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鋪天蓋地的反「共產主義」宣傳中，經常帶有這樣一種觀念：共產黨領導人在宣揚平等的同時，也要確保自己的個人立場得到充分的照顧。這種宣傳是基於史達林統治下可怕的官僚主義的頹廢的蘇聯。然而，他們對攻擊史達林並不滿意，他們還試圖證明列寧也是如此。（按：本文原文於2011年7月29日發表。）

在這幅漫畫中，列寧變成了一個極其富有的官僚，他虛偽地大談工資「平等」，而他的工資卻是產業工人的十倍！但對於任何對列寧領導下的俄羅斯社會有所簡單了解的人來說，這顯然是一派胡言。

這種公然改寫事實的根源之一是資產階級歷史學家理查德·斯蒂茨教授（Richard Stites），他寫了一本書，名為《革命夢想——俄羅斯革命中的烏托邦願景和實驗生活》。其論點的主旨是，革命的「烏托邦主義者」和舊秩序一樣腐敗。「伴隨著革命領導人權力的增強，他們自己和指定的『專家』的財富——商品、服務、工資和特權——也在增加。」（斯蒂茨，第140頁）。與其他很多書一樣，這本書的整個目的是詆毀俄國革命，尤其是它的領導者列寧。

但列寧時期的俄羅斯的真實情況是怎樣的呢？根據馬塞爾·利布曼（Marcel Liebman）（《列寧主義下的列寧》）的說法：

「工人在國家結構中所占據的位置反映了他們的新地位，且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也證實了他們在整個國家的社會氛圍中的主導地位。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列寧呼吁加強紀律、提高產量和生產力，並提倡采用某些資本主義的工業管理方法。但這些出於克服經濟危機的願望而發出的呼吁，並沒有阻止態度和價值觀的植入和發展，這些態度和價值觀與資產階級的態度和價值觀的決裂，反映了社會主義運動的傳統願望。例如，在列寧主義的俄羅斯的理想和社會實踐中，滲透著平等主義的傾向。在這件事上，特別是列寧自上而下地樹立了榜樣，他主動將全國最高人民委員的月工資定為500盧布，等同於一名熟練技術的工人的收入。」（我們的重點）。

列寧得到的工資是一個熟練技術工人的工資，而並不是其10倍。正如利布曼（Liebman）繼續所說的那樣：

「黨員有義務將超過該數額的收入上繳給黨。這不僅僅是個虛張聲勢的行為。1918年5月，當決定將人民委員的工資從500盧布增加到800盧布時，列寧給人民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寫了一封原沒打算公開的信，他在信中抗議「這種顯而易見的增加的非法性」，這「直接違反了1917年11月23日【18日】人民委員會的法令」，並對責任人進行了「嚴厲譴責」。那些讓新政權感到不得不對其做出讓步的『專家』，他們的工資比政府成員高出50%。」（利布曼，第352頁）。

根據1919年在俄羅斯工作的維克多·謝爾蓋（Victor Serge）的描述:

「每天在北方公社長官的餐桌上，我們都會發現油膩的湯，以及經常比配給量稍多但仍然美味的馬肉…盡管我作為一名政府官員有特殊的配給，但如果沒有黑市的肮髒交易，我可能也會餓死。在黑市上，我們交易著自己從法國帶進來的少量小物件。我的朋友約諾夫的長子、季諾維耶夫的妹夫、蘇維埃執行委員和國家圖書館的創始人和館長，在我們眼前死於飢餓。與此同時，我們正在照看大量的股票，甚至財富，但這是代表國家的並受到嚴格控制的。我們的工資被限制在『共產主義者的最高水平』，僅相當於一名熟練技術工人的平均工資。」（謝爾蓋，《1901-1941年革命者的回憶》，第79頁，我們的重點）。

謝爾蓋描述了列寧的貧困生活：

「在克裡姆林宮，他（列寧）仍然住在原本為宮廷僕人建造的一間小公寓。今年冬天，他和其他人一樣沒有暖氣。當他去理發店且輪到他時，他認為任何人給他讓路都是不合適的。」（謝爾蓋，第101頁）

克魯普斯卡婭過去常去克裡姆林宮的餐館取晚餐。人們經常看到她拿著一大塊黑面包和一罐湯走在路上。這幾乎不可能是一個靠十倍產業工人收入而生活的人！

事實上，在1917年11月18日【12月1日】，列寧親自起草並通過了一項關於工資的政府法令:「認識到有必要采取有力措施降低所有國家、公共和私營機構和企業的高級職員和官員的工資，人民委員理事會下令:

「（1）規定人民委員每月最高薪金無未成年子女者為500盧布，有未成年子女者每個子女另增100盧布；家庭成員的住房每人不得超過一間；（2）請各地方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制定並實行革命措施對高級職員征收特別稅；（3）委托財政部擬訂降薪的總法案；（4）委托財政部和各人民委員立即研究各部預算並削減一切過高的薪金及退休金。」 [1]

由於世界性革命的延遲和國家的落後，蘇維埃被迫依靠資產階級專家來拯救人民免於飢餓。

「當然，從已經是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的角度來看，讓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獲得比工人階級的優秀階層高得多的勞動報酬，是根本不公平和不正確的。但是，在實際的現實的條件下……［注：句中記錄不清的部分從略。——俄文版編者注］我們卻必須通過付給資產階級專家這種高得多的（不公平的）勞動報酬的辦法來解決迫切的任務。」[2]

1919年5月，當蘇維埃共和國瀕臨崩潰時，他們為保衛國家采取了緊急舉措。最重要的是，他們必須賄賂那些湧向西方的工程師和技術人員，用物質激勵他們留下來。關於「專家工資」的決定草案不是由中央委員會發出的，而是由人民委員會於1919年5月23日發布的。做出這一決定是為了確保嚴格控制專家3000盧布的工資。鑒於當時技術人員的平均技術工資為500盧布，這將構成6比1的專家工資。這種差別是例外，且只有在政府本身認可後才能支付工資。這正是列寧起草的政府決定的意義所在，其目的是嚴格控制這種「資產階級」的差別。

「在6月15日按3000和3000盧布以上的標准領薪的，將僅限於工資額已經人民委員會批准的人員。」[3]

1924-1925年間，莫斯科產業工人的平均工資為44盧布，所有工人的平均工資為66盧布。1921年列寧的工資是500盧布。通過比較不同時期的工資，人們確實會認為列寧的工資是一名產業工人的十倍以上。但這樣的詭計不值得任何嚴肅的歷史學家研究。

列寧不是享有特權的官僚。這個問題在於，同以下這些數字進行粗略比較是無意義的:1919年或1921年的盧布與1924年的盧布不同。事實上，由於20世紀20年代的惡性通貨膨脹，盧布在1922年1月、1923年1月和1924年3月經歷了重新貶值。通過重新定價，舊貨幣將被召回，並以這重新定價的盧布取而代之。因此，不可能將1919年或1921年的盧布與1924年的「新」盧布進行比較。

不承認這一點，就會對列寧和托洛茨基政權下的工資差異產生完全錯誤的看法，當時的工資差為4比1。從列寧的引述中可以看出，專家6比1的特殊差別必須得到政府本身的認可後才能實行！60比1的明顯差距——比西方資本主義還高？這完全是基於上述詭計的神話。

在史達林的領導下，貧富差距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即便如此，這一過程開始時也是很緩慢的。直到1931年，4比1的最大差額才被正式廢除。同年，一名將軍還因讓列兵給他清洗靴子而受到軍事法庭的審判。後來，隨著經濟的發展，積累了大量特權的官僚機構通過工資、額外津貼和盜竊消耗了越來越多的剩余價值。蘇聯管理人員和工人、軍官和士兵、政府官員和人民之間的收入差距也高於了資本主義國家。

正如托洛茨基解釋的那樣:

「要想用確切的數字來形容蘇聯的官僚，是絕對不可能的，其理由有二：第一，在一個國家之中，政府既然是唯一的雇主，要分別什麼是行政機關什麼不是行政機關是很難的。第二，關於這個問題，蘇聯的統計家、經濟學家和政論家，都保持著特別的緘默。」 [4]

「要估計國民收入中有多少部份為官僚所吞用，是不可能的。這不單因為他們很謹慎的甚至隱藏他們合法的收入。這不單因為他們站在非法行為的邊界上，而且時常越過了那邊界，大大利用了各種沒有預見到的收入。」[5]

在史達林及其繼任者的領導下，官僚階級越來越凌駕於工人階級之上，甚至達到了高層官僚們出現奢侈生活的程度。這鞏固了他們在社會的各個層面關注資產階級關系的傾向，以至於當蘇聯最終解體時，是由許多這類的官僚掌控著著蘇聯向資本主義的過渡，完成了自史達林時期開始的墮落。但這一切都不能歸因於列寧，因為他堅定地堅持了他自己畢生為之奮鬥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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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列寧，《人民委員會關於高級職員和官員的薪金額的決定草案》，1917年11月18日[12月1日]，《列寧全集》，中文版，第33卷,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3/030.htm

[2] 列寧，《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一文初稿，1918年3月23日和28日之間，口授，《列寧全集》，中文版，第34卷，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4/010.htm

[3] 列寧，《關於專家工資的決定草案》，1919年5月23日，《列寧全集》，中文版，第36卷，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6/042.htm

[4] 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中文版，第六章，第四節，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6book/06.htm#4

[5]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