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國際的墮落與崩潰——捍衛我們的遺產
第四國際由托洛茨基於1938年成立。至此，第二「社會主義」國際和第三「共產」國際已完全背叛了其歷史使命，成為背叛無產階級並阻止他們取得勝利的障礙。全球範圍內迫切需要一個新的革命領導層，其基礎必須建立在其他國際組織早已拋棄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之上。
盡管第四國際面臨著歷史性的任務，但在托洛茨基遇刺後，其許多「領導人」扮演了可悲的角色。在一團亂麻中，當前革命共產國際（RCI）的創始人泰德·格蘭特作為馬克思主義真正的革命方法的唯一堅定捍衛者脫穎而出。
歷經多年對事實的隱瞞和誹謗，本文將揭示第四國際的真實歷史以及泰德·格蘭特的作用。我們意圖在這份文件中和革命共產國際第一次世界大會上，為新一代革命共產主義者重新確立托洛茨基創立第四國際時所秉持的真實思想。
如欲進一步了解本文件討論的問題，包括泰德·格蘭特當時的著作，請訪問我們關於第四國際的崩潰的閱讀指南。
「為了預見未來，學會不忘記過去，是我們的首要任務，也是最重要的任務。」（《可憐的文件》，1929年7月27日，《列夫·托洛茨基文集》第1卷，1929年，紐約1975年版，第198-212頁）
「辯證法的基本原理：沒有抽像的真理，真理總是具體的。」（列寧，《進一步，退兩步》，1904年5月）
本文探討了托洛茨基於1938年創立的第四國際的墮落與崩潰，並捍衛托洛茨基主義真正的思想與方法。這一主題乍一看似乎僅具有歷史意義，但事實絕非如此。
事實上，這些發展對我們今天具有巨大的啟示意義。特別是，它們幫助我們更深刻地理解和解釋我們是誰，以及由泰德·格蘭特同志在捍衛這些真正傳統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
關於第四國際的墮落問題，我們曾在不同時間和地點進行過討論，其中最重要的是泰德·格蘭特於1970年撰寫的《評第四國際》。過去，這段歷史在我們干部的教育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然而，鑒於國際組織近年來迅速發展，有必要重新向我們的同志提及我們的歷史和傳統，尤其是面對新加入的成員。
盡管第四國際已經毀了，但在托洛茨基領導下的國際的綱領和方法至今依然保有活力，並體現在我們的國際——革命共產國際——的工作中。這並非是自吹自擂。正如我們將要展示的那樣，這可以從我們的趨勢在過去八十年來所做的理論貢獻和文件中得到證明。
捍衛我們的遺產——並一同的還有我們澄清事實的歷史性責任——顯然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各種宗派散布大量歪曲事實和赤裸的謊言，以掩蓋自身過去的罪行和錯誤的情況下，這一點尤為重要。
最重要的是，這意味著承認泰德·格蘭特在這一時期為捍衛托洛茨基主義的真正思想和方法所發揮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他在最艱難的條件下繼續托洛茨基的事業，正是由於他這不懈的努力，我們才得以存在。正是這一點，而且僅此一點，賦予我們存在的權利，並使我們有資格代表革命托洛茨基主義的真正傳統。
我們趨勢是在反對史達林主義和改良主義的有害思想、以及反對所謂第四國際領導人的修正主義思想的鬥爭中誕生的。後者包括坎農、帕布洛、曼德爾、弗朗克、希利、邁坦、朗貝爾及其支持者，他們在當時及隨後的幾年裡，接連犯下極左或機會主義的錯誤。這些錯誤主要源於一種根本錯誤的方法。
為了提供無可辯駁的證據，我們認為有必要引用過去的文件。這可能會給讀者帶來一些困難，但歷史精確性的要求必須優先於文學風格或閱讀的便利性。
艱難的條件
當列夫·托洛茨基被史達林主義刺客擊中致死時，他的最後遺言是：「告訴同志們，我堅信第四國際終將勝利。繼續前進！」
但在隨後的幾年裡，托洛茨基當時面對的人手素質顯然無法應對歷史賦予的偉大任務。
然而，有必要指出，從其誕生之初，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就一直飽受內部動蕩、危機和分裂的困擾。
從其誕生之初，左翼反對派就處於非常困難的境地，無論是在俄國還是在國際上。由於人數稀少，其隊伍中必然充斥著各種各樣的人，他們團結在一起反對史達林和官僚主義，但並不一定在其他方面有共同點。
歷史上很難找到任何一個運動遭受如此極端迫害的例子。由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領導的派別很快脫離並可恥地向史達林投降。這一行為在反對派隊伍中引發了廣泛的混亂和士氣低落。
不少左翼反對派的支持者在無法承受的壓力下，跟隨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拉狄克的步伐，向史達林投降。其中大多數，甚至全部，後來都被物理消滅了。
這些困難在外國共產黨中支持反對派的小團體中也同樣存在。雖然托洛茨基的許多追隨者都是勇敢、誠實的革命者，但其他人顯然不是最合適的人選。
他們受到多年失敗的負面影響，尤其是史達林主義在俄國的勝利。其結果是普遍的沮喪情緒和迷失方向。
托洛茨基付出了超人的努力，為從共產國際的沉淪中誕生的新組織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
許多與托洛茨基主義無關的元素都傾向於反對派。其中包括季諾維也夫派、無政府主義者、極左派，以及一些不擇手段的冒險家，如法國的雷蒙·莫利尼爾，更不用說大量尋求政治歸屬的各類離經叛道者和怪人。
自然，我們這裡主要面對的是年輕、缺乏經驗且政治上天真的群體，其中許多人來自學生和小資產階級背景。他們帶來了許多混亂和非馬克思主義的觀念。
即使在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社工黨/SWP）中，也有像詹姆斯·伯納姆（James Burnham）這樣的人，從他後來對辯證唯物主義的否定即可看出，他從未真正成為托洛茨基主義者，可能連馬克思主義者都算不上。
但托洛茨基顯然無法自由選擇他必須與之合作的人。1935年，托洛茨基與法國社會主義青年的一名左翼成員弗雷德·澤勒（Fred Zeller）進行了討論，澤勒在討論中對法國托洛茨基主義者提出了嚴厲批評。
托洛茨基沒有為法國支部的成員辯護，只是簡短地回答道：「你必須盡量善用手頭上現有的材料」。這些話明確傳達了他對許多自稱「托洛茨基主義者」的人的態度。這是對未來第四國際領導人的毀滅性評論，托洛茨基從一開始對他們就幾乎沒有幻想。（見《托洛茨基談組織問題》，1935年11月）
同年，托洛茨基評論道：
「否認我們之間存在宗派傾向是荒謬的。一系列的討論和分裂都暴露了這些傾向。事實上，在一個與工人階級的所有主流組織站在不可調和的對立面的意識形態運動中，在全世界受到畸形的、絕對空前的迫害的意識形態運動中，宗派主義的因素怎麼可能不表現出來呢？」（《宗派主義，中派主義和第四國際》）
清理由此產生的混亂並清除不受歡迎的敵對階級元素，證明是一個漫長而痛苦的過程。這就是隨後幾年中出現許多分裂和危機的原因。
正如德國詩人海涅所言，托洛茨基「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卻是跳蚤」。
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
早期，美國支部（後來成為美國社工黨）發揮了領導作用，但事實證明，該支部存在嚴重的政治缺陷。
美國團體的領導人詹姆斯·坎農（James Cannon）或許是早期國際領導人中最能干的人。當他還在世界產業工人聯盟（IWW）時起就長期參與到美國勞工運動，托洛茨基對此非常欣賞。他作為組織者具有許多優點，但也有極端消極的一面。
坎農最初是季諾維也夫的追隨者，從未擺脫其季諾維也夫主義傾向。這並非布爾什維主義的方法，而是以權謀、詭計和用組織手段取代純淨的政治辯論為其特點。
托洛茨基非常欣賞坎農的忠誠，但他從未贊同坎農的強硬組織手法。他非常清楚，這會招致危機和分裂。托洛茨基在《保衛馬克思主義》中提出了一個有趣的觀點：
「我們的各國支部從共產國際那裡繼承了一些劣根性，比如濫用開除、分裂或以開除、分裂來威脅人的手段。」（《保衛馬克思主義》，第97頁）
顯然，當托洛茨基寫下這些話時，他心中想的是坎農。他支持坎農在政治上反對伯納姆和沙赫特曼的小資產階級反對派，但他對坎農對他們采取的倉促且過於行政化的做法深感不安。
事實上，在堅持不妥協的政治立場的同時，他反對美國支部分裂，一如既往地更傾向於使用健全的政治論據和理論澄清作為武器，而不是欺凌、威脅和開除等粗暴手段，因為這些手段只會導致分裂不可避免。
只要托洛茨基還活著，他就能夠讓他的追隨者保持正確的政治路線。但在托式於1940年去世後，面對不斷變化的客觀條件，這些人證明自己無法重新武裝起運動。
第四國際
1938年9月第四國際的成立無疑是一個歷史性裡程碑。這標志著為應對未來歷史性任務而對干部進行政治和組織上的動員。
托洛茨基預言，即將到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將引發一場革命浪潮，考驗所有政黨和派別。舊的國際組織——第二國際、第三國際以及所謂的倫敦局——已經腐朽，成為社會主義革命成功的障礙。托洛茨基認為，在即將到來的世界大災難及其後果的基礎上，這些組織將被摧毀。
1938年，托洛茨基大膽預測，在未來十年內這些組織將「片瓦不留」，第四國際的綱領將成為數百萬人的指南。（《托洛茨基在第四國際成立大會上的演辭》）
但這只是一個初步的預測。縱觀並非水晶球，無法讓我們精確預測事件的具體發展，它是一個有條件的假設，必須根據實際發展進行修正。這是任何對馬克思主義方法稍有了解的人都應明白的ABC。
關於1939年11月芬蘭戰爭，托洛茨基解釋道：
「那些要求准確預言具體事變的人，請求教於占星家罷。……我屢次聲明我的診斷是有條件的，是許多可能的演變之一種。」（《芬蘭事件的總結算》）
這些話語清晰明了。但它們對所謂的第四國際領導人而言卻如天書般難以理解，他們堅持認為托洛茨基1938年的著作是不可更改的定論，無論條件如何變化。
這與馬克思主義背道而馳，與托洛茨基關於馬克思主義的一切論述都相矛盾。這並非意味著托洛茨基的原始預測完全錯誤。相反，在他對世界局勢的分析中，他展現出比其他任何世界領導人更深刻的理解和預測事件的能力。
一些更有遠見的資產階級政治家顯然意識到了戰爭可能帶來的革命性後果。法國駐德國大使庫隆德於1939年8月25日對希特勒說：「我也擔心，戰爭的結果只會有一位真正的勝利者，那就是托洛茨基先生。」
當然，庫隆德的話只是將革命擬人化為托洛茨基。然而，由於戰爭的結果，事情的發展與預期不同。
托洛茨基的遇刺
托洛茨基的遇刺對第四國際年輕且缺乏經驗的力量造成了致命打擊。沒有了托洛茨基的指導，其他國際領導人被證明是完全無用的。
值得注意的是，史達林作為一名擁有布爾什維主義經驗的人，深知即使是小型國際革命運動對他的政權構成的威脅，因此他明白托洛茨基在第四國際中的關鍵作用。
當他的部分特工抱怨刺殺一名個人耗費了過多時間和資金時，史達林回應稱他們錯了——因為沒有托洛茨基，第四國際便一無是處，正如他所言，「他們沒有一批優秀的領導者」。他的判斷是正確的。
面對全新的局勢，第四國際領導無法做出必要的調整，完全失去了方向。這對於新國際的發展產生了致命的影響。
戰爭的發展方向是任何人，甚至是最偉大的天才都無法預見的。而戰爭的結果，尤其是史達林主義的強化，顛覆了托洛茨基1938年的展望。
然而，不僅托洛茨基的前瞻被證偽，帝國主義者——羅斯福和丘吉爾——的前瞻也同樣被證偽，更不用說犯下了最大錯誤的希特勒和史達林了。蘇聯與納粹德國之間的戰爭結果是決定整個局勢的最關鍵事件。
史達林的慘痛錯誤
史達林，這位所謂的「偉大的軍事天才」，實際上將蘇聯置於最危險的境地。1937-1938年對紅軍的清洗，以及1941年在德國入侵蘇聯前夕的進一步清洗，使蘇聯幾乎喪失了防御能力。
當德國將軍們反對進攻蘇聯的計劃，認為在兩個戰場上作戰是致命錯誤時，希特勒則回應道蘇聯已不再是問題，因為他們沒有優秀的將領。
1939年臭名昭著的希特勒—史達林條約實際上是蘇聯的防御性舉措。史達林認為，通過與希特勒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他已避免了德國入侵的危險。他錯了。
1941年夏季，希特勒對蘇聯的入侵讓史達林猝不及防。蘇聯人民為此承受了難以想像的巨大代價。
帝國主義者曾寄希望於德國與蘇聯之間的戰爭會導致雙方相互耗盡力量，從而讓美英兩國可以趁機介入並瓜分戰利品。
歐洲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本質上演變為史達林主義俄國與希特勒的德國之間的生死較量，後者背後有整個歐洲的資源作為支撐。
最初，蘇聯的處境似乎毫無希望。
托洛茨基曾警告說，如果發生戰爭，蘇聯面臨的主要危險是帝國主義軍隊（例如美國人）會透過他們的火車帶來大量廉價商品。但事情的發展卻大不相同。德國的入侵以大規模屠殺、集中營和毒氣室的形式出現。納粹將蘇聯人民視為次等種族，並以這種方式對待他們。
因此，盡管史達林和官僚機構犯下累累罪行，蘇聯群眾仍團結起來保衛十月革命的成果，並以令人驚嘆的勇氣與希特勒作戰，擊退入侵者。盡管面臨重重困難，紅軍成功阻止了納粹入侵，並最終對希特勒造成了毀滅性打擊。
這件事發揮了決定性作用，並有效地改變了整個局勢。它使蘇聯獲得了巨大的聲望，在這個歷史時期加強了史達林主義政權，與托洛茨基的預期相反。
這一事實使他們能夠對群眾運動保持強有力的控制，並利用這一控制來背叛戰後革命浪潮。
這一歷史性背叛為經濟復蘇提供了政治前提，進而引發了戰後繁榮：資本主義前所未有的繁榮。這反過來又為資本主義體系注入了新的活力。
與托洛茨基的預期不同，史達林主義並未被推翻，反而大大加強，紅軍擊潰了希特勒的軍隊並占領了東歐的大片地區。
兩個世界性霸主由此崛起：一方面是蘇聯，另一方面是美國——後者此時已成為占據主導地位的帝國主義強國。
美國在戰爭中並未遭受歐洲那樣的慘重破壞。它從戰爭中走出來時，工業完好無損，國庫充盈。
它有能力支持歐洲資本主義，並提供必要的經濟援助，以啟動一段與一次大戰後情況截然不同的經濟復蘇時期。
所有這些都意味著托洛茨基1938年的展望已被歷史證偽。如果托洛茨基還活著，他一定會修正1938年的前瞻，並以這種方式重新定位運動。
然而，第四國際的領導人：坎農、漢森、帕布洛、曼德爾、邁坦和皮埃爾·弗朗克——以及他們的支持者——徹底失敗了。他們無法勝任這一任務。由於無法理解托洛茨基的方法，即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他們只是簡單重復過時了的戰爭與革命近在眼前的1938年縱觀，仿佛什麼都沒發生過。
他們只是像無腦的鸚鵡一樣重復托洛茨基死前說過的話，仿佛時間已經停止。他們從未理解托洛茨基的辯證方法及其對前瞻的處理方式。
這種拒絕承認眼前現實的態度導致了一個又一個錯誤，最終在國際組織內部引發了空前危機。
領導的重要性
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方法在歷史中尋求根本力量，特別是在客觀因素中——尤其是生產力的發展。然而，歷史唯物主義從未否認主觀因素的重要性或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
民族之間的戰爭與階級鬥爭有許多相似之處。在戰爭中，優秀將領的重要性顯然是一個關鍵因素，甚至可以起到決定性作用。軍隊前進時，優秀將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在軍隊被迫撤退時，領導層的素質就顯得更為重要。
在優秀指揮官的統籌下，撤退同樣可以井井有條，最大限度減少損失，保全主力免遭覆滅；而拙劣的指揮官往往把撤退演變成全面潰敗。
第四國際正是如此，由於其完全無能，領導層將必要的撤退變成了潰敗。他們的方法最終摧毀了列夫·托洛茨基苦心建立的運動。
泰德·格蘭特的角色
在托洛茨基主義運動面臨生存危機時，唯一值得稱道的趨勢是英國的工人國際聯盟（後改名為革命共產黨）。
只有他們能夠正確評估新形勢並得出結論。只有他們才有資格被視為托洛茨基方法的真正捍衛者，以及他遺產的唯一合法繼承者。
列寧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後馬克思主義的真正捍衛者。列寧去世後，這一角色落到了列夫·托洛茨基身上。同樣，托洛茨基去世後，馬克思主義思想和方法的真正捍衛者是泰德·格蘭特。
在此無法詳細敘述泰德的生平與工作。我們僅做簡要概述。如需更全面的介紹，讀者可參閱艾倫·伍茲所著的傳記《泰德·格蘭特：不斷的革命家》。
泰德於1929年在約翰內斯堡加入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到1934年，他從南非移居英國，尋求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在那裡，他加入了在獨立工黨（Independent Labour Party）中工作的托洛茨基主義者，但隨著獨立工黨中的機會越來越少，在托洛茨基的建議下，這些年輕同志轉而加入工黨，尤其是其青年支部。
1937年，包括拉爾夫·李（Ralph Lee）在內的另一批南非同志來到倫敦，與泰德和喬克·哈斯頓（Jock Haston）一起加入了「戰鬥派」小組的帕丁頓分支。他們成為該組織中最活躍的成員。
領導層的作風反映了「戰鬥派」小組的小資產階級性質，典型的小圈子心態，小打小鬧，與工人階級幾乎沒有聯系。這導致從1934年起不斷出現分裂。
1937年底，八位同志決定成立一個新組織——工人國際聯盟（工國盟/Workers’ International League）。
工國盟的成立標志著與前一時期舊的「托洛茨基主義」團體決裂，標志著我們趨勢的真正起源，標志著英國真正托洛茨基主義的開端。
泰德迅速成為該組織的關鍵理論家、政治書記，以及其新報紙《社會主義呼喚》的編輯。
與托洛茨基的通信
在成立工國盟六周後，即1938年2月12日，他們致信了在墨西哥的托洛茨基，說明該組織已建立了一份印刷媒體。
托洛茨基對此印像深刻。1938年4月15日，托洛茨基給英國的查爾斯·薩姆納（Charles Sumner）寫了一封信，他自1937年以來一直與薩姆納保持聯系，信中告知他詹姆斯·坎農打算前往英國，幫助建立第四國際的真正支部。
不久之後，在6月初，工國盟出版了《西班牙的教訓》的新版，該書由泰德·格蘭特和拉爾夫·李撰寫了序言。他們自豪地寄了一份給托洛茨基。
1938年6月29日，托洛茨基再次致信查爾斯·薩姆納，對工國盟的這一舉措給予了高度評價：「我收到了你們出版的我的關於西班牙的小冊子，附有你們精彩的序言，」他寫道。
托洛茨基接著祝賀工國盟同志們建立印刷所：「建立自己的印刷所確實是一個很好的革命想法。」他在信中結尾寫道：「向你和你的朋友們致以最熱烈的問候。」
托洛茨基的這封信對我們的歷史具有極端重要的意義。首先，這封信並未出現在托洛茨基的文集中，這些文集由美國社工黨的出版機構「尋路者出版社」（Pathfinder Press）出版。這封信無疑在他們的手中。
這封信直到2018年才重見天日，並且完全是偶然進入我們的手中。這真是一個非凡的命運轉折，我們對此永遠心存感激。這封被藏匿的信件贊揚了工國盟，可以被視為我們的失散已久的「出生證明」。它是唯一一封托洛茨基本人提及工國盟的信件，且用如此贊譽的語氣。
這封信被社工黨的領導人（尤其是坎農）故意壓下，他們試圖以個人聲望和怨恨為由，可恥地貶低工國盟，正如我們所見。
坎農的惡劣影響
1938年8月，坎農訪問英國，意圖在第四國際成立大會前將不同的托洛茨基主義團體合並為一個組織。
當時，英國存在四個革命團體：革命社會主義聯盟（由CLR詹姆斯、威克斯和杜瓦領導）、戰鬥派小組（由哈伯和傑克遜領導）、蘇格蘭的革命社會黨（由梅特蘭和泰特領導），以及工國盟（由拉爾夫·李、喬克·哈斯頓和格蘭特領導）。
然而，這些團體在策略上分歧顯著，從公開活動到打入主義的具體應用，觀點迥異。這些策略上的差異為實際聯合行動設置了難以逾越的障礙。
要化解這一困境，首要任務是就策略與綱領展開深入討論，達成一致的行動路線。只有在此基礎上，各團體才能實現真正的合並。
然而，坎農卻忽視了這一必要步驟，試圖僅通過組織形式上的整合來統一各團體。他認為，策略方向上的分歧無關緊要。
因此，坎農召集各團體召開統一會議，試圖推動形式上的合並。工國盟雖同意參加，卻明確反對未經充分討論的虛假統一。他們認為，這種淺層次的統一只會為未來的分裂埋下伏筆。
但坎農不惜一切代價追求統一。因此，在統一大會上，沒有討論政治前景或任何戰術分歧。相反，所有團體僅被要求簽署由坎農起草的「和平與團結協議」，並僅有20分鐘時間做出決定。
工國盟認為這種做法缺乏原則，因此選擇留在「統一」組織之外。
次月，即1938年9月初，第四國際創始大會在巴黎召開。
盡管未加入「統一」組織，工國盟仍表達了哪怕不能成為正式支部，也希望成為第四國際「同情組織」的意願。坎農當時似乎同意這一提議，並要求工國盟派代表參加創始大會。遺憾的是，工國盟無力承擔派遣代表的費用。於是，他們將一份闡述立場的聲明交予一名代表，以便轉交大會。
到大會召開時，坎農顯然改變了主意。他對工國盟拒絕與其他團體聯合感到不滿，借此機會誹謗工國盟並阻撓其成為國際同情組織的努力。工國盟提交給大會的聲明未被分發給代表們。這是一個惡意的舉動，揭示了坎農做事的方式。
第四國際創始大會最終通過決議，正式認可了新統一的組織——革命社會主義聯盟（革社盟/RSL），確立其為英國的官方支部。
對工國盟懷恨在心的坎農他在向托洛茨基的報告中指出，工國盟的態度「遭到國際會議的譴責」。他主張對工國盟采取「果斷的立場」，明確表示「絕不承認其合法性」。然而，他不無遺憾地表示，革社盟尚不適應「我們‘強硬’（即布爾什維克式）處理分裂團體的做法」。（詹姆斯·P·坎農，《創始大會印像，1938年10月12日》，引自約瑟夫·漢森，《詹姆斯·P·坎農——國際主義者》，1980年7月）
這一最後評論揭示了坎農的方法。正是坎農在社工黨內部對付反對者時采用的方式。此類方法後來成為所謂第四國際官僚體制的慣用手段。
我們沒有托洛茨基對坎農誹謗性言論的回應。他似乎忽略了這些言論。由於缺乏其他第一手資料，他看來更傾向於等待並觀察事態發展。顯然，托洛茨基從未草率下結論，他對工國盟的判斷仍持保留態度，畢竟他曾公開贊賞過該組織。托洛茨基從未攻擊過工國盟，正如一些宗派分子所聲稱的。事實上，唯一有記錄的是托洛茨基對工國盟倡議的贊揚。
「從那時起，」泰德·格蘭特解釋道，「坎農就要對工國盟及其領導層養成深仇大恨，這在今後將產生嚴重影響。」（《英國托洛茨基主義史》）
這種怨恨後來演變成毒蛇般的仇恨，從坎農本人後來的陳述中可見一斑：
「哈斯頓這個徹頭徹尾腐朽的派系所有罪行和錯誤的根源，都可追溯到其1938年作為一個無原則的小團體的起源。當年稍晚些時候，我在英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會前夕，就曾痛斥李·哈斯頓派系自誕生之初便沾染了毫無原則的作風。在他們後續發展的整個過程中，我從未對他們抱有絲毫信心，無論他們當時撰寫或投票通過了什麼論點。」（坎農，《對黨的講話》，第296-297頁）
這概括了坎農的整個立場。就第四國際的「領導層」而言，詹姆斯·坎農可能是其中最好的。然而，在托洛茨基去世後，他自視為最高領導人：唯一有資格代表托洛茨基遺產的人。
但他無法勝任這一職責。坎農絕非理論家。不僅如此，他對此還感到自豪。他曾解釋道，「我對任何稱我為理論家的人都給予嚴厲打擊」。（坎農，《著作與演講集》1940-43年，第360頁）
他本質上是一個「組織迷」——一個目光短淺的「實幹家」，對馬克思主義只有最基本的理解。由於缺乏對理論的深刻把握，他無法對批評者給出嚴肅的回答，而是更傾向於用最嚴厲的語言譴責他們，必要時甚至訴諸行政措施來讓他們閉嘴。他進一步強調了自己的「硬漢」角色：
「我在共產黨裡混了九年出來的時候，已經是個一流的派系流氓了。不然，我又怎能活下來？我唯一知道的就是：誰要挑事，就狠狠回擊。這就是我當時全部的生存之道。」
這一點在1939-40年與沙赫特曼和社工黨反對派的辯論中得到了明確體現，托洛茨基對此進行了嚴厲批評。後來，坎農承認托洛茨基是正確的，而他是錯誤的：
「我認為托洛茨基說得對，在坎農與阿伯恩的長期鬥爭中，歷史的正確性站在坎農一邊。但這並不意味著我的一切都是正確的。不，我在許多事情上都是錯誤的，包括我的方法、對同志的不耐煩和粗魯，使得他們反感。」
換句話說，坎農直接繼承了季諾維也夫主義的惡劣傳統，慣於利用不擇手段的組織手段來壓制對手，通過譴責和喧嘩來壓倒他們，而不是像列寧和托洛茨基一直做的那樣，耐心地回答他們的論點。
第四國際成立大會認證革社盟為正式支部，並譴責工國盟的決定很快被證明是一個錯誤。
「和平與團結協議」的墨跡尚未干涸，革社盟——這個「統一」組織——的裂痕就開始顯現。這些裂痕逐漸演變成分裂。革命社會主義黨在年底前就已分裂出去。「左派」很快也跟上了步伐，成立了自己的革命工人聯盟（Revolutionary Workers Leauge）。隨後，整個組織開始瓦解。
工國盟發表了一份聲明，解釋道：
「舊局面再次出現，只是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混亂。我們的運動仍由‘總參謀部’組成，但缺乏‘軍隊’。」
坎農對這一事實表示遺憾，但他從未准備承認它。相比之下，工國盟卻日益壯大。
正如工國盟的一份報告所解釋的：
「在此期間，工國盟繼續開展工作，堅信擺脫英國托洛茨基主義僵局的唯一出路是摒棄舊派系精神和小資產階級環境，吸納新工人加入運動隊伍。我們確實遭受了國際書記處的指責。但由於我們擁有正確的政策和態度，隊伍內部的整體和諧使我們在干部的導向和組織方面具有優勢。我們運動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國際遷至紐約
1939年9月世界大戰爆發後，第四國際決定將總部遷至紐約。這意味著在戰爭期間，美國社工黨實際上掌控了該組織，而薩姆·戈登（Sam Gordon）——坎農忠實的走狗——被任命為其行政書記。
隨著戰爭的爆發和希特勒對歐陸的占領，歐陸各支部被迫轉入地下或停止運作。即使在能夠運作的地方，它們也飽受政治混亂和分歧的困擾。實際上，紐約與在歐陸殘缺的托洛茨基主義團體之間的聯系幾乎不存在。
在托洛茨基的「無產階級軍事政策」問題上存在特別大的分歧，該政策遭到許多支部的反對，部分支部甚至指責托洛茨基犯有「社會愛國主義」錯誤。
這絕非次要分歧。托洛茨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提出的「無產階級軍事政策」是其重要貢獻，該政策是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提出的「革命失敗主義」政策的延伸。然而，列寧的政策針對的是干部，而托洛茨基的政策則針對群眾。托洛茨基解釋說，革命家需要根據形勢需要調整自己的綱領，並考慮工人階級中的保衛主義情緒。雖然我們反對帝國主義戰爭，但我們需要與那些希望對抗希特勒的工人建立聯系。
工人階級不能信任資本家。他們不是和平主義者，需要自己的革命軍事綱領，其核心思想是工人階級奪取政權並領導一場反對法西斯的革命戰爭。
然而，第四國際的許多支部都染上了宗派主義，這是早期時期的遺留問題。
英國革社盟——作為第四國際的官方分支，我們不能忘記這一點——明確反對這一政策，而比利時支部他們出版的由托洛茨基於1940年起草的宣言中刪除了所有相關內容。法國支部也有其「保留意見」，歐洲書記處（由馬塞爾·希克領導，在他被捕後由拉普蒂斯［米歇爾·帕布洛］接任）亦是如此。如上所述，對這一政策的反對——反映了宗派主義傾向——已蔓延至第四國際的最高層。
來自「AM」（可能是法國人或比利時人）的一份提交給國際書記處的文件標題為《關於無產階級軍事政策的問題：老頭子是否殺死了托洛茨基主義？》。該文件進一步指責托洛茨基犯有「純粹的沙文主義」。文章繼續以類似的語氣寫道：「我們必須公開坦率地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當第四國際的領導人將托洛茨基主義拖入社會沙文主義的泥潭時，我們是否還能繼續使用‘托洛茨基主義’這個名稱？」
這表明，當時第四國際內部存在著完全的混亂。
革社盟的覆滅
到1940年8月托洛茨基去世時，革社盟已處於極度衰敗的狀態。同年，第四國際緊急會議譴責了「在英國官方支部之外，竟有四個自稱隸屬於第四國際的團體存在」這一事實。帶著一絲樂觀情緒，大會作出決議：「第四國際緊急會議歡迎即將成立的統一英國支部。」（《第四國際文件》，第359頁）
問題在於，革社盟是一個宗派主義團體。它拒絕了托洛茨基的無產階級軍事政策，其在工黨內的打入工作已演變成一種完全的迷信，此時工黨內部生活已陷入崩潰。革社盟的活動主要局限於內部討論，這反映了其孤立狀態。他們實際上已「轉入地下」——盡管無人真正注意到這一事實。
相比之下，工國盟的同志們在1939年9月戰爭爆發後立即投入工作，適應新形勢。在此期間，工國盟的同志們開展了第四國際各團體中最為有效的革命工作，以最巧妙的方式熱情地應用無產階級軍事政策。這種政策在工廠和武裝部隊中得到了有效應用，其規模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均未見。
工國盟是當時最成功地應用托洛茨基方法的托洛茨基主義團體，展現了對思想的深刻理解和戰術的極大靈活性。這一方法在其由泰德·格蘭特撰寫的文件《為奪權做准備》（《工人國際新聞》第5卷第6期，1942年）中有所闡述，亦見於他的《工人國際聯盟回復革命社會主義聯盟對<為奪權做准備>的批評》（引自《不斷的傳承》，第11頁）。
隨著戰爭的推進，革社盟的宗派主義表現變得越來越令美國同志，尤其是坎農，感到尷尬。他們不僅拒絕了無產階級軍事政策，甚至將拒絕該政策作為加入條件！到1943年夏天，其會員人數已銳減至23人，該組織實際上已崩潰。采取措施是必要的，但就坎農而言，這些措施必須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承認工國盟從一開始就是正確的。坎農通過玩弄一系列手段實現了這一目標。
早在1942年6月，國際領導層就致函革社盟，敦促其與工國盟討論合並事宜。盡管革社盟拒絕了合並，但他們同意進行一系列政治辯論。然而，這些辯論只是加劇了分歧。
國際書記處熱衷於通過組織手段解決問題。因此，他們開始與格里·希利合作，後者長期對工國盟領導層格蘭特和哈斯頓懷有怨恨。
格里·希利
希利是工國盟的創始成員之一。他具備一定的組織能力和活力，但顯然是個不穩定因素。他常以輕率辭職的方式向領導層施壓。盡管他多次提出最後通牒並與同志發生衝突，但每次都被重新接納，被寄希望於以某種方式發揮其組織才能。
1943年2月，在中央委員會會議上，希利再次辭職，稱他將加入獨立工黨，因為與J.哈斯頓、M.李和E.格蘭特「繼續合作已不可能」。此次退出會後，他被中央委員會一致開除。
後來他再次被重新接納，但鑒於他的前科，他被禁止擔任任何有責任的職位。這只是增加了他對領導層的怨恨。因此，他開始為國際書記處和坎農在工國盟內部建立一個派系，他於1943年與他們建立了聯系。
隨著革社盟的瓦解，國際書記處被迫介入，通過一場荒誕的「閃電婚姻」將其殘余勢力重新整合為革社盟。隨後，與工國盟的「談判」導致雙方於1944年3月達成協議，成立革命共產黨（RCP）。
實際上，鑒於革社盟的狀況，此次合並實質上是工國盟對革社盟的完全接管。這一點在1944年革命共產黨成立大會的代表構成中得以體現：工國盟有52名代表，而革社盟僅有17名代表，其中包括多個派別。
合並後數月內，國際領導層便展開了一場旨在詆毀新革命共產黨領導層的運動。革命共產黨成立大會的報告刊登於社工黨的國際通訊（1944年6月），其中包含對英國領導層的錯誤、歪曲、誹謗及無端批評，指責其「帶有民族色彩的偏向」。
「自然地，」報告中寫道，「工國盟領導層將附著於其身上的所有積極和消極特征都帶入了革命共產黨。」
革命共產黨領導層迅速作出反應，對這份敵對的「報告」予以回擊。他們向社工黨領導層發送了一封尖銳的回復，逐一駁斥了其中的誹謗。
該信件還抨擊了社工黨領導層采用的陰險手段，這些手段只會加深國際組織內部的不信任。
革命共產黨的回復結尾寫道：
「在結束這封信時，讓我們說，我們並不樂於撰寫它。我們是懷著極大的不情願，才從更緊迫的政治任務中抽身出來。如果語氣比一些同志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必要的更尖銳，讓我們說，我們已經刻意緩和了語氣。我們希望盡量緩和而不是擴大情況。衝突的責任完全在於斯圖爾特[薩姆·戈登]及其親密盟友。我們希望與社工黨及其領導層建立忠誠的國際合作，因為我們在所有關鍵問題上都有政治共識。然而，我們反對美國領導層或其一派在英國黨中組織派系或小團體。這是季諾維也夫的國際方法，而非托洛茨基的。」（強調為原文所加）
該信件以革命共產黨政治局名義簽署，日期為1945年1月。
毫無疑問，革命共產黨的信件被坎農視為一種冒犯，他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決心不惜一切手段粉碎「不忠誠」的英國領導層。
莫羅和戈德曼
鑒於國際領導層，尤其是美國社工黨領導層拒絕承認現實，到1943年底，以社工黨的兩位主要成員阿爾伯特·戈德曼（Albert Goldman）和費利克斯·莫羅（ Felix Morrow）為首的反對派開始形成。
莫羅和戈德曼反對社工黨領導層關於戰後資產階級民主已被排除的說法。
在1943年10月社工黨的全體會議上，多數決議指出：「今天被納粹奴役的歐洲，明天將被同樣掠奪性的英美帝國主義所吞並」，後者將強行建立「在英美大企業監護和霸權下的軍事君主制-神權獨裁政權」。
決議進一步指出：「從羅斯福-丘吉爾的視角來看，選擇只有兩種：要麼是弗朗哥式政府，要麼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幽靈。」（《第四國際》第4卷第11期，1943年12月）
1944年11月社工黨第六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決議解釋道：
「以資本主義的崛起和擴張以及階級衝突的緩和——這為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中的階級合作提供了基礎——的資產階級民主在今天的歐洲已經過時。歐洲資本主義在垂死掙扎中，被不可調和的血腥階級鬥爭撕裂。英美帝國主義者明白，民主今天與資本主義剝削的繼續存在是不相容的。」（《第四國際》第5卷第11期，1944年12月）
與之相反，莫羅和戈德曼認為，資產階級可以利用資產階級民主手段來阻撓歐洲革命。他們還認為，鑒於紅軍的勝利，史達林主義將會加強，而不是像社工黨領導人所堅持的那樣削弱。他們進一步認為第四國際應該積極爭取民主和過渡性訴求。
莫羅和戈德曼在要求改變1938年縱觀以及批評社工黨領導人方面是正確的。然而，他們在試圖提出替代方案時顯然還在摸索前進。
鑒於托洛茨基主義力量的薄弱，莫羅和戈德曼最終主張托洛茨基主義團體應加入群眾組織。然而，這些組織內部並未出現群眾反對派的發酵或發展，因此缺乏采取此類策略的基礎。
盡管莫羅-戈德曼立場存在不足，但他們至少考慮到戰爭發展的特殊性，試圖重新評估局勢。他們的立場在許多方面確實指向了正確的方向。莫羅和戈德曼面臨的問題是，他們在坎農派主導的社工黨中屬於一個微小的少數派。如果社工黨內部存在一個健康的領導層，那麼他們的觀點本可以進行民主討論，這將為形成更正確的立場奠定基礎。
可以肯定的是，他們的立場比坎農領導層正確一千倍。
坎農政權
但坎農領導層堅持自己的立場，只是重復托洛茨基在1938年的觀點。盡管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但他們卻否認現實，將頭埋在沙子裡。坎農甚至否認第二次世界大戰在1945年已經結束。
英國革命共產黨反對這種無稽之談。坎農無法容忍這一點，譴責了莫羅、戈德曼和革命共產黨。
1945年10月6日至7日，在社工黨全國委員會會議上，坎農發動了全面攻擊。在他那尖酸刻薄的演講結尾，坎農說道：
「你們已經公開地、羞羞答答地公開拉幫結派組建集團，但我們將揭露這個集團以及其他一切。我們將把鬥爭帶到國際上。你們繼續組建你們的集團。我們將與那些相信相同原則、相同綱領和方法的人合作。我們將展開鬥爭，看看國際上會發生什麼。」（坎農，《著作與演講集》，1945-47年，第181-183頁）
最終，在不斷受到騷擾和欺凌的情況下，戈德曼退黨，莫羅於1946年被開除出社工黨。
正是在這次會議上，坎農攻擊了革命共產黨，並承認自己在美國共產黨領導層任職期間曾追隨季諾維耶夫長達九年之久。他承認：「我和當時美國黨的其他領導人一樣，可以說曾是一個季諾維耶夫主義者。」那是一所非常糟糕的學校，他在那裡學到的東西一直伴隨著他直到生命結束。
社工黨內部實踐的方法與英國支部的民主制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革命共產黨內，那些努力重新評估英國局勢的人占絕大多數。他們所屬於的黨鼓勵此類思想的發展，不受任何官僚主義的障礙，也不會被誹謗為「懷疑論者」。
突破性的分析
國際中唯一能夠正確重新評估情況變化的支部是革命共產黨。泰德·格蘭特解釋說，情況與1940年概述的情況完全不同。新情況帶來了未曾預料到、難以解決的理論問題，迫切地需要回答。泰德的突破性的分析載於《歐洲力量平衡的變化與第四國際的角色》一文中，並於1945年3月得到革命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認可。
這份縱觀解釋說，當時西歐政治局勢相對穩定的政治前提是可能的。托洛茨基正確預測的革命浪潮被史達林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領導人背叛了。
在意大利和法國，他們加入資產階級政府以拯救資本主義。第四國際的力量不幸過於薄弱，無法改變這一局面。這種背叛構成了泰德·格蘭特所稱的「以‘民主’形式進行的反革命」的基礎。
他寫道：
「社會民主主義在上一場戰爭後拯救了資本主義。今天，有兩個叛徒‘國際’為資本服務——史達林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
[…]
英美帝國主義恢復歐洲‘秩序’、建立資本統治的任務，采取了復雜而巧妙的手段。在這一階段，用武力鎮壓群眾將困難重重，因此必須用‘進步’、‘改良’、‘民主’等萬能藥來欺騙群眾，而不是訴諸極權統治的恐怖。」
關於蘇聯命運的問題，他認為，鑒於群眾對戰爭的疲勞，尤其是在歐洲，以及對紅軍的欽佩和支持，對蘇聯的同情和熱烈支持，使盟國在戰後初期對蘇聯發動攻擊變得極其困難，甚至完全不可能。
泰德在1945年10月出版的《歐洲革命的性質》一文中進一步發展了這些觀點：
「歐洲的‘民主’階段並不是民主革命的客觀需求的結果，而是舊工人組織出賣的後果……革命黨的弱點以及史達林主義的反革命作用給了資本主義一個喘息的空間。意識到事實上不可能繼續通過法西斯或軍事獨裁的方式統治，資產階級暫時准備轉向利用其史達林式改良主義代理人的資產階級民主操作。這並不構成民主革命，而是現代條件下針對無產階級的防範性民主反革命。」
這使他們能夠認識和理解正在醞釀中的重要變化。從1945年年初開始，革命共產黨就與國際領導層產生了根本性的政治分歧，後者無法理解新的力量平衡，也無法理解以新的視角武裝運動的必要性。
堅持舊立場
認為歐洲不可能實現資產階級民主的觀點並非僅限於美國社工黨。1944年2月，在法國召開的歐洲會議上，來自法國、比利時、希腊和西班牙的活躍團體也通過了一份文件，支持社工黨關於歐洲縱觀的立場。
當然，一個錯誤如果得到糾正，就不是一場悲劇。然而，如果錯誤得不到糾正，就會導致另一個錯誤，再另一個錯誤。錯誤最終可能演變為一種常態。
而這就是發生的情況。坎農認為，戰爭的第一個「階段」已經結束，而第二個階段——第三次世界大戰——正在被帝國主義者積極准備。他立即開始鼓吹帝國主義對蘇聯發動戰爭迫在眉睫。
這一認為反蘇戰爭迫在眉睫的立場在此期間被不斷重復，且聲音越來越大。
這一立場也邏輯上源於他們錯誤認為蘇聯在戰爭中變得衰弱的觀點。事實上，史達林主義在軍事上和蘇聯對全球廣大群眾的權威上都得到了極大加強。
正如泰德·格蘭特於1945年3月所寫：「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是俄國在歷史上首次成為歐洲和亞洲最強大的軍事力量。」
但美國社工黨領導人卻犯下了更嚴重的錯誤。鑒於他們所看到的史達林主義的所謂弱點，他們認為，甚至無需軍事干預，只需「美國和英國帝國主義聯合施加經濟、政治和外交壓力以及威脅」，就可以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引自革命共產黨內部通訊，1946年8月12日）。
一個荒謬的錯誤導致了另一個錯誤。
經濟縱觀
這些「領導人」隨後否認歐洲經濟復蘇的可能性。
E·R·弗朗克（伯特·科克蘭）在1946年11月社工黨第12次全國大會上發表講話時說：
「在當前條件下，歐洲的復興與重建將以非常緩慢的節奏進行；其成就將非常微弱；甚至無法達到戰前水平；在美國的監護下，歐洲經濟注定陷入停滯與衰敗。」（《第四國際》第8卷第1期，1947年1月）
事實上，經濟復蘇明顯已經開始。
1947年9月，國際的「首席經濟學家」埃內斯特·曼德爾（Ernest Mandel）支持希利領導的少數派，反對革命共產黨多數派，他辯稱：「現在必須放棄對一個並不存在、而且英國資本主義永遠不會再經歷的繁榮的炒作。」
1947年9月，國際的「首席經濟學家」埃內斯特·曼德爾辯稱：「現在必須放棄對一個並不存在、而且英國資本主義永遠不會再經歷的繁榮的炒作。」//圖片來源：公共領域
曼德爾隨後公開表示：
「如果革命共產黨多數派的同志們認真對待自己的定義，他們就會得出這樣的邏輯結論：我們正在面對整個資本主義歐洲的‘繁榮’，因為所有這些國家的生產都在‘增長’。」（E.傑曼，《從ABC到當前的理解：繁榮、復興還是危機？》，《革命共產黨內部通訊》，1947年9月，強調為原文所加）
這只是重復了第三時期史達林主義者的論調，後者提出了「資本主義最終危機」這種無稽之談。
1946年4月，第四國際在巴黎組織了一次國際預備會議，有15個團體派代表出席。其中包括代表革命共產黨多數派的哈斯頓，以及代表少數派的希利和戈夫。
由英國希利少數派支持的國際書記處的預備會議決議草案指出：
「在被戰爭削弱的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歐洲大陸國家，經濟活動的復蘇將以特別緩慢的節奏進行，使這些國家的經濟水平徘徊在停滯與衰退的邊緣。」
實際上，他們的立場是，生產水平有一個1938年的上限，但這一上限很快被突破，因為生產水平不斷上升。
該決議重復了其先前草案中的所有錯誤，並支持美國社工黨的立場。它強調不會出現資產階級民主時期，只有波拿巴主義，繁榮的可能性被排除在外，而且俄國在不久的將來甚至可能通過和平外交手段經歷反革命。
只有革命共產黨的多數派反對這種無稽之談。資本主義並沒有面臨「生產過剩」的危機，相反，它正在經歷的是「生產不足」的危機。因此，周期性的經濟復蘇是不可避免的。革命共產黨在《預備會議決議草案修正案》中解釋道：
「所有歐洲和世界範圍內的因素都表明，未來一段時間西歐的經濟活動並非‘停滯和衰退’，而是復蘇和繁榮。」
革命共產黨就國際書記處立場的問題提出的所有的修正案都被國際書記處壓倒性地否決了。
軍事獨裁
國際書記處提出的這些錯誤觀點和看法不可避免地對國際組織在歐洲的弱小支部產生了迷惑和破壞性的影響。例如，法國支部認為資產階級民主是不可維持的，因此在盟軍抵達後的一段時間裡，由於擔心遭到鎮壓，拒絕走出地下。皮埃爾·弗朗克（Pierre Frank）重新偷摸回了運動，成為國際主義共產黨（國共黨/Parti Communiste Internationaliste）的領導人，他完全被這一理論所吸引，聲稱法國不僅在1946年處於波拿巴主義軍事統治之下，而且自1934年以來就一直如此！
還成為了國際書記處成員的弗朗克聲稱「民主反革命」的概念是一個「毫無內容的表達」。
在《歐洲現在是民主的還是波拿巴主義的？——答弗朗克》（1946年8月）中，泰德·格蘭特回應道，弗朗克「很難解釋由德國社會民主黨組織起來的魏瑪德國到底是什麼」。他隨後逐點徹底駁斥了弗朗克的論點。「事態的發展證明了這一分析的正確性。弗朗克沒有坦誠地面對觀點上的錯誤，而是罔顧現實，試圖將錯誤轉化為美德。」
泰德指出：「1940年國際書記處的聲明是錯誤的。我們也犯了同樣的錯誤。在當時的情況下，這是情有可原的。但在1946年重復一個在1943年就已經很明顯的錯誤是不可原諒的。」（我們的強調）
泰德·格蘭特的這一論述是區分真正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與國際書記處小資產階級折中主義視角的關鍵著作之一。
皮埃爾·弗朗克
理解他的政治背景以及托洛茨基對這個人的態度很重要。1935年底，莫利尼爾和弗朗克與托洛茨基主義運動決裂，並建立了他們所謂的「群眾報紙」。在1935年12月3日的一封信中，托洛茨基寫道：
「莫利尼爾和弗朗克的態度中沒有其他政治內容。他們正在向社會愛國主義浪潮投降。其余的只是空話，在嚴肅的馬克思主義者眼中毫無價值……
公開、誠實地與那些向愛國主義浪潮投降的人決裂，比向他們做出模棱兩可的讓步好一百倍。」（《法國支部的危機》，第103頁）
1935年12月4日，托洛茨基再次在信中毫不含糊地譴責皮埃爾·弗朗克「背棄原則」。他寫道：
「我們一直與德國和西班牙的皮埃爾·弗朗克們作鬥爭，與懷疑論者作鬥爭，與那些想要創造奇跡（並在過程中摔斷脖子）的冒險家們作鬥爭。」（《法國支部的危機》，第106-107頁）
托洛茨基堅持要求開除皮埃爾·弗朗克，並警告說不應讓他重新加入反對派的行列。然而，戰爭結束後，弗朗克在英國支持了革命共產黨中的希利，然後又回到了法國。他重新加入了自己的組織——國際主義共產黨。他成為1946年大會的代表，並成功當選為國際書記處的成員。就這樣，盡管托洛茨基強烈反對，他還是重新爬回了第四國際。
帕布洛的外交協議
坎農對新成立的歐洲國際書記處的態度是，不要干涉美國事務。他希望美國人能夠自由地處理自己的事務，不受外部干涉。
正如坎農後來自己解釋的那樣：
「我們與歐洲領導層當時有密切合作和支持的關系。我們之間有普遍的共識。這些人在我們黨中不為人知。沒有人聽說過他們。我們幫助宣傳這些領導人，向我們的黨員推薦他們，並幫助他們建立威望。我們這樣做，首先是因為我們達成了共識，其次是因為我們意識到他們需要我們的支持。他們不僅在這裡，而且在世界上都尚未獲得權威。而社會主義工人黨全面支持他們，大大加強了他們的地位，並幫助他們完成偉大的工作。」
他接著補充道：「我們甚至對與他們的許多分歧采取了淡化處理的態度……」（坎農，《對黨的講話》，第73頁）
坎農現在稱贊新當選的國際秘書米歇爾·帕布洛（Michel Pablo）體現了這種精神。這絕非偶然。「他是一位高產的作家，我認為，」坎農說道，「但我們沒有收到他任何個人指示。他不會寫任何個人信件批評社工黨或贊揚社工黨，也不會告訴社工黨該做什麼。」
在社工黨的支持下，米歇爾·帕布洛（拉普蒂斯）在1946年世界預備會議上當選為重組後的國際書記處秘書長。此後，帕布洛成為坎農在歐洲的代表。這一地位在1947年初帕布洛訪問紐約後得到鞏固。
帕布洛此行由社工黨在歐洲的代理人薩姆·戈登陪同。毫無疑問，此次行程的目的是「外交」，因此帕布洛對此次行程守口如瓶也就不足為奇了。此次行程旨在加強巴黎國際書記處與紐約的坎農之間的關系。他們現在步調一致，沿著一條通向第四國際的徹底災難的道路前進。
1947年2月初，坎農致信社工黨全國委員會，表示：「社工黨將不再容忍任何破壞紀律的鬼把戲，今後將堅決拒絕並排除與沙赫特曼領導的工人黨之間的任何統一行動……」隨後，他描述了帕布洛的來訪：
「如你們所知，我們接待了泰德[薩姆·戈登]和加布[米歇爾·帕布洛]的訪問。與他們一起，我們討論並准備了一些新舉措，旨在消除所有模糊性，通過現已確定於秋季舉行的世界大會，將所有問題擺在台面上並明確解決……
加布[帕布洛]和泰得[戈登]提供的信息表明，在世界運動中，真正的正統馬克思主義趨勢在大會上所有有爭議的問題上都將獲得堅定的多數。之前的經驗和討論已經為世界運動中真正的托洛茨基主義的勝利做好了准備。」
坎農隨後以他一貫的語氣下了最後通牒：
「那些接受大會決議並在實踐中執行的人，可以留在組織中。那些拒絕接受決議的人將被自動開除。任何表面上‘接受’決議然後違反決議的人，都將被開除。」（坎農，《1945-47年作品集》，第323-324頁）
英國革命共產黨的領導層在所有基本問題上都證明是正確的。//圖片來源：公共領域
坎農所說的「新舉措」顯然是驅逐任何反對派（「鬼把戲」）的措施，是國際上針對革命共產黨多數派的協議的一部分。他們所采用的策略是分裂革命共產黨，承認英國的兩個支部，一個是由哈斯頓和格蘭特領導的多數派，另一個是由希利領導的少數派。同樣的方法也被用來對付法國反對派領導人德馬齊埃（Albert Demaziere）和克雷波（Yvan Craipeau）。
英國革命共產黨的領導層在所有基本問題上都證明是正確的，這對沉迷於威望政治的第四國際「領導人」來說是無法忍受的。英國的「問題」需要緊急解決。因此，從1945年起，坎農、帕布洛、曼德爾、弗朗克及其追隨者們密謀摧毀革命共產黨，這是第四國際各支部中最具有遠見卓識的政黨。該黨的政治路線本可以成功地重整運動，拯救第四國際免於毀滅。
但這一事實正是第四國際所謂領導人無法忍受的。坎農尤其討厭被證明是錯誤的，而這種情況在許多問題上都存在。在致希利的信中，坎農闡述了他的觀點：
「在英國建立一個真正的托洛茨基主義組織之前，必須先摧毀整個哈斯頓體系。最可悲的是，直到今天仍然令人遺憾的是，對這一簡單必要性的認識被推遲了這麼久。」（坎農致希利的信，1953年9月5日，同上，第262頁）
在他看來，不僅革命共產黨，所有反對派都必須被「摧毀」。鑒於第四國際的「領導人」們犯下了可以想像到的所有錯誤——甚至比這還多，摧毀革命共產黨的這個罪惡計劃現在變得更加緊迫了。
打入主義
坎農與英國的希利保持著定期聯系。用希利自己的話說：
「在1943年至1949年期間，社工黨成員在反對哈斯頓派系的鬥爭中給我們提供了特別大的幫助。該集團由英國托洛茨基主義組織的大多數成員組成，實際上由哈斯頓、他的妻子米爾德·哈斯頓和泰德·格蘭特領導。」（希利，《第四國際問題》，1966年8月，載於《托洛茨基主義與修正主義》第4卷，第298頁）
因此，格里·希利是坎農的傀儡，他加緊行動，僅憑虛構的分歧在革命共產黨內制造了一個「反領導」派系。在1945年的革命共產黨會議上，希利提出放棄公開政黨，加入獨立工黨。這個想法是皮埃爾·弗朗克灌輸給希利的。
然而，隨著托洛茨基主義者被驅逐出獨立工黨，這一立場未獲得任何支持，並被希利悄然擱置。不久之後，他以輕率的態度提出了另一個想法，即加入工黨。但托洛茨基提出的「打入主義」條件顯然不具備。這些條件是：
- 革命前夕或革命危機；
- 群眾組織中出現動蕩；
- 該組織內部形成左翼或中派潮流；以及
- 革命傾向迅速形成的可能性。
這些條件均不存在。但這並未阻礙希利。他聲稱，隨著英國面臨即將到來的災難性經濟衰退，這些條件即將迅速形成。然而，希利的觀點與國際書記處的立場一致，完全是錯誤的。
據革命共產黨領導人稱，戰爭結束後，英國資本主義並未陷入蕭條，「反而出現了一種比資本家、改良派，甚至托洛茨基主義者所預期的更為穩定的經濟局勢……」
與1929-1931年的工黨政府不同，當時的工黨政府實際上正在實施其改良主義的綱領。這反過來強化了改良主義思想，因此在可預見的未來，工黨內部不會出現大規模左翼運動或動蕩。因此，要采取的策略不是進入工黨，而是高舉革命黨的旗幟。甚至革命共產黨工黨派系的負責人範·蓋爾德倫（Van Gelderen）——一個在工黨內從事派系工作、關注工黨動態的小團體——也反對加入工黨。
不過，革命共產黨的領導人意識到了前方的困難。「然而，不可避免的危機不會立即到來。它會推遲一段時間」，其理論雜志的社論解釋道。「革命共產黨的方向和戰略是基於危機和衰落的長期展望，但它也睜大眼睛關注著當前的經濟上揚。」（編輯部評論，《工人國際新聞》，1946年9月至10月）
對於希利來說，任何問題，無論是什麼問題，都可用來攻擊——並希望削弱——革命共產黨的領導層。當然，在這場鬥爭中，國際領導層（以及他們背後的坎農）全力支持希利。
結果，1946年6月的國際執行委員會會議通過了一項決議，敦促「將革命共產黨的大部分力量集中在工黨內，以耐心建立一個有組織的左翼」，並「革命共產黨應權衡加入該黨的實際可能性」。只有一名代表投了反對票，即革命共產黨的代表。
如上所述，論點已從介入左翼轉向實際建設左翼。這正是因為工黨內部缺乏左翼力量。因此，一種錯誤觀念應運而生，即托洛茨基主義者的任務是建設左翼。
更糟糕的是，希利開始重復坎農的舊誹謗，說舊的工人國際聯盟領導人因在1938年拒絕加入革社盟而犯有「狹隘的民族偏向」罪惡。因此，任務就是清除這個「反國際主義」的革命共產黨領導層，建立一個更忠誠、更符合國際觀點的新領導層。
在國際的全力支持下，希利大肆鼓吹「打入主義」，成功地贏得了革命共產黨大約25%的成員的支持。但派系之間的分界線非常明顯，希利無法再進一步。1946年和1947年，他只能召集到7名代表支持立即加入工黨，而多數派則有28名代表支持。
結果，在1947年夏天，希利派提出分裂黨，讓少數派進行自己的打入主義活動。這個問題在9月的國際執行委員會上提出，在國際支持團體的全力支持下，國際執行委員會批准了希利的提議。
一個月內，革命共產黨特別會議在抗議聲中接受了這一決定。坎農的「新舉措」取得了成功。
然而，希利直到1948年12月才推出一份名為《社會主義展望》的刊物，該刊物主張溫和的左翼改良主義政策，試圖「建設左翼」，這一政策後來被稱為「深度打入主義」。
第二次世界大會
第二次世界大會於1948年4月在比利時舉行，共有19個國家的代表參加。第四國際領導層再次提出了一個根本錯誤的觀點，認為經濟衰退、法西斯主義和世界大戰即將到來。根據主要決議：
「在缺乏革命局勢的情況下，資本主義危機的加劇威脅再次導致法西斯主義和戰爭，而此次戰爭將危及全人類的存在與未來。」（《世界形勢與第四國際的任務》，第四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決議——巴黎，1948年4月）
這種原子戰爭和法西斯主義的前瞻是坎農、帕布洛、曼德爾和弗朗克的典型特征。必須不惜一切代價維持1938年的預測，但是是更加末日般的版本。世界大戰及其結果的經驗對他們來說是一本封閉的書。
這些所謂的偉大「理論家」制造的另一個巨大混亂是關於東歐及其正在發生的過程。
在紅軍取得勝利後，史達林主義者在被稱為「緩衝國」的地區建立了所謂的「人民民主」政權。//圖片來源：公共領域
在紅軍取得勝利後，史達林主義者在被稱為「緩衝國」的地區建立了所謂的「人民民主」政權。他們安插傀儡牢牢控制這些政府。盡管第四國際仍將蘇聯視為畸形工人國家，但一個問題被提出：緩衝國的階級性質是什麼？
早在1945年3月，泰德·格蘭特就解釋說，在這些地區，史達林保留了資本主義。但鑒於局勢的不穩定性，另一種可能性也存在。他提出，隨著局勢發展，要麼東歐保留資本主義將導致俄國資本主義的復辟，「要麼官僚集團將被迫違背自身意願，冒著得罪現帝國主義盟友的風險，在長期占領的國家中自上而下地國有化工業，並盡可能不讓群眾參與」。
革命共產黨領導人曾在戰後重新討論了俄國的階級性質問題。他們甚至考慮了沙赫特曼提出的官僚集產主義理論，該理論認為官僚機構已轉變為新的統治階級。然而，經過慎重考慮，這一觀點被否決。蘇聯仍是一個畸形的工人國家。
自然，第四國際的「領導層」未能理解東歐發生的事情。起初，他們簡單地將這些國家貼上資本主義國家的標簽。革命共產黨關於這些國家可能成為畸形工人國家的預言被國際書記處嘲笑。
坎農在多年後繼續歪曲革命共產黨同志的言論。1953年初，他在致法雷爾·多布斯的一封信中寫道：
「戰後初期，哈斯頓集團被史達林主義的擴張所吸引，認為其中蘊含著‘未來潮流’。」
「紅軍每占領一塊領土，他們就立即授予其‘工人國家’的榮譽稱號。」
坎農對革命共產黨立場的描述，一如既往地完全扭曲了事實。革命共產黨從未主張紅軍進入東歐使這些被占領國家轉變為工人國家。
相反，革命共產黨認為「人民民主國家」仍然是資本主義政權。史達林最初並沒有打算剝奪資本家。他命令共產黨與資產階級政黨組成聯合政府。但事實上，這些聯合政府並非與資產階級組成，因為資產階級已與納粹占領者一同逃離。這些聯合政府是與「資產階級的影子」組成的。真正的權力掌握在史達林主義者和紅軍手中。這種不適的聯盟沒有持續多久。
當美帝國主義開始引入馬歇爾計劃以幫助恢復舊秩序，並為「資產階級的影子」提供實質支持時，史達林主義者被迫采取行動。這意味著依靠群眾來完成對資本主義的剝奪，但以官僚主義的方式進行，並建立以莫斯科為模型的政權。
但國際對這一認識潑了冷水。曼德爾諷刺地問沙赫特曼：「他真的認為史達林主義官僚集團已經在我們大陸的一半地區推翻了資本主義嗎？」（《第四國際》，1947年2月）
這個問題諷刺的語氣預設了曼德爾和其他第四國際領導者已經做出的結論：這種結論是絕對不可能的。1948年4月第二屆世界大會的國際書記處（IS）草案繼續強調「緩衝國」的資本主義性質：
「‘緩衝區’國家生產關系的資本主義性質及其經濟與蘇聯經濟——即使在新經濟政策時期——之間的根本差異顯而易見。」（《今日的俄國問題——史達林主義與第四國際》——1947年11月至12月）
這些論綱隨後將國際組織逼入死角，排除了這些政權階級性質發生任何變化的可能性：
「不管以何種形式否認這些國家的資本主義性質，等於接受這種史達林主義修正主義理論，這意味著認真考慮通過‘自上而下的恐怖’摧毀資本主義的歷史可能性，而無需群眾的革命干預。」
它繼續寫道：
「資本主義在這些國家與史達林主義官僚的剝削並存這一事實，必須根本上決定我們的戰略。這些國家的資本主義性質決定了在戰爭時期必須采取最嚴格的革命失敗主義。」
這些論述的粗糙性清楚地表明，那種試圖將預先設定的觀念強加於現實、而不考慮實際情況的機械化和抽像化方法是毫無意義的。
這與托洛茨基在分析史達林主義者在波蘭的行徑時所采用的辯證方法形成鮮明對比。托洛茨基正確地指出，史達林主義者確實有可能引入與蘇聯國有經濟相適應的新財產關系，但這並不需要工人階級的民主參與。
一如既往，在這份決議中，曼德爾和帕布洛試圖通過聲明「不排除某種力量對比可能迫使‘緩衝區’內某一國家進行實質性結構性同化」來為自己留下後路——也就是同時面向不同方向。
但為了進一步混淆問題，它補充說，趨勢顯然不是朝著那個方向發展，私營部門也沒有「傾向」於那個方向，史達林主義官僚機構正在引入「新的和強大的障礙」來阻止這種可能性。
與這種混亂觀點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英國同志們提出了清晰且政治上連貫的觀點。哈斯頓在1948年世界大會上提出了革命共產黨的修正案，這些修正案被整合成以下綜合觀點：
「……這些國家（緩衝國）的經濟正在與蘇聯的經濟接軌。（a）資本主義財產關系的根本性推翻已經完成，或正在進行中或已完成（b）資產階級對政府和國家機器的控制已被或正在被摧毀（c）這一同化過程是俄國經濟的階級性質必然產物，俄國國家在現有關系中是占主導地位的軍事力量……」（《革命共產黨對俄國和東歐問題的修正案》，該修正案從未由社工黨發表）。
如預料的那樣，這一觀點遭到了壓倒性反對。
1949年4月，布拉格政變一年後，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頑固地拒絕承認資本主義已在東歐被廢除，但將「緩衝國」視為「特殊類型的資產階級國家」。用皮埃爾·弗朗克的獨特表述，「類似於‘墮落資產階級國家’」。
他們對緩衝國階級性質的模棱兩可態度被定義為「一種獨特的混合過渡社會，正處於轉型過程中，其特征尚不明確且缺乏精准性，因此極難用簡潔的公式概括其根本性質。」（第七次全會決議）
馬克斯·斯坦在1949年7月向美國社工黨政治委員會提交的關於東歐問題的報告中，盡管被迫承認已發生的國有化，仍駁斥了革命共產黨的觀點，稱他「不談論英國革命共產黨的立場，因為其觀點在世界大會上已提出並被壓倒性否決，因此不構成討論中的新因素。」
他最後暴露了多數派的理論破產：
「與其草率地對東歐各國的國家性質下結論，不如等待進一步的發展。」（《社工黨內部簡報》，第十一卷，第五期，1949年10月）
然而，隨著鐵托與史達林決裂的驚人消息傳來，局勢發生了轉折。一如既往，曼德爾試圖通過撰寫一篇關於南斯拉夫及「緩衝國」階級性質的長篇文件來提升自己的「理論」地位。該文件於1949年10月在國際內部簡報上發表。
他首先表示必須關注事實，隨後卻完全忽視已知事實，重復了「緩衝國」是資本主義國家但處於「過渡期」的錯誤立場。這種層層疊加的條件限制正是曼德爾不誠實方法的典型特征，相當於持續進行腳踏兩條船。
曼德爾通過曲解革命共產黨的觀點間接攻擊該組織，且未使用任何直接引語。到1948年，革命共產黨已得出結論：這些政權是史達林主義畸形工人國家，資本主義雖已被消除，但僅被官僚精英的統治所取代。
史達林主義官僚集團依靠工人階級剝奪了資本主義，但以他們官僚主義的方式，精心消除任何建立類似1917年布爾什維克在俄國建立的民主工人國家的可能性。
為了否認史達林主義的任何進步性，曼德爾堅持認為史達林主義本質上始終是反革命的，因此在性質上無法朝著這樣的方向發展：
「顯然，關於摧毀資本主義的假設——不僅在愛沙尼亞、羅馬尼亞或波蘭，而是在整個歐洲和亞洲的大部分地區——將徹底改變我們對史達林主義的態度……
堅持‘緩衝國無產階級性質’理論的同志們遠未預見到這一點，但這將是他們所選擇道路的邏輯結論，並將迫使我們徹底重新評估對史達林主義的歷史評價。屆時我們必須考察為何官僚集團能在這樣廣大的地區摧毀資本主義，而無產階級卻做不到。
我們還必須明確指出，正如革命共產黨的一些同志已經指明道[？]，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不是摧毀資本主義，而是建設社會主義，而官僚由於其本質無法完成這一任務。如此一來，我們就必須全盤否定自1924年以來托洛茨基主義對史達林主義的全部論證邏輯——這一邏輯建立在這樣一個前提之上：如果世界革命被極端長期地推遲，蘇聯將不可避免地被帝國主義摧毀。」（《國際信息簡報》，1950年1月）
句子中的第一個詞「顯然」旨在提前預判最終結果。如果某件事是顯而易見的，就無需為其提供任何理由。如果我們定義史達林主義在其本質上是反革命的，那麼它又如何能夠推翻東歐的資本主義財產關系呢？
托洛茨基多次解釋說，即使是改良派政客，在某些特殊情況下也可能被迫采取超出其意圖的行動。
史達林最初可能並沒有打算在東歐消除資本主義，但美國帝國主義的侵略性行動迫使他采取行動。美國試圖利用馬歇爾計劃作為杠杆，加強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等國聯合政府中的資產階級勢力。
史達林被迫采取行動以阻止這一局面。這並不困難。正如托洛茨基所言，要殺死一只老虎，需要一支獵槍。但要殺死一只跳蚤，用指甲就足夠了。
東歐那些軟弱腐敗的資產階級，只需一個簡單的行動就能輕易消除，雖然這個行動是從上層發起的，但得到了工人的積極支持，他們被動員起來反對資產階級政黨，並支持對資本的沒收。
當然，這些方法與馬克思、列寧和托洛茨基所倡導的經典無產階級革命模式毫無共同之處。後者基於無產階級自身自下而上的自覺運動。
我們這裡看到的是對無產階級革命的波拿巴主義式歪曲，它故意阻止工人階級自己接管國家並以民主方式管理國家。這種發展對史達林和莫斯科官僚集團而言將是致命威脅。但建立在俄國史達林主義模式上的畸形工人國家根本不構成威脅。相反，它會強化了史達林和官僚集團的權力。
新政權自然與列寧和托洛茨基於1917年在俄國建立的民主工人國家毫無共同之處。但它無疑導致了資本主義的廢除和國有計劃經濟的建立。從這個意義上說——而且僅從這個意義上說——它代表了無產階級革命基本任務之一的實現。
盡管曼德爾嘗試歪曲事實，東歐發生的一切都可以用馬克思主義方法來解釋，正如泰德·格蘭特所做的那樣。
曼德爾無法面對事實，因為這些事實與他的先入之見相矛盾。對他來說，承認東歐的資本主義已被推翻，就等於承認史達林主義者可能扮演「革命」角色。
曼德爾無法面對事實，因為這些事實與他的先入之見相矛盾。//圖片來源：公共領域
對馬克思主義者而言，真正的社會主義只能通過無產階級的有意識運動來實現。但東歐發生的革命並非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而是對其的官僚主義歪曲，是由史達林主義官僚集團自上而下推行的剝奪資本家財產的行動——盡管這得到了千百萬工人的熱烈支持。
此類方法絕不可能導致健康的工人國家，而革命共產黨也從未聲稱它們能做到。最終出現的是一種對「社會主義」可怕的官僚化歪曲——換言之，正是史達林主義俄國那樣的畸形工人國家。
托洛茨基的辯證法對曼德爾和其他第四國際的「領導人」來說，是一本被七道封印封住的書。他們從一系列抽像概念出發，無法理解眼前正在展開的真實具體現像和過程。
正如列寧多次解釋的那樣，真理是具體的。你必須從事實出發，而不是試圖將現實擠進一個預先設定的理論中，正如托洛茨基指出的：
「可是為了邏輯的完整去丟開事實中的某些因素，再沒有比這更危險的事了，這些因素今天是違反你的圖式，明天就可以完全推翻你的圖式。」（《被背叛的革命》第九章，《蘇聯國內社會關系》）
這不是次要問題，而是涉及無產階級革命的試金石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本問題，即國家的階級性質。這是一個嚴峻的考驗。
將國際的立場與1948年4月第二次世界大會時革命共產黨采納的立場進行比較，具有極高的啟發性。
泰德·格蘭特解釋說，關於東歐，「我們得出結論，那裡存在一種形式的無產階級波拿巴主義」。1948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證實了正在發生的進程。在《社會主義呼吁》4月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關於「布拉格政變」，泰德解釋說，由史達林主義者主導的政府，通過「行動委員會」依靠工人階級，實施了對經濟關鍵部門的全面國有化措施，並且「工人國家的經濟基礎已經實現」。
然而，泰德解釋說：「但為了使國家為工人階級的利益行事，單靠對資本家的沒收是不夠的。對國家機構的民主控制是朝著共產主義社會邁進的必要前提。所有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都強調了這一點。」隨後，他概述了列寧關於工人民主的四個要點，這些要點以巴黎公社為藍本，並由1917年的俄國革命確立。
對於這個問題，第四國際的「領導人」保持沉默，一如既往地拒絕承認眼前正在發生的事情。對他們來說，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東歐其他國家仍然是資本主義國家。
馬克斯·沙赫特曼，拋開別的不談，至少有顯而易見的幽默感，他評論道：
「當英國支部將（布拉格）政變視為工人階級的勝利時，其他官方托洛茨基主義媒體則將其視為資產階級的勝利，而資產階級以不可原諒的變態方式慶祝其勝利，跳出或被扔出高樓窗戶，落在下方的街道上。」
直到1951年7月，也就是整整三年後，曼德爾等人才不得不承認東歐已不再是資本主義國家。
史達林-鐵托衝突
更令人震驚的例子是這些「領導人」在南斯拉夫局勢發展——這導致了1948年6月的史達林-鐵托衝突——中的可恥立場。
1948年6月28日，一份由「共產黨情報局」（Cominform）——莫斯科為取代1943年正式解散的共產國際而設立的組織——發布的特別公報引發了轟動。
這份由蘇聯發起的公報宣布開除南斯拉夫共產黨。這一事件震動了整個史達林主義運動。
莫斯科的史達林主義官僚很快開始攻擊鐵托，稱其為「反革命民族主義者」、「帝國主義走狗」和「托洛茨基分子」。事實上，鐵托既不是史達林主義者所聲稱的「托洛茨基分子」，也不是「法西斯代理人」。他在20世紀30年代成為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人，此前老一輩領導人在史達林的清洗中被殺害。事實上，鐵托本人參與了對「托洛茨基主義者」的物理消滅。
當紅軍席卷歐洲時，鐵托的農民游擊隊擊敗了納粹對南斯拉夫的占領。//圖片來源：公共領域
當紅軍席卷歐洲時，鐵托的農民游擊隊擊敗了納粹對南斯拉夫的占領。這使他們與史達林在1944年莫斯科會議上與丘吉爾達成的雙方平等瓜分南斯拉夫的協議發生衝突。
作為協議的一部分，史達林支持在南斯拉夫建立一個君主主義-資產階級政府，試圖遏制鐵托。他甚至拒絕向南斯拉夫人提供武器和彈藥。但面對鐵托游擊隊的迅速推進，曾與納粹占領者合作的資產階級在德國軍隊撤退時驚慌逃竄。憑借自身力量取得勝利後，鐵托拒絕屈服於史達林的壓力。他很快填補了地主和資本家離開後留下的真空，依靠工人和農民的支持——他們構成了他的游擊隊的基礎——消滅了資本主義，並建立了一個以史達林主義俄國為模型的政權。
這實際上是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此前發生過程的復制品——但有一個決定性的區別。南斯拉夫的解放並非由蘇聯紅軍實現，而是由指揮著一支強大游擊隊的南斯拉夫史達林主義者完成。
這為鐵托提供了堅實的民族支持基礎，使他能夠推行獨立於莫斯科的政策。然而，俄國和南斯拉夫官僚集團的狹隘民族利益很快發生衝突。這一矛盾在1948年初達到頂點，當時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政府提議成立一個巴爾干「人民民主國家」聯邦。
史達林否決了這一提議，但這次遭遇了抵抗。蘇聯史達林主義者派遣格伯烏特工進入南斯拉夫共產黨以控制該黨。但鐵托憑借對國家機器的牢固掌控和廣泛的群眾基礎，將這些特工清洗出黨。這就是史達林與鐵托分裂的根源。
這些事件使第四國際的領導層陷入完全混亂。作為國際書記處領導人的帕布洛將此次衝突視為將鐵托派拉入托洛茨基主義的絕佳機會，無視了世界大會作出的決定。
他們一夜之間放棄了兩個月前才提出的南斯拉夫是資本主義國家的觀點，轉而急忙支持鐵托。
在共產國際聲明宣布分裂兩天後，國際書記處致函第四國際的各國分部，強調鐵托事件具有「特殊重要性」。
次日，國際書記處向南斯拉夫共產黨發表了一封引人注目的「公開信」。「如今，你們有機會在遭受那場臭名昭著的運動迫害的背景下，理解莫斯科審判以及史達林主義對托洛茨基主義鬥爭的真正含義，」聲明中解釋道。（南斯拉夫領導人積極參與這場運動的事實被壓下不提。）「我們更想指出你們抵抗中的潛力——一個革命工人政黨對勞工運動中曾存在過的最殘暴的官僚機器，也就是克裡姆林宮機器，進行勝利抵抗的潛力。」
隨後，該聲明敦促南斯拉夫共產黨：「在你們黨內和你們國家建立真正的工人民主制度！」並以「南斯拉夫社會主義革命萬歲！」結尾。
大約兩周後，即7月13日，國際書記處發表了第二封公開信，篇幅更長，也更加阿諛奉承，致「南斯拉夫共產黨代表大會、中央委員會及全體黨員」。
這封公開信敦促南斯拉夫共產黨在國內外引入工人民主並回歸列寧主義。「我們絕不隱瞞，此類政策將在貴國乃至貴黨內部遇到巨大障礙。貴黨干部必須接受真正的列寧主義精神再教育，」國際書記處公開信中寫道。「我們深知你們肩負的巨大責任……」
公開信以請求「我們的領導層出席你們的代表大會，以便與南斯拉夫共產黨運動建立聯系並建立兄弟般的紐帶……南斯拉夫共產黨人，讓我們團結努力，為新的列寧主義國際而奮鬥！為共產主義的世界勝利而奮鬥！」結尾。（強調部分為原文所加）
當然，這種阿諛奉承的呼吁與他們關於「資本主義」東歐階級性質的所有聲明背道而馳。他們曾明確拒絕了當年4月革命共產黨提出的修正案，該修正案承認東歐的資產階級已被或正在被剝奪。國際「領導層」堅持認為，反革命的史達林主義無法完成革命，盡管托洛茨基曾解釋說，在特殊情況下這是可能的。如今，國際書記處卻來了個180度大轉彎，宣稱鐵托領導下的南斯拉夫是一個相對健康的工人國家，一個沒有俄國那種官僚畸形的國家！
起初，美國社工黨采取了「兩邊都不是好東西」的態度。然而，當國際書記處發表公開信時，社工黨並未提出異議。事實上，他們毫無保留地在其媒體上發表了這些信件，未加任何批評。
革命共產黨的回應
英國革命共產黨對南斯拉夫危機的回應與社工黨截然不同。首先，他們堅持托洛茨基主義的基本原則，包括捍衛南斯拉夫人自決的權利，而社工黨拒絕承認這一權利。
「顯然，列寧主義者應當支持任何小國尋求民族解放與自由的權利，」泰德·格蘭特和喬克·哈斯頓寫道。他們繼續寫道：
「所有社會主義者都將對南斯拉夫與保加利亞聯邦化以及擺脫莫斯科直接控制的運動給予批判性支持。同時，南斯拉夫及這些國家的工人將為建立真正的工人民主——即對國家行政和產業的民主控制，如同俄國在列托的時代那樣——而鬥爭。在現行鐵托政權下，這是不可能實現的。」（《社會主義呼吁》，1948年7月）
在他們的傳單《史達林與鐵托衝突的背後》中，泰德和喬克進一步指出，這場衝突「必須成為教育工人階級認識史達林主義與列寧主義在方法上根本差異的手段」。基於此，他們寫道：
「國際史達林主義陣營中的這一裂痕，標志著托洛茨基和第四國際長期鬥爭中揭露史達林主義的一個階段……它標志著向建立一個真正的共產國際——第四國際——邁進的階段，該國際能夠領導建立一個由自由聯合的共產主義共和國組成的世界體系。」
然而，當革命共產黨領導人看到國際書記處致南斯拉夫的公開信時，他們感到震驚。與美國社工黨不同，革命共產黨不准備容忍這種對史達林主義的投降，並公開反對它。代表中央委員會，喬克·哈斯頓給國際寫了一封抗議信，重申了他們的批評並拒絕了公開信的立場：
「南斯拉夫與共情局之間的爭端為第四國際提供了向史達林派基層揭露史達林主義的官僚主義方法的絕佳機會。然而，我們對待這一重大事件的態度必須是有原則的。我們不能通過對南斯拉夫共產黨政策和體制某些方面的沉默，來助長任何認為鐵托或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人是托洛茨基主義者，以及他們與托洛茨基主義之間不存在重大障礙的印像。我們揭露南斯拉夫共產黨被官僚主義地開除，絕不意味著我們要成為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層的辯護者，或制造任何幻想，認為他們與史達林決裂後在方法和訓練上擺脫了史達林主義。
……《公開信》似乎是基於這樣一種觀點，即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導人可以被爭取到第四國際的陣營中。在事件的壓力下，個人會發生奇怪的轉變，但至少可以說，鐵托和其他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人再次成為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的可能性是極其微小的。實現這一可能性面臨著巨大的障礙：史達林主義的過去傳統和訓練，以及他們自己對南斯拉夫史達林主義官僚體制的依賴。公開信未能指出這些障礙的本質，也未能強調若要使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層成為共產主義者，他們不僅必須與史達林主義決裂，還必須否定自己的過去、當前的史達林主義方法，並公開承認如今正在打壓他們的這台機器，正是由他們親手參與建立的，他們也必須為此承擔責任。這裡的問題不是共產主義者面臨‘可怕的困境’，肩負著‘巨大的責任’，我們向他們提出謙虛的建議：而是史達林主義官僚成為共產主義者的問題。」
革命共產黨的信繼續寫道：
「然而，由於對南斯拉夫政權的核心要素和南斯拉夫共產黨的政策保持沉默，《公開信》是機會主義的。
……國際書記處的《公開信》僅從蘇聯共產黨領導人的‘干涉’角度分析了這場爭端，仿佛這只是領導層不顧激進分子的‘傳統、經驗和感情’而把意志強加於人的問題。但這場爭端不僅僅是一個共產黨爭取擺脫莫斯科的命令的獨立性的鬥爭。這是官僚機構中的一部分爭取這種獨立性的鬥爭。鐵托的立場確實一方面反映了群眾對蘇聯官僚主義壓迫的抗爭，對莫斯科要求的‘有機統一’的不滿，對蘇聯專家標准的不滿，以及農民對集體化進程過快的抗爭。但另一方面，南斯拉夫領導層也希望維持獨立的官僚地位並追求自身更遠大的目標。
……不僅是在南斯拉夫問題上，公開信也在其他國家問題上造成了一個完全錯誤的印像，即似乎只有俄國的領導層應當承擔全部責任……這種說法可能會制造一種幻想：只要莫斯科不加干涉，各國史達林主義政黨的領導人就可以成為真正的革命者。事實上，這些領導人積極參與了那些罪行的策劃與准備。因此，對鐵托來說，問題並不在於他過去‘被迫’執行莫斯科的意志。
我們不得不指出，給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寫的這封不加批判的信恰恰加強了鐵托是‘無意識的托洛茨基主義者’的觀點。」
革命共產黨的信接著強調了1948年4月世界大會上對南斯拉夫和「緩衝國」的階級性質的立場所采取的突然轉變。顯然，革命共產黨在4月被否決的立場，在短短幾個月後就被證明是正確的。
「世界大會多數派采取的立場是，包括南斯拉夫在內的緩衝國都是資本主義國家。它拒絕了革命共產黨關於這些經濟體正在與蘇聯經濟接軌，不能被稱為資本主義經濟的決議。英國共產黨對‘蘇聯與史達林主義’一節的修正案被否決了。但從公開信中可以明顯看出，國際書記處被迫接受英國共產黨的立場，承認南斯拉夫的生產和政治關系與蘇聯的基本一致。
如果南斯拉夫確實存在資本主義國家，那麼國際書記處的信件只能被視為徹頭徹尾的機會主義。因為國際書記處並未以南斯拉夫有以主導形式存在的資產階級關系為基礎來提出任務。《公開信》的結論只能源於這樣一個前提：即資本主義和地主制度的基本顛覆已經發生。」（強調為原文所加）
在《回答大衛·詹姆斯》（1949年春季）中，泰德進一步指出：
「史達林和鐵托政權之間的唯一區別是後者仍處於早期階段。在俄國官僚推出第一個五年計劃時大眾的初期熱情反應，和今天南斯拉夫的熱情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
「……第一次‘破壞罪’審訊已經發生了，鐵托把經濟計劃中任何缺陷的責任都掛在政治對手的頭上。相似的，俄國的‘供罪’審訊也以小規模重演。眾所熟知的史達林主義警察國家的輪廓已經很明顯。差異是表面的，而基本特征相同。」
然而，第四國際的「領導人」們卻毫不客氣地駁回了這種嚴厲的批評。但到了這個時候，他們已經覺得沒有必要再作回應。因為此時他們已經犯下了分裂英國革命共產黨的罪行，而希利所代表的少數派實際上已被視為國際上在英國的正式支部。
國際上唯一提出異議的另一個支部是法國支部，但它的批評非常軟弱和膽怯：「我們並不責怪國際書記處向南斯拉夫共產黨及其中央委員會發出呼吁。鑒於群眾與共產黨之間的關系，這一步驟是恰當的」。然而，法國領導層對其語氣感到不滿。「但我們反對這些公開信，因為它們美化了鐵托和南斯拉夫共產黨。」盡管如此，他們很快服從了，並明確表示他們遵守國際紀律。
在1949年和1950年期間，國際書記處越來越迷戀鐵托的南斯拉夫是一個「相對健康的」工人國家的想法。國際執行委員會在當年的決議中甚至宣布：「南斯拉夫革命的動態在所有方面都證實了不斷革命論」，而且「在南斯拉夫……史達林主義如今已不再是工人運動中的有效力量……」
至於東歐其他國家，盡管繼續認為它們是資本主義國家，他們卻發展出一套不誠實、模糊的理論，稱這些國家正「走向與蘇聯的結構性同化」。但同時補充說，它們「目前構成一種混合且過渡性的社會形態，正處於全面轉型之中，其輪廓尚不清晰明確，因此極難用簡潔的公式概括其根本性質」。這種極其模糊的表述只是讓他們掩蓋了現實，但為他們未來提供了方便的逃脫途徑。
不用說，革命共產黨在第二次世界大會上的立場遭到攻擊和歪曲的同時，他們的修正案卻從未被社工黨公布過。
事實上，革命共產黨保持了清晰的立場，這使格蘭特和哈斯頓能夠預測：「鐵托似乎不會攻擊史達林主義官僚機構的真正罪行，而是會試圖達成某種妥協」。事實也正是如此。
工作隊
1950年，國際組織提出了組織工作隊前往南斯拉夫的想法。法國支部國際主義共產黨（國共黨）如我們所見，最初對國際書記處的「公開信」的語氣持保留態度，但在布萊布特魯-朗貝爾領導下，現在已成為南斯拉夫史達林主義者的最大粉絲俱樂部。
在朗貝爾的熱烈支持下，國共黨派遣青年和工會隊伍前往南斯拉夫「建設社會主義」。1950年1月，國共黨第六次代表大會的報告指出：「認為南斯拉夫官僚階層與蘇聯官僚階層本質上是一樣的觀點是錯誤的」，「認為南斯拉夫共產黨已向帝國主義投降或正准備投降的觀點也是錯誤的」（《真理報》，第246期，1950年1月，《關於保衛南斯拉夫的報告》）
大會決議宣布，南斯拉夫共產黨在「一系列重要戰略問題上回歸列寧主義」。它將南斯拉夫共產黨定義為「正在演變中的左傾中派主義」，存在「客觀上推動南斯拉夫共產黨走向革命綱領道路的因素」（《真理報》第247期，《國共黨第六次代表大會決議》，1950年2月上半月，《南斯拉夫革命不容干涉》）。
國共黨敦促其支持者收聽貝爾格萊德廣播電視台的廣播。在題為《南斯拉夫共產黨輝煌的選舉運動》的標題下，傑拉德·布洛赫宣稱：
「南斯拉夫共產黨和第四國際被憎恨的原因是一樣的，是因為它們代表了我們這個時代最強大的力量——無產階級革命的力量，以及各國工人階級不可戰勝的力量。」（《南斯拉夫共產黨的輝煌選舉運動》，《真理報》第251期，1950年4月上半月）
1950年五一節，一支法國代表團訪問了貝爾格萊德，其中包括國共黨領導人朗貝爾，他對鐵托政權表達了欽佩之情：
「我相信，我在南斯拉夫看到的是一個由工人階級領導的專政，這個政黨熱切地致力於打擊官僚主義並推行工人民主。」
與此同時，他自豪地報告了示威活動中舉著的口號：「鐵托、中央委員會、黨、南斯拉夫人民」，以及「鐵托與我們同在，我們與鐵托同在」。（皮埃爾·朗貝爾，《貝爾格萊德的五一節》，《真理報》第254期，1950年5月下旬）
朗貝爾作為國共黨工會工作委員會的負責人，與反對法國共產黨的工會成員一起創辦了名為《團結》的工會通訊，該通訊得到了南斯拉夫大使館的資助。
他們組織了一個名為「讓·饒勒斯工作隊」的工作隊。國共黨的報紙《真理報》以一個代表團的報告為標題：
「那些在南斯拉夫看到真相的人說：是的，這是一個正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這是無產階級專政。」
針對史達林主義者關於南斯拉夫是「警察國家」的指控，文章聲明：
「與蘇聯不同，南斯拉夫的權力由工人階級本身行使……這個國家是工人國家，堅定地走在社會主義民主的道路上。」（《真理》第258期，1950年10月上半月）
希利也正忙於支持鐵托，組織了工黨青年團的「約翰·麥克萊恩青年工作隊」前往南斯拉夫。
第四國際的所有「領導人」無一例外地向鐵托-史達林主義投降。//圖片來源：公共領域
坎農也不甘落後，對鐵托政權大加贊揚。他向南斯拉夫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去電報，稱贊其五一節宣言：
「世界各地的工人將贊揚你們關於保衛南斯拉夫並恢復列寧主義革命運動、反對史達林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號召。」（《社工黨領導盛贊南斯拉夫五一宣言》，《戰鬥報》，1950年5月8日）
兩個月後，社工黨的報紙《戰鬥報》以「鐵托譴責官僚主義是社會主義的敵人」為標題，頌揚鐵托，並將其對史達林的攻擊稱為「國際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運動發展中的一個偉大裡程碑。」（《鐵托6月27日演講》，《戰鬥報》，1950年7月10日）
在1950年4月的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上，曼德爾大膽地宣布南斯拉夫現在是一個「未墮落的工人國家」。
在1950年7月，當鐵托政權公開向帝國主義投降，在朝鮮戰爭中對聯合國對北方的軍事干預投了棄權票時，國際主義共產黨報紙於1950年12月對此表達了失望和幻滅：
「這一切對南斯拉夫的革命朋友們來說極為痛苦，他們曾寄希望於南斯拉夫領導人能真正履行承諾，堅定不移地捍衛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反對史達林主義修正主義。」（《南斯拉夫正走向滑坡之路》，《真理報》第263期，1950年12月下半月）
但第四國際的所有「領導人」無一例外地向鐵托-史達林主義投降：坎農、曼德爾、帕布洛、弗朗克、邁坦、希利等。他們的國際組織，用泰德·格蘭特的話說，已經成為「替南斯拉夫開脫罪責的旅游社」。
1953年，當坎農、希利和朗貝爾指責帕布洛是親史達林主義者時，他們試圖掩蓋自己在之前的幾年裡曾是史達林主義的忠實擁護者這一事實。希利的七卷本第四國際文獻史從1952-53年才開始。較早的時期被簡單地掩蓋了。
中國革命
關於中國和1949年中國革命的問題，情況更加混亂。
由於缺乏獨立思考能力，國際書記處堅持認為毛澤東最終會向蔣介石投降。結果，當事情的發展與預期不同時，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陷入了徹底的混亂。
史達林主義領導的農民軍隊擊敗了蔣介石的軍隊並推翻了資本主義。受史達林主義俄國啟發，他們建立了一個無產階級波拿巴主義政權。泰德·格蘭特是唯一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並提前預測未來發展的人，甚至在毛澤東本人意識到之前。
國際書記處拒絕承認現實已變得荒謬至極。在一次國際會議上，坎農和其他人，包括一位中國同志，都在爭論毛澤東的軍隊絕不會渡過長江並擊敗蔣介石的部隊。然而，到會議結束時，紅軍實際上已經渡過長江並擊潰了蔣介石的部隊。沙赫特曼開玩笑地談到坎農對中國的縱觀時，他的支持者們都笑得合不攏嘴。「是的，毛澤東想向蔣介石投降，」他調侃道，「唯一的問題是毛澤東追不上他！」
蔣介石的軍隊在毛澤東的土地革命綱領和「耕者有其田」的宣傳衝擊下，如同雪崩般瓦解。然而，他卻殘酷鎮壓了城鎮中無產階級的任何獨立運動。
泰德·格蘭特提前宣稱，中國革命的發展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事件」，僅次於俄國革命。
泰德的預測
當毛澤東於1949年10月掌權時，他的觀點是，中國需要經歷100年的資本主義發展，才能提出社會主義的可能性。然而，泰德先進的分析預測到了毛澤東都無法想到的發展。
中國發生的事情讓第四國際的「領導人」感到困惑。他們采納了托洛茨基戰前的假設性前瞻，認為如果毛澤東的軍隊在與蔣介石的鬥爭中獲勝，紅軍的領導層將會背叛其農民基礎。而在城市中，由於工人的消極態度，紅軍高層將與資產階級融合，導致資本主義的出現。然而，這種情況並未發生，因為中國通向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被阻斷。在蔣介石政權下，資產階級暴露了其完全破產的本質，無法解決土地問題或擺脫帝國主義的統治。
1950年，泰德解釋了導致官僚畸形工人國家崛起的過程：
「在中國和南斯拉夫，史達林主義政黨在極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下奪取了政權，並成立了相對獨立於莫斯科官僚體系的統治。
中國和南斯拉夫革命之所以可以以扭曲和不全面的方式發展，是出於以下全球性因素：
1)世界範圍內資本主義的危機。
2)兩國周邊存在著強大的畸形工人政權，有力影響著其工人運動。
3)第四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的弱點。這些因素導致了無可比擬的演化，是任何馬克思主義導師都無法預見的：史達林主義作為一種社會現像，延伸到了大半個歐洲、中國次大陸，且有可能在整個亞洲範圍內蔓延開來。
這向馬克思主義運動提出了仍待解決的新理論問題。在力量不足且孤立的條件下，新的歷史性因素不可避免地導致了運動的理論危機，產生出關乎其自身生存的問題」（格蘭特，《致第四國際英國支部的公開信》，1950年9-10月）
「關乎其自身生存的問題」確實被尖銳地提出。錯誤接踵而至，且無法從錯誤中吸取教訓，這徹底使第四國際聲名狼藉。【中文編者注：巴布洛對中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犯下的另一嚴重罪行是要求當時已經在香港的許多中托黨員回到大陸參加革命（劉平梅，《中國托派黨史》）。這不僅導致了數十名干部很快身陷囹圄，還嚴重打擊了中托在香港工人運動中的影響力。】
在蔣介石政權下，資產階級暴露了其完全破產的本質，無法解決土地問題或擺脫帝國主義的統治。//圖片來源：公共領域
直到1954年，社工黨仍在將中國視為資本主義國家。直到次年1955年，他們才將中國定性為畸形的工人國家。
泰德在其1951年6月撰寫的《戰後世界中的史達林主義》一文中，將所有線索串聯起來：
「對於馬克思主義而言，無論是悲觀主義還是虛假的樂觀主義都無法在事件分析中發揮作用。首要任務是理解導致當前世界局勢的交彙的歷史力量的意義。」
他還預測，中國出現畸形工人國家的情況將如同鐵托一樣，導致與蘇聯官僚機構的嚴重衝突。換言之，他預見了未來的中蘇分裂。
對於坎農、曼德爾、帕布洛、弗朗克等人來說，這一切都是個謎，他們完全不明白正在發生什麼。在他們看來，南斯拉夫是一個相對健康的工人國家，歐洲其他地區是資本主義國家，俄國是一個畸形的工人國家。正如泰德所解釋的那樣：「這種立場即使從形式邏輯的角度來看也是自相矛盾的，更不用說馬克思主義了」。
革命共產黨被摧毀
第四國際「領導人」的反復無常和錯漏百出不僅導致了第四國際的毀滅，而且對毀滅革命共產黨——國際最成功的支部——起到了重要作用。
盡管運動面臨客觀困難，考慮到經濟繁榮和史達林主義的加強，正確的政策和展望本可以保存干部。然而，領導團體的權謀操弄和錯誤政策使干部感到迷茫，並打擊了士氣。
這種士氣低落影響到革命共產黨的一些領導同志，特別是喬克·哈斯頓。國際的領導人提議將革命共產黨解散到工黨中——這是一個深度打入主義的策略。盡管哈斯頓非常清楚托洛茨基提出的打入主義的條件完全不存在，但他為了留在國際的行列中，還是建議接受這個提議。
泰德和其他黨領導層對此表示反對，但為了維持領導層的團結，他們最終妥協了。然而，當他們試圖與國際領導層展開對話時，卻被突然告知：「不要與我們對話——要與我們在英國的代表格里·希利對話。」實際上，他們被要求與希利的團體合並，否則將被排除在國際之外。
希利提出的條件極為荒謬：在六個月內不得討論任何分歧，之後將召開會議。這據稱是為了促進統一。實際上，這是希利的一項陰險策略。
希利決心確保自己在會議上獲得多數票。到那時為止，他從未在革命共產黨中贏得過多數席位。現在，他有了解決這個問題的手段。希利利用這種情況，采用最專制、最官僚的方法，立即開始驅逐反對派成員。
現在，希利完全控制了組織，不容忍任何反對派。這是他等待了十年的報復。
當哈斯頓看到正在發生的事情時，他已完全喪失鬥志，憤然辭職。希利對此仍不滿意，要求正式開除他。
1950年3月初，希利向政治局宣布應開除哈斯頓，理由是他的「叛徒行為」，並稱「此人是個不可救藥的機會主義分子」。
哈斯頓的辭職使泰德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但他清楚整個事件是一場令人作嘔的鬧劇，因此選擇棄權。希利隨後又因托尼·克利夫的觀點而開除了他，為了防止他的文件在會議上被討論。當泰德拒絕支持克利夫的開除時，他也被開除。
在如此公然的操弄和系統性的清洗下，希利獲得了「多數」。
這些方法與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完全背道而馳。它們直接來自季諾維也夫主義，而季諾維也夫主義與史達林主義只有一步之遙。
這與革命共產黨一直堅持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傳統、干淨的民主傳統毫無共同之處。這就是托洛茨基解釋內部爭端應如何處理的方式：
「首先，必須嚴格遵守組織章程——包括基層成員的定期會議、大會前的討論、定期召開代表大會，以及少數派表達意見的權利（應當保持同志式的態度，絕不能動輒以開除相威脅）。你知道，在那個舊的[俄國]黨內，這些做法從來都沒有真正采用過。開除一位同志曾是一件極其嚴肅、悲痛的事情，只會因其道德上的問題而非因持有批判態度才被采取。」 （摘自《打入的結果與下一步任務》，1937年10月6日，載於《列夫·托洛茨基文集[1936-37]》，第486頁）
泰德和喬克·哈斯頓強烈反對托尼·克利夫的國家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理論，但他們以一種能夠提升干部素質的方式對他進行了政治上的回應。他們從未想過要因為他錯誤的觀點而開除他。
這些腐朽的季諾維也夫主義方法如今已成為所謂第四國際的常態，其領導人試圖通過行政措施、壓力和欺凌來解決政治分歧。
在泰德被希利組織開除後，該組織被稱為「俱樂部」，泰德隨後於1951年8月在第四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根據曼德爾提出的動議，被正式開除出第四國際。
根據《國際信息通訊》的報道（1951年12月）：
「開除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正式成員哈斯頓和候補成員格蘭特，他們兩人代表革命共產黨的前多數派，體現了英國托洛茨基主義頑固拒絕融入國際組織、拒絕接受托洛茨基主義新路線的趨勢。」
報告繼續指出：「這充分體現了任何試圖在國際主義發展道路之外，通過民族特殊主義尋求救贖的傾向，必然迅速走向墮落的典型案例……」
其公然表現出的虛偽甚至達到這樣的程度：
「在他（哈斯頓）離開組織並公開背叛後，他在第八次全體會議上被開除出國際執行委員會，這結束了一場漫長的政治鬥爭，在這場鬥爭中，國際領導層表現出了耐心和靈活的態度，盡一切可能將哈斯頓派真正融入國際，這是無人能否認的。」
希利和坎農與其他人一起，終於得逞了。最終，革命共產黨與托洛茨基的整個第四國際一起被摧毀了。這意味著真正的托洛茨基主義被擊敗了，季諾維也夫主義在組織內取得了勝利。
毫無原則的分裂
泰德·格蘭特多次指出，一個真正的列寧主義領導層所能取得的唯一權威是道德和政治權威。一旦失去這一點，剩下的就只是一個腐敗的官僚體制，其中領導者為自己謀取虛假的威望。
那些具備必要的思想准備並沉浸於辯證唯物主義方法的領導者，從不害怕回答任何政治分歧或批評。
但那些無法用事實、數據和論據來回應批評的領導者，總是傾向於依靠行政措施來消除內部問題。此類方法必然導致組織的毀滅。
缺乏必要的政治和道德權威，第四國際的領導者采用了季諾維也夫式的手段來推行其政策。此類手段必然只會導致政治士氣低落、危機和無原則的分裂。
這一點再加上一貫錯誤的政治路線，是導致第四國際最終毀滅的原因。
革命共產黨是阻礙第四國際完全墮落的唯一嚴重障礙。//圖片來源：公共領域
革命共產黨是阻礙第四國際完全墮落的唯一嚴重障礙。
隨著革命共產黨的毀滅，帕布洛、曼德爾和弗朗克現在可以肆無忌憚地踐踏國際的各支部了。他們缺乏的是政治和道德權威，這准確地反映在他們一貫錯誤的觀點和政策上。
1951年，在第三次世界大會上，帕布洛和國際書記處從他們之前關於史達林主義因戰爭而削弱的立場，轉向了帝國主義對蘇聯發動立即的原子戰爭的縱觀——一場將導致革命的第三次世界大戰。
這場戰爭被視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國際階級鬥爭的一部分，美國領導著資產階級陣營，而蘇聯在其史達林主義領導層下——盡管是不情願地——領導著國際無產階級陣營。在這些人看來，正在進行的朝鮮戰爭使這一觀點更加真實。據帕布洛稱：
「‘革命’與‘戰爭’的兩種觀念，遠非對立或作為兩個顯著不同的發展階段而存在，它們是如此緊密相連，以至於幾乎無法區分……取而代之的是‘革命-戰爭’或‘戰爭-革命’的觀念正在形成，而這一觀念應成為我們時代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展望與方向的基礎。」（《我們走向何方？》，米歇爾·帕布洛，1951年7月）
關於勝利的結果，這種「轉變可能需要整個歷史時期，即幾個世紀的時間，在此期間將充滿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過渡的形式和制度，並且必然偏離‘純粹’的形式和規範」。
換句話說，他的觀點是「幾個世紀的畸形工人國家」，而托洛茨基主義者則作為這些國家中的忠誠反對派。
鑒於這一「戰爭-革命」所引發的時代背景和群眾組織中的動蕩，帕布洛認為，托洛茨基主義者現在應加入群眾組織（無論是史達林主義還是社會民主主義的），以防止其孤立。這是一種獨特的「特殊形式」的打入主義政策。這將是一項長期「深度打入主義」政策，直至「即將到來的世界決戰」導向畸形工人國家的勝利。
帕布洛宣稱，史達林主義和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過程中可以發揮進步作用。這正是第四國際領導人憤怒指責革命共產黨所持立場的內容——盡管事實上，革命共產黨從未持有此類觀點。
1950年11月國執委第九次全會、1951年夏季第三次世界大會，以及1952年2月國執委會全會均認可了帕布洛的分析，包括這一基於即將爆發的世界戰爭的新打入主義戰略。
這導致第四國際的玻利維亞支部——玻利維亞革命工人黨（Partido Obrero Revolucionario）——支持革命民族主義運動（MNR），導致1952年玻利維亞革命中無產階級失敗（參見《1952年玻利維亞革命》）。
國執委第12次全會（1952年12月）通過的《關於玻利維亞的決議》指出，波利維亞革命工人黨的行為是正確的，並公開支持「對革命民族主義運動的批判性支持」。（《國際信息通訊》，1953年1月，第24頁）
法國支部的大多數成員對帕布洛新路線的某些方面表示反對，布萊特布雷-法夫爾撰寫了一份反對文件，題為《帕布洛走向何方？》。盡管帕布洛已采取適應莫斯科史達林主義官僚機構的路線，法夫爾仍堅持此前對南斯拉夫史達林主義者和中國共產黨抱有幻想的立場。他的論點是：
「定義一個工人政黨為史達林主義的——與革命政黨、社會民主黨（與資產階級緊密相連）或任何中派政黨相對——既不是史達林主義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不存在），也不是官僚方法（這存在於各種政黨中），而是其對克裡姆林宮的完全機械式服從。當由於某種原因這種服從關系不再存在時，該黨就不再是史達林主義的，並開始表達與蘇聯官僚階層不同的利益。這就是在南斯拉夫發生的情況（由於群眾的革命行動），在和蘇聯決裂之前就已經發生；決裂只是使之正式化。這就是在中國已經發生的情況，無論中國革命采取何種道路，都必然會以與蘇聯決裂的形式反映出來。」
這是國共黨多數派反對帕布洛的基礎。可預見的是，帕布洛通過官僚手段克服了這一反對。首先，他在1951年世界大會上拒絕將法國多數派的文件提交表決。隨後，他強迫法國多數派同意成立一個委員會，以決定在法國的具體戰術細節。這是一個困難的妥協。
1952年1月，國際書記處指示法國支部加入法國共產黨。這意味著放棄朗貝爾在《團結報》上與反共勢力（現為工人力量工會聯合會的一部分）共同開展的聯合工會工作，轉而加入法國總工會（CGT）。中央委員會多數成員對此投了反對票。帕布洛隨後介入，並以官僚手段暫停了所有16名投反對票的中央委員會成員的職務！這一決定在一個月後被國際執行委員會推翻。
然而，到1952年年中，隨著全國代表大會臨近，法國支部的親帕布洛派少數派突襲了國共黨總部並帶走設備。他們隨即被多數派開除，導致出現兩個同名組織和報紙。
1952年11月國際執行委員會會議上，由朗貝爾和布萊特魯-法夫雷領導的法國多數派被擊敗，並於1953年1月被國際書記處最終開除出國際。這一行動及整體政治路線獲得壓倒性多數支持，包括美國社工黨和希利集團（仍為大帕布洛派）的贊同。
在此之前，法國支部成員丹尼爾·雷納德（Daniel Renard）曾致信坎農，尋求反對帕布洛親史達林主義路線的支持。1952年5月，坎農回復雷納德，否認國際組織中存在任何親史達林主義傾向：
「我們未在第四國際的國際領導層中看到此類傾向，也未發現任何跡像或症狀。
我們根據國際領導層在官方文件中闡述的路線來評判其政策；在最近時期，則根據第三次世界大會和第十次全會文件。我們未發現其中存在任何修正主義。我們認為這些文件完全符合托洛茨基主義……
美國社工黨的領導層一致認為，這些文件的作者為運動做出了巨大貢獻，他們應得到贊揚和同志般的支持，而非懷疑和貶低。」（《丹尼爾·雷納德與詹姆斯·P·坎農的往來信件》，1952年2月16日和5月9日）
上述聲明中，很明顯，他們全部人都是「帕布洛派」。他們在政治上唱的是完全相同的調子。只需回顧1951年第三次世界大會的決議，這些決議是由帕布洛派的國際書記處起草並在該大會上通過的。
坎農無條件支持帕布洛。「根據我的理解，決議試圖認識並面對世界的新現實，並為我們的戰略和戰術得出必要的結論。我同意得出的結論，」他指出。（坎農，《對黨的講話》，第141頁）
坎農特別認為這些決議支持他的「美國論綱」。他在致丹·羅伯茨的信中強調了這一點：
「實際上，第三次代表大會文件中分析的事件有力地強化了《美國論綱》，並賦予其更強的現實性。世界革命的趨勢現在是不可逆轉的，美國也無法逃脫其影響。」（坎農，《對黨的講話》，第271頁）
當坎農閱讀帕布洛的小冊子《即將到來的世界決戰》——其中提出了世界大戰發展為戰爭-革命的前瞻——後，他指出：「我完全同意帕布洛的小冊子。」
1952-1953年的分裂，當它發生時，與政治分歧無關，因為根本不存在分歧。當帕布洛向國際書記處提交題為《史達林主義的興衰》的草案，作為即將召開的第四次世界大會的討論基礎時，希利同意以國際書記處名義將該草案分發給所有支部，僅提出少量的批評。
至於希利，他多年來一直是帕布洛的親密盟友。「過去幾年我與他極為親近，並愈發喜歡他」，希利在1953年5月致坎農的信中寫道，「他做得非常出色，而現在他需要我們的幫助。」（《格·希利致詹姆斯·坎農的信，1953年5月27日》，《托洛茨基主義對抗修正主義》第1卷，第112頁及第114頁）
分裂實際上是帕布洛和社工黨領導層之間的關系造成的，他們現在彼此視為競爭對手。雖然坎農支持帕布洛的政治立場，但他絕不能容忍帕布洛干涉社工黨的事務。特別是，他指責帕布洛干涉他們的「內部事務」，導致以伯特·科克蘭（Bert Cochran）為首的反對社工黨領導層的少數派派系出現，據他們稱，這是「巴黎挑起的」。
因此，坎農對「巴黎」發起了攻擊，這個外來勢力正試圖干涉美國黨並煽動其內部異議分子。坎農很快開始著手清除帕布洛「及其軟弱無能的走狗」。他以一貫的凶猛風格寫道：「革命的任務不是與這種傾向‘共存’……而是要將其徹底摧毀。」
他補充道：
「當我展望我們戰略的下一階段時，它應基於對在政治和組織上消滅帕布洛主義的堅定決心。」
就這樣，從對帕布洛主義在所有表現形式上的完全同意和無條件支持，到要消滅它、將其驅逐出組織的「毫不妥協的決心」！而這一180度的轉變在短短幾個月內就輕松完成，毫無猶豫，也無需任何解釋。
當分裂發生時，這對希利來說是天籟之音。現在即將有一個新的分工，希利將成為坎農在歐洲的代表，可以自由地做自己的事情。他還得到了由布萊特魯-法夫雷和朗貝爾領導的法國國共黨的支持，他們共同組建了所謂的「第四國際國際委員會」。
與此同時，希利在英國圍繞《社會主義展望》雜志推行深度打入政策，與多名左翼改良派合作。1954年，工黨全國執行委員會禁止了該雜志。失去刊物後，希利派開始機會主義地向邁克爾·富特（Michael Foot）主編的改良主義期刊《論壇雜志》賣文供稿——這是他們希望所有人遺忘的一段歷史。
從極左主義到機會主義
多年來，曼德爾、帕布洛和坎農頑固地拒絕承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局勢變化的現實。
隨後，他們毫無解釋地、也未對過去的錯誤進行任何批評，便從極左主義轉向機會主義。他們不再堅持經濟崩潰迫在眉睫，而是開始與修正主義思想調情，包括凱恩斯主義，這些思想均源自改良主義的陳舊工具箱，包括資產階級經濟學。
曼德爾對國家干預著迷，而托尼·克利夫則采納了「永久軍備經濟」的概念來解釋戰後經濟復蘇。唯有我們的傾向，以泰德·格蘭特為代表，看清了正在發生的一切。
在1960年撰寫的一篇精彩分析《蕭條會重現嗎？》中，泰德闡明了正在發生的經濟復蘇的本質：
「誠然，1870-1914年期間的增長率高於兩次大戰之間的時期，但這反映出資本主義相對進步的性質已經發生了變化。1914-18年的世界大戰標志著資本主義發展進入了一個明顯的新階段——以生產資料私有制和民族國家使社會陷入僵局為反映。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經濟上升是由一系列因素造成的。這種上升並不「獨特」。托洛茨基在批判史達林主義者的盲目機械觀念時，就預見到了資本主義社會出現這種經濟上升的可能性。」
他進一步闡述了導致經濟復蘇的因素，包括世界貿易的空前擴張。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資本主義以一種不平衡的、矛盾的方式經歷了這樣一個‘重生’時期。誠然，這只是腐朽和病態經濟的暫時好轉，反映的是資本主義的衰老，而不是其頑強的青春，它顯示出腐朽制度的所有弱點。但即使在資本主義全面衰落的過程中，只要工人階級因領導失誤而未能終結這一制度，這種時期也是不可避免的。根本不存在什麼‘最後的危機’、資本主義‘最後的經濟衰退’、‘生產上限’或史達林主義者在1929-1933年大蕭條期間提出的任何其他蒙昧觀點。然而，資本主義的衰弱反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革命事件中。」
皮埃爾·朗貝爾，這位1952年被第四國際開除的法國支部領導人，也批評了國際其他領導人的修正主義，但他唯一的替代方案是頑固地堅持國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立即采納的錯誤立場。
他無視事實，一直否認整個20世紀生產力有所發展，直到2008年去世為止。
事實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幾十年裡，資本主義經歷了自工業革命以來最大的經濟繁榮。在這種情況下，第四國際面臨嚴峻困難。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幾十年裡，資本主義經歷了自工業革命以來最大的經濟繁榮。//圖片來源：德國聯邦檔案館，B 145 Bild F038788 0006
經濟繁榮使資本主義能夠推行某些改良並改善生活水平。1945年，英國工黨以壓倒性勝利當選，首次實施了包括國有化在內的改良計劃。這導致對改良主義的幻想大幅增加。
與此同時，東歐資本主義政權的覆滅，以及1949年中國革命的爆發，在工人和青年中的一定階層中產生了對史達林主義的新幻想。
因此，第四國際的道路被一系列客觀障礙所阻斷，這使得其力量在多數國家迅速發展的可能性被排除。
即使馬克思、列寧和托洛茨基都還活著，根本的客觀形勢仍將極為困難。然而，正如我們所說，當一支由優秀將領領導的軍隊被迫撤退時，它可以有序撤退，保存主力以待形勢變化後重新集結並准備新的進攻。
但糟糕的將領總會將撤退變成潰敗。這正是第四國際所遭遇的命運。
另一方面，泰德能夠發展出正確的展望，重新武裝同志並為未來奠定基礎：
「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資本主義的這種經濟復興不僅僅是一種消極現像。它極大地增強了工人階級的數量和凝聚力，以及工人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下一次經濟危機的爆發將給資本主義帶來比過去更大的問題。」
泰德得出結論，不可避免的經濟衰退正在醞釀中：
「無論確切日期如何，可以絕對肯定的是，戰後空前繁榮之後必然會有一段災難性的衰退期，這必然會對工人運動中實力大增的隊伍的政治思想產生深遠影響。」
正是這種能夠分析具體情況的真實面貌，而非像宗派主義者那樣用希望替代事實，使泰德能夠團結當時我們所擁有的微弱力量。他因此能夠為經濟在未來某個階段不可避免的衰退，以及隨之而來的激烈的階級鬥爭做好准備。
逆流而上！
在革命共產黨被摧毀後的幾年裡，泰德·格蘭特和一小群支持者們被迫在極其艱難的客觀條件下逆流而上。
然後在1956年，一些重大事件打破了這種局面。赫魯曉夫的揭露，以及隨後匈牙利工人們英勇的起義遭到俄國坦克殘酷鎮壓從上到下震撼了史達林主義運動。
在英國，共產黨遭受了嚴重的分裂，失去了許多重要干部，包括關鍵的工會領導人。遺憾的是，我們力量薄弱，幾乎無法爭取這些人員，其中部分人加入了希利組織，並將其推向極左方向。另一些人則轉向極右，成為統治階級的代理人。
1953年希利脫離第四國際加入所謂「國際委員會」後，第四國際就在英國失去了其基礎。為了從頭建立一個支部，國際在《論壇雜志》上刊登了一則廣告，呼吁所有對第四國際感興趣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參加一個會議。
盡管泰德和其他同志對這個組織完全不抱任何幻想，但他們認為參加這個組織不會有什麼損失，於是他們參加了。隨後，他們同意與另一個小團體聯合，重新建立第四國際的英國支部。必須明確的是，這一步是完全沒有做出任何政治讓步的，當然也沒有任何幻想。它被視為可能克服我們孤立狀態並接觸其他國家志同道合者的方式。
一段時間內，這一實驗帶來了一些積極成果。但很快，舊有的分歧不可避免地重新浮現——舊有的手段和陰謀也隨之而來。
泰德成為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成員，在那裡他注意到帕布洛的錯誤所造成的一切問題。帕布洛再次敲響了戰爭鼓，鼓吹核戰爭迫在眉睫的理論，這種戰爭以某種神秘的方式將導致社會主義革命。
泰德看到這種愚蠢的宣傳甚至對領導干部產生了影響，感到非常好笑。他回憶起與一位女同志的相遇，她含淚與他告別時說：「再見了同志，這可能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
泰德回答：「別擔心。去睡個好覺。不會有戰爭的，我們下次會議上見。」是否最後說服了她，記錄中沒有提及。
他還注意到，有一群堅定的阿根廷同志，由一名叫波薩達斯的人領導，他們對帕布洛始終保持1000%的忠誠。在每次投票中，他們的手都會毫不猶豫地舉起。
在一次這樣的投票後，泰德把帕布洛拉到一邊說：「你得小心這些人。今天他們總是和你投票，明天他們就會總是反對你。」這一預測被證明是正確的。
國際最大的支部在斯裡蘭卡——當時稱為錫蘭。但泰德注意到，在所有的國際執行委員會會議上，來自斯裡蘭卡的領導成員對國際領導層表現出了相當輕蔑的態度。
蘭卡平等社會黨（LSSP）的領導人納·馬·佩雷拉明（N.M.Pereira）顯表現出了機會主義傾向。泰德說：「N. M. 從來都不是托洛茨基主義者。」但國際領導層卻完全沒有試圖糾正他。
當托洛茨基在世時，即使作為個人，他也擁有巨大的政治和道德權威，這讓國際的全體領導干部都對他充滿敬意。
但這些領導者從未享有過這樣的權威。他們無數的錯誤和失誤削弱了他們的威信，尤其是在斯裡蘭卡同志眼中，畢竟他們領導著一個群眾組織。
不可避免地，整個事情以悲劇收場。蘭卡平等社會黨加入了斯裡蘭卡的人民陣線政府，這讓國際領導層感到震驚。但這是多年來未能為斯裡蘭卡的同志們提供堅定指導的必然結果。在慌亂的反應中，他們開除了整個蘭卡平等社會黨，甚至沒有試圖進行政治鬥爭來爭取大多數人。
當曼德爾、帕布洛等人於20世紀60年代初期與美國社工黨進行討論，以期重新建立「所有托洛茨基主義者的團結」時，英國支部與國際領導層之間的分歧變得尤為明顯。
盡管如此，泰德·格蘭特根據以往的經驗預測，這些人只會成功地將兩個國際組織分裂成十個。事實證明，這一說法非常准確。
第四國際的領導層就若干問題爆發了激烈爭論，尤其是關於中蘇分裂的性質以及殖民地革命的問題。
泰德堅持認為，這是一場兩個對立官僚集團之間的鬥爭，第四國際不能支持任何一方。//圖片來源：公共領域
帕布洛主張支持蘇聯官僚集團對抗中國，而其他人則支持中國官僚集團對抗莫斯科。泰德堅持認為，這是一場兩個對立官僚集團之間的鬥爭，第四國際不能支持任何一方。
在殖民地革命問題上，國際的領導人采取了對游擊主義不加批判的支持立場，而美國支部則對卡斯特羅的古巴采取了不加批判的支持立場，他們將古巴描述為一個或多或少健康的工人國家。
這與此前對鐵托的南斯拉夫的錯誤立場如出一轍。實際上，這些人正在尋找以「無意識的托洛茨基主義者」為形式的捷徑。在鐵托那裡受挫後，他們轉而對卡斯特羅大加贊揚。
後來，他們以同樣的方式描繪毛澤東，甚至將中國所謂的「文化大革命」描述為新的巴黎公社！所有這些都意味著放棄托洛茨基主義的最基本思想，並預示著第四國際的徹底瓦解——這是相當有跡可循的。
代表第四國際的愛爾蘭小團體與英國同志保持著密切聯系。國際組織建議他們與一個由克利福德領導的極端史達林主義愛爾蘭毛派小組織合並。
克利福德提出的條件是，在初期階段不得討論史達林主義與托洛茨基主義的區別。他們愚蠢地接受了這一條件。但合並後，克利福德立即對「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義發動了猛烈攻擊。自然，愛爾蘭托洛茨基主義者無法回應他的文件，並緊急請求泰德·格蘭特為他們撰寫回復。他照做了（見《回應克裡福德同志》），但這並不能阻止統一計劃徹底失敗。
最離譜的例子是在意大利，那裡原本沒有顯著的毛主義組織——直到第四國際實際上創立了一個！意大利支部的領導人利維奧·邁坦想拿到毛澤東的《毛主席語錄》來分發。
由於意大利沒有中國大使館，他前往瑞士並從那裡獲得了大量紅寶書。多虧了他的努力，《毛主席語錄》在意大利各地廣泛分發，產生了重大影響。不幸的是，第四國際從中一無所獲。但他們「成功」地在當時的激進青年中傳播了對毛主義的幻想，因為他們將毛澤東的思想當作從史達林主義到托洛茨基主義的橋梁。結果證明這是一座反向的橋梁，甚至邁坦組織內部的一個派別受毛澤東思想影響而分裂出去，並發展成為意大利一個規模較大的極左派團體。
新的陰謀
在此期間，泰德和其他同志一直堅持反對國際的錯誤路線。國際領導層的回應，如預料之中，不是通過論據，而是通過手段和陰謀。
諾丁漢有一個由毫無原則的人組成的小集團，他們與巴黎的組織勾結，企圖打倒英國支部的領導層。
當時，我們的組織很弱小，規模很小，經濟資源也很少。我們沒有中心，也沒有全職人員。泰德·格蘭特在電話交換局工作，把所有空閑時間都獻給了組織。
因此，我們當時歡迎國際組織對派一名全職工作人員來幫助我們——一名加拿大同志，其薪資由國際組織——的決定。
但從一開始就很明顯，這個人的工作並不是建立英國支部，而是與諾丁漢的團體合作，組織陰謀反對領導層。
當這些陰謀被揭露時，發生了一場醜聞，他帶走了他原本應該為之工作的書店裡的所有書。這一公然的破壞行為表明了這些人的無恥程度。但這僅僅只是開始。
「統一書記處」
1963年，國際終於統一成一個組織，即第四國際統一書記處（USFI），但隨即開始分裂。
帕布洛脫離組織，隨後是波薩達斯，而朗貝爾和希利則留在組織之外。因此，「所有托洛茨基主義者」的統一從一開始就是一紙空文。這是錯誤政策與有毒內部體制的致命結合所必然導致的後果。
英國同志從一開始就堅持有原則的立場。在1965年大會上，他們向大會提交了一份文件，闡述了他們的分歧。在中蘇爭端中，他們主張完全獨立於莫斯科和北京。他們解釋說，兩國之間的衝突是兩個對立官僚集團之間利益衝突的反映——這兩個集團都不代表工人階級或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利益。
關於殖民地革命，我們認為雖然第四國際要堅定支持被壓迫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但必須始終保持獨立的階級政策，而不僅僅是跟隨小資產階級領導人的腳步。
我們拒絕了個人恐怖主義和游擊主義的政策，這些政策在當時的拉丁美洲發揮了致命的角色，而國際的領導人卻采取了一種不加批判的支持態度。
泰德·格蘭特撰寫、英國支部提交的文件《殖民地革命與中蘇分裂》是唯一堅定支持托洛茨基主義無產階級政策的文件。由於我們對國際組織是否會復印這一文件缺乏信心，我們決定自行出版，盡管我們面臨極度資源匱乏的困境。
然而，當同志們抵達大會時，他們發現我們的文件並未分發，因此無人有機會閱讀。泰德·格蘭特後來諷刺地評論道：
「列寧輕蔑地稱第二國際為郵局而非國際組織。這個集團甚至連郵局的尊嚴也沒有。在組織上和政治上，他們都完全破產了。」（格蘭特，《評第四國際》，1970年5月）
在大會的辯論中，泰德總共只被給予了十五分鐘（即七分鐘，加上翻譯時間）來介紹這份文件，自然沒有得到任何支持。隨後，國際的領導人宣布了一項相當於不誠實地開除英國同志的決定。
他們以英國同志「無法建立組織」為借口，提議將他們從正式支部降級為同情支部，同時將同樣的地位授予一個捍衛國際官方路線的小集團。
同志們正確地譴責這是不誠實的開除。我們再也沒有回去。與所謂「第四國際」的決裂是永久且不可逆轉的。數十年的經驗使我們確信，列夫·托洛茨基以如此大的希望建立的第四國際，最終以流產告終。
結論
如今，作為一個組織，第四國際在綱領和組織上已不復存在。那些爭鬥不休的宗派聲稱繼承了這個曾經輝煌的名字，卻只是徹底毀壞了它的聲譽。
歸根結底，一個革命政黨是由綱領、思想、方法和傳統構成的。//圖片來源：革命共產國際
從第四國際的殘骸中產生的各種宗派，沒有一個與原來的思想有任何共同之處。
盡管他們頻繁地援引托洛茨基的名字，但他們從未真正理解他的方法。它們共同導致了第四國際的毀滅。
它們與真正的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即托洛茨基主義——毫無共同之處。每個宗派都兜售一種荒謬的偽「托洛茨基主義」，使托洛茨基主義在先進工人和青年眼中蒙受恥辱。這是它們永遠無法被原諒的罪行。
因此，幾十年前，我們說他們完全無能，並永遠與他們劃清界限，這是完全正確的。
今天，托洛茨基主義的旗幟只由一個組織代表，這個組織可以誠實地聲稱，自己幾十年來一直以頑強的決心捍衛著它——革命共產國際。
歸根結底，一個革命政黨是由綱領、思想、方法和傳統構成的。
我們一直強調革命理論在國際建設中的重要性。
列寧寫道：「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這一陳述百分之百正確。這些話對所謂第四國際的領導人來說是一本封閉的書。
但盡管第四國際已被摧毀，列夫·托洛茨基所闡述的思想、綱領、傳統和方法仍然充滿活力，具有巨大的現實意義。
我們繼承了歷史上任何政治團體中最偉大的思想體系。這是我們捍衛的遺產。它是我們最強大的武器，使我們能夠斷言：革命先鋒隊從未像現在這樣在理論上為未來的任務做好准備。
我們以第一、第二、第三國際以及第四國際成立大會的偉大成就為基礎。
泰德·格蘭特拯救了這些思想，並在過去半個多世紀裡對其進行了發展和豐富。他的著作集的出版是我們理論武器庫中極為重要的補充。
我們的事業是偉大的，因為我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們的任務是完成這項宏偉的事業，將我們目前微薄的力量提升到歷史所提出的重大任務所需的高度。
國際書記委——倫敦，2025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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