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布爾什維克網站】

我們當代的世界資本主義正走進其終末階段，各式各樣矛盾充斥著社會，加劇著對全世界勞苦大眾的壓迫。其中一種壓迫不外乎是如中國等許多國家群眾最直接感受到的獨裁專政。而就算以往維持著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國家，在階級鬥爭越來越激烈下或明或暗開始侵奪群眾的言論、結社和鬥爭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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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時，勞動群眾也不甘示弱，接二連三地反擊來自統治階級的攻勢。在感受到資本主義本身的階級矛盾之時，也同時感受到自己缺乏民主權利的痛苦。在近期世界革命浪潮的例子中，我們看到許多鬥爭都是以反對獨裁、爭取民主權力作為開端，階級問題則在此類鬥爭背後持續發力。

對於這種情況，列寧主義者該怎麼從布爾什維克的榜樣中學習，將社會主義革命的事業和為民主權利鬥爭的群眾連結起來呢？

民主權利與階級專政

首先，我們要先明確民主權利到底是什麼。

一般來說民主權利旨在讓任何人不論出身貴賤都應該在法律之前享有一些基本的權利，諸如言論自由、集會結社、選舉和被選舉權等等。而國家則有義務透過法律、法治保障所有人的這些權利不被侵犯。

這些思想在歷史上和資產階級以及資本主義的興起是息息相關的，但是歷史上的自由主義者一開始關注的是財產不被王權或其他機關侵犯。民主權利對他們來說，是讓任何有產者擁有生產資料、累積資本的權利變成不可侵犯的。也正因如此，早期的這些主張都沒有被當時的思想家視為是普世的、人人都可以享有的。

從勞苦大眾和特別是工人階級的角度來看，這些權利當然是要連貫地貫徹給社會所有人。身為真正運作社會、創造價值的階級，自然有權也有必要有這些權利。擁有這些權利，那麼即便在資本主義之下，工人階級也可以利用其民主權利組織起來，尤其是工會組織權。這也是為什麼從資產階級革命的年代開始，勞動群眾就在録而不捨地為爭取和擴大民主權利而奮鬥。

但現實是，就算在真的給予公民這些權利的國家內，我們都看到了極大的不平等：有錢的資產階級總是擁有更多的話語權、擁有報紙媒體、可以參選或直接贊助自己偏好的政客參與選舉，而社會大多數的人則只能過幾年選舉一些人進入官場或者議會，其他時間沒有任何真正可以影響公共政策的途徑，就可以在網路上被埋葬許多集會結社也會需要國家機關的嚴格審查和批准才能進行。

這一切都是因為，即使如今民主權利被標榜為生而為人都該有的「普世價值」，但在一個以階級為分界的社會內，真正的民主權利終究在於統治階級內部，被統治的階級如果不是根本沒有權利，那就是被給予僅據象徵性或參考意義的權利，無法實際真的參與社會運作。就如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解釋：

「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在它最順利的發展條件下，比較完全的民主制度就是民主共和製。但是這種民主制度始終受到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狹窄框子的限制，因此它實質上始終是少數人的即只是有產階級的、只是富人的民主制度。資本主義社會的自由始終與古希臘共和國的自由即奴隸主的自由大致相同。」

而其他國家施行獨裁制度，直接明顯剝奪了勞苦大眾的民主權利，也是因為對統治階級來說這是當下維持資本主義體制必須採取的手段。這就是馬克思主義者所說的波拿巴主義。經典的波拿巴主義是這樣一種現象，即當階級鬥爭進入白熱化但長期處於僵局，工人階級無法奪權但資產階級自己無法控制局面時，國家（即統治階級的武裝部隊）站出來施行刀劍之治，鞭策資產階級，但最重要的是鎮壓和粉碎工人階級，以維護既有的資本主義制度。

如果資本主義之下的民主制度是​​不可能被貫徹的，那布爾什維主義者們就該視群眾的民主鬥爭為無關緊要的，甚至是需要駁斥的嗎？

當然不是。在《怎麼辦》一書中，列寧批評了所謂「經濟派」也就是當時俄國社民工黨內部的機會主義者的主張，後者旨在將工人鬥爭限縮在經濟鬥爭的範圍內，而不要提升到政治鬥爭上。而當時沙俄下的政治鬥爭，就包括反對獨裁皇權制度的民主鬥爭，列寧解釋：

「說經濟鬥爭一般講來是吸引群眾參與政治鬥爭的『最普遍適用的手段’，這是否正確呢？完全不正確。各種警察壓迫和專制暴行的表現，也是同樣能『吸引』群眾的一種『普遍適用的』手段，而決不是只有那些同經濟鬥爭相聯繫的表現才是這種手段。是與’經濟’鬥爭直接聯繫的壓迫行為，一般講來就是進行政治鼓動和吸引群眾參與政治鬥爭的不那麼‘普遍適用的’手段和緣由呢？ 恰恰相反，在工人（他們自己或者同他們親近的人）受無權之苦，受專橫和強暴壓迫之苦的所有活生生的事例中，警察在工會鬥爭中進行迫害的事例無疑只佔很小一部分。」

而後，列寧進一步在「工人階級是爭取民主制的先進戰士」的小節內解釋：

「我國既沒有議會，又沒有集會自由，但我們還是善於把那些願意聽社會民主黨人[1]講話的工人召集起來開會。我們也應當善於把居民一切階級中那些即使只願意聽民主主義者講話的人召集起來開會。因為誰在實際上忘記’共產黨人支持一切革命運動’ ，忘記我們因此也就應當向全體人民說明和強調一般民主主義任務，同時一分鐘也不隱瞞自己的社會主義信念，那他就不是社會民主黨人。」

列寧說得很清楚：很多時候生活在獨裁壓迫下的工人階級恰恰是為了反對壓迫、為自己爭取民主權益的鬥爭而開始萌生政治意識，理解需要鬥爭這個制度。而共產黨人也不能在這些鬥爭和討論中缺席。

同時，也完全沒有必要隱瞞我們的社會主義主張來遷就自由主義者或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畢竟，工人民主的概念就是更連貫地貫徹民主，讓所有人不只政治、形式上的民主，也有經濟上的民主。布爾什維克在困難時期不能直接對外稱呼自己為馬克思主義者時，所使用的合法名稱就是「連貫民主派」。

如果樹立了民主鬥爭是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必須支持和參與的，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那個階級應該要領導這場鬥爭。

哪個階級該領導民主鬥爭？

上文，許多現代的民主權利概念皆源自於資產階級正在準備推翻封建主義、成為新統治階級的時代。也因此民主權利也是資產階級革命的社會任務之一。馬克思以降的理論家們也有時稱之為「資產階級民主任務」。

既然它是資產階級的社會任務，那是不是就表示民主鬥爭就要資產階級來領導嗎？從純粹形式上來說似乎是如此。然而如列寧所酷愛的德國文豪歌德所言：「理論是灰色的，但生命之樹長青。」

在歷史上，我們看到的是資產階級儘管一開始擔任革命的角色，但總是從一開始就展現其對被剝削階級群眾們的不信任與敵視。就連最典型的資產階級革命法國大革命內，我們看到革命的政治領導主要是以雅各賓派為首的小資產階級帶領著農民和市民階級發動的革命。資產階級的吉倫特派雖然一開始被動地支持者這場革命，但當他們確認就統治階級已經被打敗後，又急忙企圖防止群眾將革命的民主主張貫徹到底，打擊雅各賓派，最後成全了拿破崙重建獨裁但確保了新資本主義制度。

在1848年的德意志和義大利革命等等運動中，資產階級已經開始展現對群眾的懼怕，也因此讓其在其自己的革命中從一開始就扮演著被動的、搖擺不定的角色。馬克思在《資產階級與反革命》一文中是如此描述當時的普魯士資產階級的：

「它降到了一種等級的水平，既脫離國王又遠離人民，對國王和人民雙方都採取敵對態度，但是對於每一方的態度都猶豫不決，因為它總是在自己前面或後面看見這兩個敵人；它一開始就蓄意背叛人民，而與舊社會的戴皇冠的代表人物妥協，因為它本身已是屬於舊社會的了社會利益」

1848年的資產階級對徹底執行資產階級民主任務已經猶豫不決。到了20世紀，尤其是那些被帝國主義剝削的國家的資產階級，就連推動革命的動機都沒有了。資產階級可以透過為獨裁政府和帝國主義者服務來維持自己的階級利益，民主制也不再是必要的，反之帝國主義者和皇權、獨裁者們可以協助他們鎮壓他們所剝削的工人和貧農，也因此資產階級就愈加敵對勞苦大眾。

而人民之間，也只有城市裡的無產階級一方面手中掌握著重要經濟槓桿，另一方面也天然地比生性分散的農民群眾更有組織性，儘管後者數量上可能遠大於工人階級。這也就是為什麼對於20世紀初飽受帝國主義剝削和沙皇制度蹂躪的俄羅斯布爾什維克做出了結論：只有以無產階級為首的工農聯盟革命才有可能貫徹資產階級的民主任務。過程中無產階級一刻也不能對資產階級，尤其是其內部的自由派，把持著任何幻想。

譬如在《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中，列寧就清楚地解釋了這一點：

「我們應該確切地知道，究竟有哪些實在的社會力量反對『沙皇制度』（這是一種完全實在的而且是一切人都完全了解的力量），並且能夠對它取得’徹底勝利’。大資產階級、地主、廠主以及跟著解放派走的’社會人士’不可能是這樣的力量。不能去作堅決的鬥爭。的力量，我們是就主要的巨大的力量來說的，並且把農村小資產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也是「人民」）分別算到了這兩種力量中去。

「無產階級要在和不徹底的資產階級民主派作鬥爭時不致被束縛住手腳，就應當有充分的覺悟和足夠的力量把農民提高到自覺革命的程度，領導農民舉行進攻，從而獨立實行徹底的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

這份分析被後來的歷史證明是完全正確的。俄國工人階級在1917年的二月革命自發性地推倒了沙皇制度，而後由布爾什維克領導的十月革命所成立的蘇維埃工人政府——而非先前的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徹底完成了各項資產階級民主任務，同時也進入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措施。

一百餘年後的今天，在全世界被獨裁政府摧殘的國家內，我們看到了同樣的景象：資產階級完全臣服於獨裁國家，兩者狼狽為姦，因而資產階級反對任何為社會大多數爭取真正民主權利的鬥爭。而所謂的「自由派」不過是尋求另外一種帝國主義或獨裁勢力去運作資本主義，為自己圖利而已。在亞洲，十九世紀八、九十年代如火如荼的工人群眾鬥爭迫使如印尼、南韓和台灣的獨裁政權做出巨大讓步，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制度。而僅僅反觀過去十年內的幾場革命，譬如蘇丹和孟加拉，這些地方先前的獨裁者們也是當廣大工人階級直接投身革命後才得以被打倒的。

工人階級的的社會經濟地位，讓他們掌握真正運作社會的力量。只要組織起來，有意識地使用它，工人階級不但可以逼統治階級和任何獨裁者就範，更可以成為社會的主宰。誠如英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泰德·格蘭特所言：「沒有工人階級的許可，車輪就轉不動，電話就響不了，燈泡就亮不了！一旦這股巨大的力量被動員起來，地表上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止它。」

階級獨立還是合作？

如果任何反對獨裁和爭取徹底民主都必須要有工人階級的領導才能成功，那工人階級是否應該尋求盟友，可以合作的對象呢？

抽象來看，在反對擁有國家機器的獨裁政府和統治階級的過程中，能夠爭取越多盟友，當然是對鬥爭越有利的。

然而這僅僅是抽象。我們也必須注意到我們正在爭取什麼樣的盟友，亦或是在什麼前提下形成了這樣的聯盟。無數歷史經驗證明這個問題是決定革命成敗的問題。

在資本主義社會內，當然不只有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儘管這兩個階級是該社會體制內最主要的兩個階級。在他們之間也存在著中間性質的階級或是還沒有階級地位的人，譬如小販、學生、農民、失業者等等。

這個階層其中絕大部分也是被資本主義和統治階級壓迫的，而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綱領也可以透過將大資本國有化來將這些人從被債務、地租或其他經濟壓迫下解放出來。因此爭取這樣子的人的支持是工人階級絕對可以且必要的。工人階級和如此被其他方式壓迫和剝削的人口也常被馬克思主義者統稱為「勞苦大眾」。

只要工人階級堅持以清楚的社會主義綱領和旗幟領導其他的被壓迫階級，而不妥協、淡化，那麼這種意義的合作當然是需要的。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所謂的「階級獨立」主張。

而所謂的「階級合作」，指的則是當工人階級為了同外部階級，尤其是資產階級自由派合作而放棄自己的領導位置和社會綱領，認定資本主義在民主鬥爭後仍需存在。這種階級合作路線是所有類別的改良主義者的基本共同點，在歷史上也有無數例子證明這不僅不會真的爭取到民主的貫徹，還會導致工人階級慘敗。

工人階級必須把持階級獨立才能成功的結論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不斷強調的。列寧和布爾什維克也是自始至終在俄國社民工黨內堅持階級獨立立場的趨勢。在《怎麼辦》裡，列寧就清楚地反對以結盟為幌子將工人階級淪為自由派資產階級的附庸：

「但是這種聯盟的必要條件，就是社會黨人完全有可能向工人階級利益同資產階級利益的敵對性。現在大多數合法馬克思主義者紛紛倒向的伯恩施坦主義和「批評」派，卻要剝奪這種可能性，腐蝕社會主義的意識，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宣傳社會矛盾緩和論，硬說社會革命和無產主義庸俗化，宣傳社會矛盾緩和論，硬說社會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是荒謬的思想，把工人運動和階級鬥爭縮小為狹隘的工聯主義運動，縮小為爭取細小的、漸進的改良的『現實主義』鬥爭。」

列寧這裡說地相當清楚了：工人階級必須在政治上、組織上和綱領上堅持自己的獨立，尤其不能夠為了合作而妥協於資產階級自由派的領導。不然，工人階級必然慘遭失敗。

史上最重要的成功案例不外乎列寧和布爾什維克。他們不只是在1917年，而是自始至終都堅持著階級獨立的路線，與積極尋求階級合作的孟什維克派在此問題上有根本不同。也正因如此，在1917年當工人階級先是被資產階級自由派臨時政府、後來被孟什維克入閣的臨時政府一再背叛時，布爾什維克就成為了真正能夠領導工人群眾的革命黨，並領導了工人階級掃開一切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反對者而奪取政權，真正推翻了資本主義，為所有俄國勞苦爭取了俄羅斯的民主。

不幸的是，歷史上也有無數因為階級合作路線而讓工人革命群眾付出慘痛代價的例子。本文沒有空間贅述，但簡單舉例：1927年中國大革命被蔣介石血洗、1930年代西班牙革命被法西斯勢力殲滅、1965年印尼革命近數百萬人生靈塗炭、1979年伊朗革命被原教旨主義者劫持、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舊軍事獨裁者獲勝告終、2019年蘇丹革命淪為軍閥內戰…..所有這些例子的最核心、根本原因，就是因為工人階級的領導為了同資產階級自由派達成協議而放棄了階級獨立路線，因而政治上接受了不可能徹底鬥爭到底的、視革命群眾為更大敵人的自由派的領導。

除此之外，還有另一種以魚目混珠的方式瞞騙工人群眾去接受階級合作的說法，即引用列寧一時使用的「工農民主專政」公式性口號，主張工人階級儘管可以排除同資產階級的合作，但一旦協同農民階級奪權，此革命政權的內容仍然是某種資產階級民主制度，而非以工人階級的領來完成資產階級的任務。

對於「工農主專政」的口號，列寧本人早在1917年二月革命推倒沙皇但資本主義仍然存在時，事件發展立即凸顯了該口號的弱點，列寧也就已經清楚地拋棄了它。在1917年的《論策略書》中，列寧對「工農主專政」口號做出了以下清楚評價：

「『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在俄國革命中已經實現了［2］，因為這個『公式』所預見到的只是階級的對比關係，而不是實現這種對比關係、這種合作的具體政治機構。『工兵代表蘇維埃』——這就是已由實際生活所實現的『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

「這個公式已經過時了。實際生活已經把它從公式的世界導入現實的世界，使它有血有肉，使它具體化，從而使它變了樣。

「現在提到日程上的已是另一個任務，新的任務：使這個專政內部的無產階級分子（反護國主義的、國際主義的、『公社派的’即主張過渡到公社的分子）同小業主或小資產階級分子（齊赫澤、策列鐵裡、斯切克洛夫、社會革命黨人等等革命國派，即反對資產階級的統治政府。

「現在誰只談『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誰就是落在生活的後面，因而實際上跑到小資產階級方面去反對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這種人應當送進革命前的’布爾什維克’古董保管庫（也可以叫作『老布爾什維克』保管庫）。」（列寧的重點）。

而托洛斯基也不斷點出了這種口號的模糊所帶來的問題。譬如，在《印度革命－其所面臨的任務與危險》一文中，對於主張在印度爭取「工農民主專政」的史達林共產國際，托式指出：

「如果印度革命將在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聯合的基礎上發展；如果這個聯合不僅要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而且要反對與一切基本問題上聯繫在一起的民族資產階級；如果這個聯盟的首領將是無產階級，如果這個聯盟只有透過武裝起義掃蕩敵人才能取得勝利，只有這樣才能把無產階級提高到真正的全國領袖的地位，那麼問題就來了：勝利後的政權如果不掌握在無產階級手中，將掌握在誰的手中？

「這個問題是無解的，因為他們不可能回答這個問題。在這樣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民主專政』不僅成了空洞的虛構，而且成了對無產階級的險惡陷阱。這個口號是正確的，它承認有兩種截然相反的解釋的可能性：一種是在（中國）國民黨專政的意義上，另一種是在十月專政的其他意義上可能。」

為爭取徹底民主的革命能有階段的嗎？

「十月專政的意義」指的是十月革命透過直接在俄國推翻資本主義，並藉此徹底為全民貫徹了選舉權、言論自由、女性享有墮胎權和立即離婚權、農民土地重分等。但這些也不是透過私有制或是資產階級民主制下常見的議會政治達成的，而是透過國有化計畫經濟和蘇維埃民主制度完成的。

這種實踐結果背後不過是凸顯了列寧在革命前就已經做出的結論：在帝國主義的時代，落後、被壓迫的國家的資產階級和其政治代表自由派是沒有任何能力和意願去執行資產階級革命任務的。只有工人階級有能力也有利益去協同其他被壓迫階級去貫徹資產階級民主任務。

但是，一旦奪取政權，工人階級也不可能一邊擔任新統治階級，而一邊維持讓自己成為被剝削階級的社會制度（資本主義）。也因此，工人階級也必須採取朝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手段，尤其是徵收大資本形成民主計畫經濟，才有可能確保革命可以生存下來，不被反革命和帝國主義打倒。但最終，如此的制度如果不擴散至全世界，尤其是先進帝國主義國家的話，也最終是不可能永久存活的。

換句話說，作為唯一能夠掙得民主權利的階級，工人階級的革命是不可能停止於僅完成資產階級民主任務但不進入社會主義性質的政策的。在實踐上爭取徹底民主和社會主義也不可避免地成為一氣呵成的進程，不然就不會成功。這是托洛斯基對1905年俄國革命結果所做的總結，也就是他不斷的革命論。

這不是什麼「極左派」的形式主義主張或是脫離現實的冒險主義，而是實實在在地對革命進程科學分析後的結論。也因為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認識了它，他們才得以帶領工人群眾走向正確的道路取得勝利。

但就連「不斷革命」這四個字也不是托洛茨基憑空發明的，而是他沿用了馬克思早在1850年就對當時歐洲各地革命已經做過的分析之延伸：

「工人應當極力將那些肯定不會採取革命手段而只會採取改良手段的民主派所提出的主張加以擴展，把這些主張變成對私有制的直接攻擊。例如，假若小資產者主張贖買鐵路和工廠，工人就應該要求把這些鐵路和工廠作為反動派財產乾脆由國家沒收，不給任何假民主派假民主派。張施行比例稅，工人就應該要求施行累進稅；假若民主派自己提議施行適度的累進稅，工人就應該堅持徵收比率迅速提高的捐稅，從而使大資本走向覆滅；假若民主派要求調整國債，工人就應該要求宣布國家破產。

「如果說德國工人不經過較長時間的革命發展的整個過程，就不能掌握統治權和實現自己的階級利益，那麼這一次他們至少有一個把握，那就是這一出即將開始的革命劇的第一幕，必將在他們自己的階級在法國取得直接勝利的時候演出，因而第一幕的發展一定會大大加速。

「但是，為了要達到自己的最終勝利，首先還必須靠他們自己努力：他們應該認清自己的階級利益，盡快採取自己獨立政黨的立場，一時一刻也不能因為聽信民主派小資產者的花言巧語而動搖對無產階級政黨的獨立組織的信念。他們的戰鬥口號應該是：不斷革命。」

反而是堅持革命階段論的改良主義者、孟什維克和其後各色斯大林主義者，為了確保革命僅能停留在資產階級民主任務，反而最後導致革命失敗，連民主都爭取不到了。

該如何就民主權利議題提出過渡要求？

回到今天，細心的革命者們可能會指出：在當今的許多獨裁國家內，很多時候工人們仍然勇敢地發動罷工維權，但通常吸引著更大量群眾，其中包括大部分工人階級的，仍然是對民主權利的追求，或是反對反民主壓迫、獨裁的鬥爭。根據社會主義革命意識的革命者們仍然是少數，整體工人階級的政治意識仍然在初步發展階段。那麼在這個情況下，直接喊社會主義革命，是否會與更廣闊的工人和年輕人們脫節？

的確，我們必須要避免如此的情況發生。在如此的情況下，我們首先需要做的就是表明：真正的共產主義者是完全反對一切壓迫、剝削並最支持徹底民主的。

我們支持言論自由、集會結社權利、普選權等等的民主權利，反對統治階級和國家一切剝奪、打壓群眾這些權利的勾當，並訴求把它們徹底地執行。誠然列寧所言，我們是徹底的民主派。

也因為如此，我們同時會清楚指出：所謂的自由派並沒有在認真地追求民主。他們追求的不過是像《喜羊羊與灰太狼》的那句名言：「你是民，我是主」。他們現在可能會和獨裁者當局有某些衝突、矛盾。但當工人階級開始以自己的階級力量參與鬥爭時，我們就會看到自由派急忙地與舊的獨裁者們尋求和解。他們要的只是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真的為全社會爭取權利。

同理，我們不會訴求將既有的獨裁國家體制改良成民主制度，而是解釋群眾必須推翻這整個國家體制，才有可能贏得真正的民主，不然就不可能徹底。當今統治韓國的名為「大韓民國」的國家，自存在以來即是獨裁政府，只有在二十世紀80、90年代的群眾鬥爭壓力下才被改良成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但國家仍然保有強烈獨裁時期的特色，尤其是《國家保安法》經常被政府用來打壓工人階級運動，不管下是哪個執政下是哪個政黨。

那要用什麼來取代既有的政府呢？這就要觀察鬥爭當下具體的情勢，尤其是工人階級的組織程度如何，即當下工人階級有沒有組織自己的階級政治機構，有辦法開始取代既有資產階級國家來運作社會。在俄國，工人議會（即蘇維埃）是在1905年革命白熱化時基層的工人們自己組織起來，在沙俄政府一時失去控制的地區運作社會，也在1917年二月革命後再度出現。這種力量在西班牙革命、1968年法國革命、1979年伊朗革命、以及2002年後的委內瑞拉革命等等期間都出現過。

在這樣的情況下，工人民主的基礎已經被群眾架構起來了。革命者需要主張的就是促成如此的工人力量跳脫它們一開始不可避免的原子化、本地化的狀態，擴大到全國各地並串聯起來，成為一個真正的，工人階級的議事和行政機關，並用它徹底將社會主導權從舊社會的國家手中奪下來。這也是唯一能夠徹底推動民主的政權。

但是工人力量、勞工政權機關並不是一小群革命者可以隨時登高一呼群眾就建立起來的。在所有歷史經驗中，這種機關的出現都是在不可避免地自發性爆發的革命浪潮中群眾自己組織起來的。如果一個地方的群眾還沒有產生這樣的機關。那革命者該怎麼辦呢？

一般來說，如果工人群眾還沒有達到那種意識，那麼革命者可以採用的過渡訴求就是要求「立憲會議」或是「國民會議」，也就是號召所有勞苦大眾選舉代表聚集起來製定一部真正貫徹民主的憲法，而非獨裁者們的花瓶法治。鼓吹群眾為這種口號作鬥爭來反對壓迫和獨裁，是作為革命者們促進工人階級政治意識發展的重要一步，這就是為什麼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前長年主張召開立憲會議。

當然，有人會指出：既然我們知道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夠貫徹民主，那為什麼還需要提出要求召開一個性質模糊的「立憲會議」或「國民會議」呢？ 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不也直接放棄了立憲會議主張而直接訴求「一切權力歸於蘇維埃」麼？

這個問題就需要依靠工人階級不同組織程度，以及背後展現的意識程度決定了。在《論國民會議口號—致中國反對派》是如此對當時的中國革命者們解釋的：

「在俄國，立憲會議存在了只有三天。為什麼？因為它出現得太遲，蘇維埃政權當時已經成立了，立憲會議與蘇維埃政權相抵觸。在此種衝突中間，立憲會議代表革命的過去。

「被壓迫群眾的力量，即在於他們的數量上。他們數量上的力量，當他們醒覺起來的時候，就想經過普選權而在政治上表現出來。少數的共產主義者，固然在現在已經知道了普選權是資產階級統治形式之一，只有無產階級專政才能把資產階級統治。我們可以這樣來教育無產階級。幾百萬勞苦群眾卻只有站在他們自身的政治經驗基礎上才能走上無產階級專政的路上去。 所以對他們說來，國民會議是這個道路上的一個進步的階段。」

正是因為在一個施行獨裁制度的資本主義國家內，獨裁和資本主義是緊緊相連的，當一份徹底的民主訴求被提出時，就不可避免地需要群眾衝撞資本主義本身。適當地提出立憲會議/國民會議口號，就可以幫助群眾理解資本主義之下是無法達成徹底民主的。

正如托洛斯基在《我們目前的任務》一文中解釋了這種提法背後的邏輯：

「我們必須從工人階級當前的防禦態勢中發現其動態因素；必須引導群眾從他們自身的民主邏輯中得出結論，必須拓寬和深化鬥爭的渠道。在這條道路上，量變終將轉化為質變。」

列寧主義的精髓畢竟就是在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正確讀最高堅持下，用最有彈性、靈活的手段建立革命黨並傳播革命思想給更廣闊的群眾。

在全球資本主義病入膏肓，階級鬥爭不斷上揚的今天，既有的獨裁國家必須以來野蠻暴力來震懾工人階級，而先前施行資產階級民主制的國家也漸漸需要露出資產階級專政的獠牙，打壓群眾來捍衛既有制度。透徹學習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如何透過爭取民主的鬥爭建立革命黨，組織革命，是所有共產主義者必須完成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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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1] 筆者註：此時的國際馬克思主義運動仍以「社會民主」自居，直到一戰爆發、第二國際崩潰後，社會民主才成為改良主義者的專利。

[2] 列寧註：在一定的形式和一定的程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