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1日，緬軍總司令敏昂萊在緬甸發動的軍事政變，卻導致了一場軍方顯然沒有預料到的巨大群眾反彈。軍方的政變出乎許多人的意料，緬甸人誰也沒想到會出現這種情況，而且這似乎也不符合當下的需要。那麼它為什麼會發生呢？在本文中，我們試圖概述導致這一突然局勢發生和急劇變化的一些因素。（譯者：k2e4z7x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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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階級戰略的一個既定准則是，軍事政變通常是最後的手段。而更重要的是，為確保政變成功，只有當在工人、農民和青年運動已經被他們自己的領導人挫傷了士氣時才能采取。

1922年墨索里尼上台時的義大利就是這樣，1973年智利的皮諾切特也是這樣。反動鎮壓的力量天平已被搖擺不定的工人階級領導人撥向統治階級傾斜，他們不準備在時機成熟時充分動員工人、農民和青年的全部力量。

然而歷史上也有資產階級不同派別之間發生衝突這樣的時刻，這也會導致僵局並出現需要使用武力的局面。在這裡，除了社會深處日益增長的社會不滿之外，我們還看到緬甸統治階級的兩翼之間正在持續不斷的發生衝突，一邊是富裕的軍事寡頭，另一邊是帝國主義支持的新興自由派資產階級。

然而我們必須記住的一個重要觀點是，高層的衝突，即統治階級的分裂，可以在社會基層內打開階級鬥爭的閘門。嚴肅的資本戰略家們的普遍理解是當工人階級運動處於高峰期時，僅靠殘酷的武力是無法粉碎他們的。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各地資產階級在一個時期內首選的方法是任用工人自己的改良派領袖，這些領導人有權充分地牽制工人並使這個制度能夠生存下去並重新站穩腳跟。

在緬甸，我們正處於早期階段，像翁山蘇姬這樣的人物仍然得到了廣泛的支持，雖然某些階層正失去對她的幻想，但很多人仍然寄希望於她能夠為廣大民眾帶來真正的變革。

緬甸今後一個時期內的前景是不斷上升的階級鬥爭，而不是士氣低落和癱瘓。對政變的反應證實了這一點，不是沮喪和士氣低落，而是憤怒和反擊的意志。

那麼為什麼會發生政變呢？為了理解這一點，有必要研究緬甸軍官階層的性質、其在社會中的地位、其根源及其過去的統治時期，有時甚至要審視那些在客觀情況下能夠發揮關鍵作用的特定的有權強人，在這種情況下是反動的角色。

歷史背景

緬甸於1948年擺脫英國統治正式獨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當地新生的資產階級和地主無力發展國家，他們無法解決緬甸復雜的民族問題，少數民族如克欽族、撣族等為爭取自決而進行武裝鬥爭，並在組成國家的各民族之間發酵。

緬甸有135個官方承認的族裔群體，但還有更多的小族群。巴瑪人即緬族是占人口68%的多數族群，其次是撣族(9%)、克倫族(7%)、若開族(3.5%)等。除此之外還有宗教分歧，88%的人口是佛教徒，少量的基督教徒(6%)和穆斯林(4%)。穆斯林中有羅興亞人，他們沒有得到官方承認，甚至沒有被列入人口普查，他們受到嚴重的壓迫並遭受軍方的種族滅絕式攻擊。

獨立後，新政權還面臨著必須與強大的共產黨打交道的問題，共產黨在抗日戰爭和爭取獨立鬥爭中的作用極大地增強了其權威。遺憾的是，共產黨領導人采取了人民陣線的政策，基於緬甸革命將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思想，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奠定基礎。

該黨在1948年以前曾參加了緬甸當地民族資產階級的人民陣線，後來又受到同一資產階級的鎮壓，於是轉入武裝鬥爭，放棄了城市，轉向農民。1953年，該黨因此被取締。

同時，歷屆不穩定的政府證明無法解決國家面臨的任何問題。事實證明，軟弱的資產階級無法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何基本任務。農民希望得到土地，全體人民希望從帝國主義的枷鎖中解放出來。

與此同時，蘇聯已經成為世界上的一個大國，經濟得到發展的同時其影響也擴散到了東歐，在中國，1949年的革命消滅了資本主義和地主主義，10年後又發生了古巴革命。

斯大林主義的俄羅斯和毛主義的中國都在國有中央計劃經濟的基礎上，在經濟發展和人民群眾的實際具體改革方面取得了巨大進步。但工人階級並沒有掌權，在社會的頂層有一個特權官僚機構用壓制性的方法進行統治。盡管如此，與當時資本主義提供給前殖民地國家的東西相比，蘇聯和中國的制度似乎是一個更可行的選擇。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在邊界上中國模式的影響下，1962年以奈溫為首的一批激進軍官發動了政變。這批軍官階層認為自己是唯一能阻止國家解體的階層，他們采取了「緬甸-佛教社會主義道路」。一黨專制極權應運而生，並國有化了當地主要工商業。然而仿照蘇聯和中國的模式則意味著一個特權官僚階層會被設立。

最初，在1962年政變後的幾年裡，在國有經濟的基礎上，國家的發展速度相當快，雖然有起有落，但有些年份的GDP年增長率甚至達到了兩位數的百分比，有些年份達到了10%-13%，這為政權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穩定性和合法性。

在此期間，雖然該政權強調奉行獨立自主的、中立的不結盟對外政策，但該國最終事實上落入了毛主義中國的勢力範圍。而這一政權一直執政到1988年，嚴重的經濟危機導致了抗議並使得奈溫被迫辭職。1986-88年，國內生產總值急劇萎縮，僅1988年就下降了-11%之多。

為了了解緬甸下一階段的事態發展，我們必須看看國際舞台。蘇聯陷入危機，1989年由其控制的東歐政權垮台，兩年後蘇聯本身也隨之解體。就在幾年前，鄧小平領導下的中國也已經開始了對外開放的進程，並越來越走向市場經濟。

計劃經濟，以及被許多人視為「社會主義」的東西在當時似乎看起來是一種失敗的制度。與此同時，資本主義暫時從1970年代的危機中恢復過來。這不可避免地影響了當時統治緬甸的官員階層的思想。他們對自己所主持的制度的信心動搖了。

8888人民起義

這段時期的緬甸也面臨著日益嚴重的動亂。1980年代中期出現了廣泛的學生抗議活動，其最終導致了後來被稱為8888人民起義的事件。這一名稱的由來是其於1988年8月8日開始大示威，運動最初是一場學生抗議活動，隨後蔓延到更廣泛的人群中。

在同年9月的一場血腥政變中該運動被血腥鎮壓，約數千人被接管的軍政權濫殺。正是在那個時期，翁山蘇姬在8月底的一次約50萬人的大型集會上發表了講話，就此成為了一個標志性的人物。

翁山蘇姬成為了反對該政權的焦點人物，盡管軍方進行了血腥鎮壓，但情況不可能和以前一樣。軍方感受到了壓力，在1990年他們被迫舉行了選舉。全國民主聯盟以翁山蘇姬為候選人，並以81%的選票的壓倒性勝利囊括了國會492席席次中的392席。

然而，當時的軍方拒絕承認選舉結果，阻撓民主化進程並軟禁了翁山蘇姬。2007年，緊張局勢再次升級，爆發了一場名為「藏紅花革命」的大規模運動，也被軍方鎮壓，但來自下層的壓力無法簡單地用蠻力加以遏制。

因而在2008年，軍方被迫允許就人民是否希望舉行議會選舉的問題進行公投，這表明人們普遍希望結束軍事統治。因此，2010年，軍方被迫解除了對翁山蘇姬的軟禁並允許舉行新的選舉。

然而，全民盟抵制這些選舉，因為它的許多要求沒有得到滿足，如釋放政治犯。因此，軍方的政黨聯邦鞏固與發展黨贏得了上、下議院的絕大多數席位。

與此同時 ，軍方也確保他們不會失去關鍵的權力杠杆。他們起草制定的憲法天然賦予他們25%的國會議席，並能保證他們控制關鍵部委、國防、內政和邊境管制。他們還列入了一項條款使得他們在國防和安全委員會中擁有多數席位，而該委員會可以宣布緊急狀態。

在準備好了這些保障措施後，2011年軍方宣布放棄了直接的軍事統治，由聯邦鞏固與發展黨治理國家。但在2015年的選舉中，以翁山蘇姬為首的全民盟贏得了兩院的多數席位，她被譽為英雄，也是1991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是民主自由的像征。但她一旦上台，情況很快就發生了變化。

軍方首領在占多數的巴瑪人（緬族）中宣揚佛教沙文主義以此來轉移人們對現實經濟和社會問題的注意力。最近一段時間，他們把注意力集中在穆斯林少數民族羅興亞人身上，他們中的許多人被迫離開該國進入孟加拉國邊境另一邊的難民營。2017年，軍方在反動佛教團體的支持下燒毀了整個羅興亞人的村莊，並殺害了數千人。

翁山蘇姬非但沒有譴責軍方的這些行為，反而在國際舞台上為他們的行為打掩護。事實上，她越來越傾向和依賴於巴瑪爾多數派，而此前她曾向少數民族承諾將捍衛他們的權利，並結束許多正在發生的小規模地方戰爭。

她的「民主」偽裝面具自她一上任就被揭開。而她的經濟議程也從未像媒體所渲染的那樣進步。他們所說的「進步」其實是指自由的私有化方案和對外資的進一步開放。她的《緬甸可持續發展計劃》就是其中的一個例子，該計劃允許外資在當地公司投資並可以持有在仰光證券交易所交易的緬甸公司高達35%的股份。

在這樣的一個方案下，緬甸的工人和農民幾乎沒有真正改革的空間。相反，這意味著經濟控制權從軍方寡頭手中轉為外國資本。而這兩者都不符合緬甸人民的利益。

翁山蘇姬在2015年剛上任時的優勢是緬甸經濟與中國經濟的緊密聯系。在2015-19年期間，該國經濟年均增長率為6.5%。然而2020年的數據顯示，由於COVID-19的影響，公共財政的不斷惡化，經濟增速明顯放緩至2%左右。

正如《經濟學人》（7.11.20）在去年11月指出的那樣：

許多緬甸人還沒有看到翁山蘇姬女士所承諾的繁榮。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17年任有四分之一人口依舊貧窮。不穩定因素正在增加，去年ABS的調查顯示將近一半的受訪者擔心失去生計，這一數字是2015年的兩倍多。約54%的人表示，他們無法獲得基本服務，如水、公共交通和醫療保健，而五年前這一比例為48%。這份調查報告的作者寫道：『全民盟政府領導下的經濟改革和增長所帶來的收益還沒有被普通公民所廣泛感知』」。

對於普通勞動人民來說，民主不是一個抽像的原則，而是一個非常具體的問題。勞動人民的民主被視為獲得更好的生活、更多的工作、更高的工資、更好的服務的一種手段。人民在軍隊的統治下苦苦掙扎了幾十年，他們期望在翁山蘇姬的統治下能有更多真正的改變。

她之所以能在巴瑪人和一些少數民族中保持自己的支持基礎，部分原因是軍方統治在群眾的心目中還記憶猶新，但她也對軍方挑起的佛教/巴瑪沙文主義做出了重大讓步，這也解釋了她在少數民族問題上的立場。

軍方階層的性質

回到軍方為什麼要發動政變的問題上，我們必須考慮到緬甸軍官階層的性質和國內的普遍不穩定。在緬甸，軍官階級不僅僅是為特權階級服務的「特殊的武裝部隊」（引用恩格斯的話），在國內也是一支非常龐大和強大的經濟力量，在近代史上曾有過直接統治。許多前軍隊高級軍官已經成為國內最富有的人之一。

在1962-88年的政權期間，軍隊高層的對國家的控制保障了其權力和特權，而國家又控制了大部分經濟。但1988年蘇貌將軍（Saw Maung）領導的軍政權上台後，軍官階層對一直以來為他們提供良好服務的經濟體系失去了信心。新政權希望通過市場也即資本主義來解決導致社會動蕩的危機，從而啟動了一個旨在打破舊國有經濟，並朝著越來越大的市場化方向發展的進程。通過采取這一政策，他們希望在實現經濟發展的同時保護自己在社會中的特權地位。

中國的角色

中國在這方面發揮了作用，因為這是他們走得很遠的道路。緬甸與中國有著漫長的邊境線，中國在緬甸有著巨大的經濟利益。1988年政變後，中國在遏制在該國活動的緬甸共產黨勢力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據《地緣政治觀察》（Geopolitical Monitor）報道：

「在一場針對緬共的地方政變期間，緬共中央政治局副主席和其他中央領導人被拘留，他們全部被送到中國孟連縣。人們認為中國在這次起義中扮演了一個角色，整個中央政治局領導層都被提出到中國退休。中國要做的是向共產黨領導人施壓並迫使他們下台。主要原因是中國不打算再向緬甸輸出革命思想，相反，由於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中方希望開放與緬甸的邊境貿易，以開發其豐富的資源。」

同一篇文章繼續解釋，在1988年政變之後：

「西方通過制裁譴責緬甸軍方，緬甸政府別無選擇，只能與中國密切接觸。因此，緬甸依靠中國政府在經濟和政治上的支持，與中國建立了友好關系。例如，中國修建了水電站，以及從緬甸馬卡薩灣深水港到中國昆明的石油和天然氣管道。」

中國官僚機構並不希望推動任何形式的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而是希望在緬甸創造一個對商業，特別是對中國企業友好的環境，使其在能夠打入緬甸市場的同時也能獲得自然資源的優勢。

這種與鄧小平領導下中國的密切關系滿足了正在崛起的有抱負的新興軍事寡頭的需要。2010年大選後上台的政府是由軍方直接控制的，「贏得」選舉的是他們的政黨。2011年，他們宣布將在一年內將90%的國有企業私有化。但正如BBC當時所抱怨的那樣：

「一種說法是，私有化方案為那些退出權力的人提供了一把『黃金降落傘』。
這表明，大部分私有化資產將以極低的價格被那些在政府任職的人、以及他們的家人和朋友收購。
澳大利亞悉尼麥考瑞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經濟學教授肖恩·特內爾（Sean Turnell）表示：『現在的真正情勢是，這些資產將會被快速賤賣給與當前政權關系密切的人。』
特內爾進一步指出：『對他們來說，真正的動機是確保這些財富仍然掌握在他們手中，無論政治局勢如何』。」(‘緬甸將私有化90%的企業‘，2011年1月14日)

正如我們從緬甸經濟的一些統計數字中所看到的那樣，這一計劃只得到了部分執行。農業和輕工業現在主要在私營部門，但大部分大工業仍在國家控制之下。

他們的計劃不是把土地賣給私人資本家，而是把自己變成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在2010年大選之前，他們瘋狂地掠奪土地的同時掠奪任何他們能夠得到的甚至是非法的資源，所有的這些都是在極低價格的情況下進行的。這種活動仍在繼續，並引發了當地許多被驅逐出自己房產的人的抗議。

同樣，他們參照著「中國模式」。軍方官僚機構與中國共產黨的官僚一樣，不打算放棄對國民經濟的控制，因此他們采取了雙管齊下的政策。他們著手將一部分經濟私有化，同時通過對國營部門的控制緊緊抓住關鍵部門。

許多利潤較高的企業被置於兩個由軍方控制的企業集團的控制之下，即緬甸經濟公司（MEC）和緬甸經濟控股有限公司（MEHL）控制。作為總司令的敏昂萊除了其家族直接控制的企業外，還擁有對這些企業集團的管理權。

軍方決心不把最有利可圖的生產控制權讓給代表西方帝國主義利益的公民，這也是與中國保持良好關系的一個額外因素。這就解釋了為什麼他們被西方帝國主義列強視為障礙，跨國公司想滲透緬甸經濟，但軍方一直在抵制。而緬甸的主要外國勢力是中國，這一事實進一步放大了這個問題。

1988年在軍方領導下開始的工作需要大力推動，因為自然資源和重工業仍處於國家控制之下。2016年仍有50家公營公司和500家國有工廠隸屬於 各部委和國家機構，需要大量只能來自國外的投資 。

國有企業在經濟中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它們創造了50%的財政收入，它們幾乎涉及到每一個部門，從運輸到紡織，從銀行到自然資源，它們仍然雇用了大約15萬名工人。而這些企業的管理者可以自由地將合同授予私營部門的合作伙伴，這些合作伙伴往往是軍官擁有的公司。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西方國家支持翁山蘇姬，他們認為後者是開放緬甸經濟、削弱軍官階級控制的杠杆。她的任務是推進私有化方案並承諾建立一個「健康的市場經濟」。

不過早在2016年，在推進私有化的過程中，據《日經亞洲評論》報道，」來自軍方的阻力是意料之中的」，它還給出了一個很有預見性的警告，「如果翁山蘇姬領導的政府繼續推進私有化，最終將會與軍方利益發生衝突」。（《日經亞洲評論》2016年5月22日）而這正是我們在最近的軍事政變中看到的。

然而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在保護他們利益的政治體系中有許多對軍隊的保障。翁山蘇姬甚至讓前高級軍官敏瑞（Myent Swe）擔任副總統，他還擔任監督私有化的委員會主席，這顯然是對軍方的妥協。

那麼為什麼敏昂萊將軍要介入呢？他是緬甸武裝部隊的現任總司令，但他即將退休，因為法律要求他在7月份年滿65歲時退休。然而他有自己的個人顧慮。他被認為應對針對羅興亞人進行的種族滅絕負責。美國和英國都已經對他實施了個人制裁。因此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一旦他失去目前的權力地位，他的個人生計可能會受到國際法的威脅。他擔心被當作戰犯審判，他和他的家人從上述私有化進程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他是一個以犧牲緬甸人民的利益為代價而致富的軍事首腦。

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援引公民團體「緬甸正義」(Justice for Myanmar)的話解釋道，「如果民主化取得進展，並對他的犯罪行為追究責任，他和他的家人就會失去收入來源。」而這也解釋了他想成為緬甸總統的野心，因為他認為這是保護自己不受任何犯罪行為指控的手段。

然而要想當上總統，已經任命了166名議員的軍方還需要在選舉中再贏得167個席位，但他們慘遭失敗，在498個競選席位中只贏得了33個。在選舉中受挫的軍方高層意識到唯一的辦法就是發動政變，奪回直接控制權。

2020年11月選舉的結果也清楚地表明了軍方在廣大民眾中的支持率有多麼的低。鑒於翁山蘇姬和全民盟取得了巨大的壓倒性勝利，他們擔心群眾可能會受到鼓勵並進一步推動翁山蘇姬走得比她自己所想走的更遠。

去年3月，全民盟提出了一些臨時性的憲法修正案。其中一項修正案旨在逐步減少議會中保留給軍方的席位數量。全民盟一直面臨的問題是，將軍們制定起草憲法的方式保證了不會有任何此類企圖。任何對憲法的修改都需要得到四分之三以上議員的支持，但是由於議會中四分之一的席位留給軍方，他們可以阻止任何此類企圖，去年他們就是這樣做的。

自1988年以來最大規模的抗議運動

翁山蘇姬和全民盟無力與軍方對抗，無力鏟除軍方擁有的所有權力杠杆，因為歸根結底翁山蘇姬和軍方首領都支持市場經濟，即資本主義。真正打倒軍方首領並把他們趕下台的唯一辦法是動員工農群眾的全部力量，但這對自由派資產階級來說太危險了，因為這樣的群眾運動會發展出自己的獨有邏輯。如果群眾大量動員起來並感受到自己所擁有的力量，他們就可能開始對工作、住房、工資等提出自己的要求，而這將遠遠超出翁山蘇姬背後的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利益，並有可能對整個體制構成潛在的威脅。

軍方意識到這些危險，並希望結束日益嚴重的社會不穩定，這也是促使他們進行直接干預的一個因素。但是他們也意識到他們不可能進行長久的軍政府統治，他們的社會支持基礎太窄導致了其不可能做到這一點。這就解釋了為什麼他們奪取了政權，但卻宣布在一年內將重新舉行選舉。同時他們試圖將刑事指控歸咎於翁山蘇姬——甚至荒唐地指控她非法進口對講機！以此來解除她的競選資格。

他們的目的目標是建立一個更容易被接受和控制的文官政府，這相當於用民主的遮羞布來掩飾其軍事統治。但群眾能看穿這一切，也不會接受。政變發生後爆發的抗議運動是自1988年以來最大的一次，但這不是軍方介入的目的。諷刺的是，早在1988年的一場軍事政變就結束了這場運動，而2021年的政變卻起到了激發革命的”反革命之鞭”的作用。

學生抗議、工人靜坐和街頭戰鬥在過去的幾天裡都爆發了。軍方認為他們可以像過去那樣對社會發號施令。但這次政變不僅沒有結束群眾對將軍們的大規模反對，反而使得緬甸社會的潛在矛盾浮出台面。

嚴肅的資本戰略家們已經開始考慮，阻止這一運動失控的唯一辦法就是讓翁山蘇姬回歸。但這是否會在短期內發生還很難說。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在緬甸的革命運動現在只是處於早期階段，而不是末期。

[本文的部分內容是基於與緬甸IMT同情者的對話撰寫的。在我們即將發表的下一篇關於緬甸的文章中，我們將更仔細地研究當下爆發的運動，哪些階層參與其中，統治精英是如何企圖操縱它 ，主要的大國，特別是中國和美國如何看待這一局勢，以及當今的緬甸馬克思主義者的任務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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