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留下我們的印記——英國革命共產黨

作為合併的結果，英國的革命共產黨於1944年3月成立了。在這次成立大會上，各派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見。首先，我們討論了無產階級軍事政策的問題，由我本人提出。哈伯，然後羅賓遜提出了自己的立場，但遭到了嚴重的挫敗。哈斯頓提出了關於打入主義的決議案，遭到阿切爾和羅賓遜的反對，但決議案以壓倒性多數的支持通過。接著，特爾斯提出了工業活動政策決議案，只有「左派」投了反對票，該決議案仍然通過。最後，我向大會上呈了工人國際聯盟的綜觀文件《世界革命和工人階級的任務》（The World Revolution and the Tasks of the Working Class）。同樣只有「左派」才反對它。

經過一番辯論，我們選擇了革命共產黨這個名稱。在隨後的中央委員會選舉後，除了隨即出走的羅賓遜「左派」，其他各派系都宣佈解散。庫柏作為「托洛茨基反對派」的發言人站起來說：「我們與領導層完全沒有任何政治分歧」。這在當時是真的，我們的確沒有任何政治分歧。他最後說：「因此，我們不能作為一個派系繼續下去，所以我們要解散這個派系。」此話一出，與會的代表們哄堂大笑。同志們與這些人相識多年，早就知道他們講這種話是一文不值的。國際書記處的代表、坎農的傀儡曼根站了起來舉起雙手，神聖又驚恐地說：「同志們，當好的同志作出這樣的承諾時，竟然受到這樣的待遇，這是史無前例的。」當然，我們只是一笑置之。甚至沒有人去回答他。

雖然會議已經做出了非常明確的決定，但我們並沒有強迫大家服從。我們從來都不主張坎農的「鐵的紀律」手段，在黨內事務上總是靈活處理問題。那些曾經在工黨內的人可以暫時留在工黨內。我們不會堅持讓他們離開工黨。相反地，我們說他們應該參加我們在工黨內部的團體，無論如何，這些黨內團體在工黨內的黨員人數是革命社會主義聯盟的兩到三倍！雖然他們自稱為托派的「工黨黨內團體」，但由於我已經解釋過的原因，他們已經垮臺了，而我們在某些地區的工黨中已經有了一定的基礎。因此，儘管我們絕大多數人都在工黨之外，但我們的方法在其他人失敗的地方取得了成功。只要官方的立場是公開的，我們就接受這些反對派同志有權堅持自己的觀點，繼續活動，如果他們願意的話，還可以在內部公報上發表文章。

儘管大家都在談論「團結」，但就在當天晚上，曼根在多爾賈斯特旅館的房間裡召開了一次秘密派系會議。出席會議的有約翰·勞倫斯（John Lawrence）、希利、約翰·戈夫（John Goffe）和庫柏——「托派反對派」的領導人。這次聚會的目的是什麼呢？是為了決定如何最好地擺脫以哈斯頓和格蘭特為首的英革共「反對第四國際」的領導層。他們沒有一點政治分歧，卻開始組織一個反對領導階層的集團，因為這麼做就是它的意義。這些人想與坎農合作，擺脫現有的領導團隊。但這個團隊已經證明了它的可行性，以及在戰爭時期中的政治正確性，並已經證明它可以建立一個真正的托洛茨基主義運動。我們已經在實踐中表明，我們正在進行可能是任何托派組織中最有效的戰時革命工作。但他們並不關心這些。他們只關心解決個人恩怨。列寧曾經說過：政治中沒有比私怨更有破壞性的東西了。

在戰爭期間，坎農開始變得越來越囂張。托洛茨基死後，他和其他社會主義工人黨領導人認為，他們必須控制第四國際的運動，就像他們控制了美國托洛茨基運動一樣。因此，他們需要那些願意遵循他們路線的順從者。他們忘記了，用這些手法，亦即季諾維也夫的手法，以及後來史達林的手法，他們將一事無成。他們忘記了列寧曾試圖教導布哈林的主要原則：「如果你（只要求）服從，就會得到一批聽話的蠢材。」不僅如此，而且——正如我們對坎農和C. L. R. 詹姆斯所預言的那樣——當第一次大衝突發生時，傀儡們最終會站在他們昔日「領袖」的對立面。這種情況其實在社會主義工人黨內發生了好幾次。

在1938年第四國際世界創立大會之前的合併談判中，坎農曾帶著社會主義工人黨青年團的兩位年輕同志弗蘭克·丹比（Frank Denby）和內森·古爾德（Nathan Gould）來英國。我們當時就預測，坎農的犬儒行徑會對這些年輕人產生不好的影響，他們會受到完全錯誤的教育，並開始有類似的行為。我們預測，日後社會主義工人黨第一次嚴重的黨內危機時，他們會與坎農發生衝突。結果就是這樣。古爾德與沙赫特曼結成集團來反對坎農，並成為敵對的美國工人黨（American Workers Party）的領導人。在英國，我們看到坎農把希利變成了一頭怪物。雖然希利成了坎農和巴布洛聽話的工具，最後演變成一個徹頭徹尾的政治殭屍和叛徒，但我們預測他遲早會猛烈地反對坎農，百分之百的支持會變成百分之百的反對。一段時期過後，這樣的場景也如是發生了。

我們特意取了革命共產黨的名字，因為它與破壞罷工的愛國主義「共產黨」完全相反。我們想把托洛茨基主義真正的毫無瑕疵的革命綱領，與史達林主義的罪惡角色形成鮮明的對比。英革共在堅實的基礎上展開工作，延續了工人國際聯盟的革命傳統。哈斯頓被選為英革共的總書記，我被任命為政治書記。我們的成員中有六分之五是工人階級。我們有一個久經考驗的領導層，我們沒有真正的政治對手。似乎我們趨勢組織的未來和工人階級的未來是有保障的。從表面上看，我們已經解決了所有宗派鬥爭的問題。我們已經成為第四國際的正式英國支部。我們現在可以把注意力轉移到建立運動這一真正重要的任務上。形勢似乎非常有利，我們現在可以開始跨步向前了。

英革共成立後，我們又在帕丁頓的哈羅路256號房租了一個新總部。不幸的是，我們沒有錢買下它，我們也沒有印刷機。但這標誌著英革共邁出了新的一步，也是一個新的開始。在哈羅路的辦公室裡，我們有一個會議廳，我們用它來召開黨的會議。我們為所有的全職人員提供了單獨的房間，一些專職同志實際上就住在這裡，包括我自己。當然，我們全職人員的工資是很低的。在戰爭初期，我們每周的收入不到一英鎊，後來漲到了30先令，甚至在英革共的最後幾年，大約只剩21先令左右，剛好能過活而已。

有趣的是，在英革共成立初期，「左派」的羅賓遜常說，他在倫敦東區睡在地板上，所有革命家都應該這樣做，因為工人就是這樣生活的。好吧，我不知道工人們是否是如此，但我們被迫睡在哈羅路256號的地板上的床墊上，這不是我們的選擇，而是因為我們沒有錢買傢俱！這當然不是所謂的工人階級資質的問題。我們之中更有位舊的革命社會主義聯盟成員克里夫·史坦頓（Cliff Stanton）。後來成了一個非常成功的商人的他，在那個年代經常到處炫耀他拒絕洗澡。因為，工人們是不洗澡的！這就是舊的革命社會主義聯盟中那類對工人階級持完全錯誤看法的中產階級份子。

學徒罷工

此時，英國出現了嚴重煤炭短缺，反映了煤炭業資本家幾十年來缺乏投資，以及勞動力老化的結果。1943年，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政府推出了所謂的「貝文男孩」（Bevin boys）制度——即把從應徵入伍者中被表決選出的年輕人派往礦區工作的制度。這種做法極不受歡迎，而且由於年輕學徒必須忍受惡劣的工作條件而引發更多民怨。不滿的情緒在泰恩賽德礦工學徒的罷工中浮現出來。

1944年3月，在英革共的成立大會期間，10萬礦工舉行了罷工。哈斯頓為《社會主義呼喚報》寫了一篇頭版文章：《10萬礦工沒有錯——是霍納（礦工工會領袖）出賣他們》。幾乎在幾個月內，英國就有了新的工業抗爭高潮，這反映了一種新的情緒不僅在工人階級中，而且在軍隊中也在發展。首先，在工程業和造船業，特別是在泰恩賽德的造船業內發生了學徒罷工。他們正在罷工反對實施將青年徵召到煤礦坑工作的貝文投票計劃。我們參與了這次學徒罷工，並協助把它推廣到全國。罷工具有強大的擴散性質，但在紐卡斯爾和泰恩賽德地區尤其如此。

當然，我們的同志在希頓·李和安·基恩的帶領下支持並協助了學徒們，甚至通過學徒領袖比爾·大維（Bill Davy）提供了重要罷工策劃的指導。特爾斯解釋道：

「我們與比爾·大維的第一次接觸是由泰恩賽德工人國際聯盟的成員進行的。一開始純粹是政治接觸。比爾是個政治動物，當時他既是共青團的成員，又是工業界的學徒。這次接觸，是由紐卡斯爾的同志們，像希頓·李、傑克·羅林斯（Jack Rawlings）等人負責。我和大維的第一次認識，也是通過他們。這時學徒委員會已經成立，比爾已經成為學徒委員會的主席，而且有可能發動罷工。但是，一旦以戰鬥工人聯合會書記的身份進行接觸，就意味著建立了重要的聯繫。例如，我被邀請在桑德蘭和其他地方的學徒會議上發言，因此，戰鬥工人聯合會相當迅速地對學徒們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我們還得以同時與克萊德賽德的學徒們保持聯繫，並促成他們與泰恩賽德、哈德斯菲爾德和其他地方的人串連起來，所以戰鬥工人聯合會在促進串連的方面確實產生了一些影響。」[1]

隨著罷工的蔓延，學徒們的行動在泰恩賽德和整個工程行業的老工程師中獲得了巨大的同情。隨之而來的是保守黨和他們的報刊大肆宣揚托洛茨基主義作為煽動者在爭端中的影響。保守黨對內政大臣莫里森施壓，要求府方對這些「顛覆者」採取行動。

一如既往，統治階級的喉舌試圖將工人階級中不斷發展的戰鬥情緒歸咎於所謂的顛覆份子。政治保安處和軍情五處也當然大刀闊斧地展開行動，利用透過電話竊聽、監視等方式收集到的所有資訊。在當局一天淩晨所發動的軍事搜捕行動中，英革共在全國的每一個重要支部都同時被突襲。倫敦、曼徹斯特、諾丁漢、紐卡斯爾、沃爾森德、格拉斯哥、利茲和其他地方都被搜刮。甚至較小的支部也遭到突襲。各個分會書記的家在凌晨兩點和三點被員警查訪，並被從上到下搜查。員警特別要找的是文件，或者任何可以用來審判英革共領導人的罪證。紐卡斯爾的英革共支部書記希頓·李和同樣在當地的安·基恩被逮捕。然後，作為黨的工業組織者的特爾斯也被羈押。深入參與罷工的哈斯頓當時正在愛丁堡巡迴演講。

哈斯頓後來透過廣播新聞聽到消息後，就知道當局正在找他，於是決定和員警玩一個捉迷藏的小遊戲。於是，他設法避開他們的搜捕，然後到一家電影院內躲了起來。當員警在愛丁堡到處找他時，他就留在戲院內看電影。他們同時還突擊搜查了他母親，亦即我們黨的愛丁堡分會書記的房子。哈斯頓在電影院裡等到了晚上。之後，他去員警局自首，並安排目擊者來證明他完全是自願就範的。從以後申請保釋的角度看，這一點很重要。

被捕的人都被指控協助非法罷工和違反1927年《勞資糾紛法》（Trades Disputes Acts）的規定。這是鮑德溫政府在總罷工失敗後所實施的惡毒的反工運立法第一次被使用——而且是被工黨部長在與我們的交易中醜陋地當作籌碼。這一行動是由莫里森擔任內政大臣的聯合政府採取的。當保守黨人鮑德溫在推動《勞資糾紛法》立法時，他把任何行動的責任都推給了司法部長。因此沒有司法部長的許可，當局不得對被告提出起訴。當然，在行使任何權力之前，司法部長也必須得到內閣的許可。鮑德溫確保，如果要動用這條法令，只有在政府同意的情況下才能實施。

雖然這些逮捕和對我們組織的攻擊開始不斷出現，但我們的隊伍卻保持絕對堅定。他們受過良好的訓練，並做好了迎戰這些困難的準備。工人國際聯盟的老同志沒有一個人叛變。大部分仍然活躍的老社員，也毅然堅守崗位。但是，在革命社會主義聯盟的前成員中，也有一些人開始退出。這些從前自視為具有「革命」原則的「偉大人物」，往往在第一聲槍響的時候就逃之夭夭。諷刺的是，這些叛逃者都是來自於那些以前頑固堅持「革命失敗主義」政策的「革命戰士」，而根本不是來自於「沙文主義」的工人國際聯盟的隊伍。

由於保守黨的反工會法被用來對付我們，我們立即成立了一個反工會法受害者辯護委員會。我們與馬克斯頓、麥克格文和其他獨立工黨議員取得了聯繫，並通過他們與奈·貝文（Nye Bevan）、戴維斯（SO Davis）和其他工黨左派取得了聯繫。我們成功地成立了一個團結委員會，為了保衛我們的同志籌集支持和資金。在倫敦康威廳舉行的發起會議上，威廉·科夫（WG Cove）議員、約翰·麥戈文（John McGovern）議員、英革共的英格蘭中區召集人薩斯特里（V. Sastry）、馬克斯頓議員和我本人都作了發言。雖然一些工黨領袖，甚至是左派的工黨領袖都支持戰爭，但他們同情我們對學徒鬥爭的支持。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從改良主義和左派改良主義的矛盾出發，力圖在他們和資產階級以及資本主義國家之間打下楔子。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沒有清教徒式的極左顧慮。

反工會法受害者辯護委員會以及其運動，在工會和勞工運動中立即取得了成功。我們籌集了數千英鎊用於打官司和支付法律辯護費用。我們首先在工會運動中開展，在盡可能多的工會分支機構和工廠代表委員會中派人演講。我們在全國範圍內傳閱了我們所能接觸到的所有工會支部，這相當於數千個支部，支持和金錢實際上是源源不斷地湧來。值得重視的是在討論這個問題時，這些工會支部內的史達林主義者必須牢牢地閉上嘴巴，否則，他們就會受到其他工人的怒罵。他們要反對我們的階級呼籲，並提起他們關於法西斯主義和其他一切的抹黑，是非常困難的。就連《工人日報》在最初報導了我們如何是「破壞者」之後，也不得不小心翼翼。但這並沒有阻止一個史達林主義的同路人和工黨議員普利特（DN Pritt），以及其他頑固的史達林主義者對我們血腥嚎叫。《工人日報》咆哮著說：「至於格蘭特，他對自己城市裡的英國工人運動一無所知。」特爾斯則被打成「三流又沒效率的工廠代表」。

儘管他們聲嘶力竭、怒氣沖沖，但史達林主義者卻處於困難的境地，並被我們的反勞動法受害者保護委員會逼到了防守的境地。我們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圍繞此案的宣傳，發動了一場巨大的運動，涉及到組織的每個部門。我們的同志被關進了監獄，不釋放他們我們決不甘休。雖然被捕的人最初被拒絕保釋，但在上訴後，只要他們每天到員警局報到，就被釋放。這樣他們就可以參加保衛運動，受益匪淺。安奈林·貝文和其他左派人士成為保衛委員會的負責人，這對我們在全國範圍內與工黨和工會接觸有很大的幫助和協助。保衛運動真正把這個組織放在了地圖上。我們在工會中已經有了基礎，在來自國家的這些攻擊的基礎上，我們的支持進一步擴大。英革共的影響力開始增長，我們在工人階級中扎下了更深的根。

這些同志受到不公開審判，當局的藉口是警方沒有時間完成對所指控罪行的調查。與此同時，新聞界掀起了一場針對我們的巨大的仇恨運動，散佈各種驚悚故事。他們實際上犯下了大規模的藐視法庭罪，但這是戰爭——所以誰在乎呢？ 史達林主義者加入了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破壞者」的大合唱，據說他們在前線背叛了我們的士兵同志。但他們從第八軍的部隊那裡得到了答案，他們通過了一項決議，指出：「我們是在為罷工的權利而戰。」

該案本身非常重要，因為這是戰後艾德禮工黨政府廢除《勞資糾紛法》之前唯一一次使用該法。同志們得到了陪審團，特別是參加庭審的觀眾的同情。同志們一如既往地對訴訟程序採取了非常莊重而堅定的態度，並對他們的所有集體訴訟承擔了全部責任。他們毫不猶豫地全力支持學徒們的鬥爭。他們拒絕屈服，拒絕在檢方或資產階級國家的壓力下屈服。然而在那天，對當局來說，不幸的是陪審團只在兩項罪名上認定他們有罪。

「就審判和監禁而言，重要的是學徒們的政治態度。」特爾斯回憶說：「當時根據法官和媒體的說法，我是主要的辯護人，而檢方傳喚罷工委員會作為檢方證人。整個罷工委員會都被傳喚為檢方證人。他們在審判過程中要做的是宣佈每一個證人，除了一個，都是敵對證人。他們在審判期間絕對百分之百地聲援托洛茨基主義者，而比爾·大維所做的證詞真的非常優秀。他當時只有19歲。如果你看一下訴訟記錄，你可以看到他是多麼的能幹，我認為這是最重要的。」

「關於審判問題，當我第一次被指控時，我在治安法院被指控為助長工業爭端的行為。當我們到了巡迴審判時，有13項指控。如果他們不能直接抓你，他們就會在迂迴地追捕你。他們在『進一步』的基礎上又增加了『密謀』的罪名。『協助和教唆大維採取推進罷工的行動』。最後我的罪名共有13項。」[2]

最後，卡塞爾斯法官宣判，哈斯頓被判6個月，特爾斯和希頓·李各被判一年。安·基恩已經服完13天的監禁刑期，立即被釋放。同志們立即發起上訴，但在上訴審理期間，被迫服刑。

特爾斯回憶道：

「我記得令人震驚的是，當陪審團回來宣布我們被控的前11項罪名都是『不成立』，我在想，天哪，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但在最後兩項上，他們認定我們有罪。當然，我們贏得了上訴，我們之所以贏得上訴，是因為陪審團實際上是自相矛盾的，所以定罪實際上被撤銷了，但希頓·李和我的兩項罪名各被判處一年，同時執行，哈斯頓被判處六個月，安·基恩被判處十三天，這意味著她會被釋放，因為她一直在牢裏。」[3]

有一個有趣的插曲：當哈斯頓和其他同志去達勒姆監獄時，他們被要求說明他們的宗教信仰，這是英國監獄的正常做法。於是他們惡作劇地回答說：「辯證唯物主義」。由於獄警不會拼寫這個聽起來很奇怪的宗教，他乾脆寫下「DM」，以作為他們的宗教信仰！

哈斯頓回憶道：

「還有一次，在托洛茨基被暗殺的周年紀念日，我要求見典獄長，以申請與另外兩位（希頓·李和特爾斯）舉行紀念會。他拒絕了這個申請，我指出他不能拒絕這個申請，因為這是一個宗教會議，我們就『宗教』的含義進行了非常哲學的討論。我的論點是，法規規定，如果有三個或更多的任何宗派的成員，他們必須有機會在一起聚會。最後，他拒絕了實際的申請，但他說，『我會安排讓你們聚一天的』，後來他確實這樣做了。所以我們實際上在監獄裡開了一個紀念會。」[4]

在監獄內，哈斯頓花時間學習法律，這使他能夠向律師提供一些合理的建議。他非常勤奮，給律師們提供了與以往案件有關的技術資料，在這些案件中，有類似的法律要點適用。尤其是作為法律上的一般原則，在某件事情真正發生之前，你不能採取進一步的行動。馬克思主義的優越性，甚至在這些問題上也被表明了！

在我們都參加的上訴法庭上，現場充滿了可笑的法律觀點的旁證。例如，檢方律師憤憤不平地出示了一期《社會主義呼喚報》以期待能加強自己的論據。報紙上面有一張照片，照片上是運輸與普通工人工會（Transport and General Workers’ Union，TGWU）的右翼領導人歐內斯特·貝文前去趕火車的路上，在他身後是一個身材矮小的搬運工，拖著貝文很大件，甚至是超載的行李。下面的標題是這樣的：「你看——兩個人在同一個工會裡，但貝文作為內閣部長，每年能拿到那麼幾千塊錢，而搬運工每周只有三四鎊。」檢察官非常憤慨地把它交給了法官們，顯然是希望他們也能同樣憤怒。然而，這張照片實在是太逗趣了，儘管如此，法官們還是發出了笑聲。

在上訴法院內，我們的辯護委員會辯稱，我們的同志被指控的所有行為，都與學徒罷工之前的時期有關，但「推進罷工」只能適用於已經爆發的罷工。因此，陪審團被誤導，應立即撤銷判決。顯然，就法官而言，這一點已經深入人心。無論如何，羅特斯里（Wrottesley）法官隨後轉過身來問顯然正準備發表長篇大論的檢方：「某某先生，如果我們接受你關於這樣那樣的意見，你是否會停止你的訴訟？」

極度自信的檢察官對這樣的請求滿意地露出了笑容。上訴肯定要被斷然駁回了！另一方面，我們的法律顧問板著一張臉——我們也是。我們以為今天徹底沒戲了，他們已經下定決心了。於是公訴人說：「當然，各位法官，我接受意見書」。當他坐下後，羅特斯里法官轉過身來，說法官們不接受他對這個案子的意見，他們會在稍後以書面形式作出完整的判決。但與此同時，他們駁回了法律觀點的指控，即在罷工發生之前，推進罷工的行動，並沒有違反法案。我們勝訴了！罪名被撤銷了，我們的同志也隨即被釋放了。

尼思補選

被宣判無罪後，我們贏得了學徒們的領袖比爾·大維和一些年輕的罷工者，這是英革共的一大勝利。這場戰鬥一結束，另一個機會就向我們敞開了。這對我們來說是在一個全新的領域：議會戰線。南威爾士仍然是托洛茨基主義勢力的薄弱地區。然後，由於一名工黨議員的去世，突然要在南威爾士的礦業小鎮尼思召開一次補選。1945年初，在充分考慮之後，我們決定提出一個候選人。這次選舉是在一個工黨的據點進行的，工黨在當地擁有極大的多數支持。這次也是讓我們能在先前於南威爾士各個礦區的防衛委員會內部所取得的支持基礎能更上一層的機會。儘管曾經有傳言指英共會提名一位候選人，但後來沒有實現。因此，我們決定利用這個機會來推廣我們的綱領，並在這個英共仍然非常強大的重要工業區建立一個英革共的基地。在這裏，我們有一些同情我們的獨立工黨人，但在我們參選之前，我們沒有一個黨員來自當地。

工黨贏得尼思席位是勢在必得的。然而，由於有選舉休戰，保守黨顯然不會反對工黨的候選人，所以我們決定提出一個候選人，以結束工黨-保守黨聯盟的綱領為基礎，來解釋革命性的政治選擇。補選的緩慢程序，讓我們有幾個月的時間在尼思選區內打了一場精力充沛的革命選戰。所有能放假的同志都安排在競選期間放假。同志們從全國各地趕來，我們開展了一場極為成功的運動。這場運動以我們的候選人哈斯頓在位於Gwaun-cae-Gurwen市鎮的礦工社會福利館的一次會議上發表講話拉開了序幕。我們從十人或十五人的小型會議開始，到競選活動結束時，逐漸在整個選區舉行一百人、二百人和三百人的會議。礦工、馬口鐵工人、鋼鐵工人、運輸工人等都來聽我們的發言。我們的想法開始得到群眾的支持。

史達林主義者提出了所謂「托洛茨基-法西斯主義」的誹謗，為了回應他們的攻擊，我們向他們提出了公開辯論的挑戰，但起初，這一挑戰被他們聽而不聞。我們進行了一場盛大的競選運動，這與宗派搞選舉政治時，那種極左主義和機會主義毫無共同之處。列寧早就解釋過，極左主義和機會主義是一體兩面。這些宗派完全不能接近工運，也不能說普通工人的語言。他們顯得與工運完全格格不入。但是，英革共的情況卻完全不是這樣，它掌握了工人階級的脈搏，知道如何以普通工黨工人能夠理解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觀點。

我們的運動是作為一場反戰運動公開進行的。在解釋我們反對希特勒和納粹的同時，我們提出了一個階級立場，即我們對英國統治階級發動戰爭沒有信心。我們還解釋說，德國工人不是我們的敵人，為社會主義而鬥爭是所有國家的工人階級的責任。我們主張工黨打破與保守黨的聯合政府，主張工黨以社會主義綱領爭取政權，以改變國內和國際的形勢。這是一個完全國際主義的訴求，它與這個堅實的工黨選區中的工人情緒相聯繫。工黨在這裏的支持度，就如同他們曾經所說的，在這裏他們贏得的選票不是一張一張數的，而是成堆的！然而，我們在尼思的競選活動是如此成功，以至於工黨候選人實際上開始驚慌失措。他開始慌張，是因為在工黨在沒有認真打選戰的情況下，參與他自己競選活動的人寥寥無幾，而我們的活動卻是整個選戰中出席率最高的。

共產黨對我們的出現當然是怒不可遏。我們正在影響他們的支持者，並威脅他們在這個地區的地位。一如既往，他們提出了他們的誹謗，說托洛茨基主義者是法西斯主義的代理人、納粹的代理人、希特勒的傀儡等等諸如此類的東西。他們不斷地提出口號：「投哈斯頓一票就是投希特勒一票！」當然，這根本沒有任何效果。他們只是在競選過程中成功地損害了自己的利益，敗壞了自己的名聲。在神志不清的情況下，他們甚至把工黨候選人、曾是全國勞工學院理事會（NCLC）總召集人的D. J. 威廉姆斯（DJ Williams）斥為「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實際上，威廉姆斯是一個相當左派的半和平主義者。威爾士民族主義者們也有參選。但他們也未能像我們一樣，獲得很高的活動出席率。

我們在尼思市中心租了一間辦公室，是一棟位於市中心的帶有商店門面的建築。我們不得不放了一張床鋪，以便來訪的同志能有地方睡覺。右翼份子在這一帶散佈了各種關於這些床鋪的謠言…聲稱有奇怪的托派煽動者從全國各地來到鎮上。在選戰期間，我們與基層的共產黨員和前黨員，以及獨立工黨的成員取得了聯繫。我們甚至設法在我們周圍拉攏了一層獨立工黨黨員，並招募了他們，結果在尼思成立了一個英革共的分會。在安曼河谷、Gwaun-cae-Gurwen的礦村，以及在其他一、兩個地區，我們在這次運動中大概贏得了大約30名新同志。這些人大部分是年輕人，他們準備不顧一切為我們的理念奮鬥。

在Gwaun-cae-Gurwen市鎮，我們招募了六、七個礦工，強尼·克朗·瓊斯（Johnny Crown Jones）是當地的分會書記。他和他的三個兄弟都是礦工，並一同加入了這個組織。他是一位優秀的自學成才的作家，經常為《社會主義呼喚報》投稿。多年以後，強尼回憶起當時在托派運動中的情形：「在礦坑入口推銷《社會主義呼喚報》總是以與史達林主義者發生衝突而告終，因為史達林主義者在這一領域非常強大。但我們是堅強的小夥子」。

時隔二十多年後，其中一名礦工奧爾溫·休斯（Olwyn Hughes）重新加入了我們在南威爾士的組織。他參加了安曼福德的工人教育協會課程，當時艾倫·伍茲（Alan Woods）正在那裡演講，他在自我介紹時說：「你認識泰德·格蘭特嗎？」當他多年後回來時，他對我們的趨勢組織發表了一些非常有趣的評論。這感覺像離開了很久之後回到家鄉一樣。當我們設法與他聯繫時，他非常高興，從而重新結上了不解之緣。他說，這些理念、觀點和方法，與他在1945年第一次加入英革共時聽到的一樣。這是完全正確的。我們的政治趨勢一直是一致的，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

休斯本人也是如此，他直到幾年前去世前，一直忠於托洛茨基主義的思想和政治趨勢。這證明了英革共對工人同志的理論訓練。我們始終明白理論教育的重要性，明白要提高那些被拉入趨勢組織的工人在政治水準的重要性。休斯這位威爾士礦工熱衷於讀書，自學成才，他從未忘記對他的教育。因此，儘管他已正式脫離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多年，但他很快就能重新振作起來，加入到我們的隊伍中來，並在試圖於安曼河谷重建一個分會的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尼思的補選活動開展得非常積極，得到了很大的反響。在各處散發的主要選舉傳單向尼思的工人男女發出呼籲。這些傳單概述了戰爭的性質和邱吉爾奉行的反動外交政策，並呼籲建立歐洲的社會主義合眾國。傳單最後發出了一個號召：

「在這次選舉中，你們可以發揮你們的作用；你們可以給全國其他地區的工人起個頭，拒絕階級合作的政策，投票支持階級獨立和階級鬥爭。」

「反對資本主義以及其血腥的戰爭和失業！」

「把殖民地人民從帝國主義的統治和殘暴中解放出來！」

「為了英國工人與世界工人團結起來反對資本家！」

「打倒邱吉爾政府！」

「結束朝野聯盟政府！」

「為了作為共產主義歐洲和共產主義世界一部分的共產主義英國而鬥爭！」

共產黨關於「托洛茨基-法西斯主義」的抹黑在工人中完全無效。西威爾士地區的一個主要礦工領袖是一個叫特雷弗·詹姆斯（Trevor James）的人。他是一個優秀的公眾演說者，也是一個堅定的階級鬥士。他是礦工的代理人，也是工黨黨員，而且還是一個反史達林主義者。他後來證實，雖然他是工黨黨員，但他非常同情英革共。事實上，他是最初可能被提名為獨立的共產主義者候選人的選擇，但他回絕了。他回憶說，工黨候選人向他抱怨說：「你從來不參加我們的會議。你總是參加英革共的會議。怎麼了，特雷弗？」他回答說：「嗯，他們提出的是社會主義理念。你們卻沒有。」這確實表明了該地區勞工的情緒，至少是工黨和工會中的活躍份子的情緒。我們正是與這種心情相通的。這不僅是由於我們的方法（這當然很重要），還因為我們所提出的綱領與他們對美好生活的渴望，以及對社會根本變革的需要聯繫在一起。因此，我們在選區內平均每兩星期售出約2000份《社會主義呼喚報》。

這些在工會和工黨中活躍的人，為拒絕投票給英革共而能提出的唯一論據是：

「我們同意你的觀點，但你應該加入工黨。你的候選人應該是我們的候選人。哈斯頓應該是工黨的候選人。我們應該有同樣的社會主義思想。這些思想應該是工黨的思想。」一般來說，這些人非常同情我們，儘管我們是站在工黨的對立面。他們很公開地說，他們很高興我們來到尼思。「你們提出了一個完整的社會主義運動，它起到了恢復該地區所有社會主義願望的作用，不僅是這一地區，而且遠至默西爾、斯旺西和其他地區。」

我們賣出了7500多份《社會主義呼喚報》的特別選舉刊，把我們的理由充分地提出來，涉及戰爭、德國、朝野聯盟政府等等。每一點都得到了充分的論述。這些《社會主義呼喚報》當然值得重新出版，用以表明我們對待工人階級和工運的方式，那種靈活的方式、非宗派性的方式，甚至在這種選舉運動中也是如此受用。

由於這場運動，我們成功地在西威爾士地區建立了堅實的基礎。這場運動還在全國範圍內產生了影響。共產黨處於守勢，我們多次向他們提出挑戰，要求就他們提出的所有問題進行辯論。當然，他們對此並不熱衷，擔心在工人面前受到政治上的打臉。然而，他們內部出現了信心危機，而要求他們有所作為的壓力也越來越大。在選舉前的最後一天，我們在格溫大廳組織了一次選前晚會，預計會有800甚至1000人參加。在最後一刻，共產黨終於接受了我們的挑戰。如果他們要保持任何信譽，就必須進行公開辯論。事後我們得知，威爾士共產黨曾給國王街打電話，希望波利特、坎貝爾或加拉格爾或其他領導人來參加辯論。但坎貝爾又回答說：「你們可以處理好這種情況。沒有必要讓我們下來。」實際上，他們並不想公開地蒙羞。

所以在這最後一刻的情況下，英共被迫接受挑戰。當時間到了的時候，大會堂絕對是擠滿了人，可能有兩千名工人試圖進入。他們從四面八方趕來，就是為了聽這場辯論。最後，考慮到格溫大廳的限制，許多人在門口被拒之門外。辯論在英共組織者艾倫·摩根（Alun Morgan）和哈斯頓之間進行。辯論涉及一系列問題，從莫斯科審判、法西斯主義問題、戰爭的性質，當然還有我們關於工人階級的整個綱領。雖然我沒有發言，但我在那裡協助哈斯頓，拿著一捆出自共產主義的出版物、列寧和馬克思的引文，準備在他們辯論開始時，把它們交給他。弗蘭克·沃德回憶說：「我只記得桌子那頭的泰德，每當共產黨把觀點提出來的時候，他就跳下去，不斷地拿出一些精選的反對的引語…」[5]到了晚上，觀眾席上絕大多數工人無疑都支持我們，並反對共產黨提出的立場。

哈斯頓說：

「我們向他們提出了辯論的挑戰，我們和該地區的共產黨領袖進行了談話，我們在公開場合上粉碎了他們的論點。會議上有幾百人，外面更多的人想進去，很多人掂著腳從窗外觀看辯論。在那個階段，這是很不尋常的事情，我們隨即開始和他辯論，並絕對性地駁倒了他。」[6]

當工黨候選人驚慌失措的時候，我們自己也意識到，工黨將以壓倒性的優勢獲勝。矛盾的是，這就是我們競選的結果。我們激發了人們對選舉政治的興趣。如果不是因為我們的運動，投票率可能會很低。但由於我們在該地區的活動的結果，產生了群眾對政治巨大關注，工黨也得到了超過30000張破紀錄的得票數。工人們對我們提出的觀點表示同情，這一點從我們的公開會議的出席率上就可以看出，但我們事先就認識到，這種對社會主義的高度興趣的結果，會讓工黨的得票率非常高。然而，我們還是獲得了1781張可觀選票。如果我們考慮到這些選票是在戰爭期間投給革命性國際主義綱領的，那就可以發現這是一個巨大的成就。而且，這是在一個我們在競選前沒有一個成員的地區。對於一個小的革命趨勢組織來說，選舉領域也是一個非常困難的舞臺。然而，從這項工作中，我們在尼思、Gwaun-cae-Gurwen市鎮、龐特普里斯建立了英革共的分會，也加強了我們在其他地方的地位。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巨大的進步。

我們的整個方法和活動，與早期托洛茨基主義團體的無能方法相比，是截然不同的。我們有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方針，對該地區的工人階級採取非宗派的策略。在當時的條件下，我們對結果以及我們所招募到的人員感到非常滿意。由於投票日是在歐洲宣布勝利後幾天才舉行的，這確實令人吃驚。人們本以為這將會激起一場巨大的愛國主義情緒爆發。但事實並非如此。當然，日本的戰爭還在繼續，但歐洲戰爭的主要部分已經結束了。德國則被打敗了，且英國大選在即。所以這是一項驚人的成就，也是我們清楚的國際主義態度以及我們革命性軍事政策的成功。最重要的是，是我們所提出的工人階級將政權掌握在自己手中的綱領，促成了我們的成就。在歐洲的勝利並沒有像人們所預料的那樣，產生了淹沒我們的效果。威爾士民族主義者得到了大約五、六千張選票，所以相比之下，在這種條件下，我們確實做得非常好。我們從事了群眾工作，並成功地將托洛茨基主義與整個先進工人階層聯繫起來。

在《社會主義呼喚報》的《組織報告》中（1945年8月中旬）記載到：

「在尼思選戰期間，黨分發了10萬多份傳單。我們張貼了8000張海報，出售了15000份《社會主義呼喚報》和大約數百份各種小冊子。舉行了70次室內公開會議，其中兩次出色的會議分別吸引了750名和1500名工人。」

「在創黨合併大會時，我們在威爾士幾乎沒有任何基礎，但現在我們有三個無產階級的分會，幾乎全部由礦工和鋼鐵工人組成。」

「事實證明，黨的名稱是我們最好的資產之一。開始轉為懷疑史達林主義版本『共產主義』的共產黨基層工人們，讓我們能夠在史達林主義者全程防守的情況下揭發後者的本質。」

報告結論道：「在勝利日、群眾組織的沙文主義氣息下，以及我黨從來沒有活動過的環境內，托洛茨基主義的綱領能夠得到1781票的支持，是一份非常亮麗的成績單。」

潮流的轉變

德軍被蘇聯打敗了。這證明了國有化計劃經濟的巨大潛力和優越性。當希特勒在1941年入侵蘇聯時，英國的軍事戰略家認為蘇聯會在幾周內被打敗。這是一個嚴重的誤判。在最初的失敗之後，紅軍如猛虎一般奮力反擊。蘇聯工人奮起捍衛了十月革命的成果——國有化計劃經濟。就連農民，自他們一看到納粹野蠻主義的現實，也進行了英勇的戰鬥。在史達林格勒，德軍在一周的鏖戰中損失了10萬人。這次戰敗後，紅軍開始了世界軍事史上最大的推進。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裡，戰線移動了200英哩。

1943年7月，戰爭中最具決定性的戰役在庫爾斯克打響。在莫斯科南部廣袤平坦的玉米田上，展開了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坦克大戰。希特勒把一切都投入到這場巨大的衝突中。俄國人繳獲了一份他的命令的副本：「這是一次如此重要的進攻，以至於戰爭的整個未來可能取決於它的結果。最重要的是，你們的勝利將向整個世界表明，對德軍的抵抗是沒有希望的。」事實上，德軍慘敗於紅軍手中。

直到這時，英國人和美國人還只是歐洲戰爭的旁觀者。除了對德國城市的轟炸外 他們沒有發揮任何作用。英國人正在為捍衛他們在北非的利益而戰。美國人正在與日本帝國主義作戰以控制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真正的反對希特勒戰爭是在俄國的土地上進行的。

為了表明英國帝國主義的真實態度，我們可以舉一個鮮為人知的事件。當史達林格勒戰役打響的時候，在波斯（現在叫伊朗）駐紮了一支規模不小的英軍。其目的是為了保護英國的石油利益。史達林問邱吉爾，為什麼不派這些軍隊去史達林格勒與德軍作戰。邱吉爾以典型的犬儒的態度，反而提出史達林應該從波斯邊境撤軍，派他們去史達林格勒作戰，而英軍則負責照顧與蘇聯的邊境！自然，這個「慷慨」的建議被拒絕了，就在整個戰爭期間，英軍和蘇軍在波斯邊境對峙。邱吉爾態度的真正原因是，他認為紅軍可能在史達林格勒被打敗，然後他就可以派英軍進入蘇聯的亞塞拜然，奪取巴庫的油田。

1943年7月，墨索里尼被法西斯大委員會內的一場政變所推翻，國王和巴多格里奧（Badoglio）元帥也參與其中。邱吉爾急忙表示他對巴多格里奧的支持。但墨索里尼的被推翻為革命打開了大門。工人們走到義大利北部各地的街道上，於是英國皇家空軍在1月、2月、3月，對義大利北部城市米蘭、都靈、博洛尼亞等進行了地獄般的轟炸。然而，權力真正掌握在義大利共產黨和對外國勢力游擊隊手中，他們成立了敵對於巴多格里奧的革命委員會。

英國和美國在西西里的登陸，是作為對此事件的一種反應而匆忙組織的。邱吉爾想給國王和巴多格里奧以支持，並強調「所有倖存的義大利倖存的勢力都應團結在他們的合法政府周圍」。8月，盟軍再次轟炸米蘭和其他義大利北部城市，表面上是為了加快與巴多格里奧政府的停戰協議。但在9月9日，國王和巴多格里奧離開羅馬前往布林迪西，任由德國人接管義大利。

1944年12月，英國帝國主義（當然還有史達林主義）的反動性質在希臘表現出來。在雅爾達會議 （Yalta Conference）上，邱吉爾和史達林達成了一項犬儒的協定，將東歐劃分為幾個勢力範圍。根據這個協定，希臘將成為英國利益範圍的一部分。邱吉爾想控制希臘，因為它在東地中海的戰略地位。核心問題是對埃及和蘇伊士運河的控制，該運河將英國和仍在英國統治下的印度聯繫在一起。

邱吉爾在他的《勝利與悲劇》（Triumph and Tragedy）一書中以驚人的坦率揭示了史達林和他的犬儒行徑，「就英國和俄國而言，」他對史達林說：「你們在羅馬尼亞占百分之九十的優勢，我們在希臘占百分之九十的話語權，在南斯拉夫占百分之五十，這怎麼行呢？」一張寫有這些比率的紙條被遞給了史達林，史達林在上面寫了一個勾，然後把它傳回給了邱吉爾。「這一切都安排好了，」邱吉爾說：「用不了多長時間就能定下來。」但邱吉爾擔心這可能會被視為「相當犬儒」，於是想把這張紙燒掉。史達林說：「不，你留著吧。」

希臘的對外國勢力游擊隊，在對德國侵略者進行了英勇的戰鬥之後，有效地控制了雅典。最強大的組織是希臘民族解放運動（EAM-ELAS），它由左翼和中派勢力組成，但實際上由共產黨人領導。與在義大利一樣，邱吉爾希望支持反革命勢力，特別是君主制。由於希臘民族解放運動在反納粹鬥爭中的領導作用，國王不得不向他們做出讓步，同時策劃了一場政變。

在與史達林達成秘密協定後，邱吉爾決定是時候採取行動了。1944年10月從莫斯科回來後，他評論說：「現在正是解決我們在巴爾幹地區事務」的時機[7]。1944年10月，英軍在希臘登陸，人民把他們當作解放者迎接。

11月7日，在英軍到達約三周後，邱吉爾給二戰時的英國外相安東尼·艾登（Anthony Eden）發了電報：「我認為，我們已經為在希臘的軍事行動自由向俄國（原文如此！）付出了代價，我們應該毫不猶豫地使用英軍支持帕潘德里歐（Georgios Papandreou）先生所領導的希臘皇家政府。 我希望希臘旅很快就會到達，必要時將毫不猶豫地開槍。我完全預期會與希臘解放運動發生衝突，但只要選好地盤，我們就決不能退縮。」[8]

最後一句話表明，邱吉爾在準備一場挑釁行動。英軍充當了法西斯主義者格里瓦斯（Georgios Grivas）上校所領導的右翼保皇派部隊的掩護。邱吉爾向斯科比（Ronald Scobie）將軍發出指示：「不要猶豫，就像你在一個被征服的城市裡，當地正在發生叛亂一樣，我們必須守住並支配雅典。如果可能的話，你們能在不流血的情況下取得成功，這將是一件偉大的事情。但如果必要的話，也要流血。」

12月1日，希臘解放運動代表離開政府，並呼籲舉行總罷工和大規模示威，結果在憲法廣場發生了屠殺事件。同日，警方在雅典憲法廣場向反政府示威者開火，挑釁行動上演。11名示威者被打死，66人受傷。《泰晤士報》記者寫道：「今天上午，雅典員警向兒童和青年的示威活動開火，很好地播下了內戰的種子。」

當邱吉爾向英國議會報告這些事件時，他說示威者「衝撞了員警」。這是個謊言。警方在政府和英國軍隊的支持下，故意向手無寸鐵的示威者開槍，而且當他們趴在地上時，還不斷地開槍。目的顯然是要挑起內戰，在這場戰爭中，英國軍隊將被用來對付對外國勢力游擊隊。史達林和邱吉爾兩人之間，密謀策劃了扼殺希臘的革命。

自1941年以來，史達林一直堅持要求他的英美「盟友」開闢對抗希特勒的第二條戰線。這一點被忽略了——直到義大利的事件迫使他們動手。然而，義大利戰役實際上是一場旨在阻止義大利工人奪取政權的小插曲。只有當人們清楚地看到紅軍正以極快的速度向歐洲推進時，英國和美國才決定在1944年發動對法國的入侵。如果他們不這樣做，他們就會在英吉利海峽，而不是在德國與紅軍相遇。

1945年的工黨政府

此時，我們和整個國際一樣，根據托洛茨基的預測，認為世界大戰將在歐洲掀起一場革命浪潮。這又會暴露過去舊組織的反革命作用，導致第四國際的群眾政黨的產生。這種觀點是基於以下的假設：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發展將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出現的情況相似，當時英國和許多其他歐洲國家一樣，出現了革命的情勢。1920年的短暫衰退，預備了工人階級隨後的激進化。這是一個巨大的社會動蕩和階級鬥爭的時期，一直持續地起起伏伏到1939年。

我們認為，1945年後會出現類似的情況，戰後時期將非常有利於革命趨勢組織的建立。我們還預期工黨政府會在下個階段經過危機，我們知道群眾需要這段危機的經驗，然後才會開始得出革命性的結論。我們設想，這個政府將像1929-1931年一樣是一個處在危機的政府。在資本主義嚴重危機的條件下，工黨的隊伍中會出現左翼或者是中派潮流的結晶。我們也明白，在這些條件下，英革共將不得不進入工黨，並以其思想為基礎，贏得相當可觀的一部分激進工人的支持。這將為在英國建立一個大規模的托洛茨基主義趨勢組織鋪路，並為了贏取大多數工人階級接受社會主義革命的綱領做好準備。遺憾的是，這樣的觀點被各種事件所證偽，新的形勢不但對我們的發展非常不利，反而為革命趨勢組織產生了一系列的困難和問題。

到了1944年，人們的情緒變得更加激進，聯合政府正在失去工人和士兵的支持。這一點在1944年的工黨大會上得到了體現，在大會上通過了非常激進的決議，包括土地、大規模建設、重工業、燃料和電力以及一切形式銀行的國有化。工黨領導人大多贊成繼續進行戰時聯合政府，而共產黨對此也是熱烈贊成的。但黨的基層卻堅決反對任何這樣的建議。英革共的口號——工黨終結聯盟政府，實行社會主義綱領——準確地反映了當時工人的心情。我們在軍隊中發現的激進化情緒，現在大家都清楚看到了。

歐洲勝利日過後不久，工黨與戰時聯合政府決裂，於7月15日舉行大選。這時，英共還在呼籲繼續成立全國聯合（National Unity）政府，其中應該包括他們自己！在大選前，他們不得不像丟掉一個燙手山芋一樣丟掉這個想法。當然，我們支持選舉一個工黨政府——但以社會主義綱領為基礎——並投入到競選活動中去。看到當時工人的反應很有意思。邱吉爾這位「偉大的」戰時領袖把自己推舉為偉大的政治家，是贏得了戰爭並能在和平時期領導英國的人。這是保守黨和資本主義媒體打出的終極手牌。他們把邱吉爾標榜為「平民政治家」在全國各地遊行。

儘管邱吉爾已被樹立為一個「偉大的戰時領袖」，他的海報隨處可見，而且他在廣播中獲得的時間是工黨候選人艾德禮的四倍，但他還是被絕大多數人拒絕了。當然，有數以萬計的人前來，主要是出於好奇，想看看這位「偉大的戰時領袖」。問題是，這數萬人不是為了支持邱吉爾，而是為了反對他！在倫敦，大批敵視他的工人正在迎接開著吉普車繞行的邱吉爾。正如我們所預料的那樣，我們參加了這些抗議活動，賣報紙等等。他憤怒地對這些他口中的「希特勒的朋友」進行了抨擊。但這並沒有拯救他。工黨贏得了壓倒性的勝利，反映了人們對革命性變革的渴望。

7月26日，選舉結果公佈。在總共640個席位中，工黨贏得393個席位（如果加上獨立工黨和共同富裕黨（Common Wealth）的席位，則為397個）。它的總票數為11,992,292張，而保守黨-自由黨全國聯盟的票數為9,960,809張。誠然，在1951年的選舉中，工黨贏得了更高的票數，但從百分比來看，工黨在1945年的選舉得票率是在48%以上。保守黨失去了200個席位，而工黨獲得了同樣多的席位。這是一場絕對的壓倒性勝利。

工黨領袖們對這個結果幾乎和保守黨一樣感到驚訝。1931年失敗的污點現在被完全抹去了。工黨第一次在議會中獲得了多數席位。幾個月後，同樣的結果在11月的地方選舉中重演。群眾希望有一個根本性的改變，並通過投票給工黨來表達這個願望。如果工黨領導人願意的話，他們就可以通過議會來實現社會主義的社會改造。沒有什麼能阻止他們。但是，他們當然並不打算做這樣的事情。

諷刺的是，大選前的工黨組織絕對是一團糟。保守黨的組織僅僅是依靠他們的有償代理人而存在。但工黨在聯合政府時期，在全國大部分地區都是極其薄弱的。工黨的選區沒有開過一次會。選區黨不開會，或者即使開會，也只是以骨架的形式存在。實際上，當時工黨幾乎是沒有組織的。保守黨認為，如果他們能在工黨重新站起來之前催生一場選舉，他們就會迅速獲得勝利。但他們完全算錯了。群眾的情緒是這樣的，儘管工黨缺乏組織，但廣大工人還是踴躍地投票給工黨，這反映了工人階級的巨大激進化。

士兵們以我們在第八軍中已經觀察到的，以相同的戰鬥性心態回國——90%的士兵投了工黨的票。這表明了軍隊中存在的革命情緒。統治階級被警鐘驚動了。邱吉爾發表了煽動性的演說，緊急要求儘快遣散士兵。當這一切完成後，他又發表演講，指責工黨政府完全消除國防。

1945年8月，英革共召開了第二次會議，有200多名代表和參觀者出席。我們認識到，工黨政府的選舉標誌著「群眾激進化的第一波浪潮」 ，並指出：「在西方任何一個重要的資本主義國家中，改良主義者第一次以壓倒性多數重新上台執政。」《社會主義呼喚報》上刊登了一篇關於我們會議的全頁報導，最後說：「第二次全國會議標誌著英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歷史，以及工人階級的歷史向前邁出了一大步。儘管我們的力量相對於工黨和共產黨的群眾組織來說是很小的，但在戰爭期間，我們的黨和托洛茨基主義趨勢的發展，我們的黨在這一時期把自己確立為工人階級的革命派，這是工人階級先進階層正在發生變化的令人振奮的景象。我們的同志帶著新的決心和活力回到自己的地區，參加工人的日常鬥爭，並運用我們國際組織綱領的原則，而只有國際組織的綱領才是我們階級解放的指南針。」（《社會主義呼喚報》，1945年8月中旬）。

9月，我們的建築工人同志，通過建築工人工廠代表委員會組織了一次關於工資和工作條件的非官方群眾示威，吸引了海德公園的10萬工人參加。傑出的工人同志喬克·米利根（Jock Milligan）策動了這次活動。工會中的史達林主義者以「反對工會的行為」為由，成功地取消了他的工廠代表資格，但在路厄斯罕（Lewisham）的工人們威脅要就此問題舉行全面罷工後，他在幾天內就恢復了職務。喬克有一段巨大的歷史。他被派往阿爾漢格爾斯克l去鎮壓布爾什維克政府，並撿到了一張傳單，傳單上有列寧和托洛茨基的簽名，是由英國著名作家亞瑟·蘭塞姆（Arthur Ransome）起草給英國軍隊的呼籲書。回國後，喬克成為英國共產黨的創始黨員。他對史達林主義感到失望，於是加入了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後來他加入了工人國際聯盟，然後又加入了英革共。他在工會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並一直待在我們的趨勢組織中，直到他在50年代末去世。

正如我所解釋的那樣，我們認為隨著工黨政府在嚴重的經濟危機基礎上執政，局勢將按照托洛茨基在戰前所概述的同樣路線發展。也就是說，一旦改良派上臺，鑒於他們沒有能力進行真正的改革，他們就會開始在群眾的眼中暴露自己的無能。然而，在論述這個觀點之前，我想先論述一下從1944年開始發展起來的，與第四國際領導層之間的分歧。

我們與第四國際的分歧

1945年以後，在世界範圍內出現了托洛茨基運動沒有預見到的新發展。工人階級的史達林主義和改良主義領袖，背叛了1943年以來席捲歐洲的強大革命潮流。這為資本主義的復興提供了政治上的前提。沒有出現托派所預言的經濟危機，而是出現了戰後重建時期，在這一時期，從戰爭中脫穎而出的美國，其生產能力完好無損，通過馬歇爾計劃對歐洲資本主義進行了有效的掩護。這為新的繁榮和相對的社會穩定時期奠定了基礎，並要求對我們原來的觀點進行大幅度的修正。

我們與英革共領導層討論這個情勢，並很快意識到正在發生重大變化，從而舊的觀點過時了。通過這些討論，我們相應地修正了我們的分析和觀點。然而，國際組織的領導人卻對新的發展視而不見。1940年8月托洛茨基被暗殺後，第四國際的領袖們只能任其自生自滅，事實證明他們在分析新時期和調整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方向上是遠遠不夠的。與英革共不同，他們完全沒有上升到歷史所提出的任務的等次。坎農和第四國際的其他領導人顯然從來沒有掌握托洛茨基的方法，即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他們只是鸚鵡學舌地重複托洛茨基的話語和公式，甚至在這些話語和公式被各種事件證偽之後，仍然堅持這些話語和公式。當然，這使他們犯了一個又一個的錯誤。

首先，他們拒絕面對事實。他們拒絕承認戰爭已經結束！坎農說：「我們不同意有些人粗心大意地認為戰爭已經結束了。戰爭還沒有結束。」[9]然後，他們說不會有經濟復甦，只會「接近於停滯和衰退的水平」，而所有的事實完全相反！[10]曼德爾寫道：「現在必須放棄任何在英國資本主義永遠不會再經歷繁榮中的局面」[11]。

然後他們堅持說，歐洲只會有軍事獨裁的統治，而實際上，正如英革共人指出的那樣，統治階級正在以「民主的形式」進行反革命。社會主義工人黨全國委員會的官方發言人E.R. 弗蘭克（E.R. Frank）談到了「資產階級民主復興理論的有害性」，並明確提到英革共黨人，即「帝國主義者的成功超出了他們最瘋狂的夢想。他們用一點——非常少的——民主外衣來掩蓋他們的軍事獨裁，他們甚至成功地愚弄了少數托洛茨基主義者。」[12]。

最後他們認為，蘇聯在戰後已變得軟弱無力，而不是像英革共所堅持的那樣得到加強。他們甚至在國際會議（1946年）的決議中指出，外交壓力就足以推翻蘇聯：「如果沒有一個能夠積極地團結起來支持它的群眾運動，蘇聯就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被摧毀」，決議指出：「即使沒有直接的軍事干預，而僅僅是通過經濟政治和外交的綜合壓力以及美英帝國主義的軍事威脅。」（英革共內部公報，1946年8月12日，黑體字是我的強調）同樣，「只有無產階級革命的干預，才能使蘇聯免於過早且致命的終末」。

第四次會議的「領導人們」，坎農、巴布洛和曼德爾沒有一個人能夠認識到現實，這一事實將對第四國際的未來產生深遠的影響。他們在每個重大問題上沒有一個不犯根本性錯誤的。例如，弗朗克提出了一個「理論」，即歐洲只能存在波拿巴主義政權。弗朗克把自己的胡言亂語看得太重了，以至於他決定轉入地下工作，在沒有證件的情況下非法生活，而且還造成戰後法國國際主義共產黨轉入地下，因為他們擔心將來會受到鎮壓！這種荒唐的想法，我和其他英革共領導人曾多次回答過。但是英國支部的論點，國際卻聽不進去。

只要把這種思想上的混亂與英國托派所採取的立場比較一下，而我們的立場可以在我們打算公開的許多文件中讀到這些材料。從閱讀這些材料的過程中，馬上就會明白，英革共能夠理解並把馬克思主義的方法運用到新的形勢中去，並且能夠調整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方向。遺憾的是，這個事實從來沒有得到承認，大多數人完全不知道，因為幾十年來一直沒有相關的材料。而且，有許多人為了掩蓋自己的錯誤，提高個人的威信，隱瞞了事實真相，這是政治上一種非常惡劣的傾向。

克里夫的扭曲

托尼·克里夫（Tony Cliff）當時是英革共的二線領導人，後來成為錯誤的國家資本主義理論（Theory of State Capitalism）的主要宣導者。在最近出版的一本題為《托洛茨基之後的托洛茨基主義》（Trotskyism after Trotsky）的小冊子中，克里夫公然無視英革共的偉大成就。他以一種典型的不誠實的方式，對黨的主要領導人——哈斯頓和我本人的角色，以及我們在戰後反對坎農和第四國際其他領導人立場的鬥爭，完全保持沉默。

克里夫的小冊子會讓讀者認為英革共根本就沒有自己的原則立場。他給人的印象是，我們都支持國際的政策，這完全不符合事實——雖然，同一個作者以驚人的虛偽，大肆宣揚要「實事求是」！按照克里夫的說法，只有「少數開創國際社會主義趨勢的同志」（即他自己的團體）「在1946-1948年不得不在非常困難的問題上進行討論。」[13]沒有什麼比這更離譜的了！

托洛茨基曾寫道：「私怨在政治中起著可怕的作用」。坎農從未原諒過工人國際聯盟的李-哈斯頓-格蘭特領導層，因為這個領導層在1938年反對過他，當時它拒絕接受坎農對英國托派團體合併的條件。他對此非常重視，從1943年起秘密組織了一場破壞和清除英國領導層的協同運動。在這場運動中，坎農與希利建立了一個無原則的集團，而希利由於自己的原因，對組織的領導層懷恨在心。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雖然希利是一個精力充沛的組織者，但他曾有六、七次被開除或退出工人國際聯盟。其中一次，即1943年初，他衝出工人國際聯盟的中央委員會會議，說他要加入獨立工黨。根據中央委員會的會議記錄，在希利的辭職被一致接受後，中央委員會成員羅伊（Ajit Roy）說：「他是對組織的威脅。但如果他和我們一起工作，以他的精力和能力，他對我們是有一定的用處的。將來肯定會有破綻，但可以利用他。」（1943年2月6日）隨後，他重新申請入會，並再次被接納回來成為會員。但他不是作為一個忠誠的成員回來的，而是作為一個無可救藥的陰謀家回來的，他總是在反對工人國際聯盟領導層的鬥爭中尋找盟友，而第四國際不擇手段的領導層正是這樣的盟友。

1945年10月，在社會主義工人黨全國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坎農帶頭對戈德曼和莫羅領導的社會主義工人黨少數派進行了口頭攻擊。在這其中，坎農聯繫到了對英國英革共的攻擊：「你們現在正在説明哈斯頓和格蘭特打擊希利。你們正在給哈斯頓發私人信件，幫助他們與希利作鬥爭——利用反對希利。我們來看看接下來在國際內會發生什麼事吧。」[14]

當然，坎農從1943年開始就一直在幫助希利，但這一點沒有提及。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多數派不斷地密謀反對英革共多數派，把希利當作它的傀儡。「在1943年至1949年期間，社會主義工人黨的成員，在反對哈斯頓集團的鬥爭中對我們特別有協助」希利後來承認：「這個集團包括英國托派組織的大多數，基本上由哈斯頓、他的妻子米爾德里德和泰德·格蘭特領導。」[15]

1953年4月，坎農在給法雷爾·多布斯（Farrell Dobbs）的私信中透露了他對英革共領導層的真實態度——以及其中的原因：「這個腐朽到極點的哈斯頓派的所有罪行和錯誤，都可以直接追溯到它在1938年作為一個無原則的小集團的起源。那年稍後，在第一次世界大會召開前夕，我在英國時，曾譴責李-哈斯頓派系在誕生時就沒有原則可言。在他們後來的全部發展過程中，不管他們此刻寫了什麼論文，投了什麼票，我對他們從來沒有一點信任。」[16]

敵對階級所使用的手段

至於「他們寫了什麼論文，投了什麼票」，第四國際成員都無法知悉。英國革命共產黨的立場不是被國際壓制，就是被系統性地扭曲或忽視。「戰後初期」坎農說：「哈斯頓一夥被史達林主義的擴張所吸引，認為他們從中看到了『未來的浪潮』。他們在紅軍佔領的每一塊領土上，都賦予了『工人國家』的光榮稱號，當這一佔領發生的那一刻。哈斯頓派是目前污染洛杉磯地方氣氛的弗恩趨勢的真正教父。」[17]

這些文字——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在內容上——都是非常典型的坎農的手法。它們從頭到尾都是完全的扭曲。據我從社會主義工人黨內的弗恩-瑞恩集團文件中看到，他們並不持紅軍一佔領東歐就建立工人國家的立場。這似乎是坎農的誤讀。但我們可以肯定地說，這不是社會主義工人黨的觀點，因為坎農很清楚。在紅軍佔領後的東歐，資本主義的財產關係依然沒有改變。建立起來的「人民民主國家」都是資產階級政權，儘管史達林主義者已經確保他們控制了政府內部的關鍵部門，特別是內政和國防。只是後來在1948年，在試圖推行馬歇爾計畫之後，史達林主義者才依靠民眾，以波拿巴主義的方式，進行了一次社會顛覆。

坎農對少數人意見的不容忍，在他對「污染者」弗恩的尖銳語氣中表現得很明顯。不管弗恩的趨勢是對是錯（他們肯定是混亂的），但坎農的態度簡直是畸形的。這反映了他在美國和其他地方對待政治反對派的全部態度。他的著作清楚地表明，他總是傾向於以組織的方式處理事情，而不是處理政治問題。這一點在1939-1940年與沙赫特曼和伯納姆的派系鬥爭中得到了體現。坎農的做法與托洛茨基處理內部分歧的方法是天差地遠的。

托洛茨基總是以政治的方式處理事情，包括組織問題。他在糾正其他同志的錯誤觀點時，總是表現出最大的技巧和耐心。他對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派別鬥爭的態度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雖然在蘇聯的階級性質這個原則性問題上保持著堅定的立場，但他從不贊成坎農對待社會主義工人黨中反對派的方式，甚至準備在1939-1940年與沙赫特曼-伯納姆少數派達成和解——如果說實話，這個「和解」被坎農破壞了。

東歐

英革共比所謂的國際領導層更瞭解世界局勢變化的性質。英革共認識到蘇聯在戰爭勝利後的地位得到了加強，特別是它在東歐的主導地位。然而，在1948年2月的「布拉格政變」之後，我們加深了最初的分析。我在6月號的《社會主義呼喚報》中論述了正在展開的進程，表明史達林主義者依靠工人階級進行了對資產階級的徵收，建立了一個畸形的工人國家。

隨後，所有所謂的人民民主國家都發生了同樣的過程。華府試圖利用馬歇爾援助東歐的延伸，將這些國家拉回世界帝國主義的軌道。東歐的史達林主義者明白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脅，他們掃除了「資產階級的陰影」，將權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將經濟國有化，並按照莫斯科的形象建立政權——不是列寧的莫斯科，而是史達林的莫斯科。東歐革命在俄國革命結束的地方開始：作為社會主義的怪物極權官僚主義的扭曲版本。

在毛澤東農民軍勝利後的中國和鐵托游擊隊統治下的南斯拉夫，也發生了類似的過程。然而，國際組織的領導人沒有看到這些革命的發展在他們的眼皮底下展開，一直到1951年，他們仍然把這些政權定性為「資本主義」。直到1955年，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才把中國定性為畸形的工人國家，而不是國家資本主義。然後，他們就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他們對毛澤東產生了幻想，認為他是一個「不自覺的托洛茨基主義者」 ，對於是否絕對需要進行政治革命以實行工人民主，他們仍然模稜兩可。

在史達林和鐵托發生衝突的時候，這些偉大的第四國際領導人一夜之間從南斯拉夫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立場，跳到了鐵托被視為一個相對健康的工人國家的首腦的立場上。他們向鐵托屈服，成為南斯拉夫政權的啦啦隊。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在給鐵托的一封公開信中寫道：「群眾對它（貴黨）的信心將大大增強，它將成為本國無產階級利益和願望的有效集體表達。」

英革共對此行為表示抗議，認為鐵托政權在本質上仍是史達林主義，但我們的抗議卻被隨手忽略了。在1950年我剛被希利開除後寫的一份聲明中，我列出第四國際在英國垮臺的三個原因中的第一個原因，即是它「在國際上向鐵托-史達林主義屈服。」與此同時，法國國際主義共產黨的領導人皮埃爾·朗貝爾（Pierre Lambert）卻在熱情地報告說：「我相信，我在南斯拉夫看到了無產階級專政，它是由一個熱衷於反對官僚主義和實行工人民主的政黨所領導的政權」！[18]

第四國際的腐化

在托洛茨基死後，第四國際的這種變質和崩潰，部分是由於客觀因素——世界資本主義在經濟上的強大上升，以及群眾對改良主義和史達林主義的重新幻想。這意味著，在一整個時期內，真正馬克思主義的勢力無法指望得到巨大的收穫。然而，主觀因素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戰爭學裡，在進軍的時候，有好的將領指揮是很重要的。但在撤退時期，他們就更重要了。有了好的將領，你就可以有條不紊地撤退，以最小的損失，保持部隊的完整，為更有利的形勢做準備。差勁的將領會把失敗變成潰敗。第四國際所謂的「領導人們」，直接導致了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破壞和毀滅。

這裡不是討論所謂第四國際領導人所奉行的災難性政策的細節的地方。我只想說，他們的個人行動和政策給第四國際帶來了災難，而該國際在這類人的領導下也胎死腹中。

一個革命性的國際組織，首先且最重要的是一個綱領、觀點、傳統和方法。其次，它才是一個執行這些政策的組織。所謂的第四國際一再踐踏這些原則。最後，1938年成立的第四國際什麼也沒有留下——除了那些保持真正傳統和綱領的人。只有英國支部的領導人為了捍衛托洛茨基主義的這些原則進行了一場戰鬥。在英革共被摧毀之後，我們的趨勢組織持續地傳承著香火。

坎農、曼德爾、弗朗克、巴布洛等人沒有糾正他們的錯誤，也沒有從政治上回答英國領導層的批判，而是採取組織上的周旋和陰謀，以破壞英國支部。這是季諾維也夫主義，利用組織方法處理政治問題的一個典型案例。首先，英國支部的材料被壓制或扭曲。然後，國際領導層在英革共內部組織了一個圍繞著希利的秘密派別，以破壞和清除領導層。這些災難性的方法起到了致命的作用，最終破壞和摧毀了國際運動。坎農、希利、帕布羅、弗朗克和曼德爾等人癡迷於一有機會就破壞和摧毀哈斯頓-格蘭特領導層的企圖，他們對英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起到了毀滅性的作用。

民主形式的反革命

1938年我們拒絕了坎農向我們提出出關於與其他團體隨便合併的要求——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被證明是絕對正確的，但除此之外，那時我們和國際之間沒有任何其他哪怕是一丁點的歧見。但現在情況不同了。托洛茨基已經不在人世，無法給予指導。此外，由於納粹佔領了歐洲，國際書記處已被轉移到美國，並實際上由坎農和社會主義工人黨管理。隨著戰爭的結束，在歐洲的前景方面，分歧也開始發展。

在戰後重新加入第四國際的弗朗克，向國際書記處作了一份關於1945年8月會議的虛假報告，聲稱英革共正面臨著「嚴重的困難，此外，這些困難的主要責任在於領導層，他們不關心澄清政治問題（原文如此），反而相當關注如何保持他們對組織的無可爭議的控制。」不久，哈斯頓給第四國際歐洲執行委員會寫了一封信：「對於我們的黨來說，我們對他的能力並沒有太高的評價。」雖然是輕描淡寫，但這些文字肯定刺痛了弗朗克。

這不是偶然的，——儘管在世界大戰中，英革共是歐洲托派運動中最大的、最重要的部分，但在弗朗克撰寫的片面第四國際「黨史」中，卻絲毫沒有提到工人國際聯盟或英革共，更不用說我們的政治觀點了。他只說：「戰後，國際曾出面贊成英國托派進入工黨。」[19]這實際上意味著他支持希利。

這是第四國際領導人試圖篡改國際歷史和掩蓋英革共作用的典型方法。他們的動機完全是為了個人的聲望，並奠定了與教皇無誤的地位。聲稱「領袖們決不會犯錯！」是摧毀任何革命組織的秘訣。列寧和托洛茨基對於錯誤總是誠實的，並準備承認錯誤，從中吸取教訓。但坎農等人不能容忍英國托派指出他們的錯誤，而且——更糟糕的是——我們的指證一直被證明是正確的。

其實，托洛茨基從來沒有說過關於弗朗克的一句好話，他反而希望把後者開除。「我們在德國和西班牙不斷地同弗朗克進行鬥爭」托洛茨基寫道：「反對懷疑論者，反對那些想創造奇跡的冒險家（並在這個過程中扭斷了他們的脖子）。」[20]這種尖銳的批評，不僅是對弗朗克的批評，而且是對國際上所有其他領導人的品質的批評。對於弗朗克這樣的人，第四國際領導們卻在托洛茨基死後認為應該提拔他。

然而，弗朗克以及他在社會主義工人黨中的同道們「試圖澄清政治問題」，指出歐洲正在發展的是軍警國家。根據他們的觀點，在希特勒倒臺後，統治階級在歐洲繼續其統治的唯一可行的方法是通過軍事員警政權，或者像法國倒臺後建立的波拿巴主義政權，如佩坦獨裁政權。弗朗克和坎農的論點是，1944年英美帝國主義者在義大利試圖建立巴多格里奧的獨裁政權以取代墨索里尼的獨裁政權。

我代表英革共領導層對弗朗克的論點寫了一份答覆：

「弗朗克試圖將西歐的所有政權等同於波拿巴主義。他的概括甚至更進一步：他認為，自1934年以來，法國就有波拿巴主義政權；在歐洲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之前，除了波拿巴主義或法西斯主義政權之外，不可能有任何其他政權。這一點，請你以『我們的政治分析在法國歷史上十多年的連續性』的名義來做！。這種自滿使理論淪為無形的抽象，掩蓋了不可避免的、偶發的錯誤，從而使之成為一種體系。我們不能讓這種方法存在於第四國際的隊伍之間」。

「弗朗克同志不分青紅皂白地把資產階級民主和波拿巴主義這兩個詞混為一談，沒有解釋兩者的具體特徵。他把『波拿巴主義』、『波拿巴主義的要素』互換著講，他把民主自由與『一種可以正確地定義為民主的政權』對立起來。然而，讀者卻要徒勞地尋找他理想的『民主政權』與非常現實的資產階級民主相區別的定義。他否認當今歐洲存在著民主政權，因為『實際上沒有民主政權的位置』。」

英革共領導的分析解釋，由於歐洲群眾的運動，以及階級力量的平衡，歐洲將出現一個資產階級民主時期，或者給它一個正確的名稱，即「民主反革命時期」。

「英革共把西歐的政權（法國、比利時、荷蘭、義大利）說成是民主形式的反革命政權。弗朗克同志聲稱，『民主反革命』的思想『沒有任何內容』。但如果真是如此，那他就很難解釋德國社會民主主義組織的魏瑪共和國是什麼。他將不得不辯解說，1918年在德國發生的，不是被『民主形式的反革命』（通過對1919年1月起義的不民主且血腥的鎮壓）所背叛的無產階級革命，而是推翻德皇並以『純正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權取代其政權的民主革命！這就是德國的社會民主。這個政權是由戒嚴令和社會民主黨領袖與帝國國防軍總參謀部、容克黨人和資產階級的陰謀所帶來的，這一事實完全證實了列寧和托洛茨基的結論，即當時發生的是『民主的』反革命，而資產階級則利用社會民主黨人作為他們的代理人。」

「托洛茨基在1930年就預見到了義大利法西斯主義崩潰後會發生類似的情況的理論可能性。當時他致信義大利同志們，並寫道：

『繼上述問題之後，就是義大利的「過渡期」問題。首先必須非常明確地確定：從什麼過渡到什麼？ 從資產階級（或「人民」）革命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過渡時期是一回事。從法西斯專政到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時期是另一回事。如果設想的是第一種設想，那麼首先就提出了資產階級革命的問題，然後就是確立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作用的問題。之後，才會提出向無產階級革命過渡時期的問題。如果設想的是第二種設想，那麼就會提出一系列戰鬥、動亂、局勢的顛覆、突然的轉折的問題，在它們的合奏中構成無產階級革命的不同階段。這些階段的數量可能很多。但無論如何，它們內部都不能包含資產階級革命或其神秘的混合體，也就是所謂的「人民」革命。』

『這是否意味著義大利在一定時間內不能再次成為議會制國家或成為「民主共和國」？ 我認為——我認為完全同意您的意見——不排除這種可能性。但那樣的話，就不是資產階級革命的成果，而是不夠成熟和過早無產階級革命的流產。在發生深刻的革命危機和群眾戰鬥的過程中，無產階級先鋒隊將無法掌握政權的情況下，資產階級可能會在「民主」的基礎上重建自己的政權。』

『比如說，能不能說現在的德意志共和國代表著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這種說法是荒謬的。在1918-19年，德國曾發生過一場無產階級革命，這場革命由於失去了領導，被欺騙、背叛和粉碎。但是，資產階級反革命卻發現自己不得不適應這種粉碎無產階級革命所造成的情況，不得不採取「民主」議會形式的共和國形式。義大利是否排除了同樣的——或者說差不多的——最終結果呢？不，沒有排除。法西斯主義的登基是1920年無產階級革命不徹底的結果。只有新的無產階級革命才能推翻法西斯主義。如果這次它也不應該註定要取得勝利（共產黨的軟弱，社會民主黨、自由黨、天主教徒的操縱和背叛），那麼，資產階級反革命屆時將被迫在其權力的廢墟上以法西斯的形式建立的「過渡性」國家，只能是一個議會制的民主國家』。（《義大利革命問題》，1930年5月14日）

「義大利在戰後發生的事件表明了托洛茨基非凡的遠見。資產階級被迫接受王室的廢止，史達林主義——社會主義的叛徒把發展中的無產階級革命引向『議會和民主國家』的管道。這當然不會達到穩定的基礎，而會經過危機和動亂、無產階級方面的運動以及君主主義者和法西斯主義者的反運動的影響。弗朗克現在會不會否認托洛茨基想法的正確性，並斷言自墨索里尼倒臺後義大利就會出現一個波拿巴主義國家？」

「除了社會民主主義和史達林主義的背叛，沒有什麼能拯救西歐的資本主義體制。當資產階級依靠它的社會民主和史達林主義機構來達到反革命的目的時，這種反革命的『內容』是什麼？ 是波拿巴主義、法西斯主義、專制主義嗎？ 當然不是！它的內容是『民主形式的反革命』。」

「當然，資產階級不可能在民主反革命的基礎上長期穩定自己。在革命是由資產階級的走狗所策動的地方，階級力量不會一直處於停頓狀態。經過一個時期，根據國際上和特定國家內的經濟和政治發展情況，這個時期可以或多或少地延長，資產階級就會轉向波拿巴主義或法西斯主義的反革命。」

我們的論點與社會主義工人黨中的莫羅和高德曼——他們現在是坎農的反對派——所論證的不一樣，他們認為歐洲正處於一個民主時期，或是他們所謂的「民主革命」時期。但至少與其他的人相比，他們是在正確的方向上摸索。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不是次要的，而是根本性的。它赤裸裸地提出了托洛茨基運動方向的問題。托洛茨基曾多次解釋過：如何提出問題會決定你的態度。如果你正確地提出問題，你通常會得到正確的答案。如果你提出的問題不正確，你總會得到錯誤的答案。我們指出，歐洲的工人正在努力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如果共產黨和社會黨是革命組織，那麼革命必然會進行。然而，這些組織，特別是共產黨，也包括社會民主黨，現在所扮演的角色與社會民主黨在1917年至1920年期間所扮演的角色相同，他們背叛了歐洲存在的革命浪潮。

我們進一步解釋說，由於（a）社會黨和共產黨的巨大力量、（b）當時席捲歐洲大陸的革命浪潮，資產階級不可能在歐洲實行波拿巴主義的軍事政權。相反，在一個較長或較短的時期內——這種事件的時間尺度難以計算——階級力量的平衡將有利於工人階級——因此，也將有利於史達林主義者和社會民主黨人。

在歐洲，從1943年起，義大利、丹麥、希臘、法國，甚至英國，都出現了向社會主義革命方向發展的運動，一個又一個國家出現了革命的發展。但是，正如1918年德國社會民主黨背叛革命，以民主形式進行反革命，導致魏瑪共和國一樣，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也會背叛運動。尤其是共產黨，由於它在法國、義大利、比利時和荷蘭的抵抗運動中所發揮的作用，它將利用自己的權威來拯救資本主義，進行反革命。這將迎來一個不是民主革命的時期——正如戈德曼和莫羅錯誤地提出的那樣——而是相反，是一個民主反革命的時期。這首先是由於革命力量的虛弱，而革命力量在1917-1920年的歐洲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在1945年以後歐洲局勢的發展中更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

從波拿巴主義的這一錯誤觀點出發，國際領導層開始犯一個又一個錯誤。我們和國際書記處之間很快就出現了一系列的分歧，這正是後來第四國際將要發生的墮落的表現。我不打算詳細論述這些問題，因為這些問題在其他地方有更充分的論述（見附錄和《評第四國際》）。但是，有必要簡要地解釋一下現在開始出現的歧見。

註釋

[1]特爾斯與理查森（Al Richardson）的訪談，1978年

[2]同上

[3]同上

[4]哈斯頓與理查森（Al Richardson）的訪談，1978年4月30日

[5]轉引自博恩斯坦和理查森（Bornstein and Richardson），《戰爭與國際》（War and the International），P. 139

[6]哈斯頓與理查森（Al Richardson）的訪談，1978年4月30日

[7]引自麥克·富特（Michael Foot），《貝文傳，1897-1945》（Aneurin Bevan，1897-1945），P. 417

[8]同上，P. 418

[9]坎農，《1945-47年著作與演說集》（Writings and Speeches 1945-47），P. 201

[10]見《新的帝主義的和平政策和第四國際的建黨工作》，1946年4月，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fourth-international/marxist.org-chinese-FI-194604.htm

[11]引自格蘭特，《不間斷的傳承》（The Unbroken Thread），P. 372

[12]《第四國際》，1944年12月。另見格蘭特撰寫的《歐洲各勢力的關係變化和第四國際的角色》（The Changed Relationship of Forces in Europe and the Role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1945年3月

[13]托尼·克里夫（Tony Cliff），《托洛茨基之後的托洛茨基主義》（Trotskyism after Trotsky），「國際社會主義者組織的起源」，倫敦，1999年，P. 23

[14]坎農，《1945-47年著作與演說集》，P. 183

[15]《托洛茨基主義與修正主義》（Trotskyism versus Revisionism），第4卷，倫敦，1974年，P. 298

[16]坎農，《對黨的講話》（Speeches to the Party），紐約，1973年，P. 296-7

[17]同上，P. 297

[18]轉引自Jan Norden，《南斯拉夫、東歐和第四國際：巴布洛主義清算主義的演變》(Yugoslavia, East Europe and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the Evolution of Pabloist Liquidationism)，紐約，1993年，P. 13

[19]弗朗克：《第四國際：托派的長征》（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the long march of the Trotskyists），倫敦，1979年，P. 85

[20]托洛茨基：《法國支部的危機 1935-36》（The Crisis of the French Section 1935-36），紐約，1977年，P. 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