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的监狱中度过近十年后，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于1937年去世。经过了这么多年，他的思想和遗产仍旧在被辩论和重新解读。葛兰西是谁？对于这个问题，市面上存在着诸多良莠不齐的答案，其中有许多是从小资产阶级学者和知识分子到工人运动中的修正主义者的歪曲，甚至是完全的虚构。（按：本文义大利原文最初于1997年5月19日发表在《镰刀与锤子报》（FalceMartello）。英语原文发表于2020年1月17日。译者：Kost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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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企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即所谓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涵，磨灭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列宁 《国家与革命》

有人尝试把葛兰西描述为一位义大利国父，使得甚至是前总理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coni）这样的右翼资产阶级政客都能声称自己是他的继承者。这的确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被描绘成人民阵线，「历史性妥协」，欧洲共产主义的先驱后，现在作为一个受「所有人尊重」的「中立人物」葛兰西。又被请到「共和国之父」的圣堂之中，不管他们的政治立场如何。

坚决反对一切试图歪曲葛兰西的思想的尝试是我们乃至每一个共产主义者的责任，无论这些尝试来自修正主义还是社会沙文主义立场。

《新秩序》与利沃诺分裂

首先，葛兰西和以《新秩序报》(L’Ordine Nuovo)为中心的杜林团队达成了一项伟大的成就——他们代表义大利工运最先进的部分，把俄国十月革命普遍性的教训运用在特殊的义大利形势中。

《新秩序》的成员不仅在1920年援助了工业工人并将其组织起来，还成为了宣传工人领导产业的理论领袖。葛兰西相信工厂委员会应当成为工人阶级力量在生产领域的机关和在未来社会主义新世界中的工人民主核心。

在1919到1920年的义大利革命，也就是史称「红色的两年」（Red Biennium）内，葛兰西通过《新秩序》号召义大利社会党（Italian Socialist Party ，PSI）以号召「一切权力归工厂委员会」的革命性计划来武装工业无产者和贫农。

毫无疑问，这些思想是杜林工人丰富斗争经验的成果，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十月革命中的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对葛兰西作品的影响。葛兰西在《新秩序》中写下「苏维埃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一种可以适应广大俄国群众许多长久而关键的经济政治需要的不朽社会组织形式」，并非巧合。

在1919年和1920年，葛兰西紧随列宁的脚步，认为有两个对革命进程至关重要的目标。第一，创立能够最广泛地将工人组织起来的阶级斗争及工人民主机关。第二，在义大利社会党和更广大的工人运动中建立一个革命的领导层，与所有的修正主义或中派倾向决裂。屠拉蒂（Filippo Turati）这样的修正主义者和拉扎里(Costantino Lazzari)这样的中派是革命的绊脚石：前者反对革命的必要性，而后者虽然认可革命有必要，但是并不为其做出贡献，也就是在实际上反对革命。

在1919到1920年的义大利革命，也就是历史上的「红色两年」中，葛兰西通过《新秩序》号召义大利社会党（PSI）以号召「一切权力归工厂委员会」的革命性计划来武装工业无产者和贫农。//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葛兰西在义大利社会党中的派系斗争始于1920年11月，当共产主义派在阿马迪奥·博尔迪加（Amedeo Bordiga）的提议下于伊莫拉成立。在1921年一月，这一革命派系于利沃诺分裂出来建立了义大利共产党（PCI）。在利沃诺代表大会上，58873名社会主义战士与整个社会主义青年团跟随了共产主义派，98023人支持中派，而14695人留在在屠拉蒂的修正主义派中。

共产国际支持这一分裂，而它的执行委员会考虑到义大利社会党的左倾领袖塞拉蒂（Giacinto Menotti Serrati）拒绝开除屠拉蒂修正主义派，认定义共而非义大利社会党为唯一的共产国际义大利支部。

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1年6月）上，义大利社会党派遣了一支由拉扎里，玛菲（Maffi）和里博尔迪（Riboldi）组成的代表团申请加入共产国际。这一请求被驳回了，但是共产国际的领导向义大利共产党建议对义大利社会党采取联合阵线战术以吸引那些逐渐转向革命却还没有决定离开塞拉蒂的党的亲苏社会主义者。

在该大会上，托洛茨基于他对世界经济局势的报告中描述了革命运动的退潮和采取联合阵线战术吸引群众以达成过渡时期目标并对抗法西斯主义的必要性。

共产国际意识到义共外的工人无法理解这一次分裂的原因，而仅仅是宣称支持革命是不足以赢得他们的支持的：他们已经在塞拉蒂那里听过这样的话了。共产党人需要进行实际行动来表现出他们的新党的革命性。

不仅如此，因为义大利社会党和总工会对革命的背叛，工人们刚刚经历过一场历史性失败。 在1921年春季，法西斯匪帮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活跃起来，在当地工会，社会党和共产党组织及工人报社纵火。共产党人唯一能够制止法西斯的途径就是提议社会党工人们与他们形成联合阵线。

博尔迪加拒绝采取联合阵线战术并且反对一切与社会党人的「妥协」。对此托洛茨基驳斥道：「我们的准备应该是去创造能够保证我们取得绝大多数群众同情的诸多条件……以所谓先锋队的决定替代群众意志的思想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必须被驳倒」，并补充道：「不能离开群众而进行革命行动，但群众不是由绝对纯粹的元素构成的。」

博尔迪加当时是义共内无争议的领袖。他的看法在新党内拥有绝对的权威，并被葛兰西及整个义共领导层接受。

正因如此，尽管义共宣称自己希望获得群众支持，它还是反对联合阵线战术，坚持认为揭露社会党人的背叛的唯一方法是拒绝与其进行任何合作。他们最多接受在工会内联合阵线，而非在阶级斗争的政治领域。

义共这样的态度帮助了法西斯匪帮取得胜利。当「人民敢死队」（反法西斯组织）成立时，带着与法西斯主义进行街头斗争的意愿，它们激发了工人的热情并吸引著越来越多的社会党人，共产党人与地方工会。义共领导层不顾共产国际的建议，轻蔑地威胁开除加入「人民敢死队」的义共党员。

博尔迪加幻想党仅依靠自己的组织力量和战士就可以阻止法西斯主义降临。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葛兰西开始与宗派主义斗争

从1922年五月到1924年五月，葛兰西被派遣出国（先是去莫斯科，再到维也纳）加入共产国际的决策机构。在这期间，他有机会重新思考一些他之前接受的观点，而这部分地要归功于他与共产国际的领导们激烈的辩论。

他认为1921年1月，也就是义共诞生的时候，是义大利资产阶级的普遍危机与工人运动的危机共同的最关键时刻。尽管这一分裂在历史上是必要和不可避免的，广大群众却既没有准备好也不情愿。

因此他开始反对博尔迪加，批评他对党的观念。这些观念让党愈发地和群众分离。

他拒绝在博尔迪加发起的反对共产国际试图联合义共与义大利社会党国际主义派（所谓的terzini）的请愿上签名。这一情愿受到帕尔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的支持。

在1923年12月，葛兰西提出了建立义共中派以对抗博尔迪加的极端宗派主义与安吉洛•塔斯卡（Angelo Tasca）的右翼思想的想法。对抗博尔迪加派的斗争始于1924年的科莫会议并于1926年的里昂大会上达到顶峰。

在大会上，葛兰西提出的下列提纲以超过90%的得票率通过：

• 全国的工农业工人与贫农应该领导义大利社会主义革命。；
• 工人阶级应该作为广大群众革命进程的核心领导；
• 社会变革的过程需要对现有体系的革命性决裂，换句话说，透过由党筹备和组织的群众起义行动；
• 工人们在「红色的两年」中失败是因为缺少革命政党；
• 义共必须在群众组织中为广大群众眼前的需要和目标而斗争来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这是唯一能够促成群众意识成熟并且促使他们与改良主义组织决裂的途径；
• 联合阵线是这场斗争中的必要工具；在客观形势中，应该根据工农政府的需要来实践这一战术。

自共产国际的四次大会以来，这些提纲构成了义大利共产党新战略的基础：党吸纳了提纲的方针并将其运用于义大利的实际形势中。这样的说法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提纲中仍然存在对最高纲领派（围绕着拉扎里和塞拉蒂的中派）和改良主义者的宗派主义陈述，将他们描述为资产阶级的左翼而非工人运动中的右翼。

不仅如此，这些口号还带有一些并非是社会主义转型需要的改良主义色彩。

但是，在里昂大会上，葛兰西的观点的最严重局限是他对野心勃勃的义共「布尔什维克化」运动的公开支持。这一运动不应被理解为像是在苏俄（联）早期那样的基于俄国经验对其他年轻的共产党的教育，而应该理解为一场政治领导权斗争，包括了在党纪上对「派别活动」的打击，对政治反对派的猎巫运动和处分与开除的滥用。

要理解这一切，就必须考虑到共产国际在列宁去世后的腐化。愈发被史达林主义者牢牢控制的共产国际开始了一场污蔑和威胁左翼反对派，特别是托洛茨基的运动。现在不是仔细分析腐化原因的时候，因此我们推荐托洛茨基的《史达林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保卫十月革命》，和《工人国家，热月反动和波拿巴主义》等作品。

但是，即便在当时的政治气候和义共被迫进行地下工作的情况下，葛兰西仍然坚持捍卫在党内组织派系的权利（这一权利在整个义共历史中都存在争议）。

葛兰西对史达林主义的态度

尽管葛兰西对共产国际和义共的官僚化负一定责任，我们仍然必须认可他的独立判断和最后他对不容异己的党内一神教的拒绝。//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在1927年葛兰西被捕不久前，他代表义共对苏共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他对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内部斗争的态度。

虽然葛兰西并没有直接讨论苏联议程上的问题，但是他信中的绝大多数观点说明他并不支持左翼反对派。

但是，他反对针对左翼反对派的猎巫运动。这一运动为压迫一切党内民主铺平了道路。

在当时的国际政治气候中，葛兰西不合时宜地反对对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的流放并承认他（还有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是伟大的革命家和导师。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当时这些领袖们被诽谤为反革命。

事实上，正在莫斯科的陶里亚蒂尽全力尝试封锁葛兰西的信并全盘反对他的观点。他认为义共应该毫无保留地站在苏共大多数的一边。葛兰西在回复中猛烈抨击了陶里亚蒂：

「……如果我们简单地任由事情发生再为它们的先验必要性辩护，我们将会成为可怜而不负责任的革命者……你的思维方式给我留下了最可悲的印像。」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说尽管葛兰西对共产国际和义共的官僚化负一定责任，我们仍然必须认可他的独立判断和最后他对不容异己的党内一神教的拒绝。

在这种意义上，葛兰西和在他被捕后领导义共的陶里亚蒂有着巨大的区别。

义共的官僚化与对「三人」的开除

陶里亚蒂很乐意简单地执行史达林主义路线，越发把义共转变成苏联官僚外交政策的工具。这一进程得益于史达林主义领导层借十月革命的自吹自擂和义共成员获取准确的苏联国内信息的极度困难，考虑到他们需要进行地下工作。

在1928年，共产国际采取了「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也叫「第三时期理论」的政策。这一理论的核心是在国际范围内，一场革命运动的浪潮正在到来，而在这一背景下的主要敌人是改良主义党和社会党，特别是那些偏左的党，因为它们是帝国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安插的第五纵队。

莫洛托夫在共产国际的一次大会上说：法西斯主义者和社会党人是「双胞胎」，由此改良主义者得到了一个新绰号：「社会法西斯主义者」。

这一理论在全欧洲都是错误的；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错误的「第三阶段」》中驳斥了它。

然而在义大利，这一理论甚至更加荒谬。当法西斯主义掌权，墨索里尼广受支持，无产阶级群众静止而义共仅有一个由地下战士组成的小组织，还有几位主要领导人被监禁时，这一理论却宣称革命前夜就要到来，完全脱离了客观情况。

事实上在1930年，一股反对陶里亚蒂路线的反对派开始组建，由七位义共政治局成员中的三位领导。特雷索（Tresso），莱昂内蒂（Leonetti）和拉瓦佐里（Ravazzoli）反对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并宣传托洛茨基和国际反对派支持的观点。

这「三人」支持许多里昂提纲内反对博尔迪加领导的义共宗派主义道路的基本要素。但是在辩论中，陶里亚蒂诉诸侮辱而不是论证，然后「三人」与大约三十名其他领导很快便被开除出党。

根据他的一些同志的证词，葛兰西似乎受到了对「三人」的开除的负面影响。特雷索是葛兰西最欣赏的学生之一，不过最困扰他的应该是他与那些受开除的同志有着一些相同的看法的事实。

义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时承认葛兰西在当时不会抱有党和共产国际的那些观点。根据党的一位活动家，阿托斯·里沙（Athos Lisa），在1933年的报告，对一些认为法西斯主义即将崩溃而义大利将轻松地从法西斯独裁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主义者的肤浅见解，葛兰西感到愤怒。

安东尼奥·葛兰西的兄弟，詹纳罗·葛兰西，在多年之后作证说安东尼奥赞同莱昂内蒂，特雷索和拉瓦佐里的观点，不赞成对他们的开除，而且不接受共产国际的路线。根据亚历山德罗·佩尔蒂尼（Sandro Pertini）的证词，葛兰西也不赞同「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

在于狱中写下的一篇文章中，葛兰西构思了一场要求直接普选和匿名投票的立宪会议——18岁及以上的男女公民皆可参加，而这与「三人」在1930年致托洛茨基的一封信中提出的要求相同。他们的共识不是巧合。

托洛茨基在回信中写道：「正是在这些过渡性纲领的帮助下，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产生了。这时共产主义先锋队需要争取整个工人阶级的支持，而后者需要让该民族的全体受压迫群众团结在它的周围。」

事实上，托洛茨基和葛兰西是唯二能够合理描述法西斯主义的特性的国际领袖。在他们看来，法西斯主义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反动运动，而且也是一场城市与农村小资产阶级试图摧毁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从工人党到工会，甚至包括工人合作社和娱乐组织的群众运动。

我们不清楚如果葛兰西没有在「第三时期」的转折中被监禁，他会做什么。也许他会加入左翼反对派，也许他会呼吁「党的团结」，像他在1926年做的那样。

不过重点是葛兰西在与外界隔离，难以获取信息的艰苦条件下，提出了比共产国际的领导们的理论准确得多的观点。那些领导们不仅一直在参加政治斗争，还能够运用几个群众党的经验和信息来帮助他们判断如何做出政治取向。

这说明了葛兰西在政治上的伟大，也显示了史达林主义在工人运动中造成的灾难。

《狱中札记》

在十年的监禁中，葛兰西进行了大量的写作。于1948年首次出版的《狱中札记》，是葛兰西在法西斯的审查下写下的。因此，葛兰西被迫使用了常常是含糊不清的而且是偏社会学的而非政治性的语言。事实上，写下《狱中札记》的葛兰西与写下《新秩序》或《里昂提纲》的那个葛兰西十分不同。

一些《狱中札记》里的精妙反思却被（尤其是被战后的义共领导）用来宣称葛兰西在这一时期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治权力的过程产生了渐进主义的思想。

其中最具争议性的是对「霸权」（hegemony）概念的解读。

首先，不可不说的是「霸权」的概念并非只属于葛兰西的理论，因为它传承自俄国社会民主党早在20世纪初的理论。

「霸权」一词也被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上的提纲所使用，用来描述无产阶级在全体受压迫阶级反抗资本的运动中掌舵。

在第四次大会的提纲中的一段里，这一概念的意义扩展了，而「霸权」一词被用来定义资本主义中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

这是共产国际中「霸权」一词被用于这一方面的唯一例子，而在某种程度上这是葛兰西的出发点，由此他会进行对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之霸权的深邃反思。

葛兰西试图分析的问题是：在西方——它的资产阶级毫无疑问比俄国的更加根深蒂固，并且还建立起了一套不仅能管理社会，还能与工人取得共识的体系，革命应该是怎样的呢？据葛兰西所说：「在东方，国家就是一切，而公民社会是原始和停滞的；在西方，国家和公民社会有着更加合适的关系，而当国家摇摇欲坠时其公民社会的坚固结构便显现出来了。国家只不过是外层的战壕，后面还有碉堡和土垒构成的强大体系……」

对西方来说，怎样的革命战略是必要的呢？葛兰西认为俄国革命所使用的「运动战」（war of movement）在西方是不切实际的，而「阵地战」（war of position）才是正确的。他声称列宁也认同这一结论，并以联合阵线战术作为他的答案。

因此他批评了提出了不断革命论，运动战理论和政治军事领域的正面冲突理论的托洛茨基。我们认为这一批评是有失公允的。葛兰西错误地把托洛茨基与博尔迪加还有德国共产党人——他们于1921年三月在没有群众支持的情况下发动了起义，导致了巨大损失和德共的惨败，让德共为这一盲动主义行为付出了惨痛代价，等同起来。

这说明葛兰西很可能从未读过《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与列宁一样是联合阵线战术的主要设计师之一，他猛烈地批评了德共在21年三月的宗派主义行为，并且正如他的军事作品显示的那样，他在军事上反对伏龙芝和图卡切夫斯基这样的「进攻理论家」。考虑到这些，葛兰西对这一理论的解读至多是专断的。

当今的左赞美葛兰西，却没有真正理解他的伟大革命思想。//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事实上，革命前的俄国公民社会并非那么「停滞」（gelatinous）。除此之外，葛兰西实际上在向自己提出一个无法在图里监狱里简单回答的问题。事实上，葛兰西从未为西方革命问题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

共识问题（question of consensus）无疑是葛兰西的反思中的要素之一。在《狱中札记》中的一处，葛兰西似乎声称（虽然也有与之冲突的文章）西方的党必须比1917年的俄共争取到更广泛的共识，因为他们的敌人更加强大并且更多地通过共识而非强制来统治。在某种意义上，在议会民主制中这种说法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即便共识和强制是资产阶级统治中根据形势而分别采用的两种手段。

对于革命而言也是如此。在革命进程中，虽然工人阶级成为了社会中的霸权力量，但是要获取共识，暴力仍然是必要的（自然，这种暴力是建立在群众而非个人上的：少数服从多数），因为工人阶级需要以暴力对抗反革命力量。

工人阶级必须赢得大多数人的认同，甚至有时夺权后还需要向中等阶级让步（新经济政策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的事实并不意味着社会转型不能通过革命的起义而发生。

《狱中札记》中没有一处质疑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念，证明了葛兰西的思想在本质上是革命的与共产主义的。

还应该指出，葛兰西对党的观念是典型的：一个革命党应由受教育的马克思主义干部组成。 当他说党完全由知识分子组成时，他的意思显然并不是对工人或绝大多数群众关上大门。他指的是一个政治水平高的党，由有意识地参加党的各方面活动并做出贡献的战士而非仅仅是纸面上的成员组成。

葛兰西还有一项伟大的贡献——他给我们提供了从无产阶级视角出发的义大利复兴运动史，以对抗「义大利的统一」这种资产阶级花言巧语。对义大利的现实情况所知甚少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少触及这一方面，尤其是很少批评民主派马志尼（Mazzini）和加里波第（Garibaldi），原第一国际成员，在复兴运动中的反革命地位。

葛兰西对加里波第和民主派对加富尔领导的自由派和王室的服从给出了无情的分析。（他认为）复兴运动是一场未竟的资产阶级革命，因为义大利资产阶级太软弱而不敢摆脱国王和贵族。

因为义大利资产阶级不仅进入世界舞台晚，还在经济上弱小，它和法国的雅各宾党人非常不同，选择了与贵族结盟而非对他们发起直接进攻。民主派参加了这一联盟，并归根究底，帮助了该联盟的意图。

事实上，当加里波第的千人队到达西西里时，贫农们决定借机占领大地主的土地，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主要任务，可是他们被加里波第和比克肖（Bixio）而不是波旁王室的军队杀害了。

这一历史性的背叛是义大利南方落后的根源，而据葛兰西所说，说明了资产阶级在解决农业问题上无能为力。这一问题只能通过一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得到解决。因此，对葛兰西来说，在资本主义下不能解决南方落后的问题。

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反思在今天是如此的切合实际，而义大利左翼又如此地对其置若罔闻。他们赞美葛兰西，却没有真正理解他的伟大革命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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