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逆流而上——起源和早年

「為了預見未來，學會不忘記過去，是我們的首要任務，也是最重要的任務。」

• 托洛茨基，1929年7月27日

我們的運動——即托洛茨基主義運動——有著非常豐富的歷史。它的緣起可以追溯到幾十年前。從理解革命運動發展的角度來看，洞悉我們的歷史是很重要的。對過去的瞭解，可以說明馬克思主義趨勢是如何發展的，如何為未來的巨變做準備的。我們趨勢的歷史可以直接追溯到1920年代列夫·托洛茨基的左翼反對派的偉大工作，實際上甚至可以追溯到列寧和托洛茨基領導的第三國際的英雄時代。

我們英國托派運動發源自1920年英國大不列顛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英共）的成立。當時，英國共產黨非常缺乏經驗，與歐洲的同儕相比，在人數上非常薄弱，而且基本上與更廣泛的勞工運動隔絕。儘管這個年輕的黨是由受到俄國革命鼓舞的勇敢鬥士組成的，它卻已經充斥著極左和宗派主義的傾向，而這些傾向一直是聚集成英共的各個小型宣傳團體的標誌。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英共開始逐步克服這些缺點，把注意力轉移到群眾工作和建設群眾革命政黨的嚴肅任務上。

這一目標的實現並非沒有內部的困難。列寧不得不利用他個人的威信，說服英國領導層放棄宗派主義，並為了影響改良主義的工人，還申請加入工黨。到了1923年，其方針和方向發生了重大變化。英共經過了改組，並透過成立少數派運動（Minority Movement），以及在工黨內建立據點，並在各工會內展開認真的工作。一切似乎都為英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大步前進做好了準備。

然而，就在這個時候，在1923到1924年之間，蘇聯內部的官僚主義反動，在國家和黨內迅速壯大起來。俄國革命在駭人的落後條件內的孤立狀態，催生了一個熱衷於享受勝利果實的龐大官僚體系。官僚機構對世界革命的反對是有物質基礎的。新興的保守官僚階層希望過上平靜的生活，沒有革命的風暴和壓力，並擺脫群眾的控制。每當工人階級遭遇挫折時，這個由數百萬官員（其中許多是前沙皇官僚）所組成的特權階層就會將更大的權力聚集到自己手中，將疲憊不堪的工人階級擠到一邊。

這個過程在俄國共產黨內部得到了反映。在俄共，這個新興的官員階層圍繞著史達林這個人物，而史達林狹隘的行政和純粹的國家觀最適合反映他們的保守觀點和物質利益。1924年秋天所提出的「一國社會主義」理論，反映了官僚階層對世界革命的不屑一顧。他們希望獨自一人「著手」管理蘇維埃國家的任務——即不受工人民主的干擾。列寧對於國家和黨的機構中官僚主義的興起越來越感到驚恐，並與托洛茨基組成集團來打擊官僚主義。但從1922年起，列寧因一連串的中風而喪失了行動能力，而在幕後，史達林、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三巨頭則在操縱著孤立托洛茨基孤立。列寧在它的遺囑中要求罷免史達林的總書記職務，並把托洛茨基說成是中央委員會中最能幹的成員。但這些遺囑卻被官僚藏匿了起來，並策劃了一場針對托洛茨基和反對派的謊言和誹謗運動。

在列寧最後一次病倒後，托洛茨基一肩扛起反對史達林和日益嚴重的官僚主義威脅的鬥爭，為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和工人民主的列寧主義綱領而奮鬥。在德國革命失敗後，他於1923年底發起了「左翼反對派」，試圖捍衛正在被系統地修正和拋棄的基本列寧主義思想。俄國國內反對派與史達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三巨頭之間的這場鬥爭的爆發，首先是包含在共青團領導層內部。但是，這場鬥爭有自己的勢頭，隨著列寧的去世，詆毀托洛茨基做為列寧接班人的運動很快就被帶入了共產國際的隊伍內。就像在俄國黨的機構內，史達林利用自己的地位挑選忠於他的派別的人員一樣，季諾維也夫也在各別的部門中挑選了被證明對莫斯科更容易接受的領導人。然而，在共產主義運動的早期，領導層不得不允許對俄國黨內爆發的反對派提出的問題進行假民主式的討論。

史達林與托洛茨基的衝突最早是在1924年初，也就是列寧去世後不久後，才在英共黨內報導。英共黨內報刊刊登了蘇共十三大通過的決議，譴責托洛茨基的宗派主義，並把「托洛茨基主義」列為小資產階級的異類。到了年底，對「托洛茨基主義」的攻擊更加頻繁。總書記湯姆·貝爾（Tom Bell）於1924年11月30日在黨委會上提出譴責托洛茨基的決議案。他完全忽略了這所涉及的政治問題，強調托洛茨基沒有遵守黨的規則是他譴責反對派的主要論據。貝爾斷言：「在我們看來，托洛茨基的問題，是一個紀律問題。我們不是在爭論或討論托洛茨基在整個問題上的思想方法。我們黨從根本上關心的是紀律問題。」雖然在黨委會上出現了一些質疑黨領導立場的聲音，但對托洛茨基的譴責仍然被一致通過。[1]

隨後在1925年1月把黨委會的報告交給了300多人的倫敦全體會議。黨內大員墨菲（J.T. Murphy）儘管只粗淺理解了托洛茨基的觀點，但他仍宣讀了對托洛茨基的控訴，以及他違反俄國黨和國際的決定，重新開啟關於反對派觀點的辯論也被禁止。在會議上，倫敦區委委員亞瑟·雷德（Arthur Reade）為托洛茨基辯護，提出決議案表達了對「黨委會草率地表決」的遺憾，並呼籲中央政治局支持俄國黨的左派。根據英共機關報《工人週報》（Weekly Worker）的報導，經過討論後雷德的動議僅僅得到了10票贊成。（《工人週報》，1925年1月23日）。1月30日，雷德寫信給報紙的編輯部抱怨說，出席會議的只有200人，而且實際上他提出的休會動議以81票對65票被否決，而在最後表決中，他的動議其實得到了15票[2]。無論如何，黨的領導層贏得了勝利。

英國共產黨對政治理論和「一國社會主義」的爭論沒有表現出什麼興趣，但卻完全搖身一變支持莫斯科的黨的領導人。大約在這個時候，黨發行了一本名為《托洛茨基主義的錯誤》（The Errors of Trotskyism）的書，雖然沒有載明日期，但大概是在1925年5月發行的，書中印有托洛茨基的《十月的教訓》和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史達林、克魯普斯卡婭（起初與反對派關係密切）等人的一系列答覆。這本書並不是為了分析托洛茨基的思想，而是如書名所示，是對「托洛茨基主義」的攻擊。墨菲接替貝爾成為國際執行委員會的英國代表，並為此書寫了導言。此時，鑒於托洛茨基在共產黨的基層中的威望，那些攻擊托洛茨基的人不得不有所顧忌。墨菲承認：「毫無疑問，當英國工人階級在知悉共產國際正與托洛茨基同志發生巨大的爭論後，感到非常驚訝。」[3]。

即使在這個時候，墨菲也不得不承認托洛茨基在共產國際隊伍中的巨大聲譽和威信。他在序言中指出：「托洛茨基同志的名字在我們的腦海中一直與列寧同志聯繫在一起。（人們常說）『列寧和托洛茨基！』 我們在對俄國革命和共產國際的一切思想和感情中，都是用這些名字來聯想的。隨著俄國革命的消息向西方世界傳播，這兩人是我們視野內的巨人，而我們從來沒有想過他們之間會有歧見…我們只看到了領導們、蘇維埃和群眾，以及在所有的偉大歷史巨人之間，看到了列寧和托洛茨基。」[4]儘管如此，這本書的大部分內容包含著一系列由共產國際領袖們撰寫的文章，並被用來強化有關「托洛茨基主義」的神話。

有意思的是，寫這些反對托洛茨基文章的每一人，在隨後的幾年裡，不是被開除，就是與莫斯科發生矛盾。曾提議將托洛茨基開除出共產國際的墨菲，自己也被以「托洛茨基主義」的罪名諷刺性地開除了。但共產國際的肅反，只是對史達林據此對列寧所建立的黨進行人身滅絕，這一更為畸形的肅反的一種預兆。甚至列寧的妻子克魯普斯卡婭也發現自己處於危險之中。當她試圖抗議開除和逮捕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時，史達林粗魯地告訴她，他總能為列寧「找到另一個遺孀」。史達林一個接一個地謀殺了整個列寧主義的老團隊。大清洗結束後只剩下史達林一人。

共產國際的史達林主義化在英國產生了嚴重的影響。英國共產黨本來完全有可能成為工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卻突然陷入了與反對派的派別鬥爭中。雖然英國領導人殷勤地支持史達林，但他們不得不承認托洛茨基過去的成就。甚至到了1926年初，他們還發表了托洛茨基的《英國向何處去》（Where is Britain Going?）一書，並被迫為其辯護。於是，在《勞動月刊》（Labour Monthly）上，當時還不知道靠哪邊站的英共領袖帕爾梅·杜特（Palme Dutt）在該書的書評中為托洛茨基進行了有力的辯護。杜特說：「托洛茨基的書將被人們熱切地閱讀，將給予人們刺激和解釋；將有助於打破奴役舊思想和領導權的枷鎖，給予人們信心和明確的力量，並指明鬥爭前進的道路」「英國工人階級有理由感謝托洛茨基的書；希望他不要停留在這篇短篇速寫上，而要把他的解釋、論戰和闡明工作繼續下去，進一步闡述他的分析，這在英國是非常需要的。」（《勞動月刊》，1926年4月）。然而，到1927年底，托洛茨基在批評英俄工會委員會（Anglo-Russian Trade Union Committee），並被開除出俄國共產黨後，任何支持他的蹤影都已經完全消失了。

托洛茨基後來寫道：「實際上這本小冊子是反對政治局官方概念的。後者指望總委員會的左傾化會使共產主義能逐漸滲入工人政黨的隊伍和工聯中去。」[5]。

這不是單純的猜測。在1924年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上，仍與史達林結盟的季諾維也夫在提到英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最重要的支部後說：「我們不知道群眾性的英國共產黨到底什麼時候會到來，是只通過斯圖爾特-麥克馬努斯（Stewart-MacManus）同志們的領導，還是通過別的途徑產生。」[6]這個「別的途徑」就是通過與工黨左派和工會的「交易」，這在英俄工會委員會中產生了災難性的後果，並讓英共在1926年總罷工期間迷失了方向。

由於英共接受了史達林的政策——此時這些政策現在急劇地轉向機會主義——他們越來越無法看清自己在事件演變中應該發揮的獨立作用。1925年工聯代表團訪問蘇聯後，莫斯科越來越向這些左派官僚尋求援助。他們幻想「左派」能夠説明打破俄國的孤立狀態，甚至「走後門」把共產主義引入英國。「因此，英俄工會代表成立了英俄工會委員會，以促進工會的團結，並作為防止蘇聯可能受到軍事攻擊的手段。工會委員會主席珀塞爾（Purcell）與希克斯（Hicks）、布羅姆利（Bromley）和斯韋爾（Swales）一起，成為蘇聯非常看重的盟友，英共也因此應視他們為友人。這樣的做法在1926年的總罷工中產生了嚴重的後果。當年5月總罷工爆發時，這些「左派」向右翼投降，而右翼向鮑德溫（Baldwin）政府投降。右翼出賣了工人階級，這對先進工人來說並不奇怪。然而，「左派」對得到共產黨人支持的工會聯盟的背叛，導致了廣泛的困惑和失望。

在總罷工的過程中，英共的黨員發展到了一萬人左右，但在很短的時間內，大部分新入黨的黨員都相繼退黨。在總罷工期間，英共沒有作為一個獨立的革命政黨，警告工人們來自工會左派以及右派領導的危險。儘管黨內的左翼反對派要求蘇維埃工會因英國工會聯盟背叛罷工而與之決裂，並退出英俄委員會，但史達林反而緊緊抓住工會聯盟的衣冠不放，直到被他們的工會聯盟「朋友們」毫不客氣地拋棄。對先進工人來說，失信的不僅是背信棄義的左派改良派，把假左派描述成「革命派」的英國共產黨也有責任。這是莫斯科領導們強加給英國共產黨人的機會主義路線導致的結果。

在杜特寫下讚揚托洛茨基的文章幾個月後，用德國共產黨領袖恩斯特·台爾曼（Ernst Thälmann）的話說，英國共產黨是唯一一個與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沒有分歧的主要支部。它被認為是最「忠誠」的，其領導人經過長時間的挑選，被克林姆林宮認為是最溫馴的。英共領導波利特（Harry Pollitt）一夥人只衷心地跟隨共產國際每一次的路線轉向。在所有場合，他們都與「多數人」在一起。英共接受了莫斯科的官方路線，認為這是鞏固俄國社會主義的必要措施。他們毫無異議地接受了「一國社會主義」理論的思想。1926年2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擴大的全會決議讚揚「英國黨內沒有派別鬥爭。」史達林把英共看成是國際上最好的支部之一，這也絕非偶然。

反對派被開除

史達林派奉行討好英國工會聯盟內「左派」的右傾政策，嚴重地破壞了英國共產黨人的事業。但是，與史達林和布哈林的政策造成的中國革命失敗的可怕災難相比，這種背叛則顯得微不足道。

在1925年至1927年間，中國革命的戲劇性展開，激發了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想像。此時，中國共產黨是在中國唯一存在的群眾性工人階級政黨。中共準備在革命中發揮領導作用，完全有機會完成中國的「十月革命」。然而，史達林推行的機會主義政策也在影響著中國的發展。他的階段性革命理論，類似於俄國孟什維克提出的理論，導致了中國共產黨從屬於民族主義的中國國民黨。這一政策除了受到左翼反對派的尖銳批評，還導致史達林曾經的朋友蔣介石於1927年對工人運動的血腥鎮壓，遭到了可怕的失敗。這次失敗導致蘇聯工人階級內部士氣更加低落，是年底鎮壓左翼反對派的主要因素之一。

托洛茨基曾警告過不能採取與蔣介石合作的政策。但中國革命的失敗，決定了俄國左翼反對派的命運。俄國工人階級已經被多年的戰爭和革命弄得精疲力竭，他們感到失望，更傾向於退出運動。工人們同情反對派的政策，但這只是一種被動的同情，並沒有導致積極的支持。工人感到疲憊和冷漠 ，而官僚體系則因世界革命的每一次倒退而越來越有恃無恐。1927年，反對派被開除，同一年，中國工人階級被粉碎。一年後，托洛茨基被驅逐出蘇聯，並被剝奪了蘇聯國籍。由於此時史達林要謀殺他還為時過早，他被流放到土耳其，從那裡開始組織「國際左翼反對派」，致力於改革共產國際，使其回歸列寧和十月革命的真正理念。

1927年11月，左翼反對派被開除，使共產黨黨內真正的列寧主義勢力遭到挫敗。這為史達林向左轉和後來消滅布哈林的右派反對派的出現開闢了道路，也標誌著蘇聯官僚體制的鞏固，以及共產國際內部一切反對派份子的進一步抹滅。俄國左翼反對派被開除後，共產國際的各個支部都進行了類似的清洗。批評史達林是不被允許的。當莫斯科改變路線時，所有的外國共產黨都要跳起來轉向。他們學會了跟著史達林的調子起舞——否則就要面對嚴重的後果。

從1924年起，史達林多次在各個共產黨黨內進行清洗。在法國，同情反對派的蘇瓦林（Souvarine）和羅斯梅爾（Rosmer）等領導被特雷恩特（Treint）和吉羅（Girault）的「左傾」領導所取代，而這兩個人又被開除，取而代之的是梭羅茲（Thorez）和多里奧（Doriot）。在德國，布蘭德勒（Brandler）和塔爾海默（Thalheimer）被費舍爾（Fischer）和馬斯洛（Maslow）所取代，而馬斯洛又被台爾曼和諾伊曼（Neumann）所取代。在波蘭，瓦爾斯基（Varsky）領導團隊被多姆斯基（Domsky）取代，後來多姆斯基也被撤職。在中國，中共的領袖和創始人陳獨秀因「托洛茨基主義」而被開除。在西班牙，如寧（Nin）、安德拉德（Andrade）等領導人也因「托洛茨基主義」被開除。而在美國和加拿大，坎農、阿伯恩（Martin Abern）、沙赫特曼（Shachtman）和斯佩克特（Spector）也遭遇了同樣的命運。

這一事態發展與英國的情況完全相反。俄國反對派的影響在那裡要小得多。英國托洛茨基反對派的力量遲遲沒有成長。雖然黨內對俄國的內部糾紛以及對托洛茨基和反對派的處理有一定的雜音和不安，但與其他歐洲政黨相比，幾乎沒有什麼波瀾。一定程度上，這與黨的低下政治水準和黨幹部無法瞭解俄國黨內的真實情況有關。

從這個時候起，英國領導層對史達林主義路線給予了完全的、不加批判的支持。在莫斯科最奴性的追隨者中，有杜特、波利特、威廉·加拉格爾（William Gallagher）（就是那個曾經從「左派」的面向批判過列寧的人）和中央政治局的其他領導人。其中，這反映了英國黨包括其領導人的政治水準低下。貝爾被迫承認英共「對俄國黨內實際發生的情況一無所知。」墨菲也提到「英國黨員中對國際事務普遍是無知的。」

長期以來，這種對理論問題缺乏了解的情況一直是英國勞工運動的一個特點。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樣，理論從不是傾向於經驗主義和實用主義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強項。但是，沒有理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對莫斯科官僚機構的卑躬屈膝的支持，不但為國際工人運動帶來接二連三的災難，最終也導致了英共和共產國際所有其他支部的毀滅。

「第三時期」

到了1927年，俄國國內的力量平衡正在發生變化。一直以來，托洛茨基和反對派都在警告史達林和布哈林的機會主義政策——即安撫富農（Kulak）——會帶來的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左翼反對派要求扭轉這一政策，而提出了以五年計劃為基礎的工業化計劃，對富農實行累進稅，並以身作則，逐步實行集體化。史達林和他的黨羽們嘲笑了這項提議，把托洛茨基的電氣化建議比喻作「給農民提供留聲機而不是牛」。

然而，到了1927-1928年，俄國顯然存在著反革命的真正危險。富農們因領導層的政策而膽大妄為，發動了一場威脅到蘇維埃政權基礎的斷糧罷工。史達林派驚恐萬分，與布哈林決裂，並諷刺地被迫採取了左翼反對派的方案。在這個過程中，史達林派從機會主義轉向了瘋狂的極左主義。也就是「用四年時間執行五年計劃」這樣的口號下，在五年計劃內強行推行農業集體化和冒險主義目標。這導致了大範圍的混亂，農業生產的災難性下降，以及可能有一千萬人喪生的可怕饑荒。儘管如此，廣大蘇維埃工人還是歡迎轉向工業化和五年計劃。這引發了反對派內的一場危機，許多過去的反對派擁護者向史達林屈服——他們後來為這一錯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史達林派採取以前的右翼政策燒傷手指後，現在向左轉了一百八十度，在國際上也採取了冒險主義政策。國際間的共產黨盲目地接受莫斯科的指導，採納了「第三時期」的瘋狂極左立場。史達林主義者宣佈世界正在進入一個新的時期（即第三時期），聲稱資本主義體制即將崩潰。1929年華爾街大崩盤開始的資本主義世界性衰退，被描述為資本主義的最後危機，完全無視列寧和托洛茨基多次解釋過的道理——資本主義根本不存在「最後的危機」，資本主義總會設法從最深的危機中解脫出來，直到被工人階級推翻為止。

作為這種瘋狂策略的必然結果，史達林主義者宣稱，除了他們自己之外，所有其他政黨都是「法西斯」。社會民主主義組織特別被說成是具有法西斯主義——或「社會法西斯主義」——的性質。史達林說：「社會民主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是雙胞胎，而不是對立面。」因此，社會民主主義被認為是工人階級的主要敵人。結果，在各地，史達林主義者分裂和癱瘓了工人階級運動。最嚴重的結果是在德國，史達林主義者的極左政策使工人階級在納粹黨的威脅面前無能為力。他們沒有採取列寧的統一戰線政策，實現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工人聯合行動反對納粹，而是故意著手分裂工人運動，從而讓希特勒——正如他後來吹噓的那樣，「沒有打碎一塊窗戶玻璃」就上臺執政。史達林主義者在柏林電車罷工中與納粹合作，甚至在所謂的紅色公投中與法西斯份子結成集團，以推翻普魯士的社會民主黨政府。如果他們當時得逞了，那就意味著希特勒會提前兩年上臺！

在英國，英共也把持著一個可笑的立場，那就是一個小小的共產黨向工黨發出最後通牒，譴責工黨領袖是「社會法西斯」，甚至組織要去工黨會議鬧場，因為工黨領袖是工人階級的主要敵人，甚至比法西斯份子更危險！在《工人日報》上，英共領袖波利特主張工黨的任何公開會議必須被停辦。這種極左和宗派主義的路線，代表了對列寧政策的徹底丟棄。它起到了徹底孤立共產黨的作用。由於這種瘋狂的行為，英國共產黨的影響力被徹底削弱，從而淪為工運邊緣的一個小派別。

國民政府

1929年勝選的第二屆工黨政府是一個充滿危機的政府。這場危機嚴重打擊了英國。失業率急劇上升。工黨領導人在選戰期間主打處理失業問題，上台後但卻無能為力。如果要解決失業問題，他們就必須接管銀行和大公司，實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顯然，這是麥克唐納（Ramsay MacDonald）最不願意做的事！

1931年，危機表現為歐洲大銀行和工業企業的倒閉，首先是奧地利Anstalt-Kredit銀行的倒閉。美國資本家從歐洲撤出他們的資金，成全了金融崩潰。德國的失業率達到400萬。英國在殖民地和其他初級生產的國內市場崩潰，導致國內危機的加深。失業率在1930年前已經迅速上升，此時已經飆升到無法容忍的地步。工黨政府些微的改革措施也毫無效果。

另一方面，統治階級現在想擺脫工黨政府，取而代之的是對工人階級進行全面進攻的更可靠的工具。他們利用麥克唐納領導的右翼所提供的服務，開始分裂工黨。1931年，他們發動了議會政變，成立了「國民政府」，把當時麥克唐納和議會工黨的右翼與保守黨和一部分自由黨聯合起來。然後他們以「全國團結」的口號倉促地組織一場選舉，並在當年下旬贏得了壓倒性的多數。

在這次選舉中，工黨的選票銳減到664.8萬張，而保守黨得到1180萬張——幾乎是工黨的兩倍——「全國團結」的總得票為1450萬。20年來一直安全的工黨席位在這次潰敗中丟失。除了喬治·蘭斯伯里（George Lansbury），每個工黨內閣都丟了官。只有49名工黨議員留在西敏寺國會內，而保守黨取得了417席。因此，繼1926年在工業戰線上遭受嚴重失敗之後，英國工人現在又在選舉舞臺上遭受了一次大挫敗。不過，儘管失敗嚴重，工黨並沒有被消滅。它仍有650多萬張選票，而且很快就恢復了。此外，分裂出來加入全國一致內閣的部分是極少數的右翼份子，主要是在議會黨內。在基層，加入麥克唐納派的人極少。相反的，工黨轉向左翼路線，到了1935年，工黨收復了大部分失地。

然而，在短期內，勞工運動處於完全動蕩的狀態，而這表現在圍繞著獨立工黨（Independent Labour Party）的群眾性左翼的迅速成型。獨立工黨的領袖們堅持要求作為一個獨立政黨的權利。事實上，他們實際上無論如何已經有能力拆夥，而工黨的新領導人蘭斯伯里是左派，也傾向於做出妥協，使他們留在工黨內部。然而，作為典型的糊塗的中派，獨立工黨的領導們把這個組織問題看成了一個「原則」問題。他們深信工黨是完全反革命的，以任何方式接受工黨的紀律都是「背叛」的行為。企圖贏得獨立工黨信任的史達林主義者鼓勵了獨立工黨這種幼稚的行為。實際上，獨立工黨的綱領和政策，與1931年後快速向左發展的工黨並無本質區別。他們在1932年復活節發動的分裂，導致獨立工黨領導人把先進的工人與群眾分裂開來。實際上群眾也在向左翼移動，但他們需要時間以及經驗來得出所有的必要結論。

直到這時，在英國對托洛茨基主義產生興趣和同情的人，都是在獨立工黨和其他激進的圈子裡，而不是在共產黨黨內。英共的衰落是由於它的極左主義，使其與獨立工黨內部的發展斷絕了聯繫，而獨立工黨是作為工黨內部的一個群眾性左翼發展的。1929年經濟崩潰後的危機和國民政府的成立，導致工黨內部基層的巨大情緒發酵。然而，史達林主義者的雙眼被他們的極左思路蒙蔽了，在群眾激進化開始時沒有能力有效的把握此刻的情勢。

在1920年代末，一對中產階級知識份子弗蘭克·雷德利（Frank Ridley，就是後來擔任獨立工黨領導層顧問的雷德利）和昌都·拉姆（Chandu Ram）與托洛茨基取得了聯繫，希望在英國建立一個左翼反對派組織。但托洛茨基雖然很想在英國建立根據地，但並不急於冒險。在研究了他們提出的令人絕望的混亂提議後，托洛茨基拒絕與他們有任何關係。

雷德利和拉姆是狂熱的宗派主義和極左派，不知道如何建立一個真正的群眾運動。他們認為1931年大選的結果是資產階級民主與法西斯主義之間的過渡階段。托洛茨基逐一回答了他們的論點，反對他們認為英國即將出現法西斯主義的觀點，也反對他們把工會說成是「帝國主義組織」，反對他們過早地呼籲建立第四國際。他只是建議他們：「進入工會，做一些與群眾運動有關的事情。」托洛茨基立即認識到，這些人對於在英國發展真正的左翼反對派沒有什麼用處。因此，在這個早期階段，只能說是在英國有托洛茨基的個別同情者——而不是任何意義上的托洛茨基主義趨勢。英國托洛茨基主義的真正發展，是在經歷了1929年全球的不景氣和德國法西斯主義興起之後才出現的。

國際形勢對英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英國總罷工嚴重失敗後，工人們現在正努力應對大規模失業和麥克唐納工黨政府的背叛。群眾組織內部，特別是在獨立工黨周圍，出現了日益激進化的現象。此時，托洛茨基從他所流亡的土耳其，在德國發動一場國際間呼籲促成統一戰線的運動，以此實現共產黨人和社會民主黨工人的聯合行動，防止希特勒上臺。與此同時，在倫敦南部巴勒姆的英國共產黨黨內，有一小撮同志開始在一些問題上，包括在德國實行統一戰線戰術的必要性問題上，反對英共高層的主張。英國托洛茨基主義的第一批年輕力量就是從這個小團體中產生的。

國際左翼反對派

在土耳其的普林基波小島上，托洛茨基繼續著他孤獨一人與史達林主義的鬥爭。儘管史達林及其強大的機器竭力壓制反對派以及托洛茨基，但反對派的聲音越來越強，並在那些希望捍衛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的真正綱領和傳統的共產黨人中贏得了新的擁護者。

有時候，偶然在歷史上會起到重要的作用。老黑格爾早就說過，必然是通過偶然來表達的，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上發生的事情，就是這一辯證規律很好的例子。1928年，美國的共產黨人坎農（James Patrick Cannon）和他的加拿大戰友斯佩克特在莫斯科參加會議時，意外地拿到了一份托洛茨基的重要文章《評共產國際綱領草案》。托洛茨基在文中尖銳地批判了布哈林和史達林的錯誤立場，特別是揭露了史達林在1924年底提出的「一國社會主義」的反馬克思主義理論。這一批判是國際上左翼反對派思想武裝的一個里程碑。托洛茨基在一份真正具有預言性的聲明中警告說，如果這一立場被共產國際採納，它將不可避免地標誌著一個進程的開始，這個進程將導致世界上每一個共產黨走向民族主義和改良主義的墮落。三代人之後，托洛茨基當時被史達林主義者嘲笑的預言也成真了。

史達林並沒有打算散發托洛茨基的文件。但歷史的一個奇怪的偶然就是這樣發生了。當時，史達林政權尚未鞏固，共產國際還必須遵守民主集中制的某些原則，允許少數人的意見流通。雖然托洛茨基在一年前被開除出俄國黨，但他還是利用這次大會向共產國際發出呼籲。在此過程中，他提交了關於《綱領草案》的評論。由於主辦機構的失誤，他們把托洛茨基的文件分發給了各國代表團團長，包括綱領修訂委員會的成員。正是在這裡，坎農和斯佩克特第一次看到並閱讀了托洛茨基的文件。

坎農回憶道：「由於莫斯科機關（它們本來應當做到官僚式的天衣無縫的）的一些疏忽，托洛茨基的這份文件流入了共產國際的翻譯室。它落入了備用文件存放處，在那裡有十幾個無事可做的翻譯和速記員。他們拿起托洛茨基的文件，將它翻譯出來，分發給各代表團的頭兒和綱領委員會的成員。看哪！就這樣，它被放在我的膝蓋上，翻譯成了英語！莫里斯·斯佩克特，一位加拿大黨的代表，有幾分與我相同的心情，他也在綱領委員會中，而且他得到了一個副本。我們拋開那些小組會議和大會會議，閱讀研究起了這份文件。然後我和他就明白了自己該做什麼。我們茅塞頓開，恍然大悟——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真理一邊的是托洛茨基。我們在那達成了一個協議——斯佩克特和我——我們會回國，然後在托洛茨基主義的旗幟下開展鬥爭。」（《美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史》，第三講）。

美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成員坎農、沙赫特曼和亞伯恩等同志與加拿大的斯佩克特一起，於1928年與史達林主義者決裂，轉入托洛茨基主義陣營。他們迅速被開除出黨，並和加拿大的一個小團體一起組織了美國共產主義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 of America）。這是一個歷史性的突破，因為它打破了托洛茨基和反對派的孤立情況。這是左翼反對派命運的轉捩點，並極大地促進了托洛茨基思想在全世界的傳播——這對我自己不久後被招入托洛茨基的國際左翼反對派也起了作用。

美國共產主義者同盟於1928年11月開始出版一份名為《戰鬥派》（The Militant）的報紙。他們利用美國的傳統機靈，掌握了共產黨的郵寄名單，然後把一捆捆的報紙寄到全世界盡可能多的進步派書店，包括英國、南非和其他地方。南非的同志，包括我在內，就是這樣接觸到托洛茨基主義思想的。我們在約翰尼斯堡的書店裡看到了這本資料，拿到手後，從頭到尾狂熱地閱讀。裡面包含了托洛茨基對史達林主義的所有批評，包括他對1925-1927年中國革命夭折的分析。我們曾經熱切地等待每一批新報紙的到來。在開普敦也是如此。由此開始，在1930年左右，南非左翼反對派團體開始發展，我也參與其中。在英國也是如此。這些理論材料被送到倫敦的一家左派書店，巴勒姆的同志們看到了這些材料，這使他們與國際托派運動有了聯繫。

巴勒姆小組

1932年，英國共產黨在倫敦南部巴勒姆和托廷的兩個支部出現了反對派。某些地方領導人，雷格·格羅夫斯（Reg Groves）、哈利·威克斯（Harry Wicks）、雨果·杜瓦（Hugo Dewar）和亨利·薩拉（Henry Sara），他們是英共的地區委員會成員，在政治上反對共產黨的全國領導層。他們從美國得到了這份托洛茨基主義的理論材料，並全心全意地同意其政治立場。他們認識到，托洛茨基的主張是絕對正確的，在德國建立社會民主黨人和共產黨人的統一戰線對防止希特勒的勝利是至關重要的。與過去的托洛茨基主義同情者以及個別支持者相比，巴勒姆小組代表了英國托洛茨基主義的真正開端。他們後來在共產黨內提出了德國和統一戰線的問題。在他們的發言中，他們還提出了把統一戰線的戰術，運用到黨在英國的反對法西斯鬥爭中。從1929年到1933年1月希特勒的勝利，國際左翼反對派的整個運動都集中在這個重要問題上。

對托洛茨基來說，德國是國際形勢的關鍵。德國的鬥爭是工人運動生存的基本問題。德國工人必須不惜一切代價阻止希特勒上臺。這場鬥爭的失敗將意味著歐洲乃至世界上最強大的工人階級運動的徹底毀滅。托洛茨基指出：「德國現在正經歷著這樣一個重大的時刻，德國人民的命運，歐洲的命運，以及在很大程度上全人類的命運，將在幾十年內取決於這個時刻」[7]

面對英國共產黨內部的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派，黨的領袖波利特、卡拉卡和杜特自然不會手下留情。他們在共產黨的理論刊物《共產黨人》和《工人日報》上撰文譴責德國工人組織和托洛茨基的統一戰線：

「問：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不能聯合起來嗎？ 難道所有工人組織——共產黨、社會黨、工會和合作社——不能團結起來，為抵制法西斯主義的逼近做點什麼嗎？

答： 毫無疑問，我們必須建立工人階級的團結，但這必須是工人在工廠和街頭上的團結，而不是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之間的團結，社會民主黨不是一個工人階級的政黨，共產黨與這樣的政黨聯合，將成為促成法西斯專政的幫兇。」（《工人日報》，1932年8月13日）

1933年2月11日，《工人日報》指出：「詹姆斯·馬克斯頓（James Maxton，獨立工黨的領袖）把社會民主黨領導層說得好像他們代表工人階級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而實際上不是資本主義的主要支持者。他掩蓋了這樣一個事實：只有通過與那些政策是分裂陣線和瓦解工人階級隊伍的人——即社會民主黨領導層——進行穩定的堅決的鬥爭，才能建立工人階級的統一戰線。」（《工人日報》，1933年2月11日）

而在1933年5月4日，也就是希特勒勝選後的三個月，英共領導又說：

「社會民主主義的巨大背叛，在各國工人中引起了諾大的憤慨風暴，以至於第二國際的其他政黨甚至拒絕站出來為他們辯護。

但社會民主黨人已經找到了一個盟友。這個人就是托洛茨基。作為工人階級運動中的一個政治幽魂，他沒有什麼可失去的。他一心想舔法西斯的皮靴，盤算著他可以讓人們談論他，為了從他在政壇上被遺忘後重現人間，不惜任何代價，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小時。」（《工人日報》，1933年5月4日）

對這些忠實地遵循史達林路線的黨內黑手來說，社會民主黨人是工人階級的主要敵人，是資本主義在工人階級隊伍中的主要機構。史達林主義者輕描淡寫地說要建立「從下而上」的統一戰線，似乎基層可以輕易地脫離它的領導。這種極左的政策導致了災難。德國史達林主義者奉行的這種自殺性政策，最終導致了希特勒的勝利和德國工人階級的崩潰，並為第二次世界大戰鋪路。

托洛茨基本人密切地關心英國的這些發展，與巴勒姆同志們進行了通信。他一再敦促他們要組織起來，把自己的工作建立在良好的基礎上。「英國左翼反對派必須開始有系統的工作」，托洛茨基給羅夫斯寫道，「你必須建立我們的參謀中心，儘管是一個小規模的中心。你必須建立你的刊物，即使是規模不大的刊物。必須有穩定的、不間斷的活動，教育我們的幹部，雖然在最初階段很少。歷史的基本力量是對我們有利的。當在英國，比在其他地方，共產主義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能征服廣大群眾的意識時；在同樣短的時間內，在共產主義運動內部，左翼反對派的思想，即馬克思和列寧的思想，也就能登峰造極。」[8]。

1932年8月，英共的巴勒姆支部和托廷支部的大多數同志，因「托洛茨基主義」而被開除。由於被開除出黨，他們別無選擇，只能自發組成一個公開的托洛茨基主義組織，為恢復列寧主義思想而展開運動。他們把自己由十幾個人組成的團體稱為「共產主義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並在5月開始出版一份名為《紅旗》（Red Flag）的月報。共產主義同盟的成立，代表著英國建立真正的托洛茨基主義組織的一個質的飛躍。他們按照托洛茨基的建議，把自己確立為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一個被開除的派別，並力圖使黨返回到原來的思想和綱領。

《紅旗》一發刊，托洛茨基就在1933年7月22日寫了一封信，歡迎這一「適度的前進」，並提出建議，要在學習左翼反對派政策的同時，也要研究英共的政策，以便對他們的隊伍進行教育。托洛茨基寫道：「在堅持不懈地努力擴大我們在工人中的影響的同時，我們必須同時集中精力對我們自己的隊伍進行理論和政治教育」「我們面前的道路是漫長而艱辛的。為此，我們需要一流的幹部」。

巴勒姆小組被開除出共產黨，導致了與黨的基層完全隔離。然而，雖然通向共產黨工人黨員的道路被關閉了，但在其他地方卻開闢了革命工作的新機會。世界經濟危機和1929-1931年工黨政府的經歷，在工黨基層內產生了一股巨大的左傾潮流。這反映在作為工黨的附屬部分的獨立工黨劇烈的左傾，而這個部分擁有大約10萬名主要是工人階級的支持者。在克萊德賽德選區議員的小組、麥克斯頓、麥戈文（McGovern）和坎貝爾·史蒂文斯（Campbell Stevens）的領導下，他們展開了反對麥克唐納政府的資本主義政策的鬥爭。在事件的錘鍊下，獨立工黨的隊伍正在醞釀革命情緒，並朝著革命的方向發展。他們正處於從改良主義向中派主義方向轉變的過程中，並努力從他們的經驗中得出革命的結論。對於馬克思主義者來說，中派主義意味著介於改良主義和革命之間混亂的思想光譜，這是群眾激進化過程中的一個必然階段。

托洛茨基和獨立工黨

工人階級通過自己的經驗，特別是通過經歷那些動搖和改變現有意識的重大事件來學習。漸漸地，這個階級開始得出革命的結論。但是這個過程不是自動的。群眾不可能立即著手制定一個完全成熟的革命方案。首先，當群眾進入政治行動時，他們總是通過他們傳統的群眾組織來表達自己意願。在英國，這些群眾組織就是指工會和工黨。而在1932年以前，獨立工黨是工黨的附屬部分。

因此，資本主義的危機表現為在現有的群眾組織中形成一個群眾性的左翼。這起初將不可避免地具有左派改良主義或中派的特徵。馬克思主義者的任務就是參加群眾左翼，用革命思想加以灌溉，協助左翼工人得出革命結論。托洛茨基在一篇關於獨立工黨的文章中非常明白這一點：「在其他國家也要觀察到類似的過程。社會民主黨內形成了一個左翼，它在下一階段從黨內分裂出來，並試圖用自己的力量為自己鋪設一條革命的道路。」[9]。

在1932年復活節會議上，在麥克唐的公開背叛和國民政府成立後，獨立工黨作出了脫離工黨的決定。爭議的問題是工黨的議會議事常規和獨立工黨議員的獨立性問題。托洛茨基認為，這個脫離工黨的決定是一個錯誤，分裂的原因不對，使用的方法不對，時機也不對。然而，托洛茨基認識到，這次分裂代表了與改良主義決裂的嘗試，並為大規模革命潮流的出現提供了可能性。希特勒勝利後，托洛茨基與獨立工黨進行了積極的聯繫 ，目的是要把它拉近到托洛茨基運動中。此時，獨立工黨的領導人在所謂統一戰線的基礎上向共產黨靠攏，受到史達林主義的影響。托洛茨基在為獨立工黨報刊撰寫的一系列文章中，力圖抵制這種有害的影響，敦促該黨澄清自己的思想，並倡議倡議加入國際共產主義者同盟，為建立一個新的工人國際而進行國際串連。

托洛茨基在11月寫道：「獨立工黨只有在社會主義革命的途徑和方法方面擺脫一切不明確和朦朧，成為無產階級的真正革命黨，才能把英國的工人運動從（來自史達林主義的）這種新的危險中拯救出來。」[10]

托洛茨基從獨立工黨內部的這些發展中看到了一個巨大的機會，可能使英國托洛茨基主義的薄弱力量能夠克服自己的孤立狀態，與工人階級的群眾運動聯繫起來。他深知當事態需要時，他需要靈活的策略和大膽的轉折。因此，於1933年，托洛茨基首次提出了托派加入獨立工黨的問題。他的建議大致是：有十萬工人在向革命思想發展，因此，同志們有必要積極參加這個群眾運動，以便使它具有革命的方向。英國托洛茨基主義者應該參加，並努力爭取最優秀的份子，即使不是黨的大多數，也要爭取他們接受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的綱領，即托洛茨基主義的綱領。

威克斯、格羅夫斯、杜瓦爾和薩拉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新成立的共產主義同盟。格羅夫斯被認為是該組織的主要領導人。當托洛茨基提議加入獨立工黨的問題時，聯盟中爆發了一場巨大的爭論。這場討論顯示這個組織的領導層十分不靈活，對革命的戰術掌握不多。他們只是僵硬地堅持獨立黨的想法，而不管其規模和現實環境如何。他們否定了托洛茨基的立場，認為他們可以從外部影響獨立工黨的優秀份子。最後，他們的方法被證明無法把握獨立工黨內部的機會。

托洛茨基對那些宣稱以黨的獨立為「原則」（不管是一人的小黨還是一百萬人的群眾黨）的宗派份子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當然應該爭取完全的獨立，爭取最高的同一性。」他在給英國同志的信中說：「但是，在組建過程中，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往往要充當中派甚至改良派政黨內的一個派別。因此，布爾什維克在若干年內堅持與孟什維克同黨。因此，第三國際只是從第二國際中逐漸形成的。」他還說：「只有當我們把幫助這個黨，也就是以幫助這個黨內的革命多數派，把它改造成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作為我們的目的時，我們才值得進入獨立工黨。」[11]

當他們最需要採取靈活的態度時，英國小組的領導層卻食古不化，重申所謂的革命黨獨立原則。在回答托洛茨基時，他們堅持認為，只要舉起自己的旗幟，就會在獨立工黨之外，在共產黨之外建立一個群眾性的革命黨。在這個問題上的爭論幾乎持續了一年，因此失去了寶貴的時間。與此同時，這個領域被留給了史達林派，他們終於意識到了在獨立工黨內工作的可能性。與這些蟄伏的宗派份子不同，史達林主義者很快就把人馬派進了獨立工黨，並在黨內的革命政策委員會（Revolutionary Policy Committee）周圍建立了自己的派別。

因此，領導同志的教條主義態度是一個很大的障礙。他們斷然拒絕加入獨立工黨。「教條主義的頑固態度是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一個基本特徵，但它只佔其歷史內容的10%，其他90%是把原則運用到真正的運動中去；它參加群眾組織，特別是向我們求援的青年們。」托洛茨基警告道[12]。最後，經過長期的激烈爭論，這個問題導致了組織的分裂。有經驗的大多數人僵硬地堅持自己的立場，而少數年輕的、缺乏經驗的同志則接受了托洛茨基的建議，加入了獨立工黨。

在這種情況下，國際左翼反對派的國際書記處非但沒有譴責少數派，反而敦促這兩個集團，一旦他們擺脫了前一段時期困擾集團的派系氣氛，看看他們各自能做些什麼。那時，格羅夫斯、威克斯、杜瓦和薩拉還是像以前一樣活動。他們繼續在露天會議上宣揚自己的思想和綱領，呼籲群眾加入他們。然而，他們試圖從外部影響獨立工黨的努力毫無結果。他們被工人群眾忽視，而工人們此時正開始通過工會運動進入政治活動。

正如我們所料，這些「有原則的」領導人們，先前如此傲慢地拒絕了托洛茨基進入獨立工黨的建議，隨後就非常迅速地進行了一次徹底的大翻筋斗，最後完全以機會主義的方式進入了工黨。這是各地極左派的一個規律。他們的機會主義只是他們早期極左態度的反面。很快，他們幾乎沉淪得無影無蹤。格羅夫斯幾乎完全被吸收到工黨的環境中去，被選為工黨議會候選人，而其他人則埋頭於勞動學院全國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of Labour Colleges）和工黨事務。他們在早期階段做出了貢獻，但在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未來發展中不會發揮重要作用。

以丹齊爾·哈伯（Denzil Harber）和史都華·柯比（Stewart Kirby）為首的少數派同志於1934年3月加入了獨立工黨。他們顯然面臨著一場艱苦的鬥爭。他們已經失去了寶貴的時間。獨立工黨已經在衰落，並迅速失去成員。托洛茨基主義者在人數上很少——不超過十幾個人。由於他們的政治經驗不足，而且——必須說——他們的中產階級背景和心態，他們未能取得托洛茨基認為可能取得的成果。但也並非全盤皆輸。儘管困難重重，他們還是取得了一定的進步。他們的思想對獨立工黨內和周圍的優秀份子產生了影響，他們成功地贏得了一些有才華的人，比如C. L. R. 詹姆斯（C. L. R. James）。詹姆斯來自西印度群島，他來英國打板球，並決定留在曼徹斯特衛報做板球記者。他在倫敦接觸到了這個組織，被贏到了托洛茨基主義的陣營內，並加入了他們在獨立工黨內部的工作。他在1937年寫了一本叫《世界革命》（World Revolution）的書，一年後又寫了一本更著名的書《黑色雅各賓》（Black Jacobins），講述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海地奴隸起義。

然而，英國托洛茨基主義的演變受到了來自南非的新移民的參與的決定性影響，他們把運動推向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方向。因此，在這裡有必要說一說托洛茨基主義在南非的起源。

托洛茨基主義在南非

現在人們很難意識到，南非工人運動在戰爭前的那些黑暗日子裡所面臨的可怕困難。更加困難的是革命派的工作。承擔這種工作需要一種特殊的人，我的朋友和同志拉爾夫·李就是這類人。他在我還只有15歲的時候就把我招進了運動，他一直忠於托洛茨基主義的思想，直到他不幸過早地去世。

拉爾夫在南非和英國托洛茨基主義的誕生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從1922年起就成為南非共產黨黨員，但在第一次史達林大清洗中被開除。1929年初，拉爾夫·李通過新成立的美國共產主義同盟派往南非的《美國戰鬥派》與國際托派運動取得了聯繫。這是一個徹底改變我們生活的啟示，我開始了到現在已經跨越70多年的政治生涯。

當時拉爾夫·李本人還只有二十出頭，他還與另一個年輕的托派份子默里·高·珀迪（Murray Gow Purdy）關係密切，而後者又是南非第一個托派份子弗蘭克·格拉斯（Frank Glass）的學生。格拉斯是南非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South Africa）的創始人之一。他和他的妻子范妮·克倫納曼（Fanny Klennerman）在約翰尼斯堡的馮-布蘭迪斯街開了一家名為「先鋒書店」的左翼書店，我就是在這裡買到了我的第一本《美國戰鬥派》。和其他許多人一樣，格拉斯離開南非，到其他地方尋求更大的機會。1930年，他最終抵達中國，在中國托派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15歲離開寄宿學校後，我在一家航運公司找了一份追索發票的工作。這讓我可以到處旅行，也讓我有了自由的時間去讀書。我把這些時間充分利用起來，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拉爾夫·李組織了一個由少數人組成的小組——除了我自己外，還有珀迪、後來成為李的妻子的米莉·卡恩（Millie Kahn）、雷蒙德·雷克（Raymond Lake）、約翰·薩珀斯坦（John Saperstein）、馬克斯·巴什（Max Basch），以及我的妹妹澤娜。1934年4月，我們組成了南非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聯盟（Bolshevik-Leninist League of South Africa），並與開普敦另一個新成立的托洛茨基主義團體建立了聯繫。[13]

米莉加入了托洛茨基派，起初是受她母親的影響，她母親是克倫納曼的朋友。然而，她的姐姐卻加入了共產黨，她們多年來互不說話。入團後，她搬到約翰尼斯堡和拉爾夫·李一起生活。我家也搬到了約翰尼斯堡的克克街，母親在那裡經營雜貨店。最後，我離開家，搬到拉爾夫那裡去住。在約翰尼斯堡的市中心，我們能夠更有效地開展我們的政治工作。

1934年6月，珀迪成為一個復興的非洲洗衣工人聯盟的組織書記。為了在黑人工人階級中建立一個基礎，我們的小組把全部注意力轉向了這項工作。這是旨在恢復黑人工會工作領域的第一個實際舉措，史達林主義者首先把這個領域內的工作搞砸了，然後又放棄了它。[14]

拉爾夫和米莉結婚後，搬進了工會總部旁邊的一間小屋，並開始為工會籌集資金。「我們住在工會辦公室旁邊，」米莉回憶說：「當然，那環境是該死的不舒服，但我們在乎什麼呢？ 他們曾經在我們的後院舉行工會會議。我們試圖以各種方式籌集資金。我記得我們收集瓶子，剪掉瓶口，然後畫上畫。拉爾夫很擅長藝術。但除此之外，這些活動都沒賺到什麼錢。」[15]

在幾個月內，經過成功的招募活動，工會在8月底舉行了一次罷工，結果工會贏得了公司的部分承認。米莉回憶道，當時她和黑人罷工者一起在約翰尼斯堡的街道上游行。「我是獨自一人，因為其他同志都不在，我相信，我受到了不少人的辱駡，他們在大樓裡大喊大叫。但我們仍然不屈不撓。」然而，與雇主的協定被老闆們撕毀，一些罷工者遭到逮捕或者遭其他方式迫害。珀迪本人也被關進了監獄。儘管如此，這是一場歷史性的鬥爭，也是南非黑人工人階級歷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就算沒有達成目的，洗衣工人聯盟的鬥爭還是留下了一個重要的傳統。

「更廣闊的視野」

在戰爭之前，南非的黑人工人階級比今天要小得多。我們工作的可能性確實非常有限。年輕的南非托洛茨基主義者在歐洲尋找社會主義革命的更大可能性，那裡有強大的工人階級和傳統。我決定離開南非，去歐洲尋找更廣闊的革命工作視野。鑒於大英國協的聯繫和語言關係，英國是明顯的選擇。

留下來的人面臨著非常困難的時期。當時的書信中都提到了這些可怕的問題。拉爾夫·李寫道：「我和米莉住的那棟公寓的管理員，反對『卡菲爾人』（黑人）到我們房間來。我們和我們的鄰居們已經失業了很久。他們是檯球室的流氓、打雜人、推銷員、計程車司機和開鳳樓的女郎。因此我們決定打包再度搬家。」[16]

珀迪是個冒險家，而且有些不穩定，他與拉爾夫·李多次發生衝突。「我們的私人關係現在緊張到了極點」李寫道：「他在小組會議上公然向我發火的方式令人啼笑皆非，我們幾乎不能交換一句文明的話，更不用說討論任何問題了」[17]。更火上加油的是，珀迪在托派的「法國轉向」議題上大做文章，徒增一個孤立的小團體的內部困難。5月，李寫道：「此時此刻，我對國際和南非工人黨的眼前前景感到相當絕望。我們當務之急是尋找與工人群眾的聯繫。」[18]然而6月，李給南非工人黨書記保羅·科斯頓（Paul Koston）寫道：「黨務在這裡簡直是一團糟。」[19]最終，珀迪被開除會籍，小組進行了重組。

1936-1937年間，拉爾夫·李擔任南非工人黨，也就是國際托派南非支部的總書記。作為史達林主義者所稱的「約翰尼斯堡的主要托洛茨基捍衛者」，該組織受到了巨大的壓力。他們轉向黑人工人階級，使他們與一些金屬工人結成了緊密的聯盟，他們開始提出一些激進的要求。1937年2月，該組織為這些工人提供了寶貴的支持，這些工人為爭取更高的工資和更好的條件進行了罷工。十天後，在史達林主義者的默許下，罷工被打破，16名罷工者被捕。李和另一位同志馬克斯·薩皮爾（Max Sapire）繳納了罰款，但罷工已經走向失敗。

同志們為罷工提供了巨大的財政和精神支持。拉爾夫·李「孜孜不倦地執行了許多任務，與其他組織接觸，籌集資金，甚至為此變賣了自己為數不多的財產。」黑人工人們也能作證他們從「希頓、弗裡斯利希（Frieslich）、卡恩等同志」得到支持。[20]

珀迪產生了極端的極左傾向，他去了阿比西尼亞，然後又去了印度，在那裡建立了一個叫托洛茨基主義工人黨（Trotskyist Mazdoor Party）的政黨。在政治上糊里糊塗的珀迪發展了一種錯誤的理論，認為印度的賤民階層是無產階級先鋒隊。但他卻全面參與了從英國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1946年初因參與自命為「革命徵收」的搶劫行動而被判處10年監禁。1947年獨立後提前獲釋時，他被驅逐出境。同年隨後，他出席了第四國際第二次世界大會，還到倫敦拜訪了我。但由於對托洛茨基主義的失望，他後來退出了運動。

伊恩·亨特（Ian Hunter）寫道：「在洗衣工人罷工後不久，小組中最年輕的兩名成員離開約翰尼斯堡，開始前往歐洲的世界行動中心。他們是巴什和格蘭特。當時開普敦和約翰尼斯堡的團體已經相互聯繫了一段時間，格蘭特和巴什在等待合適的船隻時，得以在開普敦托派中停留。格蘭特趁機在城堡街郵局外的列寧俱樂部的一次露天街頭會議上發表了他的第一次公開演說，敘述了洗衣店罷工事件，這次會議由查理·范·格爾德倫（Charlie Van Gelderen）主持。」[21]不幸的是，在我的記憶中，那次演說我講得不太理想。

我和弗羅斯特（巴什）一起，乘坐一艘德國人擁有的客輪，花了大約六個星期的時間到達歐洲，在西非沿海的許多港口停靠。我記得有一次在拉各斯停靠，我們在那裡下船喝咖啡。我們跟著其他乘客，最後在一個小咖啡館裡，當其他南非白人坐下來時，我們笑得很開心。因為習慣了「白人專用」地方的南非白人們，被故意坐在他們旁邊黑人嚇壞了。「死黑鬼！」他們嘀咕著，卻無能為力。當時我們被對這些場景逗得非常開心！

經過漫長的旅程，我們的船到達了法國的最終目的地。我們乘火車到巴黎，與幾個月前採取「法國轉向」的法國托洛茨基主義者會面，他們按照托洛茨基的建議，剛剛加入法國社會黨。其中，我們見到了托洛茨基的兒子列昂·謝多夫，他是國際書記處的成員，也是國際共產主義同盟工作的協調人，他後來在醫院裡被史達林的特務殺害。我們還見到了珍妮·馬丁（Jeanne Martin）、後來在西班牙被謀殺的埃爾溫·沃爾夫（Erwin Wolff），以及弗朗克（Pierre Frank）、雷蒙德·莫利尼耶（Raymond Molinier）和埃爾溫·鮑爾（Erwin Bauer）。鮑爾反對「法國轉向」策略，並在尋找盟友，他很想和我們談談。莫利尼耶和弗朗克在與法國托派集團決裂後，在托洛茨基的堅持下，一年內被國際組織開除。

弗羅斯特回憶道：「我是1934年秋天和泰德一起穿越到英國的。12月到達英國。我們從南非出發，乘坐的是一艘德國人所擁有的船，鑒於希特勒剛剛上臺，同志們當時認為這有點冒險，但我們安全地在法國靠岸，經過8個小時的夜間火車旅行，來到了巴黎。在離開南非之前，我們已經得到了如何與那裡的同志取得聯繫的細節。我們要沿著一條著名的林蔭道（我想是蒙帕納斯）走到某家咖啡館對面，大約一個小時後，有人出來聯繫。托派份子經常在那裡的咖啡館開會，不久我們就遇到了謝多夫、他的妻子馬丁、沃爾夫、弗朗克、鮑爾和莫利尼耶。」[22]。

托洛茨基此時正住在法國，我們顯然很想見到他，但我們很快就失望了。當時法國內的政治局勢非常不穩定。2月，法西斯主義者企圖推翻政府，史達林主義者對托洛茨基不斷發動討伐運動。有鑒於他家周圍戒備森嚴，托洛茨基被完全隔離在格勒諾布爾附近的山村多姆內。在這種情況下，兩位來自南非的陌生年輕同志不可能被允許去看望他。

不過，謝多夫仍然與我們討論了一些事情，包括「法國轉向」以及法國和英國的局勢。我的印象是，他對英國事情的進展情況並不十分滿意，特別是對最近才開始在獨立工黨內工作的小組領導層不滿意。我後來的經歷讓我明白謝多夫的不滿。

馬克思主義小組

弗羅斯特和我本人於1934年底到達倫敦，並在國王十字街找到了一個住處。這時，倫敦和其他地方的一些人也被贏到托洛茨基主義的旗幟下。我們一直與英國同志保持著通信，並收到了他們早期的報刊《紅旗》的複印件。我們直接加入了這個團體，最後加入了獨立工黨的霍爾本支部。我立即著手在獨立工黨的會議上為這個小組講述「南非的勞工運動」，主要是整理最近約翰尼斯堡洗衣工人罷工的教訓。

這時，在獨立工黨內部，革命政策委員會的支持者已經建立了一個重要的反對派來從左方反對既有的黨領導層。他們企圖把獨立工黨拉向史達林主義的方向。雖然這個團體對「第三時期」的極左主義有一些批評，但他們傾向於布哈林和共產主義右派反對派的立場。他們的領軍人物C.K.卡倫博士（CK Cullen）和傑克·蓋斯特（Jack Gaster），努力影響獨立工黨走向與共產黨合併。如今，共產國際的右派反對派，即布哈林-布蘭德勒-洛夫斯通的支持者，即使在左派中也完全不為大多數人所知。他們不僅在英國，而且在國際上作為一種政治潮流已經完全消失了。不過，當時他們在蘇聯、瑞典和德國都有相當大的勢力。他們甚至曾經擁有美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大多數支持。然而，正如托洛茨基所預言的那樣，由於他們沒有基本的原則和明確的綱領，他們註定要瓦解和消失。右派反對派只準備在共產國際的極左曲折路線上挑戰史達林主義者，但卻傾向於為史達林在蘇聯內部的官僚政策和政權開脫。他們與史達林主義者攜手，參與了對托洛茨基主義的攻擊，除了黨本身的領導層之外，他們是我們在獨立工黨中的主要對手。

與右派反對派相反，托洛茨基自1929年被逐出蘇聯後，就在國際上努力建立列寧主義派別。托洛茨基派認為他們的首要任務是改革共產國際，想讓共產國際重新走上列寧主義的道路，以及在蘇聯重新實行工人民主。托洛茨基直到1933年和希特勒勝選前都在捍衛這一觀點。希特勒的勝利構成了托洛茨基的歷史性轉捩點。德國的挫敗主要是由史達林主義者的極左政策造成的，但它完全沒有在共產國際的隊伍中激起任何反對和批評，這意味著共產國際已經名存實亡。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共產國際的領導層宣佈他們的政策是絕對正確的。「在希特勒之後」他們說：「就輪到我們上台了！」史達林主義者的行動堪比1914年社會民主黨人的背叛。托洛茨基得出結論：改革共產國際的方向已經站不住腳了，必須建立新的革命政黨，準備建立新的國際組織。「在德國共產國際可恥的投降之後」托洛茨基指出：「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毫不猶豫地宣佈：第三國際已經死亡！」[23]。

此時，獨立工黨領導層忠於自己的中派立場，希望保持其對所謂的「倫敦局」（London Bureau）之間的「獨立」隸屬關係。倫敦局是一個中派組織的國際機構（即國際革命馬克思主義中心，International Revolutionary Marxist Centre）。獨立工黨領導人最初向共產黨靠攏，現在為了保持他們的「獨立性」而後撤，他們的意思是獨立工黨領導層有權控制自己的內部事務，他們希望在沒有任何外來干涉的情況下——包括來自莫斯科的干涉——處理這些事務。到1934年的復活節會議時，獨立工黨已經切斷了與共產國際的聯繫。這對史達林主義者是一個重大的打擊，但它為托洛茨基主義者打開了一扇機會之窗，使他們有力地提出了支持第四國際的問題。

然而，獨立工黨決心保持他們慣常的中派主義立場，即在兩個「極端」之間走所謂的中間道路——也就是在中派主義的沼澤中越陷越深。用布羅克韋（Brockway）的話說：「獨立工黨在許多方向上進行了實驗，一會兒向共產國際靠攏，一會兒又向托洛茨基的立場靠攏。」兩年多來，托洛茨基與獨立工黨的領導人進行了積極的書信往來，希望能使他們中的佼佼者脫離中派主義，為發展一個真正的革命政黨開闢道路。然而，獨立工黨領導層選擇無視托洛茨基的論點，將獨立工黨帶入了政治和組織上的死路。

在這一時期，缺乏經驗的托洛茨基主義勢力竭力想影響獨立工黨的基層。然而，由於他們缺乏權威，也不瞭解如何工作，這些年輕同志很難取得重大進展。然而，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該組織還是在獨立工黨內站穩了腳跟。這是一個開始，但獨立工黨內的機會已經正在迅速消失。

獨立工黨的破產

德國的事件在英國猶如晴天霹靂。整個勞工和工會運動處於情緒發酵狀態。在希特勒勝利後召開的工會聯盟會議上，參與者對德國情勢一片譁然。德國的勞工運動一直是世界上最強大的運動之一，但希特勒卻幾乎沒有經過任何鬥爭就被允許上臺。德國工會甚至沒有成功組織一次總罷工。這怎麼解釋呢？瓦爾特·西特林（Walter Citrine）在講臺上答辯說：「如果我們的德國同志進行了戰鬥，那就意味著內戰的爆發。」他試圖用內戰的威脅、血流成河的街道的景象等等來嚇唬代表們。

實際上，德國工人如果能打起來——即使他們被打敗了（這一點也不是註定的）——比不戰而降要好得多，這就是事實。在這種情況下，其後果就是讓工人完全喪失士氣。這解釋了為什麼德國是歐洲大陸上唯一一個沒有組織起來的反對納粹的的國家。工人們被領袖們的投降擊垮了，士氣低落了。史達林主義者和社會民主黨人的這一罪行也沒有像西特林和其他人虛偽地堅持的那樣，避免流血。恰恰相反，希特勒的勝利導致了最可怕的流血事件。數以百萬計的共產黨人、社會主義者、工會會員和猶太人最終被關進了集中營，幾年之內，世界陷入了一場大戰，5500萬人失去了生命。改良主義的「實事求是」政策所帶來的結果就是如此！

1934年、1935年和1936年，由奧斯瓦爾德·莫斯利（Oswald Mosley）爵士領導的英國法西斯主義聯盟（British Union of Fascists）開始發動進攻，他們得到了來自大企業的大量資金，並受到義大利、德國和奧地利法西斯主義勝利的鼓舞。莫斯利的「黑衫」暴徒進軍工人階級和猶太人區，在警察不干預的情況下挑釁和毆打人民。在1934年6月的奧林匹亞和1936年3月的阿爾伯特音樂廳，他們暴力攻擊反對者甚至和平的嘲笑者。員警非但不對付法西斯惡霸，反而用警棍攻擊反法西斯示威者。

英國工人被希特勒的勝利所激發，準備為捍衛他們的組織而鬥爭。我們為建立工人反法西斯的統一戰線而展開了一場充滿活力的運動。與來自共產黨、工黨、獨立工黨和工會的工人一起，托洛茨基主義者，包括我在內，參加了著名的凱布爾街戰役。在那裡，莫斯利的黑衫軍被工運的組織力量所對抗，並被徹底擊潰。10萬人在街上築起了路障以阻止7000名法西斯份子的遊行。那是一場真正的戰鬥，貨車被掀翻了，街道上散落著碎玻璃以防止騎警的衝鋒。最後，黑衫軍被實際阻止了進入倫敦東區的遊行。這是托洛茨基從一開始就主張的統一戰線戰術的一個巨大勝利。

1935年10月，墨索里尼的法西斯部隊進軍阿比西尼亞（今衣索比亞），挑起了兩國之間的戰爭。對這場戰爭的態度問題立即變得十分重要。托洛茨基毫不猶豫地對阿比西尼亞人民反對法西斯義大利和帝國主義的殖民鬥爭給予了批判性的支持。托洛茨基指出，墨索里尼的失敗，也將構成對墨索里尼的巨大打擊，有助於破壞義大利法西斯政權。起初，獨立工黨所採取的立場總體上是積極的，這實際上是支持工人對義大利的制裁，而不是國際聯盟 (League of Nations)的經濟制裁。但是，托洛茨基抨擊了獨立工黨議會如麥戈文等領導人的軟弱立場，這些人想用和平主義的假像來掩蓋自己的破產。最後，獨立工黨緊隨其議會黨團之後，採取了中立的立場，實際上聲稱這是「敵對獨裁者之間」的衝突。

在1935年大選前夕，馬克思主義小組內部就支持哪位工黨候選人的問題發生了爭論。確切地說，並不是分裂，而是在這個問題上發生了巨大的爭論，使干預選舉的工作趨於癱瘓。一批同志採取了獨立工黨領導層的立場，他們只想支持那些反對國聯制裁的候選人。他們把這一點說成是經濟制裁會導致軍事制裁，然後導致戰爭。實際上，獨立工黨領導層把這些反對制裁的候選人描繪成左翼候選人。「我們怎麼能支持那些支持可能導致帝國主義戰爭的經濟制裁的候選人呢？」他們說。所以他們最終放棄了階級立場，支持獨立工黨領導人的糊塗立場。

托洛茨基介入討論，反對這一立場。對托洛茨基來說，贊成還是反對制裁並不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他堅持認為，在獨立工黨不參加競選的席位上，獨立工黨必須支持工黨候選人，無論他們是否支持制裁。這是一個支持工人政黨反對資產階級黨的階級問題。「此外」托洛茨基說：「倫敦分部只對反制裁主義者給予批判性支持的政策，將意味著像莫里森和龐森比（Ponsonby）這樣的社會愛國主義者，或者甚至克里普斯（Cripps）這樣的社會愛國主義者之間的根本區別。其實，他們的區別只是宣傳上的。克里普斯實際上只是資產階級的二等支持者」[24]。

馬克思主義者希望工黨贏得選舉，以便使工黨領導人上台，從而使他們的改良主義政策得到檢驗。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托洛茨基提出問題的方式，非常清楚、清醒、謹慎，但同時又為運動提出了大膽的理論觀點。

到了1935年，工黨已經從1931年失敗的沉重打擊中恢復過來。而獨立工黨則由於其中派主義政治開始瓦解，失去了積極的成員。對於一個潛在的革命趨勢來說，中派主義是最致命的立場。它是一個在史達林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改良主義和革命之間尋求中間道路的中途站。一開始，獨立工黨對共產黨垂涎三尺，這使它有了革命的光環。在這樣做的時候，它沒有把注意力轉向群眾組織——工黨和工會。托洛茨基說，獨立工黨即使有十萬黨員，與工黨相比也是一個很小的組織。

托洛茨基建議獨立工黨首先要自己明確的思想，採取馬克思主義的綱領，其次要面向改良派群眾組織——工會和工黨中的工人，第三點則是要參加新的第四國際的運動。托洛茨基敦促他們果斷地背棄共產黨，因為共產黨已經放棄了舊的「第三時期」的極左主義，但現在卻傾向於機會主義，正如人民陣線理論所表現的那樣。這對向左發展的工人來說是一種嚴重的危險。相反，他建議他們轉向工黨。他認為，工黨的基礎是工會，而工會是由千百萬工人組成的。他認為，獨立工黨領導人在錯誤的時間和錯誤的問題上，過早地脫離了工黨。

托洛茨基寫道：「獨立工黨從工黨分裂出來，主要是為了它的議會黨團的利益。我們在這裡不打算討論在那個特定的時刻分裂是否正確，以及獨立工黨是否從中獲得了預期的好處。我們不這麼認為。但事實仍然是，對英國的每一個革命組織來說，它對群眾和階級的態度，幾乎與它對工黨的態度是一致的。」[25]

托洛茨基認為他們的政策混亂，以及他們的和平主義路線和他們沒有面向工黨，尖銳地批評了獨立工黨的領導人。托洛茨基給獨立工黨寫了很多信，解釋這些問題，敦促他們重新考慮自己的立場。但這一忠告卻被當成了耳邊風。獨立工黨的領導人根本不理會托洛茨基的建議。他們質疑：「托洛茨基遠在挪威——奧斯陸的制高點上，對英國的真正立場瞭解多少？」 他們讚賞托洛茨基反對史達林主義的觀點——他們利用這些觀點取得了很大的效果——但完全忽視了他對中派主義的革命批評。

雖然在分裂的時候，獨立工黨可能得到了大約10萬工人的支持，但他們很快就陷入了無能為力的境地。廣大工人群眾看不出獨立工黨的混亂中派主義思想與蘭斯伯里（Lansbury）和艾德禮（Attlee）所主張的左派改良主義政策有什麼根本的區別，在工人階級的壓力下，後者的話開始說得很「左派」。在有兩個在綱領和政策上沒有根本上的區別改良派政黨，工人總是傾向於支持兩者中較大的那個。

獨立工黨領導人的錯誤政策和方向，最終導致其成員和支持率急劇下降。從一個有可能成為一個群眾運動的大型組織，獨立工黨萎縮了一介邊緣殘部。成千上萬的獨立工黨黨員漸漸失去了活動能力，完全退出了運動。獨立工黨最後剩下的只是一個空殼——以及獨立工黨建立起來的巨大財產。他們擁有一個龐大的組織機器。在全國的每一個地方，每一個地區，都有獨立工黨的辦公室和大樓。但這就是全部獨立工黨一開始有那麼大的發展群眾革命黨的潛力，但由於其錯誤的政策和宗派主義的做法，浪費了這一切。幾十萬有革命思想的工人的希望落空了。在顯著的時空內，工黨恢復了，並開始向左發展。

早在1935年4月，我們對我們在獨立工黨中的工作以及對馬克思主義小組的運作越來越懷疑。在與英國同志密切合作了幾個月之後，我們對領導層和小組的運作方式越來越不滿意。1935年4月，斯圖爾特·柯比（Stuart Kirby）、哈伯、弗羅斯特、我個人和其他幾個人，聯名直接致信給謝多夫的所在的巴黎國際書記處（國際書記處），對英國集團內部的情況進行了激烈的抱怨：

信中解釋說：「自1934年年會以來，獨立工黨的成員和影響力持續下降。一年前，獨立工黨中當時的秘密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支部只有不到30名成員，幾乎都是積極份子。這些人都在倫敦，在1934年冬季分區會議上，約有十個支部支持我們的路線（順帶一提，這次會議是在1月份召開的，當時舊共產主義同盟少數派的大部分同志還沒有入黨，也沒有組織起這個支部）。而在去年復活節召開的1934年年會中，有20個支部對獨立工黨加入第四國際的問題投下支持票。一年後，支持加入第四國際的票數少到沒有人統計的地步。」

關於在獨立工黨中所取得的實際成果，信中說：「自從舊共產主義同盟的少數派加入獨立工黨以來，沒有一個黨員在倫敦分部中接受我們的立場，我們的所有支持都來自新黨員（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在他們加入獨立工黨之前就已經認同了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或者來自在我們加入之前已經多或少被舊共產主義同盟進行的宣傳說服接受了我們的立場的舊獨立工黨人。」（黑體字為原文所強調）。

接著，信中轉而談到馬克思主義小組的內部情況。

「關於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小組的內部立場，今天的情況比一年前要糟糕得多。」我們觀察到，小組本身內部的中派主義傾向危險地增長。有一種「做獨立工黨工作的癖好，以及對獨立工黨領導和章程的『忠誠』。」譬如，「最近有兩位南非同志在與馬克思主義小組委員會成員瑪格麗特·約翰斯（Margaret Johns）同志私下討論時說，他們認為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會發現工青團（工黨的青年組織）比獨立工黨更適合我們工作。在獨立工黨霍爾本支部（約翰斯同志和南非同志都是該支部的成員）的下一次會議上，約翰斯同志在南非同志缺席的情況下，指責他們對獨立工黨不忠誠，因為他們認為工青團是一個比獨立工黨更好的組織，並以此為由提出了把他們從支部和黨內開除的動議（原文如此！）。我們的某些同志設法使這件事推遲了一段時間，以便使相關同志有機會為自己辯護。」

信中提到的兩個南非人就是弗羅斯特和我。我們到英國還不到六個月，就遇到了馬克思主義小組領導層的粗暴的機會主義，他們已經適應了獨立工黨的官僚體系。信中繼續指責該集團的領導層建立了「一個可能有六、七個人的小集團，他們設計指導馬克思主義小組的政策，並與國際書記處保持關係。」信中進一步告知國際書記處，獨立工黨內部的情況非常糟糕，柯比和哈伯離開了獨立工黨，進入了工黨，在工黨建立了一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小組。「他們單獨離開了獨立工黨，因為他們覺得自己不能再在那裡工作了，現在正在新的環境中為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原則而工作。」而英國集團的領導卻認為這種個人辭職是一次「戰術上的錯誤」。

這封信一定影響了國際書記處對英國局勢的看法，特別是該集團領導層的誇大其詞。毫無疑問，這樣的信件會被傳遞給托洛茨基，他當時正密切關注著獨立工黨內部的情況。這封信肯定會影響到他對獨立工黨的評價和轉向工黨的問題。事實上，在1935年底，托洛茨基對獨立工黨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並呼籲英國的組織對工黨進行新的定位。

托洛茨基與工黨

托洛茨基在分析英國的運動時，不僅表現出對群眾運動的深刻理解，而且表現出對群眾運動及其發展的敏感性。最重要的是，他熱衷於教育托洛茨基主義的年輕力量反對宗派主義和極左主義。托洛茨基得出的結論是，獨立工黨的經驗必須畫上句號。獨立工黨這樣的邊緣勢力內已經沒有什麼工作可做的了。在工黨內部，特別是工青團內部，顯然有更有利的機會開放。托洛茨基建議道「由於獨立工黨的青年似乎很少，而且很分散，而工青團是群眾性的青年組織，所以我想說：『不只要在工黨內建小組——應該要設法全體打入』，」「英國支部將從工青團的三萬名青年工人中招收第一批幹部。」[26]這是我們運動史上第一次提出打入一個改良派組織，而不只是一個中派組織的案例。

托洛茨基寫信給我們在獨立工黨內的同志，敦促他們向工黨作出必要的轉向。他告訴他們，他們應該準備推動獨立工黨加入工黨。如果獨立工黨拒絕重新加入工黨，甚至拒絕認真考慮這個問題，我們就應該號召所有革命家和我們一起離開，加入工黨內部的鬥爭。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需要解釋，作為一支革命力量，獨立工黨註定要失敗，我們需要得出所有必要的結論。獨立工黨現在不能發揮他們曾經希望發揮的作用，現在必須把所有的革命力量都納入工黨。最重要的是，在托洛茨基看來，英國托洛茨基主義未來的主要力量將從工青團內產生。

在每一個歷史轉捩點上，運動往往會出現分裂。1933年發生的事情會在1936年再次重演。托洛茨基提出了這個加入工黨的問題，但獨立工黨內的大多數同志，包括領導層都反對轉向，不準備聽從他的建議。他們實際上已經適應了獨立工黨內部的生活。他們又決心緊緊抓住屍體，堅持認為黑就是白，獨立工黨提供了唯一的出路。對他們來說，在獨立工黨內工作是一個「原則問題」，而實際上，正如托洛茨基所指出的，這是一個戰術問題。

托洛茨基寫道：

「一個革命家光有正確的思想是不夠的。我們不要忘記，正確的思想已經在《資本論》和《共產黨宣言》中奠定了。但這並沒有阻止錯誤思想的傳播。革命黨的任務是把正確的思想與群眾性的勞工運動結合起來。只有這樣，思想才能成為一種動力。」

「總結一下：《古蘭經》說，山找到先知。但馬克思主義者卻是要勸先知上山。」[27]

哈伯在1935年初就已經加入工黨，成立了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小組。我自己也加入了工黨，當時是走托洛茨基的路線。C. L. R. 詹姆斯、亞瑟·庫柏（Arthur Cooper）和其他作為獨立工黨派別領導的同志完全拒絕進入他們認為是改良主義沼澤地的工黨。由於我與這兩個集團都有聯繫，我與詹姆斯進行了討論，但他已經產生了其他想法。詹姆斯和庫柏幻想他們能夠影響獨立工黨領袖布羅克韋，在獨立工黨內部建立一個大型運動。他們沒有認識到，多年的中派主義已經在黨內產生了一定的殭化。對於中派的獨立工黨領導人來說，這已經成為一種有機的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這種觀點甚至影響到了獨立工黨的基層。因此，正如托洛茨基所解釋的那樣，影響獨立工黨基層的最好辦法就是進入工黨，在那裡建立革命趨勢。他們必須用行動來表明可以做到什麼，以及這種運動需要的發展方式。托洛茨基在1936年夏天寫道：「我認為我們的同志絕對有必要公開與獨立工黨決裂，轉入工黨，在那裡，特別是青年的經驗表明，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28]「最重要的是進到工黨裡面」，托洛茨基急不可耐地敦促道。[29]

托洛茨基的論點在馬克思主義集團內部產生了巨大的危機，導致了一場分裂。在一段時間內，越來越多的少數派流向了工黨，開始了建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集團」的任務。不幸的是，寶貴的時間又一次被浪費了。托洛茨基對這種浪費時間的行為提出了非常嚴厲的批評：「在西班牙，我們的支部正在執行極度錯誤的政治路線，剛剛對第四國際產生興趣的青年，卻被交給了史達林主義者了。而在英國，我們的人遲遲不肯參與工黨，所以史達林主義者得以成了工黨青年中最重要的力量，而我們卻排在第二位。」[30]寧和西班牙托派以「獨立」的名義拒絕進入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決定，直接導致了西班牙革命的失敗。「那些自稱布爾什維克-列寧派的小夥子們」托洛茨基寫道：「允許事態變成這樣的人，應該說是造成這種結局的人，應該要永遠被汙名化，被打為反對革命的罪犯。」[31]

在英國，工黨內部的新團體開始出版一份名為《青年鬥士》（Youth Militant）的月刊，對象是工黨青年聯盟的成員。已經在工黨內活動的是威克斯和杜瓦的馬克思主義聯盟。他們是在機會主義的基礎上加入的。諷刺的是，這似乎是一種社會規律。那些持極左態度的人往往從一個極端搖擺到另一個極端。由於他們不具備平衡的態度，不具備對群眾組織內部發生的過程的馬克思主義式的理解，所以他們在每個階段都會碰壁，從極左主義跳到機會主義，反覆往來。

革命家應該如何在群眾組織內工作的問題，托洛茨基曾多次處理過，而且不僅是就英國而言。正如杜瓦爾是在機會主義的基礎上加入工黨一樣，法國的納維爾（Naville）也是在托洛茨基首次提出社會黨時，就以「不該投降」的名義反對加入社會黨。兩人一開始都在「原則」上激烈地反對打入主義，後來又折騰到另一個極端。托洛茨基苦口婆心地評論道：

「他（納維爾）把入黨稱為『投降』，因為基本上他被同強大的當官僚機器進行兇猛戰鬥的前景嚇壞了。反之，在一個密封的罐子裡捍衛『頑固的』原則要容易得多。後來，納維爾進入了社會黨。但他放棄了組織的旗幟、綱領。他不希望超過社會黨內的左翼。他已經提出了與左翼共同的動議，是混亂的機會主義動議，充滿了所謂中派主義的口頭禪。」[32]

C. L. R. 詹姆斯是馬克思主義小組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曾因獨自開辦《搏擊報》（Fight）而被開除出獨立工黨，他在沒有任何實際準備的情況下，突然發現了獨立黨的「原則」。像之前和之後的許多人一樣，他迷上了這個所謂的原則。於是，詹姆斯和庫柏一起，把他的支持者組織成了一個獨立的馬克思主義集團，該集團繼續出版《搏擊報》。詹姆斯與威克斯走得更近，威克斯協助他撰寫了著名的《世界革命》一書。1938年初，他們把這兩個正在瓦解的團體融合起來，產生了革命社會主義聯盟（Revolutionary Socialist League）。自然可以預見，這種合併的成果將被證明是完全乏善可陳的。

托洛茨基後來對詹姆斯的《世界革命》一書的評價總體上是好的，但隨後又指出，它的主要缺點是缺乏辯證的，是一種武斷的、形式主義的歷史方法。在對待戰術和建黨的態度上，不僅在C. L. R. 詹姆斯身上，而且在所有其他拒絕托洛茨基關於工黨的建議的人身上，都可以看到同樣的不辯證的形式主義。他們都有同樣的缺陷——把持著形式主義而不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

1937年底，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集團成立了「戰鬥工聯」（Militant Labour League），作為其在工黨內部工作的前沿組織。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這時已經以他們的報紙名稱為名，改稱「戰鬥小組」（Militant Group）。戰鬥工聯本來是一個左翼但不完全是托洛茨基主義的組織，目的是在工黨內部組織左派。但事實證明，它徒然是一紙空文。我們在工黨中的立場與外部組織和內部組織的矛盾立場相混淆。這勢必會導致摩擦，因為戰鬥工聯這個開放組織的所有成員都意識到，所有的決定都是由內部組織作出的。這也意味著組織部門的重複，因為戰鬥工聯十分之九的成員也是戰鬥小組的成員。戰鬥工聯內只有極小的週邊人員還不是成員。事實證明，整個前沿組織是一個額外的負擔，沒有帶來任何成果。

因此，這個死氣沉沉的戰鬥工聯，註定不會發揮任何實際作用。它雖然吸引到一兩個尋找平臺的中派，還有左派改良派，但它沒有實際意義。另一方面，戰鬥小組已經贏得了馬克思主義小組相當一部分人的支持。他們成功地在工黨內部發展起來，並在倫敦、利茲、利物浦和格拉斯哥贏得了一層支持者。這其中還包括斯塔基·傑克遜（Starkey Jackson）和喬克·哈斯頓（Jock 哈斯頓）。傑克遜是個很能幹的人，14歲時就加入了工青團，由於在總罷工期間的活動，他失去了工作，同年被選為第一屆駐蘇聯青年代表團成員。隨後，他加入了共青團，但很快對史達林主義失望，加入了托派。他迅速成為該組織的領導人和書記。戰爭期間，入伍海軍的他戰死沙場。哈斯頓是一名前海員，他一直在四處尋找革命趨勢組織。他是一個對共產黨失望的黨員，最後他和一群從我們在海德公園的活動中贏得的其他人一起加入了我們的戰鬥組織。在利物浦也有優秀的新同志加入我們，如格蒂（Gertie）和吉米·迪恩（Jimmy Deane）。

迪恩家族有著悠久而自豪的革命歷史。格蒂的父親曾是英國最初的馬克思主義組織——舊社會民主聯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的成員，是利物浦工黨的第一位市議員。愛爾蘭革命工會領袖吉姆·拉金（Jim Larkin）是他們家的世交，經常到迪恩家做客。格蒂還認識詹姆斯·康諾利（James Connolly）、海德曼（Hyndman）和哈裡·奎爾奇（Harry Quelch）。她曾積極地為婦女爭取投票權，後來成為馬克思主義者。通過她的兒子吉米，她被托洛茨基主義所說服，並一直是一個堅定的革命家，直到她生命的最後一刻。她的其他兒子亞瑟和布萊恩也成為了後來工人國際聯盟和英國革命共產黨的成員。吉米是一個特別有才華的人，他是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典範，可惜現在他的健康情況很差，但他至今仍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對工人，特別是對青年始終懷有深厚的感情，對所有曾經認識他和與他一起工作過的人都知道他善於鼓舞人心。

關於在工黨內的工作，托洛茨基拒絕加入左派改良主義的社會主義聯盟的想法，該聯盟是在斯塔福德·克里普斯（Stafford Cripps）領導下留在工黨內的獨立工黨的殘餘。托洛茨基認為它是一個主要由中產階級份子組成的團體。他認為，我們應該背棄社會主義聯盟，把大部分工作集中在工黨內的其他可能性上，特別是工青團。在這次討論過程中，托洛茨基作了一個了不起的預言，即當時大談革命、廢除君主制等等的左派改良派的佼佼者克里普斯，將不可避免地背叛運動，最終走向右翼。情況後來也是如此。克里普斯被封為爵士，成為戰後工黨政府中最狂熱的右翼大臣之一。

這不是偶然的。托洛茨基解釋說，改良主義的內在特徵是必然背叛工人階級。因此，對工黨的領導，不管「左派」還是右派抱有任何信心，都是一個極大的錯誤。托洛茨基說，事實上，運動的真正危險更多的時候是來自左翼而不是右翼，因為他們會播下更大的幻想。然而，這不是這個人或那個人居心叵測或誠意不夠的問題。這是一個政治問題。改良主義的右派和左派都接受資本主義。不同的是，左派要的是更善良、更人性化的資本主義，要的是社會改良和階級和平。他們不明白，如果你接受資本主義，那麼你也必須接受資本主義的規律。最後，這一定意味著攻擊工人階級的工資、工作和條件。正如《聖經》所說：你不能侍奉兩個主人；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瑪門。

不用說，在我們保持完全獨立於左派改良主義者領導的同時，我們與他們的爭論決不是以宗派主義者的瘋狂方式提出的，宗派們認為歇斯底里和謾罵是辯論的良好替代品。我們對改良派領袖的批評是為了說服真誠的改良派工人，而且總是以友好的方式提出來的。我們不在原則問題上對改良主義作出讓步。我們總是根據事實、數字和合理的論據，對他們的政策提出尖銳而深刻的批評。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也要遵循托洛茨基的建議。他曾說：「最大的耐心，平靜的、友好的語氣，是不可缺少的」[33]只有這樣，才能贏得改良派工人的注意，把他們爭取到一連貫的革命立場上。

帕丁頓集團

1937年7月，拉爾夫·李和他的妻子米莉、希頓·李（與拉爾夫沒有血緣關係）和迪克·弗裡斯利希（Dick Frieslich）等南非托派運動的成員移民到英國。拉爾夫是一個非常有才華的作家、演說家、和組織者。他曾和米莉一起是約翰尼斯堡小組的推動力。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他是使我在南非加入馬克思主義隊伍的同志。他當然讀過很多書，但在理論上也許並不像他本來可以做到的那樣發達。但他在所有其他方面都有很大的能力。他在去英國之前，一直是南非工人黨的總書記，即南非所有托派的聯合黨。當他和米莉在南非的時候，我一直和他保持通信，我們深入討論了運動的所有關鍵問題。拉爾夫是我摯友，他和米莉一到倫敦就找我們。我已經離開了我在國王十字街的住處，現在和帕丁頓的哈斯頓合住，所以把他介紹給新來的同志們。

拉爾夫想親眼看看英國內部的不同托派團體。當然，我勸他加入我們在工黨內的團體，但拉爾夫猶豫了一下，想親自去看看。他不輕信把我和哈斯頓告訴他的話，而哈斯頓也與拉爾夫和米莉討論過。首先，拉爾夫想和詹姆斯以及他的小組里所有的人討論。他甚至和格羅夫斯討論過。顯然，格羅夫斯告訴他：「不要再發表任何材料了。已經有太多的材料被發表了… 你似乎想做的就是使用印刷機，轉動它的手柄。但是（我認為）你應該用我們已經製作出來的宣傳材料」。

這是格羅夫斯典型的那種過激的言論，他一直不願意發表托洛茨基的材料。格羅夫斯的組織已經消失了，他也失去了曾經擁有的一點勢力。當時，格羅夫斯、威克斯和詹姆斯被認為是「三個沒有軍隊的小將軍」。他們的宗派主義和機會主義態度，以及他們不靈活的做法，對於這些曾努力與家鄉約翰尼斯堡的黑人工人階級建立聯繫的南非同志來說，不可能有任何吸引力。於是，拉爾夫和米莉以及其他從南非來的同志很快就加入了戰鬥小組，我們的政治工作也就集中在倫敦的帕丁頓地區。

人民陣線主義

史達林主義的共產黨人現在已經放棄了「社會法西斯主義」的舊政策。然而，他們的「新」反法西斯政策是徹底的機會主義，儘管普通共產黨工人顯然是真誠地希望與法西斯主義作鬥爭。起初，史達林主義者提出了統一戰線的口號，而當托洛茨基敦促他們在德國實施統一戰線時，他們曾輕率地拒絕了這個口號。然而，他們的「統一戰線」版本與列寧的統一戰線政策毫無共同之處。在反法西斯的鬥爭中，史達林主義共產黨堅持把所有的人都包括進來：和平主義者、牧師、主教、自由派，甚至「進步的保守黨人」。他們試圖裝出一副可敬的「愛國」形象。在示威時，他們舉著英國國旗。有幾次，我們看到了可笑的場面，莫斯利的法西斯主義者和史達林主義者在對立的示威中互相對峙，雙方都揮舞著英國國旗——而且雙方都高唱著「天佑國王」！換句話說，史達林主義共產黨完全放棄了階級立場，成為階級合作主義政策最狂熱的擁護者。

這符合史達林的政策，大約在1935年以後，史達林的政策是安撫「西方民主國家」——特別是英國和法國——據說是作為保衛蘇聯和反對希特勒的一種手段。在某一階段，他們甚至把墨索里尼的義大利也納入了這個所謂的反希特勒聯盟。顯然，這是一個「好的」義大利法西斯主義反對「壞的」德國法西斯主義的案例。當史達林主義者在推行「人民陣線」時，他們曾經唱過一首歌（我想是叫「統一戰線歌」），歌詞是這樣的：

然後左，二，三。

然後左，二，三。

朝向我們必須做的工作。

向工人統一戰線進軍，

因為你也是一個工人。

對此，我們曾經回答：

然後一，二，一。

然後一，二，一。

有一個地方，公爵夫人，您也能去！

向資產階級統一戰線進軍。

因為我們也是資產階級！

然而，他們的機會主義並沒有讓他們得到什麼好處。以前曾譴責工黨是「法西斯主義者」的史達林主義者，現在企圖與工黨聯合起來，但被回絕。工黨領袖赫伯特·莫里森（Herbert Morrison）在英共的極左時期一直是後者攻擊的目標，如今卻使英共受到了無情的嘲諷。工黨會議在莫里森輕鬆主導下，以2,116,000票對331,000票的結果否決了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提案。

他們的機會主義政策甚至對直到那時還在與史達林主義調情的獨立工黨來說也太過分了。正如科爾所回憶的那樣：「按照莫斯科的新政策，即與所有名義上的民主黨派緊密結盟，並把可能與他們主張衝突的綱領拋在一邊，共產黨人比獨立工黨人更熱衷於與自由黨人合作。」[34]在西班牙內戰時，兩者之間的對立變得特別尖銳，當時史達林的格別烏（格別烏，GPU）正在謀殺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POUM）——獨立工黨在西班牙的姊妹黨——的成員。此時，史達林主義者甚至開始稱獨立工黨的可憐的老中派們為「托洛茨基主義者」。

從1935年開始，史達林就準備對黨內所有潛在的反對派採取行動。隨著史達林派在莫斯科的重要官僚基洛夫（被史達林）謀殺，長達三年多的臭名昭著的大清洗審判被啟動，這場大清洗隨後將殺害所有的老布爾什維克。這些老布爾什維克面對著協助反革命，甚至企圖謀害列寧的可怕指控。這一切據說是由托洛茨基和他的兒子塞多夫領導的國外恐怖中心組織的。不僅是黨的領導人，而且數百萬被懷疑是托派的人都在史達林的格別烏的監獄和勞改營中慘受酷刑和謀殺。通過這些可怕的審判，史達林官僚機構鞏固了他們對已經名存實亡的列寧主義式政黨的控制權。

1936年，史達林開始對老布爾什維克進行清洗，對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進行了審判。在示眾審判中，被告「承認了」策劃謀殺基洛夫，並與托洛茨基和希特勒密謀推翻史達林，在蘇聯進行資本主義反革命。政府的檢察官維辛斯基（Vishinsky），同時也是前孟什維克並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人——要求對兩個曾是列寧多年親密同事的人判處死刑。在正式的法庭記錄中，我們可以看到維辛斯基的狂言：「（你們這些）可鄙的、低賤的、噁心的、龌龊的殺人無賴，不是老虎也不是獅子，而只是瘋狂的法西斯警犬人渣，黑社會的敗類，叛徒和強盜。」他最後喊道：「把每一個這種敗類都給我斃了。」

《工人日報》在社論《一個叛徒的惡意》（The Malice of a Renegade）下也唱著同樣的調子：

「恐怖份子刺殺蘇聯領導人的陰謀被揭露出來了。這個陰謀是由托洛茨基煽動的，由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策劃所有細節，所有正直的公民對他們充滿厭惡和仇恨。

「這些人早就放棄了一切社會主義原則，他們不遺餘力地努力阻撓、妨礙和破壞社會主義文化，他們密謀謀殺受全國人民愛戴的布爾什維克領袖喬治·基洛夫，他們接受了謀殺的政治責任，在審判時放棄了自己的觀點和行為，只是為了掩蓋他們運作殺人集團的真相。

「所有這一切最可憎的罪行，莫過是他們如何與納粹秘密警察合作。有證據顯示，納粹秘密員警為他們的特工提供假護照，這也揭穿了這些人實際上是世界法西斯攻勢的工具。」（《工人日報》，1936年8月17日）

被告人被陷害、被迫招供，然後被槍斃。史達林主義者立即在國際間對這一殘暴的陷害行為大加讚賞。從莫斯科得到啟示的《工人日報》用大字標題：「槍斃爬蟲！」他們用最卑鄙的語言描述被告：「他們是『一個潰爛的、臃腫的瘡』，我們熱切地呼應工人的判決：槍斃爬蟲！」（《工人日報》，1936年8月24日）

坎貝爾（Campbell）和普里特（Pritt）等英國著名史達林主義者寫了整整一本書，試圖表明莫斯科的審判是完全合法和公正的。事實上，受害者完全是根據被史達林的格別烏屈打成招而被定罪的。他們不被允許有任何辯護律師。而所有對他們的指控都被杜威委員會證明是錯誤的。（參見《列夫·托洛茨基案》（The Case of Leon Trotsky）和《我無罪》（Not Guilty）兩卷）。

肅反審判是史達林和官僚機構對布爾什維克黨所發動的一場單方面內戰。史達林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是完全不相容的，史達林只能在列寧所建立的黨的屍體上鞏固他的官僚政權。一次又一次的定罪接踵而來。審判完了十六人後，第二年又審判了拉狄克（Radek）、索科爾尼科夫（Sokolnikov）和皮亞塔科夫（Piatakov）等十七人。後來，史達林逮捕了紅軍英雄圖哈切夫斯基（Tukhachevsky）和其他蘇聯著名將領，他們都被處決。《真理報》興高采烈地宣布：「法西斯間諜活動的爬蟲有許多頭，但我們要砍掉每一個頭，麻痹和切斷每一根觸角。」實際上，史達林通過消滅紅軍內最優秀的幹部，反而是在鼓勵希特勒進攻蘇聯，嚴重削弱了蘇聯的防禦力量——這個事實在1941年變得非常清楚。

西班牙革命

老布爾什維克被殺的原因之一是1936年7月在西班牙爆發的革命。佛朗哥的叛亂在整個西班牙掀起了革命浪潮，尤其是在加泰羅尼亞。在那裡，權力落入了工人階級手中，共和國政府被懸置在半空中。史達林擔心，西班牙革命的成功會重新激發蘇聯群眾的熱情，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個老布爾什維克領導人都可能成為聚焦點。這可能導致史達林政權的敗亡和俄國工人民主的重生。因此，史達林在西班牙推行反革命政策，旨在背叛革命，使革命轉入單純與佛朗哥的軍事鬥爭。他向西班牙共和派有償提供武器，並強行要求共和政府消滅他們隊伍中的革命份子。西班牙共產黨在「先打贏仗！」的口號下，成為反革命的公開工具。

西班牙史達林主義者的政策——反映了莫斯科的路線——是公開的親資產階級和反革命的。在西班牙，這導致了革命的失敗，儘管正如托洛茨基所指出的那樣，西班牙工人本來可以進行的不是一場革命，而是十場革命。他們被領導層——不僅是史達林主義者，而且還有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和POUM的中派——所背叛，所有這些都起了致命的作用。以安德列斯·寧（Andres Nin）為首的托洛茨基支持者，在1935年脫離了托洛茨基運動，與加泰羅尼亞左翼民族主義者圍繞著莫林（Joaquim Maurín）結成聯盟。這個聯盟產生了POUM，這是一個介於改良主義和革命之間的中派組織。儘管他們與托洛茨基主義決裂，並進入加泰羅尼亞政府，但被史達林主義者視為「托洛茨基主義」。他們成為被消滅的主要目標。1937年5月事件後，POUM被宣佈為非法組織，其領導人被逮捕和殺害。在西班牙的這次失敗為佛朗哥的勝利奠定了基礎，並為第二次世界大戰鋪路。

西班牙事件極大地激化了獨立工黨與史達林主義者之間的對立。同年5月，西班牙史達林主義者在巴塞羅那進行挑釁，他們奪取了1936年由全國勞工聯盟（CNT）和POUM從法西斯份子手中奪取的電話交換所。史達林主義者動用了武裝力量來鎮壓加泰羅尼亞的革命，他們在那裡綁架並殺害了寧和其他POUM的領導人。然而波利特卻厚顏無恥地把POUM在巴塞羅那的行動說成是「法西斯主義的反革命」。在1937年英共大會上的演講中，波利特幾乎是嗜血似地說：

「反對法國和西班牙的人民陣線，拒絕理解某些民主國家和公開的法西斯國家之間的區別，對蘇聯的污衊，對每天在西班牙人民背後捅刀子的POUM的支持——所有這一切都明確地證明獨立工黨內部的某些份子在不承認托洛茨基的名字的同時，已經充分發展了托派的全部業務。」

「新領袖支持巴塞羅那的法西斯叛亂，打著POUM的旗號，醉醺醺的法西斯將軍德拉諾向他發出支持和同情的電報，這是一個可恥的事件。」

「… 巴塞羅那的托派罪犯充當了法西斯份子的工具，進行了法西斯份子所希望的叛亂，只有靠加泰羅尼亞人民（原文如此！）的堅定不移，才使這場叛亂被打敗。」

「獨立工黨一部分領導人正是支持了這種骯髒的政策。」[35]

英國托派不僅團結起來支持西班牙革命，而且還譴責史達林份子的反革命作用。特別是我們發動了一場揭露莫斯科審判的運動，認為這是歷史上最大的陷害陰謀。獨立工黨領導人在拒絕支持我們提出的成立國際調查委員會來調查莫斯科審判的倡議中，扮演了一個醜惡的角色。1937年5月，布羅克韋以倫敦局的名義拒絕了認可美國就托洛茨基案件調查委員會的邀請，因為他說，該委員會是由一個「不中立」的保衛托洛茨基委員會成立的。這種虛偽的立場更令人髮指，因為倫敦局支持西班牙的中派POUM，而這個組織現在正被史達林主義者消滅。只要有可能，我們就在工運中提出這個問題，並反駁史達林主義者關於「托洛茨基-法西斯主義者」的謊言。

帕丁頓小組的起飛

在戰鬥小組的帕丁頓分部，我們有9名成員。這時的新成員之一是格里·希利，他後來的行事作風跟流氓幫派完全無異。一個有趣的情節就是哈斯頓招募希利的方式。希利當時是一名共產黨員，他在海德公園遇到了正在賣《戰鬥派》報紙哈斯頓，接觸到了托洛茨基主義。希利向哈斯頓介紹自己時說：「你這個混蛋托派」，並一拳打在哈斯頓的下巴上。哈斯頓抓住了他，由於他的體型是希利的兩倍，本來可以給他一個非常粗暴的反擊，但他沒有這樣做，而是讓他冷靜下來。哈斯頓對他說：「你聽我說，我們來喝杯茶，一起來討論這個問題」。遺憾的來說，哈斯頓成功地說服了希利接受了托洛茨基主義，他也成為了帕丁頓集團的成員。

雖然我們帕丁頓只有9人，但在全國約50個成員中，我們是當時組織內最活躍的分會。在所有英國托派售出的800份報紙中，有500份是我們帕丁頓小組賣出的。這聽起來可能很驚人，但這就是事實。我們在演說者之角（Speakers Corner）和海德公園銷售。我們每週日上午在當地工人階級地區和住宅區周圍銷售。我們出去勤勤懇懇地在門口賣報紙。有時我們帶著一個大喇叭，全員出動並推銷報紙，試圖贏得人們的支持。我們成功地在帕丁頓周圍的工人階級地區建立了一個固定的銷售點。所以這一小群同志，憑著充沛的精力和熱情，賣出的報紙比其他分會加起來還要多。

由於我們精力充沛的工作和拉爾夫·李的非凡能力，組織領導很快就發現帕丁頓趨勢小組在組織中發揮了主導作用。認識到這一點，李被增選為組織的執行委員會成員。哈斯頓也被選入了執行委員會。鑒於拉爾夫在南非的領導作用，他實際上是被提議擔任組織的書記。然而，在1937年冬天，當集團領導層選舉時，我們意外地發現，現有的領導層對他發動了一場陰謀。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謠言在組織中流傳開來，說拉爾夫從南非來倫敦，因為據說他偷了洗衣工人工會的資金。這種誹謗更令人厭惡，因為事實上，情況恰恰相反。拉爾夫和米莉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自掏腰包補貼工會，自己也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這個指控沒有一個字被公開。這個故事只是在我們背後傳播，這在一個所謂的馬克思主義組織中是一個真正的醜聞。

後來證實，這個謠言是來自南非的史達林主義者。它是由開普敦的托派團體成員赫爾曼·范·格爾德倫（Hermann Van  Gelderen）沿用的，並由他轉告他在倫敦的兄弟查理·范·格爾德倫（Charlie Van Gelderen）。他又愚蠢地把這些指控傳給了領導層，領導層為了自己的目的，利用這些指控來詆毀李。要記得，這是1937年末，在莫斯科誣陷審判的高峰期。當時全世界的史達林主義者對我們進行了一場巨大的仇恨運動，使用了各種令人厭惡的誹謗，如「托洛茨基-法西斯主義者」的罵名等等。就在這個時候，托洛茨基主義者正在大力開展反對誣陷和誹謗的運動。拉爾夫·李長期以來一直是南非史達林主義者的目標。他們指責他是「反革命」和各種事情。不良份子很容易獲得一些我們的敵人針對李製造的這些謊言。

當然，我們一發現這個醜聞後怒不可遏。我們要求在下一次地方全體會議時公開提出此事。因此，在接下來的12月地方全體會議會上，這些指控被公開提出，李指出組織的領導是「不負責任」的。這引起了一場預料之中的可怕爭吵。李要求對所發生的事情進行調查。哈伯和傑克遜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脅，立即對我們進行了惡毒的攻擊，說我們提出這個問題是在分裂、破壞和挖運動的牆角。實際上，他們要對這個爛攤子負責。忍無可忍的哈斯頓走出會議以示抗議。為了表示團結，我們都跟著他離開。我們只是想要表達抗議，完全無意導致分裂。我們只是對這些情況感到厭惡，如此而已。但我們剛走出門，哈伯就提出了開除我們的動議，而在我們缺席的情況下，這一動議獲得了通過！那些指責我們是分裂份子的人，自己卻通過立即開除我們來分裂組織。這完全毒化了我們與舊團體的關係。

一段時間後，真相大白。南非工人黨的書記譴責范格登是「一個不負責任的人」。約翰尼斯堡小組的書記薩皮爾寫信為拉爾夫開脫罪責：

「RL（李）同志在這個國家有許多敵人——任何國家的真正革命家都是如此。這隻是意料之中的事。而這些敵人會抓住一切機會，用無數的謊言、欺騙和偽造來抹黑一個革命家過去的記錄，也不應該引起人們的驚訝。貴組織犯下了災難性的錯誤，讓自己被假話和陰謀所欺騙和左右，這是完全無法辯解的。

「貴集團涉及此事的成員在處理整個問題時的疏忽態度，完全不符合一個革命組織的標準，我們相信你們會最廣泛地宣傳這份來信，努力為RL同志洗刷對他的誹謗。我們還希望你們自己能以非常嚴肅和清醒的態度看待這份來信，從而避免今後再犯這種災難性的錯誤。」[36]

在另一封電報中，非洲金屬工會委員會委員莫雷菲（Molefe）與10名前罷工參與者聯名概述了李在幫助工會方面的巨大作用：「在罷工期間，RL同志和薩皮爾同志令人滿意地履行了他們的職責。我們永遠不會忘記RL書記的功勞。即使在今天，我們的會員也希望他回來。RL同志在6月去了英國，當時罷工已經結束了三個月。現在同志們在那裡對你們說的都是謊言。」

就連國際書記處也譴責了哈伯和范葛籣。不過，雖然這些為李同志洗清了罪名，但整個組織內部的氣氛已經被這件事徹底毒害了。以後怎麼能對這樣的領導人有任何信任呢？ 傷害已經造成了。

工人國際聯盟

被開除後，我們立即思考該怎麼辦。那個星期有三、四個晚上我們不斷地討論這個問題，討論持續了整整一個星期或更長時間。我們知道，如果我們試著重新加入組織，我們就會被允許歸隊。但我們問自己：這能達到什麼目的？我們得出的結論是：那個階段的組織只代表了托洛茨基運動的胚胎階段。我們需要擺脫那種不成熟的政治態度。我們也知道，每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在開始的時候，往往主要吸引的是中產階級類型的人。戰鬥小組的社會階層的構成相當糟糕。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很放浪的人組成的。有的人穿著斗篷和涼鞋，留著鬍子。在當時，這些風尚在某些「知識份子」圈子裡是一種異國的時尚。你可以想像那種人的類型。他們是典型的那種在布盧姆斯伯社區裡遊蕩的文青。

我們得出的結論是，回到原來的組織是沒有意義的。當然，同志關係和個人關係已經變得不可能，而且由於部分領導的陰謀，成員之間存在著大量的不信任。如果我們重新進入這個組織，我們將為了改善組織內部生活進行長期的、也許是沒有結果的鬥爭。所以，經過相當多的商議後，我們最終還是接受了老恩格斯所表達的觀點，即有時候即使在一個明顯的組織問題上的分裂，也能反映出某些潛在的重大分歧和傾向。例如，1903年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的分裂，最初與政治問題無關。在那個階段，沒有根本的政治分歧。但這次分裂暴露了觀念、方法和態度的不同。直到後來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之間才出現了根本的政治分歧。因此我們認為，從一個時日不多的組織中分裂出來，可以為運動帶來動力。

托洛茨基也有類似的想法。在五年前處理法國托派問題時，他主張把理念健康的人士從阻礙組織發展的人中分離出來。

「一個革命組織如果不進行自我淨化，就不可能發展起來，特別是在合法工作的條件下，偶然的、異己的、墮落的份子在革命的旗幟下聚集的情況並不少見。此外，由於左翼反對派是在與畸形的官僚主義的鬥爭中形成的，所以許多準反對派人士得出結論說，在反對派內部『一切都可以被容許』。在法國共產主義聯盟及其週邊，盛行著與革命的無產階級組織毫無共同之處的做法。單獨的團體和個人很容易改變自己的政治立場，或者總的來說對此並不關心，他們把時間和精力用於詆毀左翼反對派，用於個人的爭吵、影射和組織上的破壞。」

「為了能夠應付新的任務，必須把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組織中的無政府主義和孟什維克的方法用紅鐵燒掉。」

「我們正在進行一個重要的革命轉折。在這種時刻發生內部危機或分裂是絕對不可避免的。害怕它們就是用小資產階級的感情主義和個人的陰謀詭計來代替革命政策。在這種情況下，分裂出聯盟的一部分將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它將摒棄一切不健康的、殘缺不全的和無能的東西；它將給那些搖擺不定的和不堅定的份子以教訓；它將使青年中較好的部分硬起來；它將改善內部的氣氛；它將在同盟面前開闢新的、偉大的可能性。將失去的東西——部分只是暫時的——將在下一階段已經百倍地恢復。」

我們別無選擇，不可能再回到馬克思主義小組的毒害氣氛中。但我們也不打算放棄托派運動，所以我們只好組織一個我們自己的小組。我們做到了——我們九個人都做到了。我們給這個新的團體起了個名字，叫「工人國際聯盟」（Workers International League）。也許在以後的階段會出現兩個團體之間的合併問題，我們也不排除這個可能。但目前，我們自行離開，決心在英國發展一個健康的托派運動。有些人因為我們的立場而攻擊我們。甚至有人說我們的分裂是「無原則的」，或是沒有政治基礎的。「李同志的事件」後來被說成是純粹的個人分裂。這成了范格登的立場。但這些批評家看不到，或者說拒絕看到真實的情況。而後來的事件發展將決定性地證明誰是正確的。[37]

有意思的是，走出會場抗議戰鬥小組領導層行動的人中，有一位名叫邁克爾·蒂皮特（Michael Tippet）的年輕音樂家。他在戰前離開共產黨後加入了戰鬥小組，後來加入了工人國際聯盟。但他發展了和平主義傾向，因此在1940年被開除。我知道直到1943年他因拒絕參軍而入獄之前，我們還和他保持著聯繫。蒂佩特後來成為世界著名的作曲家。他被封為爵士，成為女王音樂大師。1998年他去世了，而很少有人會懷疑蒂佩特爵士曾經是個托洛茨基主義者！現在回想起來，我們那時可能對他有些苛刻。

當時，蒂佩特對哈伯身邊的領導層的詭計提出了強烈的抗議。「為什麼執行委員會有權力宣布全體會議的會議記錄是正確還是錯誤的？而還是一個後來宣布自己是違反憲章的執行委員會宣布的？真是又糊塗又混亂！這事要弄清楚嗎？」他接著說：「他們（執行委）把原來的問題推遲了一個月，接著被挑釁的原受難者及其同夥發起譴責和開除。發動選舉新的執行委的程序開始後，我無法抑制自己的厭惡感，於是離開了。」[38]

國際書記處譴責戰鬥小組領導人製造的混亂，但也攻擊我們的分裂，並呼籲我們歸隊。工人國際聯盟則答覆說，我們沒有製造分裂，而是被開除的，並拒絕了國際書記處的建議。我們如此回信給他們：

「如果說我們小組內的同志接受了開除我們的決定，而沒有向戰鬥小組的『全國各地會員』申訴，那是因為：

（1）現在戰鬥小組的全國成員是虛構的

（2）因為領導層在我們被開除後的行動，加強了我們在被開除前形成的結論，即領導層和成員都是不負責任的。」[39]

1937年12月底，工人國際聯盟成立了。一開始有我個人、拉爾夫和米莉、哈斯頓、貝蒂·漢密爾頓（Betty Hamilton）、希頓·李、傑西·斯特拉昌（Jessie Strachan）、弗雷斯利和希利。我們對自己的理念和肩上的責任充滿信心。隨著世界大戰的逼近，我們開展了一場充滿活力的運動，以增強我們的力量。舊的方法已經證明是無效的。現在是開闢一條新道路的時候了。

註釋

[1]見《革命史》（Revolutionary History），「共產國際和其批判者」（The Comintern and its Critics），第8卷第1期，P. 34-39

[2]同上，P. 40-43

[3]《托洛茨基主義的錯誤》（The Errors of Trotskyism），P. 5

[4]同上

[5]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四十二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9/trotsky_1929book44.htm

[6]轉引自麥克法蘭（MacFarlane），《英國共產黨史》（History of the British Communist Party），「報告節選」，1924年6月17日至7月8日，P. 142

[7]托洛茨基，《德國的反法西斯鬥爭》（The Struggle Against Fascism in Germany），紐約，2001年，P. 152

[8]托洛茨基，《論英國文集》（Writings on Britain）第3卷，倫敦，1974年，P. 64

[9]同上，第3卷，P. 68

[10]同上，第3卷，P. 72

[11]同上，P. 87, 89，強調為原文。

[12]《托洛茨基文集》（Writings of Leon Trotsky）增刊1934-40，P. 540

[13]參見伊恩·亨特（Ian Hunter），《革命史》，第4卷，第4期，，「拉爾夫·李和約翰尼斯堡的先鋒托派」，1993年春，P. 60-65

[14]同上

[15]2002年1月19日在倫敦與羅布·蘇沃爾的訪談

[16]李致柯斯頓，1935年4月12日

[17]同上

[18]李致柯斯頓，1935年5月17日。

[19]同上

[20]轉引自亨特，前引書，P. 76

[21]同上，P. 65

[22]轉引自博恩斯坦和理查森（Bornstein and Richardson），《逆流而上——1924-38年英國托派運動史》（Against the Stream – a History of the Trotskyist Movement in Britain 1924-38），倫敦，1986年，P. 169

[23]托洛茨基，《法國何去何從》（Whither France），倫敦，1974年，P. 85

[24]托洛茨基，《論英國文集》，P. 119

[25]同上，P. 107

[26]《托洛茨基文集 1935-1936》（Writings of Leon Trotsky 1935-1936），P. 203

[27]同上，1934-35年，P. 33, 38

[28]同上，1935-36年，P. 366

[29]同上，P. 379

[30]同上，P. 322

[31]同上，P. 368

[32]同上，《1934-40年補編》，P. 553

[33]同上，1935-36年，P. 268

[34]Cole & Postgate，《平民百姓》（The Common People），P. 605

[35]《可以做到》(It Can be Done)，《英國共產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報告》，P. 61

[36]來自革命歷史文件案

[37]托洛茨基，前引書，1933-34，P. 90-91

[38]引自《革命史》第7卷第1期，P. 185-6

[39]約翰·阿切爾（John Archer）在其未發表的博士論文《1931-37年英國的托洛茨基主義》（Trotskyism in Britain 1931-37）第6章第242頁中引用，日期為197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