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就其本性，是政治/城邦的動物」——亞里士多德《政治學》

一、楊舒雅的發言與論戰

日前以《華康少女體內分子》知名的饒舌歌手楊舒雅於大港開唱的表演中說道「音樂是政治、身體是政治、女人是政治、身份也是政治」，引發不同意見者互相論戰。

事實上在本次風波以前，今年初楊舒雅亦針對「饒舌圈的厭女風氣」發言與出歌diss，掀起一場論戰。楊舒雅過往的作品裡常見其對於議題的看法，可以理解對她而言音樂與議題是根本無法分開的。

二、亥伯龍的diss

來自廠牌「中部管轄區」的饒舌歌手亥伯龍在新歌裡點名diss楊舒雅，認為楊舒雅拿音樂來當政治的工具，強調音樂應該有其自身的主體性去選擇要不要跟政治掛鉤，反對音樂是政治的說法。

藉此我們發現，事實上楊舒雅跟亥伯龍所說的並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兩人對於「政治」的邊界在哪裡有完全不同的想像。在政治學界，關於如何定義政治亦是數個世紀以來的重大理論爭議。

三、理論的政治與人

從古希臘時期，哲學家就開始試圖界定什麼是政治。柏拉圖認為政治是關於如何實現正義，亞里士多德則說「人是政治的動物」，這句話強調的是人與城邦之間的關係，論述人與城邦之間互相需要以及個體與集體的互相作用。因此，在亞里士多德那裡，政治牽涉的是「人的公共（城邦）參與」以及「公共（城邦）作用在人身上」。

在二十世紀，政治逐漸被切分成一個有其自身意涵的領域，各不同學派的學者試圖提出一個能夠盡量界定政治的定義。大衛•伊斯頓的定義「政治是社會價值的權威性分配」是目前最被廣泛接受的定義，楊舒雅的發言大致上更貼近這個立場，據此察覺每個有社會價值分配的場域（音樂、身體、性別、身份）；學者格拉齊亞則提出「圍繞在政府決策中心所發生的事件，就是政治」，亥伯龍的想像可能更貼近於這個立場，所以對他而言，音樂與政治是存在可見距離的。

無論我們採取哪一種定義，政治本身都牽涉幾件事：「公共」、「社會」、「權力運作」。在現代國家裡，人難以迴避他的社會生活，而凡有社會關係，就必有對應的權力關係。這也正是政治定義麻煩的來源：因為政治滲透在每個角落，即使我們採取政治是指政府決策中心周圍事件的定義，它產生的效果仍然會影響社會的走向並影響個人。

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生活即政治」在理論上是成立的，因為即使是最日常的生活都在建立社會關係，也都牽涉權力運作。但如果是這樣，為什麼普遍的大眾對於政治會有範圍較限縮的想像，且某程度上有一些厭棄的情緒呢？

要處理這個矛盾，我們必須突顯人與社會互動的中間環節——「階級」。

四、政治的割裂、失能與抵抗

我們身處的社會是一個割裂的社會，從資本主義發展的起點開始，其理論基礎即是將人視為純粹的個體，人的社會特性就此被隱藏，他在這個社會中的位置也一併被掩蓋了。

因此，政治的影響雖然深入各個角落，但當人接觸到它，人們會更傾向把問題割裂開來，當作個別的問題來處理，只見現象不見本質。然而當一個人再也無法忍受而起身進行政治參與，卻會突然間發現他的政治參與強烈被他的階級位置所決定。

在資本主義社會下，政治被窄化到選舉的場域裡。而選舉又是被各大政黨、政商關係所決定的，一般的勞工除了選票以外沒有任何政治上的能動性，因而在社會上佔絕對多數的勞工，在政治上卻是失能的，既然是失能的，距離感與冷漠也就是必然的結論。

倘若要抵抗這樣的失能，只有將人的社會性質還原出來，人是社會的，而且在社會之中是階級的，政治正是在這個架構上影響個人。就此，將零散的個人凝聚成有組織的階級，才是在政治上重新奪回權力的途徑。這一過程中，勞工階級的能力會在拉扯權力時出現，進而解決政治上的失能。

生活即是政治，且階級決定生活。

五、馬克思主義者如何看待文藝與政治？

不同於史達林主義政權內部看得到的對文藝極端控管，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從馬克思以降都主張文藝創作者都需要有完全的創作自由。一方面，文藝創作在推動社會進步和轉變始終有不可磨滅的地位，另一方面，我們所倡導的社會也是一個讓所有創作能夠脫離與金錢限制枷鎖的社會。

但同時，我們也認識到文藝創作者畢竟也是生活在階級政治社會內的產物，不管他們主觀是否想要遠離討論政治，任何人的創作也不可避免地某正程度上展現某種現實，就是我們政治性的現實。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火花》網站內的「文藝欄」內有眾多長篇評論。讀者可以盡情探索。不過如果要見解概括我們的觀點，那托洛茨基在與法國超現實主義藝術宗師安德烈·布烈東合寫的《宣言：創造自由而革命的文藝！》就是最佳示範：

「藝術論題的自由選擇，以及消除對其探索的範圍的限制——以藝術家為職業的人，有權去宣布這是他們的不可侵害的權利。藝術創作的領域——想像力必須擺脫任何限制，必須不被任何借口去讓它被扣以枷鎖。對於那些——無論是在今天還是明天——勸告我們去容忍藝術從屬於我們認為是基本上與藝術的本質不能並存的紀律的人，我們給予一個坦白的拒絕，而我們站在藝術的完全自由的立場上，提出我們經過深思熟慮的回答…

現在必須清楚，在保衛思想自由的時候，我們並不企圖鼓吹政治冷漠；我們從不希望恢復一種一般上只能為反動的極不純潔的目的而服務的所謂純藝術。不，我們對藝術的角色的觀念，其高度令我們不能拒絕讓藝術對社會的命運產生一些影響。我們相信在我們時代裡，藝術的最高任務是積極而自覺地參與革命的準備工作。但除非藝術家主觀地吸收了革命的社會內容、除非他每一條神經都感受到革命的意義和實質，並且自由地尋求在其藝術中賦予其自身內在世界的體現，否則藝術是不能為爭取自由的鬥爭而服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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