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组织法》修正案三读通过，不是台湾民主制度的意外事故，而是它依照自身逻辑运作的必然结果。对革命共产主义者而言，这样的结局并不令人震惊，是可预见的，甚至可以说，我们早就看过太多次类似的剧本。在助理费除罪化之前，这个国会早已反复示范过它如何为权力服务。从先前文章中举出的云林光电弊案中，代议士如何凭借议会权力向能源资本索取通路费；到SOGO案中，跨党派立委如何为特定财团量身打造质询、公听会与修法，并依件计酬地收取回报。这些案件揭露的，从来就不是「个别立委的道德瑕疵」，而是一个制度如何稳定地把公共权力转化为私人利益。助理费制度，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脉络中被推上修法台面。当司法开始追究人头助理、差额回捐、浮报薪资等长年存在的剥削手法，国会的反应则是迅速调整法律结构，将这些行为从「犯罪」改写为「合法使用方式」。这次三读通过的修法是对既有贪腐实践的法律承认。
国民党立委陈玉珍近期提出《立法院组织法》修正草案，拟将助理费制度改为「统筹运用、免检据核销」，等同推动助理费除罪化。草案内容重点在于，该补助费将由立院直接拨交委员统筹，且未来无须检附收据核销。我们反对公帑充私的提案，陈玉珍等政客主张「统筹运用」且「免检据核销」时，他们实质上是在推动一种政治分赃的合法化。这不仅是法治的倒退，更是对劳动者尊严的公然践踏。这项剥削只是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压榨劳动者的一种展现，这个体制下资产阶级们有巨大的权力，可以任意榨取无产阶级的劳动成果，这不仅仅是发生在工厂，他发生在办公室，也发生在商店里，也发生在任何雇佣关系中，就算是「体制内」的聘雇人员，也难逃这种剥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