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价值？两千多年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人类的头脑。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此绞尽脑汁，马克思亦然。经过反复斟酌，他们正确地得出结论：劳动是价值的源泉。这一思想随后成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块基石——从亚当·斯密开始便是如此。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与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间是有共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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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来说，劳动价值论既是一个悖论，也是一条死胡同。「找到走出这条死胡同之路的人，就是卡尔·马克思，」恩格斯这样解释道。¹马克思进而发展并阐述了价值理论，并以此为手段，发现了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和剩余价值的秘密。正因如此，劳动价值论成了马克思的一切反对者——无论是资产阶级的还是改良主义的——的首要靶子。「大多数反马克思主义作者的看家本领，就是罗列这一学说的种种荒谬之处，」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前院长A·D·林赛如是说。²

认为一切财富都由人类劳动创造，这一思想当然并不新鲜。它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约翰·鲍尔的布道，并且是英国内战期间各共产主义教派的一个核心思想。「然而，富人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劳动者手中得来的；他们所施予的，施予的是他人的劳动，而非自己的劳动；因此，他们并不是这世上正直的行事者，」掘地派领袖杰拉德·温斯坦利于1652年这样说道。伦敦雅各宾派领袖约翰·塞尔沃尔宣称「财产不过是人类劳动」，而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班杰明·富兰克林则写道：「贸易大体上无非是劳动与劳动的交换，因此一切物品的价值，都理应用劳动来衡量。」

应当补充的是，劳动并不是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我们还把大自然的产物当作免费的馈赠而领受下来，它同样为社会财富作出贡献。早期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曾正确地指出：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句话被马克思引用于《资本论》之中。

劳动价值论在资产阶级圈子里成了一个大忌，这尤其是因为它所蕴含的革命意涵。起初，劳动价值论对正在崛起的资产阶级来说是一件十分有用的武器——当他们作为一个进步阶级时，曾用它来打击在政治上势力强大的土地所有者阶级。可是一旦这场斗争取得胜利，资产阶级便再也用不着这样一种理论了。事实上，对如今已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而言，这一理论带有颠覆性的意味，因而必须加以诋毁和摒弃。

经济学家约翰·卡泽诺夫在1812年写道：「『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这一说法，似乎既危险又谬误，因为它不幸地给了这样一些人以口实：他们会把一切财产都说成属于工人阶级，而把他人所得的那一份说成是对工人的抢劫或欺诈。」

我们可以原谅卡泽诺夫在「劳动是财富唯一源泉」一点上的失言，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事实上，有些形式的财富仅由自然提供，其中根本不包含任何劳动，例如原始森林和天然河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此作了说明。在财富的生产中，自然和劳动都各自发挥著作用。然而，我们不应把财富（它由使用价值构成）与价值混为一谈——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二者是截然不同的。

价值理论其实相当简单明了。人类只有透过劳动，才能生存并满足自己的基本需要。当然，这也可以表现为一个剥削阶级靠他人的劳动为生的形式。没有劳动，我们都会死亡。

「每个孩子都知道，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要说一年，就是停止几个星期，也要灭亡，」马克思这样解释道。大体说来，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必须按一定的数量生产出来，然后按照社会的需要加以分配。这构成了一切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

「每个孩子也都知道，要满足不同数量的需要，就要付出不同的、在数量上确定的社会总劳动量，」马克思接着说道。³

自然规律

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社会的劳动——无论社会生产采取何种具体形式，无论是原始共产主义、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必须按照这些基本需要加以分配。当然，这种分配所采取的形式，因社会制度不同而各异。「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改变的，只是这些规律藉以实现自己的形式，」马克思解释道。⁴此外，「因此，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从而人类生活本身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⁵因此，物质财富即使用价值，是在一切生产方式下都会被生产出来的。

在一种「自然经济」中，也就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之前的经济中，生产者是为共同体的需要而创造使用价值的；然而，一旦市场占据了主导地位，生产者便开始为交换而创造商品。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基础正在于此。由于社会分工，每个人都变得依赖于其他所有人——也就是说，因为每个人都需要别人所生产的产品。

正如一个物体的重量只有在与另一个物体的关系中才能理解一样，一件商品的交换价值也只有在它与另一件商品相交换时才能理解。商品的交换——它以等价物的交换为基础——是建立在一切商品所共有的某种共同属性之上的。事实上，交换要能够发生，物品内部就必须存在某种共同的东西，使它们能够彼此比较。这显然不是重量、颜色、大小或任何其他物理属性，因为这些属性在不同商品之间差别极大。一双鞋和一件外套是很不一样的。商品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人类劳动的产品。「自然界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没有制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自动走锭精纺机等等。这些都是人类劳动的产物，」马克思解释道。⁶因此，一件商品中所包含的一定量的一般劳动，可以与另一件商品中一定量的一般劳动相比较。在交换中，多少只手表可以换多少双鞋，取决于生产它们所耗费的劳动时间的量。因此，商品可以被看作是凝结的劳动时间。

商品拜物教

在马克思看来，价值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但在资本主义之下，它却以一种「虚幻的形式」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参与这种交换的，唯有拥有各自利益的人，是他们把没有生命的物品拿来买卖，而不是相反。这种表象源于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我们知道，表象是会骗人的。每天，太阳看上去都绕着地球转，而实际情况却是地球绕着太阳转。因此，我们需要穿透表象的帷幕，去揭示隐藏在其中的真实。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存在的理由。正如苏联经济学家鲁宾所解释的：「马克思是从物出发、经由劳动来考察人类社会的。他从可见的物出发，进而转向那些必须借助科学研究才能揭示出来的现象。」⁷

马克思一再解释说，如果单凭事物的表象就能获得真理，那就不需要科学了。这正是他写作三卷本《资本论》的全部缘由。我们必须超越事物的表象，看到真实的关系。这就是真正的科学、即马克思主义的目标。

「庸俗经济学家丝毫没有想到，现实的日常交换关系和价值量不可能是直接同一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在于：对生产事先并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合理的、自然必然的东西，只能作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来为自己开辟道路。于是，庸俗经济学家自以为作出了伟大的发现：当人们向他揭示内在联络时，他却硬说事物在表面上看起来是另一个样子。事实上，他为自己死抱住表象、并把表象当作最终的东西而洋洋自得。那么，还要科学干什么呢？

「但是，这背后还另有名堂。内在联络一经揭示，在现存制度于实践中崩溃之前，人们对其永恒必然性的一切理论信念便都崩溃了。因此，把这种不动脑筋的混乱永久保持下去，完全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而那些阿谀逢迎的空谈家之所以能领到酬报，除了因为他们在政治经济学中打出『根本不许思考』这张牌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科学王牌可打呢！」⁸

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价值显得是一种相当奇特的东西。它既不是商品的自然属性或物理属性，也不是我们凭感官所能把握的东西。因此，价值即便用高倍显微镜也看不见。它也无法触控、无法嗅到，因为它没有任何物质形态。但交换价值确实存在，就像引力一样，并不是什么任意武断的东西。正如马克思所解释的，价值是一种确定的社会属性，只有当商品之间发生交换时才会显现出来。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它表现为不同生产者的劳动之间的关系。在交换中，透过价值的交换，一定量的一般劳动易手转移。供求规律并不决定价值，而只是使商品的市场价格围绕其价值上下波动。

然而，价值并不是某种特殊形式的劳动的结果，而是抽象人类劳动、即一般劳动的结果。用来制造不同商品（如鞋和外套）的特殊劳动，是与抽象劳动不同的。鞋和外套分别是鞋匠和裁缝的具体产品。然而，在交换中，被交换的并不是这种特殊劳动，而是一般人类劳动。一切劳动，无论是简单的、不熟练的、普通的劳动，还是熟练劳动，在交换中都被化约为一定量的平均劳动；熟练劳动不过是不熟练劳动的倍数而已。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解释的，一件商品的价值，可以按照生产它所投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量来衡量。价值只能在与其他商品的关系中表现出来，并显现为交换价值。例如，多少双鞋可以换多少件外套，取决于它们的价值（即生产它们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机器

在生产过程中，机器并不创造新的价值。机器只是透过折旧，把自身的价值一点一点地转移到新商品中去。机器必须由工人来使用，否则它就是多余的。「一台不在劳动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机器是没有用的，」马克思解释道。「此外，它还会遭受自然界破坏力的侵蚀。铁会生锈，木会腐朽。既不用来纺又不用来织的纱，是被浪费掉的棉花。活劳动必须抓住这些东西，使它们由死复生，使它们从仅仅是可能的使用价值变为现实的、起作用的使用价值。」⁹

接着，马克思回答了一种常见的反驳：一个懒惰的工人，因为花了更多时间去生产东西，似乎就生产出了更大的价值。马克思解释说，创造价值的并不是劳动，而是「社会必要」劳动——这是古典经济学家未能把握的一个区别。所谓社会必要劳动，是指在平均条件下、按照现有技术水平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平均劳动。一件商品是否包含社会必要劳动，将在交换中随着商品在市场上被卖出或遭拒而显现出来。

如果生产某种商品所花的时间超过了平均时间，那么这多耗费的劳动时间就是无用的劳动。在市场上，这样的商品将找不到买主。一切以高于社会平均成本生产出来的商品，要么卖不出去，要么只能亏本卖给资本家。价格水平的涨落最终会围绕着一个均衡点稳定下来，这个均衡点能够补偿生产成本和一定的平均利润率。那些使用非生产性劳动的资本家，很快就会发现自己被逐出行业，无法按「通行价格」卖出自己的商品。

显然，如果资本家能够开发并引进新的生产技术，以低于生产成本的水平生产商品，那么他们就能以更低的价格卖出更多的商品，攫取超额利润——直到其他所有人也纷纷仿效、引进这种新技术为止。一旦如此，价格便会跌至一个新的水平，以与新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相适应。如今每件商品所需的生产时间减少了，因而所含的价值也比从前少了，从而实际上降低了它的成本和价格。当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总是随着技术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然而，在任何一个时点上，都存在着一个一般的平均标准，尽管它在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中不断被超越。

透过这种方式，价值规律决定了需要生产的各种商品之间的比例，以及劳动力在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分配。这表明，价值规律是如何充当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调节者的。

这样，我们就能清楚地理解物质财富与价值之间那个常被混淆的区别。价值是一个历史范畴，只有在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下才有效；它是一种社会关系。而财富则是一种物质的东西，由使用价值构成，与社会形式无关。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使社会的物质财富增加。然而，只要所耗费的劳动量不变，现有价值的总量就可能同时保持不变。丰收会增加一个国家的财富，但只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量不变，这批收成所代表的商品价值总量就仍然不变。

资产阶级的批评者们津津乐道于指出马克思那些表面上的「矛盾」，却不理解马克思的分析方法。他们既无力回答他，便宁可歪曲、篡改他所说的一切。「在分析经济形式时，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马克思解释道。¹⁰因此，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为了分析的需要，马克思假定商品倾向于按其价值进行交换。只有作出这样的假定，他才能揭示劳动如何是价值的源泉、以及剩余价值的起源。然而，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考虑到了不同产业或部门中资本构成的差异。他解释说，各资本之间的竞争会在总资本的基础上产生一个平均利润率，从而使商品倾向于按其生产价格、而不是按其价值来交换。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以及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并不与价值理论相冲突，反而以它为前提。

「这种归结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在产品的偶然的、不断变动的交换关系中，生产它们所必需的社会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这就像房屋倒塌到人身上时，重力规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一样。因此，价值量由劳动时间决定这一点，是一个隐藏在商品相对价值的表面运动之下的秘密。」¹¹

资本家为跟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不断驱使自己，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资本主义若不持续变革生产方式便无法存在。反过来，机器的引进连同资本的扩张，又意味着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资本的积聚与集中。

大体说来，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理解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重要性。在亚当·斯密看来，真正的财富并不像早先重商主义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是货币的积累，而是建立在劳动塑造新产品的活动之上。在《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与美国独立同年）中，他论证说，财富的增加取决于劳动的物质生产率。这一观念超越了强调实物产品的重农学派的思想，导向了对劳动价值论更为深刻的理解，并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奠定在坚实的客观基础之上。

正是在《国富论》中，马克思第一次读到了价值的古典定义，并把它一字不差地抄进了自己的笔记本：「世界上的一切财富，原本都不是用金银、而是用劳动购买来的；对占有财富的人来说，它的价值恰恰等于它使这些人能够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

亚当·斯密说：「一切物品的真实价格，即想要取得它的人为取得它所真正付出的代价，是取得它所需的辛劳和麻烦；而对想要出让它、或用它去交换别的东西的人来说，则是它能够替自己省下、并能加到别人身上的辛劳和麻烦……劳动是最初的价格，是为一切物品支付的原始购买货币。」

这是何等清晰——尤其是与今天亚当·斯密的门徒们相比！尽管斯密确实把价值与价格混为一谈，但他毕竟理解劳动时间作为交换价值背后根本要素的重要性。正是马克思，尤其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阐明了价值规律并不直接地、而是间接地显现出来。商品按高于或低于其价值的水平出售。市场价格只有在偶然的情况下才与价值相符，而它总是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尽管如此，无论个别情况下的偏离程度如何，一切价格的总和都等于一切价值的总和——「因为归根到底，社会所能支配的，只有人类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托洛茨基解释道，「而价格无法突破这一界限，即便是托拉斯的垄断价格也不例外；在劳动没有创造出新价值的地方，就连洛克斐勒也一无所获。」¹²

亚当·斯密强调了生产中生产率和分工的重要性。以此为背景，他主张不受管制的市场、主张采行自由贸易——这很快便成了工业家阶级的战斗口号。他相信，看不见的市场力量（「看不见的手」）和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是经济增长最理想的环境。这一进路使古典经济学家成为其时代最先进的思想家。除亚当·斯密之外，这一学派还有另一位杰出人物，即大卫·李嘉图。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一次为古典经济学家提供了一部详尽完备的经济学教科书，并在半个多世纪里一直保持着这一地位。

如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对亚当·斯密的一字一句都奉若圭臬，甚至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经济研究所，可一想到劳动价值论就浑身发抖。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大忌，是一座通向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桥梁！

李嘉图在他的《原理》开篇就辟出一节来论价值，这并非偶然。李嘉图说：「在这一版中，我力求比过去更充分地阐明我对『价值』这一难题的看法。」接着，他在第一节一开头就给出了定义：「一件商品的价值，或者说可以用来与它交换的任何另一件商品的数量，取决于生产它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而不取决于为这种劳动所支付的报酬的多寡。」¹³

他在下一段中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如果我们观察一个已经有了较大改进、技艺和商业都很繁荣的社会状态，就仍会发现，商品价值的变动是符合这一原理的：例如，在估量长袜的交换价值时，我们会发现，它与其他物品相比较的价值，取决于制造它并把它运到市场所必需的劳动总量。第一，是种植原棉的土地的耕作所必需的劳动；第二，是把棉花运到长袜制造国的劳动，其中包括建造运输船只所付出的一部分劳动，这部分劳动计入货物的运费之中；第三，是纺纱工和织工的劳动；第四，是建造厂房和机器（长袜借助它们制造出来）的工程师、铁匠和木匠的一部分劳动；第五，是零售商以及许多其他人的劳动，这些人就无须再一一列举了。」¹⁴

李嘉图援引了亚当·斯密的一个论断：价值有两种，一种叫「使用上的价值」，另一种叫「交换上的价值」，也就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随后他引用斯密的话说：「使用价值最大的东西，往往交换价值很小、甚至没有；反之，交换价值最大的东西，往往使用价值很小、甚至没有。」

接着李嘉图举了如下的例子：「水和空气极其有用，它们确实是生存所不可或缺的，然而在通常情况下，却什么也换不来。相反，黄金与空气或水相比虽然用处不大，却能换来大量别的物品。」他正确地得出结论：「可见，效用虽然对交换价值绝对必要，却并不是交换价值的尺度。一件商品如果毫无用处——换句话说，如果它无论如何都不能给我们带来满足——那么无论它多么稀少，也无论取得它需要多少劳动，它都将毫无交换价值。」¹⁵

因此，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一样，都把劳动价值论视为支配政治经济学的一条至关重要的规律。自然提供材料，但把材料塑造成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是劳动。自然免费地把材料提供给我们，其中不含任何价值。是人类劳动，透过耗费时间和精力，才创造出价值。生产——即透过施加人类劳动而使自然发生改变——当然不仅对我们的福祉、而且对我们的生存都是必不可少的。无论金融资本创造出多少虚拟资本，无论人们在货币市场上赚到多少财富，真正的财富都只能透过施加劳动、创造使用价值而产生。

任何东西都可以贴上价格标签，包括那些根本没有价值的东西。过去，天主教会甚至以赎罪券的形式给人的灵魂标了价。像土地这样的东西，也可以被标价、并以钜额金钱出售。稀有的艺术品被以数百万的价格卖出，远远超出其原有的内在「价值」，这是由于那些有钱人狂热的投机——他们热衷于「投资」这些独一无二的珍品。由于供给仅限于单独的一件，个别的林布兰画作可以卖出一大笔钱。这类例子被人无休止地用来攻击和抹黑劳动价值论。

首先，尽管我们那些资产阶级批评者百般指责，马克思却从未否认供求对价格的影响。他也从未否认垄断对价格的影响。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供给受限都会推高一件商品的价格。我们不久前就有苹果公司的例子：这家公司在一场备受瞩目的官司中败诉，一位美国联邦法官裁定，它与出版商合谋抬高电子书价格，违反了反托拉斯法。

垄断

苹果公司随着2010年推出iPad和iBookstore而进入电子书市场。当时，亚马逊控制着近90%的电子书业务，它以10美元从出版商那里购入新的电子书，然后以9.99美元出售。出版商担心亚马逊的定价模式会威胁到自己的生意，这迫使他们集体行动来抬高价格，否则就要面对亚马逊的报复。于是，苹果与他们达成协议，允许出版商自行定价，而苹果从中抽取30%的分成。出版商还同意设定价格上限，并接受一项条款，允许苹果把价格调整到与其他零售商持平。

垄断公司挤压供给的做法会迫使价格上涨，因为需求将超过供给。这是无可否认的。然而，我们决不能把价值问题同价格问题混为一谈，二者是两回事。价值由耗费在产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决定；而市场价格则很少与一件商品的价值相符，它总是倾向于围绕这一价值上下波动。

事实上，如果价格不偏离价值，价值规律就无法发挥作用。假如外套和鞋是按其价值的比例进行交换的，而这时有更多的人决定宁愿多买外套、少买鞋，那么外套的价格就会涨到高于其价值，鞋的价格就会跌到低于其价值。流入外套生产的资金将增加，而流入鞋生产的资金则将减少。于是资本便会从利润较低的部门流向利润较高的部门，结果外套的供给增加。资源、资本和劳动的这种重新配置，若没有市场价格随着某些商品供求的变化而涨到高于或跌到低于价值，就不可能发生。

尽管如此，价格总是在一件商品的价值附近徘徊。这就是为什么某些商品——比如一罐焗豆——的价格永远会低于一辆汽车。虽然焗豆的价格会因稀缺而涨得很高，但这随后会吸引资本受高利润的诱惑而流入这一部门，增加焗豆未来的产量，从而压低它的价格。这一过程发生在整个经济之中。

这说明了市场价格的波动，但仍然没有解释：在这些价格背后的究竟是什么？对马克思来说，答案是价值。至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们干脆无视这个问题，因为它会打乱他们那些肤浅的解释。

法兰西斯·惠恩在其题为《马克思的〈资本论〉——一部传记》的书中，自以为抓住了马克思的一个重大矛盾，实际上只不过暴露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无知——这是此类作者的一个根本毛病。

「『到目前为止，』马克思写道，『还没有一位化学家曾在珍珠或钻石中发现过交换价值。』

「这是一个选得很奇怪的例子，因为它暴露了马克思自己理论的一个侷限。如果像他所暗示的那样，珍珠和钻石的交换价值仅仅来自采集和加工它们所耗费的劳动时间，那么人们有时为什么会为一枚钻戒或一串珍珠项链付出几十万英镑呢？这些异乎寻常的高价，难道不也多少归因于稀缺价值、归因于对美的感受、甚至归因于单纯的攀比炫耀吗？如果劳动时间是唯一的决定因素，那么毕卡索在餐巾纸上的一幅涂鸦，或约翰·蓝侬戴过的一顶帽子，就应当不值几个英镑——而只要两瓶红葡萄酒包含相同数量的劳动，一瓶出自伟大年份的红酒，其『价值』就应当与一瓶次等年份的完全相同……

「劳动价值论也许无助于解释：为什么2002年，艾维斯·普里斯莱（猫王）的理发师所收集的几缕头发碎屑，会在拍卖会上卖出11.5万美元。」¹⁶

但我们必须强烈反对这种对马克思的歪曲！马克思从未说过交换价值是决定价格的唯一因素。像约翰·蓝侬的帽子或猫王的头发碎屑这样的东西，除了拙劣的仿制品之外，是无法生产或复制的，因此这类东西是独一无二、绝无仅有的。这种垄断状况直接影响到它们的价格，或者说人们愿意为之支付的数额。它们的价格并不以其原有的价值为依据，而是像马克思和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解释的那样，仅仅由供求决定。实际上，这类独一无二的东西处在劳动价值论的范围之外——劳动价值论所处理的，是那些可以不受限制、不受约束地复制出来的商品。我们在这里所面对的，是垄断价格。如果一件物品是绝无仅有的，那么受限的供给就意味着它能够卖出天文数字般的价格。这与它们原有的价值毫无关系，而只关乎该物品的独一无二、以及人们愿意为之付出的数额。

仅由稀缺决定

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把这一点解释得非常好。他写道：「有些商品，其价值仅由它们的稀缺性决定。任何劳动都无法增加这类物品的数量，因此供给的增加也无法降低它们的价值。某些稀有的雕像和绘画、珍稀的书籍和钱币、以及只能用产自特定土壤（而这种土壤数量极为有限）的葡萄酿造的、具有独特品质的葡萄酒，都属于此类。它们的价值完全与当初生产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无关，而是随着那些渴望占有它们的人的财富和意愿的变化而变化。」

接着李嘉图解释说：「然而，这类商品在市场上每天交换的大量商品中，只占极小的一部分。人们所欲求的物品，绝大部分都是靠劳动取得的；而且，只要我们愿意付出取得它们所必需的劳动，它们的数量便可以增加——不只在一个国家，而且在许多国家，几乎没有任何可以指明的限度。」

「因此，当我们谈到商品、谈到它们的交换价值、谈到调节其相对价格的规律时，我们所指的始终只是那些可以透过人类劳动的努力而增加数量、并且其生产不受竞争限制的商品。」¹⁷

那些并非人类劳动产品、因而没有价值的东西，在拿来出售时当然也可以有价格。透过价格，它们取得了一种「商品形式」。正如马克思所解释的：「有些东西本身并不是商品，例如良心、名誉等等，但也可以被它们的所有者拿来出售，从而透过其价格取得商品的形式。因此，从形式上说，一个东西可以有价格而没有价值。在这里，价格的表现是虚构的，就像数学中的某些量一样。」¹⁸他接着举了未开垦土地的价格为例：这种土地没有价值，因为在它的生产上并没有耗费任何人类劳动；然而，只要地段诱人，它就能卖出高价。

然而，社会不能靠名誉、艺术品或无价的珍品来生活，无论它们的价格如何。人类只能靠生产真正的财富来生活。劳动改造自然，并构成生命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解释的，处于事物核心地位的，是以价值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垄断价格是特定情况的产物，本身并不反映价值。尽管有那些批评者的非难，价值规律依然是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主要调节者。

马克思虽然承认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的贡献，却仍然对他们的思想作了严格的批判，这尤其见于三卷本的《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着手分析并揭露他们的矛盾与侷限，同时又阐发自己关于资本主义规律的思想。实际上，马克思的著作构成了一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或如他所称的庸俗政治经济学）从起源到成熟、直至最终崩溃的批判史。他把其中进步的东西同毫无价值的东西区分开来，然后用它来对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观点作出质的改造和丰富。

马克思解释说，古典经济学家阐发他们的思想，是在「阶级斗争尚未发展」的时代。在这种条件下，他们的思想对资本主义秩序并不构成威胁。然而，一旦阶级斗争激化起来，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们便惊慌失措，政治经济学也随之堕落为辩护学。经济学家们迅速抛弃了劳动价值论，代之以边际效用、边际理论以及其他主观主义的分析。奥地利学派是这场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反攻的主炮。在他们看来，工资只不过被看作国民收入的一部分，与地租、利息和利润并列。劳动在生产中没有任何特殊地位，剩余价值也并不存在。他们的价值概念不以任何客观标准为依据，而只不过表达一种主观的选择或欲望。

用惠特利大主教牧师的话说：「并不是因为人们潜水去采珍珠，珍珠才卖出高价；恰恰相反，是因为珍珠能卖出高价，人们才去潜水采它。」事实上，珍珠的高价源于采集它所涉及的艰难劳动，而它的高价值又促使人们去从事这项活动。这位大主教对根本问题视而不见：一颗珍珠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又是怎样决定的？关于宝石（或珍珠）的这种混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作了回答。他首先引用了经济学家S·贝利的话：「价值（即交换价值）是物的属性，财富（即使用价值）是人的属性。在这个意义上，价值必然包含交换，而财富则不然……财富（使用价值）是人的属性，价值是商品的属性。一个人或一个共同体是富有的，而一颗珍珠或一颗钻石是有价值的……」¹⁹

马克思接着解释了这类东西之所以有价值的原因。「金刚石在地壳中是很稀少的，因此发现它平均要花费大量劳动时间。可见，在很小的体积中就代表着很多劳动。」他继续说：「如果矿藏更丰富，同样数量的劳动就会体现在更多的金刚石上，它们的价值也就会下降。如果人们能够不花多少劳动就把碳变成金刚石，那么金刚石的价值甚至可能跌到砖头以下」！²⁰

因此，马克思把价值看作一种客观的东西。而在边际效用论者那里，整件事却以唯心主义的方式被头足倒置，价值变成了一种主观的东西。至此，资产阶级经济学不再是一门科学。它如今的全部目的，就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在他们看来，这是唯一可行的制度。这些主观主义的思想后来被剑桥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加以精致化，他构造出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用来演示一种粗陋的价格理论。

个人偏好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为了有意识地驳倒马克思，整个经济理论如今被化约为个人偏好和选择的观念，除了最琐碎的事情之外，不再具有任何科学价值。「代替不偏不倚的探究者的，是雇佣的拳击手；代替真正的科学研究的，是辩护士的坏良心和恶意，」马克思解释道。²¹资本主义经济不被他们当作一个全球性的社会体系来看待，而只被看作由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千百万个原子化的个别关系所构成。

这就是所谓边际效用论的基础，它最初由史丹利·杰文斯（1871年）、卡尔·门格尔（1871年）和莱昂·瓦尔拉斯（1874年）所倡导。史丹利·杰文斯说：「反复的思考和探究，使我得出了一个多少有些新奇的看法：价值完全取决于效用。」如果某人非常想要某样东西，那么它对此人就有相当大的效用；他愈是想要它，就愈愿意为它付钱。生产一件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的多少，对这些辩护士来说无关紧要。杰文斯断言：「一经耗费的劳动，对任何物品的未来价值都没有影响。」这种从个人消费、而非社会生产的前提出发的主观理论，为以欧根·冯·庞巴维克为首的奥地利经济学派所极力推崇。它后来又被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等许多人加以宣扬，如今更以形形色色的版本，作为「经济学」在我们的学校和大学里被大量灌输。

马克思有意不去理会这个庸俗的主观主义学派，恩格斯则以玩笑的口吻把他们打发掉。恩格斯写道：「眼下这里时兴的，是史丹利·杰文斯的理论，照他的说法，价值一方面由效用决定，另一方面由供给的限度（即生产费用）决定——这只不过是用一种混乱而拐弯抹角的方式来说：价值由供求决定。到处都是庸俗经济学！」²²

劳动价值论进而对资本主义的整个精神气质构成了挑战。价值和剩余价值全都来自工人阶级的劳动。马克思得出结论：利润不过是工人阶级未得报酬的劳动。整个理论已成为一个反对资本主义、拥护社会主义的有力而危险的论据。这正是它之所以不能被容忍的原因。庞巴维克本人也几乎承认了这一点：「诚然，我觉得由于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劳动价值论在若干年里颇为普遍地被人接受了，但在最近这个时期，它在各国的理论界中已明显地失了势，这尤其是由于人们如今愈来愈重视『边际效用』理论的缘故。」²³

然而，尽管我们那些资产阶级批评者百般反对，劳动的成本却是可以衡量的。它是一种客观实在。相比之下，「效用」则因人而异。它取决于您的立场，也就是一个人从消费某种商品中获得多少满足。因此，效用是一种主观的东西。奇怪的是，虽然我们看得到同一件商品对不同的人有着不同大小的效用，它在超市里却仍然以同样的价格出售。这意味着价格不可能是主观的，而必定以价值这一真实基础为依据（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价格看作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的价值）。如果效用理应用来衡量价值，那么大小不同的效用又怎么会以同样的价格出售呢？他们企图借助「边际」这一概念、并在经济学教科书中借助「边际效用」来绕开这个矛盾。

按照边际效用论者的说法，我们往往会在某一价格上购买一定数量的某种东西，然后随着满足感的下降而停手。您从一件产品中获得的满足感，取决于您已经消费了多少。某种东西的供给愈多，您从额外消费中所获得的满足感就愈少。因此，某种东西的边际效用会随着您消费多少而升降。您拥有得愈多，就愈不想要，直到达到平衡为止——而这一切都取决于在边际处、即所消费的最后一个单位那里所发生的情况。

杰文斯是这样解释的：「例如，水大致可以说是一切物质中最有用的。每天一夸脱水，具有使人免于以最痛苦的方式死去的高度效用。每天几加仑水，对于做饭和洗涤之类用途也许具有很大效用；但一旦为这些用途保证了足够的供给，再多出来的任何数量便无关紧要了。因此，我们所能说的只是：水在一定数量以内是不可或缺的；超过这个数量的水会有各种不同程度的效用；但超过某一点之后，效用便似乎消失了……同样的物品，其效用会随着我们已经拥有该物品的多少而变化。」

水与钻石

这个论点被用来解释所谓的「水与钻石」悖论——这个悖论常被用来「证明」边际效用论的正确性。边际效用论者解释说，要紧的不是钻石或水的总有用性，而是当我们消费得愈来愈多时，每一单位水或钻石的有用性。正如杰文斯的例子所示，水对人们的总效用是极其巨大的，但由于它供给如此充裕，水的边际效用便非常低。换句话说，随着水的更迫切的用途得到满足，每一新增的、可供利用的单位水，便只能被用于不那么迫切的用途。

因此，随着水的供给增加，任何一单位水对人们来说都愈来愈不值钱。另一方面，钻石的供给却极为有限。它们如此有限，以至于一颗钻石的有用性大于一杯水（水是充裕的）的有用性。于是，钻石对人们来说就更值钱。这样一来，水和钻石的价值便由它们的边际效用来决定了。

这些边际理论的门徒们企图把水搅浑：他们援引名牌产品的高价，作为价值具有主观基础的佐证。人们选择穿李维斯牛仔裤、并付出更高的价格，据说不是因为价值规律，而是因为个人偏好。同样的论调也被套用到奢侈品上。但事实并非如此。贝尔纳·阿尔诺——他最近为争夺古驰的控制权卷入了一场「手袋战争」——透过控制60多个品牌（包括克里斯汀·迪奥、路易威登、宝格丽和唐·培里侬）积攒起290亿美元的财富。名牌商品的较高价格，与它们「特殊的」品质、它们的名号联络在一起，尽管其他一些不那么知名的品牌，用的是同样的工厂来生产同样的产品。这些特殊品牌的背后，是钜额的广告和行销费用——这些费用需要计入它们的生产成本，以打造出那个独一无二、令人趋之若鹜的标签。透过这种行销，品牌达到了一种「垄断」地位，从而卖出垄断价格。

阿尔诺家族持有爱马仕的多数股份——爱马仕是首屈一指的奢侈品公司，以其手袋、丝质领带和围巾而闻名。在爱马仕位于巴黎郊区潘坦的最大工厂里，300多名专业工匠制作皮具，其中就包括该集团著名的凯莉包（摩纳哥的葛丽丝王妃的心爱之物），以及更具运动风格、为歌手珍·柏金设计的柏金包。爱马仕生产的独特之处在于：一只手袋从头到尾都由一名高技能工人独自完成，只有缝制内袋和拉链时才使用机器。这些工人制作一只「凯莉」大约需要18个小时，而一只小号的「凯莉」零售价在6000欧元以上。

据《金融时报》的一篇报道称：「由于培训工匠需要时间，供给落后于需求，顾客通常要等上几个月，才能拿到自己心仪的那只包。」²⁴

这个例子表明，投入到每一只包的生产中的劳动量是极其巨大的。另一方面，这种生产所涉及的高技能劳动创造出更大量的价值，与此同时，「垄断」品牌的效应又把这些奢侈品的价格推高到敲诈勒索般的高度。这种情形与边际理论毫无关系，反倒印证了劳动价值论——连同垄断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种种扭曲。

您会注意到，边际效用论的支持者们往往更喜欢举水和钻石的「例子」，而不举那些可以随意复制的、普通的大批次生产的商品。比方说，他们无法解释：为什么店里面包的价格，对饥肠辘辘的失业者和对腰缠万贯的大亨是一样的，尽管对前者来说，多一个单位面包的边际效用要比对后者大上一千倍。这一点，被这些理论家们顺手掖到了地毯底下。

在边际效用论者看来，我们全都只是拥有若干货币（「有效需求」）、用来作出个人选择的一个个「消费者」。至于在资本主义之下，我们面对着由市场经济的运转所造成的巨大不平等这一事实，则被完全无视了。工人阶级无力买回自己劳动的全部价值这一事实，也从来不曾进入边际效用论者的头脑。这类矛盾与他们、与他们那种机械的经济观毫不相干。尽管如此，他们那些抽象的例子却是边际效用论的理论基石，也是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赖以立足的那块朽烂的地板。

整个边际效用论都植根于个人消费者偏好这一概念，即认为我们对自己所购之物的价值判断，是商品价值的基础。事实上，我们的价值判断并不决定商品的交换价值。这两种说法虽然用的是同一个词（「价值」），含义却大不相同，是建立在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之上的。

实际上，边际效用学派是鲁宾逊·克鲁索式的、或者用庞巴维克的话说是「孤立的人」式的主观主义国度。建立在主观偏好理论之上的经济学，被化约为个人的口味和个人的选择，其作用无非是使一件东西的效用最大化。这种进路是完全抽象的，毫无真实社会的观念。市场关系无非是一个人与一件商品之间的个别关系。对边际效用论者来说，个人行为才是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关键。他们用这种还原论的进路，要我们人为地剥去资本主义一切社会的和历史的痕迹，包括现存的阶级关系，以便把一切都化约为这种简单的个人行为模型。整个概念都是一种虚假的抽象。它没有任何历史内容。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并不是像一个个孤立的原子那样，作为一个个孤立的个人生活在荒岛上。我们的自然欲望／选择偏好并不是天生的，也不受「自由」选择的支配，而是社会以及我们在社会中所处地位的产物。这并不单纯是个人在超市里、不分时间地点地面对种种选择的问题。边际效用论者那座主观主义的孤岛，如何转化为日常资本主义关系的现实呢？它转化不了。这就是为什么在他们那个目光短浅的世界里，对资本主义危机没有任何解释。

我们所面对的，并不是鲁宾逊·克鲁索和「星期五」那种简化的交换体系（在那里，物品的选择是透过以一物换另一物来决定的），而是一大堆透过货币这一媒介进行交换的、流通著的商品。「商品流通以货币的存在为前提，」恩格斯解释道，「物物交换只造成偶然的交换，而不造成商品流通。」²⁵对一个以商品流通为基础的经济来说，货币是必不可少的。货币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即充当一般等价物的一定量的劳动。然而，我们那些边际效用论的朋友们，却始终未能解开货币边际效用之谜。货币的价值取决于它能买到什么，而这并不由个人偏好决定，而是由我们周围的价格水平决定的。这些价格反过来又不是由个别交易决定的，而是由世界市场的波动决定的。世界市场支配着各国经济、包括我们的生活，而它本身又受制于种种不确定性——在那里，产品的生产没有任何有意识的、合乎理性的计划。在资本主义之下，我们所拥有的并不是萨伊定律所宣称的均衡，而是失衡和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

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规律愈来愈被扭曲。垄断并不消灭竞争，而是压迫它、摧残它。垄断组织的权势极大地扭曲了市场和价格水平。彼得·诺兰教授利用2006—2009年的资料，展示了垄断化的程度。他的结论是：仅两家跨国巨头就主宰著大型商用飞机的制造；两家跨国公司主宰著碳酸饮料业；三家主宰著行动通讯基础设施；三家主宰著智慧型手机；四家巨头控制着啤酒、电梯、重型卡车和个人电脑；数位相机则是六家；至于汽车和制药，则是十家全球性公司。在这些情况下，这些企业供应了从一半到全部的世界市场。经过整合，许多行业都出现了类似程度的集中。在零部件供应商（如飞机零部件）当中，也能看到大致相同的集中。全世界的飞机发动机有三家主要供应商，刹车有两家，轮胎有三家，座椅有两家，卫生间系统有一家，线路系统有一家。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在一个又一个的整个行业里，全世界只有寥寥几家关键零部件的主要供应商。

亚当·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都是从客观的角度来理解价值的。他们的出发点是生产，价值被等同于生产成本、或围绕生产成本而变动。亚当·斯密那只据说能调节市场的著名的「看不见的手」，无非就是价值规律的运作。马克思懂得，推动资本主义前进的并不是个人偏好，而是资本主义那些强制性的规律，是它们支配着个人的行动。促使资本家去投资的，并不是他们个人的偏好，而是竞争和对更大利润的追逐。工人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不是出于选择，而是出于必需。

实际上，在资本主义之下，是盲目的经济规律支配着人们的生活，而不是相反；而经济学的任务，正是去分析这些规律。「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马克思解释道，「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贯彻下去的趋势。」²⁶少数几家受利润动机驱使的全球性跨国公司，所积累的经济权力已超过了一些国家的政府。个人偏好在这里根本插不上手。资本主义的规律透过竞争，驱动着资本愈来愈大的集中和积聚、愈来愈强的垄断化、愈来愈激烈的市场争夺，以及日益膨胀的贪婪、权势和对超额利润的普遍渴求。

相比之下，整个边际效用的进路都建立在微观经济学的视角之上，与事物的宏观经济层面即便有关系，也微乎其微。它本质上是一种片面的、非辩证的、还原论的对待资本主义经济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充分理解资本主义经济不同层次之间的辩证统一，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却在微观与宏观之间筑起了一道巨大的「万里长城」。《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克里斯·吉尔斯不久前的一段话，就暴露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破产：「经济学家们各自住在与世隔绝的筒仓里。那些处在学术前沿的人沉浸于抽象思辨，对于那些埋头于现实政策问题的人，他们难得能提供多少有用的东西。微观经济政策这潭小水洼里的『塘底生物』，与宏观这方大池塘里的人也太少来往——反之亦然。」²⁷

这反映出他们整个狭隘而抽象的世界观和错误的方法。他们无力从资本主义的真实发展及其矛盾出发、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因为这本来就不是他们的意图。维持边际学派的唯一目的，就是去证明和宣扬那种主观主义的观点，即原子化个人的观点。他们的观点建立在一种虚假的抽象之上，企图把资本主义之下真实的关系——阶级关系——神秘化。他们诱导我们相信：我们全都是一个个的个人，各有各的个人偏好，与我们的阶级或收入无关。柴契尔就代表了这种观念，她曾说根本不存在所谓社会这种东西。然而，只要我们一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来思考，劳动价值论便不言自明了。社会所耗费的劳动小时总量，是最终的生产要素，它随后被分配到社会的各种需要之间。这就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奥地利学派那种特有的拜物教，」布哈林解释道，「给它的信徒们戴上了个人主义的眼罩，从而把种种现象之间的辩证关系——那些从一个人通向另一个人、并且唯一地使人成为『社会动物』的社会纽带——从他们的视野中遮蔽掉了；这种拜物教使他们根本不可能理解现代社会的结构。」²⁸

「自由市场」的辩护士们不断攻击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他们企图透过歪曲、篡改马克思实际说过的话，来嘲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他们故意把价值同市场价格——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部的缺陷。实际上，正如马克思所解释的，由于市场变幻莫测，价格并不直接与价值相符，而是像绕着一根轴线那样在价值上下䙓动。他们否认资本主义之下存在剥削，因为在他们看来，利润并不是工人阶级未得报酬的劳动，而只不过被看作是对「承担风险」、以及在工人开始生产任何东西之前就向他们支付工资的一种「报酬」。这又一次是把现实头足倒置。任何工人都可以作证：正是他们必须先「垫著」干上一个星期或一个月，然后才领得到工资，从而是他们向资本家提供了信贷，而不是相反。

归根到底，一切理论都要受到现实的检验。在资本主义繁荣时期，这些自由市场论者曾大行其道——直到2008年的大崩溃，它开启了自19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这场危机粉碎了「均衡」经济学的种种理论，而这种经济学对一切既一无所知，也一无所料。如果说市场经济理应建立在一种全面均衡之上，其中千千万万个市场由反映千百万人稳定口味的价格高效地联结在一起，那么这显然已经破产了。以萨伊定律为基础的边际分析的标准模型，被证明彻底破了产。事态表明，所谓资本主义均衡模型，尽管有其数学上的精巧，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荒唐，脱离了现实，脱离了日常生活。相反，今天的事态证明了价值规律以及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正确性。今天的事态充分证明：危机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缺陷，而是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经济深陷危机之时，整个官方的门面便开始龟裂、崩塌。资本主义辩护士们的种种论调愈来愈声名扫地。资产阶级经济学被证明已经破产。同样企图嘲弄劳动价值论的费边派和改良主义者，早就向资本主义屈膝投降，充当起它公开的辩护士。但他们的思想已与今天的现实格格不入——在这个持续紧缩的时代，人们的生活水平正在崩塌。资本主义的危机，意味着改良主义的危机，也意味着他们赖以立足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危机。

这场已呈现出旷日持久、无从化解之势的危机，迫使工人阶级去寻找摆脱这一烂摊子的出路，并向那些能够提供连贯解释的人靠拢。唯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提供这种替代方案——它以一种科学的世界观为基础，并在革命地推翻资本主义之中给出解决之道。归根到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同一个过时制度的捍卫者们进行持续不断斗争的原因。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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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雇佣劳动与资本〉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6页。
2. 林赛：《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第53页，伦敦，1931年。
3. 马克思致库格曼的信，1868年7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MECW）第43卷，第68—69页。
4. 同上。
5.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33页（企鹅版）。
6.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第706页。
7. 伊·伊·鲁宾：《马克思价值理论论文集》（1928年）。
8. 马克思致库格曼的信，1868年7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MECW）第43卷，第68—69页。
9.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89页。
10. 同上，第90页。
11. 同上，第167—168页。
12. 托洛茨基：《我们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13.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55页，企鹅版。
14. 同上，第67页。
15. 同上。
16. 弗·惠恩：《马克思的〈资本论〉——一部传记》，第43—44页，伦敦，2006年。
17.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56页。
18.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97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19. 同上，第177页。
20. 同上，第130—131页。
21. 同上，第97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MECW）第48卷，第136页。
23. 转引自尼·布哈林：《食利者政治经济学》，第175页。
24. 《金融时报》，2013年7月9日。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MECW）第47卷，第180页。
26.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91页。
27. 《金融时报》，2013年5月25—26日。
28. 尼·布哈林：《食利者政治经济学》，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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