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凱因斯主義無法解決當今的危機

2023 年 10 月 9 日2023 年 10 月 12 日 by Luca Lombardi

自2007年以來，世界經濟深陷危機。資產階級想盡一切辦法擺脫危機，從量化寬鬆到零利率，再到銀行損失社會化，但都無濟於事。為什麼現代版的凱因斯主義行不通？（按：原文發表於2014年1月14日。）

建立在全球化口號基礎上的舊方法已經支離破碎。這一點有目共睹，不僅在專業刊物上，而且在更廣泛的媒體上也開始出現。然而，資產階級還能有什麼選擇卻沒有說清楚。這不是偶然的，因為根本不存在這樣的選擇。

經過多年的對資本主義命運的極度樂觀之後，危機突然打破了市場經濟不間斷發展的幻想。曾經被認為是全球化成功故事的一部分的一切，現在都變成了它的反面，並暴露為危機的驅動因素。這一點在即將崩潰的金融沙漠中尤為真切。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將重點放在資產階級政治和意識形態危機的一個特殊面向：在當今危機的具體條件下應用凱因斯主義的徒勞嘗試。

1946年3月8日，在美國喬治亞州薩凡納舉行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理事會成立大會上，美國財政部助理部長哈里·德克斯特·懷特（左）和英國財政部名譽顧問約翰·梅納德·凱恩斯。

資本主義將面臨深刻的危機，這一點馬克思主義者現在已無需解釋。正統的現代理論（貨幣主義、理性預期、有效市場假說等等）的基礎是這樣的觀念：自由放任和放鬆管制是世界經濟發展所需的一切。讓大公司不受國家阻礙地統治世界，市場將會調節一切，一切都會好轉。在這方面，正如凱恩斯所指出的，英國哲學家邊沁（Jeremy Bentham）使用了「laissez-nous faire」（讓我們做自己的生意）這一表述，它實際上聽起來與單純的自由放任有很大不同，也更加清晰。當時，資產階級正在加強對生產力的控制，不希望舊有的專制主義國家阻礙其發展。這種想法對舊君主制具有強大的威力，但在凱因斯時代已是毫無用處的遺物。從那時起，自由放任的意識形態一次又一次地與世界經濟一起崩潰。資本主義的任何嚴重危機都迫使資產階級戰略家們重新思考他們用來解釋現實的教條。當資本主義處於上升時，不管這是如何實現的，無腦的樂觀主義都會佔上風：生意紅火，閒人勿擾。而當資本主義崩潰時，資產階級戰略家們不得不尋找替代方案，這就是凱因斯主義的意義。今天的問題是：能否找到一種新形式的凱因斯主義，為資產階級提供某種替代政策，以維持制度的運作？

最初的凱因斯主義

凱因斯是英國資產階級最典型的產物之一。他出生於劍橋，是劍橋大學教授的兒子，在伊頓公學接受教育，曾代表大英帝國在印度工作，後來擔任財政部官員。身為理論家，他最重要的貢獻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和1930年代大蕭條期間摧毀了舊的自由放任教條。他從未真正有興趣對資本主義如何運作做出連貫的解釋，雖然他嘗試過，尤其在他1936年發表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有所見經傳。對他來說，這始終是一個實際問題：迫使資產階級理解他們處於巨大危機的現實。在《通論》的開篇，凱因斯就闡明了這個目標：說服主流經濟學家重新審視經濟理論並改變方向。早在多年前，凱因斯就得出了正統經濟思想失敗的結論：「經濟學家給自己設定的任務太簡單、太無用了，使得他們在暴風雨來臨的季節只能告訴我們，風暴過後，大海就會恢復平靜的」[1]。如果他們不能引領新潮流，那麼他們作為資產階級顧問就毫無用處，就應該被邊緣化，就像1920到30年代發生的那樣。

凱因斯成功地改變了方向，因為資產階級別無選擇，只能聽從他的建議，摒棄危機前的舊觀念。在此，我們將不討論凱因斯主義本身如何以及是否有助於克服1929年大危機的問題。我們只想指出，這次意識形態的改組是深刻而持久的。這是因為凱因斯解釋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新階段。

資本主義歷來既有監管，也有自動機制。但壟斷資本主義意味著對經濟的干預達到了一個新階段。凱因斯建議的含義是，資本主義本質上是不穩定的，政府應採取長期行動來穩定資本主義。需要監管資本主義的想法源自於資本的集中和集權。在帝國主義時代，世界經濟由少數幾家巨頭公司主導，它們未雨綢繆，對整個市場起著決定性作用。這並不意味著資本主義的運動規律被廢除，而只是適用的方式不同而已。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壟斷資本主義已經制定了新的經濟政策，迫使各國政府全面動員經濟和社會資源。這實現了在以往被認為與市場經濟不相容的經濟計劃水準。

資本主義這種不可逆的改變意味著，反國家干預的資本主義式批評，已把資本主義仍當作亞當‧斯密時代，成了無稽之談。生產力的社會化已經取得了巨大進步；因此，不受監管的資本主義已不再可能。舊有的自動機制，如金本位制，已不再起作用。國家必須以某種方式發揮主導作用。這就是凱因斯主義的核心。

凱因斯主義向政府建議的個別實用方法（降低利率、赤字支出等）僅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幫助。凱因斯主義的真正意義在於克服單一資本家的利益與整個資本家階級的利益之間的矛盾；將資本主義制度從自身的矛盾中拯救出來。凱因斯解釋說，接受國家干預並不是資產階級的終結；相反，它是拯救資本主義的唯一可行途徑。

毫無疑問，這個新時代意味著資本家之間的大洗牌。在《通論》的最後一章，即著名的〈關於《通論》可能產生的社會哲學的總結〉[2]中，凱因斯的觀點相當激進。他首先指出「我們所處的經濟社會的突出缺點是未能提供充分就業，以及財富和收入分配的隨意性和不公平」。凱因斯堅持認為，資本主義在這些問題上有所改善，但僅限於一定程度，為了生存，資本主義需要「食利者的安樂死」，即通過提高稅收、降低利率等方式減少金融租金的力量。其次，他堅持認為，只要是充分就業所需要的，投資就應該社會化。但這並不意味著要實行國有經濟：

「重要的不是國家對生產工具的所有權。如果國家能夠確定用於增加生產工具的資源總量以及擁有這些工具的人的基本報酬率，它就完成了所有必要的工作。此外，必要的社會化措施可以逐步推行，而不會打破社會的一般傳統」。

這一思想似乎相當激進，但這是因為資本主義別無選擇：國家投資的社會化只是資本主義帶來的生產力社會化歷史趨勢的反映。因此，這些思想與各種各樣的政治形式是相容的。法西斯主義和古典社會民主主義都提倡國家對經濟進行大規模干預，並尋求充分就業，至少在其綱領上是如此。因此，凱因斯主義可以成為資本主義制度範圍內非常不同的政治議程的基本經濟理論。

凱因斯的科學價值

馬克思批判了古典學派（斯密、李嘉圖等）的薄弱環節，將這個理論框架推向了邏輯的終點，指出了資本主義下不可避免的階級鬥爭。這意味著舊理論對於推進資產階級統治不再有用。因此，在巴黎公社之後，它被另一種所謂的19世紀中期「邊際革命」思想所取代。這個新範式最重要的理論特徵是，它被認為是以個人為基礎的。這是一種微觀經濟理論。

根據這個理論，任何事物如果不能以個人為理由，就不存在。社會和經濟動態應由個人行為來解釋和追溯（「方法論個人主義」）。這是一種令人震驚的徒勞方法，因為當把個人的目標放在社會的尺度上時，它就會完全顛倒過來。例如，對於單一資本家來說，削減工資以提高利潤是個好主意，但當所有資本家都削減工資時，市場就會崩潰，利潤就會下降。同樣，如果一個工人接受加班以提高收入，這對他來說是好事，但如果每個工人都加班，失業率就會上升，每個人的工資都會下降。更明顯的是，資本主義的技術動力就是建立在這種矛盾的基礎上的。單一資本家透過投資來降低成本，獲得市場份額和利潤，但當創新普遍化時，利潤又會下降。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無法理解行動的個人邏輯和社會結果之間的差異，因此在解釋資本主義機制時毫無用處；它也沒有被用於這一目的。

凱因斯的優點在於從這個矛盾出發，在經濟理論中重新引入了對整個社會的分析。這一點至關重要，尤其是對於理解危機而言。它表明，從長遠來看，削減工資以提高利潤是毫無意義的，凱因斯解釋道，那就好像我們只考慮單一公司一樣。我們在分析投資時也是如此。單一資本家通常必須先儲蓄再投資，但對整個經濟而言，儲蓄是由投資產生的。順便提一下，我們可以看到目前所謂的「緊縮措施」是如何混淆了微觀分析和宏觀分析的。無論如何，凱因斯強調了社會層面：失業、投資和消費。從這種總體分析中，產生了對危機的理論解釋。當然，對抗危機的實際措施早在凱因斯之前就有了；他只是為許多政府已經在做的事情提供了理論上的解釋，儘管許多政府是按照「財政觀點」拒絕干預的：即財政政策對整體經濟活動沒有任何影響，這一觀點尤其得到了英國財政部的支持。

凱因斯也負責將一些主觀概念（動物精神、預期狀態、選美機制等）引入經濟理論。這並非偶然。資本的集中、工業資本與銀行資本的合併、資本家不再直接參與生產、國家的角色越來越大（即金融資本的基本特徵），也意味著經濟理論的完全主觀化。所有這些概念都被用來評估作為資本主義動力引擎的投資週期。

關於投資的決定取決於回報的前景。未來的利潤就其本質而言總是不確定的。但到了20世紀，資本的集中已經發展到單一投資者在市場上扮演重要角色的程度——大壟斷企業擁有市場支配力。此外，資產階級之間，純粹的租借者和管理者之間的分化也反映在經濟理論中，也就是越來越重視心理層面，而不是結構性的客觀方面。

歸根究底，如果資本家進行投資，資本主義就會發展。但資本主義的邏輯是，資本家之間透過競爭降低薪資以增加利潤，這就造成了一個基本矛盾：生產過剩的矛盾，即工人階級無力回購資本主義生產的商品。由於商品滯銷，生產停滯，投資也停滯。當出現問題時，國家必須直接投資，這樣經濟才能反彈，私人資本家才能重新站起來。這就是凱因斯主義的真諦。與把資產階級從其自身制度的矛盾中拯救出來的作用相比，具體工具只是一個小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資本的集中和經濟的信託化也引發了圍繞社會計劃的爭論，因為巨型公司需要計劃才能生存，資本家的直覺已不再夠用[3]。

凱因斯從所有這些理論中提煉出了一些具體工具。正如我們所說，把凱因斯主義歸結為一套具體的經濟措施是錯誤的。不過，凱因斯主義歷來與一系列政策相關聯。我們可以將這些政策分為四個主要領域：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和金融監管。我們將試圖說明為什麼這些政策現在都行不通了。

凱因斯主義的四大支柱

與凱因斯主義相關的第一套也是最重要的一套措施是財政政策，其使用應考慮到兩個主要目標：收入分配和公共開支。簡而言之，就是向富人徵稅，使收入分配更公平，並籌集資金建設福利國家。由於工人或多或少都會花掉自己的全部收入，向富人徵稅意味著刺激消費。事實上，美國的最高所得稅率在1940年代達到91%。歐洲當時也有類似的稅率。當時，財政政策實際上是將收入重新分配給窮人的一種手段。今天的情況已不再如此。自1980年代以來，財政政策發生了變化，工人的稅收通過一些合法和半合法的方式補貼企業，這表明，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財政鬥爭是階級鬥爭的一部分——而且是最古老的階級鬥爭。財政政策的這種完全逆轉與資本主義的重要需求有著深刻的關聯。這不僅是利潤率低的問題，也是幾十年來政府試圖以債務成長的形式逃避這個問題的方式。我們正處於債務時代，正如我們之前所解釋的[4]，採取強有力的積極財政政策的空間很小。請看這張圖：

顯然，債務的增加早在危機爆發之前就已經出現。它與資本主義的歷史性衰退有關。這正是財政政策效力降低的原因，而不是「新自由主義」政客的意識形態固著。然而，毋庸諱言，危機使情況急劇惡化，因為美國政府被迫動用數千億資金拯救大銀行：

「自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工業國家的公共債務水平急劇上升。在可預見的未來，公共債務水平還將繼續上升（……）。我們對公共債務比率的預測使我們得出結論，一些工業國家的財政當局所走的道路是不可持續的。有必要採取嚴厲措施來遏制政府當前和未來負債的快速成長，並減少其對長期增長和貨幣穩定的不利影響」[5]。

在這些結構性失衡的背景下，擴張性財政政策只能延緩問題的爆發，長期來看還會使問題更加嚴重。在危機爆發前的幾十年裡，拋開所有關於國家必須從經濟中撤出的意識形態言論不談，國家在已開發國家中的整體權重並沒有太大變化。

然而，從資產階級的角度來看，反對國家干預的右翼反應是有道理的。總體而言，國家不生產任何東西，所以它是經濟的負擔。問題在於，資本主義越發展，就越無法在沒有國家干預的情況下運作。資本集中和經濟金融化的過程反映了國家的這種永久性作用。經過四分之一世紀的所謂自由市場全球化，公共開支和公共債務並沒有減少。所謂柴契爾與雷根政府放鬆管制後，國家的角色倒退了的說法，只是資產階級的臆想，正如這張圖所示[6]：

圖一：工業經濟體的政府總債務和主要預算平衡，以GDP為百分比（陰影部分為預測）；紅：政府總債務；綠：主要平衡；藍：結構性主要平衡。

很顯然，私有化、放鬆管制、貨幣主義等等，其實都是以犧牲工人階級的利益為代價來限制獲利能力的下降。公債和債務作為一個整體從未被認真削減。這一事實清楚地表明，資本主義的寄生性日益增強，自由放任主義的狂熱分子無法扭轉這一趨勢。一個70歲的老人可以打扮成青少年，假裝年輕去迪斯可舞廳，但他騙不了任何人。

公共開支在經濟中的整體比重並沒有大幅下降，但其角色卻發生了很大變化。資本家希望工人掏錢，所有的經濟政策都是圍繞著這一點制定的。變化的是國家干預的方向：國家資源越來越多地用於提高利潤率，而不是提供公共社會服務。從稅收制度開始，所有國家政策都是如此。

現在，凱因斯主義經濟學家抱怨這是瘋狂之舉，是不公平的，是造成災難的原因。是的，用工人的稅金來幫助大公司是不公的。是的，在產能過剩的情況下直接或間接地削減工資就是瘋狂的。但這種瘋狂是有方法的。為了確保資本主義的未來，政府必須不擇手段地提高利潤率。然而，如果不準備與整個資本主義作鬥爭，那麼就像改良主義左派所做的那樣，抱怨資產階級的這一重要需求所帶來的醜陋後果是毫無意義的。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即使在「自由市場」欣欣向榮的時期，國家也沒有從經濟中消失，但當危機來臨時，國家的干預卻大大增加了。例如在美國：

「聯邦預算餘額佔國內生產毛額的百分比從2000年的盈餘（佔國內生產毛額的3.0%）急劇下降到2003年的赤字（佔國內生產毛額的3.6%）。在同一時期，美國經濟當局歡迎美元大幅貶值，美元的實際有效匯率下降了8%（儘管美元對美國主要亞洲貿易夥伴的跌幅較為有限）。總而言之，這是美國歷史上除戰時以外前所未有的經濟成長刺激」[7]。

但所有這些措施都成功了嗎？如果成功是指避免資本主義立即崩潰，那麼答案是肯定的。然而，局勢遠未穩定，新的矛盾已在體系的核心累積。國家、私人企業、銀行和家庭都深陷債務之中；利用財政政策來推遲問題的解決實際上是非常危險的。

貨幣政策與通貨膨脹

債務激增也影響了貨幣政策。在凱因斯模式中，貨幣政策有兩個主要目標：促進投資和降低薪資。第一個目標顯而易見：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利率越低，投資越高。問題是，在產能過剩的情況下，沒有人有興趣投資，而廉價的貨幣會產生更大的產能過剩問題，日本就是一個慘痛的教訓。

經過20年的零利率政策，日本恢復高增長了嗎？根本沒有，我們已經解釋過多次[8]。日本央行新行長黑田東彥（Kuroda Haruhiko）現在宣布了一項史無前例的經濟刺激計劃，每年購買超過5000億美元的政府債券。這無疑會帶來幾個月的寬鬆，但隨後又會發生什麼事？

在過去的二十年裡，他們嘗試了各種刺激政策，但都無濟於事。零利率政策、量化寬鬆政策、二十項刺激計畫、貨幣貶值都無濟於事！這麼多年過去了，日本的政府債務現在是世界上最高的（超過GDP的250%）。這意味著已經有20-25%的政府支出用於償還債務。如果利率上升到2-3%，整個預算就只足以用於支付債務利息。換句話說，利率不再可以自由上升。

此前日本的情況如今在世界各地或多或少都是如此。每家央行都將利率降至歷史最低水平，並購買了大量公債。以美國為例：美聯儲每年購買超過5,000億美元的國債。美聯儲已經擁有1.86兆美元的國債。這相當於美國公共債務的六分之一，而且還在增加。這意味著，如果美聯儲是一個國家，那麼它將是世界上GDP最高的十個國家之一。

情況變得如此糟糕，以至於各國央行都在考慮不可思議的事情：設定負利率。例如，英格蘭銀行可以決定讓各大銀行出錢把錢囤積在自家金庫裡。不用說，「在英國引入負利率將是更進一步的重大舉措，而且沒有多少先例」[9]。在丹麥，這種奇怪的想法已經成為事實，歐洲央行也在考慮向資金閒置的銀行收取費用[10]。情況之所以嚴重，是因為「償債率現在也達到了13.6%的歷史新高。而這還是在50年來利率最低的情況下」[11]。從很多方面來看，情況比1930年代要糟糕得多：

「與1929年相比，情況令人震驚。1929年，美國經濟中的家庭債務很少。企業債務與利潤之比只有今天的一半左右。當然也沒有外債——1929年美國是世界上的淨債權國」[12]。

債務的無休止增長意味著中央銀行不再能夠自由地設定利率。相反，央行越來越被逼入絕境，如果他們試圖透過提高利率來擺脫困境，一切都會像紙牌屋一樣轟然倒塌。利率政策也不過如此！

各國央行現在對自己的政策如此恐懼，以至於試圖抓住一個真正的錨——黃金。2013年，他們購買了自1964年以來最多的黃金，現在他們擁有的黃金約佔有史以來開採的所有金屬的19%[13]。

但是，凱因斯主義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在實踐中產生了令人討厭的副作用，即通貨膨脹。政府所有以「需求方管理」的名義在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和武器上的持續支出本質上是一種通貨膨脹政策，即花費了並不存在的錢（就武器生產而言，並沒有創造任何相應的流通價值成長）。這種通貨膨脹在1970年代因1973-74年的石油危機而一觸即發。以前從未見過的滯脹現像出現了：經濟衰退與高通膨並存——凱因斯主義者以前曾否認這種情況可能發生，因為在經濟衰退時需求不足本應對價格產生下行壓力。

對於工人階級來說，如此高的通貨膨脹率意味著工資的實際削減。儘管工會進行了多次艱苦卓絕的鬥爭，要求增加工資以適應物價，但工資還是趕不上通貨膨脹。對資本家來說，通貨膨脹造成了經濟和政治上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表現為罷工等等的。因此，柴契爾主義和雷根主義轉向了貨幣主義的反通貨膨脹——「供應方」——政策。然而，要讓這些政策奏效，資本家就必須對付工會，壓低工資以獲取利潤。

這一招很快就被工人運動所識破。我們已經可以在《共產國際行動綱領》（1919年）中讀到：

「工人爭取提高工資的鬥爭，即便勝利，他們的生活水平也不能得到預期的改善，因為消費品的漲價使每一次勝利都成為泡影。工人的生活只有在不是資產階級而是無產階級親自管理生產之後，才能改善」[14]。

1929年的大蕭條消除了通貨膨脹的直接威脅，但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臨近，情況發生了變化，托洛茨基在《過渡綱領》中認真解釋瞭如何對抗通貨膨脹：

「無論通貨膨脹及通貨穩定都不能當做無產階級的口號用，因為這兩者只是一根棒子的兩端而已。反對價格底飛躍的增長，尤其在戰爭迫近時它的生長帶著更無約束的性質，要反對這種價格的增長，只有在按照實際情形滑動工資的口號之下才有可能。這個口號的意義，就是集體的合同應保證：如消費品的價格增加，則工資同時自動增長。」

在當前失業率居高不下、產能過剩的時代，許多凱因斯主義者再次放鬆了對通膨危險的警惕；但隨著大量資金以量化寬鬆的形式進入經濟體系，如果這些資金越過銀行進入更廣泛的經濟領域，通膨的威脅依然存在。我們也應該補充一點，金融資本越是主導世界經濟，統治階級就越不喜歡通貨膨脹，因為金融資本的利潤來自於信貸和金融資產，而信貸和金融資產會受到通貨膨脹的負面影響。

產業政策

我們需要一項產業政策！自危機爆發以來，這是每個「左翼」政治家的口頭禪。在凱因斯主義的鼎盛時期，國家直接控制大部分工業和基本公用事業，如交通和能源，還有鋼鐵工業等等。我們首先應該捫心自問，為什麼現在不再是這樣了？

凱因斯指出：

「國家最重要的議程不是那些私人已經在從事的活動，而是那些不屬於個人領域的職能，是那些如果國家不作出決定，就沒有人會作出決定的職能。對政府來說，重要的事情不是做個人已經在做的事情，也不是把這些事情做得更好一點或更差一點；而是做那些目前根本沒有人做的事情。」[16]

當凱因斯提出將投資部分社會化時，他表達的是馬克思主義在他之前早已解釋過的一個歷史事實：資本主義的發展意味著生產力的日益社會化。然而，國家直接參與生產雖然必要，卻為資本主義帶來了問題。國家要麼管理健康的企業，從私人資本家減去利潤；要麼管理破產的企業，用稅收來維持它們的運作。在這兩種情況下，資本家都不高興。這就是凱因斯主義作為一種產業政策的基本矛盾。在戰後的黃金時代，由於多種原因，這一點並不十分重要。利潤不錯，資本家需要國家來重建他們的產業。第三，國家在管理本身無利可圖但卻能為他人帶來利潤的部門方面是有用的。當時，資產階級可以接受一個顯而易見的理論論點，即屬於自然壟斷的產業應該由國家擁有，因為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存在競爭。國家的這種長期直接干預形成了一種資本主義計劃，包括國家機構、多年計劃等。這就是法國人所說的「指示性計畫」時代。在發展中國家，計劃更為重要，因為他們必須從零開始建立工業[17]。

隨後，1970年代危機爆發，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石油危機爆發，階級鬥爭愈演愈烈。利潤不斷下降，西方國家出於緊急原因，而不是出於任何預想的計劃，被迫到處拯救私營企業，公共財政逐年惡化。1980年代，雖然出現了復甦，但利潤率並沒有回到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的黃金時代。資本家們拼命尋找輕鬆賺錢的方法。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國家被迫把最好的資產賣給私人資本家。普遍出售是任何政府都無法拒絕的建議，基本上所有東西都被私有化了。整個經濟部門都被拆解和出售。但公共財政絲毫沒有因此而改善，反而相反。

在這裡，我們必須明白的主要一點是，私有化過程並不是某種對國有企業的意識形態仇恨的結果。問題很簡單：私有化是恢復普遍利潤率的基本組成部分，它有利於富人的大規模收入再分配，也是對福利國家的破壞。資本家不再有能力讓一個獲利部門由公共管理；他們需要佔據任何可能的經濟空間以求生存；他們無法負擔高工資和良好的社會服務。從根本上說，從水電到醫療保健，從學校到高速公路，他們需要從一切事物中獲利。這就是為什麼西方國家的有機產業政策在今天被排除在外。

即使國家被迫救助私人企業，如果我們不考慮交出的資金本身，這也不涉及實際的「干預」。在過去，例如一家銀行被國有化後，國家會派官員來制定新的策略，董事會會被解僱等等。現在卻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以2008年國有化的巨型銀行蘇格蘭皇家銀行為例。五年過去了，它的運作方式發生了什麼變化？什麼都沒有！甚至就金色紅利醜聞而言也是如此[18]。蘇格蘭皇家銀行與巴克萊銀行、匯豐銀行和其他大銀行並無不同。它的國有性質不會改變任何事。事實上，自由黨聯合政府正在考慮建立另一家銀行來為中小企業提供資金，因為它無法利用蘇格蘭皇家銀行來實現這一目標。被政府透過TARP（「問題資產救助計畫」）拯救的美國大銀行，為了擺脫該計畫附帶的溫和條件，急於償還國家的貸款。我們再次看到，凱因斯主義的這一觀點也無法適用於當今的情況。

金融監管與經濟金融化

凱因斯主義思想的第四個要素是金融監管，這是1930年代危機後對金融體系實施的一套強而有力的控制措施。首先，銀行業被嚴格劃分為零售業務和投資銀行業務（美國有《格拉斯-斯蒂格爾（Glass-Steagall）法案》，其他國家也有類似法律）。其次，在許多國家，銀行業主要是國營的（義大利、法國），或受到國家的嚴格監管，結果都是一樣的：銀行業是一種穩定、可預測的活動。在美國，銀行業的可預測性長達30年之久，以至於觀察家將其描述為按照3-6-3規則運作：銀行家以3%的利率吸收存款，以6%的利率放貸，下午3點前就可以去高爾夫球場了。嚴格控制資本流動和固定匯率也是該框架的一部分。結果很好：幾個世紀以來不可避免的金融危機消失了：

「在大蕭條之前，大約每隔15到20年就會發生一次重大危機——1792年、1797年、1819年、1837年、1857年、1873年、1893年、1907年和1929-33年。但隨後危機就停止了。事實上，在大約50年的時間裡，美國沒有再發生過重大的銀行危機，這是迄今為止美國歷史上最長的一次穩定。儘管這其中有很多原因，但聯邦政府在管理金融風險方面的積極作用是難以忽視的」[19]。

凱因斯主義經濟學家很容易就會說，在金融監管時代，情況是多麼穩定，並對目前的情況表示遺憾。在經濟快速成長的時代，國家的強力控制是金融資本所能負擔的。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1970年代的危機等之後，金融監管被逐一瓦解。匯率變得靈活，資本管制被廢除，《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被廢除（順便說一句，廢除該法案的是一位民主黨總統）。放鬆監管、自我監管、輕觸式監管，各種有利於銀行家的政策都被採納。銀行和金融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開始增加。一次又一次的合併造就如此龐大的銀行，以至於在1984年，人們創造了「大到不能倒」這個詞來描述這種新情況。發明這個詞時，美國僅一家銀行的總資產就超過了GDP的3%。2007年，美國有九家這樣的銀行，而這還是在世界頭號經濟大國。在歐盟國家，情況已變得滑稽可笑，一些銀行的規模超過了所在國，因此，現在很明顯，國家是其大銀行的人質。冰島和賽普勒斯就是這樣的例子。銀行業的重要性已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20]：

圖三：14個先進國家中銀行業佔GDP的比例。藍：銀行貸款比GDP；紅色：銀行資產比GDP；綠色：廣義貨幣比GDP

正如克羅蒂（Crotty）所指出的：

「美國所有金融資產的價值從1980年國內生產毛額的四倍增長到2007年國內生產毛額的十倍。1981年，家庭債務佔GDP的48%，而2007年則為100%。私人部門的債務在1981年佔國內生產毛額的123%，到2008年底佔290%。金融部門一直在瘋狂加槓桿：其債務佔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從1981年的22%上升到2008年底的117%。金融部門創造的企業利潤份額從1980年代初的10%上升到2006年的40%，而其在股票市場價值中所佔的份額則從6%上升到23%」[21]。

這種瘋狂的部分原因是巨大的房地產泡沫，總體而言，這是歷史上最大的泡沫。

由於資本家之間的權力平衡是由利潤決定的，因此利潤的分配最能說明金融資本對世界經濟的支配。雖然銀行僱用的勞動力只佔總勞動力的一小部分，但如今它們卻拿走了總利潤的三分之一到一半[22]：

資本主義的日益衰敗意味著金融資本的份量越來越重。理解這一趨勢是理解當今資本主義的關鍵，包括理解迫使銀行回歸金融監管的不可能性。資產階級的戰略家們並沒有處理這個問題，正如我們在閱讀上文引用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文件時所指出的那樣。

問題很清楚：債務（或信貸）是資本主義找到的拖延危機的唯一工具，而危機是資本主義自身內部矛盾的結果：成熟部門利潤率先前的下降、生產過剩和經濟成長緩慢。雖然由於我們多次解釋過的一些原因，企業的盈利能力在1980年代出現了反彈，但這是在大量信貸（即債務）不斷擴大的情況下才實現的。債務是推動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這進一步幫助了大銀行掌舵世界經濟。

首先，它們擺脫了任何嚴肅的公共管制（「放鬆管制」）。其次，政客和銀行本身都讓公共監管機構（中央銀行等）少管閒事，甚至搞出了接受銀行自己的活動風險計算方法（所謂的「巴塞爾2號協議」）的鬧劇。金融創新，即創造各種奇怪的金融衍生品來賺錢的做法蓬勃發展。

人們本以為，嚴肅的戰略家會預料到這個巨大的金融紙牌屋的倒塌。恰恰相反，樂觀主義的狂歡得到了頌揚。格林斯潘（Greenspan）等人是當時的英雄。就在一切即將崩潰之前，格林斯潘在他的自傳中解釋道：「我會告訴讀者，我們面對的不是大泡沫，而是許多小的、局部的泡沫，它們從未發展到足以威脅整體經濟健康的規模」[23]。他是多麼聰明啊！

早在十年前，人們就不難發現，金融體系越是放鬆管制，就越容易產生泡沫——崩潰的循環，危機越來越頻繁，規模越來越大，直到2008年一切都爆發了。就在危機爆發前，一些膽怯的反對聲音開始出現：

「人們對金融化進程的可持續性持嚴重保留意見。過去二十年來，家庭債務收入比和公司債務權益比迅速上升。這些發展既說明了金融體系的增長和日益脆弱，也表明其不可持續性，因為債務限制最終必然會產生影響」[24]。

他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然後，突然之間，每一位中央銀行行長、每一位經濟學家和每一位政策制定者都領悟到了一個突如其來的現實：大銀行正在危及世界資本主義。他們急忙重新規範銀行業，一系列新規則正在討論或已經通過。

然而，一切都沒有太大的改變，因為一切都無法真正改變。銀行不是因為高層管理者貪婪而毀掉的。如果銀行家不貪婪，不瘋狂逐利，現代資本主義就無法運作。再多的新規則也改變不了這一點。相反，如果新規迫使銀行更加審慎，減少利潤，就會促使銀行在以後採取更冒險的行為。

大銀行認為新規定是個麻煩，但他們知道，實際上各國政府都在他們的口袋裡，他們只需等待一段時間，一切就會恢復正常，包括金色的獎金等等。即使是現在，在經歷多年的危機之後，在用公共資金拯救了銀行之後，他們仍然為所欲為。凱因斯主義經濟學家對此感到非常憤怒，但這無法改變資本主義的歷史狀況。

凱因斯主義的歷史軌跡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國家被迫調動所有可用的經濟和社會資源用於戰爭。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必須大力發展工業，公債也因此激增。戰後，歐洲經濟狀況不佳。戰前為確保經濟成長而設定的「自動」槓桿已不復存在。在多年回歸金本位和自由資本主義的徒勞嘗試之後，1929年的大崩盤永遠結束了這個世界。國家干預（以及工人運動的改良派領袖）將資本主義從深淵中拯救出來。無論政府的政治立場如何，它都不得不匆忙出手拯救工業。蘇聯計劃經濟的成功也為此發揮了作用。

二戰後，各地都對經濟進行了強而有力的公共干預。凱因斯主義從最初的緊急救援方案，變成了現在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正統政策。西方資產階級接受強而有力的公共干預，一方面是出於政治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獲利狀況良好。經濟在成長，利潤很高，所以一切都很好。國家投資於基礎建設、公共事業和短期內幾乎無利可圖的經濟部門。薪資在成長，失業率很低，因此消費快速成長。許多銀行是國營的，投機性金融無關緊要，布雷頓森林體係是對金本位制的良好模仿。一切似乎都在掌控之中。在未發達國家，國家干預是從零開始創建現代工業的唯一途徑，但在已開發資本主義國家，國家也需要在戰後重建經濟，並改善私人資本家能夠蓬勃發展的大環境。無論是民主國家或獨裁國家，無論是未發達國家或已開發國家，各地的資產階級政權都依賴大規模的公共干預來實現經濟成長。

這些干預措施並非簡單的貨幣或財政干預；它們意味著國家作為整個經濟部門的所有者和開發者所扮演的強大、直接和長期的角色，以至於我們甚至看到法國這樣的帝國主義國家制定了五年計劃。經濟繁榮的勢頭如此強勁，以至於資產階級和左派中所有批評凱因斯的人都被邊緣化了。甚至有所謂的「馬克思主義者」寫書稱讚凱因斯主義經濟政策是經濟繁榮的最大功臣。然而，儘管這些凱因斯主義政策的批評者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因為這些方法似乎在調節週期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所謂的凱因斯主義「自動穩定器」卻為資本主義經濟的運作帶來了巨大的僵化。布雷頓森林體系、充分就業、福利國家，這些都是資本主義能夠容忍的，因為資本主義正處於歷史上最強勁的經濟上升期：

「然而，凱因斯主義的需求管理在使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保持相對穩定的同時，也使其日益停滯不前，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政府赤字支出的任何增長所能確保的國內生產總值的額外成長都會逐漸減少，用當時的話來說，就是『錢花得不值』。公共借貸的成長，以及由此帶來的私人借貸的增加，確實維持了購買力，並以這種方式防止了利潤率的進一步下降，從而使經濟繼續翻轉。由此增加的購買力對於扭轉1974-75年、1979-1982年和1990年代初的嚴重週期性衰退尤為重要，這些衰退比戰後前四分之一世紀的任何衰退都要嚴重得多，如果沒有政府和私人債務的大幅增加，這些衰退很可能會導致嚴重的經濟混亂。然而，不斷增加的借貸維持了總需求，同時也導致了債務的不斷增加，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使得企業和家庭對新一輪刺激措施的反應能力下降，並使經濟更容易受到衝擊」[25]。

凱因斯主義在避免危機方面的失敗也意味著，在理論層面，凱因斯主義正在被邊緣化。科學界對凱因斯主義的否定在1980年代達到頂峰，當時主流經濟學重新回到了「自由市場」的口號上。現在，最好的經濟政策就是不採取任何政策，把失業看成是工人自己帶給工人的東西，而治療失業的辦法就是取消工會等等。我們已經解釋過為什麼這種回到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美好時代的嘗試從一開始就注定要失敗。

現在，在為全球化進行了幾十年的理論辯護之後，我們又回到了凱因斯主義，儘管是以一種新的形式。因此，我們有幾十篇關於回歸凱因斯，甚至回歸馬克思的文章[26]。舊的正統理論已被揭露得一無是處，這場危機「既是一場經濟崩潰，也是一場思想崩潰」[27]。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再次被迫從週期性的口頭禪中回歸現實，正如一本名著所說，「這次不一樣」。最近，國際結算銀行研究部主任博里奧指出了這個問題：

「所謂『教訓』，就是學習、遺忘、再學習、再遺忘。有些概念從崛起到被遺忘，然後才有可能復活。這是因為經濟環境在變化，有時變化緩慢而深刻，有時變化突然而劇烈。但它們之所以如此，也因為這門學科也難免受到時尚和潮流的影響」[28]。

這是事實，但問題是為什麼這些時尚和流行會反覆出現。答案是，它們根植於資本家的利潤需求。1960年代，國營工業有利於獲利。但到了1980年代，情況就不再是這樣了。然而，現在國家在促進利潤方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具決定性，反凱因斯主義理論再次被認為是無關緊要的，因為資產階級對自己的理論家越來越惱火。

然而，後者能夠用來幫助他們理解情勢的是歷史經驗。這對任何人來說似乎都是顯而易見的，但事實並非如此。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來說，歷史是一種詛咒，是一系列無人問津的無用事實。這是因為，對統治階級來說，歷史經驗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令人不快的事實，因為它顯示不同的社會有生有滅，因此資本主義也不會永遠存在下去。然而現在，由於急於了解當前的事件，即使是歷史也重新流行起來[29]。當然，僅僅承認歷史是研究社會、真正理解資本主義的必要工具之一是不夠的。恰恰相反。整體而言，社會科學的現況與資本主義一樣，都是深陷危機，看不到任何可行的替代方案。

凱因斯主義經濟學家似乎更有優勢。就像恐怖電影中的殭屍一樣，危機把他們從墳墓中推了出來。毫無疑問，他們比一般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更接近現實世界，後者認為更多的競爭是解決任何社會疾病的方法。然而，他們的建議是什麼呢？如果我們看看他們中比較知名的人，如史蒂格利茨（Stiglitz）或克魯曼(Krugman)的建議，他們是否提出了任何有效的措施？他們反對緊縮政策，這是一個很好的出發點，但他們的解決方案——基於政府支出和債務的經濟成長——恰恰是導致危機如此深刻和持久的原因。當今的債務問題並不小。如果不摧毀銀行系統，通貨膨脹就無法解決這個問題。這種選擇的政治後果將是巨大的。那麼競爭性貶值，即各國貶值本國貨幣以促進出口呢？根據標準的凱因斯主義，這是解決經濟停滯的靈丹妙藥。不用說，如果只有幾個小國家走這條路，試圖透過出口擺脫危機，那麼這條路是可行的。當每個國家都貶值本國貨幣時，這項工具就會失效，並引發貿易戰和政治怨恨。

在當今資本主義所處的具體條件下──資本主義史上最大的危機；一場規模空前的真正的全球危機──凱因斯主義政策和一般的改良主義政策完全是烏托邦。

當代中國採取了大規模的凱因斯主義政策——製造了房地產泡沫、不可持續的債務水平以及關鍵部門產能過剩問題的加劇——這個例子只能說明凱因斯主義政策在當前的具體情況下是不可行的。同樣，希臘、西班牙、葡萄牙以及現在的法國的社會民主黨政府實施的是緊縮政策而不是凱因斯主義政策，這也表明改良主義和凱因斯主義已經沒有存在的餘地。在資本主義下，除了緊縮政策別無選擇。問題不在於這個或那個稅；這個或那個法規；這個或那個改良──真正的問題是：哪個階級決定經濟政策，換句話說，國家的社會性質是什麼？

這一直是凱因斯主義的弱點。與社會民主黨的偏見相反，加大國家對經濟的干預本身並不是一項「左」的政策。早在1970年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奧康納（O’Connor）就透過對先進國家的比較研究解釋說，左派的力量與國家發揮更大作用之間並無關聯[30]。「更多的凱恩斯」並不自動意味著更高的工資、更公平的社會、更多的福利國家等等。只有階級鬥爭——最終是社會的社會主義改造——才能實現這些目標。

凱因斯主義政策是不可行的，因為它們植根於早已過去的資本主義時代。只要大銀行和資本主義壟斷集團統治國家，充分就業、有效率的福利國家等等的就只能是夢想。

改良派呼籲在銀行業建立強大的公共地位；呼籲公共投資以減少失業等等。當然，我們都贊成降低失業率、增加公共服務支出和提高薪資：怎麼能不同意這些改良和措施？問題是，這些措施無法讓世界回到1960年代，就像聽披頭四一樣不能。今天，凱因斯主義已被排除在外。我們需要的是從根本上改變經濟運作的規律：消除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狀態和混亂；接管銀行和大企業，將其置於合理的生產計劃之下；簡而言之，對社會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這是唯一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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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 M. Keynes, 1923, 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 Chapter 3.

[2] http://www.marxists.org/reference/subject/economics/keynes/general-theory/ch24.htm.

[3] See P. Baran and P. Sweezy, 1965, Economics of Two Worlds.

[4] http://www.marxist.com/bad-bad-and-ugly-imf.htm.

[5] Cecchetti et al., 2010, The future of public debt: prospects and implications, http://www.bis.org/publ/work300.pdf.

[6] Cecchetti et al. cit.

[7] R. Brenner, 2009, What is Good for Goldman Sachs is Good for America The Origins of the Present Crisis, http://www.sscnet.ucla.edu/issr/cstch/papers/BrennerCrisisTodayOctober2009.pdf.

[8] See http://www.marxist.com/bad-bad-and-ugly-imf.htm.

[9] “BOE discussed Negative Interest Rates”, WSJE 27.2.2013.

[10] “The negative option”, The Economist, 1.6.2013.

[11] Moseley F., Is the U.S. Economy headed for a Hard Landing? , https://www.mtholyoke.edu/courses/fmoseley/HARDLANDING.d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