,直到现在为止都表现在他们对这个运动的不同的看法上。在民粹派看来,农民运动正好驳倒了马克思主义;它正好意味着是一种直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运动;它恰恰不承认任何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它恰恰不是以大经济,而是以小经济为出发点的。总而言之,在民粹派看来,农民运动就是真正的和直接的社会主义运动。民粹派对农民村社的迷信以及民粹派的无政府主义,完全说明了他们得出这些结论的必然性。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农民运动恰恰不是社会主义运动,而是民主主义运动。农民运动在俄国也像过去在其它国家一样,是民主革命的必然伴侣,而民主革命就其社会经济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农民运动绝不反对资产阶级制度的基础,不反对商品经济,不反对资本。正好相反,它反对农村中的各种旧的、农奴制的、前资本主义的关系,反对农奴制一切残余的主要支柱──地主土地所有制。因此,这种农民运动的完全胜利不会铲除资本主义,恰恰相反,它将给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更广泛的基础,加速和加强纯粹资本主义的发展。农民起义的完全胜利,只能造成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支柱,在这个共和国内,无产阶级将第一次开展纯粹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所以,这里就有两种正好相反的看法,凡是想要弄清社会革命党人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原则分歧的人都应当清楚地了解这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农民运动是社会主义运动,另一种看法认为农民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千百遍地反复说(例如参看《革命俄国报》第75号)什么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忽视”(根本不理会)农民问题,这表明他们是多么无知。要反对这种十分无知的说法,只有一个方法:反复讲述一些最浅显的道理,把民粹派旧有的一贯看法说清楚,一百遍一千遍地指出真正的分歧既不在于愿意或者不愿意顾及农民问题,也不在于承认或者忽视农民问题,而是在于对俄国当前的农民运动和当前的农民问题有不同的估计。说马克思主义者“忽视”俄国的农民问题的人,首先就是十分无知的,因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一切主要的著作,从普列汉诺夫的《我们的意见分歧》(这本书在20多年以前就出版了)起,主要就是说明民粹派对俄国农民问题的看法是错误的。第二,谁说马克思主义者“忽视”农民问题,这就证明他企图逃避充分估计真正的原则性的意见分歧:当前的农民运动是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这种运动按其客观意义来说是不是反对农奴制的残余?

      社会革命党人从来没有、而且永远也不可能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因为他们胡涂透顶,分不清旧民粹派对俄国农民问题的看法和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对俄国农民问题的看法。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把社会革命党人叫作抱有小资产阶级观点的人(小资产阶级思想家),也正是因为他们对农民运动的估计不能摆脱民粹派的小资产阶级幻想和空想。

      因此,我们不得不再来重复最浅显的道理。当前俄国的农民运动所追求的是什么呢?土地和自由。这个运动的完全的胜利将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它获得了自由,就会推翻地主和官吏在管理国家方面的统治。如果它获得了土地,就会把地主的土地转交给农民。最充分的自由和最彻底的对地主的剥夺(夺去地主的土地)是否会消灭商品经济呢?不,不会消灭。最充分的自由和最彻底的对地主的剥夺,是否会消灭农户在村社土地上或在“社会化的”土地上的个体经营呢?不,不会消灭。最充分的自由和最彻底的对地主的剥夺,是否会消除拥有许多牛马的富裕农民和雇农、日工之间,即农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之间的鸿沟呢?不,不会消除。恰恰相反,上层等级(地主)被粉碎和消灭得愈彻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峙也就愈深刻。农民起义的完全胜利将有怎样的客观意义呢?这个胜利将会彻底消灭农奴制的一切残余,但是决不会消灭资产阶级的经营方式,不会消灭资本主义,不会消灭社会划分为阶级、划分为富人和穷人、划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现象。为什么当前的农民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运动呢?因为它消灭官吏和地主的政权,建立民主的社会制度,并不改变这个民主社会的资产阶级基础,并不消灭资本的统治。觉悟的工人、社会主义者对于当前的农民运动应当抱什么样的态度呢?他们应当支持这个运动,最积极地彻底地帮助农民把官吏和地主的政权完全推翻。但是他们同时应当向农民解释,单是推翻官吏和地主的政权还不够。在推翻这个政权的同时,还应当为消灭资本的权力,消灭资产阶级的权力作准备,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立即宣传完全社会主义的即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并且联合、团结和组织农村无产者去同农民资产阶级以及整个俄国资产阶级作斗争。觉悟的工人能不能因为社会主义的斗争而忘掉民主主义的斗争,或者因为民主主义的斗争而忘掉社会主义的斗争呢?不能,觉悟的工人之所以把自己称作社会民主主义者,正是因为他们懂得这两种斗争的相互关系。他们知道,除了经过民主主义,经过政治自由以外,没有其它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他们为了要达到最终的目的社会主义,就力求完全而彻底地实现民主主义。为什么民主主义斗争的条件和社会主义斗争的条件是不一样的呢?因为在这两种斗争中,工人的同盟者必定是不同的。民主主义斗争是工人同一部分资产阶级,特别是同小资产阶级一起进行的;而社会主义斗争则是工人反对整个资产阶级的斗争。反对官吏和地主的斗争,可以而且应当同全体农民,甚至同富裕农民、中等农民一起进行。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同样也是反对富裕农民的斗争,却只能同农村无产阶级一起才能可靠地进行。

      如果我们回想一下马克思主义这些起码的真理(这些真理是社会革命党人始终不愿去研究的),我们就很容易评价社会革命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下列“最新的”反驳意见了。

      《革命俄国报》(第75号)喊道:“为什么非得先支持全体农民去反对地主,然后(也就是同时)支持无产阶级去反对全体农民,而不是立即支持无产阶级去反对地主,这与马克思主义有什么相干,只有天晓得。”

      这是最原始、最幼稚的无政府主义的观点。许多世纪以来,甚至几千年以来,人类就有过“立即”消灭所有一切剥削的愿望。但是,在全世界千百万被剥削者联合起来进行彻底的、坚决的、全面的斗争,以争取按照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发展方向来改变这个社会以前,这样的愿望只是愿望而已。只是当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把改变现状的渴望同一定阶级的斗争联系起来的时候,社会主义的愿望才变成了千百万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离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就是空话或者幼稚的幻想。而在我们俄国,眼前摆着两种不同的社会力量的两种不同的斗争。无产阶级在一切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地方(告诉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甚至在农民村社内,即他们认为是完全“社会化的”土地上,这种生产关系也是存在的)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作为小土地占有者阶层,即小资产者阶层的农民进行反对一切农奴制残余、反对官吏和地主的斗争。只有完全不懂政治经济学和世界革命史的人,才会看不见这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战争。用“立即”这种字眼蒙住眼睛不看这两种战争的区别,就等于把脑袋藏在翅膀底下,不肯对现实作任何分析。

      社会革命党人已经失去了旧民粹主义观点的完整性,他们甚至连民粹派本身的学说中的许多东西都忘记了。在同一号的《革命俄国报》上还写道:“列宁先生在帮助农民剥夺地主的同时,不自觉地对小资产阶级经济在多少已经有所发展的资本主义农业形态的废墟上的建立起了促进作用。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岂不是后退一步吗?”

      先生们,你们该知道点羞耻吧!你们竟然把你们的瓦·沃·先生忘了!查看一下他的《资本主义的命运》、尼古拉·─逊先生的《论文集》以及你们的哲人们的其它著作吧。那时你们就会记起俄国的地主经济包含有资本主义的和农奴制的特点。那时你们便会知道还有工役制这种徭役制的直接残余的存在。假使你们再去看看象马克思的《资本论》第3卷这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那你们就会明白,除非经过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经济,徭役制经济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而且也不能发展和变为资本主义经济。为了诋毁马克思主义,你们使用的是极平常的、早已被人揭穿了的方法:你们硬把大资本主义经济可以直接代替大的徭役制经济这种滑稽的简单化的看法强加给马克思主义!你们说,地主的收成比农民的高,所以剥夺地主是后退一步。这种议论只应当出自中学四年级学生之口。先生们!请想一想吧,在农奴制度崩溃的时候,把收成低的农民土地从收成高的地主土地中分开来,岂不是“后退一步”吗?

      现代的俄国地主经济包含有资本主义的和农奴制的特点。现在农民同地主的斗争,按其客观意义来说,就是农民同农奴制残余的斗争。但是如果企图把一切单个的情况都列举出来,把每一单个的情况都加以衡量,用药房的天平毫厘不差地确定哪里是农奴制的终点,哪里是纯粹的资本主义的起点,这就是把你们自己固有的学究气硬加在马克思主义者身上。我们不可能计算出,从小商人那里买来的用品的价格中,哪一部分是劳动价值构成的,哪一部分是欺诈等等构成的。先生们,这是不是可以说,劳动价值论应当被抛弃呢?

      现代的地主经济包含有资本主义的和农奴制的特点。只有学究先生才能从这里作出结论说,我们的义务就是把每一单个的情况下的每一个细小的特点都按它的某种社会性质加以衡量、计算并──记录下来。只有空想家才能从这里作出结论说,我们“用不着”区别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战争。实际上,从这里只能作出唯一的一个结论:我们在自己的纲领中和自己的策略中,应当把反对资本主义的纯粹无产阶级的斗争和反对农奴制的一般民主主义的(和一般农民的)斗争联结起来。

      在现代的半农奴制地主经济中,资本主义的特点发展得愈明显,立即独立组织农村无产阶级的必要性也就愈加迫切,因为在上述情况下,不管实行什么样的没收,纯粹资本主义的或纯粹无产阶级的对抗性都会愈加迅速地暴露出来。在地主经济中资本主义的特点愈突出,民主主义的没收就愈能迅速地推动真正的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发展,也就是说,借助于“社会化”这种字眼把民主革命虚假地理想化就愈加危险。这就是从地主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和农奴制混在一起的事实中得出的结论。

      所以,要把纯粹无产阶级的斗争同一般农民的斗争联结起来,但是不要把这两种斗争混淆起来。要支持一般民主主义的和一般农民的斗争,但是绝不同这种非阶级的斗争合流,绝不用社会化这类虚假的字眼把它理想化,一分钟也不忘记把城市和农村的无产阶级组织成为完全独立的、阶级的社会民主党。这个党彻底支持最坚决的民主主义,但是它决不受那种想在商品经济下造成“平均制”的反动幻想和尝试所迷惑,从而离开革命的道路。农民同地主的斗争现在是革命的,没收地主的土地在目前经济和政治的演进时期从各方面来说都是革命的,我们支持这种革命的民主主义的措施。不过,把这种措施称为“社会化”,欺骗自己欺骗人民,说什么在商品经济下有“平均”使用土地的可能,那可是一种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空想,这个美名只好让反动的社会主义者去独享了。

  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oZy2I1ORS8
    上面这部影片是韩国年轻人和财团的斗争经验,文在寅执政的4年,上台是以获得年轻人支持的打房政策并送支持三星财团的前总统朴槿惠坐牢,文在眼已经算左派社会民主改良派总统,还是无解,韩国房价上涨的速度非常夸张。看起来,韩国房价短时间内,很难解决了。韩国年轻人比台湾更激进的原因在于台湾房地产自有率为84%,许多没房的台湾年轻人失业后还可以躲进老一辈有房的父母家中苟且偷生,但是韩国房地产自有率只有54%左右也就是将近一半没房,而且光是首尔就2000万人口年轻人只能近首尔工作别无出路
    房地产不可能靠改良主义解决问题只有房地产社会主义革命能解决
    下面这文章连结是我写的是房地产制度如何设计才能解决问题
    http://blog.udn.com/rinoalove486/127091879

    上海已经2000万人了,难道还不够大吗?【一勺思想】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vtuCjM-ObE
    第三部影片告诉你们,基础建设不能解决问题,日本当初在乡下搞一堆基础建设,但是一线城市国家人口规模经济性和网路化集中效应,最终造成人口往一线大城市流动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必要条件,日本当初还给1个人住乡下的女孩盖一条铁路,1个人的铁路,然后他长大以后进城那铁路就荒废了变成资源浪费养蚊子,之前独山县蚊子工程已经多次说过不要在乡下盖基础建设例如人口1万的农村盖高铁就是浪费成本,而是要把农民工搬来城市一样的道理,这是规模经济性,亚当斯密已经在国富论中提过,马克思也提过城市化能够提高土地和基础建设还有固定资本的利用效率,房地产私有制的矛盾在于,乡下地区房价虽然低,但是劳工要进城工作就会花费大量通勤成本和时间,而住在城市,市中心的土地和房地产被私有化垄断造成高租金,阻碍生产力发展提高了成本,经济发展的本质是降低再生产成本,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提高劳动生产率,城市地租的存在起因于城市有发达基础建设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资本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手段城市化和基础建设使用权却被土地资本家阻碍了,(地主/房产主)透过收取更高的地租,产业资本实体经济的利润会降低,经济发展放缓,效率变差,香港实体经济发展不起来的原因在此,只能当大号的金融资本吸血虫
    陆铭的主张,他的主张就是进步的反对阻碍迁户口,他经济分析的逻辑是对的,但解决方案是错的是资产阶级的

  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oZy2I1ORS8
    上面这部影片是韩国年轻人和财团的斗争经验,文在寅执政的4年,上台是以获得年轻人支持的打房政策并送支持三星财团的前总统朴槿惠坐牢,文在眼已经算左派社会民主改良派总统,还是无解,韩国房价上涨的速度非常夸张。看起来,韩国房价短时间内,很难解决了。韩国年轻人比台湾更激进的原因在于台湾房地产自有率为84%,许多没房的台湾年轻人失业后还可以躲进老一辈有房的父母家中苟且偷生,但是韩国房地产自有率只有54%左右也就是将近一半没房,而且光是首尔就2000万人口首尔GDP占全国50%比例,年轻人只能近首尔工作别无出路
    房地产不可能靠改良主义解决问题只有房地产社会主义革命能解决
    下面这文章连结是我写的是房地产制度如何设计才能解决问题
    http://blog.udn.com/rinoalove486/127091879

    上海已经2000万人了,难道还不够大吗?【一勺思想】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vtuCjM-ObE
    第三部影片告诉你们,基础建设不能解决问题,日本当初在乡下搞一堆基础建设,但是一线城市国家人口规模经济性和网路化集中效应,最终造成人口往一线大城市流动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必要条件,日本当初还给1个人住乡下的女孩盖一条铁路,1个人的铁路,然后他长大以后进城那铁路就荒废了变成资源浪费养蚊子,之前独山县蚊子工程已经多次说过不要在乡下盖基础建设例如人口1万的农村盖高铁就是浪费成本,而是要把农民工搬来城市一样的道理,这是规模经济性,亚当斯密已经在国富论中提过,马克思也提过城市化能够提高土地和基础建设还有固定资本的利用效率,房地产私有制的矛盾在于,乡下地区房价虽然低,但是劳工要进城工作就会花费大量通勤成本和时间,而住在城市,市中心的土地和房地产被私有化垄断造成高租金,阻碍生产力发展提高了成本,经济发展的本质是降低再生产成本,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提高劳动生产率,城市地租的存在起因于城市有发达基础建设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资本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手段城市化和基础建设使用权却被土地资本家阻碍了,(地主/房产主)透过收取更高的地租,产业资本实体经济的利润会降低,经济发展放缓,效率变差,香港实体经济发展不起来的原因在此,只能当大号的金融资本吸血虫
    陆铭的主张,他的主张就是进步的反对阻碍迁户口,他经济分析的逻辑是对的,但解决方案是错的是资产阶级的

    Alex Geamin
    您读得书应该不少,言有物…不管其他人同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本鲁是觉得,你分析的很好,不过太过深奥了,没有稍读点书,阅读是蛮有压力的,读书不多的我也看得有点吃力…不妨建议版大你,作些简单、诙谐易懂的图文,可能会让人更容易了解…

    施百鸿
    第一部和第三部是韩国年轻人和大陆打房方法的影片 不会有学习上的困难,只需要看完第一部影片和第三部您也能学习到一点东西,第二条连结比较复杂是我思考十多年提出的解决方案

    1. 叶宇哲
      人家是要社会正义 你在那边社会主义?谁会理你啊?浪费别人时间看你写一堆你觉得有可能吗?

      施百鸿
      社会正义和居住正义不过就是跟普鲁东一样的小资产阶级诉求永恒正义与法律的诉求一样是资产阶级法权,他不能消灭房地产私有制和小土地私有制的剥削关系,他也不能消灭资本本身的积聚、积累和集中效应,这点在恩格斯论住宅问题有提到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18/043.htm

  8. 看到有网友的讨论没有分清楚革命和改朝换代的差别,革命的定义是「谋求改变既有的社会制度」,重点根本不在推翻政权,所以明朝农民起义朱元璋推翻元朝,满清入关推翻明朝这都不是革命,因为这些农民起义本质上只是在重复过去的小农经济和小生产社会,每个小农民头脑里都是我赶快把历朝历代土地的兼并趋势瓜分掉土地,然后继续恢复小生产在一次陷入土地兼并的恶性历史循环,中国从秦朝开始2000年不断重复这个恶性回圈,从而掉入马尔萨斯人口陷阱,并不会去追求社会化大生产,工业化的发展,市场经济,科学的进步,因为本质上这种小农经济并不是革命 而革命的性质有很多种,主要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法国大革命、虽然造成了雅各宾专政,但最终他的生产力水平不足以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只是造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发展资本主义扫清了道路

    因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又指出: 「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据此原理观察现代历史:
    ——1917年在推翻农奴制的革命后,俄罗斯有没有可能在资本主义经济不成熟的社会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事实也没有。
    ——那么,1949年的内战革命后,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制度的基础上有没有可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 也同样是不可能的。
    马克思说: “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依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形态为依据。” 换句话说,尽管前苏联和中国的意识形态认为自己已经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制度,但是历史学家判断它的时代和性质,却不能以这种意识形态的自我意识为依据。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曾指出: “在日常生活中任何一个小店主都能精明地判明某人的假貌和真相。然而我们的历史学却还没有达到这种平凡的认识。 不论每一时代关于自己说了些什么和想了些什么,它都一概相信。

    【马克思的原文】 「财产关系上的不公平』以现代分工、现代交换形式、竞争、资本积累(「积聚」)等等为前提,决不是来自资产阶级的阶级政治统治,相反,资产阶级的阶级政治统治倒是来自这些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宣布为必然规律和永恒规律的现代生产关系。 因此,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从而也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然颠覆的物质条件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尚未在历史的「运动』中形成以前,即使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它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本身的辅助因素(如1794年时就是这样〉。 所以,法国的恐怖统治所能起的作用,只是通过自己的猛烈锤击,象施法术一样把全部封建遗蹟从法国地面上一扫而光。这样的事情是懦怯的资产阶级在几十年中也办不到的。 因此,人民的流血牺牲只是给资产阶级扫清了道路。
    同样,如果资产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经济条件没有充分成熟,要推翻君主专制也只能是暂时的。人们为自己建造新世界,不是如粗俗之徒的成见所臆断的靠”地上的财富」,而是靠他们垂死的世界上所有的历来自己创置的产业。 他们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首先必须创造新社会的物质条件,任何强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们摆脱这个命运。 以上摘马克思《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

    根据以上原理要避免恶性循环只能改变房地产的制度设计,剥夺私有产权把房地产和高速公路一样公有化,再用公屋或社会住宅的形式出租,而不是让人人都有房地产,这样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只是再次掉入历史的恶性回圈

  9. 我在上次已经说明起义和革命的差别
    农民的思想极度保守,农民绝对不会革命只会起义,我在上次已经说明起义和革命的差别,原因在于千年不变的小生产模式,缺乏社会分工和交换,许多农民一辈子都没进过城市,只要关起门来种田自己整个世界天塌下来都和他们无关,最近的塔利班本质上也是依赖农民政权,所以不了解资本主义社会和全球化如何运作,马克思说过「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就是这个道理,就连现代小资产阶级捍卫自己的房地产所有权的抗争本身就还保有这样的特性

    我举一个俄国农民起义的例子 农民起义,这个一方面由于俄国农民的小生产模式:眷恋故土,容易满足于眼前的物质利益和组织松散涣散,基本上所有的起义都是因为赋税、征粮过重而导致的自卫形式的反抗起源。而起义的领导者,也大多本身就是农民出身。 因此虽然很多的起义在初期会取得一定的成就,但是在把自己家乡的官军赶出去之后,农民们马上就认为: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了,起义已经成功了。历史上俄国的农民,只想为自己的土地而战,他们根本没兴趣也不愿意去打到哪怕是外省去,因为他们觉得,那里不是他们的土地,他们也没有必要去跑到外地去流血,更不想夺取天下。「好皇帝坏大臣」的想法在俄国农民心目中根深蒂固,即使是出现横征暴敛,农民们也依然认为沙皇是好的,只是地方官员是坏的,因此需要打的地方官,而不是沙皇政权本身。而沙皇本身是神的代言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更何况,打到沙皇之后,谁来统治呢?这种对君权神授的思想敬畏,比中国古代人民对天子的敬畏更加强烈。直到1905年的流血星期日之前,沙皇的慈父形象和神权代言人的形象一直没有被动摇过,即使是民意党人发起的恐怖袭击,也是抱着「农民是不可能发动起来反抗沙皇和政府的,因此由我们来进行恐怖袭击的方式进行革命,替人民革命。我们用炸弹去进行恐怖袭击,终有一天把贵族和当权者都杀光了,世界就改变了」这样的理念在进行的。这也说明了俄国农民不具备组织起来发动他们夺取天下的可能。 因此导致了历史上俄国的农民起义都只能侷限于地方暴动的程度,一旦当地的官军被赶跑,大量的起义农民们立即放下武器做鸟兽散回去种地,于是等政府再次派遣官军来围剿的时候,除了领导人和少数骨干顽强抵抗之外,剩下很多农民都是坐在家里事不关己的态度。 这种社会意识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依然存在。1919-20年代,坦波夫州发生的安东诺夫大起义,是最大的反布尔什维克起义,起义农民军达到了5万人(号称10万),支持他们的农民超过30万人,一度夺取了整个坦波夫州。但是这些农民和他们的领袖却没有进一步进取天下,而是在本省宣布成立农民自治委员会,开始本州农民土地自治,认为这就已经算是起义成功了。而农民们也不打算进一步进取天下,他们很多人直接就地散伙回家去了。他们并不想着要「消灭布尔什维克」,因为外省不是他们的土地,与他们无关。莫斯科和彼得堡没必要去攻打。他们想的只是「消灭本省的布尔什维克」,而这个目的已经达到,所以不需要继续战斗了。 俄国的农民的忍耐性是无比坚韧的,他们可以几乎无限度地忍耐各种的不公和非正义。直到他们的利益和生命被彻底侵害到忍无可忍的时候,他们才会拿起武器反抗。但是他们的反抗也只侷限于解放和捍卫他们自己本地的领土,当他们在自己的故乡作战的时候,他们会斗志昂扬,但是一旦故乡已经被解放,他们会立即回复农民短浅、慵懒和涣散的本性回家种地,而对去外地作战不感兴趣。拿破仑入侵俄罗斯的时候,遭遇了强烈的俄国农民游击作战的袭扰,但是当拿破仑被赶出俄国之后,这些武装农民又纷纷立刻恢复了本性,而不愿出国作战。这一点包括连农民出身的俄军统帅库图佐夫都保有了这样的思想,他就认为俄国的卫国战争在把拿破仑赶出国门之后就结束了,而派兵去欧洲彻底消灭拿破仑把俄罗斯人民的血流在外人的土地上是无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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