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保衛托洛茨基主義——我們與第四國際的鬥爭

從1945年起，第四國際的領導和我們之間開始出現一系列新的分歧。首先，這些分歧產生於對世界形勢的評估。我們明白，國際上各種勢力的關係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俄國在戰爭中的勝利是一個決定性的變化。佔領法國後，世界大戰實際上是法西斯主義德國和史達林主義俄國之間的歐洲戰爭，英美帝國主義是旁觀者。實際上，英國和美國是坐在旁邊觀看納粹德國和蘇聯之間的這場荷馬史詩般的鬥爭。英美帝國主義錯判俄國和德國會在戰爭中筋疲力盡，變得十分虛弱，美英帝國主義就可以乘勢出手，將它們都征服，決定世界的命運。帝國主義者的這一失算，徹底改變了世界局勢。

1945年，美國擁有一批新的部隊，而俄國的武裝部隊則傷亡了2500萬。然而，紅軍幾乎是以一己之力打敗了德國人，現在駐紮在歐洲的中心地帶，並佔領了半個德國。因此，戰略地位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作為對俄國人的警告，美國帝國主義在日本投下了原子彈。這一軍事行動與打敗日本毫無關係，因為在原子彈投下之前，日本已經戰敗，正在求和。投擲原子彈的真正原因，是為了恫嚇蘇聯。

紅軍在西方擊潰了德國國防軍後，已開始向東方的日本發動進攻。當時，沒有多少人意識到這一點。這也違背了英美帝國主義的願望。紅軍進入滿洲，威脅要在十天內打敗日本軍隊。美國帝國主義發現自己的處境非常困難。雖然他們的軍事力量完好無損，而且他們擁有龐大的士兵儲備和世界上三分之二的黃金供應，但他們無力對俄國的「盟友」進行軍事干預。整個歐洲、亞洲和世界其他地區的革命熱潮，以及同盟國聯軍普遍的厭戰情緒，使他們不再出手。如果帝國主義者試圖進行干預，他們的軍隊不會接受，他們將面臨一系列的兵變。

然而，國際書記處對所有這些事態發展視而不見。在1946年4月戰後的第一次國際會議的先導會議上，國際書記處提交的一份文件中指出，由於蘇聯的軟弱，帝國主義者僅憑外交手段就可以在俄國恢復資本主義。我們在國際書記處文件中讀到，俄國是如此虛弱，以至於「在不久的將來，甚至在沒有軍事干預的情況下，僅靠美英帝國主義的經濟、政治和外交壓力及其軍事威脅，就可以進行反革命」。他們居然寫出了這樣的荒唐話！當我們收到這份材料的時候，我們驚恐萬分，因為這表明我們的國際在政治上、外交上、戰略上完全脫離現實。這是對蘇聯局勢的完全錯誤的評價，蘇聯的實力已經大大加強，而不是像他們想像的那樣被削弱。

現在，我們和國際在一系列問題上出現了分歧：對中國革命的看法、對世界經濟的分歧、對歐洲將出現的政權性質的分歧；以及對階級在整個時期應採取的戰術和戰略的分歧。如果你研究一下國際組織此時的材料，那就是一份破產思想的目錄。他們到處看到了不景氣。當然，如果不是馬歇爾援助的數十億美元的發放，就像當時科爾等人所指出的那樣，英國的生活水準會下降到十九世紀中葉的水準。當然，這將會在英國產生革命的局面。但是，美國帝國主義當然別無選擇，只能試圖拯救歐洲和英國的資本主義。他們認為英國是其在歐洲計劃的堅實錨地。如果美國帝國主義被迫對歐洲的革命進行干預，他們需要英國作為一個橋頭堡。所以他們首先給英國提供了大約15億美元，幫助其支撐經濟。不久之後，馬歇爾援助給了西德、法國，然後是歐洲其他國家，目的是讓他們的經濟重新站起來。

同時——作為這種政治趨勢的典型特徵——第四國際領導們對我們進行了各種各樣的指責。我們被指責為各式各樣的「修正主義者」。由於我們對東歐的看法和定性，他們指責我們為「新史達林主義者」；由於我們預測到了經濟繁榮，他們指責我們為「改良主義者」；由於我們沒有像他們自己那樣只會盲目高喊革命，他們指責我們為「小資產階級悲觀主義者」！他們對我們的任何指控不是真正地根據材料本身進行分析和論證。誠然，在論戰中，有時使用「修正主義」、「改良主義」之類的詞語是正當的，但必須以科學的方式使用，而不是作為濫用的詞語。如果必須反對對手的思想，那就要老老實實地、對理論忠誠地進行論辯，表明論點是錯誤的。但對這些人來說，這些話只是濫用的術語，是政治爭論的替代品。

他們永遠不能原諒的是，在所有這些重要問題上，我們被證明是正確的。國際領導層在被極左主義燒傷手指後，完全轉向了機會主義，然後轉向了冒險主義路線。當1948年6月鐵托和史達林決裂時，他們認為南斯拉夫現在是一個健康的工人國家——至少和1917-1921年間的蘇聯國家一樣健康，也許某些地方還有一點小瑕疵。根據這些「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說法，這裡是從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過渡到一個健康的工人國家！這怎麼可能？沒有人知道。但這就是他們現在的論點。英革共領導層採取了不同的路線。我們解釋說，南斯拉夫的政權是一個畸形的工人國家，與史達林領導下的蘇聯沒有任何根本的區別。我們當然準備對南斯拉夫人民反對俄國史達林主義的鬥爭給予批判性的支持，但我們對鐵托不抱幻想。在哈斯頓和我本人寫於1948年6月的一本題為《史達林-鐵托衝突的背後》的小冊子中，我們解釋道：

「目前衝突的重要性在於，它是戰爭結束以來史達林主義在國際戰線的第一個重要裂痕。它必將對全世界共產黨的基層黨員，特別是西歐和英國的基層黨員產生深遠的影響。它是共產黨內部分化過程的開始，從長遠來看，這將導致分裂。」

「俄國官僚的權力從俄國邊界進一步向西擴展，給他們帶來了新的問題。雖然暫時加強了他們的力量，但從長遠來看，這將損害他們的地位。」

「顯然，任何列寧主義者都必須支持任何小國的民族解放和自由的權利，如果這些小國願意的話。所有社會主義者都將對南斯拉夫與保加利亞結成聯邦，並從莫斯科的直接統治下獲得自由的運動給予批判性支持。同時，南斯拉夫和這些國家的工人將為建立真正的工人民主、像俄國的列寧和托洛茨基時代那樣去掌握國家和工業的管理而鬥爭。但在目前的鐵托政權下，這是不可能的。」

「訴求在一個獨立的社會主義蘇維埃巴爾幹地區內，建立獨立的社會主義蘇維埃南斯拉夫的鬥爭，只能是推翻歐洲資本主義政府，以及在俄國建立工人民主的鬥爭的一部分。」

中國革命

與此同時，在中國，最震撼人心的事件正在發生。毛澤東正在領導農民戰爭，反對蔣介石這個腐朽反動的資產階級政權。儘管美國人給了蔣介石大量的資金和武器，但紅軍卻在快速推進，而蔣介石的軍隊是歷史上逃兵率最高的軍隊。毛澤東的軍隊由一百多萬人組成，農村的遊擊隊可能是這個數字的兩倍。中國紅軍輕而易舉地切開了蔣介石的軍隊——由美國武裝和訓練的軍隊。英國帝國主義派遣四艘軍艦到中國進行干預的微弱企圖，以羞辱性的失敗而告終。紅軍炮轟軍艦，軍艦被迫在黑暗的掩護下逃走。英國人——他們是使失敗看起來像勝利的專家——把「紫石英號」（HMS Amethyst）的逃亡說成是一個偉大的勝利！

對於馬克思主義者來說，中國革命是人類歷史上僅次於1917年布爾什維克革命的第二大事件。因此，對它採取正確的態度是絕對必要的。但在這裡，第四國際的領導人也很失敗。他們只是重複了托洛茨基在戰前的立場，當時他認為毛澤東會背叛他的農民基礎向蔣介石投降，並與城市中的資本主義份子融合，從而導致「正常的」資本主義發展。

第四國際領導人們的整個分析方法是極端荒謬的。在一次國際會議上，坎農等人仍然堅持認為，毛澤東絕不會越過揚子江。等到會議結束時，毛早已過江，並粉碎了蔣介石的軍隊。早前與第四國際決裂的沙赫特曼，拿坎農對中國的「觀點」開了個玩笑：「是的，毛澤東想向蔣介石投降。唯一的問題是毛澤東找不到蔣！」即使在毛澤東上臺後，第四國際的領導層也說這個政權還是資本主義的。他們居然一直到1950年代中期還保持著這個立場！

1949年1月，在毛澤東上臺之前，我們就預測到了會發生什麼事。鑒於世界力量的平衡，中國資本主義的破產，以及蘇聯的背景，毛澤東通過把土地分給農民，依靠農民以扭曲的方式進行社會革命，取得了勝利。鑒於當時工人階級的被動和壓抑，中國唯一的道路就是建立無產階級波拿巴主義的政權。正如我當時寫道：

「雖然革命家們應該支持中國封建主義的消滅，但必須強調的是，史達林主義者的領導，只會駭人地扭曲馬克思主義革命觀。他們不會帶來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而是一個像蔣介石那樣殘酷的極權主義政權。與東歐各國政權一樣，毛澤東將把蘇俄視為他的典範。毫無疑問，這將取得巨大的經濟進步。但是，工人和農民群眾都會發現自己被共產黨官僚所奴役。」

「中共史達林主義者們的政權，正在收編封建軍閥、資本主義分子和鄉鎮上的傳統官僚，他們將佔據特權和權力。」

「在這樣一個落後的經濟基礎上，由於未能將土地國有化、農民之間的大規模分化（如在俄國革命之後的新經濟政策時期間所見），以及從事貿易甚至輕工業的資本家，可能為資本主義反革命提供基礎。必須記住，由於中國的發展較為落後，中國無產階級對農民的影響，比在新經濟政策時期俄國的情況要弱。即使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東歐國家，資本主義分子相對較弱，但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仍然存在一段時間。基於工人和農民不會擁有任何民主的控制權，而且極權政府會對其施加舊政權的亞細亞式野蠻和殘酷手法，反革命的可能性也隨之增加。然而，由於資本主義在世界範圍內衰退的歷史趨勢，中國資本主義分子更可能會失敗。 世界帝國主義的衰弱在此可見：在1925年至1927年，他們有能力直接干預、摧毀了當時的中國革命，今天他們卻只能無助地目睹蔣政權的崩潰。」

鑒於中國獨立的民族主義官僚機構的發展，我們預測它也會與史達林發生衝突。文章繼續道：

「不過，史達林很可能會面對一個新的鐵托。」。這將在1950年代末發展起來的中蘇衝突中出現。

文章最後說：

 「精明的資本主義評論家已經在猜測這一點，儘管他們從中得不到多少好處。毛澤東政權將坐擁4.5到5億人口，以及其潛在資源的強大基地。他在早期階段當然也會受到國內廣大群眾支持。隨之而來的中俄衝突，應該會幫助世界工人階級了解史達林主義的真正本質。」

稍後的1949年2月，英革共中央委員會成員大衛·詹姆斯（David James），對於我們面對中國和南斯拉夫所發生的事件的分析提出質疑，並發表了一份題為《關於史達林主義問題的一些評論》（Some Remarks on the Question of Stalinism）的內部文件。這次討論起到了澄清無產階級波拿巴主義的特點，並回答了對領導層立場的一些疑問。我就這個問題給詹姆斯寫了一個答覆：

「詹姆斯同志在這裡犯的錯誤，是假設一旦我們確定了階級基礎，問題就會很簡單，所有明顯的傾向都必須是敵對階級利益的直接反照。但他只需問自己這個問題：史達林在與鐵托的鬥爭中代表什麼階級？既然詹姆斯根據定義承認政權的階級基礎『基本相同』，鐵托又代表什麼階級？難道南斯拉夫的工人階級與俄羅斯的工人階級正在進行鬥爭？這顯然不太對勁。」

「首先在這問題上，我們得討論詹姆斯對托洛茨基的引用。托洛茨基的確是認為官僚階層的不同部分，往往會反映階級利益，其中一個派別跟著無產階級走，另一派別跟著資產階級走。布田科（Butenko）投奔了義大利的法西斯。他沒有代表俄羅斯內的任何社會團體，而只是沒有根基的孤立案件。來士（Reiss）代表了無產階級派別，因此加入了第四國際。托洛茨基確實設想了，危機時期會分別發展出強大的資本主義和無產階級潮流——在階級勢力的壓力下，官僚將會出現分裂。但他所預期的分化，特別是在戰爭期間，並沒有發生。但托洛茨基確實提出了其他的更加切題的論點，其中明確地解釋了官僚內部（或者像我們現在所辯論的話題：不同工人國家的官僚之間）的鬥爭到底代表了什麼力量。我們在這裡指的是烏克蘭。」

「托洛茨基指出，當烏克蘭的托洛茨基派和布哈林派被清黨之後， 在民族共和國身為部門領導的史達林主義官員，其中有九成隨後被監禁、流放和槍斃。他們與史達林代表的是不同的階級嗎？當然不是！他們反映了烏克蘭群眾因反對大俄羅斯官僚實行的民族壓迫而表現出的抗議和不滿。烏克蘭群眾不光以工人和農民的身份而受到官僚的壓迫，而且也以烏克蘭民族的身份而受壓迫。因此，在烏克蘭有爭取民族解放的運動。這不局限於烏克蘭。在蘇聯所有受俄羅斯官僚壓迫的民族共和國中，也進行了同樣的過程。所有這些共和國的國家官僚們都或多或少對大俄羅斯官僚充滿怨恨。在這點，他們被本國人民反對沙文主義官僚集中傾向的普遍仇恨情緒所感染。據托卡耶夫（Tokaev）上校在《週日快報》的文章，在二戰期間，克里米亞、高加索和其他一些民族共和國發生了全國性的起義。戰後，大俄羅斯官僚使用的懲罰這種「不忠」行為的方法，是把克里米亞及其他地區的國民共和國的全部人口驅逐出境，並把共和國解散；這一舉動單從字義來講，都算是違反了史達林自己制定的憲法。顯然，這是為了警告其他共和國不要離叛。」

「這才是與南斯拉夫正確的類比。在烏克蘭的清洗中，托洛茨基解釋了這涉及的問題不是不同階級立場，而是不同國家民族受官僚壓迫的情況。烏克蘭的史達林主義者並不代表布田科的派別，也不代表來士的派別。他們想要的是更多的自治權，讓烏克蘭人對共和國的國家命運有更多的控制（事實上僅代表烏克蘭官僚自己的權力）。在無產階級革命之後，竟然仍然會出現這種性質的民族鬥爭，僅僅顯示了革命在史達林主義的統治下被倒退了多遠。 （這裡讓我們補充一點，列寧憑藉其遠見卓識的國族政策，令人驚訝地事先提出了這個可能性：即使在廢除資本主義之後，不同民族之間仍然會發生衝突。在無產階級革命之後，不同民族的文化和期望將會存在著很長時間，甚至在世界範圍內，這將構成一個重要課題。）」

「可以說，在南斯拉夫和東歐，史達林試圖實施類似於蘇聯共和國的官僚政策。在南斯拉夫的唯一區別是，俄羅斯的官僚沒有像在其他衛星國家那樣對國家機器有如此牢固的控制權。當然，這是因為在其他國家，蘇聯紅軍的進軍摧毀了資產階級政權並觸發了群眾的運動；而在南斯拉夫，鐵托卻在擊退德軍佔領之前就有了自己的群眾基地並建立了自己控制的國家機器。紅軍協助了貝爾格萊德（Belgrade）的解放，但毫無疑問，和其他衛星國家的情況相比，鐵托更受群眾的歡迎，更有大眾基礎。在南斯拉夫人的眼中，他們從德國帝國主義的解放，是在鐵托和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導下實現的。因此，史達林試圖將南斯拉夫完全從屬於莫斯科官僚的努力遇到了當地官僚的抵制，他們有足夠自信會得到群眾的支持。與此不同的是，其他衛星國家的政權認為有必要依靠莫斯科官僚，因為擔心如果和莫斯科發生衝突會動搖自己的政權。」

「史達林難以在南斯拉夫實施類似對付烏克蘭的方案，甚至無法實施類似對付波蘭的偽獨立的方案（波蘭有句笑話說，西倫凱維茲（Cyrankiewicz）想休息一晚去看電影都得打電話給克里姆林宮報備）。史達林試圖干涉南斯拉夫，結果卻是史上第一次史達林的走狗被捕而不是反之。這就好比假設烏克蘭史達林主義者擁有自己的國家力量和群眾的支持，獨立且強大到足以反對俄羅斯的聯邦內務部（MVD），等國家機器。在此基礎上，他們本可以抵制莫斯科官僚想要他們完全從屬的要求。」

「這就解釋了托洛茨基為什麼認為民族問題具有如此的重要性，以至於他提出了建立獨立的社會主義蘇維埃烏克蘭的訴求。乍看之下，這似乎與把全歐洲統一在社會主義聯邦國之下的戰略相衝突。從純教條主義的角度來看，烏克蘭和大俄羅斯群眾的敵人似乎是相同的，任務再簡單不過，是在一個統一國家的範圍中，把他們嚮往民主控制的鬥爭融合為一。但僅僅找到階級基礎卻不是答案。烏克蘭官僚的階級基礎與俄羅斯官僚的階級基礎沒有什麼不同。然而他們彼此卻發生衝突，而勝方會蠻橫地處死敗方。」

「同樣地很明顯，鐵托的暫時勝利這一事實，並不代表他變成了一個無意識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就像烏克蘭官僚不算是無意識的托派。」

「史達林主義官僚的專政間接地反映了無產階級的統治。為了使蘇聯恢復健康，一場新的革命，一場政治革命，是必要的。其經濟基礎將保持不變，當然政治革命的社會影響將導致整體經濟計劃、收入分配、文化等方面發生深刻的變化。正如法國的情況——資產階級獨裁政權需要通過革命才能轉變為資產階級民主——俄羅斯也同樣需要通過革命才能將官僚極權主義政權轉變為真正的民主政體。法國的政治革命導致了深刻的社會變化——不同的收入分配、生產力更加自由的發展、文化等。但該社會制度的基本結構保持不變。同樣的，在俄羅斯階級基礎將保持不變，上層建築將發生變化。在這方面，我們與詹姆斯有共識。但南斯拉夫呢？」

「在史達林主義的早期階段，俄羅斯工人政權墮落的過程是無意識地進行的；而同樣的過程在南斯拉夫卻是半意識，甚至是有意識地實施的。鐵托政權十分類似史達林政權在1923年至28年的情況。借鑒俄羅斯的經驗，可以得出明顯的結論：如果沒有民主，反對派無容身之地，政權是極權的，那麼發展的步驟將會和俄羅斯相同。這發展恰恰不是鐵托或史達林個人心理的問題，而是由社會中運作的不同傾向的無情利益所驅使。」

「國家政府作為一種特殊的上層建築結構凌駕在社會之上，必然傾向於形成有特定思想習慣的群體，他們善於指揮，在教育和文化上有特權。其趨勢是凝結一層有自己利益觀點的階層，其觀點不同於它所代表的階級。這在國家接管生產資料的情況下尤其突出；社會的唯一指揮層是官僚。馬克思和列寧強調群眾必須保持對國家或半國家的控制，是因為如果沒有群眾的控制，就會產生新的有特殊的運動規律的趨勢和傾向。」

「如果從理論上講（把史達林政權從世界關係和社會內部矛盾抽像地孤立出來），這樣的階層可以無限期地延續下去（一名西伯利亞史達林主義高官的保守預計是1000年）——這仍然無法導致社會矛盾的改善或國家政府無痛地從社會上自行消亡。社會進化、社會階級和階層的所有發展規律，都否定了這一可能性。這種社會不僅不會往共產主義的方向發展，反而如果受官僚任意支配，將不可避免地發展成人分三六九等的奴隸國，就像傑克·倫敦（Jack London）在小說《鐵蹄》中描繪的寡頭統治一樣。」

「社會主義不是自動地從生產力自身的發展中形成的。如果社會的變遷純粹是生產力得到發展後，社會會自然而然地變化的話，那麼從一個社會形式到另一個社會形式的轉變就不需要有革命。正如多次解釋過的那樣，單靠生產力的國有化並不會消除所有的社會矛盾——否則俄羅斯就已經算是社會主義了。一旦官僚贏得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就永遠不會自願放棄其特權地位。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只會創造新的需求，並為官僚處置其利益盈餘開拓新的空間。這表現在隨著俄羅斯生產力的發展，官僚會成為越來越貪婪和世襲的階層，而不是反之。 （在這裡，我們著重分析的問題不是不可避免的群眾反抗運動，官僚主義的昏庸造成的矛盾，必然會導致社會爆炸等。這問題需要別處進一步闡述。）」

「俄羅斯的墮落並非偶然。當無產階級掌控權力時，它在社會中的地位決定了其意識形態，決定了社會演變的方向是朝向消滅國家和建立共產主義。當官僚掌控權力時，它在社會中的地位決定了其意識形態，決定了社會演變的方向不是朝向自願地消滅國家和建立共產主義，而是朝向官僚鞏固自己。條件決定意識。鐵托和毛澤東的手段、組織、視野及意識形態與俄羅斯史達林主義者的方法、組織、視野及意識形態是相同的：不是民主集中制，而是相反——他們的基礎是極權主義官僚制。蘇聯控制的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Cominform）批評了鐵托的「土耳其式恐怖」，是有根據的。當鐵托面對一系列的指控：黨代表大會的討論是一場鬧劇，沒有人敢反對中央委員會的決議，甚至因為怕立即被捕而不敢投反對票，黨內和國內是獨裁統治——他唯一的反駁是將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的批評和左翼反對派在1927年蘇共大會的批評劃了等號。」

「南斯拉夫的現狀和左翼反對派對蘇聯政權的描述是一樣的，幾乎一字不差，唯一的區別是1927年的俄羅斯和今天的南斯拉夫相比，有過更多的來自以前的殘餘民主。至少在他們被驅逐之前，反對派被允許在代表大會提出自己的立場，史達林還沒有發展出徹底極權主義的鎮壓手法。黨內還有布哈林派等派系。史達林仍然不知道他將會走哪條路。鐵托已經全盤承襲了波拿巴主義統治的組織、意識形態、手法。」

「史達林和鐵托政權之間的唯一區別是後者仍處於早期階段。在俄羅斯官僚推出第一個五年計劃時大眾的初期熱情反應，和今天南斯拉夫的熱情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

「史達林只能通過越發肆無忌憚的恐怖來統治，​​ 而鐵托則目前可能仍然保有南斯拉夫絕大多數人口的支持。但這不是根本性的分別，而是節奏和群眾經驗的問題。」

再者：

「倚仗無產階級的史達林主義，在特定條件下可以權衡在對立階級之間，從而為自己的利益加強自身。我們已見這是如何在東歐實現的。眼前中國也有類似的過程進行中。革命性馬克思主義趨勢絕不可能與資產階級建立聯盟，正是因為在推翻資產階級的鬥爭中，需要確保群眾的動員是獨立自主的；而反之，史達林則不會顧忌這些。史達林主義與資本家建立聯盟的前提是當資產階級完全被挫敗之後，以便利用資產階級來反對工人起義這一隱患。因此，史達林主義者在中國提議的聯合政府並不意味著資產階級的勝利甚至存活。這會被用來爭取喘息的空間，以便模仿莫斯科的藍圖來組織史達林主義、波拿巴主義的國家機器。這根本不會是馬克思主義者所設想的國家或半國家——作為群眾自發武裝的組織——而是一個與群眾分離的國家機器，完全獨立並凌駕於大眾之上，成為壓迫工具。」

「顯然，中國運動的活力源自於『經濟的最迫切的內因』。然而，一個真正的革命性、托洛茨基主義的領導在落後國家會從無產階級中汲取力量，在其後會凝聚農民群眾；相比較，毛澤東則依賴農民，且不但指望現階段無產階級會是被動的，還更無情地鎮壓任何敢於獨立地對抗資產階級的無產者。在以後的階段，毛澤東在需要反對資產階級時會調動無產階級，隨後又會背叛並無情地鎮壓他們。從這方面講，更確切地說，毛澤東像鐵托一樣是個有意為之的史達林主義者，有意識地採用了許多波拿巴主義的伎倆，而不是像史達林當年必須自己摸石過河。」

「雖然國民黨的軍隊在面對史達林主義者的革命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的號召時就馬上散架了，但有件事是清楚的：毛澤東的宣傳計劃的目的，並不是革命動員無產階級和組織蘇維埃。這也沒指望通過工人自覺主動的方式來推翻城市裡的國民黨政權。相反，他的策略是無情地粉碎任何工人爭取主權的動作。拒絕動員群眾的意圖並非偶然。這表達了對現階段城市群眾運動的恐懼。托洛茨基主義和史達林主義之間的區別，沒有比這更鮮明的證據了。馬克思主義是基於群眾，特別是無產階級，有意識的運動；波拿巴史達林主義則會在階級之間操縱，並利用大眾的革命本能來滿足新生官僚階層的既得利益。兩者之間劃著無法逾越的鴻溝。」

「毛澤東政權將遵循其他史達林主義政權的模式。在鞏固自己後，它將成為軍警獨裁政權，並繼承俄羅斯政權所有其他方面的惡習。這種跡像已經可見端倪。」[1]

國際的「理論家」們在中國和東歐新政權的階級性質問題上糾結不已。按照他們的說法，在南斯拉夫有一個健康的工人國家；在東歐其他地區有資本主義國家——而在俄國有一個畸形的工人國家。這種立場是絕對無可救藥的。即使從形式邏輯的角度來看，它也是完全不連貫的，更不用說以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看了。然而 ，對於所謂的第四國際領袖而言 ，缺乏一致性不是問題 。他們只是在沒有任何解釋的情況下改變了自己的立場。這是一種完全不誠實的方法，沒有表現出任何論證的過程。在1946年的一次會議上，當我們向社會主義工人黨的一位代表提出托洛茨基預言十年內史達林主義和社會民主黨組織將一個不剩的問題時，他說：「別擔心，同志們！托洛茨基在1938年預測的事，還有兩年的時間可以發生。」這就是他們對事件的理解水準。

如果處理得當，對這些問題進行坦誠的討論，可以提高國際組織幹部的政治水準。但是，這就會損害領導人的威信。他們為了個人威信的考慮而犧牲了理論原則，這說明這種政治趨勢是完全破產的。事實上，第四國際沒有成功地成為一種群眾性的趨勢組織，這是幸運的。在工人階級的群眾政黨中，這些「領袖」以其破產的態度和政策，將會很快導致一個又一個的災難。事實證明，曼德爾、坎農、弗朗克、巴布洛等人荒唐又滑稽的行為，在一大部分的工人眼裡只是給托洛茨基主義抹黑。他們把錯誤的政策和季諾維也夫式的組織方法致命地結合在一起，成功地破壞了托洛茨基所建立的運動，並在歐洲和其他地方存在的托洛茨基主義的小勢力有機會建立一個正確認真的基礎之前，就把它們破壞了。

在英國，我們正在教育我們的幹部，通過認真地對待所有出現的理論問題，提高他們的政治水準。然而，在組織內部，希利開始了他的破壞活動，首先是作為坎農和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代理人，然後是作為巴布洛的代理人。就所謂的國際而言，希利是一個非常聽話的僕人，他完全按照國際領導層的意思來讓他做什麼以及說什麼。在所有這些關鍵問題上，都可以依靠希利來提出他們的政治路線，以試圖建立一個反對哈斯頓-格蘭特領導層的小集團。

在政治問題上，希利沒有自己的想法。我想到了一個相當有趣的例子，可以用來證明這一點。1946年，同志們討論了紅軍——以及盟軍對德國和其他國家的佔領問題。英革共堅定地支持包括紅軍在內的所有佔領軍的撤離，並支持民族自決權。那時已經開始在希利周圍集結的派系提出了這樣的立場：我們必須支持帝國主義軍隊從佔領區撤出，但不支持紅軍撤軍，因為這是工人國家的軍隊等等的理由。希利在組織內就這個問題進行了長期的理論鬥爭，並由於我們所採取的立場而稱我們為「修正主義者」。國際領導層在這個問題上一直保持沉默，所以為了弄清這個問題，我們給巴黎的國際書記處寫了一封信，要求得到緊急答覆。

恰好在國際書記處的這封信到達的那天，我們邀請了希利和他的一個叫約翰·戈夫（John Goffe）的支持者，到政治委員會討論一些組織問題或其他問題。當著希利的面，米莉·李報告說，有一封信從巴黎寄來，並向委員會正式宣讀了這封信。這是一張簡短的便條，內容如下：

「關於李同志1946年5月7日來信提出的關於解釋《宣言》中有關紅軍的一段話的問題，國際書記處將在幾天天內作出政治答覆，具體說明我們的立場實際上必須是——『贊成包括紅軍在內的一切佔領軍的撤退』，從此以後在這個問題上不能有任何含糊。」

很自然，我們都看著希利。畢竟，他已經對我們所謂的修正主義立場進行了幾個星期、幾個月的激烈鬥爭。希利的臉色變得像床單一樣白。他舉起雙手說：「好吧，那麼現在我們已經達成一致了。」戈夫仍然保持沉默——在後來的政治局會議上對這個問題一言不發。[2]

我們已經「達成了一致」？！當然這個共識是那封電報所命令的——就像共產國際的代表們通過從莫斯科發來的電報收到行軍命令一樣，沒有任何解釋。如果書記處給我們一個論點，或者至少有一份10頁、20頁或30頁的文件，你至少可以說希利已經被這個論點或文件所說服了。但國際書記處的信只是簡單的幾行字！坎農-巴布洛領導層所從事的方法，與列寧和托洛茨基的方法毫無共同之處。他們不是在政治基礎上形成集團，而是在組織性算計的基礎上而集結。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在倫敦的政治傀儡希利放棄了原來的立場，宣布我們現在立即達成了協定，沒有一絲猶豫，甚至沒有做過任何思考。的確，不需要做任何思考。當巴黎的中心說轉向時，希利就轉向了。

希利的行為使在場的每一位政治委員會成員感到厭惡。這一事件說明瞭這種政治趨勢的腐敗內涵，也清楚地表明了國際書記處和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真正想建立的組織是什麼樣子的。他們在其他國家想要的是那些在他們面前俯首稱臣的人，毫不懷疑地接受他們的智慧之言，彷彿他們所說的話是出自神諭之口。這是一種令人厭惡的方法。用這樣的手段，你只能打造出政治殭屍——像希利這樣的人。他們對國際的概念，即使在那個階段，也完全與列寧和托洛茨基的概念，以及第三國際最美好的時代的傳統背道而馳。

我們在《內部公報》中寫了一份關於此事的聲明，其中指出：

「顯然，在上述條件下，與我們少數派同志的政治討論就會淪為一場鬧劇。我們無法認真地與一個對手討論，因為他不僅毫無動機地、在一瞬間就改變立場，而且還否認他曾經持有這些立場。成員中已經開始出現厭惡和冷漠的情緒，他們寧願遠離集體，也不願把時間浪費在這種鬧劇式的討論中。」

「因此，我們呼籲少數派中所有具有任何革命正直感的成員，與這些可惡的方法作鬥爭。我們還呼籲黨內的所有成員去營造必要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式的氛圍氛，讓他們對自己的政治立場、黨內的變化和轉變負責，以便使我們的隊伍中不可能使用這種可惡的方法。」[3]

但這些話都沒被聽進去，希利少數派還是像以前一樣繼續他的陰謀。

英革共和紐倫堡審判

在尼思補選運動之後，我們發起了一場關於紐倫堡審判（Nuremberg Trials）的重要運動，並試圖揭露史達林主義者。在戰爭結束後的幾個月內，同盟國開始對納粹匪徒進行審判，以便將戰爭的全部責任推到他們的身上。英革共立即將其視為揭露莫斯科大清洗罪行和陷害的大好機會。

在史達林的公開審判中，托洛茨基派和所謂的「托派」，包括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圖哈切夫斯基等紅軍將領，都被史達林陷害和殺害。紐倫堡審判將使我們有機會揭露托派份子是納粹特工的謊言。最重要的是，它將使我們能夠要求托洛茨基和那些在史達林的大清洗中喪生的人恢復名譽。在適當的時候，這場運動還將揭露那些無恥地支持莫斯科審判的人——像《新政治家》雜誌的金斯利·馬丁（Kingsley Martin）這樣的職業騙子，以及整整一層的工黨領袖，他們為了他們與史達林主義的人民陣線，順應著後者對托洛茨基主義的誹謗。

因此，我們召集了一個由知名人士、知識份子和一些工黨議員組成的委員會，並發起了一場運動，要求在紐倫堡審判中，向被告提出有關他們與托洛茨基的所謂「控訴」的問題。我們主張對莫斯科審判中關於托洛茨基曾是德國法西斯主義代理人的指控進行徹底審查。我們給工黨首相艾德禮寫了一封信，我們收到了他的書記的回信，說我們的建議被注意到了。在紐倫堡審判進行的同時，我們進行了幾個月的運動。最後，我們提出了這樣的要求：托洛茨基的遺孀娜塔莉婭·塞多夫（Natalia Sedov）應該被允許在審判中審問納粹高層的被告，因為她也直接被捲入了誹謗，應該有機會為她的丈夫平反。

即使在組織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我們還是開展了一場相當成功的運動。每一期《社會主義呼喚報》都有關於這個問題的文章。我們在勞工運動中大力開展運動，籌集了大量資金。我們還得到了著名作家、費邊社會主義者H·G·威爾斯（H. G. Wells）的支持。他對此功不可沒，特別是考慮到過去托洛茨基對他的猛烈攻擊。威爾斯和其他一大批作家和知識份子對這場運動給予了寶貴的説明。我們相信蕭伯納可能從來沒有收到過我們運動的材料，無論如何，他從來沒有回信，這不像他。他總是很有禮貌，至少會回覆。所以我們想，他可能有一個史達林主義的書記，因此從來沒有看到過這些材料。

《黨的組織者》（1946年9月）指出：

「黨開展的紐倫堡運動，是我們在反對史達林主義和莫斯科審判的鬥爭中最重要的活動之一。著名知識份子簽署的宣言產生了國際影響。我們在世界其他地區的支部也開展了這場運動。在全國各地，主要是在共產黨的會議上散發了4萬份傳單，並就這一問題向一些工會支部發表了講話」。

如上所述，我們為這場運動賦予了勞工運動的色彩，並在工會支部提出了這個問題，呼籲將決議送交唐寧街和全國工會會議。我們甚至給共產黨寫了一封信，邀請他們參加，因為我們確信，為了真相，他們會願意協助！我們以掛號信的形式寄出，但是，正如我們所料，共產黨是不會同意的。我們以掛號信的形式寄出，但正如我們所預料的那樣，我們沒有得到答覆。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利用這一事實來對付他們。在我們有同志的工會支部裡，我們把共產黨員問了個底朝天，問他們的黨為什麼不準備支持這場運動。國際的其他支部，包括法國、義大利、比利時、荷蘭以及南美支部，都轉載了《社會主義呼喚報》的材料，並按類似的方針組織了自己的委員會。

不可思議的是，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卻保持沉默。他們沒有組織任何這樣的運動。法國同志說，美國人沒有這樣做的唯一原因是與英國支部的政治分歧。這完全是小孩子氣。在紐倫堡審判接近尾聲時，工人黨的沙赫特曼承接了這場運動，使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陷入了窘迫的境地。沙赫特曼開展了一場熱情洋溢的運動，在托洛茨基的平反問題上轉載我們的材料。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失敗，真正地顯示了坎農處理政治的方式。

正如托洛茨基所說，坎農無疑是一個工人領袖。然而，他沒有必要的理論深度，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其他領導人也沒有。你無法想像列寧、托洛茨基，或者馬克思、恩格斯，又或者盧森堡，會關心他們個人的聲望——或者讓個人的聲望影響他們的政治判斷——特別是在這樣一個問題上。如果托洛茨基還活著，他就會立即開展這場運動，並對社會主義工人黨進行嚴厲譴責。美國支部的行為是當時國際上已經普遍存在的一種病態的表現。

希利的陰謀

與此同時，在英國的幕後，圍繞著希利、庫珀和戈夫的小集團，認為擺脫英革共的領導是他們的「國際主義責任」。在美國人的支持下，作為「真正的」國際主義者，希利的派系將爭取成為趨勢組織的領導。當時，原本站在希利一邊的約翰·勞倫斯，因為我們讓他在威爾士做了專職召集人，所以過來找我們。勞倫斯有一定的能力和天賦，我們以為他在專職的情況下會發展自己的才能。但事實證明，我們錯了。他缺乏真正的體力或抗壓迫性質耐力，而且被悲觀的情緒所感染，現在開始影響到某些層面。希利和他的集團現在試圖抓住每一個歧見，來發動與既有領導的鬥爭。不久，他們偶然發現我們在戰後影響某些行業的裁員問題上的立場，並利用這一點來組織反對派。

顯然，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趨勢在原則上是反對工作場所的裁員的。要千方百計抵制這些攻擊。這就是我們的出發點。但是，當老闆對工廠實行裁員，而又別無選擇的時候，積極份子就有責任捍衛工作場所的工人組織。任何轉移勞動力的嘗試，都只能在工會的控制下進行。如果一個工廠要裁員，那麼就應該先裁掉非工會成員，然後再按資歷進行裁員，即「後進先出」。這樣的綱領可以防止老闆執行傷害工會鬥士的政策。

在這個問題上，以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們總是把持原則性的立場。例如，托洛茨基在《英國向何處去？》中解釋說，在任何工廠中都要保護有組織的工人。他甚至提出，不僅要把非工會會員開除出工作場所，甚至要把拒絕向工黨繳納政治徵費的工會會員開除出工作場所。他把後者說成是政治工賊，也應該以工賊待之。當我們向希利和他那夥人解釋托洛茨基的立場時，他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當然，他們仍然堅持說我們錯了，說我們放棄了過渡綱領等等。

當時，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立場與我們類似，提出如果必須裁員，我們必須保護工會組織，非工會成員必須首先離開。這一直是美國和英國運動在裁員問題上的傳統。但是，儘管社會主義工人黨和我們的立場相同，但在我們與希利的辯論中，他們卻絕對保持沉默。他們讓他們在英國的走狗在這個重要的基本立場上橫行霸道，再次顯示出他們對原則性問題的季諾維也夫主義態度。

希利是坎農一個非常合適的傀儡。他既沒有原則，也沒有顧忌，但他是一個很好的組織者。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希利的陰謀詭計使他多次被我們的組織開除。每次希利被開除後，我們都會把他帶回來，這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違背了基層成員的意願。我和哈斯頓對允許他重返組織負有一定的責任。我們認識到，希利有組織能力，我們想利用這種能力為運動服務，我們對這些問題從不採取個人態度。我們要為這種寬容付出高昂的代價！在1944年至1947年期間，在與英革共領導層的鬥爭中，希利至少要提出一百種不同的意見。無論是從理論還是從實踐的角度來看，他都不關心這些問題本身。他只是急於找到一些關鍵問題，以便在組織內激發一些反對我們的集團。在所有這一切中，希利對國際領導層給予了無條件的支持，並在以國際領導層取代英革共領導層的鬥爭中，得到了他們互惠的支持。

希利的結黨營私派系行為，尤其得到了他的老朋友弗朗克的鼓勵和協助。儘管托洛茨基嚴厲警告第四國際不能讓弗朗克歸隊，但弗朗克還是設法在國際書記處和後來的社會主義工人黨中找到了生存方式。他現在發現領導層對他有好感。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他開始扮演「理論家」的角色，成為在國際之間打入主義的主要闡釋者。這種戰術在當時是完全不正確的，但希利抓住了它，看看他會得到什麼樣的回應，不用說，他得到了國際書記處的全力支持。起初，弗朗克贊成將英革共打入獨立工黨。於是，希利提出了我們立即加入獨立工黨的要求。我必須說，當這一要求被提出來時，大多數同志都一笑置之。正如前面所解釋的那樣，我們在政治上控制了獨立工黨在東北地區的兩個分部。當這些同志聽到關於英革共應打入獨立工黨的建議時，他們絕對是驚恐萬分。當然，這些同志沒有一個人準備支持這樣一個神奇的想法。

戰爭結束後，獨立工黨領導人立即申請重新加入工黨。他們和平主義式的反戰立場並沒有帶來他們預期的巨大收益。英國沒有出現巨大反戰的反應。相反，絕大多數民眾完全支持這場戰爭，他們認為這是一場反法西斯的戰爭。在許多方面，獨立工黨在這一時期面臨著和英革共一樣的孤立。由於工黨政府的措施，工人階級內部的改良主義幻想越來越多，並被他們的日常經驗所強化。因此，感受到現實的冷酷，獨立工黨的領袖們想回到溫暖的家投奔工黨。布羅克韋在與莫里森的討論中提出了獨立工黨歸屬工黨的問題。顯然，莫里森告訴布羅克韋，工黨需要一個左翼。工黨的右翼總是需要一個左翼，作為抵禦工人階級憤怒的一種盾牌。莫里森說，他贊成獨立工黨加入工黨，並確信他能在全國執行委員會中獲得多數席位——當然，假如獨立工黨被工黨建制認定為「托派」，那上述安排就不可能發生。

為了證明獨立工黨不是「托派」或革命派的，布羅克韋安排了我們在達勒姆和諾森伯蘭的獨立工黨同志被以莫須有的罪名開除。不幸的是，布羅克韋發現他重新加入工黨的計劃被獨立工黨隊伍所中滋生的宗派主義所阻擋。雖然他和獨立工黨其他領導層急於加入工黨，尤其是馬克斯頓和麥高文不想失去自己的席位，但大多數黨員都反對重新加入工黨。但布羅克韋等人太著急了。在這個問題上敗下陣來，他們迫不及待地想要獲得多數席位。他們乾脆跳槽進入了工黨。反結盟派，如東北地區的泰德·弗萊徹（Ted Fletcher）和同為國會議員的查理斯·洛克蘭（Charles Lockland），他們盡可能地堅持了下來。但他們也感受到了客觀形勢的冷酷。於是就有了一個慢慢瓦解的過程，一層又一層的人脫離了獨立工黨，加入了工黨。獨立工黨的殘部作為一個改良主義、宗派主義和中派主義的混合體，最後只能沈淪於工運的邊緣，靠過去遺留下來的（相當多的）資源過活。

英革共現在發現自己的處境是艱鉅的。客觀條件已經變得非常困難。在戰爭期間，數以千計的工會會員定期閱讀《社會主義呼喚報》。可能有數千名共產黨員也在定期閱讀我們的材料。然而，我們在戰爭期間所影響的數千人，甚至可能是數萬人，現在卻陷入了冷漠。他們說：「工黨有在做事。工黨政府正在執行其綱領。我們為什麼還需要英革共？」自然而然地，我們報紙的銷量下降，我們發現自己所處的情勢險峻。另一方面，那些過去不顧領導層的謊言而同情地看向我們的共產黨工人，現在卻指著中國、東歐和俄國的輝煌勝利說：「你們的理論完全不可靠，共產黨正在進行革命；共產黨是一個革命黨。」

我們處於托洛茨基多次描述過的那些不幸的處境中的一種。他在1934-1935年的文章中解釋說，雖然在1923年至1933年的十年間，俄國的左翼反對派在所有關鍵問題上都有正確的立場，但左翼反對派還是被客觀情勢粉碎了。由於俄國和國際間事態的發展，左翼反對派被孤立和打敗。同樣地，布爾什維克黨也因為 1905年俄國革命的失敗而瀕臨瓦解。在 1908 年至1910 年間，布爾什維克們淪為一小撮人。俄國本身的黑暗反動時期，不可避免地孤立和粉碎了革命運動。這就說明了客觀形勢與主觀因素——黨和領導之間的辯證關係。正如托洛茨基在《逆流而上的鬥爭》一文中所解釋的那樣：「群眾不是靠預言性的理論觀念來教育的，而是靠他們生活的一般經驗來教育的。這是最經典的解釋——整個形勢對我們不利。在階級覺悟上，在情緒上，在群眾的感情上，必須有一個轉折；這個轉折將使我們有機會在政治上取得巨大的成功。」他又說：「時代潮流對我們不利，這一點很清楚。我記得1906年到1913年俄國的那段時期。也出現了反動。在1905年，我們有工人和我們在一起——在1908年甚至在1907年開始了大反動。」[4]

英國雖然沒有經歷像俄國1908-1910年那樣深刻的反動時期，但也經歷了一個極其困難的時期。這個時期同樣起到了孤立革命勢力的作用。在這種情況下，所提出的問題是要堅持我們的勢力、捍衛基本的思想、提高我們能夠給予影響的人的理論水準。在戰後期待革命發展的同志中，難免會出現一定的失望和幻滅。取而代之的是，工人階級的舊有領導層反而背叛了革命，改良主義、史達林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巨大壓力正在衝擊著我們的運動。

戰爭期間，英革共沒有獨立的印刷廠。工人國際聯盟的老式腳踏印刷機在戰爭中被炸毀了，印刷機要買也買不到。我們在資金充裕的時候，曾想向印刷商買一台印刷機。事實上，老闆曾同意給我們51%的折扣，但不幸的是，他的會計建議他不要這樣做，所以他拒絕了我們。當時我們準備給他一大筆錢，但那個人不肯，我們也沒辦法讓他改變想法。後來，我們也沒錢買了。

我們的收入在許多方面受到影響。以前比較有錢一點的同情者不再願意捐出大筆資金。報紙和《工人國際新聞》的銷售量也在減少。這給同志們增加了壓力，他們發現銷售越來越困難。我們開始了失去更多的同志比我們招募進來的還多的情況。這是我們隊伍的萎縮時期。到了年中，《黨的組織者》指出：「黨被迫在組織消費上進行刪減。根據戰後的總趨勢和收入的下降，器材費用與組織的增長和發展速度不成比例。有5名專業人員被從工資單上除名——2名來自中央，3名來自外區。」（1946年9月）《社會主義呼喚報》的發行量下降到每期1萬份左右。

雖然條件越來越困難，但我們仍然保持我們的活動。我們繼續取得了一些小的收穫，但不再像戰爭期間那樣有規模。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在這裡和那裡找到比較有想法的工人。1946年到1947年之間，數字顯示我們增加了40名同志，失去了48名同志，使我們的成員達到336人，其中有60名同志在工黨內工作。在1947年向我們組織的全國會議提交的組織報告中顯示：「紐卡斯爾、利物浦和威爾士都有損失。」同志們被迫停止出版《工人國際新聞》。當時的全職專業人員是：泰德·格蘭特、哈斯頓、希頓·李（威爾士）、羅伊·特爾斯（格拉斯哥）、和喬治·史密斯（營業管理員）。無薪專業人員是米莉·李、湯姆·賴利（Tom Reilly）和喬治·諾澤達（George  Nozeda）。

我在一篇比較1929-1931年工黨政府與前一屆政府的文章中分析了這一情況，這篇文章發表在1947年10月的《社會主義呼喚報》：

「1929年的情況和現在的環境之間的顯著區別是，在前者，工黨內部在內政問題上形成了強大的反對派，這在工人的生活中具有可怕的緊迫性。在前一任工黨政府中，外交政策是建立在和平主義的蠱惑基礎上的，並且基本上得到了『左派』的認可。如今，在工黨和議會，黨內形成的微弱的反對派只在外交政策問題上發聲。但是，由於英國帝國主義的軟弱無力，導致它被迫從印度撤出，部分從埃及撤出，現在政府又宣佈關於準備從巴勒斯坦撤出，外交政策上的反對派就崩潰了。此外，一個反對派雖然主要局限於外交事務，但不能希望吸引廣大群眾對右翼的支持。因此，右翼工黨領導人由於英國的軟弱，能夠以『社會主義』的外交政策冒充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者』，與邱吉爾和前幾屆保守黨政府，甚至前幾屆工黨政府的公開的帝國主義政策不同。」

「政府關於內政的政策基本上得到了所謂的反對派的贊同——這與前一屆政府中工黨的情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一個有啟發性的事件是已故的獨立工黨黨員的馬克斯頓的不同態度，他熱烈歡迎第三屆工黨政府的政綱及其建議的立法。」

「自工黨政府成立以來，『左派』在過去兩屆工黨大會上的崩潰，特別是在上一屆工黨大會上的慘敗，絕非偶然，而是源於事態的客觀發展。與前幾屆工黨政府相比，左派的支持率遠遠沒有得到提高，而這一時期，即使在美元危機期間，工黨右派的領導力也得到了加強。這反映了近兩年來的群眾意識。在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內，左翼改良主義或中派潮流是在階級深層反對右翼領導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是工人階級群眾組織內的發展規律。如果沒有群眾的支持，工運內部的反對潮流是不會蓬勃發展的。『領袖』是由基層的壓力來推動的。因此，國家的進程就會通過在議會內部和群眾運動中的機會主義領袖反映出來。在沒有發生深層次的分化過程的地方，『反對派』只有擺出最微弱姿態的餘地。」

只有在發生巨大事件的基礎上，情況才會發生變化。然而，與此同時，這種困難的局面正在我們的隊伍中產生影響。所謂的國際領導層，特別是希利，正試圖利用意料之中的失望情緒。像往常一樣，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同志開始尋找奇跡或一些捷徑來解決我們的問題，並提供走出這種僵局的途徑。然後，弗朗克——昨天的莫利尼耶派（順帶一提，他曾幻想我們真的會在尼思補選中贏得這個席位），給希利提出了英革共加入工黨的想法。

希利發動分裂

希利在組織內就所有其他問題上都遭到了決定性的失敗後，開始敲響了立即加入工黨的鼓聲，而且鑒於當時的氣氛，在這個問題上開始得到了呼應。特別是在組織內那些搖搖欲墜、日益疲憊和失望的階層中，情況更是如此。這些階層開始把加入工黨看成是一種萬靈丹，這個想法開始獲得一定的支持。在東北地區，T·丹·史密斯（T. Dan Smith）和其他幾個獨立工黨的人都到了希利的陣營內。史密斯實際上是被工黨吸收了，他在工黨中走向了右派，在議會中獲得了決定性的地位，並最終在一起巨大的腐敗醜聞中獲得了全國性的糟糕名聲。類似的過程也發生在全國各地的一些支部中。那些已經疲憊不堪，實際上正在走向改良主義，甚至完全退出運動的同志，在工黨入黨的口號中找到了追求自己意向的美妙藉口。所以，雖然過去希利和他的支持者只是極少數，但現在他首次能夠在英革共內建立一定的基礎。

我們在討論中解釋說，這種立場是完全錯誤的。客觀地考察這個問題，很明顯，托洛茨基所歸納的典型的打入條件，無論何種形式，都是不存在的。這些條件是革命前夕危機的發展，資本主義政權處於死胡同內，以及工人階級的激進化。這又會在工黨內部反映為群眾性左翼的發展、中間派政治趨勢的增長、工黨官僚機構的削弱，以及革命趨勢迅速發展的可能性。當然，在工黨政府選舉之前，由於戰爭的原因，在選舉之後剛剛出現了一定的激進化，這源於工黨政府最初採取的措施。但這肯定不是托洛茨基所說的激進化，甚至不構成打入改良主義組織的典型條件的開端。

此時的工黨內部生活處於非常低潮的狀態。工黨內部不但沒有出現危機四伏的情況，反而大大增強了改良主義的控制力。黨被一個充滿自信、勇往直前的右翼牢牢地控制住了。它被一個強化過並更加強大的官僚機構牢牢控制。這在戰後初期尤其如此。這是有客觀原因的。與我們所預測的相反，改良派實際上正在進行改革。從工黨基層黨員的角度來看，改良派的領導層似乎正在執行一個基礎工業國有化的社會主義綱領。當然，作為革命家，我們知道政府只是為了資本主義的利益而進行某種制度的重組。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來表達，這是一個國家資本主義的綱領。但工黨的成員和支持者並不是這樣看的。

工黨政府的第一項行動是廢除了1927年由保守黨在總罷工失敗後所提出的反工會的《勞資爭端法》。他們還提出了國民健保署（National Health Service），首次提供了普遍的免費醫療服務。與戰前的大蕭條相比，當時出現了充分的就業，生活水平開始提高。這些因素影響了工人的觀點。工人階級對工黨政府的信任是如此之大，以至於到1948年，工會聯盟（Trades Union Congress）和工黨大會都毫無異議地接受了需要採取「撙節措施」來協助政府，包括凍結工資。

希利等人明知如此，卻企圖粉飾太平，提出一個完全錯誤的觀點，從一個錯誤走向另一個錯誤。希利現在堅持認為，由於英國馬上面臨著不景氣、大規模失業等問題，打入主義的條件將很快形成。希利派把這種情況說得好像是資本主義終結的開始，是資本主義的最後一次危機。他們呼應了「社會法西斯主義」時期史達林主義者們的所有愚蠢論調。與曼德爾和巴布洛的論點相映成趣，希利真的認為我們正處於典型的經濟低迷期。當英國遭遇燃料危機時，他們重複同樣的話，說這是資本主義的末日。我們不得不向他們解釋說，燃料危機只是暫時的，事實上，燃料危機是由於缺乏燃料造成的，正是經濟擴張的結果。這顯然與他們的論點恰恰相反——不是生產過剩的危機，而是生產不足的危機。當時的英國當然沒有經歷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危機！

儘管如此，希利還是在1946年中寫了一份文件，說英國正處於經濟災難的邊緣：

「在英國本土，除了戰爭工業——航空、工程、造船和化學工業等之外，工業條件絕對和相對下降、生產設備惡化、勞動生產率下降…。」

「由此可見，英國資本主義正處於深淵的邊緣…精心修補的內部經濟將崩潰，不是陷入無節制的通貨膨脹，就是在以後當競爭涉及到世界價格價值時，陷入同樣災難性的通貨緊縮…。」

「我們的觀點必須建立在不斷發展的危機基礎上，這場危機的範圍和程度將超過1920年冬天的蕭條」[5]。

第四國際的「理論家」們支持這一荒謬的觀點。顯然被認為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專家的曼德爾，在幾年前寫了一本非常糟糕的經濟學著作。事實上，曼德爾是一個庸俗的折衷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一般馬克思主義的掌握都極其膚淺。這一點對於任何一個不厭其煩地閱讀他多年來所寫的東西的人而言，從我們在這裡所考慮的時期開始，就會立即變得很明顯。

曼德爾在給英革共領導層的回信中寫道：「在資本主義衰敗時期，英國工業再也不能超過復興狀態，達到真正的繁榮狀態。至多是一些個別工業的繁榮，這並不決定著經濟的總的方面。如果要賦予這個情況以馬克思主義者一貫賦予它的意義，英國經濟的狀況就不是繁榮的狀況。」過去55年的歷史對他的言論處理得相當嚴厲，他說：「如果英革共多數派的同志認真對待他們自己的定義，他們就會順理成章地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們在所有資本主義的歐洲都面臨著『繁榮』，因為在所有這些國家，生產都在『擴大』」[6]。這表明了這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儘管後來寫了一些經濟著作，但他在處理實際過程時究竟是多麼淺薄。

當時，所有第四國際領導人都在兜售這條路線。他們對現實視而不見，頑固地拒絕承認資本主義已進入經濟上升階段。他們在國際書記處會前決議中說：「受戰爭打擊的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歐洲大陸國家的經濟活動的恢復，將以其特別緩慢的節奏為特點，因此，這些國家仍將處於接近停滯和蕭條的水準。」[7]

唯一堅決反對這一立場的是英國支部的領導。在由我起草的世界大會關於經濟觀點的修正案中，英革共解釋說：

「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同志的論點，得到了英國黨少數派的贊同，即只有在無產階級受到決定性的失敗之後，美國帝國主義才會給予貸款，以協助西歐資本主義的恢復，這種論點已經被證明是錯誤的。無產階級還沒有被打敗，但貸款已經發放了。同樣錯誤的論點是，只有無產階級受到決定性的失敗，經濟才能恢復和復興。這種論點把政治-經濟問題混為一談，設想一個問題立即反映到另一個問題上。」

「無疑，無產階級的決定性失敗會給資產階級帶來穩定和信心。但是，除非具備經濟前提條件，否則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也不一定會出現繁榮。『只有無產階級在革命形勢下的失敗才能導致繁榮』這種話不是資本主義發展的規律，就像不景氣會自動導致革命一樣。歷史告訴我們，資本主義即使在死亡的痛苦中，如果無產階級被其組織所麻痹或削弱，使其不能利用其可能性，那麼，資本主義在蕭條之後，儘管有革命的可能性，也會恢復過來…。」

我們在修正案中還指出：

「除了這些政治上的考量外，資本主義的一些規律本身也保證了經濟的上升，使新的『繁榮』不可避免。特別是考慮到這次危機不是生產過剩的危機，而且資本家在西歐沒有受到群眾組織的攻擊，而是得到了社會民主主義和史達林主義的直接援助和支持，週期性的上升是不可避免的。」（《工人國際新聞》，1946年11-12月）

希利在英國充分就業的時候，卻咬定當時正在發生經濟危機和大規模失業。他居然認為，為了應對英國的大規模失業，政府在威爾士設廠製造鬧鐘，讓失業者及時醒來簽領失業救濟金！當然，這都是無稽之談。其目的是讓人們相信危機迫在眉睫，因此會具備打入的條件。

同樣，他們還試圖在工黨內「發現」一個幽靈般的左翼。當工黨內一些半路人馬通過了一項關於外交政策的決議時，他們大驚小怪地說：「你看，這就是左翼」。我們在回應時解釋說，這是一則趣聞，完全不重要。我們工黨的同志——而且我們的同志遠遠多於希利的少數派——被要求給我們提供黨內任何左翼發展的具體證據。正如托洛茨基所建議的那樣，打入的時機將由你們黨內已有的人顯現出來。他們會根據他們所取得的成果，以及在現有的氛圍中，給你一個現實的情況。

當我們要求工黨的這些同志彙報情況時，他們一致認為時機未到。我們在工黨的派別在向1946年英革共會議的報告中說：「在這個領域的收穫是微不足道的。我們在工黨的派別報刊《戰鬥報》在工黨內部沒有找到任何回音，工黨內部情況反映了在工黨內部的運動也沒有表現出活躍的跡象」[8]而這也是非常希望發展這項工作的前哈伯派的意見。在那個階段，工黨內沒有發生什麼事情，也沒有左翼發展。所以從各方面看，打入的時機還不成熟。

然而，這些情況對少數派來說並不管用。希利得到了少數人的支持——大概占組織的20%。然而，在這些人中，有一層的人很快就從運動中消失了。T·丹·史密斯就是其中之一。在大約350名英革共黨員中，希利可以指望得到60或70人的支持。希利的少數派說服了極少數的產業工人。他主要吸引了我們隊伍中較多的中產階級份子——黨內典型的風雲人物。在困難的條件下，他們正在從運動中退出，他們在支持希利的打入綱領中找到了一條出路。

英革共是一個極其民主的政黨，內部制度健全。我們不害怕政治分歧，而是利用政治分歧來教育黨員。從1945年到1947年的兩年多時間裡，英革共的會議就一系列的問題，特別是就打入的問題進行了充分而詳盡的辯論。定期出版的公報涵蓋了所有的政治立場。在每次大會之前，我們都要進行六到八週的深入討論，還可以查閱有關爭議問題的內部公報。這些公報應該在某個階段重新出版。它們在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對於要教育我們運動的歷史給新的同志們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在整個1946年，第四國際一直在敦促英革共領導人加入工黨。在6月的國際執行委員會上，通過了一項決議，敦促英國支部把我們的力量集中到工黨內。在國際執行委員會上，唯一投反對票的是英革共的同志。他們在1947年初再次催促我們解散英革共，加入工黨。他們是一路支持希利少數派的。1947年中，希利的支持者表示，如果他們不能獲得入黨的多數支持，他們將敦促國際分裂英國支部，讓少數派在自己的紀律下進入工黨。英革共領導層正確地把這看作是最後通牒，是要分裂組織的威脅。我們的會議對入黨問題進行了進一步的討論，反對這種分裂的企圖。現在立場已經穩固，希利未能獲得更多的追隨者。派別已經確定，我們得到了組織中絕大多數人的支持——大約80%。儘管有國際組織的支持和我們在英國面臨的困難，希利仍然未能說服大多數人支持他的主張。

在這次會議上，我們決定對於這兩年來的打入問題，進行了充分和自由的討論。這是一次詳盡的討論，目前對這個問題已經沒有什麼可說的了。因此，我們在大會上提出了一項決議，即這個問題的討論現在已經結束。只有在內部公報中或在下一次大會上才能再次展開討論，當然，屆時所有問題都可以再次討論。希利等人對此表示反對，投了反對票。但大會以壓倒性多數通過了這一決議。

很明顯，對希利的支持已經達到了極限。他們不會再贏得任何人的支持，並擔心如果他們繼續留在組織內，他們現有的支持基礎會消失。只有工黨的問題給了他們一個基礎。這是希利最後的機會。沒有更好的時機去行動了。所以希利提出了分裂的問題。毫無疑問，國際書記處的干預是有預謀的，他們支持希利的少數派。希利現在得到了第四國際的公開支持，他想貫徹「國際政策」的打入主義。他要求將他的政治趨勢從組織中分離出來。違背了我們的意願，也違背了國際組織的章程，國際書記處決定在國際組織的指導下，將兩個組織分開。最後，在抗議下，英革共領導層別無選擇，只能接受這一既成事實。英革共的多數派準確地將這一行動描述為「為擺脫第四國際的一個支部所民主選舉產生的領導層而採取的可恥手段」。

第四國際支持希利的計劃，讓他的派別在自己的旗幟下，以自己的紀律，作為國際公認的正式支部加入工黨。他們將在以後的歲月裡因他們的所作所為而得到獎賞，屆時，希利將反過來反對他們，但目前他們與希利聯合起來反對哈斯頓-格蘭特的領導層。於是在1947年10月，希利以及其政治趨勢進入工黨，而英革共則獨立地進行革命黨的建設。據希利集團的一個主要成員說，「分裂後，我們奉命與多數派的支持者斷絕一切個人關係！」[9]這是後來的一個跡象。分裂出去的集團開始實行所謂的「深度打入主義」（Deep entrism）或取消主義的政策，在工黨內部秘密運作，隱瞞自己的思想，只稱自己為「俱樂部」（The Club）。

從某種意義上說，大家對少數派的離開感到非常欣慰。我們現在可以集中精力，建立一個沒有派系惡鬥的運動。我們背後的一根刺已經被拔掉了——或者說我們是這麼想的。但是，少數派的被清除並沒有改變這樣一個事實，即國內和國際的客觀形勢都不利於革命趨勢組織的建立。儘管我們做了種種努力，但隨著對於工黨政府的幻想更加普遍，我們與工人階級之間的關係進一步地孤立了。當然，有時我們也會介入階級鬥爭，並給予領導。有的時候，我們成功地與工人建立了聯繫，但這些成功越來越少。我們感覺到自己被束縛住了。

馬克思主義與工會

儘管存在著種種問題，但我們還是盡可能地介入了階級鬥爭，例如，1948年6月在倫敦碼頭舉行的罷工。工會（運輸和總工會）是在右翼的控制之下。因此，這是一次自發的階級非官方罷工。與宗派在罷工中的極左態度相反，我們到碼頭工人那裡提供一些基本的階級援助和建議。我們得到了工人的友好回應，他們感謝我們的説明。所有港口的數千名碼頭工人對工會右翼領導的作用感到厭惡，他們準備撕毀自己的工會證。一些人提出了建立一個新的分離的碼頭工人工會的想法，作為解決他們所面臨的問題的某種靈丹妙藥。

我們向任何願意聽我們講話的工人鬥士解釋，這樣的道路對工會和工人來說是災難性的。他們應該留下來，在工會內部進行鬥爭，並試圖改變它。他們必須參加工會的正式會議和他們的支部，開始組織一個可以挑戰右翼統治的反對派。我們告訴他們，雖然這可能很困難，但這是唯一真正的前進道路。如果他們從工會中分裂出來，他們就會把工會中比較先進的激進層和比較落後的層分開。這將使工會處於右翼的控制之下。事實上，這會鞏固他們對工會的控制。這一直是馬克思主義在這個問題上的經典立場。列寧在他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中對此作了解釋。在與工人和工廠代表討論了一段時間後，我們設法說服這些積極份子我們的立場是正確的。

巧合的是，幾年後，即1954年，希利派採取了完全相反的立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他們敦促碼頭工人離開運輸與普通工人工會，加入所謂的「藍色」工會，即NASDU。正如我們當時所警告的那樣，事實證明這是災難性的。它導致非工會主義在碼頭蔓延。NASDU最終成為右派，並最終在1973年被吸收到運輸與普通工人工會中。同樣的瘋狂手段似乎是工會中極左份子行為的一貫特徵。因此，1970年克里夫集團敦促皮爾金頓玻璃廠的工人離開右翼控制下的總工會和市政工人工會，建立自己的玻璃工人工會。這也以災難告終，許多工人因這次失敗而受害。這些宗派份子從不學習，只要能在工人運動中站穩腳跟的地方，他們就會造成很大的損失。

碼頭罷工反映了當時工會運動對工黨政府的情緒。這次罷工得到了大多數工人階級的同情。儘管碼頭工人——由於他們的組織性和好鬥性——是工資最高的工人之一，但其他工人還是給予了完全的聲援。然而，當工黨政府派軍隊進入碼頭以打破罷工並實行緊急狀態時，工運內部沒有任何抗議活動——除了我們試圖組織的抗議活動。這在1924年或1929-1931年的工黨政府時期是不可想像的。這表明了現在普遍存在的不同氣氛。工人對工黨政府抱有很大的幻想。他們可以批評這個政府，但絕大多數人仍然選擇相信它。他們認為這是他們的工黨政府。因此，工人們不準備反對政府的行動。就算當政府派遣軍隊進入碼頭破壞罷工，也不會有任何其他工人階級的同情罷工行動。

史達林主義得到加強

情勢已經發生了變化，我們面臨著一個艱難的時期。這段時期會持續多久，我們當時說不準，也許是一兩年，也許是更久。我們當然也沒有想到會持續25年！無論如何，我們的情況是腹背受敵的——一方面被改良派擠壓，另一方面又被史達林派擠壓。1947-1949年也是中國革命的時期。雖然它是以扭曲變形的方式進行的，但中國的革命還是進一步提高了史達林派的威望。誠然，共產黨也面臨著工黨政府的成功所帶來的困難，但他們可以沐浴在紅軍的勝利和史達林主義者在國際上的成就的光芒之下。他們認為自己是在中國、東歐等地取得巨大成功的國際運動的一部分。

當時，蘇聯的威望是巨大的。所以，他們更加癡迷於蘇聯的實力，這對他們來說是一種支撐。在1945年的大選中，他們還成功地獲得了兩名議員，分別是加拉赫（William Gallacher）和皮拉廷（Philip Piratin），這也是共產黨在議會層面的一個高點。此時，隨著冷戰的快速發展，他們在工黨中建立起來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了。共產黨在國會工黨（Parliamentary Labour Party）中有一些同路人——大約有18名議員是共產黨的秘密黨員或與黨關係非常密切。但由於他們試圖維護俄國的外交政策，他們的力量被大大削弱了。工黨內部和工會發起了一場針對共產黨人的迫害，一些人因各種原因被開除。這其中包括約翰·普拉特斯·米爾斯（John Platts Mills）、齊利亞庫斯（Zilliacus）、索利（Solley）、萊斯特·哈欽森（Lester Hutchinson）和D·N·普里特（DN Pritt）等國會議員。不僅是這些人，全國上下還有一大批工黨的領袖人物和活動家被開除。這再次顯示了官僚在工黨中的強大地位。

的確，在1947年之後，艾德禮政府的大廈開始出現了第一個裂縫，這與惡性改革的開始不謀而合。人們談論「撙節」，並首次謹慎地對工人階級進行了攻擊。起初，勞工運動並不認為這些攻擊是嚴重的，他們認為這些攻擊是工黨政府前進道路上的暫時挫折。後來，艾德禮政府決定國民健保署必須收取某些費用，這激起了奈·貝文和哈羅德·威爾遜的辭職抗議。這加強了基層黨員對貝文和其他左派的支持，讓他們成功地當選為工黨全國執行委員會成員。貝文此時越來越被認為是左派的領袖。然而，左派仍然非常薄弱。它代表了黨內不滿的苗頭。但它肯定不是像希利集團所堅持的那樣，代表了工黨內部大規模左翼的發展。

史達林主義者和改良主義者的背叛，為資本主義的復興提供了政治上的前提。在英國，工黨政府拯救了資本主義。在義大利和法國，史達林主義者通過進入聯合政府發揮了同樣的作用。這就有效地消除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威脅，提供了寶貴的喘息空間，至少在西方，社會穩定了一定時期。美國對西方資本主義的暫時恢復，正起到穩定局勢的作用。在美國巨額投資的基礎上，美國、日本和整個西歐的生產力得到了巨大的發展。整個歐洲的資本主義撿回了一條命。

在殖民地世界，情況完全不同。中國革命正在整個亞洲大陸迴盪。殖民地人民的鬥爭發動了歷史上最偉大的社會和民族解放運動。在印度，反對英國帝國主義的鬥爭達到了頂峰，英國人被迫打了一個急速的退堂鼓，但在這個過程中，英國人分裂了印度的活體，殺死了一百多萬人。在斯里蘭卡（原錫蘭），托洛茨基主義獲得了群眾性的支持。與其他共產主義運動不同的是，斯里蘭卡平等社會黨（Lanka Sama Samaja Party）在戰爭開始時就把史達林主義者開除出黨。

經過反對英國帝國主義的英勇鬥爭，平等社會黨在斯里蘭卡成為佔主導地位的工人階級政黨。1939年，他們加入了第四國際，為國際提供了一個群眾性政黨。平等社會黨的領導層期待著國際的支持和指導。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對國際領導層的錯誤政策和滑稽行為越來越感到失望。由於國際領導層無力矯正平等社會黨內當時存在的改良主義的墮落病徵，這將構成托洛茨基主義在印度次大陸的巨大悲劇。這一事態發展的很大一部分責任在於國際領導層，他們不願意分析1945-1949年期間的形勢或其所犯的錯誤。

托洛茨基主義在中南半島也發展了群眾基礎。然而在那裡，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在史達林主義者手中遭到了慘敗。1945年底，隨著戰爭的結束，史達林主義者在胡志明的領導下奪取了北越的政權。越南托派份子被貼上反革命份子的標籤，遭到史達林政權的殘酷屠殺。當英軍在西貢登陸時，史達林派的警局長Duong bach Mai用槍口圍捕了所有的托派份子。「在進行了這次行動之後」，越南國際主義共產聯盟（League of Internationalist Communists ）的領導人Lu sanh Hanh說：「Tran van Giau在北越政府的同意下，下令有計畫地殺害國內所有的托派份子。Tran van Thach、Ta thu Thau、Phan van Hum和其他幾十名革命戰鬥派被殺害，其後事至今沒有得到適當的解答」[10]。

在不發達的國家，由於革命力量的薄弱和史達林主義和改良主義的麻痺作用，革命沒有像1917年的俄國那樣以經典的方式進行。即使是強大的中國革命，作為歷史上第二次最偉大的革命，也因為其發生的畸形方式，以及所建立的極權制度，無法吸引西方工人。中國革命主要是一場農民運動，工人在其中沒有發揮獨立的作用。沒有這一點，就沒有中國的工人民主和走向社會主義的運動。以莫斯科的想像為基礎，中國革命從一開始就是畸形的。因此，它對先進工業國家的工人階級，特別是英國的工人階級沒有產生巨大的號召力。因此，在國際範圍內，托洛茨基主義的力量在這個資本主義得以鞏固、史達林主義也得到極大加強的時期是極其孤立的。

左派的弱勢

這種情況給資產階級帶來了新的信心。儘管他們在東歐和南亞遭受了損失，但在史達林主義者和改良派的幫助下，他們還是設法穩定了局勢。資產階級對其制度的信心也反映在英國勞工運動內部，改良主義的右翼得到加強。這一點後來表現為工黨內的蓋茨凱爾派——我給他們洗禮的尼安德特右翼——在工運和工會運動中的粉碎性統治。他們輕蔑地把馬克思主義稱為維多利亞時代遺留下來的老式學說。實際上，改良派的思想才是馬克思主義之前的思想。它們在120年前就已經被馬克思回答了。但是，由於這些批判馬克思的無知者從來沒有讀過他的一句話，怎麼能指望他們知道這些呢？

老派右翼在工黨和工會中得到了很大的支持。我們正進入迪肯、勞瑟和卡倫等極右翼份子長期統治英國工會運動的時期。即使是貝文派的左派也是相當沉默和軟弱的。它在地方工黨中得到支持，但並不代表任何左傾運動的潮流。它是一個弱小的和非常不堅定的趨勢。它的政治地位遠遠低於戰前工黨中的左派。他們不能與馬克斯頓這樣的領導人相比。即使你比較一下斯塔福德·克里普斯（Stafford Cripps）和社會主義聯盟在戰前的講話，你也會發現，他們在激進水準比戰後的貝文派左派高得多。

由於工黨內沒有大規模的左翼，希利派儘管抱有種種幻想，但在黨內卻發現了一種非常冷清的氣氛。現在已經回到少數派的約翰·勞倫斯把黨在威爾士的工作搞得一團糟。尼斯補選成功後，我們在那裡有五十多名黨員，從最鼎盛的時候開始，英革共的黨員已經減少了。這一方面是客觀情況，另一方面是由於勞倫斯自己沒有能力頂住壓力。他抱怨缺乏可能性，並妄想像尼思選舉時的好日子那樣向群眾運動說話。但我們卻淪為一個小小的運動，每個星期天在尼思召開小會議。原本想參考我們要說的話的人群基礎已經融化消失了。在一段時期內，勞倫斯把威爾士的組織搞得一塌糊塗。

我們明白，這個時代是困難的，損失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們至少可以把我們的大部分力量團結起來，直到情況好轉。我們在馬克思主義教育和清醒的觀點，以及對形勢的實際解釋的基礎上，成功地鞏固了全國的趨勢組織。我們給最優秀的工人同志接種了壓力的疫苗，因此在大多數地區，我們在1947-1949年期間相對完整地保持了我們的勢力。

少數派進入工黨後，採取的完全是機會主義的立場。當時希利的支持者埃利斯·希爾曼（Ellis Hillman）回憶說：「希利主張同志們隱瞞自己的政治觀點，同志們的主要工作是在工黨、工會等機構中擔任職務，盡可能地藏匿自己的政治立場」後來他與希利決裂，過來找我們[11]。希利派組織非但沒有像他們預期的那樣發展，反而陷入了停滯，經歷了一場危機。從我們得到的零星資訊來看，希利派正處於低迷狀態。他們沒有自己的出版物，而且在招募新人進入他們組織的工作上也是舉步維艱。儘管他們對工黨內的「左翼群眾」誇誇其談，但他們並沒有得到他們所期望的結果。

當然，希利那幫人試圖將其失敗的責任歸咎於英革共。他們指責我們妨礙他們的工作。所有這些完全是無稽之談。他們抱怨我們在工黨的同志故意阻撓和破壞他們在黨內的工作。於是，希利向他在第四國際領導層中的支持者們苦苦抱怨。他為了自己的目的，犬儒地操縱和利用國際，而國際領導層當然也想像是他們在操縱希利。結果，巴布洛的一個忠實的手下雅克·普魯瓦斯（Jacques Privas）訪問了我們。他是法國托派的領導人之一，也是國際書記處的成員。他到我們在哈羅路的總部來見我們。他來到現場，詢問希利對英革共領導層的抱怨，以及他們關於我們破壞他們工作的指控。我們一眼就看出這只是一個圈套。我們告訴他，我們對希利派和他們的工黨工作沒有興趣。我們當然也沒有興趣像他們所說的那樣，把他們「出賣給」工黨官僚和其他人。我們甚至嚴格避免在公開資料中提及希利集團。我們讓他們繼續用他們自己的手段，我們也繼續用我們的方法。但由於希利遇到了困難，他試圖把責任推給我們。

如我們所料，普魯瓦斯聽信了希利的故事。然後他就扔出了炸彈，告訴我們，國際書記處對我們下了最後通牒。除非我們準備從工黨中撤出我們的勢力，或者將我們在工黨中的力量置於希利的控制之下，否則國際將不得不重新考慮我們作為第四國際官方支部的地位。他簡直是拿槍指著我們的腦袋。這是一個我們不能接受的立場。這整個事件正在產生一種士氣低落的影響，特別是對哈斯頓來說，他因這次經歷而變得迷失方向。

註釋

[1]《回應大衛．詹姆斯》，1948年，https://marxist.tw/2019/03/26/reply-to-david-james-cn-traditional/

[2]見1946年8月4日英革共內部公報

[3]同上

[4]《托洛茨基文集 1938-1939》（Writings of Leon Trotsky 1938-1939），P. 252

[5]芬奇(H. Finch)、希利（G. Healy）、戈夫（J. Goffe）、勞倫斯（J. Lawrence），《轉向群眾工作》（The Turn to Mass Work），1946年7月17日，載於《英革共內部公報》P. 1-6，引自《戰爭與國際》，P. 189

[6]引自《戰爭與國際》，P. 190

[7]引自《工人國際新聞》，1946年11月至12月

[8]《黨的組織者》，第8期，1946年9月，P. 7

[9]拉特納（Harry Ratner），《不情願的革命家》（Reluctant Revolutionary），P. 123

[10]吳凡（Ngo Van），《他們打不倒的革命家們》（Revolutionaries They Could not Break），倫敦，1995年，P. 162

[11]引自《戰爭與國際》，P. 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