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羅布·蘇沃爾（Rob Sewell）

本書是對英國托洛茨基主義歷史的獨特貢獻。泰德·格蘭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成為英國托洛茨基主義的首席理論家，並負責撰寫了該政治趨勢組織的所有主要政治文件。從此之後在大約60年之間，他一直是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核心人物。這使他獲得了豐富的個人經驗，並利用這些經驗編寫了這本書，書中的內容從英國托洛茨基主義的起源一直到1949年6月革命共產黨的解體。當時是充滿革命與反革命、經濟蕭條、法西斯主義和世界大戰的動蕩歲月，對托洛茨基主義的考驗達到了極限。本書概述了托洛茨基運動如何得以正視其歷史任務、成功與挫敗。

在過去的70年裡，格蘭特為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做出了持續的貢獻，他被許多人視為當今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之一。如今，他仍然是《英國社會主義呼喚報》（Socialist Appeal）和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International Marxist Tendency）中活躍的領袖人物。我們的組織也運作著在國際間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支持者的《捍衛馬克思主義》網站。

早年

泰德·格蘭特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出生於南非約翰尼斯堡郊外一個叫傑米斯頓（Germiston）的城市。他的父親從俄羅斯移民到南非，而他的母親則來自巴黎的勒馬萊。他的父母在多年的婚姻後離異。格蘭特在和父親同住半年後，隨即開始與母親一起生活。當她在約翰尼斯堡經營一家小雜貨店時，泰德被送去寄宿學校，他的姐姐們則被送到修道院繼續接受教育。

年幼的格蘭特受到了俄國革命事件的啟發。但是，他與真正革命運動的第一次接觸，就像許多其他革命家的經驗一樣，是相當偶然的。為了補充貼補家用，他的母親收留了一些房客，其中一位是拉爾夫·李（Ralph Lee）。李自1922年起就是南非共產黨員，但在第一次史達林主義大清洗中被開除。拉爾夫是一位真誠的共產主義者，他經常與泰德進行政治討論，向他介紹蕭伯納（Bernard Shaw）、威爾斯（H. G. Wells）、高爾基（Maxim Gorky）、傑克·倫敦（Jack London）等人的著作。在很短的時間內，閱讀材料就進入到馬克思、恩格斯，還有列寧的著作。15歲時，泰德已經成為了一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

泰德的姐姐蕾（Rae）清楚地記得，他們的母親是如何在他們家的大餐桌上給包括拉爾夫在內的親朋好友上菜的——法國燉菜似乎是他們最喜歡的菜。拉爾夫成了他們一家人的密友，他比泰德大6歲。蕾說：「拉爾夫和泰德總是形影不離」她回憶道：「自從拉爾夫說服泰德接受馬克思主義，他的一切就從此改變了。」「我經常和拉爾夫一起去散步，他也試圖讓我接受馬克思主義，但我正忙於另一個朋友圈打交道，所以他一直沒有成功。」[1]。

不過，他確實說服了泰德的妹妹澤娜（Zena）加入托洛茨基主義運動。李與包括15歲的泰德·格蘭特在內的其他人，在1929年初通過新成立的美國共產主義同盟（Communist League of America）寄到往南非販售的《美國戰鬥派》與國際托洛茨基運動取得了聯繫。「這件事徹底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泰德說：「我開始了到現在已經跨越70多年的政治生涯」。

可想而知，南非的托洛茨基主義者是如何在最困難的條件下開始他們的革命工作，這樣的勵志故事是本書最有趣的部分之一。他們在約翰尼斯堡洗衣工人工會內的工作至今仍在激勵著人們。但南非的條件使成功的革命工作變得困難重重。1934年，泰德在另一個叫馬克斯·巴什（Max Basch）的年輕南非人陪伴下前往英國，從此一去不返。他們在路途中繞行到法國會晤了托洛茨基的兒子列夫·謝多夫（Leon Sedov），他是國際書記處的成員，也是國際共產主義同盟工作的協調人，後來被史達林的特務殺害了。

他們於1934年12月到達英國後，巴什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西德·弗羅斯特（Sid Frost），泰德則把自己的名字從艾薩克·布蘭克（Isaac Blank）改成了泰德·格蘭特——這些名字據說是向船上的兩名船員「借」來的。同樣，托洛茨基也是從他的一個老沙皇獄卒那裡取的名字。泰德這樣做是出於個人原因——保護他的家人：無論他發生了什麼事，他都不希望他為在南非家鄉的家人造成任何不利。

在倫敦，他們加入了獨立工黨（Independent Labour Party）內部的馬克思主義小組。然而，從事革命工作的可能性越來越小，沒過幾個月，泰德·格蘭特就離開了獨立工黨，加入了在工黨的青年組織——工青團內工作的托派。從那時起，泰德協助在工黨內部發展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Bolshevik-Leninist）小組，該小組後來將其組織和報紙都命名為「戰鬥社」。此時，他們的主要工作包括與青年運動中日益增強影響的史達林主義作鬥爭。史達林主義者正努力滲透到工黨青年團，企圖將其與共產主義青年團合併。他們的派別以泰德·威利斯（Ted Willis）為首，他後來以做為1950年代一部著名的電視連續劇《碼頭綠地的狄克遜》（Dixon of Dock Green）的作者而出名，劇中描述了一個友善的英國員警的生活。威利斯也由於他為英國建制的服務而被封為勛爵。他的同事吉姆·莫蒂默（Jim Mortimer）最後成為了工黨的總書記。諷刺的是，莫蒂默在1983年還協助將泰德·格蘭特開除出工黨。

泰德抵達英國不久後，就積極投身於反法西斯的鬥爭，與其他同志一起參與了在倫敦東區與摩西利派黑衫軍（Moselyite Black Shirts）的街頭鬥爭。在這裡，他參加了著名的卡布爾街之戰（Battle of Cable Street），當時倫敦東區的工人動員起來，阻止法西斯份子的遊行。現存的一張拍攝於1937年泰德在倫敦南部百蒙西長巷的街壘旁的照片，被轉載於1948年由他撰寫並由英國革命共產黨出版的小冊子《法西斯主義的威脅》（The Menace of Fascism）。

帕丁頓小組

泰德·格蘭特早年在南非小組內的工作，使他有了良好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這為他日後在托洛茨基運動中發揮的作用打下基礎。幾年後，由於戰鬥社的領導層未能以任何有意義的方式發展他們的政治趨勢，導致其內部日益不滿。到1937年秋天，泰德所隸屬的帕丁頓分會已經成為戰鬥社中最活躍的部分，兜售了絕大部分他們所發行的報紙，參與了更廣泛的勞工運動，並從事大量的公共活動。

到了年底，戰鬥社在選舉領導的問題上爆發了一場爭議，有人誹謗了拉爾夫·李。李在當年夏天與其他人一起從南非抵達英國後，才剛剛加入了戰鬥社。這起事件導致了捍衛李的成員們離席抗議，他們隨後成立了一個名為「工人國際聯盟」（Workers International League）的新團體。

恩格斯曾經說過，組織的分裂有時可能是一件有益的事情。後來的發展也證實，上述在1937-38年發生的分裂當然屬於有益的一類。它構成了托洛茨基主義在英國發展的決定性的一步。舊團體的傳統建黨方法——實際上是戰前社會主義團體的方法所遺留下來的——已經成為組織發展的障礙。工人國際聯盟的幹部們拋棄了過去失敗的宗派主義手法，堅定地轉向了更廣泛的工人階級組織。實際上，這標誌著英國托洛茨基主義的真正開始。格蘭特在這項工作中發揮領導作用，不僅在工人國際聯盟內部，而且在1944年成立的革命共產黨內部也是如此，本書對此作了全面介紹。

戰爭年代

二戰時期的各種發展，在這本書中也有很完備的記錄。那是一個充滿考驗的時期。開戰後的頭幾個月內，一部分領導層前往愛爾蘭建立據點，以防工人國際聯盟在英國被查禁。他們留下了拉爾夫、米莉夫婦和格蘭特來管理這個組織。在這一時期，拉爾夫·李幾乎親手製作了一份每日的《工人日誌》傳單在工廠內散發。然而，到1940年底，拉爾夫因個人和健康原因返回南非，建立組織的工作就落在了其他領導同志的肩上。

最重要的是，當托洛茨基首次提出新的無產階級軍事政策（Proletarian Military Policy）時，工人國際聯盟熱情地接受了這一政策。實際上這是對國際主義者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立場的發展和深化，在堅持原則上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同時，也使托洛茨基主義者與工人階級得以建立聯繫。然而，當工人國際聯盟在商討如何在他們所發行的《社會主義青年》（Youth for Socialism）中如何解釋新政策時，於1941年2月引起了領導層內部的爭論，一方是泰德和格里．希利（Gerry Healy）的「多數派」，另一方是米莉、喬克·哈斯頓（Jock Haston）以及薩姆·李維（Sam Levy）的「少數派」[2]。據米莉說，事情鬧得相當激烈。但在內部公報上發表了幾篇文章後，爭論就淡化了。更緊迫的是1941年6月希特勒對蘇聯的入侵。然而，鑒於無產階級軍事政策是一個新的綱領，在當時的情況下，這種分歧即使不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能發生的。無論如何，這場爭論表明，工人國際聯盟的領導者們能夠以同志式的成熟態度處理意見分歧。

工人國際聯盟的同志果斷地挑戰了史達林主義者的攻擊，1941年6月以後，史達林主義者發揮了狂熱的沙文主義和破壞罷工的作用。工人國際聯盟在方向上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把報紙的名稱從《社會主義青年》改為《社會主義呼喚報》（Socialist Appeal）。工國盟精力充沛地轉向工廠，在工業內部建立了自己的地位，並在全國範圍內發展起來。與此相反，第四國際的官方英國支部——革命社會主義同盟（Revolutionary Socialist League）否定了無產階級軍事政策的崩潰。最後，它的殘部在1944年與工國盟合併改組為英國革命共產黨（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

不久，哈斯頓、羅伊·特爾斯（Roy Tearse）、希頓·李（Heaton Lee）以及安·基恩（Ann Keen）因支持全國性的非官方學徒罷工而被捕。出獄後，英革共首次轉向議會戰線，參與了威爾士尼斯選區的補選。這使他們得以檢驗自己的力量，樹立自己的形象，並在南威爾士發展自己的組織。書中詳細介紹了這些偉大的事件，為我們的運動史寫下了英勇榮光的一章。

毫無疑問，工人國際聯盟和革命共產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發揮了傑出的作用。由於他們的合法地位和正確的政策，他們能夠利用各種可能性，與工人階級的先進階層接觸。他們的成功促使內政大臣赫伯特·莫里森（Herbert Morrison）向戰時內閣（War Cabinet）提供了一份秘密備忘錄，概述了英革共的政策，並提供了其領導人的簡要傳記。雖然最後沒有執行，但很明顯，資產階級正在認真考慮取締英革共。由於他們的工作，英國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從戰爭年代崛起，在數量上大大加強了無產階級的組織，在工運中也得到關鍵性的支持。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世界上任何一個托派組織中，工國聯-英革共陣營很可能是在戰時政治工作開展最成功的組織。

戰後時期

二戰完結後不久，國際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就面臨著巨大的挑戰。蘇聯紅軍對德國法西斯的勝利大大加強了蘇聯和史達林主義政黨在國際間的力量。他們能夠利用這一優勢地位，與社會民主黨一起使席捲歐洲的革命浪潮脫離正軌。儘管出現了革命危機，但資產階級還是依靠各個工人政黨以「民主的形式」進行反革命，從而得以自救。這為資本主義體制提供了喘息的空間，也為一定的社會穩定提供了政治上的前提。

這種新的世界形勢，是托派所沒有預見到的，並促使他們扭曲了他們原來戰時的前瞻，即如果資本主義不在蘇聯復辟，那一場政治革命危機將破壞舊有的共產黨，為建立群眾性的托派政黨鋪路。用托洛茨基的話說，「舊組織將冰消瓦解，第四國際將成為地球上的主導力量。」但當時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勢力實在太弱，無法得利於戰後的革命形勢。權力落入了史達林主義和改良主義領導人的手中，而他們和1918年一樣，背叛了運動，並把權力交給了資產階級。

這種新的形勢，迫切需要一種新的觀點來調整國際托派運動的方向。英革共的領導層很快對新的現實情況有了認識，並相應地改變了他們的觀點。格蘭特在這次調整中起到了關鍵作用。正是他對馬克思主義方法的掌握，使他能夠理解和解釋當下正在發生的事態。相比之下，第四國際的所有領導人都表現得像無可救藥的形式主義者和經驗主義者，因此無法掌握在他們眼前發生的事情。他們完全不理解托洛茨基的辯證方法，只是重複他過去那些已經不適用於新情勢的話語和聲明。他們不但沒有改變托洛茨基原來的預測，反而死命地抓住它不放。

當然，試圖弄清和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的人並不只有英革共領導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其他一些人也認真地試圖應對新的形勢——至少在一開始是這樣。這些人尤其包括法國的大衛·盧塞（David Rousset）、美國的費利克斯·莫羅（Felix Morrow）和阿爾伯特·戈德曼（Albert Goldman）。莫羅與戈德曼兩人，與英革共多數派進行了密切的通信，顯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格蘭特和哈斯頓的一些觀點。

不幸的是，他們在自己的國家支部中代表著少數派。他們被迫對國際領導層的思想進行了無法成功的鬥爭。

他們後來不是被邊緣化，就是被開除黨籍，或者兩者兼而有之。他們孤立的反對派立場削減了他們形成一個完全成熟立場的能力，隨後他們在政治上走上了不同的岔路。美國社會黨內部後來的弗恩-瑞恩（Vern-Ryan）趨勢也是如此。英革共的領導人有一個很大的優勢。這些在第四國際內的「異議人士」在英國支部擁有政治上的多數。因此，他們能夠全面地闡述自己的觀點，並對英國和國際上的發展情況作出準確的馬克思主義分析。

作為英革共的主要理論家，泰德在1945年後，能夠在一系列新的方向上開拓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這些內容從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到保衛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理論，從殖民地革命的特殊發展到馬克思主義者走向群眾組織的方針與革命政黨的建設。這些著作構成了一份重要的遺產，值得在國際上新一代的革命家之間更廣闊地流傳。

本書所收錄的泰德·格蘭特「回憶錄」時期，是托洛茨基運動的主要參與者和主要理論家的獨特記述。他考察了革命趨勢所面臨的問題和困難，並揭示了其各主要參與者在當時所採取的不同立場。然而，本書不是單純的歷史記述，而是試圖將這一動蕩時期的豐富經驗，傳授給英國和國際間新一代的馬克思主義者們。

坎農的操作

本書的一部分也不可避免地要論述所謂的第四國際領導人們對英國托派領導們的政治博弈。這些事實清楚地反映在拉爾夫·李和哈斯頓等人的關鍵貢獻，以及希利、坎農（James P Cannon）、巴布洛（Michael Pablo）、弗朗克（Pierre Frank）和曼德爾（Ernest Mandel）所扮演的可恥角色。

從1943年開始，坎農就密謀撤換掉英國支部的領導層，並以一批更順從的人取而代之。坎農接受過季諾維也夫（Zinoviev）的方法論訓練，並在在1928年之前，他都認為自己是季諾維也夫派。他密謀與在英革共內領導少數派的希利一起破壞哈斯頓-格蘭特的領導團隊。隨著1947年底希利的少數派進入工黨，國際領導人支持英革共的分裂，而到了1949年中期，在希利的條件下，兩派最終重新合併。

正如本書所解釋的那樣，第四國際領導對希利的支持以及對英國支部的破壞——弗朗克在其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悲慘地導致了1949年6月英革共的解體，以及整整一層有經驗的幹部的毀滅。坎農的傀儡希利與他們在國際組織領導層中的親信，一同對這種惡劣狀況有直接責任。

自從合併在希利的領導下進行，他就以最獨裁的方式行事，以最微不足道的藉口剷除異己。結果，哈斯頓此時已經完全喪失了士氣。希利和在巴黎的一股小集團的活動有效地把他趕出了托派運動。特爾斯、吉米·迪恩（Jimmy Deane），連同其他前英革共的領導人，都被開除出所謂的合併支部，即所謂的「俱樂部」（The Club）。到1950年底，希利的破壞行動完全摧毀了英革共。

托尼·克里夫（Tony Cliff）和他的支持者們，儘管堅持「國家資本主義論」的錯誤立場，但他們從來沒有因為他們的觀點而受到被開除出英革共的威脅。此時，希利毫不客氣地把他們趕出了「俱樂部」。那些沒有投票贊成開除克里夫派的人，也被開除了！克里夫小組後來脫離了托洛茨基主義，組織起來成為《社會主義評論報》（Socialist Review）小組。他們的「國家資本主義」理論的立場，使他們在韓戰中採取了中立立場，沒有捍衛北韓這個畸形工人國家受到來自美國帝國主義的侵略。

儘管有這種和其他根本性的分歧，泰德·格蘭特還是強烈抗議克里夫集團遭受的待遇和對他們黨內民主權利的侵犯。這被希利用來作為開除泰德的藉口！投身托派運動22年後的他就此被開除。同時作為第四國際執行委員會成員的格蘭特，隨即被第四國際在第三次世界大會上根據曼德爾（又名Germaine）的動議批准了對他的開除。可恥的是，曼德爾把哈斯頓和格蘭特說成是：「體現了英國托洛茨基主義內頑固地拒絕把自己融入國際，同化為托洛茨基主義新路線的趨勢」。

英國支部的摧毀

整整一批人因為對這條「新路線」的幻滅而退出了革命政治。這個曾經展現巨大希望的運動被毀於一旦。當年追隨希利的哈里·拉特納（Harry Ratner）多年後回憶道：「現在看來，希利和他的親信當時實際上歡迎這些人退出，認為這些人的退出消除了對自己領導的威脅，導致了其他沒有退出的人，如格蘭特、特爾斯和迪恩，都被以各種藉口開除了。例如，當『俱樂部』政治局提出開除哈斯頓的動議時（同志們不被允許自行辭退，必須要被開除），迪恩要求在開除表決前給哈斯頓出示書面聲明為自己辯護的機會，但對此被告知：『你必須立即以書面形式表示對譴責哈斯頓的決議毫無保留的政治支持』。拒絕照辦的迪恩，隨即因『隱晦地同情』哈斯頓而被開除。當特爾斯拒絕與哈斯頓斷絕個人關係時，特爾斯也被開除了」[3]。

1950年的事件，代表了第四國際英國支部的摧毀，並構成了英國托洛茨基主義發展的分水嶺。這一時期標誌著泰德·格蘭特《托派史》的尾聲。在書末的「後記」中，筆者概述了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後來發展的新篇章，將故事一直延續到今天。

馬克思解釋說，歷史是由無數的個人創造的。泰德·格蘭特在我們運動史上的巨大貢獻，對所有為改變社會而奮鬥的人都是一種激勵。這本書是我們遺產的寶貴部分，值得正在覺醒托洛茨基主義思想和社會主義未來理想的新一代學習。

完筆於2002年3月18日

註釋

[1] 引自格蘭特2002年2月2日在巴黎與蘇沃爾的訪談

[2] 見《工國盟公報》（工人國際聯盟 Bulletin）1941年2月28日、1941年3月20日和1941年3月21日的文章

[3] 引自拉特納（Harry Ratner），《不情願的革命家》（Reluctant Revolutionary），P. 1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