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BTQ+解放, 反對歧視, 歷史回顧, 民主抗爭

十月革命與LGBTQ+的鬥爭

曾經有一個地方,同性婚姻是合法的,跨性別者是可以從軍的,一位公開出櫃的男同性戀者可以是一名外交部長,而歧視性的法律條文被移除,在證件上修改個人(社會)性別僅僅是一件簡單的行政事務。這個驚奇的地方在哪裡?究竟是什麼時候,這些比隨便哪一個現代國家的基本的民主與人權進步的法律被樹立起來?更重要的是,為什麼這樣的法律沒有在世界各地普遍推行?馬克思主義者們對這個景象並不陌生,這個國家即是蘇聯,而這些法律則是在俄國革命氣勢上升時期(1917年到1926年之間)在列寧和托洛茨基的領導下實施的。毫無疑問,這些法律也在後來斯大林主義反革命浪潮中,與其他所有布爾什維克主義所帶來的社會和政治進步一同被廢止、粉碎。


從1918年到1930年任職外交人民委員的格奧爾基.契切林(Georgy Chicherin)[1]的經歷,是這整個歷史進程的典型代表。當他在十月革命後返回俄國後,契切林被委任為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Treaty of Brest-Litovsk)的談判協商中的代表。並且在1918年5月隨托洛茨基之後,擔任了外交人民委員一職。在這裡,契切林以一名公開出櫃的男同性戀者身份,在世界的舞台上作為蘇維埃國家的代表。成就斐然的他最出眾的表現,即是代表蘇維埃政府簽訂了拉帕洛條約(Treaty of Rapallo),並且諷刺性的和即將成為教宗的庇護十二世(Pius XII),協商天主教在俄國的地位[2]。然而,儘管他工作專心致志並且外交技巧嫻熟老練,卻因為和斯大林產生了矛盾與衝突,使得他自1928年開始被逐漸被杯葛,最後在1930年被迫離職。所有關於他的官方記錄都在他1936年死後被移除。一個在沙皇制度之下的政治流亡者,因布爾什維克主義而得到了發展他自己才能的機會,卻被反革命的斯大林主義扔到了一邊。在這裡,他可能代表著每一個在前沙皇帝國和蘇聯由於性別和性傾向而受到壓迫的人們。

在沙皇時代,同性戀是非法的,更不用說婚姻平權。在性別和性行為上不符合主流「標準」的個人,可能僅僅因為向錯的人傾訴他們真正的自我,而被帶到監獄。當布爾什維克黨上台以後,這種局面在一夜之間就得到了改變。儘管直到1922年,舊沙皇時代的法律才被完全廢止,但同性戀被排除在刑法之外,也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沙皇時代的相關法律,在1917年11月7日後有被實行過。事實上,所有沙皇時代的法律,都立即被奪取政權的工人階級扔進火堆中了。

在1926年,革命允許任何人按照自己的意願更改護照和其他官方文件上的(社會)性別,不需要手術、心理咨詢,或是提交任何其他諸如此類並為前提的證件。國家資助的研究在雙性人問題上開始運作起來。所有先前被邊緣化的性行為、社會性別和性認同的未來似乎都是光明的。儘管布爾什維克對LGBTQ+(這裡使用現代術語,因為當時用來描述這樣的個人的術語是過時的、攻擊性的、排他性的,或者上述所有)議題未必一定有很高度的關注,但很明顯的是,他們有反對偏見和歧視的基本立場。

布爾什維克主義者、社會衛生研究所的主任格里戈里.巴特基斯(Grigorii Batkis)以下列方式描述了這一處境:

「蘇聯目前的性議題立法是十月革命的成果。這場革命不只是重要的政治事件,它既鞏固了勞動階級的在政治上的地位,並且作為巨大變革也蔓延到了生活中的所有領域…..(蘇聯法律)宣布國家和社會在兩性關係之中絕不介入,只要他們不傷害任何人,不侵犯任何人的權益…同性戀關係、雞姦和歐洲立法中規定的各種其他形式作為違反公共道德的罪行的性滿足,在蘇聯的法律中完全視為所謂的『自然』的交往關係。」

如果不是災難性的國際孤立和斯大林主義的干預,蘇聯無疑會看到一個繁榮的人類未來的可能性,遠遠超出任何迄今為止所夢想的。

被世界切斷聯繫、被孤立起來,並在技術和生產力都極端落後的情況下,再加上經過了帝國主義戰爭、內戰和飢荒的蹂躪,蘇維埃政權仍努力的生存著。但在蘇維埃國家和黨的內部,反革命的官僚機構正在萌芽,像一個惡毒的腫瘤。因為要在飢荒和戰爭中生存,所以必須采取嚴厲的措施,因此它(指反革命的官僚主義)在斯大林周圍的人群中慢慢擴大和鞏固了。因此,從1924年列寧去世,直到1928年,當托洛茨基被放逐,左翼反對派實際上被鏟除後,即便整個國家還是在國有計劃經濟的框架內,但蘇聯的這一過程導致了斯大林領導的官僚專制,並扼殺了蘇維埃民主。斯大林主義的官僚機構,最終清除了革命帶來的所有的社會和政治權益,只剩下計劃經濟制度作為革命在經濟上的巨大成果。計劃經濟也隨著斯大林主義在它自身極其嚴重的官僚主義體制之下而崩潰,並最終在1990年代蘇聯解體。

政治上的反革命,開始復辟過去的資產階級「道德價值觀」,並試圖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術語來粉飾。在1933年,同性戀關係被禁止,並會因此而受到長達5年的勞動改造處罰。[3]斯大林主義者在宣傳上將同性戀行為與法西斯主義聯繫起來。1936年,司法人民委員尼古拉.克雷連科(Nikolai Krylenko)總結了官方立場,宣布刑法典的反同性戀第121條針對的是舊統治階級,從而以完全非馬克思主義的方式,將同性戀與前沙皇時代貴族和俄國資產階級聯繫在一起。隨著官僚化在蘇聯與共產國際中的同步進行,俄國的斯大林主義者,能夠向世界各地的官方共產黨散播他們恐同和歧視跨性別者的態度。雖然大部分的共產黨在這些問題上都開始退步,但反動潮流並不會使所有共產黨都附庸,也有一些來自於普通黨員的反對,如英國共產主義者哈利.懷特(Harry Whyte)寫給斯大林的那份著名的信件。

這就是布爾什維克如何處理我們現在所說的LGBTQ+的問題——消除所有壓迫,並創造一個讓人類最終擺脫階級社會約束的世界。100年前的蘇聯社會的進步程度,從美國在2003年使「雞姦」合法化事件中,令此事實(指蘇聯社會的進步程度)得以證明!

在今天的美國,婚姻平權雖然已經取得了勝利,但鬥爭依舊會繼續,從職場保護到跨性別者在使用洗手間及其他公共設施的基本民主權利上,不受到騷擾、性別誤導或遭受暴力的問題。馬克思主義者在這些鬥爭中與被壓迫者站在同一陣線,與所有其他被壓迫群體一樣,是反對恐同和跨性別恐懼症的最不妥協的鬥爭者。

最重要的是,俄國革命(即十月革命)表明在實踐中,無產階級革命能為被壓迫階層帶來的利益遠遠高於單一議題改良主義方案。儘管如此,常常有人污蔑馬克思主義者為只關心經濟狀況、只專注於階級、不考慮種族、性別和性行為,這種說法是大錯特錯的。馬克思主義者對此的解釋是,這些問題並不是孤立存在的,各種形式的壓迫不單單是交集在一個個體經驗上,而是在社會層面表現出的因果關係,而階級剝削和壓迫是基礎。一旦掃除階級社會,所有的舊偏見和壓迫都將開始瓦解。

這當然也並不意味著,沒有必要與各種形式的壓迫、歧視和偏見進行鬥爭,但是反對它們的鬥爭必然是來自於反對階級剝削的鬥爭中。 這也不意味著因為社會主義已經實現而使性別歧視、種族主義、恐同或跨性別恐懼症將在一夜間自動消失。 隨著社會主義消除了它們所基於的一切物質基礎和階級分裂,這些形式上的偏見和歧視將逐漸消失。我們要強調的要點是,如果我們不團結一致,作為一個階級來反對我們的共同壓迫者的話,就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布爾什維克理解這一點,並且不管在獲得權力的之前與之後,他們都站在被剝削和受壓迫者的一邊。我們必須以他們作為偉大的典範,並學習這樣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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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1]格奧爾基.契切林:1872年11月24日-1936年7月7日,蘇聯政治人物,曾任外交部長(1918年-1930年)。契切林為著名詩人普希金遠親,貴族出身。1918年作為托洛茨基副手參與簽訂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使蘇聯退出一戰。在托洛茨基辭職後任蘇聯外交部長。1922年代表蘇聯參加1922年熱那亞會議。同年與魏瑪共和國外長拉特瑙簽訂1922年拉帕洛條約,使德蘇關係正常化。1930年因病被季諾維也夫替代。

[2]1920年代,天主教作為歐洲及南美大陸的保守宗教,對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是持敵視態度,而對同性戀者更是具有歧視以及壓迫的態度,但契切林作為一名公開出櫃的男同性戀者,與教廷的最高統治者教皇一起簽署和約,這對當時的天主教廷來說簡直是最大的侮辱與諷刺。

[3]相關資料可詳查維基百科「俄國LGBT權益」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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