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積極分子把自己粘在火車上，到向畫作投擲湯汁：近年來，許多團體采用「直接行動」的策略來實現他們的目標。相反，馬克思主義者呼籲工人和青年進行有組織的群眾鬥爭。（按：本文原文發表於2023年1月23日。譯者：Ha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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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一篇關於英國動物權利抗議活動的《社會主義呼喚報》的文章之後，直接行動小組Animal Rebellion (AR)作出回應，為他們的戰略、戰術和要求進行辯護。點擊這裡或向下滾動閱讀他們在本頁面底部的回復。在下面的文章中，《社會主義呼喚報》組織的活動家喬·羅素（Joe Russell）解釋了像AR這樣的直接行動組織所采用的方法和方案的局限性，並提出了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替代方案。

「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在醉心於最狹隘的實際活動的偏向同時髦的機會主義說教結合在一起的情況下，必須始終堅持這種思想。」(列寧，《怎麼辦？》，1902年)

資本主義體制正處於深刻的全球危機之中。它的衰落具有破壞性的後果，不僅在社會和經濟條件方面，而且對地球的破壞也是如此。

這在社會的許多階層中帶來了政治覺醒，各種政治活動都在增加。特別是，一些人被「直接行動」和「公民不服從」的方法所吸引，以對抗資本主義對地球造成的破壞。

最近的例子包括「滅絕叛亂」和它的各種分支。這些組織包括「動物反叛」（Animal Rebellion），他們在食品生產基地附近建立營地，以阻止食品流通；「絕緣英國」（Insulate Britain），他們破壞了交通和日常活動；以及「停止石油」（Just Stop Oil），其活動分子著名地將一罐湯扔在一幅梵谷的畫上。

我們毫不懷疑，參與這些團體的人非常敬業，而且有最好的意圖。然而，我們不得不坦率地說，他們的戰術不會實現他們的目標，無論這些目標多麼崇高。

在俄國工人運動的早期，列寧將他的大部分著作用於理論澄清，為成功勾勒出必要的優先事項、戰略和戰術。這就是《怎麼辦》等經典文章的撰寫動機。

列寧的作品在今天和以往一樣具有現實意義。特別是由於這些「直接行動」團體重復了許多列寧在他那個時代不得不打擊的錯誤。

因此，我們歡迎「動物反叛」的貢獻，它提供了一個重新審視這一理論和討論最有效鬥爭方法的機會。

分寸感

為我們提供這場同志式辯論的「動物反叛」組織，在答復中開宗明義地指出：「動物反叛組織是一個使用非暴力公民抗命的群眾運動，呼籲建立一個公正、可持續的植物性食品系統。」

但為了確定要做什麼，我們必須有一個分寸感。無論是「動物反叛」還是任何類似以「公民不服從」為重點的團體，都不能真正稱為群眾運動。

滅絕叛亂（Extinction Rebellion）組織動員了大約6000人參加他們最大的行動日。相比之下，在最近幾個月，有11.5萬名郵政工人多次罷工。而且還有更多的工人將在未來一段時間內罷工：數十萬名護士和公務員；數萬名鐵路工人；以及英國校園裡的7萬名大學工作人員。

同樣，在莉茲·特拉斯（Liz Truss）辭去首相職務後，動物反叛組織（Animal Rebellion）在Instagram上發布了一個標題。「吃豆腐的覺青推翻了特拉斯」。這是指內政部長蘇拉·布拉弗曼（Suella Braverman）對這些「公民不服從」的環保主義團體的描述。

我們必須再次堅持分寸感。保守黨內閣的垮台不是小規模「直接行動」所導致的，而是更大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矛盾的結果。

這些說法似乎不是孤立的誇張，而是一個一貫的理論錯誤。

動物反叛組織在他們的文章中說，「社會運動的悠久歷史表明，這種行動方式[視覺上的挑釁性特技、占領和封鎖]會取得成果。這就是美國民權運動如何確保立法變革；印度獨立運動如何確保他們的自由；以及英國女權主義者如何確保婦女的投票權。」

那麼，這些鬥爭的效果如何？它們在多大程度上證明了「直接行動」或「公民不服從」的有效性？

美國民權運動

我們無意貶低美國民權運動中活動家和示威者的鼓舞人心的行動，我們應該把其的意義放在歷史脈絡下。

首先，美國民權運動不能與其他巨大事件分開，如越南戰爭。它們完全交織在一起。而且這是一場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涉及到美國許多城市的爆炸性騷亂。這些並不是「直接行動」團體逐漸升級的產物，而是許多社會和政治危機堆積在一起的有機結果。

越南革命游擊戰士們的英勇鬥爭對結束戰爭至關重要，並進一步削弱了美國的統治階層。這也導致了美國軍隊的幻想破滅——在某些情況下甚至達到了嘩變的程度。征兵制將軍隊與工人階級聯系在一起，在這樣一個政治動蕩的時期，這對美國資本主義來說是極其危險的。

公民不服從可能在結束戰爭或結束某些種族主義立法方面發揮了一些作用。但是，無論是戰爭還是種族主義，總的來說，從來沒有，也不可能通過改革來終結。它們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固有特征。

動物反叛組織引用了美國民權運動的成功經驗，但沒有討論其背景，即當時美國和世界各地數百萬工人的大規模動員。//圖片來源： 美國國家檔案館

我們還必須記住，資本主義本身在這個時候也在動搖。1968-69年是國際舞台上幾乎出現社會主義革命的年份。

1968年法國的五月風暴和1969年意大利的「熱秋」都很強大，因為它們涉及到工人階級的大規模總罷工。

在這兩種情況下，正是由於罷工的強度和廣度，國家被解除了武裝並陷入癱瘓。權力掌握在罷工委員會的腳下。在這些歷史性時刻，缺少的不是更多的「直接行動」，而是一個明確的革命政治綱領和領導。

正是在這種戰爭和革命的背景下，民權運動作為一個威脅到整個資本主義體制的群眾運動得到了發展。

婦女參政權

動物反叛還提到了爭取婦女選舉權的例子。

但是，為婦女贏得投票權是遠遠超過孤立的公民抗命事例的產物。事實上，隨著一戰的爆發，激進的女權主義者在1914年停止了他們的非暴力反抗。直到1928年，英國才給予女性充分的權利。在這中間的14年裡，出現了巨大的政治震蕩和壓力。

1917年的俄國革命震撼了統治階級，並在歐洲掀起了革命浪潮。正如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在1919年所說的那樣。「我們正在與布爾什維克主義賽跑，而世界正處於火熱之中。」

的確，英國經歷了1918年爆發的階級鬥爭的風暴浪潮，並在1926年的大罷工中達到頂峰。

在俄國，布爾什維克在上台後立即給予男女工人充分的權利。而在英國，婦女在戰爭期間被征召進入工作場所——成為工人階級中更獨立的政治層。

在這種情況下，英國1918年和1928年的公民權法案很難令人信服地證明直接、公民不服從的簡單公式的有效性。

冒險主義

激進女權運動者的非暴力反抗和「直接行動」並沒有為勞動婦女贏得投票權。

像這樣的團體從未與當時正在展開的工人階級男女的群眾運動聯系起來。這是因為他們的策略不是來自工人階級的經驗或傳統。它們是小資產階級的方法，傾向於強調宣傳特技和小團體的孤立行為的作用。

列寧稱這種方法為「冒險主義」。他的意思是：

「凡是只代表知識分子這些中間的和不堅定的階層所特有的傳統的動搖觀點的派別，卻竭力用喧嚷來代替同一定階級的接近，而且事件的聲勢愈大，它們就喧嚷得愈厲害。『我們大聲喧嚷，老兄，大聲喧嚷』，這是很多懷有革命情緒的人提出的口號，他們是被事件的旋風卷進來的，既沒有理論基礎，也沒有社會基礎。」 (列寧，《革命冒險主義》，1902年)

這個基本錯誤是一個理論錯誤：如果一個運動不以更廣泛的階級的具體經驗和客觀利益為基礎，就不能與該階級聯系起來。因此，這需要對階級和階級鬥爭有一個理論上的理解。

忽視這一點會導致實踐中的各種錯誤。

他們和我們的道德

在提出政治要求時，一個基本問題必須是，「這些要求是針對誰的？」

動物反叛組織指出。「為了實現這些解決方案，我們的核心要求是針對負責補貼制度的政府機構，該制度將數十億納稅人的英鎊注入破壞性的動物養殖業和漁業。」

但在資本主義體制下，國家捍衛私有財產和資本主義階級的統治。在所有最大的問題上，它都維護他們的利益。

迅速過渡到可持續能源和食品生產不符合他們的階級利益，因為這將損害他們的利潤。無論怎樣的道德勸說都無法改變這一點。

在這一點上播種幻想不是進步，因為它阻礙了我們對如何爭取變革的理解。在這一點上，「動物反叛」采取的方法正是犯下了這樣的錯誤：

「……我相信，DEFRA[政府環境、食品和農村事務部]的個別人員會盡最大努力處理這一緊急情況……。」

「……在這個嚴峻的時刻，我向您請求……您將與人民站在一起，在9月的中斷期間支持我們的要求，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個人利益。」(《動物反叛》，19/08/22)

這不過是對個人的道德呼籲，仿佛資本主義體制的行為僅僅是因為個別政府監管者的奇思妙想。

與其呼籲政府官員要大發慈悲，我們必須從對社會中真正的利益、意識和力量的唯物主義理解出發——畢竟這是一個階級社會。

列寧在提到俄國過去的民粹派時很好地解釋了這一點，民粹派是俄國早期革命運動中的一個小資產階級潮流，它以「行動的宣傳」為基礎。

「民粹派認為要批判資本主義只須從自己的理想出發，從『現代科學和現代道德觀念』出發把它加以斥責就夠了。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必須十分詳細地考察資本主義社會中形成的那些階級，認為只有從一定階級的觀點出發進行批判，就是說，批判不是建立在對『個人』的道德判斷上，而是建立在對實際發生的社會過程的確切表述上，才是有根據的。」 (列寧，《民粹主義的經濟內容及其在司徒盧威先生的書中受到的批評》，1895年)

這種描述當然適用於目前以「直接行動」和「公民不服從」為基礎的趨勢。他們也向整個「社會」發出響亮的、道德的呼籲。他們試圖用’科學’來說服資產階級個人，一個接一個。而且他們同樣強調小型直接行動小組的作用，而不是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和群眾行動。

這並非偶然。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思想中的個人主義最終反映了他們的社會地位。

工人階級是集體工作的，並有相同的基本利益；因此，形成了工會和政黨等群眾組織。由於工人在生產中的重要作用，這些組織擁有正確的綱領，有可能挑戰資本主義階級的權力。

相比之下，小資產階級的個人更加原子化；為自己工作；他們之間的利益有衝突。到最後，大多數人都渴望自己成為資產階級。因此，他們無力改變社會，只能呼籲——而不是挑戰——統治階級。

因此，氣候「直接行動」團體無法找到大規模的社會根基，即使是在那些關注環境的人中間。

階級意識

動物反叛組織宣布「英國公眾對保護環境的直接行動的巨大支持」。他們引用《衛報》的話，「66%的人支持非暴力行動，75%的人支持在農田裡安裝太陽能。」

這的確是一個可喜的跡像。但它沒有提到這些非暴力行動的具體內容。眼前的任務不是 「提高意識」。人們已經有了改變的願望。許多人的問題是：要怎麼辦到？

關於「英國絕緣阻值」，他們封鎖高速公路的方法肯定無法說服政府投資於家庭絕緣。而且，許多人不是讓工人階級自己組織起來，而是簡單地把這些活動家和他們的活動視為一種騷擾。但這並不是決定性的問題。

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並不反對直接行動本身。工人階級對這種方法並不陌生。畢竟，罷工是大規模直接行動的一種形式。我們反對的是將一種戰術提升為一種癖好，提升為與工人階級運動無關的東西。

一種策略或戰術的合理性不在於它是否得到公眾的廣泛支持，而在於它是否有助於提高階級意識；使工人階級對自己的權力和力量有信心；使社會主義革命的客觀必要性更加接近。

簡而言之，我們不是因為直接行動的形式而反對它，而是因為它的階級內容。我們贊成使工人階級意識到其改變社會的潛在力量的行動。而我們反對那些與工人階級完全脫節，甚至對立的特技。

最近有一些直接行動的形式，我們對其采取了全心全意的積極看法。例如，在格拉斯哥、佩克漢姆和哈克尼，阻擋驅逐移民警車的快速動員是有效和鼓舞人心的。這些都是大規模的行動（相對於他們的地方規模而言），顯示了群眾的潛在力量。

我們必須清楚這些行動之間的區別。反移民突擊運動是當地社區對資產階級國家直接攻擊被壓迫人民的一種必要的不服從和鬥爭形式。

這與一小撮抗議者不分青紅皂白地擾亂更廣泛的社會，或擾亂工人謀生的努力，有著根本的不同。

代議制

即使這些方法確實導致實現了部分改善——它們並沒有——最終也會對階級意識的發展起到負面作用。對目前在政治上不活躍的工人階層發出的信息將是。「你不用擔心組織起來改造社會，因為我們——一小群有奉獻精神的人——能夠而且將會為你做這件事。」

賦予罷工這種直接行動進步性質的元素，不是生產被停止的事實。而是工人階級——唯一能夠推翻資本主義的階級——集體組織起來，為自己決定停止生產。在這樣做的時候，他們意識到了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以及如何利用這一點來改造社會。

正是通過鬥爭、罷工和群眾動員，工人階級改變了自己和自己的意識。這種意識和組織形式永遠不可能由小資產階級活動家團體或多或少隨意制定的特技產生。

這是托洛茨基針對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俄國各種小資產階級團體的個人恐怖主義方法提出的觀點，這些方法與今天的直接行動類型有許多相似之處：

「個人的恐怖主義之所以不為我們接受，乃是因為這種作法不但貶低了群眾的重要性，加強他們的無力感，並要群眾把希望放在一位可以代替群眾力量的偉大復仇者、解放者身上。無政府主義的預言家大可高彈甚麼「以行動來宣傳」的論調，力主恐怖行動對群眾能產生提升及利剌激作用。理論上的考慮與政治經驗證明了相反的結論。當恐怖行動的「成效愈著、影響力愈大」時，他們也就更嚴重地削弱群眾對自我組織與自我教育的興趣。但是，當混亂的煙幕消逝、恐慌不再時，繼位的部長接班人出現、生活再度回到常軌，資本主義的剝削巨輪運作如常；警察暴力更加強大與殘暴。明亮的希望與興奮之後最終卻只是幻滅與冷漠。」(托洛茨基，《馬克思主義者為什麼反對個人恐怖主義》，1911年)

如果你把「個人恐怖」換成「小規模的直接行動」，那麼托洛茨基的論證邏輯就完全適用於今天的這些團體，它們同樣試圖用小規模活動家的特技來取代爭取群眾支持革命綱領的耐心工作。

社會主義革命

動物反叛組織概述的優先事項是保護環境。這是一項需要革命性解決方案的任務。然而，他們的主要重點是建立一個以植物為基礎的食物系統。

在回應我們之前的文章中，我們解釋了解決氣候危機的唯一途徑是通過社會主義革命，動物反叛組織回答：

「雖然這也許有一定的道理，但我們的氣候和生態危機的現實意味著我們在未來2-3年內所做的事——或不做的事——將決定我們是否有一個可生存的未來。

「不幸的是，我們沒有多余的時間，所以我們采取了這種非暴力的直接行動，因為我們知道，向以植物為基礎的未來過渡——即使是在現有的系統內——將為我們贏得寶貴的時間，使我們擺脫化石燃料並解決這些危機的其他方面。」

我們完全同意，應對氣候變化是一個緊急優先事項。正因如此，至關重要的是，我們不能浪費寶貴的時間去追求那些不會有結果的方法。

動物反叛組織把他們的要求說得好像是我們的資本主義政府可以進行的改革，以便為我們爭取時間。但我們必須清楚知道：向以植物為基礎的未來過渡不可能在現有體制內進行。因此，它不能為我們爭取時間。僅僅通過政府的改革，就能徹底改變我國的農業系統，這種想法是烏托邦式的。

絕大多數的經濟和土地當然是私有的。因此，它只能在利潤的邏輯上運作。

「…..資本主義生產指望獲得直接的眼前的貨幣利益的全部精神，都和供應人類世世代代不斷需要的全部生活條件的農業有矛盾。」 (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1894年)

參考哈佛大學2019年的一份報告，動物反叛組織聲稱，一個完全以植物為基礎的食物系統足以使英國成為「負碳」，即英國經濟完全停止污染二氧化碳。

不幸的是，這並不是事實。它沒有對必要的任務的規模做出公正的評價。他們參考的報告還得出結論：

「我們的設想方案1和2將1.5℃的可允許的二氧化碳預算分別擴大了103%和75%，直至2050年。我們的方案不能替代短期內強有力的快速溫室氣體減排，應與其他措施一起考慮，使排放量符合巴黎目標」。(H Harwatt, M N Hayek, Harvard, 2019)

英國的食品供應不能與更廣泛的——全球——經濟分開。我們需要的是在國際範圍內對所有部門進行根本性的綠色改造。而這些部門必須按照合理的計劃進行生產，為重新造林、濕地野化、作物輪作等留出空間。

在這裡，我們確切地看到，只有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內對工業和土地使用進行規劃，與農業相結合——才能使這成為可能。

領導權問題

爭取可持續生產方式的鬥爭與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有著內在的聯系。我們同意「動物反叛」的觀點，即我們沒有多余的時間。

但與「動物反叛」不同的是，我們不認為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是遙遠的未來的事情。世界資本主義的矛盾正在凸顯，現在就帶來社會、經濟和政治危機。而工人階級已經在進入鬥爭。

工人階級在生產中的作用使其有能力改造社會，並在生產的源頭引入民主規劃。但要做到這一點，它需要在社會主義綱領的武裝下掌權。換句話說，我們需要一場革命。

社會上已經出現了對體制的憤怒，貧窮，不安全，以及普遍認為體制不起作用的感覺。通貨膨脹使生活水平迅速下降，迫使數百萬人采取行動。所有國家都在為一場社會爆炸准備條件。

不幸的是，工人階級的領導層——工會和政黨——完全滯後於事件發展。

因此，缺少的不是更多旨在「提高認識」的噱頭，或暗示我們的資本主義政府「做正確的事」。相反，我們需要一個革命的領導層，在工人階級的各個層面，能夠與這種變革的願望聯系起來，並提供一個明確的前進方向。這不會從天而降。它必須被建立起來。

在未來幾年，由於資本主義的危機，工人階級將面臨許多奪取權力的機會。我們不能浪費這些機會。

鼓勵工人階級和激進青年加入沒有明確階級身份、與他們在生產中的作用沒有聯系、沒有明確政治綱領的團體，就是要求推遲階級意識的發展和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換句話說，就是推遲真正能解決眼前問題的唯一辦法。

對於任何認真反對剝削和破壞地球的活動家來說，我們有責任為即將到來的革命運動做好准備——革命運動的成功最終將取決於革命理論的鬥爭和革命領導層的建立。

動物反叛組織——以直接行動促進社會變革

（按：以下是動物反叛組織所撰寫的原文翻譯）

動物反叛組織是一個使用非暴力公民抗命的群眾運動，呼籲建立一個公正、可持續、基於植物的食品系統。

該組織出現在2019年下半年，是對滅絕叛亂（XR）在當年春天的成功的回應。當XR呼籲政府「說出真相」並宣布氣候緊急情況時，他們自己卻沒有說出全部真相。

事實上，每年養殖數十億的非人類動物作為食物，是造成我們氣候和生態緊急狀況的關鍵原因之一。盡管如此，更廣泛的環境運動在很大程度上對這個問題保持沉默。這也許並不奇怪，因為「V字」（譯注：素食主義）仍然是一個敏感的話題，盡管人們普遍認識到采用植物性飲食是個人可以采取的減少對環境影響的最佳行動。

因此，動物反叛組織在2019年10月加入了「不可能的反叛」，讓人們關注這個問題，並呼籲系統性地過渡到以植物為基礎的未來。從那時起，我們一直在為我們的星球和所有與我們共享的人（包括人類和非人類）進行宣傳。

為什麼要以植物為飲食基礎？

每年全球有數十億的非人類動物被養殖為食物。動物蛋白的生產占用了80%以上的農業用地，但只提供了全世界18%的熱量消耗。這種以犧牲有生命的人為代價來獲取價值的低效率系統正在助長氣候和生態危機。

同樣令人震驚的是，這種不平等的體系造成了一個重要的社會正義問題，土地被占用來生產單一的作物，以喂養工廠化農場的動物，然後這些動物的肉被用來（過度）喂養世界上較富裕地區的人。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為了養牛和生產動物飼料的大豆而砍伐南美的雨林。這種不平等的分配是沒有道理的，而世界各地的人們仍然在挨餓。

這種情況只會惡化，因為氣候變化的影響——由非人類的動物養殖業助長——增加了極端天氣事件、干旱和大規模農作物歉收的普遍性；我們知道，與氣候有關的災難對那些對問題的影響最小的人影響最嚴重。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過渡到以植物為基礎的食物系統將幫助我們避免這些災難的發生。此外，它將使我們能夠為100億人生產食物——到2050年的預測人口——同時釋放出76%的現有農田；這些土地面積相當於美國、中國、歐盟和澳大利亞的總和。

因此，「動物反叛」組織采用以解決方案為基礎的信息傳遞方式，強調越來越多的科學共識：過渡到以植物為基礎的未來，並將騰出的土地和水道野化，作為更廣泛的碳減排和野生動物恢復計劃的一部分，是解決我們氣候和生態危機的關鍵。

策略

為了實現這些解決方案，我們的核心要求是針對負責補貼制度的政府機構，該制度將納稅人的數十億英鎊注入破壞性的動物養殖業和漁業。

簡而言之，我們正在對一個正在殺害我們的政府體制進行公開的民間抵抗。

我們的非暴力直接行動策略從視覺上的挑釁性特技，到占領，再到對農業和漁業基礎設施的大規模破壞性封鎖。以前的行動例子包括在2019年占領史密斯菲爾德肉類市場；在2021年封鎖麥當勞設施；在COP26會議之前攀爬DEFRA辦公室，懸掛「植物性未來」的橫幅；以及在今年秋天早些時候日復一日地破壞乳品分銷中心。

悠久的社會運動歷史表明，這種行動方式能夠取得成效。這就是美國民權運動如何確保立法變革；印度獨立運動如何確保他們的自由；以及英國女權主義者如何確保婦女的投票權。

通過這些策略，我們希望不僅能迫使政府改變，而且能改變公眾對氣候和生態緊急狀況的看法；動物緊急狀況；以及人們需要加強對正在殺害我們的系統的公開抵抗。

團結和階級鬥爭

我們公開采取這些行動是為了聲援那些被困在這個不公正的生產系統中的人們。尤其是那些在農場和屠宰場工作的人，遭受著可怕的工作條件、精神壓力和經濟上的不穩定。例如，奶農的自殺率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約50%。此外，許多在農場和屠宰場工作的人是社會的弱勢成員，甚至是無法在其他地方找到適當工作的移民工人。

當我們在今年9月封鎖乳制品基礎設施時，我們有一個農民對話小組訪問了拍賣市場和農業大會，與那些被認為與我們的要求最不一致的人進行關鍵的對話，並找到共同點。同時，我們在超市的「牛奶泄漏」行動——我們在Fortnum & Mason和Harrods等高端商店將牛奶從貨架上拿下來，倒在地上——是受到2015年農民抗議牛奶價格的行動的啟發。

事實上，我們支持所有從事任何形式的積極民間抵抗的人。這包括英國各地越來越多的工會所采取的罷工行動。氣候和生態危機的根源在於對人類和非人類動物的壓迫負有責任的同一個系統。這些挑戰是相互關聯的，不應該被孤立地對待。然而，應對這些挑戰並非易事。

上個月，《《社會主義呼喚報》》的一篇文章認為，在一個建立在資本主義原則基礎上的體系中，動物反叛組織和其他組織的行動是徒勞的。雖然這也許有一定的道理，但我們的氣候和生態危機的現實意味著我們在未來2-3年內做什麼——或者不做什麼——將決定我們是否有一個可生存的未來。

不幸的是，我們沒有多余的時間，所以我們采取了這種非暴力的直接行動，因為我們知道向以植物為基礎的未來過渡——即使是在現有的系統內——將為我們贏得寶貴的時間，使我們擺脫化石燃料並解決這些危機的其他方面。我們這樣做，就像工會在體制內為爭取更好的工作條件和公平的工資而開展的活動一樣。我們這樣做，是希望看到更多的人加入到群眾行動中來，實現革命的目標。但我們也承認，對於我們面臨的許多其他挑戰，沒有單一的、銀彈式的解決方案。因此，我們歡迎每天挑戰壓迫的人們的多元方法和多樣性。

也許有一天，我們會一起看到社會的徹底轉變，但在此之前，動物反叛組織將繼續抵制一個正在殺害我們的制度，就像無數非人類動物每天在農場和屠宰場抵制他們的迫害一樣。

在此之前，我們將繼續呼籲我們的政府支持農民過渡到以植物為基礎的未來，以及我們對一個繁榮的、把動物放歸自然的農村的積極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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