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工運動, 國際, 歷史回顧, 民主抗爭, 社會運動

革命年代–在1968年5月法國的個人見聞錄

(按:艾倫·伍茲於1968年5月前往巴黎,尋求與當時發動法國五月風暴革命的的革命工人和青年們接觸。他在下面這篇文章內描述了他所遇到的情況、氛圍以及與工人和學生的討論。他解釋了工人們是如何尋找他們可求的政治領導和方向,卻沒有在當時的極左團體或是背叛他們的斯大林主義領導層中找到。本文原文發表於2008年5月23日)


我最近寫了一篇關於法國1968年5月革命的文章。不過就當時的事件我也可以從個人的經歷說起,因為當時我人在巴黎。當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記憶湧現出來,我所目睹的非凡事件就像發生在昨天一樣生動。那時的我是英國「戰鬥趨勢」(Militant Tendency)的成員,也還是蘇塞克斯大學的學生。戰鬥趨勢是由泰德·格蘭特成立的,當時還是一個很小的團體,盡管它後來會成為自俄國左翼反對派以來最成功、最有影響的托洛茨基主義組織。

那時,我們在英國以外沒有成員(除了北愛爾蘭的一位同志)。但我們仍然是堅定的國際主義者,每一次全國性的組織會議總是從討論世界情勢開始。泰德總是堅持這樣做,而且這樣做是十分正確的。因此,法國事件對我們來說具有極大的啓發性,特別是當幾乎所有其他左派團體都不再把歐洲無產階級視為一種革命力量的時候,我們還堅持了工人階級運動的觀點。

當時我們的資源非常少,但我們在討論了法國情勢後,決定我們之中應該有人前往法國,嘗試與革命青年和工人聯繫。因此,我收拾好行李,和一位來自蘇格蘭的同志,乘坐者他那陳舊但仍讓他引以為傲的汽車,一起出發去巴黎。

我們遇到的第一個問題是罷工本身,罷工造成了嚴重的汽油短缺。在去巴黎的路上,我們注意到兩件事:一件讓我們充滿了興奮,另一件讓我們相當擔心。沿路的每一家工廠屋頂都有紅旗在微風中飄揚,但每一個開著門的加油站外(加油站不多)都排著長隊等待汽油和柴油。我們擔心:我們到底能不能成功地到達巴黎?蘇格蘭同志沒有想到在英吉利海峽的另一邊先加油。幸運的是,我們後來成功地找到了一些汽油,也鬆了口氣。

巴黎的氣氛是無與倫比的。這讓我想起了青年時代的英國詩人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在法國大革命後第一次訪問法國時寫下的著名詩句:

「活在這樣如同黎明的時代是幸運的,
然而像你們這樣擁有青春年華,則更是無上的美好!」

充滿能量的氛圍

空氣中彌漫著一種能量,令人陶醉。那是革命的精神。我當時住在拉丁區的一間公寓裡,和一位來自墨西哥的同志在一起,他是一位知識分子,同情曼德爾(Ernest Mandel)的組織,但不是成員。他帶我在街上轉了一圈,每個角落都有社會大動蕩的跡像。托洛茨基在《俄國革命史》中解釋道,革命的實質是群眾對政治的直接干預。法國當時的情勢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

在每條街道,每座房屋、地鐵站和辦公室的牆壁上都貼滿了宣傳畫和革命海報。但更有趣的是,大量的人圍著這些海報,爭先恐後地閱讀,讀著每一行字,恨不得在把那些訊息一口喝下去。在大街上、公車站、市場和酒吧裡,都會有精彩的討論。這就是革命的意義!幾年後,我在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革命後的里斯本和波爾圖街頭上,看到了完全相同的現象。

各種各樣的人都被卷入了這場革命運動。在我們住的地方附近,科學家們佔領了一座天文台。我們漫步經過一個勞務交易所,它已經關閉了。建築物門面上貼滿了法國民主工聯(Confédération française démocratique du travail,CFDT)工會的海報。如此的場景,在那個年代絕對是典型的。法國的工會會員人數一直很低,尤其是與當時的英國相比。在1968年5月之前,法國有組織的工人不到400萬。但現在有一千萬人佔領了法國各地的工廠和工作場所。

法國的工會和大多數歐洲國家一樣,是由政黨組織起來的。英國是個例外:那裏的工黨是由工會成立的。法國最大的工會是法國總工會(Confederation generale du travail,CGT),它與法國共產黨有直接關聯,約有150萬名會員,在重工業和傳統制造業,即工人階級的重營內擁有強大的群眾基礎。

接下來是民主工聯,它大約有75萬名成員。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像。民主工聯起初是作為一個天主教工會成立的,但它向左移動,並開始采取社會主義立場。1968年,它比總工會更加左傾,主張一種工人控制(他們所謂的「自動控制」(Autogestion))。民主工聯的主要基礎是我們可以稱之為法國工人階級內的「輕旅」,即技術人員和受薪人員、白領工人以及輕工和電子行業的工人。1968年以後,它的發展非常迅速,吸引了激進的工人和年輕的層級,他們對總工會的官僚主義行徑感到反感。

最後,還有約60萬人的「工人力量」(Force Ouvriere)組織,它是在中情局的積極支持下成立的,目的是打擊「共產黨的」總工會,並傾向於法國社會黨。順帶一提,當時法國社會黨已經衰落到了很多人認為已經完蛋的地步。宗派們特別把持著這個立場。但即使社會黨在選舉中只有4%左右的支持率,格蘭特始終堅持認為社會黨會得以重振,最後也如是的恢復群眾支持率,超過了法國共產黨。

群眾組織

1968年5月風暴的經驗完全平反了格蘭特一直捍衛的觀點:當工人開始行動時,他們總是首先通過現有的階級群眾組織來表達自己的觀點。法國的情況當然也是如此。數百萬沒有組織起來的工人正在被組織起來。但他們沒有成立新的工會,也沒有尋找新的政黨,更沒有開展無政府主義運動。他們立即向現有的群眾組織尋求解救之道。

在當時的法國,工會組織正在迅速發展。巨大的雪鐵龍(Citroen)工廠,其勞工絕大多數由來自西班牙、葡萄牙、北非和南斯拉夫的移民組成,專門生產像雪鐵龍DS這樣的豪華汽車。它實行的是恐怖制度,工會被禁止,工人經常受到保安、抽查身份證等的騷擾。但運動一開始,隨著工人佔領工廠,幾乎一夜之間就工人們就組織起來了。

但經歷爆發式增長的不僅僅是工會。我記得我讀過一份法共發行的日報《人道報》(L’Humanité),其中有一篇小文章報導,僅在巴黎地區,法共就成立了80多個新的支部。由於新黨員大量湧入,以至於黨證都不夠發了!

我到巴黎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聯繫格蘭特,他那是已經到達法國並和他姐姐住在一起了。在此幾年前,我們由於反對曼德爾、弗朗克(Pierre Frank)、韓生(Joseph Hansen)和其他所謂的「第四國際」領導人們的投降主義路線,已經被開除出第四國際的所謂聯合秘書處(United Secretariat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USFI)。但是,我們還是抱有一些希望,希望能在法國托派的隊伍中找到回音,甚至還制作了一份傳單,聲援他們的青年組織革命共產主義青年團(Revolutionary Communist Youth,JCR)。

然而,格蘭特尋找這個組織的領導人的嘗試未果。我們有他們辦公室的地址,於是我們一起去看是否能找到人討論。但辦公室已經關門了,沒有任何人的蹤跡。他們似乎已經轉入地下了。泰德以他一貫的幽默感,開了個玩笑:「巴黎唯一知道弗朗克在哪裡的人,大概就是警察吧。」第二天,我們讀到他被逮捕的消息。

我們很快就發現,要與工人建立直接聯繫幾乎是不可能的。被佔領的工廠被牢牢地鎖住並上了門閂, 理論上是為了防止警察和特工的挑釁。這部分是正確的,但這也是工會領導人的一個有用的手段,使工人遠離「左翼煽動者」的「有害」影響。人們有時可以接近工廠,透過欄杆與糾察線上的工人們交談,但這是極其困難的。

學生們

在沒有任何其他線索的情況下,我決定前往索邦大學,試圖與學生們取得聯繫。大學被學生們佔領了。至於被古建築包圍的中央大庭院,我看到了一個不和諧的場景。獻給紅衣主教黎塞留(Richelieu)的柱子上掛滿了紅旗,毛澤東、托洛茨基、卡斯楚和切·格瓦拉的畫像俯瞰著廣場。然而,當時那裡幾乎沒有人。也許他們正在進行示威抗議(這種活動不斷在進行)。

在院子的四面有很多攤位,可以看到所有左派團體的報紙。當時他們都是月刊,罷工開始後還沒來得及出版新版。他們都在頭版專門介紹越南、玻利維亞、古巴、切·格瓦拉、毛澤東——事實上,除了關於法國工人階級的報導之外,應有盡有!唯一的例外是半無政府工團主義的《人民之聲報》(現在的《工人鬥爭》,Lutte Ouvriere)。

這些事實顯示,1968年5月革命對其他一切政治趨勢來說確實是一起出乎意料的發展。其他的團體沒有料想到這種情況,是因為他們實際上已經把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冠上了「腐敗的」、「資產階級化的」和「美國化的」罪名。換句話說,他們已經放棄了托洛茨基的理念,而選擇了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的思想。

他們之中不少人在巴黎的咖啡館內無休止的關於「武裝鬥爭」的討論中找到了一個舒適的避難所,在那裡,他們以德布雷(Regis Debray)的低俗「理論」為基礎。這個可悲男人不負責任的行為造就了格瓦拉的被捕和死亡。他寫了一本題為《革命中的革命》(Revolution in the Revolution)的書,宣稱小規模的游擊隊可以在拉丁美洲引發一場農民戰爭。

這個所謂的「創新」思想,其實只是巴枯寧「行動宣傳」(Propaganda of the Deed)的翻版。它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實踐中是災難性的。它的唯一結果是使拉丁美洲數以萬計的年輕革命者毫無意義地喪命,並在阿根廷和烏拉圭等國促成了軍事獨裁政權。

游擊戰在一個農民人數眾多的不發達國家有一定的意義,不過即使在那裡,游擊戰也只能起到輔助城鎮工人革命運動的作用。但在法國這樣一個工人階級占社會絕大多數的工業化國家,這純粹是一種瘋狂。然而,這卻使小資產階級革命者免去了尋求與法國工人的現實世界和問題接觸的任何必要。如果他們有和工人們接觸,就會從後者得到足夠的信息,讓他們得以預知即將發生的社會爆炸。

值得注意的是,在學生組織中也發生了與我們已經提到的有關工人工會的類似過程。新聞界大肆渲染像科恩本迪特(Daniel Cohn-Bendit)這樣的無政府主義者的作用,但實際上這些人只是少數。主要的學生組織「法國學生全國聯盟」(Union des Etudiants Français,UNEF,中文簡稱法全學聯),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的巔峰時期,在24萬學生總人數中有10萬名成員。但此後,該組織的成員人數有所減少,後來在50多萬名學生中僅有5萬人。

科恩本迪特把法全學聯描述成一支死氣沉沉的隊伍,聲稱它「在全國範圍內奄奄一息,在楠泰爾大學完全是一場鬧劇」)。事實上,法全學聯在佔領楠泰爾大學的重要行動中沒有發揮任何作用。然而,運動一經開始,全學聯就開始壯大,這與無政府主義者和宗派分子的所有預測相反。甚至在1968年5月之前,它就開始了反對戴高樂政府的反動教育政策的運動,從而吸引了大量的學生參與。

遺憾的是,我們在法國沒有一個團體能夠有效地參與這些事件。1968年和最近的1995年12月罷工運動的主要教訓是,一旦工人上街,我們就太遲了。一個革命組織是不可能臨時建立起來的。它必須事先建立起來。我們確實制作了一份傳單,其中主要的口號集中在民主選舉的行動委員會的理念上,這些委員會如果在地方、地區和國家的基礎上聯繫起來,將能構成替代性工人政府的基礎。

無政府主義的無用性

人們在革命期間自然地渴望民主和參與。甚至法西斯分子也被允許以「言論自由」的名義在群眾大會上發言!如果今天是他們當權,我不知為何認為這種恩惠不會得到回報。我參與了其中一個由與罷工工人接觸的學生組成的行動委員會。他們主要是無政府主義者或半無政府主義者,毫無疑問,他們非常真誠,但對運動沒有明確的想法、計劃或觀點。

在這個階段,運動已經過了高峰期,當局開始組織反攻,派出防暴警察(CRS)攻擊糾察線。學生們正在為起草一份關於這個問題的傳單而爭論不休。對於工人如何對付警察的侵略行為,沒有明確的建議。傳單草稿中充滿了俚語和惡語,譴責「flics」(條子),但沒有具體內容。即使這樣,經過激烈的討論,他們也沒能達成統一口徑。

在這些程序繼續進行的時候,我和蘇格蘭同志靜靜地坐在角落裡,聽著他們的爭論。過了一會兒,其中一個與會者問我們:「英國來的同志們怎麼看?」我回答說,我們不是任何組織選出來的代表,但他們對這樣的細節並不在意。「無所謂!任何人都可以在這裡發言!」 於是我走近講桌,提出了我的觀點,那就是我們應該提高工人防衛的組織性,從武裝糾察隊開始,這個口號符合某些地區糾察隊受到暴力攻擊的形勢需要。

語畢,他們都點頭同意。「你們同意這個想法嗎?」 我問道。

「是的,我們同意!」

「那你們是不是要把它寫進傳單裡?」

「不,我們不能!」

「為什麼不能?」

「我們不能告訴工人該怎麼做!」

我試著向他們解釋:這不是告訴誰該怎麼做的問題,只是表達一種意見,提出一種建議,工人們可以接受或拒絕。學生們做了很好的團結工作,支持罷工者,籌集資金等等。工人們尊重學生們的這種活動,怎麼會剝奪他們提出意見的權利?

「不!我們不能對工人說三道四!」 他們像老式唱片一般地重複。

主導這些委員會的學生,正如我所說,並不是壞人,非常活躍,無疑是真誠的,但無可奈何地感染了無政府主義的偏見。他們非常禮貌地拒絕了我們的提議。我們能做什麼呢?事實上,即使一個方案是百分之百正確的,但如果你沒有一個真正能夠參與工人運動的組織,你也沒有什麼辦法。而這個組織是不能在事發時臨時拼湊起來的。必須事先耐心地建立起來。

悲劇的是,工人活動家們急切地在尋找學生們所不能提供的東西:一個革命的領導。這個事實在我的眼前得到了證明。在這場討論的中間,有一群年輕的工人進入房間(我想他們是電工)。他們來自當地一個被佔領的工廠,顯然非常沮喪,甚至有點絕望。

我聽了這群工人和其中一個帶頭的無政府主義者(哦,對了,無政府主義者也有領袖!)的對話。前者說:

「你看,我們這些年輕工人和你們學生們想法一致, 但其他大多數人都是老工人。當我們講到革命時,他們不明白我們的意思。我們不能使他們明白我們的意思。我們需要的是領導!」

我對那次討論記得很清楚,這些話都是出自工人們自己的口中。我還記得學生臉上絕對驚恐的表情。「不,我們不需要任何領導!」學生領袖喊道。工人們仍然堅定地認為領導正是他們想要的。討論(這其實是聾子的對話,因為雙方都不會動心)開始變得有些激烈。這時,我插話了:

「對不起,但我認為同志們所說的是,我們需要的是一個革命的黨和領導層,能夠推進具體的口號,並贏得大多數人對社會主義革命綱領的支持!」

工人們都喊道,是的,這正是他們所需要的。可憐的學生只是聳聳肩,放棄了,無疑對工人們不能理解無政府主義哲學的精髓感到痛苦失望。

這樣的討論一定會在法國各地重演。工人們,尤其是工廠青年中最激進的那層人,開始領悟到運動開始衰落的事實。他們曾將權力握在手中,他們看到權力逐漸從他們的指縫中溜走。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看穿工會和「共產黨」領導人的奸詐詭計。如果當時在工廠、工會支部、共產黨和共青團員中存在著一股強大的馬克思主義趨勢,它本可以獲得巨大的回響。但它並不存在。

當時在學生中占主導地位的是一種模糊的無政府主義。托洛茨基曾經說過,無政府主義就像一把滿是窟窿的傘——恰恰在下雨的時候毫無用處。國際上無政府主義的全部歷史都證實了這一觀點。1968年5月也不例外。

作為一種理論,無政府主義是完全空洞的。它斷言工人階級不需要革命組織,不需要黨,不需要領導,這種論調是極端幼稚的。如果我的鞋子弄疼了我的腳,我就斷定我必須赤腳嗎?不,我出去再買一雙合適的鞋。如果我住在一個糟糕的房子裡,我是否會得出結論說,唯一的選擇就是沒有房子?不,我試圖找到更好的住所。如果我對我的牙醫不滿意,我是否會得出結論說,最好是忍受牙痛?答案不言則明。

完全相同的邏輯也適用於工人階級的組織問題。馬克思早就解釋過,沒有組織的工人階級只是剝削的原料。無產階級本能地明白,需要工會來保護它免受老闆的攻擊。後來,他們才明白需要政黨和爭取政治權力的鬥爭。

誠然,無產階級的組織(包括工會和政黨)會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壓力下變質,變成工人階級通向勝利道路上的障礙。但是,工人們得出的結論並不是說必須放棄建立組織的想法,只是說他們需要一個適合達成他們目的組織、工會、政黨。

斯大林主義者的背叛

1968年5月期間,法國各大工會和政黨的領導層的確發揮了消極作用。但當時與我交談的青年工人得出的結論是正確的:即必須把腐敗的、懦弱的領導人踢出去,以誠實的、願意戰鬥的工人戰士代之。

法國共產黨和總工會的斯大林主義領導人扮演了最卑劣的角色。從一開始,他們就千方百計地勸退工人,把運動控制在「安全」的範圍內。我記得當時有一些法共成員在街上散發傳單。標題是:「政府停止作秀!」一個人拿起傳單,看了看標題,諷刺地評論道: “Les manoeuvres, c’est nous!” (「作秀?是我們在作秀!」)

法共領導人認為,國家太過強大,革命會引發暴力和內戰。這是黨的總書記瓦爾德克羅歇(Waldeck-Rochet)的話:

「實際上,在5月要做的是以下幾個選擇:

要麼,我們使罷工能夠滿足工人的基本要求,但 同時在政治層面上,推動通過憲法手段進行必要的民主改革。這是我們黨的立場。

要麼,我們簡單地挑起力量的角力,換句話說,走向起義:這將包括訴諸武裝鬥爭,旨在用武力推翻政權。這就是某些極左集團的冒險主義立場。」(《人道報》,1968年7月10日,我的重點)。

共產黨和工會領導人無意奪取政權。這個想法甚至從未進入他們的想像。5月21日,總工會領導人塞吉(George Séguy)在記者會上表示:「工人自我管理是一個空洞的公式;工人們想要的是立即滿足他們的要求。」他還說,總工會內「高度負責任的抗爭者」並沒有將自己的願望與現實混淆的習慣。「不,千萬的罷工者並不追求權力,他們想要的只是更好的生活和工作條件。」

工會領導人的問題在於,工人們已經形成了自己的權力意識。我在巴黎的時候,工會領導人與雇主協會和政府達成了一項協議,涉及到巨大的經濟讓步。即便如此,工會領導人也很難向工人推銷這個協議。雷諾和其他大公司的工人拒絕復工。

我記得我站在巴黎的一家酒吧裡,和許多其他人一起,觀看雷諾巨型工廠內的電視轉播的群眾大會,那裡聚集了大量的工人,其中一些人坐在起重機和龍門架上,聽總工會的總書記塞吉宣讀老闆們提出的清單:大幅增加工資、養老金、削減工時等等。但在他的演講中,他被工人們的噓聲淹沒了。「(我們要)人民的政府!人民的政府!」

這件事讓我記憶猶新,因為它概括了整個局勢。那些聚集的工人是工廠的主人。和他們在法國其他地方的兄弟姐妹們一起,他們才是法國真正的主人。他們理解了自己的力量——工人階級的力量,他們不想被提出的工資增長收買,無論增長幅度有多大。在我的記憶中,塞吉甚至沒能把他的講話講完。

宗派團體的政治破產

斯大林主義官僚巧妙地利用了群眾的恐懼。像各地的勞工官僚一樣,他們知道許多工人害怕暴力和流血的前景。極左派對這個道理一竅不通,他們馬上就掉進了資產階級和官僚們為他們設置的陷阱裡。這就是他們永遠不會贏得群眾支持的原因之一。那種作為宗派分子指標的術語激進主義,不過是他們對工人階級完全沒有信心,迷信所謂的「強勢政府」論(Strong State),最重要的是他們本身無法融入到工人階級內,甚至無法與工人找到共同的語言。

我們可以毫不畏懼地說,以格蘭特為首的趨勢是抵制第四國際所謂領導人的小資產階級墮落的唯一派系,後者放棄了托洛茨基的無產階級革命政策,而選擇了小資產階級學生政治。曼德爾派不斷喋喋不休地談論1968年以前法國的所謂「強勢政府」。這些小資產階級認為,如果沒有知識分子的女士和先生們,工人們什麼也做不了,他們會從外面優雅地給他們帶來「社會主義意識」。

我當時站在一場工人會議外面,有一個曼德爾派革命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成員在散發傳單。這份傳單我保存了很多年,但不幸的是,由於我後來頻繁搬家,把它和其他所有從法國帶回來的資料一起丟失了。但我記得很清楚。它的制作不是很好——有一頁兩面都是小字,幾乎無法閱讀。它非常抽像,用大學校園的語言寫成,任何工人都看不懂。

我已經記不清楚內容了,只記得它非常抽像,在「理論」(或者說在極左派中被稱為理論的東西)上裝得很愚蠢。但它的要點是這樣的:他們鄭重地向法國工人解釋說,如果任由工人們自己永遠只能達到「工會意識」。更糟糕的是,他們還試圖引用列寧的話來捍衛這個畸形的立場。而他們可以選擇的所有列寧的著作(有很多可以選擇!),他們不得不選擇《怎麼辦》中的一段話,這是一個錯誤,更是列寧從考茨基那裡承襲來的錯誤。

列寧的這個錯誤總是被全世界的宗派所引用(可能因為這是他們唯一讀過的列寧的一點)。由於無知,他們不知道列寧本人坦率地承認這是一個錯誤。他改正了,再也沒有重複過。但這沒關系,因為全世界的宗派人士都不介意為他重蹈覆徹。

有一千萬工人佔領工廠的工人,居然「只有工會意識」!這些宗派什麼也沒有預見到,什麼也不懂,因此仍然完全與階級隔絕。他們在玩弄革命,修築路障,與警察作戰,這些在一定條件下都是非常必要的活動,但除非你贏得群眾,否則完全沒有用處。

領導的缺乏

1968年5月的悲劇在於缺乏領導。如果有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趨勢,哪怕是幾百名幹部,根植於群眾組織內(在這裡是指法共、總工會和民主工聯),整個情況就會有所不同。即使是《大英百科全書》文章的資產階級作者也明白,斯大林派領導人害怕運動的控制權被左翼(他的說法是 「極端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敵人」)奪走。但是,法國的「托洛茨基主義」團體卻什麼也沒搞清楚。

五月的事件不僅僅是一次總罷工。這是一場革命,是被斯大林主義和改良主義領袖出賣的革命。無產階級的每個階層都參與了鬥爭。這場運動的巨大範圍,它的廣泛性和積極性,是法國工人階級最好的革命傳統。而這是在沒有任何來自法共和法國社會黨高層的領導的情況下實現的。

在這種情況下,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趨勢會如何行動呢?會提出起義和發動內戰的口號嗎?這正是各個宗派所做的。事實上,他們企圖把它付諸實踐(卻沒有群眾基礎!)。這就是小資產階級極左主義和冒險主義的精髓,它總是被右翼所利用。

斯大林主義領導人排斥最激進的份子,特別是青年。我記得有一張傳單,上面有一幅漫畫,一個人拿下法共領導人瓦爾德克羅歇的畫像,有人對他說:「Va l’decrocher!」 (這是一語雙關,意思是:「去把他打下來!」)。但這些領導人在群眾中仍有巨大的權威,控制著群眾組織。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成千上萬的工人在這個時候加入了共產黨,他們會對領導層抱有許多幻想,而這些幻想只能根據經驗來消除。

曼德爾派不顧我們的勸告,從法國共青團中分裂出來,成立了自己獨立的青年組織——革命共青團。他們在街頭表現出了勇氣,但在群眾組織之外,他們仍然與工人階級完全隔絕。此外,他們的整個方針、語言、方法和戰術使他們與有組織的工人區別開來,使他們很容易成為官僚的目標,官僚們把他們(不是沒有理由的)描繪成不負責任的小資產階級冒險家。

當時所需要的是一種趨勢組織,遵循著列寧的政策、綱領和方法,並在法國共產黨和工會內部以耐心和同志式的方式論證自己的觀點。法國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在共產黨、共青團和工會中進行系統性的工作,在前一時期的整個過程中建立起支持點。在「五月風暴」期間,主要的口號應該是成立民選的委員會來協調和指導鬥爭,並把這些委員會在地方、地區以及最終在全國範圍內聯繫起來。同時,還必須要求共產黨奪取政權,征用資本家的資產,改造社會。這是贏得總工會和支持法共的工人階級階層的唯一途徑。

後記

我所描述的事件已經過去了40年。世界已經改變。蘇聯已經垮台。老斯大林主義領導人已經死亡或從歷史舞台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那些人不再向莫斯科看齊,而是向資產階級和改良派看齊的人們。

而當時占據舞台中央的那些無政府主義者和極端革命的小資產階級,也早已把他們年輕時的革命夢想忘得一干二淨。他們穿上了灰色的西裝,賺了很多錢,過上了舒適的退休生活,發了胖。有些人回憶起年輕時理想主義的美好時光,會嘆息一聲。然後,他們審視自己的銀行帳戶餘額,警告自己的兒女:「烏托邦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夢。」

最糟糕的是那些還在假裝是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活屍,他們還嗜好討論如何改變社會,但現在已經變成了「現實主義者」。奈格里(Tony Negri)和迪特希(Heinz Dieterich)這樣的人,現在把所有的時間都用在了試圖「對青年進行再教育」上,他們解釋說,馬克思主義的舊思想已經不再有效,需要全新的、獨創性的思想來取代它們。只是當我們來審視這些「新思想」時,才發現它們不過是從垃圾箱裡撈出來的、被抹上灰塵的空想社會主義者舊思想,並被他們說成是全新的、現代的東西。有何不可呢?難道我們不能像回收舊瓶子和報紙一樣回收舊思想嗎?

莎士比亞在他的劇作《凱撒大帝》中說:「人的事務潮起潮落」。階級鬥爭中也有起落。它像海洋的節奏一樣起起伏伏。當潮水退去,我們在海灘上行走時,會發現各種死亡和垂死的動物,它們在腐爛時產生一種難聞的氣味。但當潮水再次前進時,正如它所必須的那樣,這些無用的腐爛垃圾都會被衝走,生命會隨著新的、新鮮的浪花的氧氣而回歸。

筆者現在已經比1968年5月那個去觀摩革命,不是作為一個遊客,而是作為階級鬥爭的積極參與者的青年學生要年長許多。我從來沒有停止過參與、工作、戰鬥,為了同一個光榮的事業。我不把1968年5月看作是過去,而是未來。當我想起它的時候,它使我不是充滿了懷念,而是充滿了巨大的希望和樂觀。

新一代人必須研究1968年法國的輝煌事件,了解工人階級的巨大力量、創造力。格蘭特曾經說過:一旦工人階級被組織起來,被動員起來改變社會,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可以與之抗衡。這話不假!而當工人階級擁有一個配得上它的領導時,將證明這是真的。1968年5月將在一個更高的層次上再次回歸。讓我們確保下一次它擁有成功所需要的政治主觀因素!

倫敦,2008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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