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2025/8/15發表於捍衛馬克思主義網站】

近幾個月來，左翼人物在全球頻頻上登上頭條。從美國的佐赫蘭·馬姆達尼和伯尼·桑德斯，到英國的傑里米·科爾賓和扎拉·蘇丹娜，這些公開自稱社會主義者的人士正因聲稱能為工人階級面臨的問題找到簡單解決方案而引發廣泛關注。

【中文編者註：親愛的讀者同志們，《捍衛馬克思主義》理論雜誌中文版第11期現已出版！本期雜誌圍繞著社論《反對改良主義的鬥爭》展開，並包含《希臘的教訓》、《德國農民戰爭》、《道德與階級鬥爭》、《費加洛與法國大革命》等精彩理論內容。】

然而，這一現象並非新鮮事。改良主義——即認為無需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即可消除其恐怖的思想——長期以來在國際工人運動中扮演著可悲的角色。所有共產主義者都必須認識到改良主義的局限性，但除此之外，我們必須能夠向目前追隨改良主義領導人的工人和青年揭露其本質。

這正是《捍衛馬克思主義》雜誌第50期社論所探討的問題，我們在此全文刊登。

以改良主義與革命的鬥爭為主題的新一期《捍衛馬克思主義》雜誌現已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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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頭版文章《希臘的教訓》的核心議題是改良主義問題：即認為社會弊病如戰爭與貧窮可透過漸進方式消除，無需透過革命推翻資本主義體制。

這種觀點最常見的表述是：工人運動應將鬥爭目標侷限在爭取當前最容易實現的訴求。據此論調，隨著每次都取得些小勝利，工人階級將過得更好和變得更強，並逐步走向解放自身。因此，任何關於運動「最終目標」的討論，如社會主義，便顯得無關緊要。

對許多人而言，這似乎是比為社會主義革命而鬥爭更現實、更「務實」的替代方案。畢竟，它承諾無需任何形式的暴力或不穩定就能實現改變。

有時這些論點甚至聽起來有點道理。在資本主義大幅上升的時期，資本家能夠承擔一些重要的民主和社會改革——至少在已開發資本主義國家是如此。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社會民主主義興起時期就是如此。二戰結束後所謂的「輝煌三十年」也是這般。

但歷史表明，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和平漸進的進步是不可能的。週期性的經濟下跌會使整個體系陷入危機。而在資本主義衰退期，這些下跌則變得更加深重、持久。

危機

20世紀揭示了改良主義如何迅速轉變為其對立面。在社會民主主義的發源地歐洲，繁榮時期最終被代之以大規模失業、內戰以及許多地方興起的法西斯主義。

透過將工人運動的目的、方法甚至展望與資本主義的結構綁定，改良主義者既無法捍衛過去的成果，更不用說贏得新的成果。更糟的是，許多改良主義者甚至支持帝國主義戰爭和對工人的攻擊，以維持自己國家資本主義國家的穩定。

托洛斯基在1935年寫道：

「沒有改良，就沒有改良主義；而沒有繁榮的資本主義，就沒有改良……右派改良主義者在某種意義上變得反改良，因為他們直接或間接地幫助資產階級摧毀工人階級過去的成果」[1]。

今天，資本主義的危機也表現為改良主義的危機。

自1970年代戰後繁榮結束以來，工人階級曾經爭取到的成果在全球範圍內已被緩慢而痛苦地剝奪。改良已轉變為反改良。那個在20世紀40年代引入「從搖籃到墳墓」福利制度的工黨，現在正在削減共50億英鎊的殘疾人支持金。

2008年危機後，數百萬工人和青年轉向左翼，推動了全球新運動的興起。希臘的激進左翼聯盟—進步聯盟（Syriza）、西班牙的我們能（Podemos）、英國的科爾賓、法國的梅朗雄以及美國的桑德斯，都透過呼籲根激進變革吸引了大量支持：他們常常援引「社會主義」字眼。

然而他們都抱持幻想，都以為能透過聰明的政策和國家幹預來修復資本主義。儘管他們嘴上說著社會主義，但他們的目標是監管而非廢除資本主義。緊縮政策未被理解為是資本主義危機的必然結果，它在過去和現在反而都只被視是一種由惡劣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驅動的選擇。

他們中沒人實現過任何一項有意義的改良。在英國，面對右翼對其所惡意施加的反猶太主義指控和要求其對「脫歐」負責的壓力，科爾賓屈服了，這導致他所引發的左翼運動的瓦解。

在美國，自2016年以來桑德斯以「阻止川普」為名，居然支持民主黨建制派提名的每一位候選人。

而在希臘，激進左翼聯盟（Syriza）曾獲得歷史性的選舉授權以反對緊縮政策，但它最終屈服於國際金融資本的要求，這給希臘民眾帶來了可怕的後果。

在每個案例中，左翼改良主義領導人在面對統治階級的強烈抵抗時選擇了退縮。

因此’左翼’已完全喪失了信譽。可社會底層的憤怒並未消散。相反，寄望於其他人能帶他們走出危機，工人階級中的相當部分人反而因此轉向了川普、英國改革黨（ReformUK）和德國選擇黨（AFD）等對象。

背叛

為什麼這會發生？我們可以用托洛斯基的話來概括原因：

「誰要是崇拜既成事實，就不能準備將來。」[2]

所有改良主義的觀點都體現了最粗糙的經驗主義。事實上，改良主義自己也自豪地鼓吹他們的「實用主義」。他們以眼前可用的「事實」為起點，然後在此基礎上就制定了整個策略。

資產階級對經濟的擁有和控制是不爭的事實；資產階級國家的存在和權力同樣也是一個事實。在所謂的「自由民主國家」中，議會立法、普選權、工會等，也都是生活的事實。

工人階級存在這一點也是大多數改良主義者都會承認的事實。但關於工人階級能夠取代資產階級國家並自行管理社會的主張，則被拒絕為「烏托邦」。為什麼？因為工人階級目前並沒這麼做。

據此，資產階級國家倒成了一般意義上的「國家」；資產階級民主倒成了一般意義上的「民主」；資本主義關係倒成了一般意義上的「經濟」；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原則，如其道德規範，倒成了一般意義上的「價值」和「道德」。

簡言之，對改良主義者而言，資本主義秩序就是秩序本身，即它是唯一存在的秩序，而它也是唯一能夠存在的秩序。因此，任何會致使一秩序崩潰的威脅性事物都是不可接受的。

這就是為什麼改良主義領導人往往害怕他們自己引發的運動。對他們來說，工人階級只是一群需要被「代表」的群眾，而非一支能被動員起來推翻現有秩序的革命性力量。群眾動員和罷工因此不過是與老闆們永無止境的談判中討價還價的籌碼。

而一旦資本主義體系的基礎受到威脅時，改良主義者就會驚慌失措地退縮。有這樣的領導，工人階級除了失敗還能得到什麼呢。

宗派主義

透過對歷史上的階級鬥爭進行科學研究，馬克思主義已經證明除非工人階級有意識地去推翻它，否則資本主義的弊病是無法被消除的。

因此，真正共產主義者的首要任務是為工人運動的階級獨立而奮鬥。這包括揭露並抵制一切試圖將運動束縛於資產階級系統及其機構如國家的企圖。正如托洛斯基所言，這是「共產主義字母表中的首字母」。

但六歲的孩子也都知道，字母裡還有其他字母。必須將工人階級領導人的改良主義與工人自身爭取改革的努力這兩者明確地區分開來。

兩者常常會重合。改良主義者會提出改良方案，而工人階級會跟隨他們的領導，寄望於實現實際的改善。有些馬克思主義者可能會試圖否定群眾的「改良主義幻想」。他們的解決方案是告知工人他們犯了錯誤，他們的領導者會背叛他們，因此不應浪費時間選舉改良主義政客。

這在抽象層面聽起來不錯。畢竟，這種論點是基於一個深刻的真理──在資本主義危機時期，改良主義無法提供群眾所要求的改革。但恰恰因為它過於抽象，所以它仍然是完全自相矛盾和錯誤的。

只簡單地向工人階級灌輸推翻資本主義的必要性而不將這一普遍真理與活的運動的具體要求聯繫起來，這正是宗派主義的標誌。

正如托洛斯基所解釋的：

「宗派主義者把社會生活看成是一所大學校，而自己則是那裡的教師。在他看來，工人階級應該把它的不太重要的事情放在一邊，紮紮實實地聚集在他的講台周圍：這樣，任務就解決了。」[3]

意識

僅僅說工人一定會變得革命是不夠的。必須理解革命意識是如何實際發展的。這種發展是辯證的，在戲劇性的飛躍中發生，在實踐中而非在理論中被改變社會的鬥爭所推動。

在危機時刻情形尤其如此，即當資本主義甚至無法承受基本改良時。

1922年，共產國際指出：

「鑑於當今工人運動的整體形勢，任何嚴肅的群眾行動，即使最初僅提出部分口號，也必然會將革命的更普遍和根本問題推到前台。」[4]

四年後，超過300萬英國工人參與了一次總罷工，口號是：「不減一分錢工資，不加一分鐘工作時間。」這場最初作為抵禦資方進攻的防禦性鬥爭，演變為工人階級本可以奪取政權的與英國國家機器的直接對抗。

如今，世界各地都蘊藏著發生此類躍變的巨大潛力。在哥倫比亞，數百萬人民投票選舉古斯塔沃·佩特羅（Gustavo Petro）為該國歷史上首位左翼總統，因為他承諾會推動一系列關於勞動條件、醫療保健、養老金等方面的改革。

佩特羅明確表示，他希望在哥倫比亞建立一種“人性資本主義”，而非社會主義。儘管如此，數以百萬計的工人仍然支持他的政府和改革方案，因為他們將其視為能滿足他們所迫切希望的改善生活之需求的嘗試。

可問題是哥倫比亞的資本主義無力滿足這些要求。因此，統治階級在媒體、國會和法院中進行了一場激烈的防衛戰，試圖阻撓和挫敗這些改革。

當佩特羅呼籲發動群眾來就他的一些改革舉行公投（或稱為consulta popular）以期獲得支持時，他根本沒有打算突破資產階級民主的界限。相反，他希望利用群眾的壓力迫使統治階級做出妥協。但佩特羅的意圖不一定與工人和青年們的意圖相同。

受佩特羅的號召的推動，名為“cabildos”的群眾大會被創立起來以組織這場運動。大會中最激進的部分開始呼籲發動無限期的全國大罷工（Paro Nacional），與2021年擊敗右翼政府杜克的起義運動遙相呼應。

由於擔心革命性的群眾運動可能發生，哥倫比亞統治階級暫時退讓，允許佩特羅的勞動改革法案在六月的國會通過。但隨著哥倫比亞資本主義的危機加深，統治階級的各種手段仍將持續，群眾的激進化也很可能繼續加劇——這將使他們與佩特羅改良主義所能達到的上限發生衝突。

階級鬥爭中存在這樣一些時刻，工人會說：「我們絕不退讓！」列寧將此視為革命的必要條件之一。 2015年的希臘便達到了這一刻。

當激進左翼聯盟政府號召就債權國所要求的緊縮方案舉行公投時，希臘民眾的所有訴求都集中在一個詞中：「Όχι！」[不！ ]

領導人原本意圖透過這次投票來鞏固他們在談判中的地位，卻意外地將群眾動員了起來，形成了一場本可能徹底打破資本主義並引發歐洲革命浪潮的運動。

但正是此時，領導問題變得至關重要。

正如我們在希臘所見，改良主義領導階層無法提供前進的道路。改良主義者言行不一的衝突被推到難以忍受的程度，運動因此陷入危機。

共產主義者的作用

有人可能會問，如果工人如今已經如此激進化，為什麼他們不直接推翻他們的領導者並自己掌握權力？

如果工人能夠自行組成一個革命領導層，那麼革命政黨就變得多餘了，坦白說，那我們現在就已經生活在社會主義下了。

革命政黨的角色不是將革命與改良對立起來，而是在兩者之間架起橋樑。正如羅莎·盧森堡在她的小冊子《社會改良還是革命？ 》中所解釋的：

「社會民主黨認為，社會改良和社會革命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5]【譯者註：盧森堡口中的社會民主黨仍然是恩格斯所建立的，尚未公開背叛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政黨。 】

但要從言論轉向行動，政黨必須能贏得工人階級大多數的信任。戰略問題因此轉化為戰術問題。共產主義者必須能夠以工人階級的視角看待世界。我們必須以群眾當前的意識為出發點，包括他們可能抱持的任何幻想——對改良主義領袖的、對民主訴求的、還是民族問題的——並將這些與工人階級控制社會的需求聯繫起來。

如果共產主義者認為群眾在訴求或選擇領袖方面有誤判，那麼我們必須告訴他們真相。但不能站在一旁說教。首先，我們必須證明我們準備好了與他們並肩作戰，無論他們選擇什麼樣的基礎上去作戰。

這正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方法；這正是托洛茨基一生中一貫主張的，尤其是在《過渡綱領》中；這也正使布爾什維克黨在1917年10月進行了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的方針。

1917年春天，多數工人寄望孟什維克等改良主義政黨。列寧並未簡單要求工人放棄改良主義，而是公開宣布這些政黨應自行奪取政權，並且應拒絕與統治階級及其代理人合作。這項策略非常有效，因為它只是反映了當時大多數工人的訴求，並表明改良主義在實踐中無法滿足工人的要求。

同樣，布爾什維克關於召開制憲會議和將土地分配給農民的要求，根本不是社會主義要求；它們直接源自於群眾的要求。但布爾什維克在解釋時賦予了這些要求革命性的和過渡性的性質，指出實現這些要求的唯一途徑是工人和農民透過他們在鬥爭中建立的蘇維埃（委員會）奪取政權，並親自實施這些要求。

列寧對布爾什維克的建議是：「耐心解釋！」透過這種方式，工人階級得出了自己的結論，並轉向布爾什維克黨，將其視之為唯一能夠真正實現他們所為之鬥爭的改良的政黨。沒有這一點，十月革命就不會發生。

我們的任務

未來一段時間將為革命共產主義者帶來許多機遇，但也將帶來嚴峻的考驗。

如果我們無法吸引最先進的工人和青年加入我們的陣營，那麼任何聲稱自己是現行領導層的革命替代方案的言論都將被揭穿為空談。當前反對改良主義的鬥爭，本質上就是克服我們自身孤立狀態的鬥爭。

在革命共產主義者剛開始組織起來的國家，贏得工人階級先鋒隊的任務仍只是未來的前景。但即便如此，我們必須培養全面的馬克思主義幹部、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他們不僅能夠辨識工人領袖的錯誤，更能掌握到工人的真切感受。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真正加強全世界共產主義的力量。

能否理解改良鬥爭、改良主義與革命這三者之間的關係，是檢驗任何革命趨勢的試金石。任何未能理解這一點的趨勢，最多只能扮演共產主義宣傳團體的角色，但絕不可能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的政黨。

這是我們的任務。若要成功，我們必須吸收學習過去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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