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2014年3月的「太阳花」群众运动，是台湾近代政治史上的一个关键事件。这场运动所带来的影响与冲击，至今仍能感受到。从2014年3月18日到4月10日，学生接管并占领了立法院，而在这24天，有数以万计的劳动者们在街头支持着学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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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花运动导致了台湾政治面貌上的彻底洗牌，而这场运动的激进程度，也给整个亚洲地区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在香港，青年们试图在街头发起类似的激进运动，来争取他们的民主权利。但最终，太阳花运动并没有赢得任何根本性的变革。

太阳花运动从一开始的一场青年和学生运动，进而引发了更广泛的群众运动。但是，虽然这场运动给台湾的政治面貌带来了重要的变化，但这些变化却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了扭曲的效果，模糊了社会中的现实分化。

在太阳花运动之后，主导了台湾政治的是民族问题和台湾与中国的关系，而不是阶级问题。这一历史进程中的最大受益者，是台湾群众的敌人：即资产阶级的亲美派与自由派，以及他们的政治代表民主进步党，而他们之所以能受益，也是靠着台湾的传统资本大党国民党的失败。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又为何会发生？对于台湾以及其他地区的革命家们能带来什么样的启示？为了找到一条走出台湾资本主义僵局的正确道路，台湾青年与工人中的先进阶层首先需要一种观点，而这种观点必须超越了该运动的自由主义领导人的狭隘眼界。

太阳花运动是在不断积累的社会矛盾中，特别是对青年的影响中所产生的。最终在这场运动中，在矛盾中所积累的愤怒爆炸了。

然而太阳花运动的方向，是聚焦于民主权利，而非各种社会议题上，也因此自由主义者们才能够夺取该运动的领导权。这也意味着，该运动的视野仍然局限在纯粹的资产阶级民主诉求上。就此，原本一场撼动了建制核心的伟大运动就此遭到消解，并被送入了无害的渠道，导致了工人和青年再度回到了他们的原点。

但是引爆了这场运动的种种社会矛盾依然没有改变。台湾和其他地方的群众们再次起身掌握自己的命运，也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届时，群众们将再次面临同样的方法、策略和领导阶层的问题。在各种即将到来的运动的预期中，先进的工人和青年们必须为太阳花运动的成果得出一个总结。

停滞不前的世代

推动太阳花运动的，是1990年以后出生的年轻人，2014年时的他们已经是成年人。这并非偶然。虽然这一个世代是在前人们从国民党政权手中赢得的民主自由中长大成人的，但他们也是在没有在经济繁荣条件下所长大的第一代的台湾青年。这些台湾青年和全世界的同一代人一样，在台湾，乃至于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他们所看到的只是周期性危机以及不断恶化的未来前景。

与此同时，中国资本主义的崛起以及其对台湾社会的影响，也对台湾的阶级斗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时，台湾的资产阶级在将必要资本引入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00年，由台湾企业承接的制造业订单中，就有12%是在海外。到了2010年，这个数字更是增长到了50%。

台湾的统治阶级利用他们获得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机会，趁势压低了台湾的工资。这种不断变化的经济情势，带来了台湾工人和青年生活条件的停滞期，而这种情况则一直持续到今天。随着制造业的外移，台湾的结构性失业率从1990年代初的1%，逐步地上升到2009年的5.9%。工资不仅是多年停滞不前，到2000年代末还出现了整体的下滑。在2009年的实际工资，比12年前还少了新台币1000元。

当时一个拥有大学学历的年轻工人，只能期望得到一份起薪为每月新台币26000元的工作（当时约为793美元）。优质工作的匮乏，也迫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事不稳定的临时工作，即所谓的「非典型就业」。2008年，就有超过14.68%的就业青年从事临时工作[1]。

工作机会的流失，对于在1980年代才开始崛起的工人运动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但工人运动在当时台湾政治和社会迅速的变化中，仍在努力地巩固自身。直到1990年代国民党还是一个专制独裁政权，而只有政府工会才是合法的。当经济环境开始恶化时，独立的工会组织才会开始蓬勃发展。结果就是，台湾的产业工会会员组织率，从1994年的27到28%，下降至2005年的15%。虽然工人们发起了反对关厂的英勇斗争，但最终还是无法阻止资本家们到中国寻找更加新鲜的剥削农场。虽然新的工会在这些斗争中占得了领导地位，但只有将斗争普及到所有失业与就业的工人中，才能翻转老板们的攻势。

伴随着这种毁灭性的打击，台湾的生活成本也在无情地飙升。台湾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以2016年为基准（100），从2000年代的84.41，上升到了2013年底的97.95。房价所得比则从2002年的4.47，增长到2015年的8.46[2]。我们可以随意复制描绘出同样景象的统计数据。这些情况，自然使台湾社会弥漫着一种对未来的绝望氛围。

缺乏阶级领导

尽管经济情势不断的恶化，但并没有出现以阶级为基础的反击，也没有能为工人们提供明确阶级基础的政治选择。多年以来，台湾工人运动的领导阶层基本上是尾随，并落在了各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后头，或者只是局限在个别的工作场来进行纯粹的经济斗争。这种缺乏领导阶层的情况，使得阶级问题在政治中处于次要地位。

台湾政坛的主要分歧，大部分都被台湾与中国关系的问题所主导了。表面上，国民党和台湾民族主义的民进党在民族问题上进行肤浅的争论，但两者依旧是资产阶级的政党，任何一党在执政时都坚持亲资本主义的政策。而台湾的工人阶级则没有任何属于他们的政治代表。

中国的作用是一个重要因素，并曲解了台湾社会情绪酝酿的表达方式。中共在其眼皮底下恢复资本主义后，越来越依赖民族主义来正当化其在国内的政治独裁。而中共言论的一部分，是台湾与中国的统一，并宣称这是寻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可妥协的一部分。

这种沙文主义的言论，正是国民党在上个世纪用来正当化对台湾进行独裁统治的言论。因此在台湾，与中国的统一，就被视为意味着来之不易的民主权利的终结。多年来，中共定期地威胁要以武力进犯台湾，更是助长了这种恐惧。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工人阶级组织提供革命性的领导，许多的斗争就受到了自由主义的学生和小资产阶级人士的领导。1990年的「野百合」学生运动就是这样的一个样板。1990年所爆发的这场运动，给国民党施加了大量的压力，迫使它做出了比原来更广泛的民主权利的让步。自1990年代以来，台湾所发生的许多大规模政治抗议活动，也同样都是由学生组织或NGO领导的。

在这些运动中规模最大的，都起因于对于中国侵略台湾的社会情绪不满。发生于2008年的「野草莓运动」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当时，由马英九为首新选举出的国民党政府，邀请了中共官员陈云林访台。在陈云林来访期间，国民党利用了许多独裁威权时期《集会游行法》的条款，来镇压抗议和集会，并在台湾各地设立了检查站，用以确保陈云林来访能顺利进行。

国民党这类为了讨好中国，而恢复压制民主权利的做法，激发了这场由学生主导的运动。尽管实际参与运动的只有少数学生和知识分子，但「野草莓」还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另一个类似的例子则是2012年的「反媒体垄断」运动。而这次运动的起因，则是要反对极度亲中的台湾亿万富翁蔡衍明。当时蔡衍明的旺旺集团正在迅速收购台湾的新闻机构，并试图让亲中的观点在整个台湾媒体中占据主导地位[3]。自由派的学生组织和NGO再一次地成为这场运动背后的推动力，而运动的焦点也完全局限于民主权利，而不是阶级问题。

但在资本主义体制下，自由媒体的民主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只要媒体被少数垄断者所控制，那么即使在最「民主」的制度下，「媒体自由」也只能意味着一小撮富有媒体资本家的自由。自由主义者的眼界仍然被牢牢地限制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他们无法为这些「民主」问题，提供真正的解决之道。

虽然上述的各个运动，没有激发出太阳花运动之后所动员的群众参与程度，但它们的领导人物和组织，则是填补了缺乏工人阶级领导所留下的真空。当国民党马英九政府试图推动《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服贸）时，就出现了这种自由派来填补真空的情况。

服贸协定与国民党的黑箱立法

尽管自由派和民进党抱怨连连，但马英九所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在2008年的第一任期内，没有面临严重的挑战。马英九专注于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关系，通常被当作让台湾摆脱停滞、帮助台湾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中复苏的灵丹妙药。这个政治战略看似成功（但没有持续太久），能让马英九和国民党在第二任期大获全胜。马英九一度被吹捧为政治巨星和国民党的王牌。但很快地，马英九与国民党将面临一记当头棒喝。

由于这些经济措施都不能解决，甚至也不能减缓台湾资本主义日益增长的矛盾，马英九的声望开始迅速恶化，到了2013年底，马英九的支持率来到历史新低，仅剩9.2%。几乎成了「跛脚鸭」的马英九孤注一掷，试图强行通过《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并声称这项法案对台湾的经济未来至关重要。

可以肯定的是，马英九从他的第一任期开始，随着2009年中国与台湾签署了ECFA，就在酝酿深化台湾与中国经济关系的计划。但新的服贸协定用义在于，这项法案将会向来自中国的投资开放台湾经济体中的64个行业，从金融服务、电信、医疗、社会服务、旅游，甚至是洗衣店、理发店。而作为回报，中国也将对台湾投资者开放80多个行业[4]。

绝大多数的台湾资产阶级对这一发展简直乐不可支。台湾的企业大亨们都提出了各种赞成自由贸易的论点。台湾跨国电子集团宏碁（Acer）的CEO施振荣警告说：「台湾若坚持保护主义，保证会成为输家」。中华民国全国商业总会理事长张平沼则声称，服贸将让「年轻人在就业市场增加更多机会」。

台湾资产阶级的兴高采烈突显了这样一个事实，也就是：他们将会是与中国这笔交易的最大受益者。如果服贸顺利通过，他们就可以输出更多的资本，也就能从对中国工人的剥削中大发特发。对于台湾工人阶级来说，这份自由贸易协定则远远没有好处。中华经济研究院的一份当期报告则预期，服贸只会给台湾每年的GDP带来0.025%到0.034%的增长[5]。

同时更没有人解释中国对台湾经济的额外投资能如何改善长期停滞不前的工资和漫长的工作时间。这些问题并不是源自于缺乏投资，而是源自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这也激起了人们的担忧，害怕这些投资将导致了对中共政权更大的依赖性。尽管有这些担忧存在，国民党政府还是将计划向前推进。

2013年6月，国民党和中共代表在上海签署了服贸协定。由于当时国民党为国会多数，预计不久后立法院将会批准此项新法案。而当时在野的民进党面对服贸协定，抱持一种前后不一的、在总体上默许的态度，因为在民进党党内有很多人虽然摆出台湾民族主义的姿态，但在资产阶级的压力下，还是支持与中国进行自由贸易[6]。反对服贸法案的任务落到了公民社会团体与民进党的少数政客身上，而他们则设法拖延了一段时间的审查程序。

尽管如此，随着立法院对服贸的审查拖延到了2014年，国民党已经再无耐心。国民党终于开始采取非常手段，无视院内反对派来推动立法通过。2014年3月17日，服贸法案本应先由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审查，然后再送入立法院院会进行最后表决。但是国民党籍立法委员、时任议长的张庆中，在审查会议开始后仅30秒就宣布休会，并宣布审查程序结束。国民党试图强行通过立法的草率、傲慢以及非法的手段，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学生的介入与占领立法院行动

国民党强行立法通过的消息传出后，一些NGO、工人与农民组织立即召开记者会，并谴责这一事态发展。第二天上午，一小群民众在立法院大楼前示威抗议。

在这一短暂时期期间，有一些学生青年组织开始计划展开直接行动，以阻止国民党的强行立法。这些组织中最突出的是「黑色岛国青年阵线」，该组织的命名则是致敬了日本殖民时期的左派无政府共产主义组织「台湾黑色青年联盟」 [7]。

学生青年们动员了约400人在立法院前聚集。他们冲破了警察防线，然后闯入立法院大楼，并占领了议会楼层，还在建筑物内设置了路障。最初，活动人士原先计划占领立法院来抗议63小时。但他们没有预料到，这将会引发一场持续20多天的群众运动[8]。

随着闯入立法院的消息开始传开，立法院外开始聚集了群众来支援学生。到3月19日，有数千人包围了立法院大楼。群众的规模和一些政客的干预，使得警方无法驱逐占领者。到3月31日，来自全国各地，共有2万到3万人在立法院外驻扎来支援占领者，太阳花运动就此全面展开[9]。

学生们的直接行动，明显呼应了在台湾社会中所弥漫的对政府的深沈愤怒。随着支援立法院占领行动的人越来越多，捐赠给占领者的物资也越来越多，有更多的人加入了立法院内的占领行动。最初的狂乱氛围，被占领者强大的自律感和组织性所取代。运动参与者们自发地组织了小队，处理后勤、安全以及对外扩展的任务，而那些休息的学生则利用时间继续学习[10]。

虽然学生占领者们公开表达了支持台湾独立的观点——具体来说，就是他们反对中国要统一台湾来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意图，并诉求将台湾的正式名称从中华民国更名为台湾共和国——但这种观点并没有被转译成面对普通中国人的沙文主义心态。一些在台湾求学的中国学生也被接纳进入了占领行动，并在行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立法院内不那么引人注目，但也不乏活跃的几位来自香港甚至是中国大陆的学生，他们和同学们一起进入了院内。金融系的学生BB说：『是的，我不应该在出现在这里，但我很好奇这是怎么回事——这种事不可能发生在中国！』」[11]

然而，占领立法院的行动得以维持下去，并不完全是由于学生和群众的行动。在民进党政客的干预下，警方的镇压一度被制止，而国民党内部在如何处理这一情况上也出现了分裂。在占领行动开始时，一些民进党以及民进党盟友小党的议员们出现在立法院，并支持学生占领者们。

虽然学生们普遍对所有政客都抱有鄙视的态度，但其中有几位政客开始守在立法院的门口，防止警察破门驱赶占领者[12]。然而，更重要的是国民党籍立法院院长王金平的作用。王金平虽然是国民党的终身党员，但却是在党内反对总统马英九派系的大佬。在此之前，马王二人一直进行着非常激烈的公开斗争。

太阳花运动爆发时，王金平基于他的政治算计观察运动是如何展开的，并在运动开始三天后，宣布他「不会考虑用武力将他们（占领者）驱逐」，这让国民党的同志们非常苦恼[13]。在运动后期，王金平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群众参与

群众参与的实际场所，其实是在运动本身的渠道之外。占领者通过直接反抗政府，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任何建制派成员身上，占领者们唤醒了一整个世代的政治意识。

数以千计的群众从全国各地来到台北，带来了物资或者任何他们认为可能对运动有助益的器材。当群众聚集在立法院外，并自发组成了街头上的占领行动时，群众表现出巨大的、有创意的自我组织的能力。正如 Ian Rowen所描绘的：

「随着新的学生和民间团体的参与度越来越高，立法院外的庭院和街道很快就拥挤起来，这当中包括了食品的配送网络、为了抵抗湿冷夜晚的毯子和雨衣、行动充电和Wi-Fi中心，以及自由言论区。来自台湾各地的教授们，在立法院周边的街道上进行户外授课，一个有着独特社区色彩的帐篷城市开始汇整起来。」[14]

其中有一位参与者，形容了如何利用脸书社群网站，来作为协调志愿者和器材的工具：

「在去现场之前，我会先看一下脸书上的资讯，看看哪些区域的人手和物资不够。如果可能的话，我还会带着物资与器材去现场。」[15]

虽然学生和青年是事件背后的推动力，但运动领导阶层中有许多人并不希望这场运动被打上学生运动的记号[16]。事实上，这场运动吸引的社会阶层远远不只有学生。在当时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中发现，虽然有一半以上的参与者的年龄层为20到29岁，但当中只有33%的参与者是学生。然而，大多数已经出社会的参与者，都有着专业、技术背景，或者是来自服务业，而这些行业部门在台湾是最没有组织性的。虽然也有一些最进步的工会声援或参与运动，但他们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扩大这场运动。工人运动唯一一次实际表态是于4月5日，一共17个工会发表声援运动的声明，在此之后再无进一步行动[17]。

在接下来的两个礼拜内，尽管遇到一些挫折（文中稍后会提及），但运动继续获得支持，最终学生们号召了3月30日一次大规模的总统府前的游行，来自台湾各地有超过50万人走上街头。实际上则是有全国2%的人口参加了这场运动。

当一场运动处在上升期时，来自国家机器的任何镇压行动都无法阻止它的发展。3月24日，政府从全台湾调派了5000多名警力，对于企图将占领行动扩大到行政院的学生们进行暴力镇压。虽然占领行政院的意图是少数学生的冒险行为，但警方镇压的暴力程度震惊了台湾社会，并加强了给予抗议者的支持。

在资产阶级国家的「武装团体」，即警察部队镇压失败后，某些非官方的「武装团体」就试图要介入。4月1日，臭名昭著的黑帮分子，并极端亲中的「中华统一促进党」主席，外号「白狼」的张安乐，带着200人来到抗议现场。但统促党的反动恐吓却完全没有吓倒示威者们。

尽管太阳花运动已经从台湾人民中吸引了巨大的群众能量，但运动本身还是没落并走向终结。由于没有一个强大到足以领导这场运动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当群众的能量已经带来了远远超出对于服贸法案本身的关切时，太阳花的领导阶层却将运动的目标限缩在围绕着服贸的立法，即最狭隘的民主权利问题。

在立法院内外自发性的讨论中，示威者表达了各种不满。在这些讨论圈子里，就讨论了一系列有关于社会不平等的问题，如果在运动中出现的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自由主义者的领导阶层，就会以此为出发点，把服贸问题与阶级问题连结起来。自由主义者只想拖延服贸法案的通过。关键就在于，服贸是中国资本家和台湾资本家之间的交易，其目的是要消除台湾和中国两地的统治阶级相互剥削工人的任何阻碍。因此，马克思主义者会把反对这一贸易协定的斗争，与更广泛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连结起来。

但是由于缺乏方向感，最终导致了运动的士气涣散，太阳花开始走向凋零。

太阳花的凋零与终末

虽然占领行动与后绪的运动点燃了群众的想像力，但运动中政治路线的总领导权，仍然掌握在一小群发起占领行动的学生领袖和NGO手中。这并不是因为这些领袖人物先前在群众的各个阶层中就有了威望。事实上，这次仓促发起的行动，以及随后的群众动员都是自发的，在性质上并没有领导。但是，由于缺乏了一个可以将群众组织起来的民主架构，太阳花的发起者便成了一个未经群众选举、不负责任的领导阶层，并用自己狭隘的眼光限缩了运动。

这些领导阶层并没有工人阶级的观点，而是自由主义、小资产阶级的观点。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太阳花释放了巨大的能量，却以一种悲哀的成果收场的主要原因。

在整个太阳花运动中，其目的仅仅限于迫使国家政府停止服贸的立法通过。运动的领导阶层所做出的抨击的主旨，是针对国民党的特定政客和该党的亲中倾向。他们只是希望政府在维持着社会基础没有变革的情况下，远离中国。

太阳花的发起者，不能预期到他们会引发社会不满的爆发。自由主义的领导阶层无法去想像，也没有想过要超出资本主义制度的极限。群众运动有可能超越他们有限度的要求，但他们非但没有鼓励群众，反而是害怕它，而一旦机会出现，就设法安全地将运动消解掉。这是一个关键的教训：自由派害怕群众的独立主动性。只有在独立的、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运动才能瞄准在积累了社会不满情绪的真正原因：资本主义体制。

这些自由主义的观点，由未经群众选举出的领导人（特别是林飞帆和陈为廷为代表）在新闻媒体上流传。由于过去的活动经历，林飞帆和陈为廷这两位学生活动家已经为记者所熟知，因此从一开始就成为首选的发言人 [18]。随着时间的推移，围绕着这两人的集团，以及与这两人关系密切的NGO，成为了运动的实质领导阶层，并决定了运动的路线和日程。在立法院内，领导阶层和基层的占领者之间甚至有了实际的分别，「领袖们」往往是在所谓「一楼」，而许多实干体力活的占领者则是在「二楼」[19]。

由于领导阶层的官僚性质让人无法忍受，一些不满的参与者成立了「贱民解放区」以示抗议。一位参与者安婷感叹道：「这些领袖们和马政府一样，都是反民主的。」[20]然而，由于整个太阳花运动中没有民主的架构，「贱民解放区」则被当下在运动各个阶层有着更高能见度的既成领导阶层所淹没。

最后在国民党的王金平帮助下，将太阳花运动带入了闭幕式。王金平进入被占领的立法院，并提出了一个让步——无非只是运动领导阶层提出的有限要求：推迟服贸的投票表决，直到监督所有两岸贸易协定的条款立法通过。在获得这一「让步」后，领导阶层宣布占领者将在三天内撤出立法院。这场规模庞大的群众动员，最后只以一项法案的暂停表决而告终。太阳花运动获得了这样的结果，只能说是雷声大雨点小。

太阳花的后续、遗产，以及给今天的启示

太阳花运动中所获得的立即成果是乏善可陈的，但这场运动的参与规模却带来了重大的社会变化，直至今日仍影响着台湾资产阶级政治的生态。太阳花运动间接的，但最具有影响的打击作用，就是国民党群众基础的雪崩。群众被提醒，国民党是中国与台湾的无数工人们的历史仇敌，这个政党愿意为了执行其大金主们的意志而不择手段。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大金主们与中共分食了把台湾向中国靠拢的利益。台湾群众认为他们来之不易的民主权利受到了威胁，在随后的九合一选举中大规模地驱逐了国民党。

尽管如此，在没有一个真正能够让台湾工人阶级掌握社会的政治选择的情况下，民进党作为最大的反对党，成为了这个政治真空的当然受益者。在2014年九合一选举中，民进党掌握了全台大部分的地方政府。在2016年的大选中，民进党从国民党手中重新夺回总统宝座，并首次获得议会多数的席位。

这场运动看似是一场政治地震，但对台湾工人阶级来说，没有任何根本性的变革。除了把台湾的关系从中国转而面向美国和其他国家之外，民进党还无缝接轨地实施了一切国民党所计划的对台湾工人阶级的攻击。民进党政府实施了国民党已经计划好的砍七天假政策。他们还打着让工人周末休息的幌子（一例一休），增加了工作日的实际长度。与国民党一样，民进党也是一个牢牢根植于资产阶级的政党。他们利用民族问题来蛊惑民众以建立支援率，在执政上唯一不同的是，他们推行与美国帝国主义，而非与中国帝国主义的交好。

太阳花运动的学生和NGO领袖们现在的情况变得如何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直接行动」，转为进到体制内工作，并成立了一些小型的政党，试图要通过选举取得政府公职。这种现象就是所谓的「第三势力」。这些政党中最突出的是「时代力量」和「社会民主党」。虽然这些小党在组织上独立于民进党之外，但它们只是作为代表一小撮政客的选举机器，并不是作为群众组织而成立的。

在政治上，第三势力的政党只是把本身说成是民进党之外更自由进步的政治选择。在此基础上，他们并没有作为重要的政治要素而维持下去。时代力量从创党的一开始就包括了一群将民进党的领袖蔡英文视为精神领袖的人士，而随着日子一久，他们中的多数人就叛逃至民进党，或者以其他的方式离开了时代力量，转而与民进党结盟。

社会民主党则从来没有达到他们在欧洲同侪的群众规模，因为以一小撮社运人士的集团，而不是庞大的工会组织为群众基础，是不可能对抗得起台湾凶猛的反动政治体制。身为社会民主党创始人领袖的范云，在政治的边陲待过几年后便加入了民进党，并以此为基础，在2020年当选为立法委员。

第三势力的政党注定无法真正地改变台湾社会的事实，早在2016年就已经被马克思主义者预测到了。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派不同，我们明白只有工人阶级，以及属于这个阶级的政治组织，才能真正改变台湾社会。没错，工人大众们需要属于他们的阶级政党，但这个政党必须是一个保持绝对的阶级独立性的政党，而不是为了要给统治阶级的自由派提供侧翼支援所建立的。在台湾，这样的政党意味着，它是一个既能对抗国民党，也能对抗民进党的政党，而不像第三势力的政党只跟在民进党屁股后面。这样的政党将不能把本身局限于议会选举，而是要与工人组织共进退，积极地去组织起在街头与工作场所的斗争。

在没有任何根本性变革的情况下，对中国关系的问题仍然是台湾政治的主要分野，但却没有人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做出阶级分析。台湾的对中国问题，之所以会表现出了片面性和民族主义的特点，不仅仅是民进党的宣传，也是由于中共的行为所助长的。由于台湾群众拒绝了中共官方认为是在经济面上的优沃条件，而中共又不愿意与民进党合作，这也意味着中共必须采取公然的胁迫手段，一方面在中国内部巩固自己的支持度，另一方面又要试图吓唬台湾群众并使其屈服。尽管如此，每当中共威胁要对台湾使用武力或镇压自己境内的民主运动时，台湾群众都会团结在民进党的背后，因为他们认为民进党是唯一能抵抗中国对台湾野心的政治选择。事实上，中共的举动反而让民进党的选情起死回生。当民进党在2017年连败给国民党时，它又在2019年受到台湾群众对镇压香港抗议活动反应的提振，并在2020年大选中赢得了更大的国会多数。

在没有一个能提出阶级立场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情况下，来自中共的暴力威胁不断把台湾工人阶级推向资产阶级建制的怀抱，把自身的阶级利益放置于「国家」利益之后。当然，这种「团结」实际上只是为了民进党资产阶级和美国帝国主义的利益。同时，民进党和支持他们的新闻媒体，居然继续散播着他们口中所谓的「宿敌」国民党几十年来所使用的反共言论。有时，他们甚至会指控发动罢工的劳工团体遭到中共渗透。

蔡政府在处理新冠疫情方面的相对成功，延长了这种新的、反动的政治态势。可以肯定的是，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台湾的全民健保制度，以及先前面对流行病疫情的经验。不过，这与世界上许多其他地方所看到的疫情灾难相比，还是很不错的，并且还一度支撑了对蔡英文政府的幻想。

然而，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矛盾和危机只能延缓到一定程度，台湾的社会无疑地正在蓄积愤怒的火药。引起太阳花运动的工资停滞、生活品质下降、生活成本上升、青年们对未来的绝望感，在民进党执政后不仅没有消退，反而还加深了。台湾工人阶级同样所受过的苦难，还停留在七年前没有变化。

因此，台湾统治阶级享清福的日子不会太久。在水面之下，导致太阳花运动的阶级矛盾只会日趋严重。但由于缺乏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对此给予组织性的表达，政治格局依然没有改变。台湾的工人阶级，尤其是年轻世代，将会从生活经验中理解到，他们只能相信自己以及属于自己的组织。通过各式各样的偶然，在台湾社会内部的对于从资本主义体制中解放出来的迫切需求，将再次表现出来。越来越多的人将会认识到，阶级斗争是解放自身的唯一途径。参与过或支援过太阳花运动，并体验过这场运动局限性的人，以及正在寻找世界革命道路的人，必定会加入他们的行列，就像许多在太阳花运动中唱着「国际歌」的人们。

像台湾这样的岛国，不可能与世隔绝。当前世界各地都开始爆发剧烈的运动，特别是亚洲正在迅速地迎头赶上。这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对于社会发展的无能为力。这个过程迟早也会冲破台湾社会的表面，而工人和青年们会步入斗争，用以摆脱持续恶化的现状。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及时建立一个具有大型规模的革命性马克思主义组织，并提出一种能够深入群众的观点，斩断自由主义政治和民族主义式煽动的混乱和泥沼。而这就是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台湾支部《火花》当前在台湾的任务，在此邀请你加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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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转引自邱昕歈，《太阳花运动的背景、 发生原因与影响》，国立台湾师范大学，2017，P. 53

[2] 同上，P. 52

[3] Ian Rowen, “Inside Taiwan’s Sunflower Movement: Twenty-Four Days in a Student-Occupied Parliament, and the Future of the Regio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ume 74, 2015, P. 9

[4] 邱昕歈，P. 5

[5] Rowen, P. 6

[6] 何明修，《为什么要占领街头？》，第二章，左岸文化，台北，2019

[7] 想想论坛，《这不是太阳花学运》， 允晨文化，台北，P. 28

[8] 同上，P. 32 – 33

[9] 同上，P. 36

[10] Rowen, P. 12-13

[11] Ibid. P. 8

[12] Ibid. P. 7

[13] Charles K.S. Wu, “How Public Opinion Shapes Taiwan’s Sunflower Movement”,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Volume 19, 2019, P. 297

[14] Rowen, P. 9

[15] Panayiota Tsatsou and Yupei Zhao, “A ‘Two-Level Social Capital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Online Communication in Civic Activism: Lessons From the Role of Facebook in the Sunflower Movement”, Social Media + Society, October-December 2016,, P. 12

[16] 何明修，导言

[17] 想想论坛，《这不是太阳花学运》，P. 112

[18] 同上，P. 37

[19] 同上，P. 171-172

[20] Rowen, P.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