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正在发生什么事,军方为什么发动政变?
1月31日,缅军总司令敏昂莱在缅甸发动的军事政变,却导致了一场军方显然没有预料到的巨大群众反弹。军方的政变出乎许多人的意料,缅甸人谁也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这似乎也不符合当下的需要。那么它为什么会发生呢?在本文中,我们试图概述导致这一突然局势发生和急剧变化的一些因素。(译者:k2e4z7x9)
资产阶级战略的一个既定准则是,军事政变通常是最后的手段。而更重要的是,为确保政变成功,只有当在工人、农民和青年运动已经被他们自己的领导人挫伤了士气时才能采取。
1922年墨索里尼上台时的义大利就是这样,1973年智利的皮诺切特也是这样。反动镇压的力量天平已被摇摆不定的工人阶级领导人拨向统治阶级倾斜,他们不准备在时机成熟时充分动员工人、农民和青年的全部力量。
然而历史上也有资产阶级不同派别之间发生冲突这样的时刻,这也会导致僵局并出现需要使用武力的局面。在这里,除了社会深处日益增长的社会不满之外,我们还看到缅甸统治阶级的两翼之间正在持续不断的发生冲突,一边是富裕的军事寡头,另一边是帝国主义支持的新兴自由派资产阶级。
然而我们必须记住的一个重要观点是,高层的冲突,即统治阶级的分裂,可以在社会基层内打开阶级斗争的闸门。严肃的资本战略家们的普遍理解是当工人阶级运动处于高峰期时,仅靠残酷的武力是无法粉碎他们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各地资产阶级在一个时期内首选的方法是任用工人自己的改良派领袖,这些领导人有权充分地牵制工人并使这个制度能够生存下去并重新站稳脚跟。
在缅甸,我们正处于早期阶段,像翁山苏姬这样的人物仍然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虽然某些阶层正失去对她的幻想,但很多人仍然寄希望于她能够为广大民众带来真正的变革。
缅甸今后一个时期内的前景是不断上升的阶级斗争,而不是士气低落和瘫痪。对政变的反应证实了这一点,不是沮丧和士气低落,而是愤怒和反击的意志。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政变呢?为了理解这一点,有必要研究缅甸军官阶层的性质、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其根源及其过去的统治时期,有时甚至要审视那些在客观情况下能够发挥关键作用的特定的有权强人,在这种情况下是反动的角色。
历史背景
缅甸于1948年摆脱英国统治正式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地新生的资产阶级和地主无力发展国家,他们无法解决缅甸复杂的民族问题,少数民族如克钦族、掸族等为争取自决而进行武装斗争,并在组成国家的各民族之间发酵。
缅甸有135个官方承认的族裔群体,但还有更多的小族群。巴玛人即缅族是占人口68%的多数族群,其次是掸族(9%)、克伦族(7%)、若开族(3.5%)等。除此之外还有宗教分歧,88%的人口是佛教徒,少量的基督教徒(6%)和穆斯林(4%)。穆斯林中有罗兴亚人,他们没有得到官方承认,甚至没有被列入人口普查,他们受到严重的压迫并遭受军方的种族灭绝式攻击。
独立后,新政权还面临着必须与强大的共产党打交道的问题,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争取独立斗争中的作用极大地增强了其权威。遗憾的是,共产党领导人采取了人民阵线的政策,基于缅甸革命将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基础。
该党在1948年以前曾参加了缅甸当地民族资产阶级的人民阵线,后来又受到同一资产阶级的镇压,于是转入武装斗争,放弃了城市,转向农民。1953年,该党因此被取缔。
同时,历届不稳定的政府证明无法解决国家面临的任何问题。事实证明,软弱的资产阶级无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何基本任务。农民希望得到土地,全体人民希望从帝国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与此同时,苏联已经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大国,经济得到发展的同时其影响也扩散到了东欧,在中国,1949年的革命消灭了资本主义和地主主义,10年后又发生了古巴革命。
斯大林主义的俄罗斯和毛主义的中国都在国有中央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在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实际具体改革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工人阶级并没有掌权,在社会的顶层有一个特权官僚机构用压制性的方法进行统治。尽管如此,与当时资本主义提供给前殖民地国家的东西相比,苏联和中国的制度似乎是一个更可行的选择。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边界上中国模式的影响下,1962年以奈温为首的一批激进军官发动了政变。这批军官阶层认为自己是唯一能阻止国家解体的阶层,他们采取了「缅甸-佛教社会主义道路」。一党专制极权应运而生,并国有化了当地主要工商业。然而仿照苏联和中国的模式则意味着一个特权官僚阶层会被设立。
最初,在1962年政变后的几年里,在国有经济的基础上,国家的发展速度相当快,虽然有起有落,但有些年份的GDP年增长率甚至达到了两位数的百分比,有些年份达到了10%-13%,这为政权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和合法性。
在此期间,虽然该政权强调奉行独立自主的、中立的不结盟对外政策,但该国最终事实上落入了毛主义中国的势力范围。而这一政权一直执政到1988年,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了抗议并使得奈温被迫辞职。1986-88年,国内生产总值急剧萎缩,仅1988年就下降了-11%之多。
为了了解缅甸下一阶段的事态发展,我们必须看看国际舞台。苏联陷入危机,1989年由其控制的东欧政权垮台,两年后苏联本身也随之解体。就在几年前,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也已经开始了对外开放的进程,并越来越走向市场经济。
计划经济,以及被许多人视为「社会主义」的东西在当时似乎看起来是一种失败的制度。与此同时,资本主义暂时从1970年代的危机中恢复过来。这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当时统治缅甸的官员阶层的思想。他们对自己所主持的制度的信心动摇了。
8888人民起义
这段时期的缅甸也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动乱。1980年代中期出现了广泛的学生抗议活动,其最终导致了后来被称为8888人民起义的事件。这一名称的由来是其于1988年8月8日开始大示威,运动最初是一场学生抗议活动,随后蔓延到更广泛的人群中。
在同年9月的一场血腥政变中该运动被血腥镇压,约数千人被接管的军政权滥杀。正是在那个时期,翁山苏姬在8月底的一次约50万人的大型集会上发表了讲话,就此成为了一个标志性的人物。
翁山苏姬成为了反对该政权的焦点人物,尽管军方进行了血腥镇压,但情况不可能和以前一样。军方感受到了压力,在1990年他们被迫举行了选举。全国民主联盟以翁山苏姬为候选人,并以81%的选票的压倒性胜利囊括了国会492席席次中的392席。
然而,当时的军方拒绝承认选举结果,阻挠民主化进程并软禁了翁山苏姬。2007年,紧张局势再次升级,爆发了一场名为「藏红花革命」的大规模运动,也被军方镇压,但来自下层的压力无法简单地用蛮力加以遏制。
因而在2008年,军方被迫允许就人民是否希望举行议会选举的问题进行公投,这表明人们普遍希望结束军事统治。因此,2010年,军方被迫解除了对翁山苏姬的软禁并允许举行新的选举。
然而,全民盟抵制这些选举,因为它的许多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如释放政治犯。因此,军方的政党联邦巩固与发展党赢得了上、下议院的绝大多数席位。
与此同时 ,军方也确保他们不会失去关键的权力杠杆。他们起草制定的宪法天然赋予他们25%的国会议席,并能保证他们控制关键部委、国防、内政和边境管制。他们还列入了一项条款使得他们在国防和安全委员会中拥有多数席位,而该委员会可以宣布紧急状态。
在准备好了这些保障措施后,2011年军方宣布放弃了直接的军事统治,由联邦巩固与发展党治理国家。但在2015年的选举中,以翁山苏姬为首的全民盟赢得了两院的多数席位,她被誉为英雄,也是1991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是民主自由的像征。但她一旦上台,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军方首领在占多数的巴玛人(缅族)中宣扬佛教沙文主义以此来转移人们对现实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注意力。最近一段时间,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穆斯林少数民族罗兴亚人身上,他们中的许多人被迫离开该国进入孟加拉国边境另一边的难民营。2017年,军方在反动佛教团体的支持下烧毁了整个罗兴亚人的村庄,并杀害了数千人。
翁山苏姬非但没有谴责军方的这些行为,反而在国际舞台上为他们的行为打掩护。事实上,她越来越倾向和依赖于巴玛尔多数派,而此前她曾向少数民族承诺将捍卫他们的权利,并结束许多正在发生的小规模地方战争。
她的「民主」伪装面具自她一上任就被揭开。而她的经济议程也从未像媒体所渲染的那样进步。他们所说的「进步」其实是指自由的私有化方案和对外资的进一步开放。她的《缅甸可持续发展计划》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该计划允许外资在当地公司投资并可以持有在仰光证券交易所交易的缅甸公司高达35%的股份。
在这样的一个方案下,缅甸的工人和农民几乎没有真正改革的空间。相反,这意味着经济控制权从军方寡头手中转为外国资本。而这两者都不符合缅甸人民的利益。
翁山苏姬在2015年刚上任时的优势是缅甸经济与中国经济的紧密联系。在2015-19年期间,该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6.5%。然而2020年的数据显示,由于COVID-19的影响,公共财政的不断恶化,经济增速明显放缓至2%左右。
正如《经济学人》(7.11.20)在去年11月指出的那样:
许多缅甸人还没有看到翁山苏姬女士所承诺的繁荣。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7年任有四分之一人口依旧贫穷。不稳定因素正在增加,去年ABS的调查显示将近一半的受访者担心失去生计,这一数字是2015年的两倍多。约54%的人表示,他们无法获得基本服务,如水、公共交通和医疗保健,而五年前这一比例为48%。这份调查报告的作者写道:『全民盟政府领导下的经济改革和增长所带来的收益还没有被普通公民所广泛感知』」。
对于普通劳动人民来说,民主不是一个抽像的原则,而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劳动人民的民主被视为获得更好的生活、更多的工作、更高的工资、更好的服务的一种手段。人民在军队的统治下苦苦挣扎了几十年,他们期望在翁山苏姬的统治下能有更多真正的改变。
她之所以能在巴玛人和一些少数民族中保持自己的支持基础,部分原因是军方统治在群众的心目中还记忆犹新,但她也对军方挑起的佛教/巴玛沙文主义做出了重大让步,这也解释了她在少数民族问题上的立场。
军方阶层的性质
回到军方为什么要发动政变的问题上,我们必须考虑到缅甸军官阶层的性质和国内的普遍不稳定。在缅甸,军官阶级不仅仅是为特权阶级服务的「特殊的武装部队」(引用恩格斯的话),在国内也是一支非常庞大和强大的经济力量,在近代史上曾有过直接统治。许多前军队高级军官已经成为国内最富有的人之一。
在1962-88年的政权期间,军队高层的对国家的控制保障了其权力和特权,而国家又控制了大部分经济。但1988年苏貌将军(Saw Maung)领导的军政权上台后,军官阶层对一直以来为他们提供良好服务的经济体系失去了信心。新政权希望通过市场也即资本主义来解决导致社会动荡的危机,从而启动了一个旨在打破旧国有经济,并朝着越来越大的市场化方向发展的进程。通过采取这一政策,他们希望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自己在社会中的特权地位。
中国的角色
中国在这方面发挥了作用,因为这是他们走得很远的道路。缅甸与中国有着漫长的边境线,中国在缅甸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1988年政变后,中国在遏制在该国活动的缅甸共产党势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地缘政治观察》(Geopolitical Monitor)报道:
「在一场针对缅共的地方政变期间,缅共中央政治局副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被拘留,他们全部被送到中国孟连县。人们认为中国在这次起义中扮演了一个角色,整个中央政治局领导层都被提出到中国退休。中国要做的是向共产党领导人施压并迫使他们下台。主要原因是中国不打算再向缅甸输出革命思想,相反,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中方希望开放与缅甸的边境贸易,以开发其丰富的资源。」
同一篇文章继续解释,在1988年政变之后:
「西方通过制裁谴责缅甸军方,缅甸政府别无选择,只能与中国密切接触。因此,缅甸依靠中国政府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支持,与中国建立了友好关系。例如,中国修建了水电站,以及从缅甸马卡萨湾深水港到中国昆明的石油和天然气管道。」
中国官僚机构并不希望推动任何形式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而是希望在缅甸创造一个对商业,特别是对中国企业友好的环境,使其在能够打入缅甸市场的同时也能获得自然资源的优势。
这种与邓小平领导下中国的密切关系满足了正在崛起的有抱负的新兴军事寡头的需要。2010年大选后上台的政府是由军方直接控制的,「赢得」选举的是他们的政党。2011年,他们宣布将在一年内将90%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但正如BBC当时所抱怨的那样:
「一种说法是,私有化方案为那些退出权力的人提供了一把『黄金降落伞』。
这表明,大部分私有化资产将以极低的价格被那些在政府任职的人、以及他们的家人和朋友收购。
澳大利亚悉尼麦考瑞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肖恩·特内尔(Sean Turnell)表示:『现在的真正情势是,这些资产将会被快速贱卖给与当前政权关系密切的人。』
特内尔进一步指出:『对他们来说,真正的动机是确保这些财富仍然掌握在他们手中,无论政治局势如何』。」(‘缅甸将私有化90%的企业‘,2011年1月14日)
正如我们从缅甸经济的一些统计数字中所看到的那样,这一计划只得到了部分执行。农业和轻工业现在主要在私营部门,但大部分大工业仍在国家控制之下。
他们的计划不是把土地卖给私人资本家,而是把自己变成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在2010年大选之前,他们疯狂地掠夺土地的同时掠夺任何他们能够得到的甚至是非法的资源,所有的这些都是在极低价格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活动仍在继续,并引发了当地许多被驱逐出自己房产的人的抗议。
同样,他们参照着「中国模式」。军方官僚机构与中国共产党的官僚一样,不打算放弃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因此他们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政策。他们着手将一部分经济私有化,同时通过对国营部门的控制紧紧抓住关键部门。
许多利润较高的企业被置于两个由军方控制的企业集团的控制之下,即缅甸经济公司(MEC)和缅甸经济控股有限公司(MEHL)控制。作为总司令的敏昂莱除了其家族直接控制的企业外,还拥有对这些企业集团的管理权。
军方决心不把最有利可图的生产控制权让给代表西方帝国主义利益的公民,这也是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的一个额外因素。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被西方帝国主义列强视为障碍,跨国公司想渗透缅甸经济,但军方一直在抵制。而缅甸的主要外国势力是中国,这一事实进一步放大了这个问题。
1988年在军方领导下开始的工作需要大力推动,因为自然资源和重工业仍处于国家控制之下。2016年仍有50家公营公司和500家国有工厂隶属于 各部委和国家机构,需要大量只能来自国外的投资 。
国有企业在经济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创造了50%的财政收入,它们几乎涉及到每一个部门,从运输到纺织,从银行到自然资源,它们仍然雇用了大约15万名工人。而这些企业的管理者可以自由地将合同授予私营部门的合作伙伴,这些合作伙伴往往是军官拥有的公司。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西方国家支持翁山苏姬,他们认为后者是开放缅甸经济、削弱军官阶级控制的杠杆。她的任务是推进私有化方案并承诺建立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
不过早在2016年,在推进私有化的过程中,据《日经亚洲评论》报道,」来自军方的阻力是意料之中的」,它还给出了一个很有预见性的警告,「如果翁山苏姬领导的政府继续推进私有化,最终将会与军方利益发生冲突」。(《日经亚洲评论》2016年5月22日)而这正是我们在最近的军事政变中看到的。
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保护他们利益的政治体系中有许多对军队的保障。翁山苏姬甚至让前高级军官敏瑞(Myent Swe)担任副总统,他还担任监督私有化的委员会主席,这显然是对军方的妥协。
那么为什么敏昂莱将军要介入呢?他是缅甸武装部队的现任总司令,但他即将退休,因为法律要求他在7月份年满65岁时退休。然而他有自己的个人顾虑。他被认为应对针对罗兴亚人进行的种族灭绝负责。美国和英国都已经对他实施了个人制裁。因此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一旦他失去目前的权力地位,他的个人生计可能会受到国际法的威胁。他担心被当作战犯审判,他和他的家人从上述私有化进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他是一个以牺牲缅甸人民的利益为代价而致富的军事首脑。
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援引公民团体「缅甸正义」(Justice for Myanmar)的话解释道,「如果民主化取得进展,并对他的犯罪行为追究责任,他和他的家人就会失去收入来源。」而这也解释了他想成为缅甸总统的野心,因为他认为这是保护自己不受任何犯罪行为指控的手段。
然而要想当上总统,已经任命了166名议员的军方还需要在选举中再赢得167个席位,但他们惨遭失败,在498个竞选席位中只赢得了33个。在选举中受挫的军方高层意识到唯一的办法就是发动政变,夺回直接控制权。
2020年11月选举的结果也清楚地表明了军方在广大民众中的支持率有多么的低。鉴于翁山苏姬和全民盟取得了巨大的压倒性胜利,他们担心群众可能会受到鼓励并进一步推动翁山苏姬走得比她自己所想走的更远。
去年3月,全民盟提出了一些临时性的宪法修正案。其中一项修正案旨在逐步减少议会中保留给军方的席位数量。全民盟一直面临的问题是,将军们制定起草宪法的方式保证了不会有任何此类企图。任何对宪法的修改都需要得到四分之三以上议员的支持,但是由于议会中四分之一的席位留给军方,他们可以阻止任何此类企图,去年他们就是这样做的。
自1988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运动
翁山苏姬和全民盟无力与军方对抗,无力铲除军方拥有的所有权力杠杆,因为归根结底翁山苏姬和军方首领都支持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真正打倒军方首领并把他们赶下台的唯一办法是动员工农群众的全部力量,但这对自由派资产阶级来说太危险了,因为这样的群众运动会发展出自己的独有逻辑。如果群众大量动员起来并感受到自己所拥有的力量,他们就可能开始对工作、住房、工资等提出自己的要求,而这将远远超出翁山苏姬背后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利益,并有可能对整个体制构成潜在的威胁。
军方意识到这些危险,并希望结束日益严重的社会不稳定,这也是促使他们进行直接干预的一个因素。但是他们也意识到他们不可能进行长久的军政府统治,他们的社会支持基础太窄导致了其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夺取了政权,但却宣布在一年内将重新举行选举。同时他们试图将刑事指控归咎于翁山苏姬——甚至荒唐地指控她非法进口对讲机!以此来解除她的竞选资格。
他们的目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更容易被接受和控制的文官政府,这相当于用民主的遮羞布来掩饰其军事统治。但群众能看穿这一切,也不会接受。政变发生后爆发的抗议运动是自1988年以来最大的一次,但这不是军方介入的目的。讽刺的是,早在1988年的一场军事政变就结束了这场运动,而2021年的政变却起到了激发革命的”反革命之鞭”的作用。
学生抗议、工人静坐和街头战斗在过去的几天里都爆发了。军方认为他们可以像过去那样对社会发号施令。但这次政变不仅没有结束群众对将军们的大规模反对,反而使得缅甸社会的潜在矛盾浮出台面。
严肃的资本战略家们已经开始考虑,阻止这一运动失控的唯一办法就是让翁山苏姬回归。但这是否会在短期内发生还很难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在缅甸的革命运动现在只是处于早期阶段,而不是末期。
[本文的部分内容是基于与缅甸IMT同情者的对话撰写的。在我们即将发表的下一篇关于缅甸的文章中,我们将更仔细地研究当下爆发的运动,哪些阶层参与其中,统治精英是如何企图操纵它 ,主要的大国,特别是中国和美国如何看待这一局势,以及当今的缅甸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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