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政客的官场现形记

今年七月，资产阶级的政客们共同上演了一出无耻的官场现形记，这场闹剧再次证明资本主义代议制下的政客，无法如他们所宣传的那样，反映人民的意志，并且为社会中占绝大多数的受薪阶级「谋福利」，事实正好相反，政客们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国家」这个资产阶级的特权机关则是方便他们达成目的的工具，一张丑陋的遮羞布。

七月初，民进党籍的前桃园市长郑文灿被指控于2017年收受五百万的贿款后，在一场土地开发案中发挥自身的政治影响力。这个案件经几次审理，台湾高等法院认为郑文灿犯行重大，于7月12日裁定郑文灿羁押禁见两个月。

接着，毫不意外地，国民党的腐败政客们当然不会在贪污的风暴中缺席。7月17日，新竹县长杨文科遭指控涉嫌图利护航偷工减料的无良建商「丰邑机构」，被依贪污罪嫌起诉。国民党另一位政客颜宽恒去年的贪污案，历经一年的审理，台中地院在7月26日重判7年10个月，108万余元犯罪所得被没收。

贪污当然不是蓝绿两党的专利，自诩为「新政治」的新兴统治阶级势力台湾民众党也无法置身事外。先前助理费官司缠身的高虹安，一审判决于7月26日出炉，台北法院依利用职务诈取财物罪，判处高虹安有期徒刑 7 年 4 个月，褫夺公权 4 年，并没收其犯罪所得 11 万 6514 元。民众党过去不遗余力地宣称自己是新政治，是能够改变台湾的第三势力，然而，就如同我们过去的文章所指出的，民众党终究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的纲领和政治路线不可能为劳苦的受薪阶级带来任何出路。高虹安的贪污案不仅表明了「新政治」是场笑话，柯文哲及其党徒过去不断建立的「超越蓝绿」之政治形象也将被目光雪亮的群众所看破，而无法继续用他们那破败的政治纲领来欺骗民众。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政治人物的贪污事件？国家在这些贪污事件当中扮演什么角色？主流舆论习惯将贪污问题归咎为个人道德问题，这样的看法正确吗？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指出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并且有义务提供一个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基础的阶级视角，来破除主流观点的迷思，指出资本主义的制度性缺陷正是造成贪污问题的主因。

国家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工具

为了对贪污问题有更清晰的认识，首先我们必须简短、浅白地勾勒出马克思主义如何看待「国家」（指任何形式的国家政权）的本质。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早已指出「国家」作为一个统治阶级机构的压迫性：

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国家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１］

「国家」这个高踞于整个社会的特殊力量出现于阶级对立的矛盾中，统治阶级掌握了国家机构的控制权，将其变成压迫另一阶级的工具，透过建立「秩序」（例如制定法律）来使自身对另一阶级的压迫合法化，借此镇压被压迫阶级的反抗，巩固自己的统治。国家因此成为一个完全疏离于整个社会、群众的特权机关。

由于国家政权的特权性质（以及它「维持现状」的政治需求），原本应该由每一位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政治事务，被垄断在少数的官僚手中。在这个制度下，仅有少数国家官员和资本雄厚的大企业家有权力参与并行使政治、经济事务的决策权，曼德尔（Ernest Mandel）（虽然我们不同意他某些立场）的说法似属可采：

国家的诞生是双重的转变所造成的：一方面是出现了永久性的社会剩余产品；这使社会上一部分人不必为了维持生存而工作，因此创造了物质条件让这部分人专门担任积累和管理的职责；另方面是发生了一种社会和政治的转变，使社会上其余的人丧失了行使政治职责的机会（政治职责一向是人人有份的）。［２］

在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里，资产阶级自然就是占优势地位的统治阶级，因此他们掌控了国家机器，使其变成自己的工具。所以，我们不需要意外政治人物的贪污状况这么严重。那些掌握公共事务生杀大权的官僚和资本家们，可以肆无忌惮地进行利益交换的龌齰勾当，而除了形式上的政治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外，没有任何话语权的小老百姓，当然什么也做不了。

一次又一次的贪污案向我们表明，国家这个寄生于社会之上的赘瘤（马克思语）无论如何伪装自己，设法与民众拉近距离，最后终究会因其内在盘根错节的权力关系和唬弄民众的拙劣话术而暴露出特权专政的压迫性，以及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肮脏本质。看清事实的民众将撕下国家那张「为民服务」的假面具，然后狠狠地把高高在上的官员们踹下政治舞台。

国家与资本的紧密结合

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视角出发，我们能够看清国家不是一个中立的机构，而是被资本家渗透、控制并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的特权机关。贪污行为背后的结构成因，以及政客们在贪污案当中扮演的无耻角色，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审视下赤裸裸地暴露出来。

前桃园市长郑文灿收了五百万的贿款，然后在土地开发案里动手脚，恐怕没有人会意外。更不意外的是，当这起贪污案浮上台面，人们才发现这不只是某个政客贪得无厌的故事，而是一整张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绿营民代们组成购地集团，联手炒作土地，房价因他们的投机操作翻涨，年轻人买不起房，他们却在背后分赃。开发商通过贿赂政客，获得政策上的支持和便利，这并不是临时策划的阴谋，而是政治人物与资产阶级长年累积下来的默契。

政治人物与资产阶级互相亲热的现况是不分党派的，新竹县长杨文科亦涉嫌图利建商，让偷工减料的建案获得政府庇护，最终，这些建商节省下的每一分成本，都转嫁到民众身上，使民众必须承担更大的安全风险（我们可以从另一个无耻的建商「兴富发」屡次造成的工安意外看见这种官商勾结的结果）。这类事件几乎成为台湾蓝绿白资产阶级政治的固定剧码，政党之间的恶斗可以演得剑拔弩张，立法院内的攻防战可以激烈异常，但这些戏剧性的政治场面，掩盖不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当资本家的利益需要政策打掩护时，蓝绿白政客便会摇身一变成为资本家利益最忠诚的守护者。

问题的根源并不是有几个收贿的政客，而是国家与资本的紧密结合。政客手握公权力，资本家手握金钱，这种互惠互利的关系不是偶然，而是资本主义国家运作逻辑的必然。国家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其主要职能之一就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和稳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国家需要与资本结合，从而保证资本的增值和再生产。同时，政治人物为了选举或升官，也相当乐意为资本主义的秩序服务，以获得资本家的金钱和人脉支援。由此可见，贪污不是偶发事件，而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症状。

贪污是个人道德问题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

无论是郑文灿、杨文科还是高虹安，政客利用职权为资产阶级提供政策便利，换取金钱或政治利益的回报，或是动用个人职权钻漏洞诈领助理费，这样的行为是否如主流舆论所言，仅仅能以「个人贪念」来解释？若贪污仅是个体的道德缺陷，那么，为何它能够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反复发生？这并非偶然，而是制度设计的结果，就如同上文所强调的，贪污问题不仅仅是个人道德问题，而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

问题的核心不是哪个政客的道德更腐败，而在于这套体制如何驱使他们走向腐败。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要求资本持续增值，而政策的制定与变动，则成为影响资本积累的重要变数。于是，资本家积极寻求政策上的优势，以确保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政客的选举需要资金，仕途需要靠山，导致政治权力与资本互相依存。这不是少数人的堕落，而是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因素将政客与资本捆绑在一起。

即便某些政治人物试图维持清廉，在竞争激烈的政治环境中，他们往往会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当所有竞争对手都能借由资本的支持步步高升，当资本与政治的结合成为常态，当「不合群」的代价是失去资源、被边缘化甚至政治生命的终结，还有多少人能坚持到底？这套游戏规则不只是惩罚「不够贪婪」的人，更奖励那些最擅长操弄权力与资本关系的政治玩家。

资本主义社会的竞争法则，从市场扩展到政治，无论是企业争夺市场份额，还是政客竞逐权力，都离不开资本的运作。这不是单纯的道德问题，而是体制逻辑的必然结果，贪污不是「意外」，而是整个资本主义体制必然导致的矛盾。

列宁早在《国家与革命》中就精准地描述资本透过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掌握权力这一现象：

「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所以资本一掌握……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以致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无论人员、无论机构、无论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３］

列宁这段话，虽然是针对二十世纪初期的俄国政治做出的分析，但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台湾政治（以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所在。只要资本主义仍然屹立不摇，无论我们修法提高贪污治罪条例的罚则，甚至更换一批新的特权官僚，都不可能解决问题。只要资本主义制度性的结构力量依然存在，贪污、特权、官商勾结就会持续发生。

读到这里，读者一定会好奇，既然简单的改良无法改变资本主义的结构，解决贪污问题，那么能让劳苦大众找到一条出路的方案是什么？

结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方案

前文已经指出，贪污问题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症状之一，而不是造成资本主义运作失灵的问题根源。我们必须辨明，真正的问题在于资本主义这个体制本身，而不是这个体制所造成的弊病。如果认知错误，采取一些被历史证明没用的改良方案（例如提高贪污罪的刑责），就是治标不治本，无助于解决任何问题。

我们认为，真正能为所有劳苦的薪资受雇者带来解放的方法，就是建立一个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工人政党（见我们的小册子〈什么是工人政党？〉）。这个工人政党必须以工人阶级（薪资受雇者）为主体，使劳动者联合起来，透过集体行动来向有钱有势的政客和资本家展现工人阶级的力量。

当然，一个真正的工人政党不仅仅是工人保卫自身利益，与资本家周旋的防御性手段，也必须要具备一个明确清晰的阶级纲领，在一次又一次的抗争中让群众明白，唯有受压迫者团结起来，才有机会推翻既有的权力结构，彻底打败那些地方派系、大财团以及他们在政府里面的无耻走狗，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建立一个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

同时我们也要避免史达林主义的错误，避免苏联中后期那种官僚横行，贪污成性的状况出现，当年苏联官僚是工人国家的寄生增长物，是无休止的浪费、腐败和管理不善的根源，史达林式的官僚窃据了工人民主，使其变成一个畸形的工人官僚国家。一个真正的革命共产主义者必须尽一切办法捍卫真正的工人民主，不可以让任何形式的官僚主义再次出现，不可以让革命再次被背叛。

「革命的历史，首先乃是群众强行踏进自己命运之主宰圈的一种历史。」［4］，贪污政客和资本家的做法终究会让群众看清资本主义的本质，意识到命运必须由自己掌控的工人阶级，将会对这些有权有闲的压迫者发起反抗，并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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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1. Friedrich Engels，2018，《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页191。
2. Ernest Mandel，2009，《社会进化与人类出路》，向青译，新苗出版社，见：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rnest-mandel/1977book/03.htm。
3. Vladimir Lenin，2015，《国家与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页15。
4. Leon Trotsky，1930，《俄国革命史》第一卷，见：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0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