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是格蘭特在史達林於1943年5月單方面宣布共產國際解散後，隔月13日於英國《工人國際新聞》第5卷第11期刊上發表的文章，追溯了共產國際成立的歷史背景和任務，以及史達林主義如何將帶向失敗和腐化，最後解散。英語原文刊登於英語馬克思主義文庫泰德．格蘭特專欄以及《保衛馬克思主義》網站）

第三國際（共產國際）以最不體面、最卑鄙的方式被史達林埋葬，走出了歷史的舞台。在美國帝國主義的壓力下，史達林匆忙地、背信棄義地放棄了共產國際，沒有經過與各國支部黨，更不用說世界各地的群眾作出任何民主的討論和決定。

要了解這個曾經引起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恐懼和仇恨的組織，是如何在資本主義勢力的影響下消逝，就有必要簡要回顧其風暴性的崛起，以及更具風暴性的衰退。這份解散令僅僅是承認長期以來的事實。所有知情人士都知道：共產國際作為建設世界社會主義的主觀因素早已名存實亡，永遠地離開了它最初的目的和宗旨。它的消亡早已是預料之中的。

第三國際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全球性的資本主義崩盤之下產生的。俄國十月革命為全世界的基層勞工階級注入了革命熱誠。對於厭倦了戰爭、疲憊不堪且對希望幻滅的群眾來說，它代表著希望、激勵鬥志的理念，並展示了群眾如何能夠脫離出資本主義為整個社會帶來的血腥混亂。它亦是第二國際在一戰中背叛了工人，為各國統治階級站台而崩壞後的直接產物。

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崩潰伴隨著德國、奧地利、匈牙利的革命，以及義大利、法國甚至英國的革命局勢。社會主義革命的幽靈籠罩著整個歐洲。當時幾乎所有的資產階級政客的回憶錄內都見證了，資產階級面對的事實是，而他們對情況已經失去了控制，以及他們的絕望、缺乏信心。而社會民主主義拯救了資本主義。

強大的工會和社會主義官僚機構把自己置於這場運動高潮的前沿，並將其帶入軟弱無害的渠道。在德國，諾思克［1］和謝德曼與容克氏族和資本家合謀破壞革命。工人、士兵、水手、農民，甚至是學生，在1918年11月帶領的革命所產生的蘇維埃組織，實際上掌握了控制社會的權力。社會民主黨人則把權力還給了資本家。

社民黨人聲稱他們會漸漸地、慢慢地、和平地改變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到了1920年，義大利的工人們控制了工廠。義大利社會黨不僅沒有帶領工人抗爭，反而責備工人們「違憲」，要求他們停止奪取權力。整個歐洲都是如此。這一政策帶來的結果今天已很明顯：它帶來最糟糕的暴政，以及資本主義歷史上最血腥的戰爭。但正是因為國際社會主義在第二國際背叛了馬克思主義的崩壞，第三國際才會成立。

早在上一次世界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列寧就勇敢地號召成立第三國際。第三國際遂於1919年3月正式成立。它創立的宗旨是推翻世界資本主義，在世界各地建立會加盟蘇聯的蘇維埃共和國。蘇聯本身並不是一個獨立的國體，而是僅僅作為世界革命的基礎。它的命運與世界革命的走向是不可分割的。

第三國際的形成，很快導致了強大的共產黨誕生在世界各個重要的國家。在德國、法國、捷克斯洛伐克等國的共產黨迅速成為群眾政黨。在英國，一個規模雖小但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共產黨也問世。這些事件發展似乎保證了世界革命在下一個時期的成功。歐洲各國的共產黨在數量和影響力上都在穩步增長，並削弱了社會民主主義。

一戰的完結沒有成功地解決世界資本主義的任何問題。事實上，一戰還惡化了這些問題。資本主義在列寧所說的「最薄弱的環節」（亦即俄國）崩潰了。各個試圖摧毀這個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的干預戰爭完全失敗了。曾經稱霸歐洲的德國資本主義，被剝奪資源和部分領土，承載著驚人的賠款債務，陷入了一個不可能的窘境。一戰的「勝利者們」，也就是英法帝國主義者們的處境基本上也好不到哪去。

在俄國革命的鼓舞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民奮起反抗。帝國主義國家自家內的群眾也蠢蠢欲動。英法帝國主義的經濟地位惡化，遠遠落後於與日本和美國資本主義。正是在這樣的國際背景下，爆發了1923年的德國危機。具有高度生產力的德國在凡爾賽條約［2］的箝制下，當時已經成為世界資本主義最薄弱的一環。

德國未能向法國支付分期賠款，導致法國資本家進軍魯爾（Ruhr）。這促成了德國經濟的崩潰，而德國資產階級都在竭力將責任轉嫁與勞工階級和中產階級肩上。1923年1月，德國馬克對英鎊的匯率從20馬克跌至40馬克，於7月跌至五百萬馬克，8月跌到四億七千萬馬克。憤怒的德國民眾開始轉向共產主義尋求出路。

正如當時的德國共產黨領導人布蘭德勒（Heinrich Brandler）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上所說：「目前有革命運動興起的跡象，我們現在暫時得到了大部分工人們的支持，我們認為現在是發動攻勢的好時機……」。但不幸的是，共產國際執委會的領導階層經受不住考驗，沒有好好利用這個機會。如果革命當時在德國取得成功，整個歐洲的社會主義革命成功也就勢在必得。但正如1917年的俄國革命經驗，在面臨1923年德國革命之際，部分共產黨領導人開始裹足不前。

史達林以他與生俱來的機會主義，強烈要求「限制」德國共產黨採取任何行動，結果導致工人在德國喪失了奪權的大好機會，德國的共產主義者們也遭受了挫敗。保加利亞的革命也因類似原因而胎死腹中。但是共產黨領導們造成的歐洲革命失敗，也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嚴重的後果。正如列寧在1917年為了敦促革命黨人有必要積極為起義做準備時所寫的那樣：「俄國革命和全世界革命的成敗，都取決於這兩三天的鬥爭。」 （參見列寧，《局外人的意見》，1917年10月8日）

世界革命的失敗和蘇聯的孤立，還有蘇聯落後的社會環境，其群眾經歷常年內戰所帶來的飢荒和痛苦後，所感到的失望和冷漠，再加上意識到歐洲工人無法援救他們：這一切都無可避免了導致反動運動在蘇聯境內的興起。

1924年，史達林也許是無意識地反映了當時反動潮流和開始凌駕於蘇聯人民之上保守官僚的利益，首次提出了烏托邦式的、反列寧主義的「一國社會主義」理論。這一「理論」是德國革命失敗的直接產物，明顯背棄了俄國革命和共產國際的革命國際主義基礎。

1924年1月，史達林在列寧的葬禮上，習慣性地在他的弔唁中沿用了俄國革命中的傳統口號：「列寧同志和我們永別時囑咐我們要忠實於共產國際的原則。列寧同志，我們謹向你宣誓：我們一定奮不顧身地來鞏固並擴大全世界勞動者的聯盟——共產國際！」 （參見托洛茨基的《史達林評傳》第12章第2部分） 。當時的史達林完全不曉得「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將會把蘇聯和共產國際帶到什麼樣的地步。

從此以後，共產國際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與當時蘇聯官僚的搖擺政策息息相關。列寧生前堅持認為蘇聯和共產國際作為世界革命先鋒的命運，與世界上的工人階級必須要有直接的鏈接。甚至連當時紅軍士兵都宣誓效忠於國際工人階級。事實上，紅軍並不被認為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力量，而是一個促進世界革命的工具。

當然，這一切早已被史達林所改變。晚年開始對蘇聯境內事態發展產生嚴正關切的列寧，開始與托洛茨基一起於1923年展開對布爾什維克黨官僚化的鬥爭。列寧當時試圖警告官僚腐化將會對蘇聯國家帶來的危險。

在反動浪潮於國內和國際間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國際主義者和蘇聯內熱月反動派［3］之間的鬥爭也變得尖銳。托洛茨基偕同列寧要求恢復布爾什維克黨內和蘇維埃工人議會內的完全民主。有鑑於史達林已經成為官僚們所圍繞的中心，列寧在追求這一目標時曾要求史達林被免去總書記一職。

列寧死後，組成「三駕馬車」的季諾維耶夫、加米涅夫［4］和史達林，無視列寧的決定，領導中央委員會開始反對列寧的理念，打擊推崇列寧思想的托洛茨基，並發明了「托洛茨基主義」的虛幻罵名。當時，布爾什維克黨作為共產國際的主導支部，其演變也與整個國際組織的演變息息相關。

從世界革命政策轉向一國社會主義政策顯示了共產國際的快速右傾。後來在俄國，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由於史達林發展出更加反馬克思主義的政策而被迫反對史達林。他們被迫同托洛茨基和他的支持者們形成聯盟。史達林和布哈林當時反對以一系列五年計劃促進蘇聯工業化的政策，亦即當時由托洛茨基領導的左翼反對派所提倡的政策。史達林在1927年4月召開的中央委員會上表示：「試圖建立第聶伯水電站，對我們來說，就像農民不買牛而去買留聲機一樣。」 （參見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二章）

直到1927年底，在為了正式驅逐左翼反對派而召開的俄共第十五次黨大會籌備期間，史達林的走狗莫洛托夫反覆敦促：「我們決不要跌進貧農對廣大農民群眾集體化的幻想中去。在目前環境下，這已不可能。」（參見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二章）。在俄國境內的政策是給予富農和「耐普曼」 （利用1921年新經濟政策發財的城鎮資本家）最大的經濟發展空間。此一政策完美的由布哈林在史達林全力支持下，呼籲農民應該「發財吧」的口號表現出來。

在史達林慌張尋找任何得以「保衛蘇聯免於外敵侵略」的方針下，共產國際的政策被大幅推向右翼。共產國際一時之間已經被貶為蘇聯邊防的角色。之後，布爾什維克黨以及共產國際內部，在中國革命問題和英國情勢上發生重大歧見。於1925至1927年間在中國爆發的革命運動，吸引了百萬亞洲民眾參與抗爭。然而當時的共產國際並沒有遵循列寧主義的策略，仰賴工人和農民來發動革命，而偏好依賴中國的資本家和將軍們。

左翼反對派當時警告了這種策略會帶來的後果。當時的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唯一的工人階級政黨，對所有工人有領導性的作用，而中國農民則以俄國革命為榜樣，透過土地徵收的方式打擊百年來壓迫他們的地主們。但是，列寧生前所堅持的工人階級獨立於資產階級領導之外的共產主義策略，也就是唯一能夠帶領東方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反帝國主義革命走向成功的策略，卻被當時的共產國際領導所唾棄。

與此同時，共產國際對當下英國情勢也採取了類似的政策。當時的英國群眾正快速地激化。同時，蘇聯各個工會為了保衛蘇聯不受與外國侵略，與英國工會議會（Trade Union Council）達成協議。在將近一百萬名英國工會會員（所有工會會員的四分之一）開始加入少數派運動［5］的情況下，英國革命情勢的發展是有目共睹的。在分析此情勢後，托洛茨基預測到一場總罷工會在英國爆發。

英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當時的任務，應該是告誡工人們：他們既有的工會領導必然會對他們發動背叛。反之，他們在英國工會官僚與俄國工會簽訂協約後幫助官僚虛張聲勢，讓英國工人對他們的工會官僚們產生幻想。在英國工會官僚背叛了1926年的總罷工後，托洛茨基要求俄國工會應該與英國工會議會斷絕關係，但史達林和共產國際拒絕照辦。

英國工會官僚們在利用了英俄委員會長達一年之久後，毅然與其斷絕關係。共產國際哀嚎他們被出賣了。但與此同時，本來應該透過重大歷史事件快速成長的年輕英國共產黨，卻被共產國際的政策弄得不知所措，使其在群眾之間的信譽大打折扣。共產國際遭受的這些新挫敗，是直接由於史達林和蘇聯官僚的政策造成的，但反而卻強化了官僚在蘇聯內部的權力。

蘇聯人民對各國工人所經歷的進一步挫敗感到沮喪和失望，無產階級的鬥志遭受了進一步的衰退。史達林和官僚們直接導致的挫敗，反而增強了他們對蘇聯的控制。先前對這些情勢做出正確預測，由托洛茨基領導的左翼反對派，卻被驅逐出布爾什維克黨和共產國際之外。

史達林的國內政策導致了富農和「耐普曼」勢力和影響的巨大增長。蘇聯一時處於災難的邊緣。驚慌失措的史達林和官僚們被迫採用他們先前驅逐的托洛茨基及其夥伴們所提倡的政策的扭曲版本。史達林先前極力反對的五年計劃重新在蘇聯境內問世。

正是在這種有計劃的生產經濟基礎上，蘇聯得以取得其有史以來最大的進步，這些進步成為它參與現今世界大戰的基礎。與此同時，蘇聯國內驚慌失措的政策向左轉彎，也反映成國際上的慌張左轉。史達林先前企圖依賴中國資本家在該國實施社會民主，卻慘遭碰壁。現在他快速地改變了共產國際的路線。已經四年沒有召開年度大會的共產國際（而且這樣做是違反章程的），卻因史達林一聲令下馬上召開新大會，來頒布新的共產國際綱領。這份新綱領宣告了世界資本主義將不再穩定，全世界將進入所謂的「第三時期」。它斷言世界資本主義將進入最終崩潰。同時社會民主主義，根據史達林先前自己發表（但現在被埋葬）的理論，則被認為是「社會法西斯主義」。 「社會法西斯主義者」構成了工人階級面臨的主要危險，必須被摧毀。也因此，共產國際告誡共產黨人則不能跟這些人有任何瓜葛。

正是在這個時期，1929年至1933年的空前經濟危機震撼了全世界，尤其是在德國。德國工人被迫處與空前的屈辱和苦難，中產階級人士的生活亦被摧毀。德國的失業率穩步上升，直至達到將近八百萬人失業。中產階級在無法受益於1918年革命，並對德國共產黨在1923年革命中無法奪政的表現感到失望後，為了解決他們的痛苦和絕望，開始朝向另一方向來尋找解決之道。

在資本家的資助下，法西斯分子開始在德國建立群眾基礎。在1930年9月的選舉中，他們幾乎贏得了650萬選票。托洛茨基和他的追隨者們，儘管被逐出共產國際，仍然認為自己是國際共產運動的一部分，並堅持要求共產國際各支部恢復他們的黨籍。與此同時，他們尖銳地批判共產國際採納的自殺性政策，並要求共產國際重新採納實在的列寧主義聯合陣線策略［6］，藉此贏得投入抗爭群眾的支持，並與群眾一同在抗爭經驗中理解採納共產主義的必要。

隨著希特勒勝選，托洛茨基敲響了警鐘。在他發表的《共產國際的轉變與德國局勢》這本小冊子中，托洛茨基同他在德國、法國、美國、英國，以及遙遠的南非內的支持者們，呼籲左翼反對派一直以來主張的策略，要求德國共產黨同社會民主黨結成聯合戰線，阻止希特勒奪政。

在史達林和共產國際的直接指示和命令下，德國共產黨譴責托派的提議為一種反革命的「社會法西斯」政策。他們堅決將社會民主黨視為工人階級當下的「主要敵人」，並認為其與法西斯黨派之間沒有區別。 1930年9月，德國共產黨在其黨報《紅旗》內宣稱：「昨晚是希特勒先生一生中最光榮的日子，但納粹黨的勝選只不過是他們衰落的開始。」（1930年9月15日）

在這樣的年代裡，共產國際仍然堅持他們災難性的策略。當希特勒企圖於1931年組織公投來推翻普魯士的社會民主政府時，史達林和共產國際堅持要求德國共產黨人與納粹一同投票打擊社會民主黨。直到1932年5月，英國共產黨黨報《每日工人報》還自豪地如此反駁托派對德國的政策：「我們必須注意到托洛茨基已經站出來訴求共產黨和社民黨聯合起來反對法西斯。沒有比這等反革命階級領袖更能夠提出這種破壞性的策略了。」

與此同時，托洛茨基寫了四本小冊子，幾十篇文章和宣言。世界各地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千方百計地試圖向共產國際施壓，促使他們改變政策。但這一切努力都是徒勞的。 1933年1月，希特勒在沒有任何組織性的反對政治勢力下奪取了政權，儘管德國工人階級和共產黨是當時在俄國以外最具組織性，最強大的。

反動勢力首次在沒有受到任何工人階級抵抗的情況下征服了權力。600萬名的德國共產黨黨員和800萬名的社會民主黨黨員，加起來應該是當時德國社會內最強大的勢力。但德共領導們的背叛，也葬送了整個德國共產黨的未來。

然而，共產國際遠遠沒有認識到這場災難的性質。相反，它持續聲稱德共和共產國際的策略是完全正確的。一個不能從歷史汲取教訓的組織是注定要失敗的。共產國際已不再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內的一股力量。國際左翼反對派也因此與其決裂，並宣布必須建立一個新國際組織。但雖然革命先鋒們已經明顯意識到必須放棄共產國際，但廣大群眾卻不見得如此認為。群眾們必須要透過重大歷史事件來理解真相。

直到1934年，共產國際仍在繼續推行同樣錯誤的政策。當受到德國和奧地利發展鼓舞的法國法西斯分子發動武裝示威，來要求推翻該國自由派政府和議會時，法國共產黨領袖們竟然命令所有黨員加入示威。但現在希特勒對蘇聯所造成的威脅已經人盡皆知，而史達林和官僚們也驚慌失措。本來就輕蔑、懷疑共產國際作為世界革命工具的史達林，更加公開地把它變成了一個俄國外交政策的工具。

任何一個在階級社會中不再代表工人階級的組織，不可避免地會被陷入資產階級的壓力和影響之下。史達林為了尋求新盟友，開始轉向了英國和法國的資產階級。 「人民陣線」政策於是在1935年召開的最後一次共產國際大會上提出。這一與自由派資本家結盟的政策是列寧終其一生都反對的。它代表了史上第一個工人國家以及共產國際進入了新一階段的腐化。

從史達林政策下導致的希特勒崛起，也增強蘇聯官僚對社會的控制。凌駕於蘇聯群眾之上的官僚階層，擴大了他們的權力，但這種漸進式的墮落也帶來了俄國政府的質變。史達林主義從僅僅是無法領導他國工人成功發動革命的集團，轉變成積極反對世界工人革命的組織。莫斯科的大清洗以及全數老布爾什維克的遇害，以及成千上萬最激進的俄國共產主義工人遭到的屠殺或流放，完成了史達林主義在蘇聯境內發動的反革命運動。

法國和西班牙發生的事件［7］，在當今每個革命者的腦海中都記憶猶新。共產國際積極地破壞本來可以成功的革命。事實上，它儼然成為了反革命的先鋒隊。世界工人階級的挫敗不可避免地導致了新的世界大戰。諷刺的是，二戰正是希特勒和史達林之間的協議導致的。史達林簽訂的這項條約再一次重挫了世界工人階級和共產國際。在滿口「革命」的花言巧語之下，它在世界各地實行了180度的大轉彎，開始推崇有利於希特勒的和平主義政策。

正如托洛茨基在1933年3月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對史達林—希特勒協議的預測：

「史達林近年來國際政策的基本特點是：它交易國際工人階級運動利益就如同他在交易石油、錳等商品一樣。這不是我在誇大其詞。史達林將共產國際的各個支部和各個被壓迫國家的民族解放鬥爭，視為可以與帝國主義交換的小籌碼。當他需要法國的援助時，他會要求法國無產階級服從於「激進的」資產階級。當他必須支持中國對抗日本時，他迫使中國無產階級臣服於國民黨。如果他需要跟希特勒做交易，那他會怎麼辦？當然，希特勒不需要史達林的協助來掐死德國共產黨。德共所處的微不足道的狀態也是其先前從事的政策造成的。但史達林很可能會同意切斷對德共地下工作的所有支援。這對他來說是一個微小但有必要的讓步，而他也很樂意照辦。我們還應該預期到，共產國際在過幾年內發動的歇斯底里但空洞的反法西斯運動，大概會被狡猾地打壓下來。」（參見托洛茨基，《史達林尋求與希特勒達成協議背後有什麼意義？》，1939年3月，譯者自譯。）

史達林與已經充滿屍臭的共產國際所實行的策略，在納粹進攻蘇聯後完全被摧毀。共產國際必須再一次向右轉，將自己納為美國羅斯福總統和英國帝國主義的擦鞋墊。但是隨著史達林對美英帝國主義的逐漸依賴，來自資本主義「盟友」的壓力也越來越大。美國帝國主義特別要求蘇聯解散共產國際，以保證希特勒被打敗後歐洲不會出現一場社會革命。

曠日持久的偽裝已經結束。史達林已經解散了墮落的共產國際。他藉由此舉宣布他會在世界革命爆發時站到資本家一邊。但是帝國主義者們並不了解他們強迫史達林作出這個交易後所帶來的後果。它們無法阻止世界各地新革命的到來。在其開始腐化不到二十年內，共產國際破壞了許多國家內爆發的有利革命情勢。

未來幾十年內，隨著資本主義的崩潰，我們也將目睹數次革命情勢。就連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風雨歲月，與接下來的年代相比，也只能算是兒戲。在這樣充斥著風暴和動蕩的局勢下，世界革命的工具也會再次被淬煉出來。過去幾十年內除了俄國以外的工人們所缺乏的，是一個工人階級的布爾什維克式政黨和領導。共產國際在1917到1923年之間的輝煌歲月將重見天日。在國際工人階級學習新的教訓，認識過去豐富經驗，以及立足於布爾什維克傳統上而產生的對馬克思主義的支持，將能再一次導引勞苦大眾推翻資本主義，並建立世界社會主義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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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編按：古斯塔夫．諾斯克（Gustav Noske），為社會民主黨領袖。於1919年1月以戰爭部長身份組織了鎮壓德國工人起義，並指使了對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與卡爾．李卜克內西（Karl Liebknecht）的謀殺；菲利普．謝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於1919年就任德國總理；所謂「容克」氏族是直到1930年代都還主導普魯士軍隊和公務員的反動貴族勢力。詳情參見：《德國：從革命到反革命》，羅布．蘇沃爾（Rob Sewell）著。

［2］編按：一戰完結後於1919年簽署的《凡爾賽條約》，對德國施加了苛刻的制裁條例。

［3］編按：「熱月反動」是一個用來描述沒有反轉社會的政治反革命運動的詞彙。以在法國大革命期間將羅伯斯庇爾為首的雅各賓派於熱月（1794年7月）推翻的右翼政變為比喻，此次政變同時保存了資本主義社會革命的基本收穫。因此「熱月派」在此也泛指著在俄國境內支持同樣政治反動的人物。

［4］編按：季諾維也夫（Grigori Zinoviev）和加米涅夫（Lev Kamenev）是老布爾什維克。前者是共產國際第一任主席，後者曾一時擔任列寧的副手。兩者皆於1917年反對發動十月革命。後來，兩人夥同史達林阻止實施列寧遺囑內主張的政策，尤其是撤除史達林總書記一職的要求，並否認其存在。兩人皆於1936年大清洗中遇害。

［5］編按：一個主要由英國共產黨召集，集合左傾英國工會領袖的組織。

［6］編按：「聯合陣線」策略指的是群眾性工人組織之間的暫時性協定，就具體問題採取共同行動，但同時維持各方的綱領獨立性。

［7］編按：史達林主義共產黨支持的人民陣線政府，分別於1936年2月在西班牙和1936年6月在法國產生。兩國的工人們也立即採取行動，佔領了工廠，並建立工人委員會。但兩國的人民陣線政府則成為破壞工人行動的主要勢力。在西班牙，人民陣線的政策為佛朗哥於1936年7月發動的法西斯暴動鋪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