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據荷黑·馬丁（Jorge Martín）在革命共產國際（Revolutionary Communist International，RCI）國際領導機關近期會議上的發言整理而成。他在演講中分析了歐洲資本主義的存亡危機，以及這場危機將對階級鬥爭產生的影響。

歐洲資本主義正面臨一場存亡危機。近來我們花了大量時間討論世界局勢，而討論主要集中在美國、俄國和中國的問題上。但顯而易見的是，美帝國主義的相對衰落，以及中國和俄國的崛起，使歐洲陷入了一種十分特殊的處境。

這場危機其實不是什麼新現象，它已經醞釀很久了。事實上，我們可以把它一直追溯到二戰之後：美國崛起為稱霸世界的帝國主義強權，而蘇聯是唯一能與之抗衡的對手。

如今，美帝國主義的相對衰落把歐洲資本主義的危機推上了檯面，讓所有人都看得一清二楚。

同時，中國帝國主義的崛起——這是一個長達三十年的過程——如今也在這場危機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

2008年危機是歐洲資本主義危機的幾個轉捩點之一。 

在2008年危機之前，歐盟各國經濟的總和──當時英國還在歐盟之內──比美國經濟大23%。而今天，美國經濟比歐盟加英國的經濟總和大18%。

2008年危機對美國和歐洲的打擊不相上下，但兩者走出危機的方式略有不同。正是在那個時候，雙方開始分道揚鑣。

自2008年以來，美國的GDP成長了123%，中國成長了453%。而歐盟加英國的成長總和僅有53%，不到美國的一半，更不足中國經濟成長的十分之一。正是這一點，把歐洲資本主義置於極度不利的位置。 

而這一切發生之際，世界經濟的本質也正在發生巨變：從全球化與自由貿易，轉變為世界經濟分裂成彼此敵對、互相廝殺的貿易集團。

歐洲一體化

我們在這裡談的，是歐洲資本主義長期衰退的過程。 

早在1970年代，資本主義就爆發了世界性的危機，這是戰後長期繁榮後的第一場危機。統治階級的回應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新自由主義：說到底，就是向福利國家開刀，把先前掌握在國家手中的一系列經濟部門開放出來，供私人牟利。

差不多就是在那之後，歐洲一體化被強力推進，最後以歐元作為歐盟統一貨幣問世而告一段落。

以某種形式建立歐盟的理由，幾十年來一直存在。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歸根究底，它是歐洲各個虛弱的資本主義強權試圖抱成一團，好在世界市場的競爭中多佔那麼一點便宜。

在此之前的幾十年裡，多種因素匯聚到了一起。美國早年是歐洲一體化的推動者，不過是在美國支配之下的一體化。但它同時也代表著法德兩國資產階級之間達成交易的嘗試：用一份經濟協定來防止戰火再度燒到歐洲的土地上。

但事實是，歐元最終問世時，牢牢處在德國資本的支配之下──在這群資本主義強權中，德國資本最為強大。

歐元問世時還附帶了強制推行的永久緊縮政策。諸位如果還記得，《馬斯垂克條約》訂下的標準規定：各國債務不得超過GDP的60%，財政赤字不得超過3%──儘管從來沒有哪個國家真正做到過。

在當時，對多數國家來說，這似乎不算是什麼大事。舉例來說：2008年危機之前，西班牙的債務只佔GDP的30%左右。但即便在那時，這些標準也已經意味著緊縮政策。

正如我所說的，這一切都是在德國的支配下完成的。德國資本從歐元的問世中獲益極大。同時，德國國內也推行了一系列勞動法改惡，這些改惡提高了德國產品的競爭力。

歐盟又把大筆資金以基礎建設項目等名義轉移到南歐各國，這反過來為德國的出口產品創造了一個跑不掉的市場。

當時市面上有大量廉價資金，利率極低，帶來了一定程度的經濟成長。

而我們當時就解釋過：把需求各異、走向不同的各國經濟捏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我建議同志重讀艾倫‧伍茲（Alan Woods）於1997年寫的那份文件《取代歐盟的社會主義方案》，其中分析了這個過程。

我們必須承認，歐洲資產階級在一體化這條路上走得比我們當初設想的更遠。 

儘管如此，我們當初指出的那個基本矛盾，依舊盤踞在歐盟的心臟：走向各不相同的各國經濟，根本不可能被統一起來。 

比方說，希臘經濟陷入危機。它無法讓本國貨幣貶值，因為它根本沒有自己的貨幣。於是它只能被迫走「內部貶值」的路：大規模摧毀工人的生活水準。在經濟週期的那個節點上，這是重新取得競爭力的唯一方法。

此後歐洲統治階級也一直在與這個問題纏鬥，其形式就是設法實現政治上的統一，好為經濟上的統一撐腰——當然，是在德國支配之下的政治統一。

但事實是，這麼多年過去，政治統一從未實現。所謂歐洲共同政策，其實毫無共同之處。而今在經濟危機的重錘和世界關係變動之下，它更是進一步瓦解。

他們現在討論的不是進一步統一，而是廢除任何國家在歐盟議會中的否決權，也就是廢除以共識作出決定的製度，因為這套制度已經運作不下去了。有了否決權，匈牙利的歐爾班就能在他關心的各種議題上綁架整個歐盟。

接著，如我所說，2008年危機爆發，隨之而來的是對銀行的大規模紓困，這又引出了2011至2015年的債務危機。 

這把歐盟繃到了極限，並在各國激起了反對緊縮的群眾運動，其中受害最深的就是希臘。

在那之後，又來了新冠疫情的衝擊。這同樣意味著債務的大規模累積。歐盟的總債務從2008年之前的58%上升到了88%，遠遠超出《馬斯垂克條約》的上限。

88%這個總體數字並不能反映真實狀況。作為歐盟最大的經濟體，德國仍維持在60%左右。

但已經不在歐盟之內的英國以及比利時、義大利、法國和西班牙的債務都超過了GDP的100%，有的甚至高達120%乃至130%，完全不可持續。這正是這些國家政治危機的一大根源。

油盡燈枯

彷彿這還不夠，2022年又來了烏克蘭戰爭。歐洲資本家對俄國的制裁，將作為搬起石頭砸自己腳的最佳範例之一而載入史冊，對德國來說尤其如此。

歐洲自己切斷了廉價的俄國石油和天然氣。俄國石油過去佔歐洲石油進口的27%，如今已降到2%（這裡說的是直接進口，仍有一部分俄國石油經由印度流入）。俄國天然氣在歐洲天然氣進口總量的比重，則從45%降到了13%。

各國受到的影響並不均等。有些國家受創則重得多，有些國家則另有替代來源或本國自產的供應。受打擊最重的國家是德國。

這促使美國大舉出手，搶先歐洲的能源市場。

爭奪世界能源市場的支配權，是全球帝國主義之間鬥爭的重要一環。顯然，中國在再生能源上佔有優勢：太陽能板、電池，還有核電廠的建設。美國在這​​個領域並無優勢。

過去幾十年間，美國已經從能源淨進口國變成了能源淨出口國。水力壓裂技術（fracking）的發展是這項轉變的重要原因。

美國天然氣在歐洲進口的比例已從2%升到28%。在海運液化天然氣（LNG）方面，美國供應的份額從全部進口的25%升到了66%。美國石油在歐洲進口的比重則從8%升到15%。

可以說，這是一個間接的量度，衡量烏克蘭戰爭之後美國對歐洲資本主義支配的加深。

烏克蘭戰爭顯然不符合德國統治階級的國家利益，這也解釋了它一開始為何不願捲入。 

如今美國正試圖充分利用這局面為自己牟利。這個過程在兩三年前就開始了，但在過去一年、甚至過去半年明顯加速。

美國正試圖在歐洲建造一系列由它支配的天然氣管道和接收站，把一大批國家鎖死在美國的供應上，巴爾幹半島和東歐尤為如此。

整套基礎設施中有三個關鍵設施。一處是克羅埃西亞克爾克島（Krk）上的接收站，它如今把克羅埃西亞鎖死在美國的天然氣供應上。另一項尚未動工的協議，要修一條從克羅埃西亞通往波士尼亞和赫塞哥維那的天然氣管道。這是一筆非常見不得光的交易，看來違反了歐洲的招標規則，也是歐盟與美國之間鬥爭的一部分。

第二處是希臘的浮式儲存再氣化裝置（FSRU）接收站，同樣由美國主導。第三處是波蘭的希維諾烏伊希切（Świnoujście）接收站。

他們的構想是建造一系列管道，把這些設施串成一條縱向管線，從波蘭一路通到南歐的這些接收站。 

其中有些管道已經存在，有些修了一部分。但目的很清楚：以更長久的方式，取代原先來自俄國的天然氣與能源供應。 

圍繞這件事已經開了一連串會議和峰會。美國能源部長克里斯·賴特（Chris Wright）在波士尼亞、克羅埃西亞、希臘等國之間奔馳。還有旨在連接亞得里亞海、波羅的海和黑海的“三海倡議”，那正是歐盟與美國激烈角力的場域。 

此外還有在美國主持下召開的跨大西洋天然氣安全高峰會，參與國共十二個：希臘、保加利亞、匈牙利、波蘭、羅馬尼亞、斯洛伐克、摩爾多瓦、烏克蘭、克羅埃西亞、立陶宛、塞爾維亞、波士尼亞和赫塞哥維那。

我們眼前所見的，是美帝國主義與歐洲資本主義之間為爭奪能源市場控制權而展開的極其尖銳的鬥爭。

但失去俄國的廉價能源供應，影響最深重的還是德國。 

我不想羅列太多數字，但我認為同志們必須了解這個問題的全貌。 

與烏克蘭戰爭前相比，德國工業產出的實物量下降了9.5%。有些產業耗能更高，例如作為德國工業資本核心部門的化學工業，該部門的產出下降了20%。在金屬和造紙業，同一時期分別有8%和9%的崗位被消滅。

我們說的是極短時間內發生的極度劇烈的衝擊。

過去一年裡，德國工業每月消滅1.5萬個崗位，一年就是18萬個。當然，後面還有更多。

失去廉價能源並不是唯一的因素，但它無疑是一記重擊，大大加快了這一進程。

事實是，處在歐洲工業實力核心位置的德國工業，在某種程度上早已陳舊過時，落在了其他更有活力的工業強權後面，主要是落在中國後面。

Hamid 在《逆流而上》播客的一集中講過一個很有趣的觀點。幾十年來，德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優勢主要建立在一個產業：汽車工業，圍繞著它又組織起一整套配套產業。他們把這一行做得非常出色。

但他們隨後就自滿起來。內燃機汽車工業在整個經濟中的分量太重，以至於當從內燃機轉向電池電動車的變化到來時，他們反而更難創新。

而中國則可以說享有落後的優勢。中國先前並沒有龐大的汽車工業，原有的那點產業也主要由外資掌握，例如德國公司利用廉價的中國勞動力生產燃油車。

正因如此，中國要跳到電動車這一步就相對容易。事實上，今天稱霸世界市場的幾家中國龍頭電動車企業，最初都是做手機電池起家的，用的基本上是同一套技術。

夾在美國…

接著，在這一連串衝擊之上，川普又重新上台。他認定自己不再有興趣以原有形式維持跨大西洋同盟。這對歐洲資本家是又一記重擊。

有兩場會議最能說明問題。

第一場是去年年初萬斯（JD Vance）出席慕尼黑安全會議。他對歐洲發動了一場攻擊，大意是：「幾十年來，美國一直在為歐洲的安全買單。你們一直在吸我們的血。現在該你們付帳了。」

這不只是川普一個人的想法。早在拜登政府時期，以及更早的第一屆川普政府時期，歐美之間就已經在許多議題上發生貿易衝突：鋼鐵、關稅、科技公司、法國葡萄酒、蘇格蘭威士忌。但這次無疑是這場衝突的質的飛躍。

第二場是去年七月，當時唐納德·川普正在蘇格蘭打高爾夫球。以馮德萊恩為首的歐洲領導人趕去向他致敬，雙方達成了一項對歐洲極為屈辱的協議：歐洲承諾向美國購買巨量能源。 

總額大約是7500億歐元的美國能源。這筆交易是否真在履行並不清楚，但事情的大方向就是如此。這不過是為了討好川普而作出的籠統承諾。

歐洲資本家越來越認清：美國已經不能再算是盟友。

話雖如此，歐美之間的貿易關係仍然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貿易關係。但這種關係已不再建立在大體上的誠信之上。如今雙方之間是你死我活的競爭，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美國對歐洲及其市場發動的你死我活的攻擊。

這在各種議題上都看得到：針對科技公司的監管、能源問題、格陵蘭問題。

不僅如此，美國還公開宣稱，他們正在對歐洲的政治建制發動全面戰爭。他們的意圖是在各國扶植親美政府，並在各地公開支持右翼民粹政黨。

用當下最時髦的說法，這是一種極為交易性的關係。說穿了，就是美國會動用一切手段來達成目的。如果一開始達不成全部目的，就先拿下一部分，然後繼續朝他們想要的方向前進。

這一切都白紙黑字寫在那份著名的《國家安全戰略》文件裡。

他們的另一個目標，是逐一下手，看看能對哪些國家施加更大的影響。 

這顯然並不總是如他們所願。美國曾極為公開、極為賣力支持歐爾班在匈牙利連任，結果他們輸了。

但這種關係的整體意圖和整體方向十分清楚。

這未必意味著美國有意摧毀北約之類的機構。但歸根究底，無論要不要摧毀北約，他們想要的是一種讓自己受益更多的關係。 

他們要歐洲國家增加國防開支，而這當然意味著把錢花在美國製造的武器上。他們認為，只要美國有需要，歐洲國家就必須出手相助，而對美國所做的決定，歐洲既無發言權，也不會被徵詢意見──伊朗問題就是一例。

在這個問題上，美國是非常認真、非常堅決的。

上週五，他們啟動了對北約在歐洲兵力部署的全面檢討，這意味著從德國撤軍，而撤軍已經開始。其中一部分部隊調往了波蘭或其他地方，但大方向是明確的。

順帶一提，美國不是要在軍事上撤出德國。它仍然要牢牢控制德國境內那些極為重要的美軍基地，這些基地在烏克蘭戰爭和伊朗戰爭中都扮演著決定性角色。

但我們如今看到的，是24個月前還無法想像的事。例如，西班牙政府拒絕美國動用它在西班牙的軍事基地來支援對伊朗的行動。法國和義大利也曾發生類似但較低級別的衝突，涉及美軍空軍基地的使用、是否事先取得許可，以及向以色列運送武器等議題。

這些國家的政府之所以部分拒絕美國，一部分是做給國內民眾看的，是為了宣傳。但事情不止於此。歐洲各資本主義強權與美國之間存在著嚴重的衝突，這些問題也正是這場衝突的反映。

……與中國之間

美國的進攻只是歐洲資本主義所面臨問題的一個面向，另一個面向是中國的崛起​​。

制裁和貿易戰已經把中國部分擋在美國市場之外了。中國幾乎在所有產品上都有龐大的過剩產能，需要一個市場來銷貨。

這就是帝國主義最純粹的邏輯。而它正在對歐洲經濟造成負面衝擊，因為歐洲經濟無力與中國經濟競爭。

這已經不只是因為中國的生產成本更低，如今還因為中國在技術上比歐洲更先進。

主要在法國，已經有兩三家歐洲汽車公司被中國汽車製造商相中：中國廠商承包了這些既有歐洲工廠的閒置產能來生產自家的汽車，而且不轉讓任何技術。

今年1月，我們看到馬克宏在世界經濟論壇上站起來說：「是的，我們歡迎中國人來歐洲投資。但這件事必須公平地進行，他們應該向我們轉移一部分技術。」

這在15年前是無法想像的，當時的關係正好相反。

這個問題，尤其是電池和電動車製造商的問題，正在歐盟內部製造巨大的分歧。一些國家說：“不行，我們必須開徵保護主義關稅來保衛本國工業！” 

另一些國家則搶在別國之前爭相歡迎中國來本國投資。西班牙、土耳其和匈牙利之間正激烈角逐，看誰能為中國企業投資開立最優的條件。

中國企業寧德時代（CATL）正在西班牙薩拉戈薩建造一座電池工廠，緊鄰Stellantis 名下的汽車工廠。這座電池廠建在一個只有1300人的小鎮上。他們調來了2,200名中國工人來建廠，原因有二：第一，他們不想轉讓任何有關建廠的技術和訣竅；第二，西班牙根本找不出2200名有能力建造這種工廠的熟練工程師。

等工廠全面投產之後，廠裡會有4000名西班牙工人和1000名中國工人，但西班牙工人幹的只是基礎的低技術活。

聖誕節我在西班牙度假，在街上看到一輛一輛埃布羅（Ebro）汽車。我問我姐：這些車是誰造的？這是什麼東西？埃布羅原本是西班牙老品牌，生產路虎那一類的車輛和卡車。

於是我去問了AI，才知道原來這是一家中國車企：它在巴塞隆納原日產工廠的廠址上開了一家汽車廠，而那家日產工廠幾年前已經關閉。如今他們就在西班牙生產汽車，掛的是從這家早已名存實亡的公司手中買來的西班牙品牌。

實際上，已經有好幾個歐洲汽車品牌不再屬於歐洲公司，而是被中國企業買了下來。

這一點相當重要，它影響到經濟中的許多部門。

與此同時，中國正在攻擊歐洲柔軟的下腹部——東歐，在那裡它與德國資本直接競爭。在匈牙利，中國人已經蓋了一座電池工廠。

但在中國對歐洲資本的這場攻擊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德國。中德之間的關係已經徹底翻轉。

2022年，德國對華貿易第一次逆差而非順差。到了2025年，中國向德國出口的資本品第一次就超過德國向中國出口的資本品。

德國過去對華有15億歐元的貿易順差，如今則是5億歐元的逆差。三、四年之間，這段貿易關係出現了20億歐元的逆轉。

德國資本極為憂慮，就像諺語裡那頭被車燈照住的鹿，驚訝得動彈不得，完全不知所措。

有些德國資本家說：「不行不行，我們必須加關稅。」有些則說：「不對不對，關稅沒有用，我們得把技術弄到手！」他們完全分裂了。

關於東歐這個問題，《華爾街日報》上有一篇很有趣的文章，談到中國出口的不是商品，而是工廠。文章寫道：

「東歐或南美的製造商如今新建一座工廠時，可以把整個生態系統一次買齊：注塑機、機械手臂、乾燥機和雲端管理軟體，全都直接來自同一家中國供應商。

「設在倫敦的智庫歐洲改革中心在近期一份報告中說：『中國已經吃掉了德國工業的大半頓午餐，如今正準備開始吃晚餐。』」

這就是眼下這過程的動態。 

我再舉一個例子。中國有一家大型白色家電製造商叫美的（Midea）。它向全世界出口，在巴西、馬來西亞、日本等國規模都很大。

它的工廠需要工業機器人。那麼它是怎麼做的呢？它買下了一家德國公司——世界第三大工業機器人製造商庫卡（Kuka）。

這家公司的總部仍在奧格斯堡，但它如今實際上已經是一家中國公司。這就是資本輸出，它給了中國人巨大的優勢，也確實正在吃掉德國工業的午餐。

彷彿這還不夠，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如今的世界經濟已經破碎得多。國與國之間的貿易關係對抗性強得多，而歐洲資本家在這種局面下根本競爭不過別人。

幾年前那份著名的《德拉吉報告》點出了主要原因。他大致的意思是：在當前這種環境下，歐洲參與世界經濟競爭所面臨的問題在於，歐洲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沒有一套統一的法規，也沒有足夠龐大的資本市場，來為建設資料中心、晶片工廠等新技術提供必要的投資。

而歐洲手上僅有的一點東西，例如艾斯摩爾（ASML，一家為半導體產業生產光刻系統的荷蘭公司），也明顯處在美國的政治支配之下。

今年早些時候還有一件很說明問題的事。荷蘭有一家中資工廠安世半導體（Nexperia），生產半導體，主要供汽車工業使用：電子煞車系統、動力總成和車用感測器。

作為歐盟對抗中國的舉措之一，荷蘭政府接管了這家公司。荷蘭同時也承受來自美國的壓力，要它執行對中國封鎖技術的政策。

這是史無前例的。他們等於是接管了一家不屬於自己的中國公司的經營權。

於是中國人決定停產這些晶片。在一周到十天之內，歐洲大多數汽車工廠和製造商都因為拿不到必需的晶片而被迫停產。最後，荷蘭人只得撤回幹預，把這家工廠交還給它在中國的合法所有者。 

這確實暴露了雙方關係的真實性質。

歐洲資本主義的限度就在於：這許多國家之間仍然存在著民族國家之間的競爭。

重整軍備的競賽

這一點在走向軍事化的浪潮中暴露得最清楚。

歐洲資本家如今意識到，他們必須自己站起來。第一，美國已不再準備為他們提供防務安全傘；第二，美國在這件事上也不再是可靠的盟友。

川普一直在談論向歐洲交付F-35戰鬥機，但要對其性能加以限制，好讓歐洲永遠無法真的與美國交戰。

整個局面根本談不上什麼友好關係。

伊朗戰爭期間發生過一件事：瑞士向美國訂購了一批「愛國者」防空飛彈連和F-35戰鬥機。由於美國自己在中東要用，這些「愛國者」遲遲不交貨，或是交得非常晚。於是瑞士說：「好吧，我們沒收到貨，那就不再付錢了。」

美國接著說：「好啊，那我們就把你們已經為F-35付的這筆錢，也就是1.26億美元，挪到『愛國者』飛彈的帳上，而這批飛彈我們照樣不交貨。」

所以，這不是什麼友好的關係。

關鍵問題在於，歐洲人意識到自己已經失去了美國提供的安全傘，同時，俄國正在歐洲身旁崛起為一台極其強大的工業化戰爭機器。

如果他們要捍衛自己的利益，也就是歐洲各資本主義強權各自的資本帝國主義利益，就必須盡快武裝起來。

但他們在這條路上面臨嚴重的障礙。

第一個障礙是錢。這些國家中的大多數都負債累累，到目前為止只有德國例外。他們要到哪裡去籌錢來重整軍備？

他們同時還落後得非常、非常遠。歐洲各國的軍隊破敗不堪，英軍尤其如此，但絕不止英軍。這是第一重障礙。

第二重障礙在於，他們是個相互競爭的民族資產階級，人人都想做同一件事。

過去他們還會為一些計畫湊在一起：歐洲戰鬥機、歐洲衛星系統、歐洲坦克。義大利、法國和德國的軍事工業會共同承擔聯合計畫。

但如今情況不同了，這些協議正在一個接一個地破裂。

德國人要在德國、德國工廠生產；法國人要在法國、由法國公司生產；義大利人也想把生產留給自己。這類協議已經接連破裂了一大批。

削減福利國家，建起戰爭國家

這自然引出了下一個問題：軍費開支的這股浪潮，必然意味著對歐洲福利制度的大舉攻擊。

我們先前引用《金融時報》一位編輯Janan Ganesh 的文章，標題是《歐洲必須削減福利國家，才能建起戰爭國家》。 

文章說：「不削減社會開支，就沒有辦法保衛這塊大陸。」「任何人，任何80歲以下的人」——也就是在座的所有人——「只要一輩子在歐洲度過，把龐大的福利國家看作天經地義，都是情有可原的。」

事實上，歐洲的福利國家一點也不龐大。在過去三、四十年裡，它已經被削掉了不少。但在當前的危機條件下，對統治階級來說它仍然太大。他寫道： 

「說實在的，它不過是20世紀下半葉那些特殊歷史條件的產物，而那些條件如今已不復存在。其一是美國透過北約提供的隱性補貼，使歐洲各國政府得以把一部分本該用在大砲上的錢花在黃油上。其二是在福利主義的黃金時代，歐洲幾乎不必面對中國、甚至印度的競爭。」

他主張這一切已經結束，不再可能，必須加以摧毀。接著就是這篇文章的要害。他寫道：

「這是維持不下去的。問題在於公眾是否同意。我已經開始懷疑，富裕的民主社會究竟能不能推行艱難的改革……」

這話說白了就是：還是搞獨裁好得多，那樣就不必費事去經過選舉，才能弄到一個能推行這些削減的政府！

這其實正是法國過去一、兩年、甚至更長久以來那場危機的根源。他們湊不出一個議會多數，來支撐統治階級所需的那些削減。

就法國而言，要削減400億歐元甚至更多。他們無法為此湊出議會多數。這就是為什麼政府一個個組起來，又一個個倒下去。 

這些議員也要保住自己的飯碗。他們知道，一旦投票贊成削減退休金、削減福利國這類事情，下次選舉就選不上了。

德國則耍了另一套花招來繞過這個難題。新議會已經由人民的意志選了出來，而他們想推行的措施在新議會裡沒有多數，於是他們把上一屆議會召集起來開了最後一次會，通過了那些措施。順帶一提，這件事得到了左翼黨的支持，否則根本就通不過。

德國現在也啟動了一場涉及300億歐元的福利制度檢討。而每一個國家的情況都是如此。

Ganesh 接著寫道：

「必須摻進一點真正的恐懼，也許現在已經摻進來了。還有另一個理由讓人相信，以國防的名義推銷削減開支要更容易一些」

所以他幾乎是在承認：歐洲統治階級正在大肆渲染俄國明天早上就要入侵歐洲的危險，好為削減開支找理由。

他們無法做到自己需要做的事情，也就是建立一支足夠強大、能夠有效捍衛其帝國主義利益的現代軍隊。

我已經解釋了限制歐洲重整軍備計畫的種種原因，但最主要的一條是：這將激起巨大的政治和社會反彈。因為這一切發生之際，一切資產階級機構、政黨和資產階級媒體的合法性正處於歷史最低點——2008年以來這麼多年的資本主義危機、腐敗醜聞、緊縮措施、銀行紓困以及收入與財富的懸殊，早已把它們的公信力消耗殆盡。

有人說川普的支持率已經大幅下滑。這是事實。但與歐洲各國領導人相比，川普簡直算得上極受歡迎。已下台的斯塔默，其淨支持率是-51；馬克宏是-60；默茨則是-64！而默茨上台才一年左右。

這些是歐洲很久以來最不得人心的政府，而他們現在還要推行很久以來最不得人心的措施。然後人們還奇怪，為什麼英國、奧地利、法國、德國到處都在興起右翼民粹主義。

在歐洲最重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德國，距離上次選舉才過了一年，另類選擇黨（AfD）的支持率已達29%，基民盟（CDU）垮到22%，社民黨（SPD）只有12%，還低於綠黨。在一些民調中，綠黨的支持率是13%，左翼黨則升到11%，距離社民黨只差一個百分點。

奧地利的情況也類似。為了阻止自由黨（FPÖ）上台，他們花了多少個月才拼湊出聯合政府？最後總算拼出了一個由社會民主黨、保守派和自由派組成的科學怪人式聯合政府。結果如今自由黨的民調支持率高達38%，比排名第二的政黨高出12個百分點。 

這不該讓任何人感到意外。資產階級自由派越是築起所謂的「防疫封鎖線」，也就是「防火牆」，這些政黨就越能把自己打扮成反建制的政黨，從而獲得更多支持。

歐洲的離心離德

總而言之，這種局面使歐洲資本主義處於極度虛弱的位置上，四面受壓：中國崛起為技術先進的強權；美國發動攻擊；俄國則在隔壁崛起為強大的軍事力量。

結果，歐盟內部一切離心傾向都大大增強。歐洲各國被拉向各個不同的方向，各自設法為危機找出路，找一個適合自己的安排。 

於是我們看到諸如此類的事情：西班牙與美國發生衝突，轉而倒向中國。需要說清楚的是，西班牙同美國的貿易和金融關係仍然遠比它與中國的關係重要。但西班牙正試圖透過與中國建立關係、招徠中國投資，為自己撈點好處。

中東歐的幾個國家則分別被拉向美國或俄國。 

還有英國。過去英國扮演的角色，大體上是美國利益在歐洲內部的橋樑。但如今英國身在歐盟之外，再也無法照原樣扮演這個角色。

英國統治階級中的一部分人會希望重新向歐盟靠攏。他們意識到，從經濟角度來看，脫歐是個大錯。但同時，他們又承受著來自美國的巨大壓力。

他們原以為脫歐之後，就能與中國、印度、美國等各方分別簽訂獨立的貿易協定，這一盤算已經徹底破產。相反，隨著歐洲與美國越走越遠，英國正從二者的裂縫中掉下去。

至於德國──我再說一次，從資本和階級鬥爭的角度來看，它是歐洲最重要的國家──這場危機意味著統治階級內部各派系之間深刻分裂的開端。這種分裂的苗頭已經可以看到：一些德國商人出席了聖彼得堡經濟論壇，同一場會議上也出現了德國選擇黨的高層政治人物。

這相當嚴重。這兩個國家照理說正在交戰。但仍有一些德國企業在俄國擁有利益，有些企業則是出於種種原因，例如為了取得能源，希望恢復這層關係。

因此在許多國家，右翼民粹主義者的崛起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統治階級自身內部的分歧與分裂。不同派別、也許是不同行業、不同利益，正望向不同的方向，把各自的特殊利益置於統治階級的整體利益之上。 

歐洲革命

這一切都很有意思，我們需要詳加討論。但同時，我們不該忘記這個討論的另一個角度。把所有這些因素放在一起看，就能看出：一場巨大的階級鬥爭爆發正在醞釀中。 

在歐洲大陸，我們已經看到了它的先聲：去年9月法國聲勢浩大的「封鎖一切」罷工；去年10月義大利為加薩舉行的政治性總罷工；比利時反對緊縮措施的大規模持續罷工。 

在葡萄牙，兩場總罷工成功迫使當局收回了一項正在推動的反動勞工反改革。這倒不是因為第二場總罷工聲勢有多浩大，它其實並不算強，只能說打了個半場；真正的原因是右翼民粹政黨Chega 到了關頭不願在議會裡投票支持這項反改革。

這些右翼民粹政黨是極不穩定的組織，因為它們要回應各種不同的利益。它們必須裝出反建制的樣子來維持自己的社會基礎。但在每一個國家，它們越是接近執政，就越是把自己的政策溫和化，從而失去社會基礎。它們就困在這個矛盾裡。

大約兩個月前，加泰隆尼亞爆發了一場教師罷工。發起罷工的是各主要工會，唯獨沒有工人委員會（Comisiones Obreras）－它是西班牙最大的工會，傳統上與共產黨有聯繫。工人委員會直到最後一刻才加入罷工，那時罷工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它加入罷工，第二天就簽下了一份糟糕的協議。它加入罷工，就是為了蓄意出賣罷工。

教師們以壓倒性多數投票否決了這份協議，罷工繼續下去。於是主導罷工的主要工會變成了USTEC，它過去是一個左翼的基層工會，如今則是加泰隆尼亞教師中的第一大工會。

罷工持續了幾個星期之後，USTEC 說：「大家都累了，我們再也爭不到別的東西了，學年也快結束了，所以我們提議接受這份協議。」而這份協議同已經被否決的那份糟糕協議非常相似。

這可是這個部門裡的第一大工會。他們把協議交付表決，結果教師們又投票否決了！於是整場運動最後就落到了一個小工會手裡，它大概只代表10%的教師！

差不多與此同時，巴倫西亞的教師們舉行了全面罷工。那裡的政治條件略有不同，但同樣是一場聲勢浩大的教師運動。馬德里大區也已經號召在9月新學年開學時舉行教師全面罷工，同樣以群眾大會和基層委員會為​​基礎。

好吧，你可以說這些是公務員、教師，他們的條件比較特殊。但就在幾個星期前，空中巴士（Airbus）爆發了一場很有趣的罷工。這家航空航太製造商在國防領域投資龐大，在西班牙有1.4萬名工人。

罷工的起因是公司在許多方面侵犯工人的權利。辦公室職員中有些是做設計的工程師，他們原本每周可以在家辦公兩天，後來被砍成一天；原本可以隨時休假，後來卻被迫只能在特定時段休假。就是這樣一件件小事不斷累積。

罷工爆發了。發起罷工的主要是一個很特別的工會，一個主要組織辦公室職員的專業工會。但這場罷工在車間工人、辦公室職員、所有人當中都贏得了廣泛支持。出現了數千工人參加的群眾大會和大規模的糾察線。 

接著工人委員會加入了罷工。第二天他們就簽了一份糟糕的協議…結果被80%的職工否決。法國的空中巴士工人專程趕來與西班牙同行討論，看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罷工又持續了一周到十天。 

最後，最初發起罷工的那個工會說：「我們再也爭不到多少東西了，應該簽下這份協議。」他們把協議交付表決。結果工人們再一次否決了這第二份協議：49%反對，44%贊成！ 

資方開出的是12%的加薪。工人們說這不夠，因為它基本上只抵得上今明兩年的通貨膨脹。他們要的是收回過去幾年損失的購買力，那是18%。

接下來會怎樣還不清楚。眼下是假期，工人8月才回來上班。但這些事情非常典型地預示了我們在下一個時期將會看到的那種階級鬥爭。

如果現有的工會站到運動的前頭，工人就會跟著工會走。但也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一旦工會不准備領導鬥爭，工人就會用手一邊一切可用的工具來把鬥爭推向前進。

正是在歐洲資本主義危機最深重的這個時刻，官方左派卻處在最虛弱、最可悲的狀態。到處都是如此。 

這裡張開了一個巨大的真空，有時會被各種偶然的現象填補。

例如英國的「你的黨」（Your Party）紅了大約兩個星期，還有綠黨的崛起；又例如德國左翼黨在某些地區的選舉中局部走高，等等。 

最後，對我們來說或許最重要的，是青年在巴勒斯坦、軍事化等議題上政治激進化的過程。他們中的許多人正把目光投向共產主義思想。

例如，我們看到了西​​班牙「社會主義運動」的興起。他們以「我們需要建立一個革命的替代方案」為口號號召了五一遊行，在巴斯克地區、加泰隆尼亞、馬德里和巴倫西亞，這個口號動員了成千上萬的青年走上街頭。

在法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出現了一連串分裂，其中一些朝毛主義方向而去。在德國，各地正湧現出由非常年輕的人組織起來的共產主義小組。

我們需要有分寸感。我們在歐洲各地的力量仍然非常、非常小。但客觀條件簡直是為我們量身訂做的。 

有一層極為激進化的青年，我們可以用自己的思想直接接觸他們，把他們招募進來，並在我們的隊伍中加以訓練和教育。

如果我們希望能夠介入下一個時期必將展開的重大事件，這就是不可或缺的準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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