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 馬克思主義理論

捍衛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

什麼是價值?兩千多年來,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人類的頭腦。古典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為此絞盡腦汁,馬克思亦然。經過反覆斟酌,他們正確地得出結論:勞動是價值的源泉。這一思想隨後成為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一塊基石——從亞當·斯密開始便是如此。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與古典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之間是有共識的。


然而,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來說,勞動價值論既是一個悖論,也是一條死衚衕。「找到走出這條死衚衕之路的人,就是卡爾·馬克思,」恩格斯這樣解釋道。1馬克思進而發展並闡述了價值理論,並以此為手段,發現了資本主義的運動規律和剩餘價值的秘密。正因如此,勞動價值論成了馬克思的一切反對者——無論是資產階級的還是改良主義的——的首要靶子。「大多數反馬克思主義作者的看家本領,就是羅列這一學說的種種荒謬之處,」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前院長A·D·林賽如是說。2

認為一切財富都由人類勞動創造,這一思想當然並不新鮮。它可以追溯到中世紀約翰·鮑爾的佈道,並且是英國內戰期間各共產主義教派的一個核心思想。「然而,富人所擁有的一切,都是從勞動者手中得來的;他們所施予的,施予的是他人的勞動,而非自己的勞動;因此,他們並不是這世上正直的行事者,」掘地派領袖傑拉德·溫斯坦利於1652年這樣說道。倫敦雅各賓派領袖約翰·塞爾沃爾宣稱「財產不過是人類勞動」,而美國開國元勳之一班傑明·富蘭克林則寫道:「貿易大體上無非是勞動與勞動的交換,因此一切物品的價值,都理應用勞動來衡量。」

應當補充的是,勞動並不是物質財富的唯一源泉。我們還把大自然的產物當作免費的饋贈而領受下來,它同樣為社會財富作出貢獻。早期英國經濟學家威廉·配第曾正確地指出: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這句話被馬克思引用於《資本論》之中。

勞動價值論在資產階級圈子裡成了一個大忌,這尤其是因為它所蘊含的革命意涵。起初,勞動價值論對正在崛起的資產階級來說是一件十分有用的武器——當他們作為一個進步階級時,曾用它來打擊在政治上勢力強大的土地所有者階級。可是一旦這場鬥爭取得勝利,資產階級便再也用不著這樣一種理論了。事實上,對如今已佔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而言,這一理論帶有顛覆性的意味,因而必須加以詆譭和摒棄。

經濟學家約翰·卡澤諾夫在1812年寫道:「『勞動是財富的唯一源泉』這一說法,似乎既危險又謬誤,因為它不幸地給了這樣一些人以口實:他們會把一切財產都說成屬於工人階級,而把他人所得的那一份說成是對工人的搶劫或欺詐。」

我們可以原諒卡澤諾夫在「勞動是財富唯一源泉」一點上的失言,這種說法是錯誤的。事實上,有些形式的財富僅由自然提供,其中根本不包含任何勞動,例如原始森林和天然河流。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對此作了說明。在財富的生產中,自然和勞動都各自發揮著作用。然而,我們不應把財富(它由使用價值構成)與價值混為一談——正如我們將看到的,二者是截然不同的。

價值理論其實相當簡單明瞭。人類只有透過勞動,才能生存並滿足自己的基本需要。當然,這也可以表現為一個剝削階級靠他人的勞動為生的形式。沒有勞動,我們都會死亡。

「每個孩子都知道,任何一個民族,如果停止勞動,不要說一年,就是停止幾個星期,也要滅亡,」馬克思這樣解釋道。大體說來,我們所需要的東西,必須按一定的數量生產出來,然後按照社會的需要加以分配。這構成了一切社會——包括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規律。

「每個孩子也都知道,要滿足不同數量的需要,就要付出不同的、在數量上確定的社會總勞動量,」馬克思接著說道。3

自然規律

為了滿足人類的需要,社會的勞動——無論社會生產採取何種具體形式,無論是原始共產主義、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都必須按照這些基本需要加以分配。當然,這種分配所採取的形式,因社會制度不同而各異。「自然規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能夠改變的,只是這些規律藉以實現自己的形式,」馬克思解釋道。4此外,「因此,勞動作為使用價值的創造者,作為有用勞動,是不以一切社會形式為轉移的人類生存條件,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從而人類生活本身得以實現的永恆的自然必然性。」5因此,物質財富即使用價值,是在一切生產方式下都會被生產出來的。

在一種「自然經濟」中,也就是在資本主義發展起來之前的經濟中,生產者是為共同體的需要而創造使用價值的;然而,一旦市場佔據了主導地位,生產者便開始為交換而創造商品。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的基礎正在於此。由於社會分工,每個人都變得依賴於其他所有人——也就是說,因為每個人都需要別人所生產的產品。

正如一個物體的重量只有在與另一個物體的關係中才能理解一樣,一件商品的交換價值也只有在它與另一件商品相交換時才能理解。商品的交換——它以等價物的交換為基礎——是建立在一切商品所共有的某種共同屬性之上的。事實上,交換要能夠發生,物品內部就必須存在某種共同的東西,使它們能夠彼此比較。這顯然不是重量、顏色、大小或任何其他物理屬性,因為這些屬性在不同商品之間差別極大。一雙鞋和一件外套是很不一樣的。商品的共同之處在於:它們都是人類勞動的產品。「自然界沒有製造出任何機器,沒有製造出機車、鐵路、電報、自動走錠精紡機等等。這些都是人類勞動的產物,」馬克思解釋道。6因此,一件商品中所包含的一定量的一般勞動,可以與另一件商品中一定量的一般勞動相比較。在交換中,多少隻手錶可以換多少雙鞋,取決於生產它們所耗費的勞動時間的量。因此,商品可以被看作是凝結的勞動時間。

商品拜物教

在馬克思看來,價值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一種社會關係,但在資本主義之下,它卻以一種「虛幻的形式」表現為物與物之間的關係。參與這種交換的,唯有擁有各自利益的人,是他們把沒有生命的物品拿來買賣,而不是相反。這種表象源於馬克思所說的「商品拜物教」。我們知道,表象是會騙人的。每天,太陽看上去都繞著地球轉,而實際情況卻是地球繞著太陽轉。因此,我們需要穿透表象的帷幕,去揭示隱藏在其中的真實。這正是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存在的理由。正如蘇聯經濟學家魯賓所解釋的:「馬克思是從物出發、經由勞動來考察人類社會的。他從可見的物出發,進而轉向那些必須藉助科學研究才能揭示出來的現象。」7

馬克思一再解釋說,如果單憑事物的表象就能獲得真理,那就不需要科學了。這正是他寫作三卷本《資本論》的全部緣由。我們必須超越事物的表象,看到真實的關係。這就是真正的科學、即馬克思主義的目標。

「庸俗經濟學家絲毫沒有想到,現實的日常交換關係和價值量不可能是直接同一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癥結正在於:對生產事先並不存在有意識的社會調節。合理的、自然必然的東西,只能作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數來為自己開闢道路。於是,庸俗經濟學家自以為作出了偉大的發現:當人們向他揭示內在聯絡時,他卻硬說事物在表面上看起來是另一個樣子。事實上,他為自己死抱住表象、並把表象當作最終的東西而洋洋自得。那麼,還要科學幹什麼呢?

「但是,這背後還另有名堂。內在聯絡一經揭示,在現存制度於實踐中崩潰之前,人們對其永恆必然性的一切理論信念便都崩潰了。因此,把這種不動腦筋的混亂永久保持下去,完全符合統治階級的利益。而那些阿諛逢迎的空談家之所以能領到酬報,除了因為他們在政治經濟學中打出『根本不許思考』這張牌之外,還能有什麼別的科學王牌可打呢!」8

在馬克思主義的意義上,價值顯得是一種相當奇特的東西。它既不是商品的自然屬性或物理屬性,也不是我們憑感官所能把握的東西。因此,價值即便用高倍顯微鏡也看不見。它也無法觸控、無法嗅到,因為它沒有任何物質形態。但交換價值確實存在,就像引力一樣,並不是什麼任意武斷的東西。正如馬克思所解釋的,價值是一種確定的社會屬性,只有當商品之間發生交換時才會顯現出來。作為一種社會關係,它表現為不同生產者的勞動之間的關係。在交換中,透過價值的交換,一定量的一般勞動易手轉移。供求規律並不決定價值,而只是使商品的市場價格圍繞其價值上下波動。

然而,價值並不是某種特殊形式的勞動的結果,而是抽象人類勞動、即一般勞動的結果。用來製造不同商品(如鞋和外套)的特殊勞動,是與抽象勞動不同的。鞋和外套分別是鞋匠和裁縫的具體產品。然而,在交換中,被交換的並不是這種特殊勞動,而是一般人類勞動。一切勞動,無論是簡單的、不熟練的、普通的勞動,還是熟練勞動,在交換中都被化約為一定量的平均勞動;熟練勞動不過是不熟練勞動的倍數而已。

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所解釋的,一件商品的價值,可以按照生產它所投入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量來衡量。價值只能在與其他商品的關係中表現出來,並顯現為交換價值。例如,多少雙鞋可以換多少件外套,取決於它們的價值(即生產它們所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

機器

在生產過程中,機器並不創造新的價值。機器只是透過折舊,把自身的價值一點一點地轉移到新商品中去。機器必須由工人來使用,否則它就是多餘的。「一台不在勞動過程中發揮作用的機器是沒有用的,」馬克思解釋道。「此外,它還會遭受自然界破壞力的侵蝕。鐵會生鏽,木會腐朽。既不用來紡又不用來織的紗,是被浪費掉的棉花。活勞動必須抓住這些東西,使它們由死復生,使它們從僅僅是可能的使用價值變為現實的、起作用的使用價值。」9

接著,馬克思回答了一種常見的反駁:一個懶惰的工人,因為花了更多時間去生產東西,似乎就生產出了更大的價值。馬克思解釋說,創造價值的並不是勞動,而是「社會必要」勞動——這是古典經濟學家未能把握的一個區別。所謂社會必要勞動,是指在平均條件下、按照現有技術水平生產商品所耗費的平均勞動。一件商品是否包含社會必要勞動,將在交換中隨著商品在市場上被賣出或遭拒而顯現出來。

如果生產某種商品所花的時間超過了平均時間,那麼這多耗費的勞動時間就是無用的勞動。在市場上,這樣的商品將找不到買主。一切以高於社會平均成本生產出來的商品,要麼賣不出去,要麼只能虧本賣給資本家。價格水平的漲落最終會圍繞著一個均衡點穩定下來,這個均衡點能夠補償生產成本和一定的平均利潤率。那些使用非生產性勞動的資本家,很快就會發現自己被逐出行業,無法按「通行價格」賣出自己的商品。

顯然,如果資本家能夠開發並引進新的生產技術,以低於生產成本的水平生產商品,那麼他們就能以更低的價格賣出更多的商品,攫取超額利潤——直到其他所有人也紛紛仿效、引進這種新技術為止。一旦如此,價格便會跌至一個新的水平,以與新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相適應。如今每件商品所需的生產時間減少了,因而所含的價值也比從前少了,從而實際上降低了它的成本和價格。當然,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總是隨著技術的變化而不斷變化。然而,在任何一個時點上,都存在著一個一般的平均標準,儘管它在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中不斷被超越。

透過這種方式,價值規律決定了需要生產的各種商品之間的比例,以及勞動力在經濟各部門之間的分配。這表明,價值規律是如何充當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調節者的。

這樣,我們就能清楚地理解物質財富與價值之間那個常被混淆的區別。價值是一個歷史範疇,只有在商品生產存在的條件下才有效;它是一種社會關係。而財富則是一種物質的東西,由使用價值構成,與社會形式無關。

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會使社會的物質財富增加。然而,只要所耗費的勞動量不變,現有價值的總量就可能同時保持不變。豐收會增加一個國家的財富,但只要所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量不變,這批收成所代表的商品價值總量就仍然不變。

資產階級的批評者們津津樂道於指出馬克思那些表面上的「矛盾」,卻不理解馬克思的分析方法。他們既無力回答他,便寧可歪曲、篡改他所說的一切。「在分析經濟形式時,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馬克思解釋道。10因此,在《資本論》第一卷中,為了分析的需要,馬克思假定商品傾向於按其價值進行交換。只有作出這樣的假定,他才能揭示勞動如何是價值的源泉、以及剩餘價值的起源。然而,在《資本論》第三卷中,馬克思考慮到了不同產業或部門中資本構成的差異。他解釋說,各資本之間的競爭會在總資本的基礎上產生一個平均利潤率,從而使商品傾向於按其生產價格、而不是按其價值來交換。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以及平均利潤率的形成,並不與價值理論相沖突,反而以它為前提。

「這種歸結所以會發生,是因為在產品的偶然的、不斷變動的交換關係中,生產它們所必需的社會勞動時間,作為起調節作用的自然規律強制地為自己開闢道路。這就像房屋倒塌到人身上時,重力規律強制地為自己開闢道路一樣。因此,價值量由勞動時間決定這一點,是一個隱藏在商品相對價值的表面運動之下的秘密。」11

資本家為跟上「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而不斷驅使自己,這也解釋了為什麼資本主義若不持續變革生產方式便無法存在。反過來,機器的引進連同資本的擴張,又意味著一種不可避免的趨勢——資本的積聚與集中。

大體說來,古典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也理解勞動在價值創造中的重要性。在亞當·斯密看來,真正的財富並不像早先重商主義理論所認為的那樣是貨幣的積累,而是建立在勞動塑造新產品的活動之上。在《國富論》(出版於1776年,與美國獨立同年)中,他論證說,財富的增加取決於勞動的物質生產率。這一觀念超越了強調實物產品的重農學派的思想,導向了對勞動價值論更為深刻的理解,並使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奠定在堅實的客觀基礎之上。

正是在《國富論》中,馬克思第一次讀到了價值的古典定義,並把它一字不差地抄進了自己的筆記本:「世界上的一切財富,原本都不是用金銀、而是用勞動購買來的;對佔有財富的人來說,它的價值恰恰等於它使這些人能夠購買或支配的勞動量。」

亞當·斯密說:「一切物品的真實價格,即想要取得它的人為取得它所真正付出的代價,是取得它所需的辛勞和麻煩;而對想要出讓它、或用它去交換別的東西的人來說,則是它能夠替自己省下、並能加到別人身上的辛勞和麻煩……勞動是最初的價格,是為一切物品支付的原始購買貨幣。」

這是何等清晰——尤其是與今天亞當·斯密的門徒們相比!儘管斯密確實把價值與價格混為一談,但他畢竟理解勞動時間作為交換價值背後根本要素的重要性。正是馬克思,尤其在《資本論》第三卷中,闡明瞭價值規律並不直接地、而是間接地顯現出來。商品按高於或低於其價值的水平出售。市場價格只有在偶然的情況下才與價值相符,而它總是圍繞價值上下波動。儘管如此,無論個別情況下的偏離程度如何,一切價格的總和都等於一切價值的總和——「因為歸根到底,社會所能支配的,只有人類勞動所創造的價值,」托洛茨基解釋道,「而價格無法突破這一界限,即便是托拉斯的壟斷價格也不例外;在勞動沒有創造出新價值的地方,就連洛克斐勒也一無所獲。」12

亞當·斯密強調了生產中生產率和分工的重要性。以此為背景,他主張不受管制的市場、主張採行自由貿易——這很快便成了工業家階級的戰鬥口號。他相信,看不見的市場力量(「看不見的手」)和對個人利益的追求,是經濟增長最理想的環境。這一進路使古典經濟學家成為其時代最先進的思想家。除亞當·斯密之外,這一學派還有另一位傑出人物,即大衛·李嘉圖。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第一次為古典經濟學家提供了一部詳盡完備的經濟學教科書,並在半個多世紀裡一直保持著這一地位。

如今,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們對亞當·斯密的一字一句都奉若圭臬,甚至用他的名字來命名經濟研究所,可一想到勞動價值論就渾身發抖。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個大忌,是一座通向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橋樑!

李嘉圖在他的《原理》開篇就闢出一節來論價值,這並非偶然。李嘉圖說:「在這一版中,我力求比過去更充分地闡明我對『價值』這一難題的看法。」接著,他在第一節一開頭就給出了定義:「一件商品的價值,或者說可以用來與它交換的任何另一件商品的數量,取決於生產它所必需的相對勞動量,而不取決於為這種勞動所支付的報酬的多寡。」13

他在下一段中進一步強調了這一點:「如果我們觀察一個已經有了較大改進、技藝和商業都很繁榮的社會狀態,就仍會發現,商品價值的變動是符合這一原理的:例如,在估量長襪的交換價值時,我們會發現,它與其他物品相比較的價值,取決於製造它並把它運到市場所必需的勞動總量。第一,是種植原棉的土地的耕作所必需的勞動;第二,是把棉花運到長襪製造國的勞動,其中包括建造運輸船隻所付出的一部分勞動,這部分勞動計入貨物的運費之中;第三,是紡紗工和織工的勞動;第四,是建造廠房和機器(長襪藉助它們製造出來)的工程師、鐵匠和木匠的一部分勞動;第五,是零售商以及許多其他人的勞動,這些人就無須再一一列舉了。」14

李嘉圖援引了亞當·斯密的一個論斷:價值有兩種,一種叫「使用上的價值」,另一種叫「交換上的價值」,也就是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隨後他引用斯密的話說:「使用價值最大的東西,往往交換價值很小、甚至沒有;反之,交換價值最大的東西,往往使用價值很小、甚至沒有。」

接著李嘉圖舉了如下的例子:「水和空氣極其有用,它們確實是生存所不可或缺的,然而在通常情況下,卻什麼也換不來。相反,黃金與空氣或水相比雖然用處不大,卻能換來大量別的物品。」他正確地得出結論:「可見,效用雖然對交換價值絕對必要,卻並不是交換價值的尺度。一件商品如果毫無用處——換句話說,如果它無論如何都不能給我們帶來滿足——那麼無論它多麼稀少,也無論取得它需要多少勞動,它都將毫無交換價值。」15

因此,古典經濟學家和馬克思一樣,都把勞動價值論視為支配政治經濟學的一條至關重要的規律。自然提供材料,但把材料塑造成使用價值和價值的,是勞動。自然免費地把材料提供給我們,其中不含任何價值。是人類勞動,透過耗費時間和精力,才創造出價值。生產——即透過施加人類勞動而使自然發生改變——當然不僅對我們的福祉、而且對我們的生存都是必不可少的。無論金融資本創造出多少虛擬資本,無論人們在貨幣市場上賺到多少財富,真正的財富都只能透過施加勞動、創造使用價值而產生。

任何東西都可以貼上價格標籤,包括那些根本沒有價值的東西。過去,天主教會甚至以贖罪券的形式給人的靈魂標了價。像土地這樣的東西,也可以被標價、並以鉅額金錢出售。稀有的藝術品被以數百萬的價格賣出,遠遠超出其原有的內在「價值」,這是由於那些有錢人狂熱的投機——他們熱衷於「投資」這些獨一無二的珍品。由於供給僅限於單獨的一件,個別的林布蘭畫作可以賣出一大筆錢。這類例子被人無休止地用來攻擊和抹黑勞動價值論。

首先,儘管我們那些資產階級批評者百般指責,馬克思卻從未否認供求對價格的影響。他也從未否認壟斷對價格的影響。無論出於何種原因,供給受限都會推高一件商品的價格。我們不久前就有蘋果公司的例子:這家公司在一場備受矚目的官司中敗訴,一位美國聯邦法官裁定,它與出版商合謀抬高電子書價格,違反了反托拉斯法。

壟斷

蘋果公司隨著2010年推出iPad和iBookstore而進入電子書市場。當時,亞馬遜控制著近90%的電子書業務,它以10美元從出版商那裡購入新的電子書,然後以9.99美元出售。出版商擔心亞馬遜的定價模式會威脅到自己的生意,這迫使他們集體行動來抬高價格,否則就要面對亞馬遜的報復。於是,蘋果與他們達成協議,允許出版商自行定價,而蘋果從中抽取30%的分成。出版商還同意設定價格上限,並接受一項條款,允許蘋果把價格調整到與其他零售商持平。

壟斷公司擠壓供給的做法會迫使價格上漲,因為需求將超過供給。這是無可否認的。然而,我們決不能把價值問題同價格問題混為一談,二者是兩回事。價值由耗費在產品中的社會必要勞動決定;而市場價格則很少與一件商品的價值相符,它總是傾向於圍繞這一價值上下波動。

事實上,如果價格不偏離價值,價值規律就無法發揮作用。假如外套和鞋是按其價值的比例進行交換的,而這時有更多的人決定寧願多買外套、少買鞋,那麼外套的價格就會漲到高於其價值,鞋的價格就會跌到低於其價值。流入外套生產的資金將增加,而流入鞋生產的資金則將減少。於是資本便會從利潤較低的部門流向利潤較高的部門,結果外套的供給增加。資源、資本和勞動的這種重新配置,若沒有市場價格隨著某些商品供求的變化而漲到高於或跌到低於價值,就不可能發生。

儘管如此,價格總是在一件商品的價值附近徘徊。這就是為什麼某些商品——比如一罐焗豆——的價格永遠會低於一輛汽車。雖然焗豆的價格會因稀缺而漲得很高,但這隨後會吸引資本受高利潤的誘惑而流入這一部門,增加焗豆未來的產量,從而壓低它的價格。這一過程發生在整個經濟之中。

這說明了市場價格的波動,但仍然沒有解釋:在這些價格背後的究竟是什麼?對馬克思來說,答案是價值。至於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他們乾脆無視這個問題,因為它會打亂他們那些膚淺的解釋。

法蘭西斯·惠恩在其題為《馬克思的〈資本論〉——一部傳記》的書中,自以為抓住了馬克思的一個重大矛盾,實際上只不過暴露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無知——這是此類作者的一個根本毛病。

「『到目前為止,』馬克思寫道,『還沒有一位化學家曾在珍珠或鑽石中發現過交換價值。』

「這是一個選得很奇怪的例子,因為它暴露了馬克思自己理論的一個侷限。如果像他所暗示的那樣,珍珠和鑽石的交換價值僅僅來自採集和加工它們所耗費的勞動時間,那麼人們有時為什麼會為一枚鑽戒或一串珍珠項鍊付出幾十萬英鎊呢?這些異乎尋常的高價,難道不也多少歸因於稀缺價值、歸因於對美的感受、甚至歸因於單純的攀比炫耀嗎?如果勞動時間是唯一的決定因素,那麼畢卡索在餐巾紙上的一幅塗鴉,或約翰·藍儂戴過的一頂帽子,就應當不值幾個英鎊——而只要兩瓶紅葡萄酒包含相同數量的勞動,一瓶出自偉大年份的紅酒,其『價值』就應當與一瓶次等年份的完全相同……

「勞動價值論也許無助於解釋:為什麼2002年,艾維斯·普里斯萊(貓王)的理髮師所收集的幾縷頭髮碎屑,會在拍賣會上賣出11.5萬美元。」16

但我們必須強烈反對這種對馬克思的歪曲!馬克思從未說過交換價值是決定價格的唯一因素。像約翰·藍儂的帽子或貓王的頭髮碎屑這樣的東西,除了拙劣的仿製品之外,是無法生產或複製的,因此這類東西是獨一無二、絕無僅有的。這種壟斷狀況直接影響到它們的價格,或者說人們願意為之支付的數額。它們的價格並不以其原有的價值為依據,而是像馬克思和古典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解釋的那樣,僅僅由供求決定。實際上,這類獨一無二的東西處在勞動價值論的範圍之外——勞動價值論所處理的,是那些可以不受限制、不受約束地複製出來的商品。我們在這裡所面對的,是壟斷價格。如果一件物品是絕無僅有的,那麼受限的供給就意味著它能夠賣出天文數字般的價格。這與它們原有的價值毫無關係,而只關乎該物品的獨一無二、以及人們願意為之付出的數額。

僅由稀缺決定

古典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把這一點解釋得非常好。他寫道:「有些商品,其價值僅由它們的稀缺性決定。任何勞動都無法增加這類物品的數量,因此供給的增加也無法降低它們的價值。某些稀有的雕像和繪畫、珍稀的書籍和錢幣、以及只能用產自特定土壤(而這種土壤數量極為有限)的葡萄釀造的、具有獨特品質的葡萄酒,都屬於此類。它們的價值完全與當初生產它們所必需的勞動量無關,而是隨著那些渴望佔有它們的人的財富和意願的變化而變化。」

接著李嘉圖解釋說:「然而,這類商品在市場上每天交換的大量商品中,只佔極小的一部分。人們所欲求的物品,絕大部分都是靠勞動取得的;而且,只要我們願意付出取得它們所必需的勞動,它們的數量便可以增加——不只在一個國家,而且在許多國家,幾乎沒有任何可以指明的限度。」

「因此,當我們談到商品、談到它們的交換價值、談到調節其相對價格的規律時,我們所指的始終只是那些可以透過人類勞動的努力而增加數量、並且其生產不受競爭限制的商品。」17

那些並非人類勞動產品、因而沒有價值的東西,在拿來出售時當然也可以有價格。透過價格,它們取得了一種「商品形式」。正如馬克思所解釋的:「有些東西本身並不是商品,例如良心、名譽等等,但也可以被它們的所有者拿來出售,從而透過其價格取得商品的形式。因此,從形式上說,一個東西可以有價格而沒有價值。在這裡,價格的表現是虛構的,就像數學中的某些量一樣。」18他接著舉了未開墾土地的價格為例:這種土地沒有價值,因為在它的生產上並沒有耗費任何人類勞動;然而,只要地段誘人,它就能賣出高價。

然而,社會不能靠名譽、藝術品或無價的珍品來生活,無論它們的價格如何。人類只能靠生產真正的財富來生活。勞動改造自然,並構成生命的生產與再生產的基礎。正如馬克思所解釋的,處於事物核心地位的,是以價值形式表現出來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壟斷價格是特定情況的產物,本身並不反映價值。儘管有那些批評者的非難,價值規律依然是資本主義經濟生活的主要調節者。

馬克思雖然承認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家的貢獻,卻仍然對他們的思想作了嚴格的批判,這尤其見於三卷本的《剩餘價值理論》。馬克思著手分析並揭露他們的矛盾與侷限,同時又闡發自己關於資本主義規律的思想。實際上,馬克思的著作構成了一部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或如他所稱的庸俗政治經濟學)從起源到成熟、直至最終崩潰的批判史。他把其中進步的東西同毫無價值的東西區分開來,然後用它來對一種新的政治經濟學觀點作出質的改造和豐富。

馬克思解釋說,古典經濟學家闡發他們的思想,是在「階級鬥爭尚未發展」的時代。在這種條件下,他們的思想對資本主義秩序並不構成威脅。然而,一旦階級鬥爭激化起來,資產階級的理論家們便驚慌失措,政治經濟學也隨之墮落為辯護學。經濟學家們迅速拋棄了勞動價值論,代之以邊際效用、邊際理論以及其他主觀主義的分析。奧地利學派是這場資產階級反馬克思主義反攻的主炮。在他們看來,工資只不過被看作國民收入的一部分,與地租、利息和利潤並列。勞動在生產中沒有任何特殊地位,剩餘價值也並不存在。他們的價值概念不以任何客觀標準為依據,而只不過表達一種主觀的選擇或慾望。

用惠特利大主教牧師的話說:「並不是因為人們潛水去採珍珠,珍珠才賣出高價;恰恰相反,是因為珍珠能賣出高價,人們才去潛水採它。」事實上,珍珠的高價源於採集它所涉及的艱難勞動,而它的高價值又促使人們去從事這項活動。這位大主教對根本問題視而不見:一顆珍珠的價值究竟是什麼,又是怎樣決定的?關於寶石(或珍珠)的這種混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作了回答。他首先引用了經濟學家S·貝利的話:「價值(即交換價值)是物的屬性,財富(即使用價值)是人的屬性。在這個意義上,價值必然包含交換,而財富則不然……財富(使用價值)是人的屬性,價值是商品的屬性。一個人或一個共同體是富有的,而一顆珍珠或一顆鑽石是有價值的……」19

馬克思接著解釋了這類東西之所以有價值的原因。「金剛石在地殼中是很稀少的,因此發現它平均要花費大量勞動時間。可見,在很小的體積中就代表著很多勞動。」他繼續說:「如果礦藏更豐富,同樣數量的勞動就會體現在更多的金剛石上,它們的價值也就會下降。如果人們能夠不花多少勞動就把碳變成金剛石,那麼金剛石的價值甚至可能跌到磚頭以下」!20

因此,馬克思把價值看作一種客觀的東西。而在邊際效用論者那裡,整件事卻以唯心主義的方式被頭足倒置,價值變成了一種主觀的東西。至此,資產階級經濟學不再是一門科學。它如今的全部目的,就是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在他們看來,這是唯一可行的制度。這些主觀主義的思想後來被劍橋經濟學家阿爾弗雷德·馬歇爾加以精緻化,他構造出需求曲線和供給曲線,用來演示一種粗陋的價格理論。

個人偏好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為了有意識地駁倒馬克思,整個經濟理論如今被化約為個人偏好和選擇的觀念,除了最瑣碎的事情之外,不再具有任何科學價值。「代替不偏不倚的探究者的,是僱傭的拳擊手;代替真正的科學研究的,是辯護士的壞良心和惡意,」馬克思解釋道。21資本主義經濟不被他們當作一個全球性的社會體系來看待,而只被看作由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千百萬個原子化的個別關係所構成。

這就是所謂邊際效用論的基礎,它最初由史丹利·傑文斯(1871年)、卡爾·門格爾(1871年)和萊昂·瓦爾拉斯(1874年)所倡導。史丹利·傑文斯說:「反覆的思考和探究,使我得出了一個多少有些新奇的看法:價值完全取決於效用。」如果某人非常想要某樣東西,那麼它對此人就有相當大的效用;他愈是想要它,就愈願意為它付錢。生產一件商品所耗費的勞動時間的多少,對這些辯護士來說無關緊要。傑文斯斷言:「一經耗費的勞動,對任何物品的未來價值都沒有影響。」這種從個人消費、而非社會生產的前提出發的主觀理論,為以歐根·馮·龐巴維克為首的奧地利經濟學派所極力推崇。它後來又被路德維希·馮·米塞斯等許多人加以宣揚,如今更以形形色色的版本,作為「經濟學」在我們的學校和大學裡被大量灌輸。

馬克思有意不去理會這個庸俗的主觀主義學派,恩格斯則以玩笑的口吻把他們打發掉。恩格斯寫道:「眼下這裡時興的,是史丹利·傑文斯的理論,照他的說法,價值一方面由效用決定,另一方面由供給的限度(即生產費用)決定——這只不過是用一種混亂而拐彎抹角的方式來說:價值由供求決定。到處都是庸俗經濟學!」22

勞動價值論進而對資本主義的整個精神氣質構成了挑戰。價值和剩餘價值全都來自工人階級的勞動。馬克思得出結論:利潤不過是工人階級未得報酬的勞動。整個理論已成為一個反對資本主義、擁護社會主義的有力而危險的論據。這正是它之所以不能被容忍的原因。龐巴維克本人也幾乎承認了這一點:「誠然,我覺得由於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播,勞動價值論在若干年裡頗為普遍地被人接受了,但在最近這個時期,它在各國的理論界中已明顯地失了勢,這尤其是由於人們如今愈來愈重視『邊際效用』理論的緣故。」23

然而,儘管我們那些資產階級批評者百般反對,勞動的成本卻是可以衡量的。它是一種客觀實在。相比之下,「效用」則因人而異。它取決於您的立場,也就是一個人從消費某種商品中獲得多少滿足。因此,效用是一種主觀的東西。奇怪的是,雖然我們看得到同一件商品對不同的人有著不同大小的效用,它在超市裡卻仍然以同樣的價格出售。這意味著價格不可能是主觀的,而必定以價值這一真實基礎為依據(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把價格看作以貨幣形式表現出來的價值)。如果效用理應用來衡量價值,那麼大小不同的效用又怎麼會以同樣的價格出售呢?他們企圖藉助「邊際」這一概念、並在經濟學教科書中藉助「邊際效用」來繞開這個矛盾。

按照邊際效用論者的說法,我們往往會在某一價格上購買一定數量的某種東西,然後隨著滿足感的下降而停手。您從一件產品中獲得的滿足感,取決於您已經消費了多少。某種東西的供給愈多,您從額外消費中所獲得的滿足感就愈少。因此,某種東西的邊際效用會隨著您消費多少而升降。您擁有得愈多,就愈不想要,直到達到平衡為止——而這一切都取決於在邊際處、即所消費的最後一個單位那裡所發生的情況。

傑文斯是這樣解釋的:「例如,水大致可以說是一切物質中最有用的。每天一夸脫水,具有使人免於以最痛苦的方式死去的高度效用。每天幾加侖水,對於做飯和洗滌之類用途也許具有很大效用;但一旦為這些用途保證了足夠的供給,再多出來的任何數量便無關緊要了。因此,我們所能說的只是:水在一定數量以內是不可或缺的;超過這個數量的水會有各種不同程度的效用;但超過某一點之後,效用便似乎消失了……同樣的物品,其效用會隨著我們已經擁有該物品的多少而變化。」

水與鑽石

這個論點被用來解釋所謂的「水與鑽石」悖論——這個悖論常被用來「證明」邊際效用論的正確性。邊際效用論者解釋說,要緊的不是鑽石或水的總有用性,而是當我們消費得愈來愈多時,每一單位水或鑽石的有用性。正如傑文斯的例子所示,水對人們的總效用是極其巨大的,但由於它供給如此充裕,水的邊際效用便非常低。換句話說,隨著水的更迫切的用途得到滿足,每一新增的、可供利用的單位水,便只能被用於不那麼迫切的用途。

因此,隨著水的供給增加,任何一單位水對人們來說都愈來愈不值錢。另一方面,鑽石的供給卻極為有限。它們如此有限,以至於一顆鑽石的有用性大於一杯水(水是充裕的)的有用性。於是,鑽石對人們來說就更值錢。這樣一來,水和鑽石的價值便由它們的邊際效用來決定了。

這些邊際理論的門徒們企圖把水攪渾:他們援引名牌產品的高價,作為價值具有主觀基礎的佐證。人們選擇穿李維斯牛仔褲、並付出更高的價格,據說不是因為價值規律,而是因為個人偏好。同樣的論調也被套用到奢侈品上。但事實並非如此。貝爾納·阿爾諾——他最近為爭奪古馳的控制權捲入了一場「手袋戰爭」——透過控制60多個品牌(包括克里斯汀·迪奧、路易威登、寶格麗和唐·培里儂)積攢起290億美元的財富。名牌商品的較高價格,與它們「特殊的」品質、它們的名號聯絡在一起,儘管其他一些不那麼知名的品牌,用的是同樣的工廠來生產同樣的產品。這些特殊品牌的背後,是鉅額的廣告和行銷費用——這些費用需要計入它們的生產成本,以打造出那個獨一無二、令人趨之若鶩的標籤。透過這種行銷,品牌達到了一種「壟斷」地位,從而賣出壟斷價格。

阿爾諾家族持有愛馬仕的多數股份——愛馬仕是首屈一指的奢侈品公司,以其手袋、絲質領帶和圍巾而聞名。在愛馬仕位於巴黎郊區潘坦的最大工廠裡,300多名專業工匠製作皮具,其中就包括該集團著名的凱莉包(摩納哥的葛麗絲王妃的心愛之物),以及更具運動風格、為歌手珍·柏金設計的柏金包。愛馬仕生產的獨特之處在於:一隻手袋從頭到尾都由一名高技能工人獨自完成,只有縫製內袋和拉鏈時才使用機器。這些工人制作一隻「凱莉」大約需要18個小時,而一隻小號的「凱莉」零售價在6000歐元以上。

據《金融時報》的一篇報道稱:「由於培訓工匠需要時間,供給落後於需求,顧客通常要等上幾個月,才能拿到自己心儀的那隻包。」24

這個例子表明,投入到每一隻包的生產中的勞動量是極其巨大的。另一方面,這種生產所涉及的高技能勞動創造出更大量的價值,與此同時,「壟斷」品牌的效應又把這些奢侈品的價格推高到敲詐勒索般的高度。這種情形與邊際理論毫無關係,反倒印證了勞動價值論——連同壟斷資本主義所造成的種種扭曲。

您會注意到,邊際效用論的支持者們往往更喜歡舉水和鑽石的「例子」,而不舉那些可以隨意複製的、普通的大批次生產的商品。比方說,他們無法解釋:為什麼店裡麵包的價格,對飢腸轆轆的失業者和對腰纏萬貫的大亨是一樣的,儘管對前者來說,多一個單位麵包的邊際效用要比對後者大上一千倍。這一點,被這些理論家們順手掖到了地毯底下。

在邊際效用論者看來,我們全都只是擁有若干貨幣(「有效需求」)、用來作出個人選擇的一個個「消費者」。至於在資本主義之下,我們面對著由市場經濟的運轉所造成的巨大不平等這一事實,則被完全無視了。工人階級無力買回自己勞動的全部價值這一事實,也從來不曾進入邊際效用論者的頭腦。這類矛盾與他們、與他們那種機械的經濟觀毫不相干。儘管如此,他們那些抽象的例子卻是邊際效用論的理論基石,也是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賴以立足的那塊朽爛的地板。

整個邊際效用論都植根於個人消費者偏好這一概念,即認為我們對自己所購之物的價值判斷,是商品價值的基礎。事實上,我們的價值判斷並不決定商品的交換價值。這兩種說法雖然用的是同一個詞(「價值」),含義卻大不相同,是建立在兩種完全不同的世界觀之上的。

實際上,邊際效用學派是魯賓遜·克魯索式的、或者用龐巴維克的話說是「孤立的人」式的主觀主義國度。建立在主觀偏好理論之上的經濟學,被化約為個人的口味和個人的選擇,其作用無非是使一件東西的效用最大化。這種進路是完全抽象的,毫無真實社會的觀念。市場關係無非是一個人與一件商品之間的個別關係。對邊際效用論者來說,個人行為才是理解資本主義經濟的關鍵。他們用這種還原論的進路,要我們人為地剝去資本主義一切社會的和歷史的痕跡,包括現存的階級關係,以便把一切都化約為這種簡單的個人行為模型。整個概念都是一種虛假的抽象。它沒有任何歷史內容。作為一個社會,我們並不是像一個個孤立的原子那樣,作為一個個孤立的個人生活在荒島上。我們的自然慾望/選擇偏好並不是天生的,也不受「自由」選擇的支配,而是社會以及我們在社會中所處地位的產物。這並不單純是個人在超市裡、不分時間地點地面對種種選擇的問題。邊際效用論者那座主觀主義的孤島,如何轉化為日常資本主義關係的現實呢?它轉化不了。這就是為什麼在他們那個目光短淺的世界裡,對資本主義危機沒有任何解釋。

我們所面對的,並不是魯賓遜·克魯索和「星期五」那種簡化的交換體系(在那裡,物品的選擇是透過以一物換另一物來決定的),而是一大堆透過貨幣這一媒介進行交換的、流通著的商品。「商品流通以貨幣的存在為前提,」恩格斯解釋道,「物物交換隻造成偶然的交換,而不造成商品流通。」25對一個以商品流通為基礎的經濟來說,貨幣是必不可少的。貨幣本身就是一種價值,即充當一般等價物的一定量的勞動。然而,我們那些邊際效用論的朋友們,卻始終未能解開貨幣邊際效用之謎。貨幣的價值取決於它能買到什麼,而這並不由個人偏好決定,而是由我們周圍的價格水平決定的。這些價格反過來又不是由個別交易決定的,而是由世界市場的波動決定的。世界市場支配著各國經濟、包括我們的生活,而它本身又受制於種種不確定性——在那裡,產品的生產沒有任何有意識的、合乎理性的計劃。在資本主義之下,我們所擁有的並不是薩伊定律所宣稱的均衡,而是失衡和週期性的生產過剩危機。

在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的規律愈來愈被扭曲。壟斷並不消滅競爭,而是壓迫它、摧殘它。壟斷組織的權勢極大地扭曲了市場和價格水平。彼得·諾蘭教授利用2006—2009年的資料,展示了壟斷化的程度。他的結論是:僅兩家跨國巨頭就主宰著大型商用飛機的製造;兩家跨國公司主宰著碳酸飲料業;三家主宰著行動通訊基礎設施;三家主宰著智慧型手機;四家巨頭控制著啤酒、電梯、重型卡車和個人電腦;數位相機則是六家;至於汽車和製藥,則是十家全球性公司。在這些情況下,這些企業供應了從一半到全部的世界市場。經過整合,許多行業都出現了類似程度的集中。在零部件供應商(如飛機零部件)當中,也能看到大致相同的集中。全世界的飛機發動機有三家主要供應商,剎車有兩家,輪胎有三家,座椅有兩家,衛生間系統有一家,線路系統有一家。正如馬克思所預言的,在一個又一個的整個行業裡,全世界只有寥寥幾家關鍵零部件的主要供應商。

亞當·斯密、李嘉圖和馬克思,都是從客觀的角度來理解價值的。他們的出發點是生產,價值被等同於生產成本、或圍繞生產成本而變動。亞當·斯密那隻據說能調節市場的著名的「看不見的手」,無非就是價值規律的運作。馬克思懂得,推動資本主義前進的並不是個人偏好,而是資本主義那些強制性的規律,是它們支配著個人的行動。促使資本家去投資的,並不是他們個人的偏好,而是競爭和對更大利潤的追逐。工人被迫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不是出於選擇,而是出於必需。

實際上,在資本主義之下,是盲目的經濟規律支配著人們的生活,而不是相反;而經濟學的任務,正是去分析這些規律。「問題在於這些規律本身,」馬克思解釋道,「在於這些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並且貫徹下去的趨勢。」26少數幾家受利潤動機驅使的全球性跨國公司,所積累的經濟權力已超過了一些國家的政府。個人偏好在這裡根本插不上手。資本主義的規律透過競爭,驅動著資本愈來愈大的集中和積聚、愈來愈強的壟斷化、愈來愈激烈的市場爭奪,以及日益膨脹的貪婪、權勢和對超額利潤的普遍渴求。

相比之下,整個邊際效用的進路都建立在微觀經濟學的視角之上,與事物的宏觀經濟層面即便有關係,也微乎其微。它本質上是一種片面的、非辯證的、還原論的對待資本主義經濟的方法。馬克思主義充分理解資本主義經濟不同層次之間的辯證統一,而資產階級經濟學卻在微觀與宏觀之間築起了一道巨大的「萬里長城」。《金融時報》專欄作家克里斯·吉爾斯不久前的一段話,就暴露了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破產:「經濟學家們各自住在與世隔絕的筒倉裡。那些處在學術前沿的人沉浸於抽象思辨,對於那些埋頭於現實政策問題的人,他們難得能提供多少有用的東西。微觀經濟政策這潭小水窪裡的『塘底生物』,與宏觀這方大池塘裡的人也太少來往——反之亦然。」27

這反映出他們整個狹隘而抽象的世界觀和錯誤的方法。他們無力從資本主義的真實發展及其矛盾出發、把它作為一個整體來理解,因為這本來就不是他們的意圖。維持邊際學派的唯一目的,就是去證明和宣揚那種主觀主義的觀點,即原子化個人的觀點。他們的觀點建立在一種虛假的抽象之上,企圖把資本主義之下真實的關係——階級關係——神秘化。他們誘導我們相信:我們全都是一個個的個人,各有各的個人偏好,與我們的階級或收入無關。柴契爾就代表了這種觀念,她曾說根本不存在所謂社會這種東西。然而,只要我們一從社會整體的角度來思考,勞動價值論便不言自明瞭。社會所耗費的勞動小時總量,是最終的生產要素,它隨後被分配到社會的各種需要之間。這就是問題的核心所在。

「奧地利學派那種特有的拜物教,」布哈林解釋道,「給它的信徒們戴上了個人主義的眼罩,從而把種種現象之間的辯證關係——那些從一個人通向另一個人、並且唯一地使人成為『社會動物』的社會紐帶——從他們的視野中遮蔽掉了;這種拜物教使他們根本不可能理解現代社會的結構。」28

「自由市場」的辯護士們不斷攻擊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他們企圖透過歪曲、篡改馬克思實際說過的話,來嘲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他們故意把價值同市場價格——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混為一談,以「證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內部的缺陷。實際上,正如馬克思所解釋的,由於市場變幻莫測,價格並不直接與價值相符,而是像繞著一根軸線那樣在價值上下襬動。他們否認資本主義之下存在剝削,因為在他們看來,利潤並不是工人階級未得報酬的勞動,而只不過被看作是對「承擔風險」、以及在工人開始生產任何東西之前就向他們支付工資的一種「報酬」。這又一次是把現實頭足倒置。任何工人都可以作證:正是他們必須先「墊著」幹上一個星期或一個月,然後才領得到工資,從而是他們向資本家提供了信貸,而不是相反。

歸根到底,一切理論都要受到現實的檢驗。在資本主義繁榮時期,這些自由市場論者曾大行其道——直到2008年的大崩潰,它開啟了自19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生產過剩危機。這場危機粉碎了「均衡」經濟學的種種理論,而這種經濟學對一切既一無所知,也一無所料。如果說市場經濟理應建立在一種全面均衡之上,其中千千萬萬個市場由反映千百萬人穩定口味的價格高效地聯結在一起,那麼這顯然已經破產了。以薩伊定律為基礎的邊際分析的標準模型,被證明徹底破了產。事態表明,所謂資本主義均衡模型,儘管有其數學上的精巧,卻是一場徹頭徹尾的荒唐,脫離了現實,脫離了日常生活。相反,今天的事態證明了價值規律以及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批判的正確性。今天的事態充分證明:危機並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個缺陷,而是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經濟深陷危機之時,整個官方的門面便開始龜裂、崩塌。資本主義辯護士們的種種論調愈來愈聲名掃地。資產階級經濟學被證明已經破產。同樣企圖嘲弄勞動價值論的費邊派和改良主義者,早就向資本主義屈膝投降,充當起它公開的辯護士。但他們的思想已與今天的現實格格不入——在這個持續緊縮的時代,人們的生活水平正在崩塌。資本主義的危機,意味著改良主義的危機,也意味著他們賴以立足的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危機。

這場已呈現出曠日持久、無從化解之勢的危機,迫使工人階級去尋找擺脫這一爛攤子的出路,並向那些能夠提供連貫解釋的人靠攏。唯有馬克思主義,才能提供這種替代方案——它以一種科學的世界觀為基礎,並在革命地推翻資本主義之中給出解決之道。歸根到底,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為什麼要同一個過時制度的捍衛者們進行持續不斷鬥爭的原因。馬克思說: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


  1. 《〈僱傭勞動與資本〉導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46頁。
  2. 林賽:《卡爾·馬克思的〈資本論〉》,第53頁,倫敦,1931年。
  3. 馬克思致庫格曼的信,1868年7月11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MECW)第43卷,第68—69頁。
  4. 同上。
  5. 卡·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133頁(企鵝版)。
  6. 卡·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Grundrisse),第706頁。
  7. 伊·伊·魯賓:《馬克思價值理論論文集》(1928年)。
  8. 馬克思致庫格曼的信,1868年7月11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MECW)第43卷,第68—69頁。
  9. 卡·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289頁。
  10. 同上,第90頁。
  11. 同上,第167—168頁。
  12. 托洛茨基:《我們時代的馬克思主義》。
  13. 大·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第55頁,企鵝版。
  14. 同上,第67頁。
  15. 同上。
  16. 弗·惠恩:《馬克思的〈資本論〉——一部傳記》,第43—44頁,倫敦,2006年。
  17. 大·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第56頁。
  18. 卡·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197頁(著重號為引者所加)。
  19. 同上,第177頁。
  20. 同上,第130—131頁。
  21. 同上,第97頁。
  2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MECW)第48卷,第136頁。
  23. 轉引自尼·布哈林:《食利者政治經濟學》,第175頁。
  24. 《金融時報》,2013年7月9日。
  2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MECW)第47卷,第180頁。
  26. 卡·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91頁。
  27. 《金融時報》,2013年5月25—26日。
  28. 尼·布哈林:《食利者政治經濟學》,第10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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