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發動了鋪天蓋地的宣傳吹噓黨的統治如何領導建設了一個繁榮、自信、幸福的中國，來慶祝自己的第100周年黨慶。然而不到一年後，中國的民眾對現政權的不滿不滿已經達到了空前的高度，而一貫神秘難測的黨國官僚體制的高層們在如何繼續前進的問題上也表現出了明顯的分歧。對於馬克思主義革命者而言，這一切意味著什麼，又有什麼樣的重要性？（按：本文原文發表於2022年6月28日。譯者：寧香）

大型緊急電話會議

中國官僚機構當前的危機被官方的反常行為泄露出來了。其中最不尋常的情況當屬李克強總理主持的全國穩住經濟大盤電視電話會議。這個規模巨大的電話會議包括從中央政府最高層到縣級官僚的各級官員，俗稱「十萬人大會」。該會議的性質被官方媒體《環球時報》描述為「前所未有的」。

此外，總理李克強一反中共官員慣例，使用了直白坦率的語氣報告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經濟前景：

「我想2020年我們突如其來的一局衝擊都過去了，現在有些同志說現在發生的情況，在一定程度和某些方面上比2020年可能還嚴重，也許在某些行業中有些方面是這樣，但總體講我們有兩年半的經驗，應該有信心，突如其來的困難都過來了，我們居然實現了當年世界主要經濟當中的唯一正增長。

現在我們也應該克服眼前的困難，實現二季度的正增長，實現二季度失業率的下降。我這裡就不跟你們講財政了，財政中央都想辦法，你們自己各地把自己保住，咱們這兩條要做到，然後才能夠努力完成全年的經濟社會發展主要任務。其中一個基礎現在是關鍵的時刻方法。我們開這個會的必要性大家應該可以聽清楚。」

這場會議並沒有透露任何新訊息。相反，它旨在敦促地方政府落實中央政府在五月出台的「33項穩定經濟政策」。這個政策命令中央和地方政府執行凱恩斯主義措施，例如退稅、赤字開支、發行債券，以及一些其它的措施來刺激消費和投資。

正如國盛證券的分析師熊園在新加坡的聯合早報上指出的觀察，這場會議是關於「抓落實、強監督」的，不僅是因為形勢嚴峻，也是因為「近幾個月政策出了很多，但沒能有效落地」。

雖然中央的指令和地方的執行之間一直存在差距，最近對抗新冠奧米克戎變種爆發的嚴苛封鎖措施嚴重地撕開了一道鴻溝。上海就是最具說明性的一例。在那裡，當地政府采取的措施和中央的指令發生衝突，導致了草率而朝令夕改的政策、經濟混亂以及廣泛的不滿。現在為了對抗封鎖帶來的經濟負面影響，北京的最高層官員直接對縣一級官員當面發號施令以求統一意見、塑造共識，避免出現類似之前的中央-地方不一致而進一步惡化、動搖局勢。

然而經濟動蕩的根源並不在各級政府執行政策時的不一致。相反，它源自中國和世界資本主義的有機的、系統性的危機。再多的「命令主義」，哪怕習近平把它發展到再高的新高度，也不能理清地區間的發展不平等、不平衡——當然還有日益加重的階級間的不平等。

負債累累的省份，如青海、黑龍江、寧夏和內蒙古等——截至2020年其支出和負債率超過300%，並已經為了減少債務做出可見的努力——面對著中央的凱恩斯主義措施的要求將陷入兩難的困境。富裕的行政區域，如廣東、江蘇、浙江、上海等，在嘗試解決自身問題的同時，還將因中央嘗試支持貧困地區的嘗試而承受經濟負擔。

這些問題表達了中國資本主義已經存在的現狀。計劃經濟被摧毀導致許多省份陷入貧困，而財富和資源都被集中到少數地方，因為資產階級在那裡為了利潤和剝削而集中投資。這種不平衡，配合上新冠病毒的爆發和封鎖措施，將給整個中共政權造成嚴重的社會不穩定。以市場經濟為根基的中共政權所唯一能做的，就是要求下屬采取凱恩斯主義赤字開支措施。但最終的結果只能是讓許多省份迫近像今年早些時候黑龍江的鶴崗市所面臨的那種財政災難：當地政府不得不實行招聘凍結，甚至追回給公務員發放的獎金。

然而衝突不僅發生在中央和地方之間。在黨的最高層，分歧開始暴露給全世界。

習與李：官僚內部兩種考量的衝突

自從2017年中共第19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習近平鞏固了自己無可爭議的全國最高領導人地位，其權勢在歷史上只有毛澤東可以媲美。這些年來，他逐漸鏟除了政敵，並顛覆了鄧小平設置的許多集體領導的安排，包括取消國家主席的任期，幾乎不掩飾他對成為終身統治者的爭取。要是習近平在今年的20大史無前例地第三次成功「被選舉連任」總書記和國家主席，這將正式確認他登基在位。過去的一整段時間裡，習近平不僅沒有遇到一個真正的挑戰者，甚至似乎確保了整個官僚機構完全服從他的每個命令——直到現在。

隨著上海的混亂封鎖開始產生嚴重的經濟後果，官僚機構的各個部分開始悄悄質疑中國嚴苛的「清零」政策的可行性。誠然，該政權在早期采取的嚴格措施成功避免了中國境內發生在世界其他地方出現的那種大規模爆發和死亡。但是隨著其余世界開始采取「和病毒共存」的立場，允許病毒在全球人口中自由傳播，那些下令迅速地封鎖並對數百萬人進行每日核酸檢測的「清零」措施不僅是徒勞的，對於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來說，更是不可持續的。

然而，在「清零」問題上松口也會打擊中共當局在中國群眾中的威信。這將損害中共之前的聲明：中國在遏制病毒上的成功完全取決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特別是習近平的領導。習近平在5月5日的政治局常委會議上宣布這是不可接受的。通過人民日報對會議的報道，習近平宣布：

「要深刻、完整、全面認識黨中央確定的疫情防控方針政策，堅決克服認識不足、準備不足、工作不足等問題，堅決克服輕視、無所謂、自以為是等思想，始終保持清醒頭腦，毫不動搖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堅決同一切歪曲、懷疑、否定我國防疫方針政策的言行作鬥爭。」（我們的重點）

習近平通過這幾句話明確指出，要不惜一切代價——包括沉重的經濟代價——維持防疫措施。

但這一聲明與隨後李克強召開的「十萬干部」會議相矛盾：會議強調要保持經濟增長，這意味著需要放松「清零」措施。

概括地說，分歧發生在允許中共維持其資本主義專制至今的兩個支柱之間：一方面，它必須為群眾提供持續的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它必須讓群眾保持對高度集權的黨國的信任。在以前，這兩件事是齊頭並進的。但隨著病毒突然出現，這兩條腿開始邁向不同的方向。

習近平選擇站在不惜一切代價維護國家威信這邊是很自然的。他是整個黨國官僚機構的公眾形像，因此，一旦放松措施導致了疫情爆發（以及在西方看到的那種後果），就會由他來承受群眾可能產生的憤怒。這是有可能的，因為中國的疫苗的效果被證明不如西方的疫苗，尤其是面對奧米克戎變種時。這種結果可能會嚴重威脅習近平通往史無前例的第三個最高領導人任期的仕途。

這兩種考慮之間的分歧導致迄今為止的前後矛盾的政策。有時，封鎖似乎很快得到執行，但後來又放松了，而群眾則繼續收到關於封鎖何時結束的混雜信息。對於政府最終將如何面對 新冠疫情現已成為世界大部分地區無法改變的事實這一現實，沒有明確的信號或路標。這種前進方向的缺失——同習和李試圖為各自利益而制定方案所表現出的堅決相反——現在正從下方煽動著不滿的火焰。

易燃物質

甚至在這次的新一輪疫情引發的動蕩之前，中國就已經是一個充斥著不確定性和不滿情緒的國家。其中一例是，當恆大危機裡潛藏著的經濟炸彈仍未得到解決時，另一家地產開發商融創正在受到債務危機的打擊，房地產市場看起來在逐漸靠近災難邊緣。

中國已經是一個充斥著不確定性和不滿情緒的國家；例如，恆大危機裡潛藏著的經濟炸彈仍未得到解決。//圖片來源：Windmemories

各種社會事件，例如徐州的被鐵鏈囚禁的八孩母親事件，或者最近發生在唐山的針對女性的暴力事件以及警方對事件的故意不作為，也立即在公眾中，主要是在互聯網上引發了廣泛的憤慨。近來，對於荒謬的社會不公的憤怒情況變得越來越頻繁。所有這些都在加強一個正在群眾間快速發展的觀點：當前社會存在嚴重問題。

在這種情勢下，封鎖措施帶來的額外的壓力和不確定性是給駱駝背載上了一整捆稻草。在某些事例中，這實際上導致了現實示威，例如上海各處的小規模騷亂，或者北京大學和天津大學的學生自發聚集起來抗議粗暴野蠻的封鎖。據報道，天津大學的學生們甚至高呼「打倒官僚主義！」

以上所有這些都只是表達了對中國進行變革的深刻必要性。更準確地說，需要通過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來消滅資本主義。中共政權關於「市場社會主義」的異想天開正在變成群眾的噩夢。再多的經濟刺激或官僚措施都不能消除資本主義體制的有機的、系統性的矛盾。群眾遲早要把他們的不滿從鍵盤上帶到街頭，而他們將需要真正的革命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來戰勝他們的統治階級壓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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