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回顧, 泰德·格蘭特, 組織策略, 著作與文獻, 馬克思主義理論

印度奪取自由的道路——「不斷革命論」在印度的實踐和英國工人階級的任務

(按:以下小冊子是泰德·格蘭特和他的同志史考特於1942年6月完成的小冊子,刻畫了當時英國帝國主義對印度的實際政策,並且把不斷革命論應用在當時的印度情勢上以得出印度和英國工人階級的實際任務。譯者:張子淵)


印度如同從幾個世紀的沉睡中剛剛蘇醒,正隱隱欲動的巨人。整個世界的目光從為法西斯主義所困的歐洲大陸轉移到了印度,這片兩個世紀以來一直飽受號稱民主的帝國主義枷鎖折磨的次大陸。隨著日本帝國主義的崛起和英國帝國主義的癱瘓,印度人民的情緒高昂到了極點。歷史的難題裹挾著人們,解決它已刻不容緩。

尤其是對於英國的工人,印度獲得自由的問題絕不僅僅是空洞的、抽像的概念。這與他們自己遇到的困難,特別是戰爭造成的困難密切相關。

工人們在戰爭中支持統治階級,他們認為這場戰爭為了全世界被壓迫的人民的解放,是為了「四大自由」而進行的。在過去,英國工人一直保有一種安逸的幻想——即英國是為了印度人民的幸福而去統治他們。但現在,工人們開始意識到,印度人民不視英國人為解放者,而是視他們為外來入侵者,壓迫者。

在緬甸和馬來亞[A],群眾對侵略是無動於衷的,對他們來說,英國人和日本人沒什麼區別。反抗無非等於決定由哪個國家來統治他們。

威廉·喬森·希克斯爵士精辟地概括整個英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

「我們征服印度絕不是為了印度人的利益。我當然知道有人在傳教士會議上說,我們是為了提高印度人的生活水平才征服印度的。那怎麼可能?我們用劍征服了印度,我們也將用劍守住它……它是英國商品的最好的出口地。」

這才是英帝國主義在其殖民帝國中一貫的政策。印度和中國,連同亞洲的其他區域,是目前重新瓜分世界的戰爭中最搶手的地方。今天唯一的不同是,英國的劍已經失去了鋒芒,變得鏽跡斑斑,為此,資產階級不得不采用其他手段——開空頭支票、做出虛假的「讓步」、「國家獨立」——當然,所有這些都將被實現,不過日期不詳。

溫斯頓·邱吉爾首相向來是堅持對印度殖民的一貫政策的。即使是在過去,哪怕是保守黨有意向印度資本家做出一丁點讓步,他都會極端地反對任何與其相關的政策。僅僅是印度表現出些許獨立的可能性,他都會預言這將帶來「無政府狀態」和「一場腥風血雨」。而事實也證明,他在擔任首相之後並未改變政策,直到1941年七月,有包括28名前部長和290名省議會議員在內的12129名印度人因政治原因被監禁。直到今天,其中絕大多數,特別是那些主張要讓印度人民獲得完全的、無條件的自由的人,仍在英國的監獄中飽受煎熬。

如果印度人民能夠獨立,哪怕是獲得一定程度的控制權,帝國的宮殿都會轟然倒塌。到這時,在英國統治階級的眼中,「無政府主義」的道路,即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就將敞開了。對他們來說,如果軸心國的戰敗帶來的是世界帝國主義的必然崩塌,那同盟國的勝利又有什麼用呢?到了那時,為了自由的反抗戰爭將衝出印度的國境,席卷全球各地。

英國資產階級寧願將印度輸給日本,也不願印度人民獨立。因為即便印度被日本拿去,英國也一定可以在美國的幫助下重新奪回印度,即便代價是無數英美士兵的生命和多年的血腥廝殺。英國帝國主義和日本帝國主義是狼狽為奸的。這一點在新加坡淪陷時便得到了雄辯的證明。在那裡,英國人可謂是一絲不苟地遵守和日本人的協議,直到日本人接管,都在以暴力手段維持著「法律與秩序」。即使是在最危難的時刻,也不能讓群眾接管政務。

分而治之的政策

當仍有數百萬人仍在枷鎖之中時,對於工人階級來說,「為自由而戰」不過是是一場鬧劇變得愈發明顯。資產階級總會強調印度有多麼的「不安寧」,印度人民有多麼的「不團結」。然而事實上,所謂的關於印度「動亂」的論調是英帝國主義刻意捏造、助長的,其目的是繼續用那一貫的「分而治之」的政策來繼續統治印度人民。

在這項政策中,社區組織是英國人的主要武器之一,它們由英帝國主義資助,是英帝國主義的直接代理人,這些組織就是資產階級和他們的走狗——工黨領導人在談判中最關心「一小部分人」。這些組織中最重要的是印度穆斯林聯盟,但事實上,很少有穆斯林支持這個組織。在1937年的選舉中,該聯盟只獲得了穆斯林總票數的4.6%,即7,319,445張選票中的321,772張。8000萬的穆斯林中有20%是什葉派,他們有自己的組織,不承認印度穆斯林聯盟並且支持國會。有4500萬的信眾[B]拒絕被被該聯盟所代表,並支持建立制憲會議。而在穆斯林占絕大多數的西北邊境省,國會議員以大多數票當選總督。

英帝國主義者的另一個工具——印度教摩訶薩[C],他們代表了印度最富有的一群人,自然,他們也會以僵死的、反動的正統印度教為名來掩蓋自身的本質。同時,它還充當了印度穆斯林聯盟的附庸。

1933年比哈爾邦一個糖廠的罷工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可以說明帝國主義者的政策是在刻意助長印度社會的分裂。他們將此次罷工稱為「印度教和穆斯林問題」。罷工的起因是管理者只確保印度教員工的休假。其目的當然是在社區層面分化工人群體。但印度教和穆斯林工人是不會讓他們得逞的,他們以聯合罷工來回應這一挑釁。最終,他們贏得了罷工的勝利。

由此可以看出,克裡普斯害怕由國會代表的絕大多數人對少數「弱勢群體」實行「獨裁」並不是空穴來風的。這種恐懼來源於,英國資本家不再能通過腐朽的印度王室和少數特權人士繼續壓迫、控制印度人民。表面上,它是以「民主」之名抗議,而事實上,他代表的是由285000個英國資本家及其走狗組成的寡頭政治。這些人支配,決定著其他4億人的命運。

隨著日本軍隊轟開印度的國門,以及動蕩局勢在印度和美國工人階級中的不斷升級,英國資產階級被不得不假裝采取「所謂的」讓步政策。為表「誠意」,他們派出了斯塔福德·克裡普斯(Stafford Cripps)爵士,一位有「印度之友」之稱的左派勞工代表,他承諾要給工人們「自由」,只不過要在戰後才能實現。空手而歸的克裡普斯承認,他在英國的抗日戰爭中獲得印度人的熱情支持的計劃失敗了。在討論他失敗的根本原因之前,讓我們先來看看這位鴿派在唐寧街提出的劃時代的建議。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也發生了同樣的情況,英國承諾要給予印度「自治地位」。但在危機結束後,英國人覺得政治局勢還不夠「穩定」,印度人民還不夠「成熟」,因此還不能立即讓他們自治。就這樣,25年過去了。然後歷史重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英國統治者依舊不好過,他們又一次作出了換湯不換藥的「戰後」承諾,只不過這次它披上了克裡普斯的新衣裳。在英國三個世紀的統治之後,群眾對這種承諾自然是無動於衷的。

要是帝國主義者真的想給印度自由,他們現在就會這麼做。而事實是他們無論在什麼時候都不會這麼做。在這本小冊子[D]中刊登的一篇印度同志的宣言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印度要獲得真正的獨立,最重要的是土地革命——把土地分給農民,並徹底清算在印度以王公貴族和地主為首的野蠻的封建主義殘余。

代議制政府之荒誕

有人提議,制憲機構應該由所有的省級立法機構組成,而在省級立法機構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印度人擁有投票權,這些人通通來自富裕階層。不僅如此,印度的各邦王公還掌握了三分之一選舉團成員的提名權。這樣的議會,退一萬步講也不具有任何代表性。只有在英國的武力協助下,這些統治著25%人口的王公貴族才能延續他們腐朽,獨斷的統治。這些在王公貴族統治下的9000萬人民不僅不能發聲,相反,他們還被這些專制者所代表了。一次又一次,印度各邦的起義在英屬印度的軍隊的干預下被殘酷鎮壓。如果沒有英帝國主義的支持,這些亞洲封建主義老不死的幸存者對農民的壓迫是撐不過一天的。

省級立法機構代表的選舉流程和一般選舉不同,其「教派選取制」使代表們被人為地劃分穆斯林、錫克教、婆羅門等群體。各教派(尤其是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代表人數不是由人口比例決定的,因此他們更加不能代表印度人民。它還將群眾劃分成工人、農民、地主、商人等不同階層,如此一來,對印度人民的代表完全失真了。

英帝國主義通過操縱其豢養的代理人,加劇印度社會的混亂和分裂。

英國政府故意像這樣制定憲法,以挑起血腥的衝突和內戰。到那時,英國王室就可以介入並宣稱只有英國才能維護交戰派別之間的和平,並「維持秩序」。英帝國主義整個計劃中的基本意圖是,通過繼續保留省督的否決權,將真正的權力留在省督手中。「代議制政府」之荒誕在過去就已經顯露無遺了,省政府通過的政策,總督不同意……所以他就輕易否決了這些政策。此外,我必須要指出的是,戰爭爆發後,總督和他的議會趁著各省政府休克的時候,公開奪取了所有權力。

英國人對武裝力量的控制

在我們揭穿那些英國政府欲蓋彌彰的車轱轆話後,英帝國主義想要將最重要的權力,即對武裝力量的控制權留在自己手中的意圖就昭然若揭了。

就和曾經在緬甸、馬來亞和爪哇發生的一樣,英國人不敢武裝他們的奴隸。假如四億的印度工人和農民能得到自由和武裝,他們就可以築起一道5000萬人的血肉長城,這樣英國就不用為了抵抗日本侵略而向遠東派任何一個兵了。除此之外,在戰爭期間,他們禁止「進行任何形式的演習,穿著任何與軍隊和民間志願軍組織制服顏色相似的非官方制服。」

這種控制就是我們要講的最大問題。迫於壓力,英國人同意任命一位印度國防部長,但他無權通過任何戰略和政策;最終決定權仍在如韋維爾將軍這樣英國任命的總司令手裡。

「目前印度正面臨其關鍵時刻,在新憲法制定之前,國王陛下的政府會不可避免地對印度負責,繼續對印度進行控制和引導,這也是為打贏世界大戰出一份力。而充分組織軍事資源,提供精神和物質上的支持,就是印度政府的責任了。」

換句話說,就是英國要保留權利,但卻是印度國民大會黨(國大黨)對該權利負責。

歸根結底,誰擁有武裝力量,誰就掌握了一切權力。列寧以及在他之前的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指出,對武裝力量的控制與否是檢驗一個政權最重要的試金石。英國人絲毫沒有打算放棄對武裝力量的控制,從而放松他們的鐵腕統治。歷史告訴我們,沒有艱苦與暴力的革命,就永遠不可能讓資本家交出其占有物。

就是在這個關鍵的議題上,談判破裂了。國大黨雖然願意向英帝國主義屈服,卻希望至少能得到一些表面上的控制權以欺騙他們的支持者,使那些支持者以為英國人已經給了他們一些真正的讓步,否則國大黨必然在印度群眾中失去所有支持。國大黨的立場可以用拉賈戈帕拉查裡(Rajagopalachari)先生的話來概括。

「現在,國防本應該是整個政府的責任,倘若像斯塔福德·克裡普斯爵士至今反復聲稱的那樣,英國的國防政策是受到嚴重限制的話,人民領袖就不能期望消除民眾對於英國的冷漠,甚至是敵視態度了。」

「應讓人民領袖們能夠對人民群眾大聲發誓說:我們要打的戰爭是人民戰爭,我們的政府是人民政府。」

這些話中隱含了國大黨被迫不能實施該計劃的原因。

克裡普斯也許會再次履行他的使命;這一次,他將帶來一些挽回面子的條款,給印度資本家能夠一種權力真的被移交給了印度人民的假像……而實際上,它仍然在英國白廳的手中。

盡管談判破裂,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國大黨領袖)還是以國大黨的名義,呼吁組織最大限度地抵抗日本人的進攻。這是因為他們相信,英國人相較於日本人,會更加深重地剝削印度人民。他們明白,只有在某個帝國主義國家的幫助下,弱小的印度資產階級才能維持其寄生地位。中國前幾年發生的事情警醒他們。中國資本家們通過蔣介石,不停地試圖與日本妥協。在日本人侵略滿洲和華北期間,他們沒有抵抗。只有當他們搞清楚日本人的真正目的,比如在上海,摧毀與日本競爭的中國工廠,並把機器當作零件送往日本用於軍備生產時,他們才被迫開始抵抗。

日本的工廠主與印度的工廠主之間的競爭非常激烈。因為他們擔心印度工廠主的投資,以及與英國和美國資本的關系,會迫使國大黨選擇英國而不是日本的剝削者。

當前的情勢:印度群眾的經濟狀況。

現任戰爭部長詹姆斯·格裡格爵士(James Grigg)估計,印度人的平均收入為每年4鎊4先令。這個數字不僅統計了貧苦的工農群體,還包括了富可敵國的印度王公和坐擁百萬資產的磨坊主。

即便如此,它也才約合每周1先令7便士,也就是說每天不到3便士[E]。群眾的生活水平甚至比東印度公司時期還要低。這就是英國對印度實行了兩百多年「保護」的豐厚成果。

為了讓人們了解靠這樣低的收入對印度群眾的生存意味著什麼,我們可以看看兩位印度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報告:

「印度人的平均收入只夠養活三分之二的人,如果要讓每個人都吃得上飯的話,他們就得成天衣不蔽體,風餐露宿,放棄休閑娛樂,只買食物,而且只能買最差的、最粗糙的、最沒有營養的那種。」

他們的住房條件也不比營養狀況好上多少。在孟買勞工局有關工人階級消費狀況的調查中,孟買有97%的工人階級家庭住在只有一居室的廉租房。一個房間裡往往住了兩個,有時甚至多達八個家庭。三分之一的人口住在有五個人以上的房間裡。256379個人住在有6到9個人居住的房間裡。8133個人住在有10到19個人居住的房間裡。15490個人住在有20個人或以上的人居住的房間裡。

在英帝國主義的「熱心」幫助下,印度人的平均壽命從1921年的24.75歲下降到了1931年的23歲。即使是像V•安斯蒂(V. Anstey)這樣擁護帝國主義的作家也承認,四個印度人裡面有三個是窮死的。孟加拉邦的一個衛生官員在1927年到1928年的一份報告中稱:「要是拿大部分孟加拉農民吃的食物去喂老鼠。這些老鼠是活不過五周的。」從1911年到1931年,文盲率從94%「顯著」下降到了92%。不得不說這確實是一個偉大的成就,是英帝國主義開化其他文明的最好證據。

這幾個數字像征了在英帝國主義統治下的「無限恐怖」,它使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印度的土地問題

資本家們奪走了印度人民的生存基礎。他們被趕出土地,被迫淪為農村無產者。在1921年到1931年期間,印度的農業勞動者數量從2170萬增長到了3350萬。他們是農村裡最貧窮,最悲慘的階層。但除了他們之外,還有至少5000萬人只能通過自己的一小片地獲取微薄的收入,並且還需要為大地主勞作來補貼家用。我們可以從孟買總統府的一份報告中得知這幾千萬人的土地擁有情況以及他們的生活狀況。有48%的農用租地的耕種面積少於5%,而在這些農業租地中,小農戶真正擁有的土地只占總面積的2.4%。據專家估計,印度農村的一半人口都是由無地或半無地的農民構成的。

絕大多數的農民都背負債務。農民(包括富農)的平均年收入大概只有42盧比(213先令)。還要因為租金和稅收減去20盧比。再算上高利貸者強行征收的一筆錢(我記得利率是75%),這些農民總收入三分之二就付諸東流了。一位國大黨代表的調查證實了這一點:「在總收入中,有三分之二的收入以地稅,工商稅,利息和非居民業主收租的形式流出村子。」在這些蝗蟲掠奪完之後,這些農民的年收入只剩下13盧比,約合19先令。

農民們永遠活在債務的枷鎖中。這些「好心」的高利貸者每個月收的利息僅為1安娜每盧比利率僅為75%[F]!在1921年,印度農民的總債務為4000萬英鎊。到1937年,這個數字增長到了1億3500萬英鎊。這意味著平均每個農民身上的債務相當於他們五年的收入!再加上英帝國主義的推波助瀾,讓高利貸者和地主對印度群眾的奴役愈演愈烈。

正如托洛斯基在評價沙皇俄國的統計數字時那樣,他認為這些數字構成了「農民戰爭之現成的政綱」。不同的是,印度的情勢,農民的貧困程度和缺地程度,以及帝國主義的強取豪奪較俄國相比更加嚴重。並且,印度的地主和資產階級比俄國的更為團結,故資產階級中反抗帝國主義的組織必然倒戈,國大黨的背叛就是最好的證明。

國大黨在革命中的角色

國大黨雖是印度資產階級的代表,但它得到了絕大多數的印度人民——那些渴望從英帝國主義中獲得民族解放的穆斯林,工人和農民的支持。然而,國大黨內的資本家們並不是真的想和英國王室鬥爭到底。

控制國大黨的印度大資本家們一面和帝國主義藕斷絲連,另一面又與地主,放債人和王公們糾纏不清。銀行家和大資本家都來自地主階級,在榨取工農階級的利益這方面,他們共分一杯羹。

在印度各邦,資本家通過投資把自己和王公們捆綁到一起,一來英帝國主義控制著銀行,再者英國和印度資本共同控制著印度的大量工業部門,同時印度的金融結構與倫敦市直接掛鉤。因此,盡管地主,資本家,王公和帝國主義者們可能會在分配那些從印度工人和農民榨取來的利益時有所分歧,但在共同侵占印度人民的剩余價值時,他們可謂是團結一致了。

1922年的和1929到1931年的反對英帝國主義的群眾鬥爭運動很好地證明了這一點。當農民加入一場政治運動時,印度的資產階級會迅速地通過國大黨向英帝國主義求援。帕爾梅·杜特(Palme Dutte)在他的《今日印度》[1](寫於共產國際的最近階段,當時英國是「最反動的帝國主義」)中,在描述國大黨對群眾運動的背叛時寫道:

「只要國大黨中央一聲令下,這個計劃(拒絕繳稅:在貢圖爾就沒有征5%的稅),就可以立刻在全國實施,這樣全國就可以不繳土地稅和租金了。然而這一計劃意味著不僅要對帝國主義,還要對地主制度進行掃蕩……巴多利決議規定……地方國大黨委員會讓農民向政府繳納地稅和其他稅款……工作委員會讓國大黨的工作人員及有關部門告知印度農民,不向地主交租有違國大黨決議,並且會損害國家利益……工作委員會向地主保證,國大黨的政治運動絕不會損害他們的合法權益,即使農民有所不滿,委員會也希望他們可以通過相互協商和仲裁等和平手段來解決問題。」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在1930-1934年期間,國大黨背叛民族鬥爭的本質原因是因為他們不敢激起農民壓抑的情緒,這種情緒具體表現為不僅是對英國政府(像征著征稅機構),還有對本土剝削者的反抗。在農民爭取自由的鬥爭中,就像他們不在意究竟是虱子、跳蚤還是哪些其他蟲子吸他們的血一樣,他們也不會去關心地主,征稅者和收債人的區別。

為了擺脫壓在他們身上的幾座大山,農民們自主建立獨立於資產階級議會的組織來領導這一運動。1935年,第一個全印農民組織——全印共產黨農民陣線成立了。到1939年,成員人數已經達到了80萬人。他們的綱領中包括:完全實現民族獨立,以及建立一個屬於印度人民的,工農階級專政的民主國家。

然而,即使這些獨立組織與國會矛盾越來越深,但由於領導層中缺乏關於當前局勢的不同聲音,他們還是從屬於國大黨。只有一名來自工人無產階級的領導者,才能使印度的農民運動重蹈中國的覆轍。這些農民組織的動員程度已經遠超十月革命之前俄國農民的動員程度,毫無疑問,情勢對於印度的農村無產階級來說已經非常緊張了。印度的明天,和這些由城鎮工人組成的行動委員會(即蘇維埃)息息相關,他們將不可避免地會在印度人民奪取自由的鬥爭中起到動員作用。他們絕不會向資產階級屈服,不然只會迎來悲慘的未來。只有由讓工人階級領導,並且讓農民們為了自己的利益,有組織地緊密團結在一起,土地革命才能成功。國大黨左派中的一名激進的小資產階級——蘇巴斯·博斯(Subhas Bose),見印度人民在英國手裡造反,馬上就投入了日本軍事封建帝國主義的懷抱,加入侵略中國的行列。汪精衛,或者我們可以叫他中國的博斯,也背叛了人民群眾,成為了日本傀儡政府的首腦。這告訴我們,不僅是資產階級,激進的小資產階級也會走錯路。這些人要是不能堅持工農政府的政治綱領,那麼他們必然會加入帝國主義陣營。

印度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角色

由於嚴格的審查制度,關於印度工人階級鬥爭的新聞的確很少。從采訪海員和印度工人的個別報道中可以看出,階級鬥爭與其說是中止,倒不如說是加強。

從1921年到1931年期間,無產階級的人數迅速增長,受雇於10人以上單位的產業工人的數量從260萬人增長到了350萬人。在這十年間,特別是在戰爭爆發的最後兩年半,隨著重型軍工業的大量發展,產業工人的數量更是以火箭般的速度上升。即使我們以最嚴格的口徑進行統計,在今天,工業無產階級的人數也遠遠超過了在1931年的500萬人。除此之外,我們還得算上那些受雇於10人以下單位的約2000萬的手工業者。這些雇佣工人,是產業無產階級的後備軍。他們會跟隨那一部分堅決的,有革命意識的無產階級的領導。除此之外,目前還有占農民總數一半的,約1.3億人的農業無產階級。

在過去的十年中,印度十個規模最大城市的總人口530.9萬人上升到了818.3萬人。加爾各答市的人口增加了85%,孟買市則增加了28%。除了上述兩個城市,約十幾個城市的人口增長率則從50%到100%不等。無產階級巨額增長,極大地增加了其在印度社會中的影響力。

即使是根據政府主觀的,不完全的統計,我們也可以對印度形勢的變動情況略知一二。盡管在過去的幾年中工業迅速發展,而水稻種植業,棉花采摘業,軋棉業是幾個僅有的顯露頹勢的產業。這些剛需產業的衰退進一步惡化了印度群眾的生活狀況。一份政府報告證實了這一點,根據其估計,工人家庭的平均負債相當於他們四個月的收入。這還只是在1939年,戰爭影響初顯的時候。

印度工人們一直在與惡化他們生活狀況的敵人作鬥爭。不同省份的報告中記錄了印度工廠和英國工廠中發生的激烈罷工,由此我們我可以看出工人們的覺醒。1940年3月,16萬名紡織工人舉行罷工,要求獲得物價津貼以滿足其生存需求。在此次罷工中,有三位領導者被逮捕。與此同時,孟買工會行動委員會呼吁舉行全面罷工以示支持。這些事件大同小異——都有一次又一次的罷工,都有無數警察和工人之間的衝突。根據報道,大多數的罷工始於抗議對工人的侵犯,傷害,虐待。還有些罷工是為了解雇工頭或是管理者,或者表示對其他工人同伴的支持。一旦罷工開始,收入問題就不得不會被擺上台面,這也體現了人們對於經濟狀況的持續不滿。

1939年比哈爾邦的糖廠罷工中展現了印度工人階級的高度戰鬥性和自覺性。工人們團結一致,組織罷工,並且逐漸在鬥爭中提出了提高燃油供應和居住水平的要求。但更重要的是政府在關於這場罷工的官方報告中表示:「除了在公司中建立一個工人管理委員會和立即提高薪水之外,所有在罷工中提出的要求都得到了滿足。」由此,我們可以得知工人的基本訴求是掌控工業的控制權,從而把國家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

印度工人的激進運動一定是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印度的城鎮工人認為這場反對黑暗統治的鬥爭是與印度資產階級的直接衝突。工人階級對領導地位的激烈爭奪,將會產生一個富有戰鬥性的領導層,他們會如鋼鐵一般,在熾熱的戰鬥中得到磨礪、淬煉,其實在戰爭爆發之前,比哈爾邦的政府就產生了對於工人運動的不祥預感。他們在報告中宣稱:

「1938年是全面騷動的一年。正如去年報告所說的那樣,由於勞工階級中出現的新的政治領袖提高了工人們的預期,相較於1937年的11場罷工,1938年發生了多達16場罷工,在其中一場罷工中還使企業不得不停業停產。」

在1929-1931年期間,一場大規模罷工導致的工人運動展現了,工人階級對領導地位的激烈爭奪,以及其在鬥爭中的優勢。在這場狂潮出現之前的加爾各答會議上,5萬名工人以「讓印度成為獨立的社會主義共和國!」為口號進行了示威。在孟買由8萬工人舉行的政治反戰罷工中,一種趨勢越來越明顯,即工人階級逐漸成為戰爭爆發時民族獨立運動領導階級。

隨著印度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覺醒,在特殊情況下,他們的領袖將會發現自己才是這個國家的引領者。他們需要一個契機,來讓他們意識到自己的鬥爭已經卓有成效。英國人的節節敗退已經使印度受壓迫的群眾充滿信心,以直面這些帝國主義的統治者。正如在英國人被日軍趕出新加坡之後,一名印度學生發出的感嘆:「天哪!多少年來,我們一直想像著這些家伙是有多麼的強大,但看看他們的慘狀! 原來我們一直在害怕一個幽靈!」

和在俄國一樣,印度的資產階級也未能開展解放群眾的鬥爭,這給新生的無產階級力量提供了一種可能性,讓他們能繼續民族資產階級未能完成的任務,這也為社會進步鋪設了新道路。在印度,無產階級是唯一能夠解決群眾問題,並在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地主制的鬥爭中始終領導國家的階級。這個規模小但正迅速發展的階級,可以團結分散的農民,並通過把權力掌握在自己手中,首先著手執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因為其所處的立場,這將一定會導向社會主義革命。一言以蔽之,這是目前印度革命的唯一破局之法——這就是不斷革命。

印度的無產階級並非孤軍奮戰。 就像俄國的無產階級都直接來自於農民。 印度的大多數無產階級本身就是農民,或者他們的親戚是農村人。工人和農民,尤其是和幾千萬農村無產者和農村半無產有著直接聯系。

隨著越來越激進的社會氛圍,數千萬人在戰爭帶來的危機中覺醒了。印度人民不希望日本勝利。他們看到了中國和韓國人民在日本帝國主義手中受到的殘酷剝削與野蠻壓迫。對英帝國主義的敵視,對資產階級國民大會的叛徒的鄙夷,工人鬥爭的艱苦,以及農民鬥爭的艱難使他們不得不建立具有階級獨立性的革命組織。

將不斷革命論應用於印度的情勢

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在革命時的無能,為不斷革命論提供了理論基礎。在法國和英國,新興資產階級完成了他們的任務。他們使國家擺脫了帝國主義枷鎖,結束了國家的封建割據並令其統一,他們把土地分給農民,還創立了制憲會議。但在帝國主義於世界上橫行霸道的今天,資產階級已經難堪此重任了。這也是為什麼要讓無產階級成為國家的領導階級,盡管他們人數稀少,但只有這樣,印度的問題才能解決,印度才能獲得自由。這些造反的農民們一定要與城市中的工人聯合,並在其中選出一名領袖。

要達成這一目標,無產階級必須掌握政權。一旦他們成功,將不僅將在客觀上促進資產階級革命,更是能推進社會主義革命。同時,無產階級革命在整個世界掀起的浪潮,將使國際無產階級成為他們的堅強後盾。

在分析中國革命的悲劇時,托洛斯基同志這樣寫道:

「在這些落後的國家中,沒有一個『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能在『民族』資產階級領導之下得到解決,因為『民族』資產階級之很快產生,是在外國勢力的支持之下,故對人民而言乃是一個異類的或敵對的階級。在這階級發展的每一階段上,總只有更加密切地束縛於外國的財政資本。他們本質上是此種資本的代理人。殖民地的小資產階級,即從事於手藝與小買賣的人,首先成為與外國資本作勢力懸殊的鬥爭的犧牲者,他們在經濟上衰落至無足輕重的地步,成為非階級的與赤貧化了。這等人要起一個獨立的政治作用,那甚至連想都想不到。農民,這個數量最大,最原子化,最落後與最受壓迫的階級,能進行地方性的暴動與游擊戰,但需要一個比較前進的與集中的階級的領導,好使這一鬥爭高升到一個全民族的水準。這樣的一個領導,自然落在殖民地無產階級的身上了,因為它從最初起,就不僅對外國的就是對自己民族的資產階級,也立於相反地位。」(譯著:摘自托洛斯基 《中國革命的悲劇》)

1925-1927年發生在中國的大革命迅速獲得了成功。如果殖民地的資產階級能夠發揮進步作用的話,印度的革命的形勢一定會比中國革命更好,因為印度本土的資本家至少是在名義上獨立於帝國主義的。然而,和在印度的情況一樣,中國的資產階級也想要在群眾運動中取得領導地位,以在與帝國主義談判時取得讓步。不過,一旦農民有進行土地革命,或是工人有爭奪工廠控制權的風頭,那些以蔣介石為首的,驚慌失措的資產階級就會立馬向帝國主義下跪。對他們來說,這是不得已的,因為他們與地主和軍國主義者的同流合污令他們解決不了任何重要問題。

共產國際為了證明他們對中國資產階級無條件的支持(史達林的「四個階級聯盟」理論),才會如此攻擊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這種支持不僅導致了中國革命的失敗,而且讓中國的工農階級淪為魚肉,任其遭反革命分子的宰割。根據紅色互助協會的統計,到1930年末,在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的恐怖統治下,遭其殺害的,或是在監獄中死去的工人農民,共有14萬人。

同中國和印度的情況一樣。在俄國,教會,地主以及資產階級作繭自縛,以致他們也無力抵抗沙俄的封建制度。但這也給新生的無產階級力量提供了一種可能性,讓他們能完成在過去資產階級未能完成的任務,同時為俄國社會的發展鋪平道路。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中有關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論文中寫道:

「在附屬國目前存在著兩種相距日遠的運動。一種是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民族主義運動,其綱領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實現改治上的獨立:另一種是貧窮無知的農民和工人爭取擺脫一切剝削的群眾性鬥爭。第一種運動企圖控制第二種運動,並且往往得到一定的成功。共產國際及其有關的政黨應當反對這種控制,幫助殖民地工人群眾提高階級覺悟。為推翻外國資本主義,實現殖民地革命的第一步,不妨同資產階級民族革命分子進行合作。但首要的任務是建立共產黨,因為只有共產黨能組織農民和工人,帶領他們進行革命和創立蘇維埃共和國。可見,落後國家的人民群眾不是經過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是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有階級覺悟的無產階級領導下,才能實現共產主義。(譯著:摘自《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文件》第718頁)」

「殖民地革命在初期並不是共產主義革命,然而,如果它從一開始就由共產主義先鋒隊來領導,革命群眾就將逐漸獲得革命經驗,走上達到最終目的的正確道路。殖民地革命在其初期階段,應當實行含有許多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要求的綱領,如分配土地等等。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殖民地革命的領導權應由資產階級民主派來堂握。相反地,無產階級政黨應當經常大力宜傳蘇維埃思想,並且一有機會就建立工農蘇維埃。」(譯著:摘自《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文件》第718到719頁)

在這一政策的武裝下,俄國無產階級取得了勝利。倘若印度也實行這一政策,那裡的無產階級也將取得勝利。但是,這與史達林和共產國際現行的政策與此相距甚遠。今天,史達林主義正在以更加卑劣的背叛來為其斑斑劣跡添上濃墨重彩的一筆。一開始,蘇俄是少還能對帝國主義予以譴責以示反抗。然而在德國對蘇俄進行武力打擊之後,史達林主義者在印度就淪落為英帝國主義的代理人了。

在群眾革命鬥爭初見苗頭的時候,他們讓群眾與資產階級國大黨妥協,留在組織內當個忠誠的反對派即可。他們沒有通過建立獨立於資本家的共產黨來爭取工人階級的領導權,反而是組織了個如空氣一般的工農黨派。在自斷一臂後,他們還在1929-32年群眾運動高漲時推進其極左政策。他們還譴責國大黨是法西斯主義的,以此將自己與群眾運動獨立開來,這也降低了印度群眾的階級意識。

而現在,反正蘇俄已經不怎麼在意自己的名聲了,他們現在又可以重新支持國會的立場。他們與國會的不同之處主要在於對帝國主義更加卑躬屈膝,他們現在稱帝國主義正在進行一場進步的反法西斯戰爭。就和他們在馬來亞、新加坡、爪哇和緬甸的骨肉同胞們一樣,他們想要與英帝國主義「團結一致」地抗日。但實施這樣的政策只能落得和這些國家一樣的下場。

要求在印度建立「國民政府」,就是要求印度資本家和地主與英帝國主義達成協議,這無疑是在與群眾作對。

然而史達林主義僅僅是削減了工人階級先鋒隊的士氣,並在其中混淆視聽。他們與壓迫者合作的政策,不會得到殖民地國家那些受壓迫群眾的任何支持。因為這條路只會的盡頭是另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的繼續統治,並且必然會讓群眾在爭取民族和社會解放鬥爭中失敗。這些政策非但沒有削弱軸心國的力量,它還可能會在群眾中散播絕望,從而讓日本漁翁得利。他們與其說是在輔佐蘇聯,不如說是在幫助敵人。

關於制憲會議

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即印度的托派,他們根據革命導師列寧的經驗,提出了召開制憲會議的急切需求。這在根本上是民主的,因為它讓每個人都能行使選舉權,選出能代表他們的人。這一為了召開制憲會議而進行的鬥爭,目的是為了爭奪基本人權:即言論自由和集會權,數千名被關在印度監獄裡的政治犯人的人身自由,全國成年公民,無論男女老少、貧富貴賤的投票權,農民的土地,工人階級更高的的工資標準,八小時工作制,禁止雇佣童工,禁止發戰爭財。而這些都是邱吉爾和英國政府拒絕給予印度人民的權利。

這些訴求必然立即得到工會、工人理事會、罷工委員會、和區域委員會這樣的工人組織的支持。也將得到農民委員會的快速響應,盡管遭受了種種鎮壓,他們仍會在反對地主和收稅人的鬥爭種發揮作用。在實踐鬥爭的過程中,群眾會越發認識到解決問題的方法把握在他們自己手裡。只有在農民的支持下,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是說只有運用列寧的革命理論的,印度才能獲得解放

印度國大黨和資產階級沒有為了召開制憲會議而持續開展游行示威,於此我們可以看出,他們完全沒有能力為了自由而鬥爭。我們說「持續開展」,是因為國大黨的各個部門一直停留在僅僅是探討這個問題上。然而,在英帝國主義最虛弱的時候,或是說是冒充成最偉大的「民主主義者」的時候,它們就會由於因懼怕印度群眾,連談都不談。相較於其他事實,這一點最能證明印度的資產階級就是英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就算他們能喊出那些爭奪自由的口號,也不會將其付諸於實踐。

就像在俄國十月革命期間,資本家們被迫「接受」了這些口號,但卻極力阻撓制憲會議的召開。印度的資本家甚至還不如他們。國大黨不但沒有利用自己的優勢地位,發動反對英帝國主義的鬥爭,反倒想盡一切辦法想和白廳妥協。國大黨的最常見的鬥爭手段,就是比誰更會向英帝國主義搖尾乞憐。

本來,印度的鬥爭就應該是反對所有帝國主義的,所有我們首先就要不留情面的揭露國大黨在本質上是帝國主義的工具。如果國大黨願意的話,推翻英國的統治本應該很容易,因為英帝國主義在日漸衰弱,而印度群眾的政治意識在慢慢覺醒。國大黨要是能奪取權力,並且動員工農武裝力量,日本入侵的威脅就會化為烏有。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只軍隊能夠征服、壓制這片次大陸上的人民,因為他們都在為自由而戰。無論是武裝工農階級、反對帝國主義,抑或是還工廠於工人、還土地於農民,都將為帝國主義和日本軍國主義敲響喪鐘。日本士兵,其中大多是來自農民階級,是會響應「土地歸農民」的口號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印度的革命之火將會燒到日本,點燃整個亞洲。

英國工人組織的政策

在當前的情勢下,仔細分析那些自稱代表英國工人階級利益的組織的政策對我們來說很有必要。正如列寧所說的,要鑒別一個生活在大都會中的人是否是社會主義者,特別是英國人,就要看他們對殖民問題的態度,這是最嚴格的標準。並且他們不能只是在口頭上譴責帝國主義的卑鄙行徑,而是要堅定自己的階級立場,與英國工人站在一起的同時協助印度工農,一道與同一個壓迫者作鬥爭。

工黨之現狀

工黨和工會官僚機構已經清楚地表明,他們和英帝國主義在同一條船上。他們甚至比英帝國主義更加熱衷於捍衛對印度的統治。對於工黨和工會,以及工資較高的工人階層,失去這種統治意味著不能再從資產階級的湯羹中撈到油水,也就是說不能再從資產階級的殘酷剝削中獲得特權。在這個問題上,工黨領導人與邱吉爾的唯一區別是,前者更加虛偽、狡詐。

工黨領導人貝文在最近的一次講話中站了出來,為印度的「弱者」辯護。他流著鱷魚的眼淚,發誓說勞工運動不會任由5000萬的賤民被印度的大多數人,即印度工農蹂躪。顯然,他想表達的是,英國人在過去200年裡統治印度,只是為了保護「少數人」的利益。然而事實恰恰相反,在統治期間,英帝國主義,以不干涉印度的傳統習俗為借口,延續著最可恥的奴隸制——特別是針對賤民種姓的奴隸制。

在1924年和1929到1931年期間,工黨政府,即貝文和他的同僚們本有機會展示他們對印度「弱勢群體」利益的真誠關注。但其實他們在忙著監禁、鎮壓和槍殺那些要求他們兌現對印度自由的承諾的印度人。不少於6萬名印度人遭第二屆工黨班子的監禁。

那些簇擁在《論壇報》旗幟下的工黨「左派」們更加危險。英國資產階級把他們在印度不願做的髒活都交給了同為他們一員的斯塔福德·克裡普斯爵士,這也是工黨「左翼」的典型用處。他們與邱吉爾和貝文「講道理」,指出向印度做出讓步會給英國帶來的好處。那些聽起來很左的標語像狗皮膏藥一樣貼在《論壇報》上,掩蓋了工黨政策的污點:

「現在我們面臨著和以往截然不同問題,它事關印度加入反法西斯鬥爭,抗擊我們共同的敵人。要是日本人贏了,那麼印度的自治將沒有任何意義。因此,我們重申:我們當前如果要達我們的首要目標,就要與印度方面就自治區域的數量達成共識。如果印度領導人的需求超過必要限度,那麼他就是在背叛自己的事業。因為要是英國不能滿足他們,他們就會與自己的目標失之交臂。」

工黨左派的政策可以概括為「給印度群眾足夠的東西,讓他們產生一種可以和日本人打仗的錯覺。」即「欲擒故縱」的政策。

英國共產黨的態度

英共沒有解釋為什麼英帝國主義不給殖民地自由,也沒有揭露他們所聲稱的反法西斯戰爭的虛偽,反而掩蓋了戰爭的真正帝國主義目的。在克裡普斯任務失敗後在黨內宣言中[G],他們宣稱:

「談判破裂的原因是英國政府不同意組建印度國民政府,而只有組建國民政府才能團結印度人民,聚集他們的所有資源進行反法西斯鬥爭。」

實際上,會談破裂是因為英國人甚至不屑於給印度資產階級民族獨立的假像,更不用說是印度人民了。宣言中繼續說道:

「英國政府還沒有吸取它在香港、馬來亞、新加坡和緬甸的失敗教訓,我們沒能讓那裡的人民和英國並肩抗日。」

他說他們還沒有吸取教訓!好像統治階級能改變他們的政策似的。要想在抗日鬥爭中得到群眾的熱情支持,首要前提是要讓他們看到奮鬥的目標。懇求統治階級改變主意,其難度無異於喚起帝國主義吸血鬼的良知,讓他們停止以人道主義為借口吸食殖民地群眾的鮮血。

這和杜特在戰爭剛開始時的發言形成了鮮明對比,當時他就準確地把英國定性為一個帝國主義國家,他說:

「因官方論調產生的任何幻想是很危險的,即對帝國主義政策和權力這些鐵的事實產生不切實際的幻想,或者幻想帝國主義不會使用一切手段來維持其權力。」

那我們就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帕爾梅·杜特和共產黨的領導人充分掌握了帝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話術及其殖民政策,他們是在欺騙英國工人。

在1942年4月25日的《世界新聞與觀點報》中,本·布拉德利(Ben Bradley)寫道:

「國大黨的建議,即建立一個人民信任的國民政府,被英國政府拒絕了,但這在印度得到了廣泛的支持,甚至像《加爾各答政治家報》這樣的英國官方報紙也在支持。然而英國政府的所有部門都同意將重大問題推遲到戰後」。

注意,是所有部門,包括共產黨在內。要求「現在就在印度建立國民政府」並不能欺騙印度群眾,也不能欺騙英國工人階級。說到底,這個所謂的「國民政府」是什麼?是一個由王公貴族、國會、穆斯林聯盟、自由主義者、印度教馬哈薩巴、共產主義者和其他群體組成的聯合政府嗎?我們知道,「國民政府」的口號總是被用來欺騙群眾,讓群眾以為自己的利益受到了關注,而實際上,這只是壓迫者為了維持其統治而編織的一個幌子。共產黨很清楚,引導印度群眾走上自由之路的唯一方法是在普選的基礎上召開制憲會議。但是,讓印度獲得自由——也就是讓工農獲得自由——是與史達林官僚集團針對邱吉爾的綏靖政策相悖的。

共產黨領導人試圖為這種錯誤的政策辯護,說這是保衛蘇聯的政策的一部分。但這種政策不僅沒什麼作用,並且它只能給蘇聯以及英國和印度工人帶來災難。

英國獨立工黨(ILP)的態度

獨立工黨沒有嘗試接觸印度工人,幫助他們組織自己的獨立黨派,而是好心地建議他們在尼赫魯那裡尋求救贖。第四國際早就清楚地預見到了資產階級的國大黨會做什麼,特別是他們會在群眾的壓力下,用「社會主義」來偽裝自己尼赫魯自稱是社會主義的擁護者,他作為國會的左翼,卻狂熱地倡導印度人民向英國少得可憐的讓步妥協。

多年來,布羅克韋(Fenner Brockway)和獨立工黨的其他中間派領導人在英國工人和印度工人面前都把尼赫魯描繪成一個真正為了印度的民族自由,和每個印度人的自由而奮鬥的戰鬥領袖,而我們一直指出,尼赫魯本人和這種形像可謂是風馬牛不相及。他所處的立場將使他公開地加入帝國主義陣營。《新領袖報》刊登了作為「社會主義」同志的尼赫魯的同志和文章。布羅克韋無疑會對這種「令人遺憾的」背叛無奈地搖搖頭,以「曲線救國」為尼赫魯的背叛行為辯護。尼赫魯就和克裡普斯一樣。在一次選舉演講中,一位候選人強烈譴責資產階級利用了克裡普斯這樣一個「誠實的人」。

就像中派一直被激進的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牽著鼻子走一樣。獨立工黨在印度問題上的立場是過去一段時間整個中派立場的必然結果。這樣的政黨既然沒有能力在印度領導人民進行真正的自由鬥爭,那就更不能在英國領導工人進行權力鬥爭了,因為這兩者是不可分割的關系。

英國工人階級的實際任務

通過將戰爭擴大到整個地球,帝國主義者賦予了不斷革命更深刻的意義。通過將整個殖民世界卷入衝突,帝國主義為自己敲響了喪鐘。一戰和十月革命的帶來了一系列的殖民地起義和革命。通過將土耳其、波斯、印度、阿拉伯等等這些地區直接卷入鬥爭,帝國主義將殖民地的民族獨立鬥爭與英國工人爭的權力鬥爭直接聯系起來。

在這樣的革命政治中,一個不言自明的道理是,英國工人的命運是與印度革命以及殖民地人民的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戰爭,作為一個重大事件,使印度工人和英國工人成為了一條繩上的螞蚱,除非英國的工人階級明白他們與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的決裂有多麼的迫在眉睫,並向受壓迫的殖民地工人和農民伸出援手,否則他們將迅速成為殖民地人民的難兄難弟。

英國工人只有與英帝國主義壓迫者作鬥爭,把權力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在反壓迫鬥爭中成為印度群眾和殖民地群眾的盟友。

只有當印度人民看到英國工人正在進行一場真正的解放戰爭,而不是帝國主義統治世界的戰爭時,他們之間才會產生真摯的革命友誼。

今天,一個前所未有的機會擺在英國工人面前,而機不可失,失不再來。今天,他們完全能夠與英帝國主義翻臉,並建立一個工人政府,來實現印度和英國人民之間的真正聯盟。只有這樣一個政府,才能夠揭露英國資本主義的強征暴斂,才能使他們與殘暴的、腐朽的的剝削者徹底決裂,才能與印度群眾建立革命友誼,共同反對資本主義反動派。我們向有組織的英國勞工運動提出的綱領,即印度民主革命運動的最低綱領,是每個英國工人都會支持的綱領。作為印度勞苦大眾與英國工人統一戰線的第一步,他們必須在英國爭取權力,並將以下方案付諸實踐。

1)讓印度獲得自由。

2)召開制憲會議和爭取完整的民主權利。

3) 武裝自由的印度人民,讓他們能夠為自由而戰。

4)向印度提供所有必要的武器裝備。

5) 釋放所有政治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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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原版小冊子中的注釋:

[1] 杜特在描述當地資產階級對群眾運動的背叛時提供了寶貴的材料。但在無知的史達林主義反動派的欺騙下,他沒有能力指出正確的道路——即不斷革命的道路。他要求建立全國統一戰線的結論與他給出的數據完全相悖。反對托派的責任蒙蔽了他的雙眼,使他對不斷革命論視而不見,而不斷革命論是從現實的權力關系中得出的必然結論。

編者注釋:

[A] 「英屬馬來亞」是指馬來半島上被英國殖民的一系列國家。在1946年馬來亞聯盟成立之前,這些殖民地沒有得到統一管轄。馬來亞在1957年8月31日獲得獨立。在1963年9月16日,該聯邦與沙巴、沙撈越和新加坡組成了一個更大的聯邦,稱為馬來西亞。

[B] 信眾(譯者著:原文為Momin 此處直接譯作信眾)

[C] 又名全印度印度教大議會,是一個印度教民族主義組織,最初成立於1915年,以對抗印度穆斯林聯盟和世俗的印度國民大會。

[D]它指的是1941年一篇印度第四國際主義者的論文,發表在同一期《工人國際新聞》上。

[E]見前面關於十進制化之前的英國貨幣體系的說明。

[F] 在1957年十進制化之前的舊印度貨幣體系中,16個安娜等於一個盧比。

[G] 克裡普斯的任務,指在1942年3月下旬,英國政府為能在二戰中得到印度的支持,與印度方面進行談判。高層左翼政治家兼邱吉爾政府的戰爭內閣部長,斯塔福德-克裡普斯爵士領導了此次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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