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一个地方，同性婚姻是合法的，跨性别者是可以从军的，一位公开出柜的男同性恋者可以是一名外交部长，而歧视性的法律条文被移除，在证件上修改个人（社会）性别仅仅是一件简单的行政事务。这个惊奇的地方在哪里？究竟是什么时候，这些比随便哪一个现代国家的基本的民主与人权进步的法律被树立起来？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这样的法律没有在世界各地普遍推行？马克思主义者们对这个景象并不陌生，这个国家即是苏联，而这些法律则是在俄国革命气势上升时期（1917年到1926年之间）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领导下实施的。毫无疑问，这些法律也在后来斯大林主义反革命浪潮中，与其他所有布尔什维克主义所带来的社会和政治进步一同被废止、粉碎。

从1918年到1930年任职外交人民委员的格奥尔基．契切林（Georgy Chicherin）[1]的经历，是这整个历史进程的典型代表。当他在十月革命后返回俄国后，契切林被委任为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Treaty of Brest-Litovsk）的谈判协商中的代表。并且在1918年5月随托洛茨基之后，担任了外交人民委员一职。在这里，契切林以一名公开出柜的男同性恋者身份，在世界的舞台上作为苏维埃国家的代表。成就斐然的他最出众的表现，即是代表苏维埃政府签订了拉帕洛条约（Treaty of Rapallo），并且讽刺性的和即将成为教宗的庇护十二世（Pius XII），协商天主教在俄国的地位[2]。然而，尽管他工作专心致志并且外交技巧娴熟老练，却因为和斯大林产生了矛盾与冲突，使得他自1928年开始被逐渐被杯葛，最后在1930年被迫离职。所有关于他的官方记录都在他1936年死后被移除。一个在沙皇制度之下的政治流亡者，因布尔什维克主义而得到了发展他自己才能的机会，却被反革命的斯大林主义扔到了一边。在这里，他可能代表着每一个在前沙皇帝国和苏联由于性别和性倾向而受到压迫的人们。

在沙皇时代，同性恋是非法的，更不用说婚姻平权。在性别和性行为上不符合主流「标准」的个人，可能仅仅因为向错的人倾诉他们真正的自我，而被带到监狱。当布尔什维克党上台以后，这种局面在一夜之间就得到了改变。尽管直到1922年，旧沙皇时代的法律才被完全废止，但同性恋被排除在刑法之外，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沙皇时代的相关法律，在1917年11月7日后有被实行过。事实上，所有沙皇时代的法律，都立即被夺取政权的工人阶级扔进火堆中了。

在1926年，革命允许任何人按照自己的意愿更改护照和其他官方文件上的（社会）性别，不需要手术、心理咨询，或是提交任何其他诸如此类并为前提的证件。国家资助的研究在双性人问题上开始运作起来。所有先前被边缘化的性行为、社会性别和性认同的未来似乎都是光明的。尽管布尔什维克对LGBTQ+（这里使用现代术语，因为当时用来描述这样的个人的术语是过时的、攻击性的、排他性的，或者上述所有）议题未必一定有很高度的关注，但很明显的是，他们有反对偏见和歧视的基本立场。

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社会卫生研究所的主任格里戈里．巴特基斯（Grigorii Batkis）以下列方式描述了这一处境：

「苏联目前的性议题立法是十月革命的成果。这场革命不只是重要的政治事件，它既巩固了劳动阶级的在政治上的地位，并且作为巨大变革也蔓延到了生活中的所有领域…..（苏联法律）宣布国家和社会在两性关系之中绝不介入，只要他们不伤害任何人，不侵犯任何人的权益…同性恋关系、鸡奸和欧洲立法中规定的各种其他形式作为违反公共道德的罪行的性满足，在苏联的法律中完全视为所谓的『自然』的交往关系。」

如果不是灾难性的国际孤立和斯大林主义的干预，苏联无疑会看到一个繁荣的人类未来的可能性，远远超出任何迄今为止所梦想的。

被世界切断联系、被孤立起来，并在技术和生产力都极端落后的情况下，再加上经过了帝国主义战争、内战和饥荒的蹂躏，苏维埃政权仍努力的生存著。但在苏维埃国家和党的内部，反革命的官僚机构正在萌芽，像一个恶毒的肿瘤。因为要在饥荒和战争中生存，所以必须采取严厉的措施，因此它（指反革命的官僚主义）在斯大林周围的人群中慢慢扩大和巩固了。因此，从1924年列宁去世，直到1928年，当托洛茨基被放逐，左翼反对派实际上被铲除后，即便整个国家还是在国有计划经济的框架内，但苏联的这一过程导致了斯大林领导的官僚专制，并扼杀了苏维埃民主。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构，最终清除了革命带来的所有的社会和政治权益，只剩下计划经济制度作为革命在经济上的巨大成果。计划经济也随着斯大林主义在它自身极其严重的官僚主义体制之下而崩溃，并最终在1990年代苏联解体。

政治上的反革命，开始复辟过去的资产阶级「道德价值观」，并试图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术语来粉饰。在1933年，同性恋关系被禁止，并会因此而受到长达5年的劳动改造处罚。[3]斯大林主义者在宣传上将同性恋行为与法西斯主义联系起来。1936年，司法人民委员尼古拉．克雷连科（Nikolai Krylenko）总结了官方立场，宣布刑法典的反同性恋第121条针对的是旧统治阶级，从而以完全非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将同性恋与前沙皇时代贵族和俄国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随着官僚化在苏联与共产国际中的同步进行，俄国的斯大林主义者，能够向世界各地的官方共产党散播他们恐同和歧视跨性别者的态度。虽然大部分的共产党在这些问题上都开始退步，但反动潮流并不会使所有共产党都附庸，也有一些来自于普通党员的反对，如英国共产主义者哈利．怀特（Harry Whyte）写给斯大林的那份著名的信件。

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如何处理我们现在所说的LGBTQ+的问题——消除所有压迫，并创造一个让人类最终摆脱阶级社会约束的世界。100年前的苏联社会的进步程度，从美国在2003年使「鸡奸」合法化事件中，令此事实（指苏联社会的进步程度）得以证明！

在今天的美国，婚姻平权虽然已经取得了胜利，但斗争依旧会继续，从职场保护到跨性别者在使用洗手间及其他公共设施的基本民主权利上，不受到骚扰、性别误导或遭受暴力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些斗争中与被压迫者站在同一阵线，与所有其他被压迫群体一样，是反对恐同和跨性别恐惧症的最不妥协的斗争者。

最重要的是，俄国革命（即十月革命）表明在实践中，无产阶级革命能为被压迫阶层带来的利益远远高于单一议题改良主义方案。尽管如此，常常有人污蔑马克思主义者为只关心经济状况、只专注于阶级、不考虑种族、性别和性行为，这种说法是大错特错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此的解释是，这些问题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各种形式的压迫不单单是交集在一个个体经验上，而是在社会层面表现出的因果关系，而阶级剥削和压迫是基础。一旦扫除阶级社会，所有的旧偏见和压迫都将开始瓦解。

这当然也并不意味着，没有必要与各种形式的压迫、歧视和偏见进行斗争，但是反对它们的斗争必然是来自于反对阶级剥削的斗争中。 这也不意味着因为社会主义已经实现而使性别歧视、种族主义、恐同或跨性别恐惧症将在一夜间自动消失。 随着社会主义消除了它们所基于的一切物质基础和阶级分裂，这些形式上的偏见和歧视将逐渐消失。我们要强调的要点是，如果我们不团结一致，作为一个阶级来反对我们的共同压迫者的话，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理解这一点，并且不管在获得权力的之前与之后，他们都站在被剥削和受压迫者的一边。我们必须以他们作为伟大的典范，并学习这样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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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1]格奥尔基．契切林：1872年11月24日－1936年7月7日，苏联政治人物，曾任外交部长（1918年－1930年）。契切林为著名诗人普希金远亲，贵族出身。1918年作为托洛茨基副手参与签订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使苏联退出一战。在托洛茨基辞职后任苏联外交部长。1922年代表苏联参加1922年热那亚会议。同年与魏玛共和国外长拉特瑙签订1922年拉帕洛条约，使德苏关系正常化。1930年因病被季诺维也夫替代。

[2]1920年代，天主教作为欧洲及南美大陆的保守宗教，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是持敌视态度，而对同性恋者更是具有歧视以及压迫的态度，但契切林作为一名公开出柜的男同性恋者，与教廷的最高统治者教皇一起签署和约，这对当时的天主教廷来说简直是最大的侮辱与讽刺。

[3]相关资料可详查维基百科「俄国LGBT权益」专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