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政客的官场现形记

今年七月，资产阶级的政客们共同上演了一出无耻的官场现形记，这场闹剧再次证明资本主义代议制下的政客，无法如他们所宣传的那样，反映人民的意志，并且为社会中占绝大多数的受薪阶级「谋福利」，事实正好相反，政客们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国家」这个资产阶级的特权机关则是方便他们达成目的的工具，一张丑陋的遮羞布。

七月初，民进党籍的前桃园市长郑文灿被指控于2017年收受五百万的贿款后，在一场土地开发案中发挥自身的政治影响力。这个案件经几次审理，台湾高等法院认为郑文灿犯行重大，于7月12日裁定郑文灿羁押禁见两个月。

接着，毫不意外地，国民党的腐败政客们当然不会在贪污的风暴中缺席。7月17日，新竹县长杨文科遭指控涉嫌图利护航偷工减料的无良建商「丰邑机构」，被依贪污罪嫌起诉。国民党另一位政客颜宽恒去年的贪污案，历经一年的审理，台中地院在7月26日重判7年10个月，108万余元犯罪所得被没收。

贪污当然不是蓝绿两党的专利，自诩为「新政治」的新兴统治阶级势力台湾民众党也无法置身事外。先前助理费官司缠身的高虹安，一审判决于7月26日出炉，台北法院依利用职务诈取财物罪，判处高虹安有期徒刑 7 年 4 个月，褫夺公权 4 年，并没收其犯罪所得 11 万 6514 元。民众党过去不遗余力地宣称自己是新政治，是能够改变台湾的第三势力，然而，就如同我们过去的文章所指出的，民众党终究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的纲领和政治路线不可能为劳苦的受薪阶级带来任何出路。高虹安的贪污案不仅表明了「新政治」是场笑话，柯文哲及其党徒过去不断建立的「超越蓝绿」之政治形象也将被目光雪亮的群众所看破，而无法继续用他们那破败的政治纲领来欺骗民众。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政治人物的贪污事件？国家在这些贪污事件当中扮演什么角色？主流舆论习惯将贪污问题归咎为个人道德问题，这样的看法正确吗？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指出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并且有义务提供一个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基础的阶级视角，来破除主流观点的迷思，指出资本主义的制度性缺陷正是造成贪污问题的主因。

国家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工具

为了对贪污问题有更清晰的认识，首先我们必须简短、浅白地勾勒出马克思主义如何看待「国家」（指任何形式的国家政权）的本质。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早已指出「国家」作为一个统治阶级机构的压迫性：

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国家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１］

「国家」这个高踞于整个社会的特殊力量出现于阶级对立的矛盾中，统治阶级掌握了国家机构的控制权，将其变成压迫另一阶级的工具，透过建立「秩序」（例如制定法律）来使自身对另一阶级的压迫合法化，借此镇压被压迫阶级的反抗，巩固自己的统治。国家因此成为一个完全疏离于整个社会、群众的特权机关。

由于国家政权的特权性质（以及它「维持现状」的政治需求），原本应该由每一位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政治事务，被垄断在少数的官僚手中。在这个制度下，仅有少数国家官员和资本雄厚的大企业家有权力参与并行使政治、经济事务的决策权，曼德尔（Ernest Mandel）（虽然我们不同意他某些立场）的说法似属可采：

国家的诞生是双重的转变所造成的：一方面是出现了永久性的社会剩余产品；这使社会上一部分人不必为了维持生存而工作，因此创造了物质条件让这部分人专门担任积累和管理的职责；另方面是发生了一种社会和政治的转变，使社会上其余的人丧失了行使政治职责的机会（政治职责一向是人人有份的）。［２］

在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里，资产阶级自然就是占优势地位的统治阶级，因此他们掌控了国家机器，使其变成自己的工具。所以，我们不需要意外政治人物的贪污状况这么严重。那些掌握公共事务生杀大权的官僚和资本家们，可以肆无忌惮地进行利益交换的龌齰勾当，而除了形式上的政治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外，没有任何话语权的小老百姓，当然什么也做不了。

一次又一次的贪污案向我们表明，国家这个寄生于社会之上的赘瘤（马克思语）无论如何伪装自己，设法与民众拉近距离，最后终究会因其内在盘根错节的权力关系和唬弄民众的拙劣话术而暴露出特权专政的压迫性，以及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肮脏本质。看清事实的民众将撕下国家那张「为民服务」的假面具，然后狠狠地把高高在上的官员们踹下政治舞台。

国家与资本的紧密结合

简单说明了一些理论，现在我们可以将理论用于具体的案例分析。回顾前言提到的几起近期重大的贪污案，我们能够轻易观察到，这些案件揭示了国家与资本的紧密连结，即国家机构被资本家所渗透和控制，从而服务于资本家的利益。

首先，前桃园市长郑文灿收受五百万的贿款，并在土地开发案中发挥政治影响力。这一案件表明，地方政客与开发商之间存在利益交换。开发商通过贿赂政客，获得政策上的支持和便利，从而实现资本的增值。并且，在贪污案爆发之后，郑文灿又被指控与绿营民代组成庞大的购地集团，炒作土地，并让房价翻涨，彰显政治人物联手资产阶级图利，这种你侬我侬的亲密关系早已是家常便饭。

同样地，新竹县长杨文科涉嫌图利偷工减料的建商，这进一步表示政治人物与资本势力互相亲热的现况是不分党派的，无论他们表面上的政治斗争表现得再怎么水火不容，在立法院互殴再怎么凶狠，都无法改变一个简单的事实：资产阶级政党始终是资本家最忠诚的利益守护者。

这些案例的共同特点是，资本家和政客之间通过贪污和贿赂形成了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资本家通过向政客提供金钱和其他利益，换取政策上的支持和便利。政客则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为资本家的利益服务。

显而易见，这种现象并非偶然，而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使然。国家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其主要职能之一就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和稳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国家需要与资本结合，从而保证资本的增值和再生产。贪污案不是一切问题的根源，而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症状。

贪污是个人道德问题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

在讨论贪污问题时，主流舆论往往将其归咎于个人道德的缺陷，认为贪污是由个别政客的道德低落和不正直所引起的。然而，就如同上文所强调的，贪污现象并非仅仅是个人道德问题，而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

让我们回顾一下前文中的贪污案例。无论是前桃园市长郑文灿的土地开发案，还是新竹县长杨文科的建商图利案，这些案例都涉及政客与资本家之间的利益交换。这些政客利用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为资本家的利益提供便利，并从中获取私利。

如果我们仅仅将这些现象归咎于个别政客的道德缺陷，那就忽视了这些行为背后的制度性原因。贪污行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屡见不鲜，这并非偶然，而是制度设计的结果。

我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是追求资本增值和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体系。在这种体系中，资本家和政客之间的利益勾结成为一种必然现象。资本家需要通过影响政策来获取更多的资本增值机会，而政客则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为资本家服务，从中获取好处。

这种制度性安排使得贪污成为资本主义运行的一部分。即使有少数道德高尚的政客存在，但在整个制度框架内，他们很难不受其影响。制度的设计和运行逻辑极大程度上制约了个人行为的趋势和方向。

此外，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竞争压力也促使政客和资本家不断寻求非法手段来增强自己的竞争力。市场竞争的残酷性和利润驱动的本质，使得很多人不得不放弃道德底线，以获取更多的利益。这种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并且难以根除。

这种「金权」政治，亦即资本主义中资本实力越强大，就能攫取越多权力的状况，列宁早在《国家与革命》中有了精准的描述：

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所以资本一掌握……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以致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无论人员、无论机构、无论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３］

列宁这段话，虽然是针对二十世纪初期的俄国政治做出的分析，但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台湾政治（以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所在。只要资本主义仍然存在，无论它用了什么时髦的用词（如后工业社会）包装自己，这个制度性的结构力量依然存在，就算更换一批新的特权官僚，也不可能解决问题。

读到这里，读者一定会好奇，既然简单的改良无法改变资本主义的结构，解决贪污问题，那么能让劳苦大众找到一条出路的方案是什么？

结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方案

前文已经指出，贪污问题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症状之一，而不是造成资本主义运作失灵的问题根源。我们必须辨明，真正的问题在于资本主义这个体制本身，而不是这个体制所造成的弊病。如果认知错误，采取一些被历史证明没用的改良方案（例如提高贪污罪的刑责），就是治标不治本，无助于解决任何问题。

我们认为，真正能为所有劳苦的薪资受雇者带来解放的方法，就是建立一个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工人政党（见我们的小册子〈什么是工人政党？〉）。这个工人政党必须以工人阶级（薪资受雇者）为主体，使劳动者联合起来，透过集体行动来向有钱有势的政客和资本家展现工人阶级的力量。

当然，一个真正的工人政党不仅仅是工人保卫自身利益，与资本家周旋的防御性手段，也必须要具备一个明确清晰的阶级纲领，在一次又一次的抗争中让群众明白，唯有受压迫者团结起来，才有机会推翻既有的权力结构，彻底打败那些地方派系、大财团以及他们在政府里面的无耻走狗，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建立一个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

同时我们也要避免史达林主义的错误，避免苏联中后期那种官僚横行，贪污成性的状况出现，当年苏联官僚是工人国家的寄生增长物，是无休止的浪费、腐败和管理不善的根源，史达林式的官僚窃据了工人民主，使其变成一个畸形的工人官僚国家。一个真正的革命共产主义者必须尽一切办法捍卫真正的工人民主，不可以让任何形式的官僚主义再次出现，不可以让革命再次被背叛。

「革命的历史，首先乃是群众强行踏进自己命运之主宰圈的一种历史。」［4］，贪污政客和资本家的做法终究会让群众看清资本主义的本质，意识到命运必须由自己掌控的工人阶级，将会对这些有权有闲的压迫者发起反抗，并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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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1. Friedrich Engels，2018，《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页191。
2. Ernest Mandel，2009，《社会进化与人类出路》，向青译，新苗出版社，见：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rnest-mandel/1977book/03.htm。
3. Vladimir Lenin，2015，《国家与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页15。
4. Leon Trotsky，1930，《俄国革命史》第一卷，见：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0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