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歷史上，各個社會都制定了道德規範來維持社會生活秩序，這些規範同時也成為維護既有社會秩序的強大意識形態力量。如今，資本主義道德秩序的虛偽性正日益被群眾揭露和挑戰。在本文中，海琳娜·比索內特（Hélène Bissonnette）闡述了道德是如何發展的、階級社會下道德的虛偽本質，以及資產階級道德如今所面臨的危機。

[本文原文發表於《捍衛馬克思主義》雜誌英文版第50期、中文版第11期。中文版全刊可由此下載。 ]

---

「說實話，這些寄生蟲真是罪有應得。」

這句話出自涉嫌殺害聯合健康保險公司（United Healthcare）執行長的兇手路易吉·曼吉奧內（Luigi Mangione）之口。作為回應，美國政界人士拋出了2024
年最精彩的笑話：「暴力永遠不能用於解決政治分歧。」[1]用那些虛偽的、奧威爾式的強權論述來說，這意味著我們必須明白，美帝國主義在地球各個角落發動的戰爭並非政治暴力。美國政府全力支持的在加薩的種族滅絕行為也並非政治暴力。

不幸的是，對於我們那些道德高尚的統治階級來說，工人階級並不像他們想像的那麼容易被愚弄。

在過去，針對CEO的謀殺或許也能引起民眾對受害者的同情。但如今，人們對所謂的兇手錶達了驚人的同情。 2024年12月的一項民調發現，41%的18至29歲美國人認為這場謀殺是「可以接受的」。[2]許多工人真正關心的不是冷血謀殺是否道德，而是從數千名保險理賠被拒的人的死亡中賺取數百萬美元這件事，在道德上是否可以接受？答案是響亮的：“不！”

世事變幻，資本主義下的生活水準在改變，人們的意識在改變，隨之而來的是道德觀念也在改變。

什麼是道德

道德可以定義為人類行為和社會生活的一套規則或戒律。在學校和教堂，我們被教導道德是永恆的、絕對的，也就是對每個人、所有地方、所有時間都適用。

然而，馬克思主義拒絕用這種抽象的方法來理解道德。相反，它將道德視為某種具體的東西，其根源是一個物質問題，它是由人類社會在整個歷史中的演變所決定的。

我們對世界的觀念並非靜止的，而是經歷著不斷發展的過程。道德同樣會隨著我們處境和社會關係的變化而改變、演變。

當今世界無論何地，殺嬰是一種令人震驚且道德敗壞的罪行。但有大量證據表明，在世界各地的許多狩獵採集社會中，殺嬰是一種可以接受的做法。同樣，擁有奴隸曾經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甚至是值得尊敬的；如今，儘管奴隸制仍然以各種形式存在，但在大多數國家卻是被禁止的。

這些並非只是不同文化之間的觀念差異，即事情就那麼地發生了然後人們隨意地決定了自己要如此過活。事實上這些截然不同的道德觀反映了社會發展的變化，尤其是人類生產力的發展變化。

眾所周知，大量未成年子女會降低流動狩獵採集社會的生產力，同時增加需要養活的人口數。在某些情況下，這可能會對整個社會的存續造成威脅。殺嬰行為正是社會生產力發展水準極度低落時生活艱難的體現。

奴隸制的興衰也反映了社會經濟基礎的改變。大多數奴隸不是在戰爭中被俘，就是一貧如洗，無法自食其力。雖然淪為奴隸被認為是一種悲劇，但在大多數情況下，這比剩下的唯一選擇即死亡要好得多。同時，奴隸制在生產大量剩餘產品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許多古代文明的成就都建立在這種剩餘產品之上。

因此，對古希伯來人或古希臘人來說，擁有大量奴隸的人絕非罪犯，甚至非剝削者。他（奴隸主通常是男性）在社會中享有顯赫地位，因為他憑藉勇氣、智慧或神靈的眷顧，從而擁有雄厚的家業。

直到奴隸制變得多餘，甚至成為經濟發展的障礙之後，民眾才開始普遍反對奴隸制。廢奴主義成為一場群眾運動，同時，工人階級（即自由的僱傭勞動者）憑藉工業革命迅速壯大，這一切絕非巧合。正如托洛斯基所言：「道德是社會發展的產物」。[3]

統治思想

不可偷盜總被認為是最常見的道德準則之一，對許多人來說甚至是永恆不變且理所當然的。在《聖經》的十誡中，這條準則被描述為來自天國，來自超越社會的永恆權威。但這準則也是社會發展的產物。在人類存在的大部分時間裡，私有財產和不平等並不存在，沒有這些，「偷竊」的概念本身就毫無意義。

大約12000年前農業開始發展以及日益增長的剩餘生產力，為不平等、私有財產以及最終社會分裂為不同階級提供了物質基礎。建立在剝削多數人基礎上的新的社會關係，自然而然地反映在特權階級的新的道德觀中，也壟斷了當時的意識形態機構，例如文學作品、宗教組織等等。當國家武裝力量出現時，它們既是富人財產的保護者，對公眾來說他們也維護公共秩序和道德。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今天。

階級社會本身不斷滋生諸如偷竊之類的「不道德」行為，同時也需要明確禁止這種行為。然而，禁令永遠無法真正消除不道德行為，因為它是諸如不平等之類的客觀矛盾的產物。幾千年來對這條戒律的教導並沒有阻止無數的偷竊行為。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解釋：

「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個時代都是佔統治地位的思想。」[4]

如果統治階級只依賴赤裸裸的暴力，它就無法維持對絕大多數人的統治。它需要其他手段，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意識形態，而道德是意識形態關鍵的組成部分。因此，道德在統治階級手中扮演著一種工具。

道德淪喪

自從社會分裂成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以來，道德就總是戴著偽善的面具。官方道德總是聲稱要為全社會、為所有人制定行為準則。但實際上，它為現有社會關係辯護並維護其合理性，並譴責破壞這些關係的行為。

從根本上說，統治階級的道德在社會秩序中的重要作用，主要在於試圖團結對立的階級。它讓人誤以為，社會和諧可以透過抽象的、普遍的生活原則來維持。但這完全是錯誤的。剝削者的道德實際用以模糊和掩蓋階級鬥爭，單純為了統治階級服務。

因此，當封建貴族統治社會時，榮譽和忠誠至關重要，被認為是「普世」價值觀，其傳播目的是為了維護等級森嚴、穩定的封建制度。統治者並非宣揚“人人生而平等”，而是要求每個人都清楚自己在固化的社會等級制度中的位置，他們宣稱這一制度正是上帝親自製定的。

此外，統治階級從未真正尊重過自己的道德準則，一旦其切身利益受到威脅，他們就會毫不猶豫地拋棄它。同一個天主教會，一面對大多數人宣揚謙卑順從和溫和，可如果城鎮居民屈服於“異端邪說”，他們也會毫不猶豫地下令屠殺整個城鎮。

但如果統治階級的道德一直是虛偽的，那麼這就引出了一個問題：為什麼它會被大眾接受？如果只是依靠宣傳或武力，那麼道德體係不太可能在被壓迫者心中紮根數百年。再一次，這個問題與社會發展和階級鬥爭密切相關。

當統治階級推動社會進步，當其社會秩序穩定並發展生產力時，其統治對所有階級、甚至被壓迫者來說都是「有意義的」。同樣，其道德秩序也具有意義，並被視為防止一切道德崩塌、墮入獸性慾望的必要保障。

因此，儘管不同階級的接受方式不同，天主教會的封建道德卻被所有人視為正確。當統治階級違反該道德時，他們就將其歸罪於個人行為。但丁的地獄充滿了違背中世紀基督教道德的國王和教皇；而他的天堂則充滿了被認為是其典範的個人，既有貴族也有平民。簡言之，虛偽被視為一種需要從道德秩序中清除的故障，而不是該秩序應有的特徵。

然而，當作為社會基礎的生產方式失效，而建立在這種生產方式之上的社會制度進入歷史危機時期時，統治階級就無法再以同樣的方式維持其統治。它的社會秩序不再那麼有意義，其道德秩序也是如此。泰德·格蘭（Ted Grant）特解釋說：

「道德淪喪並非歷史上的新現象。它通常形成於舊社會制度崩潰、向新社會制度過渡的時期。隨著舊統治階級職能的喪失，與其統治相關的道德準則也隨之瓦解。同樣，在過渡時期，基於新生產關係的新道德也需要時間來形成。」[5]

在羅馬奴隸制衰落和崩潰的過程中道德淪喪的例子比比皆是，尤其是在統治階級中。在康茂德（Commodus）和卡拉卡拉（Caracalla）等皇帝的統治下，暗殺、大屠殺以及各種墮落行為在公共生活中屢見不鮮。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羅馬帝國數百萬尋求新價值的民眾在公元三世紀末皈依了基督教。

儘管基督教起源於帝國偏遠角落一個鮮為人知的猶太教派，但它卻在羅馬的非猶太人中迅速傳播。部分原因在於福音書中充斥著對菁英階層虛偽和不道德行為的激烈批判，例如：

「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好像粉飾的墳墓，外面好看，裡面卻裝滿了死人的骨頭和一切的污穢。」（馬太福音23:27）

同樣，在15、16世紀的歐洲文藝復興時期，舊的封建秩序被徹底瓦解，貴族統治只帶來危機，其所有道德製度都被普遍視為腐敗。階級鬥爭的激烈程度，以及新興資產階級之間的權力鬥爭，反映在當時的道德（或非道德）層面。正如托洛斯基所言：

「腐敗是義大利政治的基調。統治的藝術在派系鬥爭中得以實踐，其精髓在於謊言、背叛和犯罪等溫情脈脈的藝術。」[6]

托洛茨基指出，生活在這段過渡時期的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將政治權力鬥爭視為“棋盤理論”，其中不存在道德問題。馬基雅維利本人也常被描述為一個不道德的陰謀家。事實上，他的理論正是基於當時統治階級（包括教宗）的行為。由於他如此公開地揭露這些行為，他最著名的作品《君主論》被梵蒂岡列為禁書也就不足為奇了。

在馬基雅維利寫《君主論》的同一時期，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將他的「九十五條論綱」釘在了維滕貝格諸聖教堂的門上。路德指責教宗和教會腐敗虛偽，出售「贖罪券」（赦罪券，可幫助購買者進入天堂），並透過壓榨民眾累積巨額財富。

路德提出的並非復闢中世紀舊秩序（這是不可能的），而是一種本質上新的基督教形式：新教。這指向了一種與高級神職人員不同的道德觀，意味著與上帝的箴言建立更直接、更個人化的關係，而無需多餘的中介。這更貼切地反映了新興階級即資產階級的觀點。

資產階級在與教會鬥爭時或許能意識到自己是在維護自身的經濟利益，農民在為擺脫壓迫而奮鬥時也是如此。但群眾也對整個腐朽的秩序感到道德上的厭惡，這種厭惡在一系列激烈的革命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德國農民戰爭（1524-1526）、荷蘭革命（1568-1648）和英國內戰（1642-1651）。

這種道德的反感本身就是社會革命騷動的徵兆，同時也伴隨著一種健康的道德固執。 1789-1793年的法國大革命以革命恐怖主義報復君主和教會，羅伯斯庇爾（Robe-spierre）因此寫道：

「恐怖只是迅速、嚴厲和不屈不撓的正義；它是美德的體現。」[7]

資產階級道德觀

當資產階級取代封建貴族成為統治階級時，那些陳腐的、聲名狼藉的封建價值觀被法律面前所謂的普遍自由和人人平等所取代。

然而，抽象而普遍的「自由」掩蓋了資產階級的具體利益，他們需要貿易自由、自由市場，以及能夠完全自由地向任何願意出錢的人出售勞動力的工人。這些新的社會關係不可避免地在一種新的資產階級道德觀中得到了體現。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許多資產階級思想家試圖透過剝離道德的宗教外衣來使賦予道德崇高的理性。在這些思想家中，伊曼紐爾·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和傑里米·邊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可以說是當今最廣為人知和被引用的思想家。

根據康德的“定言令式”，一個行為要想在道德上是善的，必須“你願意只按照這條準則行事，並且意願使其成為普遍的準則” [8]。換句話說，在做某事之前，我們應該問問自己，如果每個人都做同樣的事情會發生什麼。這會是好是壞？

例如，康德告訴我們，一個每個人都說謊的世界是壞的，所以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該說謊：如果手段本身不道德，那麼目的就不能證明手段的正當性。

另一方面，邊沁的「功利主義」道德理論所關注的是行為的後果：用目的反證手段的正當性。因此，它比康德的定言令式更靈活。

根據邊沁的說法，功利主義道德的基本原則是為最多人尋求最大幸福。

以著名的電車困境為例。你駕駛著一輛電車，正駛向一條綁著五個人的軌道，肯定會讓他們喪命。你可以主動介入，把電車開到另一條只有一人被綁著的軌道上。

你是否應該袖手旁觀，認為自己不需對這五個人的死亡負責，因為不是你把他們綁在軌道上了？還是你應該主動介入，救他們，但在這個過程中，卻要為一個原本可以活下來的人的死亡負責？

根據功利主義的說法，很簡單，你救那五個人符合最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然而，功利主義和康德的定言令式都因為對道德問題的抽象處理方式而遭遇困境。兩者都只是將新興的資產階級道德理性化為一套適用於全人類的準則。因此，兩者都帶有一切資產階級道德所固有的虛偽性。

事實證明，康德從其定言令式推導出的實證道德原則與當時歐洲正在形成的自由資產階級道德並無根本區別：尊重個人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透過教育促進所有人的理性和道德發展。

康德的名字或許不常出現在新聞中，但政治人物正是基於這種邏輯，才會發表諸如「暴力絕不能用來解決政治分歧」之類的言論。他們的「絕對」原則在每個國家都不斷遭到藐視，尤其是統治階級的藐視，但這對統治階級及其在高等學府裡僱用的走狗來說無關緊要。重要的是，他們隨時可以高舉這些原則的大旗，只要他們想展現其統治的道德優越性。

以功利主義的論點來分說這樣的行為或政策是為了“為了更崇高的利益”，這在當今政治中甚至更普遍。但問題在於，這種論點空洞無物，很難稱之為理論。它給出的答案恰好倒退到了它應該開始的地方：什麼是最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我們又該如何真正實現它？正如托洛斯基所言：

「一個手段只能由它的目的來使其成為正當。但是目的自己也得有東西使其成為正當的。」[9]

一個人可以用革命的暴力保衛了革命的勝利、最終帶來更多幸福為由，為內戰中的革命暴力辯護。另一個人就可以用保障私有財產最終才能帶來更多幸福為由，為反革命暴力辯護。兩個觀點都是功利主義的，在這兩種情況下，功利主義的「理論」無法解決兩者孰對孰錯的問題。

事實上，憑藉功利主義，你幾乎可以為任何事情辯護。這種道德觀仍然完全脫離物質現實和階級鬥爭。就像康德的定言令式一樣，它無法解釋歷史上隨著不同生產方式的興起和衰落而出現的各種相互矛盾的道德觀念。相反，正如馬克思關於邊沁的評論：

「他幼稚而乏味地把現代的市儈，特別是英國的市儈說成是標準的人。凡是對這種標準的人和他的世界有用的東西，本身就是有用的。他還用這種尺度來評價
過去、現在和將來。」[10]

這種「理論」對統治階級非常有用，因為它提供了巨大的靈活性，他們利用這種靈活性來為帝國主義戰爭或大規模緊縮政策辯護：是的，苦難會存在，道德準則會被打破，但最終，這是為了更崇高的利益。我們被告知，一旦這場戰爭或通貨緊縮得以順利進行，民主和繁榮就會到來。

事實上，統治階級經常同時使用這兩種看似對立的理論的論點。例如，美帝國主義將禁止刑訊逼供作為「絕對」的人權載入法律，卻又維持著關塔那摩灣這樣的酷刑營，聲稱這「有助於打擊恐怖主義」從而拯救生命。

虛偽性

顯然，虛偽就是組成資產階級道德的核心。但在某些時期，由於危機的加劇和階級鬥爭的激烈，統治階級不得不公開拋棄自身的許多道德規範。托洛斯基在1940年指出：

「過去從來沒有什麼時代像我們的時代這樣殘酷，這樣無情，這樣無恥。和文藝復興時代甚至更遙遠的時代的標準比較起來，從政治上說，道德狀況絲毫沒有改進。」[11]

我們即將迎來的時代也面臨同樣的境況。資本主義正處於深刻的歷史危機之中，無力推動社會進步；舊的政治、外交和道德秩序遭到嚴重破壞；階級鬥爭加劇；同時，統治階級的冷酷無情、自私自利和道貌岸然也暴露無遺。資本主義制度的危機也以道德危機的形式表現出來。

當川普說「我想要格陵蘭」時，他表達的是美國帝國主義的真實面目，只是去掉了外交辭令的粉飾。但我們必須明確：他並不比當今其他統治階級更冷酷無情或自私自利。

世界各地的自由主義政府都自詡為和平的最大捍衛者，可它們同時在支持以色列的種族滅絕政權。他們雖然經常譴責俄羅斯轟炸烏克蘭城市，甚至指責普丁犯下「種族滅絕」罪行，但他們不僅縱容內塔尼亞胡，甚至積極協助他轟炸、折磨和餓死數十萬巴勒斯坦人。

德國統治階級將高喊支持巴勒斯坦口號的活動人士關進監獄，聲稱納粹歷史賦予了其在反猶太主義問題上某種道德權威。同時，他們沾沾自喜地宣稱自己“吸取了過去的教訓”，並發起了一場瘋狂的重新武裝運動，強迫群眾實行緊縮政策，以鞏固其在歐洲的帝國主義統治。

為了掩蓋其罪惡的緊縮政策，資產階級政客們厚顏無恥地聲稱要支持本土工人，反對移民，反對女性，反對跨性別者，以及任何他們能找到的替罪羊。

但尤其重要的是，世界各地的群眾都正在愈發廣泛地認識到統治階級臭不可聞的虛偽嘴臉。

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帝國主義建制派對支持巴勒斯坦運動的猛烈攻擊。儘管巴勒斯坦團結運動被大肆渲染為所謂的反猶太主義和暴力，但自2023年10月7日以來該運動仍在蓬勃發展。全世界數百萬人已經看到了抹黑行動背後的真相。事實上，各國政府對以色列的支持是它們近幾個月來不受歡迎的主要原因，尤其是在年輕人中。越來越多的人對資本主義體制感到憤怒和厭惡，統治菁英不僅散播暴力和仇恨，更重要的是，他們還誹謗和譴責反對者。

正如亞伯拉罕·林肯曾經說過的：「你可以永遠欺騙一部分人，也可以在一段時間內欺騙所有人。但你不可能永遠欺騙所有人。」[12]道德，作為統治階級的武器，正在把刀刃對準它的主人。

正如路易吉事件所揭示的那樣，相當一部分民眾已經在逐漸拒絕官方的道德標準。 2020年轟動一時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也證明了這一點。與數百萬人對路易吉·曼吉奧內的態度幾乎同樣發人深省的是，54%的美國人認為，在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謀殺後，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被燒毀是正當的。

人們越來越能體認到這個體制的不公正，我們被一群自私自利、道貌岸然的精英統治著。這表明，民眾越來越無法容忍資產階級的統治，而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其歷史功能已經消亡。

同樣的情緒在川普主義的熱潮中也能感受到。多年來，「受人尊敬的」媒體、政客、商界領袖、名人等等，不僅出於政治原因，更重要的是出於道德原因，紛紛譴責川普。他被描述成一個說謊者、一個詐騙犯、一個花花公子、一個厭女症患者、一個強姦犯、一個種族主義者、一個叛國者、一個獨裁者，甚至一個法西斯分子，一言以蔽之：一個梳著蓬鬆髮型的撒旦。政治分析已被拋到腦後，只剩下對牛鬼蛇神的恐懼。他們甚至試圖把他送進監獄，並對一個「重罪犯」竟然能成為美國總統的想法感到沮喪。

這些道德攻擊對川普的支持率的削弱聊勝於無。甚至其中很多攻擊反而幫了他！原因並非在於7,730萬美國人熱情地支持川普的一切行為。數百萬美國人、包括相當一部分工人階級轉向川普，很大原因是他們認為那些追捕川普的人反而犯下了他們對川普所指控的所有罪行。人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這些人不過是無恥地試圖利用這些道德攻擊來捍衛自己的權力和特權。

階級鬥爭

重要的是，不要將這些情況視為工人階級對道德冷漠或不道​​德的表現。相反，它們是對舊秩序舊道德反感的結果。正如我們在階級鬥爭史中已經看到的，這具有革命性的意義。

隨著階級鬥爭的加劇，工人階級的道德觀與統治階級的官方道德日益衝突。這在工人罷工時可見一斑。罷工期間，「人類」團結的偉大抽象原則被徹底掃除，取而代之的是具體的工人間的團結和對老闆的仇恨。糾察線的道德比任何抽象道德都更強大、更深刻，因為它有明確的階級內涵。

共產主義者以這種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作為最高級和最直接的準則。正如托洛斯基所解釋的，對共產主義者來說，善就是能夠做到以下幾點：

「…凡能使革命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能在他們的心裡注入對壓迫之不可調和的敵意的，能教他們對官方的道德及其民主主義的應聲蟲表示卑視的，能使他們覺悟到自己的歷史使命的，能提高他們在戰鬥中之勇氣與犧牲性精神的」[13]

正因如此，托洛斯基才說：

「革命道德問題與革命策略和策略問題交織在一起。在理論的詮釋下，運動的鮮活經驗為這些問題提供了正確的答案。」[14]

暴力

在這方面，一個常被問到的問題是：馬克思主義者提倡暴力嗎？

暴力問題常常被當作一個抽象的理論問題。例如，和平主義者反對一切形式的暴力，無論其背景為何。他們認為非暴力是道德標準，對所有人、所有時代都應如此。工人階級的改良主義領袖也常附和和平主義者的論點，聲稱如果革命者訴諸暴力來達到目的，他們就和他們想要推翻的統治者一樣壞。

然而，馬克思主義者並不以一廂情願的方式看待世界：我們是實事求是地看它。現實就是：暴力和戰爭是資本主義的基礎之一。

資產階級有很多種方法來對付敵對國家的資本家和所有國家的工人，例如宣傳、外交和欺騙。但最終，當國家和階級之間的鬥爭達到頂峰時，重大的歷史問題最終將由赤裸裸的武力來決定。

因此，所有的資金都投入了警察和軍隊。在國家層面，統治階級將暴力壟斷權據為己有，並透過教會、媒體和學校系統將其在道德上神聖化。

只要資本主義制度還存在，暴力就不可避免。我們反對這種特定的暴力。我們的結論只有一個：要終結暴力和戰爭，唯有推翻資本主義。在這場革命鬥爭中，暴力就是一個具體問題。

例如，2019年在蘇丹，一場聲勢浩大的革命運動推翻了奧馬爾·巴希爾（Omar Al-Bashir）的獨裁政權。趁機上位的軍政府只能透過殘酷的暴力來維持統治。

在此背景下，為了實現革命目標，必須武裝工人階級和貧民，使他們能夠抵抗並擊敗反革命「快速支援部隊（Rapid Support Forces）」的攻擊。這關乎革命的存亡。

但以「非暴力」為指導原則的小資產階級革命領袖不願這麼做。這使得工人們毫無防備，任由政權毆打、強暴和殺害。這些領導人最終將革命犧牲在和平主義的祭壇上，後果極為慘烈。

如今蘇丹依然深陷血腥內戰。和平主義對蘇丹工人階級帶來的後果是：它導致的暴力遠超群眾為推翻舊政權、解除反革命團夥武裝而必須使用的「暴力」。事實上，反革命暴力針對的是大多數革命工人和農民，它總是比革命的「暴力」——其任務是解除少數剝削者的武裝——更加殘酷、波及更廣，這是一條普遍的歷史規律。

這表明，和平主義對革命運動來說不僅毫無用處，而且極其危險。馬克思主義與和平主義毫無關聯。

我們並不支持或反對一般意義上的暴力。我們的政策是基於我們面臨的具體情況。對我們來說，壓迫者用來鎮壓奴隸的暴力與奴隸用來掙脫鎖鏈的暴力是不同的。以色列的暴力與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也截然不同。

然而，和平主義者卻將被壓迫者的暴力與壓迫者的暴力等同。一旦這個想法被大量接受，帝國主義者除了彈冠相慶還能做什麼？

恐怖主義

如果我們不抽像地反對暴力，這是否意味著我們提倡使用一切形式的暴力，只要它的目的是為了推翻資本主義？

不。如果人類的解放只有透過社會主義革命才能實現，工人階級在這場革命中奪取政權並接管社會，那麼只有那些有助於讓工人階級意識到其在社會變革中的作用的策略才是有效的。

最近，路易吉·曼吉奧內的案件激起了許多年輕人的極大同情，他們把他視為英雄，也暴露了美國存在的巨大階級情緒。這引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暗殺和個人恐怖主義行為是推翻既有體制的有效手段嗎？

在暗殺事件引起轟動之後，美國資本主義當然仍然完好無損。 CEO、政客和個體可以被替換。而一旦他們被替換，罪惡的醫療保健系統將繼續導致成千上萬的人破產和過早死亡。

當然，我們深切同情那些將路易吉視為英雄的人，並譴責虛偽的「司法」體系，因為它為統治階級針對上千人的謀殺辯護。雖然我們不會對路易吉等人所謂的行為提出抽象的道德反對，但我們確實質疑其有效性。

歷史告訴我們，脫離階級鬥爭的個人恐怖主義和遊擊戰術，往往適得其反。它們用少數人，甚至只是個人的行動，取代了工人階級的集體行動。它們既不能加強工人階級的團結或組織水平，也不能增強工人對自己推翻現有體制能力的信心。

這種策略傳遞給工人的訊息是：他們應該依靠堅定的個人來代替他們戰鬥。而這與我們必須傳達的訊息相反。

此外，這些手段往往會強化國家機器鎮壓的力量，而國家鎮壓機器則會採取更嚴厲的手段來對付所謂的「恐怖分子」。因此，這些手段最終只會增強資產階級暴力的程度，同時又無法建立起強大的工人階級組織來抵抗他們的攻擊。

在某些情況下，馬克思主義者可以支持與工人階級革命鬥爭相關的個人暴力或破壞行為。例如，在革命和內戰的背景下，暗殺法西斯團夥或反動軍隊的頭目是完全可接受的。但在沒有任何革命運動的情況下這樣做可能會適得其反。

正因如此，馬克思主義者不能簡單地預先抽像地規定在特定時刻哪些戰術是允許的，哪些是不被允許的。只有工人運動在鬥爭中的鮮活經驗，在理論的幫助下，才能回答這個問題。

革命原則

歷史上每一次的革命運動都被污衊為嗜血且不道德的社會災難，無論是羅馬帝國的早期基督徒，工人階級的憲章派，或是持續一個多世紀的共產主義運動。

1917年，俄國群眾在列寧和托洛斯基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下奪取了政權。布爾什維克立刻被妖魔化。統治階級發動了一場謊言和誹謗運動，對他們進行道德譴責。世界各地的共產黨員遭到追捕，為了維護“秩序”、“文明”，當然還有“道德”，他們常常遭到屠殺。隨後，史達林主義的恐怖為資本家提供了一個絕佳機會，使他們攻擊並進一步抹黑整個共產主義的基石。

1938年，托洛斯基在莫斯科最後一次審判的背景下，撰寫了《他們的道德和我們的道德》。數千名老布爾什維克及其他異議人士遭到史達林政權的誣告陷害。許多人因被指控為“托洛茨基分子”和“法西斯特工”而被判處死刑。

托洛斯基當時為什麼要寫道德呢？

因為膽怯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從改良主義者到無政府主義者，突然援引了宏大的抽象道德原則，對共產主義進行集體譴責，因為他們發現共產主義已經變得「不道德」。

夾在兩大敵對階級之間的小資產階級，無法實現道德和政治上的獨立。因此，他們往往扮演傳送帶，將資產階級主導意識形態輸送進勞工運動。

我們只需看看有多少著名的“左翼人士”畏縮不前，只因為害怕由於反對以色列而被當權者稱為“反猶太主義者”，他們不僅拋棄了巴勒斯坦人民，還加入了對人為製造的“左翼反猶主義”的政治迫害。

近年來，統治階級受益於許多左派人士所採取的道德純潔心態。人們沉迷於打造“安全空間”，並認為任何被擺在人們面前且注意到了不道德行為的左翼組織都只配被取締和清算。他們往往把更多的時間花在維護道德上，而不是為建立新的社會秩序而戰。左翼必須拒絕這種道德的死胡同，否則就會滅亡！

因此，共產黨人在面對異己的階級思想時必須堅定不移，這一點至關重要。正如托洛斯基所言：

「一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開始去履行他的歷史使命時，不得不先在道德上與資產階級的輿論及其在無產階級中的代理人斷絕關係。」[15]

在我們周圍，處處都充斥著要我們屈服於主流道德和「公眾輿論」的壓力。到處都有人告訴我們，我們不應該如此「極端」；我們不應該試圖招募人員加入革命政黨；我們不應該要求資金來資助這場運動。簡言之，我們不應該組織起一支專業的隊伍推翻現有體制。

畢竟，我們本應生活在一個「文明」社會，那裡有良好行為的標準。改良主義者已經完全屈服於這種道德幻想，他們比資產階級自己更相​​信這種幻想！

由於改良主義者的機會主義，他們尊重資本主義制度的規則，不僅接受資產階級國家，也接受資產階級道德。他們可恥地將工人運動束縛在這些虛偽的標準之下，無數次地解除了工人運動的武裝，並導致其失敗。

改良主義者自然會想要壓制任何拒絕遵守他們規則的人。這種情況不會停止，但我們有責任堅持革命原則。我們有責任捍衛工人階級的利益，並完全無視統治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左派」的意見。

獨自抵抗這些壓力非常困難。我們的力量來自我們的組織，來自全世界成千上萬馬克思主義者的集體鬥爭和經驗。我們從未像現在這樣迫切地需要這樣一個組織。

在資本主義衰落中所造成的種種恐怖與謊言之中，一場追求新社會形態的運動正在蓬勃發展，一個擺脫剝削、不公、隨之而來的偽善的社會。正如托洛斯基那句鏗鏘有力的話所說：

「…睜開了眼睛，懷著熱切的意志，參與這個運動——只有這樣，才能予一個能思想的生物以最高的道德滿足！」[16]

這才是共產主義者寧肯為之獻出生命的運動。

《火花》是革命共產國際（RCI）的台灣網站。我們是一個為世界各地社會主義革命奮鬥的革命馬克思主義組織。如果您認同我們的理念並有興趣加入我們，可以填寫「加入我們」的表格，致信marxist.tw@gmail.com，或私訊「火花-台灣革命共產主義」臉頁，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