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6年，德国的空想社会运动家魏特林（Wilhelm Weitling）曾抱怨说，「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只会写一些工人们不感兴趣的晦涩问题。马克思则愤怒地回应说：「无知从来没有帮助过任何人！」。马克思当年的回应在今天也一样有效。（按：本文原文发表于2009年10月15日）

我们不久前发表的《罗马共和的阶级斗争》这一系列文章，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网站读者之间引起了极大的兴趣。根据编辑部给我的消息，这些文章的个人访问量创下了新高，大约有2200次点击次数，这明显高于其他个别文章的平均访问量。

这一事实证明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网站所采取的策略的正确性，并以网站中理论文章的高品质而享有盛誉。在马克思主义的理念受到各方围剿时，我们的网站因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有多方面丰富内容的坚定立场和一致的捍卫而脱颖而出。这表明了全世界有许多人都对理论感兴趣，并热衷于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不过，《捍卫马克思主义》网站还是有它的批评者的。一些批评者抱怨说，我们在这个自1930年代以来最大的危机时刻，却还在撰写关于中世纪古罗马的文章。要我们公平地说，《捍卫马克思主义》网站已经发表了大量有关当前危机的文章，并将持续地这样做。但我们也有责任为其他的领域撰文，为了提高读者们的对理论的理解，提供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而这不仅是在经济学上，还有历史、科学、艺术、音乐，以及所有人类活动的其他领域。

我们要如何去回应那些要求我们限缩马克思主义的领域，以符合他们狭隘思维的人呢？我们没有必要去回应他们，因为列宁在很久以前就回应过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是所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们都坚持的基本真理。让我们通过几个重要的实例来提醒自己这个根本的事实。

没有不需要理论的革命

即使是在他们写下《共产党宣言》之前，马克思与恩格斯（记着，他们是以黑格尔哲学的学生自居来开始他们的革命生涯的）就开始对那些崇尚落后和原始的斗争方法，并顽固地去抵制引进科学理论的「无产阶级」领袖们发起了斗争。

俄国评论家帕维尔·安年科夫（Pavel Annenkov），在1846年的春天碰巧人在布鲁塞尔，给我们留下了一份非常有趣的会议报告。在那次会议上，马克思和德国空想共产主义者魏特林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有一次，做为一个工人的魏特林抱怨，「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只会写一些工人们不感兴趣的晦涩问题。他指控马克思净是写一些「远离了受折磨与苦难的人民的学说、不切实际的分析」而这次，一向很有耐心的马克思变得非常愤怒。安年科夫写道：

「听到最后，马克思终于失去了控制，他用拳头狠狠地砸在桌子上，甚至连桌子上的灯都在摇晃。他跳起来说：『无知从来没有帮助过任何人！』」（《回忆马克思与恩格斯》第272页，笔者的强调，译者自译）

魏特林反对理论和耐心的宣传工作。如同巴枯宁（Mikhail Bakunin）一样，他坚持地认为穷人们是随时准备好要起身反抗的。这位反对理论的「革命行动」倡导者认为，只要有果敢的领袖在，就随时可以策划一场革命。即使在今天，我们在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中，也能听到这些原始的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回声。

马克思早就明白，要使共产主义运动能够向前推进，只能通过彻底打破这些原始的观念，并彻底地清洗队伍不可。与魏特林必然的决裂就发生在1846年的5月。魏特林去了美国，并且不再扮演任何显著的角色。只有与「工人活动家」的魏特林决裂，共产主义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才有可能在稳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然而，魏特林所代表的原始的政治思潮，在运动中不断地自我再生，首先是巴枯宁的思想中，后来则是在今天仍然困扰著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各种形式的极左主义中。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我们发现了一个真正的思想宝库。在《全集》里面，我们能发现恩格斯关于德国农民战争的著作，关于德国人、斯拉夫人和爱尔兰人的早期历史，以及他所写的早期的基督教历史。列宁在他悼念恩格斯过世的文章中写道：

「马克思致力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复杂现象。恩格斯则在笔调明快、往往是论战性的著作中，根据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经济理论，阐明最一般的科学问题，以及过去和现在的各种现象。」（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简单地列出恩格斯的著作，立即就能看出了他的视野之广阔。我们能读到他为反对学究杜林（Eugen Dühring）而写的宏伟论战著作（《反杜林论》），其中深入探讨了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则是梳理了人类社会最初的起源。我们那些「在做事的」批评者们会问：这一切与工人阶级以及阶级斗争有什么关系。答案只能是这样：这是一部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奠定了基础的著作。列宁后来在《国家与革命》中发展了这一理论，而这本重要的著作则为布尔什维克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

那我们又该如何评论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呢？在这本书中，恩格斯不只是提到了黑格尔他那「抽象且深奥」的思想，还提及了在黑格尔左派运动中默默无闻的德国微小哲学家们的思想。特别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集中，我们会发现了一个惊人的思想宝库。这两位挚友就各种主题交换了意见，这当中不仅是在经济学和政治上，还有哲学、历史、科学、艺术、文学和文化。

这个回应会粉碎所有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者们的玻璃心，这些人将马克思主义扭曲，并描绘成一种枯燥、狭隘的学说，将所有的人类思想归结为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然而，即使在今天，仍有一些人喜欢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所捍卫的不是马克思与恩格斯所有丰富、广泛和深刻的真正思想，而是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者那种「经济学家」式的扭曲。这些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没有生命的骨骼」，而列宁则注解说：「需要的不是没有生命的骨骼，而是活的生命」（《列宁全集》第55卷，《哲学笔记》）

列宁与理论

列宁始终强调理论的重要性。甚至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初始、萌芽阶段，他就与「经济主义者」（Economists）进行了无情的斗争，这些经济主义者具有 「无产阶级实践家」的狭隘心态，并鄙视理论，说理论是知识分子的领域而不是工人的。在回答这种无稽之谈时，列宁写道：

「《工人事业》得意扬扬地提出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是多么不合时宜。在理论混乱的时代来重复这句话，就如同在看到人家送葬时高喊『但愿你们拉也拉不完！』一样。而且上面马克思的这句话，是从他评论哥达纲领的信里摘引来的，马克思在信里严厉地斥责了人们在说明原则时的折衷主义态度。马克思写信给党的领袖们说，如果需要联合，那么为了达到运动的具体目标，可以缔结协定，但是决不能拿原则来做交易，决不要作理论上的『让步』。马克思的意思就是这样，而我们这里却有人假借马克思的名义来竭力贬低理论的意义！」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在醉心于最狭隘的实际活动的偏向同时髦的机会主义说教结合在一起的情况下，必须始终坚持这种思想。而对俄国社会民主党来说，由于存在三种时常被人忘记的情况，理论的意义就显得更为重要了。这三种情况就是：第一，我们的党还刚刚在形成，刚刚在确定自己的面貌，同革命思想中有使运动离开正确道路危险的其他派别进行的清算还远没有结束。」（列宁，《怎么办？》，第一章〈教条主义和「批评自由」〉）

如魏特林和巴枯宁一样，「经济主义」的潮流，以「真正的无产阶级」趋势的姿态，与「知识分子理论家」的有害影响作斗争。与这种在实践中把「无产阶级」蛊惑到与改良派工联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潮流彻底决裂，是形成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先决条件。但是，要做理论上的斗争，反对「实践者」是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一个不变的特点。

列宁在1908年写道：

「19世纪末革命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的思想斗争，只是不顾小市民（英文原文为Petty Bourgeoisie，小资产阶级）的种种动摇和弱点而向着本阶级事业的完全胜利迈进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伟大革命战斗的序幕。」（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

在《史达林评传》中，托洛茨基也详细描述了布尔什维克中「委员会成员」的心理，这些人也有着「实践者」的心态。由于无法了解1905-1906年间工人们的实际运动，使这些「委员会成员」犯了一系列的错误。让他们犯下这些误算（通常是极左性质的）的原因，是他们对辩证法缺乏理解。他们的建立革命党的思想是完全抽象、形式化的，与工人们的实际运动毫无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在1905年，因为彼德堡苏维埃拒绝接受党的纲领，当地的布尔什维克退出了苏维埃的第一次会议，从而让列宁感到惊恐。

1908年，当列宁发现到，自己在由极左派、波格丹诺夫（Alexander Bogdanov）、卢那察尔斯基（Anatoly Lunacharsky）所带领的布尔什维克派领导层中变成少数派的一员时，他就准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的分岐为基璴，来与之划清界限。在这个困难时期，当革命的趋势组织面临着存亡的关头，列宁花了很多时间写一本关於哲学的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而列宁会这么做并不让人感到太意外。

有人可能会问，列宁就这种主题写书是要做什么。研究贝克莱主教的著作，对俄国工人们而言有什么潜在的意义吗？人们可能还会问，为什么列宁认为有必要在哲学的问题上，与布尔什维克多数派的领导人决裂？但列宁却非常了解，波格丹诺夫对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拒绝，与多数派所采取的极左政策之间是存在着因果关系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再次回归到哲学上，对黑格尔做了非常深刻的研究，多年之后集结出版为《哲学笔记》。在列宁生命最后的一些文章中，其中一篇题为《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文中他再一次强调了研究黑格尔是非常必要的：

「当然，这样来研究、解释和宣传黑格尔辩证法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这方面的初步尝试不免要犯一些错误。但是，只有什么事也不做的人才不会犯错误。根据马克思怎样运用从唯物主义来理解的黑格尔辩证法的例子，我们能够而且应该从各方面来深入探讨这个辩证法，在杂志上登载黑格尔主要著作的节录，用唯物主义观点加以解释，举马克思运用辩证法的实例，以及现代史尤其是现代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提供得非常之多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方面辩证法的实例予以说明。」

托洛茨基与理论

托洛茨基和列宁一样，终其一生都在顽强地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他一篇谈论恩格斯的优秀文章中，他强调了恩格斯面对理论的严谨态度：

「同时，这位大师对他的学生在知识上的雅量确实是无穷无尽的。他经常以手稿的形式阅读了多产的考茨基最重要的文章，而他的每一封批判性的书信，都包含了珍贵的建议，这些建议是认真思考过后的成果，有时则是研究的成果。考茨基广为人知的著作，几乎被翻译成所有文明人类语言的《法国大革命中的阶级对立》（Class Antagonism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看来似乎也通过了恩格斯知识实验室的考验。他关于18世纪大革命时代中各个社会群体的长篇书信——也包含了关于唯物主义方法在历史事件上的应用——是人类思想最伟大的文献之一。它太过于简洁了，它的每一个方法都预设了太多的知识储备，因此无法进入一般阅读的传播；但是这份长期被隐藏的文件，对于任何认真思考过革命时代阶级关系的动力，以及对历史事件的唯物主义解释所涉及的一般问题的人来说，将永远不仅是理论指导的资源，也是审美上的愉悦。」（托洛茨基，《恩格斯给考茨基的书信》，译者自译）

在托洛茨基的所有著作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宽广的视野和广泛的兴趣，这不仅是在历史上，还有在艺术、文学和一般文化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撰写了关于艺术，以及关于托尔斯泰（Leo Tolstoy）和果戈里（Nikolai Gogol）等作家的文章。十月革命后，他写了大量关于艺术和文学的文章。他的著作《文学与革命》就是那个时期的产物。

1923年，托洛茨基写道：「文学的方法和发展过程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最遥远的过去，代表了语言技巧的积累经验，并表达了新时代和新阶级的思想、感情、情绪、观点和希望。」（托洛茨基，《文学的社会根源与社会功能》，译者自译）而在1930年代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风暴时期当中，托洛茨基抽空撰写了关于文学和艺术的文章。在1934年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灾难发生后不久，他为伊尼亚齐奥·西洛内（Ignazio Silone）的小说《方塔马拉》（Fontamara）写了一篇评论。1938年，他与超现实主义作家安德烈·布雷顿（Andre Breton）共同撰写了《宣言：创造自由而革命的文艺！》。

我们可想而知那些伪马克思主义庸人会愤慨地说：「这是怎样？托洛茨基同志在历史性的革命时期，浪费他宝贵的时间在谈论艺术？艺术与无产阶级和阶级斗争有什么关系？」庸人悲哀地摇摇头，断言托洛茨基同志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革命家了。「这不是写下《过渡纲领》的托洛茨基！这位老人一定是神智不清了！」是的，这些指控我们可想而知！

当欧洲受到革命和反革命的动荡、支持者被谋杀、第四国际还在为生存而挣扎的时刻，托洛茨基为什么还要抽出时间来研究艺术和文学之类的问题？当我们回答了这个问题后，我们就能看到正统马克思主义、正统无产阶级革命主义，与某些圈子里冒充马克思主义的肤浅讽刺画之间的区别。

「只不过是一介理论家」

1990年代，在一场导致英国托派组织「战斗派」分裂的派系斗争中，多数派说泰德·格兰特（Ted Grant）与艾伦·伍兹（Alan Woods）「只不过是一介理论家」。这种高傲的裁决完全暴露了他们趋势所代表的一切。几十年来，我们把人生献给了趋势组织的建设，最终这个趋势组织成为了自俄国左翼反对派（Russian Left Opposition）以来最成功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从1960年代初期，以非常少的人数开始，我们成功建立了一个深植于劳工运动中的大型组织。

这一切的成果都是多年来耐心地从事政治工作的果实。总结来说，这些成果是由正确的理念、方法，以及可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格兰特提出的观点所带来的果实。格兰特的理论程度远远超过他那同一代人。他彻底扎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并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著作都了若指掌。

当格兰特与笔者从战斗派中被开除时，我们发现我们的处境十分艰难。多数派占夺了巨大的组织机构、许多的现金，以及约200人的全职干部团队。而我们甚至连一台打字机都没有。然而，格兰特和我一点都不担心。我们有马克思主义的理念，这才是最重要的。我所有的个人经验使我深信，如果你有着正确的理念，你总是能再建构出一个机构的。但如果反过来说就并非如此了。就算你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组织机构，但如果你是在不正确的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进行工作，你照样会失败。

我们评量了当时的情势并得出结论，在当时的情况下，特别是在苏联解体后，我们最紧迫的任务是保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和理论。首先的成果是写下《反叛中的理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科学》这本著作。我们过去的同志对这本著作都嘲笑以对。他们讽刺的评论道：「你看看！泰德和艾伦放弃了政治，跑去写关於哲学的书！」这就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这种态度真正符合的，是魏特林和布尔什维克「委员会成员」的传统，但完全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传统。

理论上的错误早晚会转变成实践上的灾难。过去的多数派为他们的错误付出代价了。过去深植于劳工运动的强大趋势组织，如今已沦为其往日的光影。另一方面，《反叛中的理性》这本书在建立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International Marxist Tendency，IMT）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本书已被翻译成许多种语言，并受到许多工人、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工会成员、玻利瓦尔革命派（包括查维兹在内）的赞扬。

我们要怎样解释这些呢？先进工人与青年对于思想与理论是十分渴求的。他们想要理解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他们不会被那些仅仅是告诉他们已经知道的事情的各种政治趋势所吸引，也就是只告诉他们资本主义处于危机之中、存在着失业、他们的居住环境低下、只能挣着低工资等等的。严肃认真的人会想知道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在俄国发生了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以及其他理论性质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理论不是「实践者」所想像的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在革命性斗争中一个必要的工具。

工人与文化

说工人们对文化、历史、哲学等广泛的问题不感兴趣，是对无产阶级的诽谤。根据我多年的经验，我发现在劳动人民中，对理念有着真正兴趣的，远远超过许多所谓有文化教养的中产阶级。我记得很久以前，当我在家乡南威尔士给工人们办讲座时，曾经遇到一个金属工人，他自学了葡萄牙语，以便阅读一位我从未听说过的巴西诗人的作品。

认为「工人们对文化不感兴趣」的看法，几乎没有例外地来自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些人不了解工人阶级，把工人与流氓无产阶级混为一谈。因此他们表现出对工人阶级的蔑视，以及他们面对劳动人民时，那种中产阶级式的自大。这些人试图通过穿上蓝领夹克，模仿著「工人阶级」的口音来讨好工人。他们使用粗鄙的字眼，以为这样可以提高他们的无产阶级认证。

我看过太多所谓受过教育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认为模仿流氓无产阶级的语言和习惯是高明的，并想像这样做将使他们作为「真正的工人」更有可信度。事实上，工人们通常不会在自己家中，或者在公司里使用这种粗鄙的语言。模仿工人和青年中最底层最堕落阶层的行为，不配做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不配做为一个领导者。在一篇精彩的文章《为提升谈吐水平的斗争》当中，托洛茨基把这种粗鄙的语言描述为奴隶心态的标志，而革命者不应该模仿这种心态，而是要努力消除这种心态。

在这篇写于1923年的文章中，托洛茨基赞扬了俄国一家名为「巴黎公社」的制鞋厂工人们通过了一项决议，即禁止说脏话，并对说脏话的人处以罚款。十月革命的领袖并没有把这看作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细节，而是看成是工人阶级努力要摆脱奴隶心态、渴望更高层次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这位十月革命的领袖是这样写的：「不雅字眼与辱骂，是奴隶制、羞辱、对身为人的尊严不尊重的遗产（不论是对自身的还是他人的）」（托洛茨基，《为提升谈吐水平的斗争》）

工人阶级中有许多不同的层次，从而反映了不同的生活条件和经验。在无产阶级中最先进的阶层，则会活跃在工会和工人政党中。他们向往著更好的生活。他们对思想和理论有着浓厚的兴趣，并努力地进行自身的教育。这些努力与渴望，是未来社会主义的保证，到时人们不仅将打破束缚他们的肉体枷锁，还要打破使他们被野蛮的过去所奴役的心理枷锁。

托洛茨基强调了为有文化教养的谈吐而斗争的重要性：「为教育与文化所做的斗争，将为工人阶级中的先进份子提供来自俄语中极其丰富、细致且优雅的养分。」（出处同上）

他说明：「革命首先是在唤醒群众人格的过程，而（统治阶级则认为）在那些群众中本应该是没有人格的。尽管在其方式上偶有残酷与血腥无情，革命它首先是人类的觉醒，它的向前迈进，从而让人们越来越尊重每个人的人格尊严，对弱者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出处同上）

社会主义的改造不仅仅意味着要夺取政权：那只是第一步。真正的革命——即人类从必然王国朝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还没有完成。恩格斯就曾说明过，任何社会中，当艺术、科学和政府被少数人所垄断时，这些少数人都会出于自己的利益，去使用和滥用其地位，从而束缚著社会。

要是我们对工人阶级中最落后与知识匮乏阶层的低落意识水平作出让步，就无助于把他们的意识提高到历史所提出的任务的水平。恰好相反，这种让步反而是在帮助更加降低其意识，而这么做总是产生出恶化和反动的后果。我们可以把这个讨论总结为：有助于提高无产阶级意识水平的，是进步且革命的。若是试图降低其意识水平的，则是反动的。

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站在为改变社会而斗争的工人阶级的第一线。我们的责任是教育和培训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干部。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我们必须站在积极的、进步的，以及革命性的立场上，并果断地拒绝一切落后的、无知的，以及原始性的陈腐之物。我们的目标将要订在一个非常远大的视野上。我们必须把工人阶级的眼光，首先从最先进的分子开始，提高到托洛茨基在《文学与革命》中所谈到的视野上：

「我们难于预言未来的人可能达到怎样的自主程度，同样也不能预言人的技术将发达到怎样的高峰。社会建设与人的心理物理的自我教育，将是那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所有的艺术——文学、戏剧、绘画、音乐与建筑，将予此一过程以美的形式。更正确些说，生息于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在一只外壳之内进行文化建设与自我教育，而那只外壳，将会把现代艺术的一切有生命的因素发展至于最高点。人将变成无可比拟地更强、更聪敏与精妙；他的体格将更为和谐，他的动作将更有节奏，他的声音将更带音乐味。他的生活形式将带有机动的、戏剧的性质。人的平均类型将高升到亚里士多德、歌德或马克思的高度。而在此一山脊上将有新的高峰矗拔出来。」（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八章〈革命艺术与社会主义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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