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威爾瑞德出版社（Wellred）即將隆重推出由丹麥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瑪麗·弗雷德里克森（Marie Fredriksen）撰寫的重要新書《羅莎·盧森堡的革命遺產》（The Revolutionary Heritage of Rosa Luxemburg），讀者們現在已經可以預購。這位偉大的革命烈士經常被歪曲為俄國十月革命的反對者，並被認為是代表某種「柔和的」、「反威權的」馬克思主義，而非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的馬克思主義理念。但正如佛萊德·偉斯頓和楊進在以下文章中所解釋的那樣：現在是澄清這些關於盧森堡的眾多神話的時候了。譯者：張大戶家的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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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莎·盧森堡是一位傑出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她在對抗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機會主義墮落的過程中，以及德國共產黨的建立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然而不幸的是，她的一些著作和演講常常被人以各種形式的歪曲和斷章取義。她也經常被描繪成一個堅定的反列寧和布爾什維克主義者。

這些所謂的「盧森堡主義者」將她描繪成一個工人階級創造力和「自發性」的捍衛者，並反對 「極端集中主義」，「粉碎工人主動性」的「列寧主義」。左翼改良派、無政府主義者、「自由意志共產主義者」（Libertarian Communists）、乃至資產階級自由派都為盧森堡樹立、構建了這種形像，並試圖利用這位偉大革命家的權威來反對、打擊列寧主義。「盧森堡主義」（Luxemburgism）的概念就是在這個基礎上被發明出來的，仿佛它是馬克思主義傳統中的一種獨特趨勢。

這種所謂的「盧森堡主義」吸引了一批誠實的年輕共產主義者。他們試圖尋求一種替代他們認為是「列寧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他們之所以尋求這樣的替代，是因為史達林主義官僚式的社會主義範式（這具體體現在史達林統治下的蘇聯，後來又複製到東歐、中國、越南和其他政權）被描繪成「列寧主義」（或「馬列主義」，也就是當今的史達林主義者所偏好的稱謂）。

然而只需閱讀一下列寧最後的遺囑——《給代表大會的信》就足以看出，列寧在去世前就已經開始擔憂蘇聯出現的官僚主義傾向，他更提出了打擊這些傾向的一些措施。史達林主義與其說是列寧主義的天然產物，到不如說是對列寧主張的完全否定。我們後世的所謂「盧森堡主義者」則故意忽略了這一事實。

因此我們有必要問一句，所謂的「盧森堡主義」到底是什麼玩意？它與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的革命馬克思主義有什麼不同嗎？其實只要認真研究一下羅莎·盧森堡的著作、她的一生和她為之奮鬥的一切，就會發現真正的羅莎是一位革命家。在世界工人運動分裂為革命陣營和改良陣營時，盧森堡站在布爾什維克這邊。就像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主義的機會主義潮流作鬥爭一樣，盧森堡對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人的機會主義墮落進行了堅決的鬥爭。盡管她在不同時期有對俄國革命這樣或那樣的批評，但她完全支持由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領導的俄國革命。

盡管如此，仍有一些人試圖將羅莎·盧森堡描述為反布爾什維克主義者。其中第一種常見的觀點是：盧森堡主張群眾的自發性，而不是所謂的列寧主義革命黨模式。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羅莎·盧森堡基金會」（Rosa-Luxemburg-Stiftung一個隸屬於德國左翼改良派左翼黨（Die Linke）的智庫）關於她的文章中讀到這種歪曲的一個典型例子：

「盧森堡批評列寧關於高度集中的黨的先鋒隊概念。按照盧森堡的說法，這是一種把工人階級置於黨的監護之下的企圖。她所有作品中的論點都包含了這些因素：獨立的主動性、工人的活動、他們通過自身經驗和錯誤學習的能力、以及對基層民主組織的需要等因素。」[1]

同樣，自稱為無政府工團主義和自由意志社會主義者的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把列寧描繪成一個俄羅斯革命的陰謀家和劫持者。他斷言列寧破壞了俄羅斯發展共產主義的潛力，並聲稱盧森堡早已對此發出警告：

「盡管一些批評者（比如羅莎·盧森堡）指出列寧的綱領是相當右翼的，我也是這樣認為的。但形像地說，將進行一場無產階級革命，黨將從無產階級手中接管，中央委員會將從黨手中接管，最大的領袖將從中央委員會手中接管。」[2]

這種想法完全忽視了俄國革命發生的條件，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忽視了俄羅斯是一個被孤立的落後國家這一背景。因此，按照這些膚淺的批評家們的說法，後來出現的可怕史達林政權的根源不在於這些客觀條件，而在於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的思想和方法。這樣的分析簡化到了不可能理解官僚主義墮落的真正客觀原因，即俄國革命被孤立在一個非常落後的國家裡。相反的是，它傾向的是一種主觀解釋（即所謂的列寧獨裁傾向）。

自發性和領導

羅莎·盧森堡對群眾「自發性 」這一問題的真正看法是什麼？她是如何看待黨與群眾自發行動的關系的？她的觀點是否與列寧的觀點有根本性的不同？她的小冊子《群眾罷工、黨和工會》是她的作品之一，也同樣被那些聲稱她是一個從根本上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人大量使用。有人認為，羅莎·盧森堡在這本分析了1905年俄國革命中自發大規模群眾罷工運動力量的小冊子中否定了革命領導這一概念。可這與事實相去甚遠，而且還完全忽略了她為什麼要寫這本小冊子以及她是在與誰論戰這一關鍵問題。

盧森堡的這本小冊子是在1905年俄國革命的啟發下編寫的，當時正值罷工浪潮席卷德國，這本小冊子也在德國工人階級中非常流行。與德國擁有大規模的群眾性工會相反，俄國的工會非常薄弱，馬克思主義的力量也很小。社會民主黨（SPD）是當時德國的一支群眾性力量。但問題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和工會的領導人對這些自發的罷工表現出了一種消極的、有時甚至是嘲笑的態度。

羅莎·盧森堡和黨內的革命派則對罷工表示歡迎，並提出黨有必要進行干預。而社民黨的右翼領導人則認為罷工是不成熟的，是注定會失敗的。許多社民黨領導人聲稱，只有由黨事先計劃和組織的鬥爭才能成功。因此所有其他來自下層的表現形式，從根本上說都是無意義的。這實際上表明，這些領導人正在放棄與資本主義做革命鬥爭的想法。

而這正是盧森堡的《群眾罷工、黨和工會》小冊子所要反對的。她不是在反對布爾什維克，她是在反對這些社民黨的機會主義領導人。她的目標不是要否定領導的必要性，而是要推動社民黨領導人積極介入這些自發的鬥爭，而這正是因為他們需要政治領導。正如盧森堡所寫的那樣：

「事先確定在德國爆發群眾罷工的導因和時機，這是社會民主黨無能為力的，因為它不能通過黨的決議來造出歷史的局面。但是如果鬥爭一旦發生，那麼說明這些鬥爭的政策方針並用一條堅決的、一貫的策略把這些方針表述出來，這卻是社會民主黨所能做到和必須做到的。要控制歷史事件，不能靠事先制定的條條框框，而是必須事先意識到這些事件的可能的、可以估計到的結果並據此來調整自己的行動方式。」[3]

任何嚴肅的分析都會表明，盧森堡和列寧都同意革命黨的任務不是把預先存在的計劃強加給群眾，並按照自己的意願來規定革命的時間表。他們都明白群眾是按照自己的步伐、節奏前進的。當事件爆發時，革命者的任務是了解它們並參與其中提供領導。

以1905年俄國革命期間出現的工人委員會（蘇維埃）為例。這些新的工人權力機構是俄國工人的創造，是工人階級自發性和創造性的體現。俄國國內的布爾什維克隊伍顯然沒有意識到它們的重要性，甚至試圖對蘇維埃發出應屈服於黨的控制的最後通牒。但列寧顯然不苟同這種態度。他在《我們的任務和工人代表蘇維埃》中寫道：

「現在轉入本題吧。我覺得拉金同志是不正確的，他在《新生活報》第5號（我一共只看到5號事實上是我們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中央機關報）上提出一個問題：是要工人代表蘇維埃，還是要黨？我覺得不能這樣提出問題。這個問題的答案無疑應該是：既要工人代表蘇維埃，又要黨。問題（而且是最重要的問題）僅僅在於，如何劃分蘇維埃的任務和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任務，以及如何把二者結合起來。我覺得，要蘇維埃完全歸附某一個政黨是不妥當的。」[4]

列寧認識到革命者應該加入蘇維埃，以贏得工人階級群眾的支持，正是這些群眾將蘇維埃創建為工人的權力機構。這正是列寧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前一直堅持的策略，列寧在1917年4月發表的《論無產階級在這次革命中的任務》中總結了布爾什維克與群眾的關系：

「要向群眾說明：工人代表蘇維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因此，當這個政府還受資產階級影響時，我們的任務只能是耐心地、系統地、堅持不懈地、特別要根據群眾的實際需要來說明他們的策略的錯誤。 」[5]

我們可以在這裡看出，列寧和盧森堡對鬥爭爆發的必然自發性，以及對革命者需要對其進行政治干預的必要性方面沒有什麼根本的區別。

那麼列寧和盧森堡之間有什麼分歧嗎？當然是有的，但正如瑪麗·弗雷德里克森（Marie Frederiksen）在她即將出版的作品《羅莎·盧森堡的革命遺產》中所表明的那樣，這些差異與革命是否需要組織和領導一這重大問題無關：

「在1907年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大會上，盧森堡批評布爾什維克在1905年革命中過於強調起義的技術層面，同時認為他們應該把重點放在給予運動的政治領導上。從這個意義上說，盧森堡對革命的態度是抽像的：群眾會行動。而當他們行動時，就應該由黨來提供正確的政治綱領。根據她在社民黨的經驗來看，注重組織工作的實際方面就是標志著保守的領導層正在試圖阻礙、遏制群眾運動。她沒有拒絕社民黨的官僚主義特征，而是把組織工作的技術性、實踐性完全作視成一種罪惡。盧森堡似乎認為、相信群眾運動本身就能解決組織和領導問題。」

很明顯，即使在羅莎·盧森堡批評布爾什維克時，她也沒有拒絕一般性的政治領導需要（就像列寧沒有拒絕群眾鬥爭的自發性一樣）。兩人的分歧在於革命者應該在多大程度上強調參與群眾鬥爭的實際任務。然而在這個問題上，盧森堡早期文章的申論已經被證明是錯誤的。因為參與和爭取群眾的行為需要非常實際的任務才能成功。十月革命的經驗將證明，正是由於有一個布爾什維克黨的存在（一個幹部分布在關鍵工作場所和居民區的高度紀律化和教育化的組織），使得俄國工人能夠奪取政權。此外，在盧森堡生命的最後階段，她致力於在德國建立一個類似的黨。

我們一直在強調的一個結論是，這兩位傑出馬克思主義者在這個問題上的鴻溝被高度誇大了。這種誇大的目的是為了歪曲事實，以便使工人和青年遠離真正的革命觀，特別是遠離建立一個群眾性革命政黨作為勝利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前提的必要性。

布爾什維克主義、孟什維克主義和羅莎·盧森堡

每當左翼潮流開始偏離革命立場時，他們從來都不會公開承認自己的所作所為是一種背叛了工人階級根本利益的行為。相反，他們往往會尋求、訴諸運動中的這個或那個權威人物，借此進行各式各樣的歪曲以及誇大其詞。並以此為自己的政治破產辯護。非常不幸的是，羅莎·盧森堡一次又一次地成為了這種手法的受害者。她的文章經常性的被斷章取義的引用，或者她後來已經放棄了的批評又被不誠實地用來把她說成是一個根本上的反列寧、布爾什維克主義者。

特別是有人編織了這樣一個經典謠言：盧森堡才代表著真正的工人民主，她反對「列寧主義」的獨裁方法。 這一經典謠言出自她於1904年寫一本名為《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問題》的小冊子，她在這本小冊子裡面譴責了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的「極端集中主義 」（甚至是「布朗基主義」，即一種由一小撮陰謀家革命領袖完全控制社會主義革命的想法）。實際上，盧森堡並不了解列寧當時的鬥爭目標。

那些試圖利用這一點來區分盧森堡與列寧的人忽視了她後來思想的真正發展。僅僅幾年後，盧森堡就放棄了這些觀點。她後來與卡爾·李蔔克內西（Karl Liebknecht）一起設定了將斯巴達克斯聯團（Spartacus League）改造成德國共產黨和當時的第三國際的德國支部的目標。任何試圖在這個基礎上將盧森堡描繪成一個反列寧主義者，是滑天下之大稽的。

那些人還偽造了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的真正主張，以促進這些謠言的傳播。布爾什維克黨被說成是一個在列寧領導下的鐵板一塊、高度集權的政權，沒有任何的內部辯論以及民主。但布爾什維克黨的歷史表明，布黨內部有最充分辯論自由，不同的意見可以自由的討論。 [6]

批評布爾什維克黨的改良主義者們真正反對的是這樣一個事實：即該黨不是一個辯論俱樂部，而是一個工人階級先進階層的戰鬥革命組織。它的任務是澄清綱領、方法和戰術問題，並建立一個以推翻資本主義體制為目標的有紀律的黨。它的內部生活受民主集中制原則制約：一旦要求就任何問題進行內部辯論，就會進行投票表決，多數人的意見將成為黨的政策。全體黨員將在這個基礎上將民主商定的立場帶到更廣泛的勞工運動中。

這與改良派描繪的布爾什維主義毫不相關。他們關於布爾什維主義不過是充斥著陰謀與黨內獨裁的謊言，與關於盧森堡是以民主的名義反對列寧的謊言相得益彰。在這樣做的同時，他們恰巧忽略了她在兩年後的（1906年）寫的《布朗基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一文。盧森堡在這篇文章中為列寧辯護，反對對列寧的布朗基主義指控，並攻擊了孟什維克的機會主義：

「如果今天的布爾什維克同志們談到無產階級專政，他們從來就沒有賦予它舊的布朗基主義含義。他們也沒有犯過民意黨（Narodnaya Volya） 式的恐怖主義錯誤，夢想著『自行奪權（zachvat vlasti）』。相反，他們申明，當無產階級（一切革命階級）占有國家機器時，目前的革命就會成功。」

「現在是結束這種學術研究和所有這些辨別誰是『布朗基主義者』、誰是『正統馬克思主義者』的喧囂的時候了。相反，我們需要知道普列漢諾夫同志（Plekhanov）和他的孟什維克同志所建議的旨在盡可能通過杜馬來開展工作的策略現在是否正確。或者相反，我們現在采用的如布爾什維克同志一樣的策略是否正確（這一策略基於重心位於杜馬之外、位於人民革命群眾的積極出現這一原則）。」[7]

一年後，她在1907年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五次代表大會（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都在一個統一的政黨中出席）講話上，再次為布爾什維克在組織方面的 「僵化 」與「狹隘」辯護：

「波蘭的同志或多或少習慣於用他們從西歐運動中搬來的那些方式來思考問題，他們對這種特有的剛強可能要比我們更感到驚奇。但是，同志們，你們知道所有這些令人不愉快的特征是從何而來的嗎？對於一個了解其他國家的黨的內部情況的人來說，這是些十分熟悉的特征，是一個社會主義流派在面對著一個同樣強大的流派而必須捍衛無產階級獨立的階級政策的原則時的典型的精神面貌。（台下鼓掌）」

「剛強是社會民主黨策略在一端非采取不可的形式，如果它的另一端是在事變的壓力下就向四面八方飛濺的不定形的膠體的話。（台下布爾什維克和部分中派鼓掌）」[8]

結論很明顯了。羅莎·盧森堡、列寧和布爾什維克所代表的、比其他任何東西都重要的，正是 「無產階級的獨立階級政策」。盧森堡在布爾什維克主義和孟什維克主義的鬥爭中，在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和改良主義的鬥爭中，堅定地站在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這邊反對改良主義。而這正是今天的所謂「盧森堡主義者」試圖把她所堅定反對的改良主義扭曲成她的主張。列寧後來評論道：「1907年，她作為波蘭和立陶宛社民黨的代表參加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倫敦會議，她在俄國革命的所有基本問題上支持布爾什維克。」[9]

盧森堡與俄國革命

羅莎·盧森堡的另一篇被用來對付布爾什維克的文章則是她私下寫的，但她生前從未決定發表這篇題為《論俄國革命》（1918）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盧森堡對布爾什維克在俄國革命期間的行為提出了一些批評。然而所謂的「盧森堡主義者」們故意忽略了這篇文章是盧森堡在監獄裡完成的。她從1916年起就被關在監獄裡，俄國革命發生時她還在監獄裡。她只能得到關於十月革命的只言片語，並私下寫下了自己對其的觀察。她在1918年出獄後意識到自己在監獄裡寫的分析是不正確的、片面的，因此她拒絕發表這篇文章。這是因為她深知這篇文章會被革命的敵人們用來歪曲十月革命。

與羅莎·盧森堡關系密切的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後來證實，羅莎·盧森堡在出獄後（1918年11月）表示自己那篇基於不充分信息寫就而成的文章是錯誤的。羅莎·盧森堡能夠意識到自己何時犯了錯誤，在此就不能混淆羅莎·盧森堡在十月革命中的立場：她完全支持十月革命和領導十月革命的政黨

事實上，這篇於1918年寫就的文章，是由保爾·列維（Paul Levi）在羅莎去世三年後（1922年）出版的（這時他已經因為嚴重違反黨紀而被開除出了德國共產黨和第三國際）。他從未得到羅莎允許發表這篇文章的許可，這是一個必須牢記的、非常重要的細節。

然而，即使從這篇文章的內容出發，人們仍然可以發現她自始至終都完全支持俄國革命和布爾什維克的立場。她的批評是一種同志式的批評，而不是對十月的譴責。如果她真的認為列寧是在建立一個畸形的獨裁政權，那麼很難想像她為什麼要花時間提出這些批評性的建議。相反的應該是，她會號召俄國工人反對布爾什維克。但情況顯然並非如此。文章開篇就說道：「俄國革命是世界大戰最重大的事件」。而她也是這樣結束文章的第二部分的：

「布爾什維克也立刻提出了完整的最徹底的革命綱領作為奪取政權的目標：不是鞏固資產階級民主制，而是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以達到實現社會主義的目的。他們由此樹立了不朽的歷史功勛，第一次把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宣布為實際政治的當前綱領。」

「一個黨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在勇氣、魄力、革命遠見和徹底性方面能做到的事，列寧、托洛茨基及其同志完全做到了。西方社會民主黨缺乏的全部革命榮譽和革命行動能力都在布爾什維克身上體現出來了。他們的十月起義不僅確實挽救了俄國革命，而後也挽救了國際社會主義的榮譽。」[10]

她這樣結束她的文章：

「重要的事情在於，反布爾什維克的政策中本質的東西同非本質的東西、核心同偶然事件區別開來。我們在全世界都面臨著最後的決戰，在這一最後時期，社會主義的最重要問題（而且這簡直就是迫切的當前問題）過去和現在都不是這個或那個具體的策略問題，而是：無產階級的行動能力，群眾的革命毅力，社會主義本身的取得政權的意志。在這一方面列寧和托洛茨基以及他們的朋友們是第一批給世界無產階級作出榜樣的人，到目前為止他們仍舊是唯一能用胡登[11]的話高喊：『我敢於這樣做了！』的人。」

「這是布爾什維克政策中本質的和持久性的東西。在這一意義上說，他們始終有著這樣的不朽的歷史功績：他們走在國際無產階級的前面，奪取了政權並且提出了實現社會主義這一實踐問題，他們在全世界把資本和勞動之間的決戰大大向前推進了。在俄國只能提出問題。問題不能在俄國得到解決，只能在國際規模上得到解決。在這一意義上說，未來是到處都屬於『布爾什維主義』的。」

只有德國革命才能拯救俄國革命

然而，盧森堡並不局限於支持俄國革命。她也意識到蘇維埃政權的缺陷並不是列寧和托洛茨基意圖或想法的產物，而是俄國革命孤立和落後狀況的產物。解決的方法是通過開展德國革命來打破革命的孤立狀態：

「俄國發生的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是因果之鏈中的一個不可避免的環節，它的出發點和最後促成它的事情是：德國無產階級不起作用和德國帝國主義在俄國的占領。如果還打算期待列寧和他的同志們在這樣的情況下用魔法召喚出最美好的民主制、最標准的無產階級專政和繁榮的社會主義經濟，那是對他們提出超人的要求。他們通過自己堅決的革命態度，模範的行動毅力，不可動搖的忠誠，確實為國際社會主義充分作了他們在如此嚴重困難的條件下所能作出的貢獻。」[12]

她還譴責了以「獨裁政權」為借口而拒絕支持蘇維埃吻過的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人：

「德國的政府派社會主義者盡管可以叫嚷說布爾什維克在俄國的統治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一幅諷刺畫。如果它曾經是這樣或者現在是這樣，那麼這只不過是因為它正是德國無產階級的態度的一個產物，這一態度是社會主義階級鬥爭的諷刺畫。我們大家都受歷史規律支配，而社會主義政策恰恰只能在國際規模上實現。」[13]

如果我們通讀了這篇文章，並不去斷章取義的歪曲和扭曲她的觀點，那我們就會發現，一個誠實的評論家是不可能把羅莎·盧森堡描述為反列寧和托洛茨基的。她在所有的重大問題上都同意列寧的觀點。她同意十月革命的實施方式。她同意列寧和托洛茨基為保衛年輕蘇維埃共和國所做的一切。作為一個真正的國際主義者，她明白德國革命必須成功，才能拯救（而不是擊敗）俄國革命。

關於立憲會議問題的歪曲

保守派、資產階級自由派、改良派，甚至一些左翼人士都批評布爾什維克政府在革命後解散立憲會議的行為（這一行為被當作列寧和托洛茨基「反民主」和「獨裁 」的絕佳證據）。所謂的盧森堡主義者們也加入這一行列，並再次引用了她於1918年撰寫的文章：

「但是問題並不僅限於立憲會議和選舉權，我們還要考察取消健康的公共生活和工人群眾政治積極性的一個最重要的民主保證這一問題：取消出版自由、結社和集會的權利，蘇維埃政府的一切反對者都被剝奪了這些自由和權利。」[14]

通過介紹、描述十月革命後布爾什維克面臨的形勢，並引用盧森堡的話。這些「盧森堡主義者」們忽視了當時事態中的一個關鍵因素：即蘇維埃作為工人權力民主機關的存在。

縱觀布爾什維克的整個歷史，布爾什維克都支持、呼吁召開立憲會議（這基本上是一個資產階級議會，它的召開將是對沙皇專制主義的一個巨大進步）。然而俄國立憲會議在1918年被解散時，它早已不再能代表俄國民眾。那是，群眾更偏好於一種更高形式的政府，也就是基於工人階級力量的蘇維埃。任何資產階級議會都無法表達廣大勞動人民在革命劇變中迅速變化的觀點。因此，落後於革命事件的立憲會議，已成為本質上是致力於維護反動沙皇政權的反革命勢力的焦點。

當立憲會議這一相對落後的事物，已經被真正的、活生生的、進步的革命事件取代時，布爾什維克政府就沒有什麼理由不解散它了。布爾什維克不是在解散民主，相反，他們是在捍衛真正工人民主代表的蘇維埃！

「盧森堡主義者」們試圖把盧森堡描繪成為一個資產階級議會主義的忠實捍衛者（而不是蘇維埃政權），然而這是絕對錯誤的。在她寫完《論俄國革命》（再次，我們不應忘記，她一生中從未正式發表過這篇文章）後的幾個月內，她就在寫了一篇題為《國民會議》的文章（她確實於1918年11月 在紅旗報（Die Rote Fahne）上發表了這篇文章）。當時的德國剛剛爆發革命，自由主義者和改良派呼吁成立「國民會議」（德國立憲會議的等價物）。與此同時，工人委員會正在德國各地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以下是盧森堡對國民會議的看法：

「國民會議是資產階級革命的已經過時的遺產，是沒有內容的空殼，是關於「團結一致的民族」、關於資產階級國家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小資產階級幻想的時代的一件道具。」

「今天，誰抓住國民會議不放，他就是自覺或不自覺地將革命拖回到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階段；他就是一個經過偽裝的資歷產階級代理人或者是一個不自覺的小資產階級空想家。」[15]

羅莎的這些話被我們今天的這些所謂「盧森堡主義者」完全忽略了。原因很明顯：她顯然是在呼吁廢除資產階級民主的「國民會議」。這是否意味著羅莎·盧森堡也要「摧毀民主」呢？恰恰相反！盧森堡以和列寧、托洛茨基完全相同的方式捍衛工人民主的真正機構（工人委員會，也即蘇維埃）免受國民會議對革命造成的干擾和混亂。

事實很明顯了，她遠不是一個否認有必要建立一個真正的革命黨的「盧森堡主義者」，更不是一個「自發性的倡導者」與反布爾什維克主義者。我們能清楚的看到，盧森堡站在俄國革命這邊，站在布爾什維克這邊。她盡其所能在德國複製一場社會主義革命，並作為走向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步。這就是真正的羅莎·盧森堡，我們應該繼承她的這個遺產。用托洛茨基的一句話來說：「我們應該對她的假朋友們說：『放開羅莎·盧森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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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湯瑪士·法納吉（Tomas Varnagy）,「一名中歐革命家」（A Central European Revolutionary），2021年4月19日

[2] 「諾姆·喬姆斯基論革命暴力、共產主義和美國左派：與克里斯多夫·赫拉利的訪談「（Noam Chomsky on Revolutionary Violence, Communism and the American Left – interview by Christopher Helali）, Pax Marxista, 2013年3月12日，https://chomsky.info/20130312/，我們的重點

[3] 盧森堡，《群眾罷工、黨和工會》，1906年，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osa-luxemburg/marxist.org-chinese-rosa-1906.htm

[4] 列寧，《我們的任務和工人代表蘇維埃》，中文版全集，第12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2/index.htm

[5] 列寧，《論無產階級在這次革命中的任務》，中文版全集，第29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9/017.htm

[6] 編者注：讀者如果有興趣徹底研究布爾什維克的黨史，我們推薦閱讀艾倫·伍茲的《布爾什維克黨史：通往革命的道路》（Bolshevism：The Road to Revolution）。書中收錄了所有黨內發生過的辯論和討論。

[7] 盧森堡，「布朗基主義和社會民主」（Blanquism and Social Democracy ），1906年6月，摘自英語馬克思主義文庫，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luxemburg/1906/06/blanquism.html

[8] 盧森堡，「在1907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倫敦代表大會上的發言」，1907年5月，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osa-luxemburg/Rosa_19070503.htm，台下反應按英語記錄加入，摘自Rosa Luxemburg, 「Two Addresses to the Fifth Congress of the Russian Social-Democratic Labor Party」, May 10, 2021, The Acheron in Motion.

[9] 引自托洛茨基，,「放開羅莎·盧森堡！「（Hands off Rosa Luxemburg!）,美國戰鬥報（The Militant）, 1932年8月，摘自英語馬克思主義文庫，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trotsky/1932/06/luxemberg.htm

[10] 盧森堡，《論俄國革命》（The Russian Revolution），1918年，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osa-luxemburg/marxist.org-chinese-rosa-1918.htm

[11] 譯者注：烏爾里希·馮·胡登（Ulrich von Hutten ，1488-1523）是一位德意志帝國的騎士，他主張解除德國與教皇的關系。1520年，他出版了《德意志民族的喚醒者》（Arouser of the German Nation），該書以他的座右銘「我敢於這樣做」開篇，其中宣布他支持馬丁·路德。

[12] 盧森堡，《論俄國革命》

[13] 同上，我們的重點

[14] 同上

[15] 盧森堡，「國民會議」，1918年11月，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osa-luxemburg/marxist.org-chinese-rosa-1918112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